20世紀40年代的和平建國運動與自由主義
    作者：沈華
    來源：作者賜稿《儒家郵報》
    時間：西曆2011年6月20日
    
    
    
    作者簡介：沈華，西曆一九七二年生，江蘇蘇州人，農工民主黨員。蘇州大學哲學博士，蘇州科技學院曆史係副主任，副教授。主要合著有：《分職定位——曆代職官製度》（長春出版社2005年版）、《太湖稻俗》（蘇州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周秦漢魏吳地社會結構研究》（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
    
     
    
    內容提要：20世紀40年代，以民盟和其他民主黨派為代表的中間力量發起了一場以民主、自由為價值取向的和平建國運動，這可以看成是自由主義自19世紀末傳入中國後，經過半個世紀積累的結果之一。盡管這場和平建國運動到最後無疾而終，但仍然可以顯示出在20世紀40年代，自由主義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有著較大影響力，以及當時的自由主義者對中國民主政治的執著和努力。
    
    
    關鍵詞：和平建國  自由主義  民主黨派
    
     
    
    20世紀上半葉，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共同成為對中國社會產生重要影響的三大社會思潮之一。作為一種價值觀念或社會思潮，自由主義對中國社會的現實政治同樣產生了重要影響，不論是立憲君主、國會選舉，還是聯省自治、好人政府，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由主義的價值關懷和理念，隻不過當時自由主義的影響仍然過於單薄。至20世紀40年代，自由主義的力量終於漸趨規模，這主要體現在如何建國、建什麽樣的國這一係列重大問題上，自由主義者發出了不同於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呼聲。相當一部分自由知識分子不滿於國、共兩黨的建國途徑，他們希望在中國實現一種民主、自由的建國方式，實現民主政治，從而引領中國真正走向富強和統一，並且他們亦真誠的認為，這種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這也正是當時一度成為輿論焦點的第三條道路。從現實政治的角度看，20世紀40年代的這場和平建國運動，隨著國民黨越來越不能容納異已力量並與共產黨最後走上全麵武力對抗後終歸於鏡花水月，但從自由主義的角度看，這場和平建國運動足以說明彼時自由主義的影響之巨，並留給我們頗多值得珍視的曆史經驗和資源。
    
     
    
    一、自由主義的和平建國運動
    
     
    
    大致來說，“自由主義既是一種學說、一種意識形態，又是一種運動，而且在許多國家成為一種占主導地位的製度”。[[1]]8換言之，自由主義一直是西方近代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思想學說，並已經成為西方社會的主要建構原則，甚至成為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其主要原則表現為個人主義、平等、自由、多元等，在政治方麵則主張以暴力的手段實施憲政，保障個人權利、實行民主政治。[[2]]清末民初，自由主義開始傳入近代中國，自由主義在中國盡管可以從傳統文化中汲取若幹養份，但就整體而言隻能說是舶來品，是西學東漸的產物。自由主義傳入中國後，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雖然不能同西方社會同日而語，但同樣展現出一種蓬勃的生命力，尤其對知識分子群體而言始終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從嚴複、梁啟超到20世紀20、30年代的胡適派學人等，再到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教授們等等，都是自由主義的忠實信徒。借助於這些堪稱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的大力推廣，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史上始終占據著重要一席。
    
    40年代的自由主義者根據他們與政府、政治體製、權力中心的距離，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走“第三條”道路的的組黨型、寄希望輿論幹政的議政型和融入政府的參政型三種類型。[[3]]組黨型自由主義者主要指以民盟為中心的一大批知識分子，他們是主張和平、民主建國的主力軍，並身體力行；議政型自由主義者主要集結在以《觀察》、《大公報》周圍的一批教授和學者，他們支持前者的主張，但作為專業知識分子，他們並不付諸行動；參政型自由主義者以加入國民政府的一批學人為代表，如翁文灝、丁文江等。本文關注的焦點主要在前兩類自由主義者身上。
    
    抗戰後期的政治局勢為組黨型自由主義者提供了絕佳機會，1941年3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正式成立，1944年9月又改稱為中國民主同盟。此時，國際反法西斯同盟優勢的日趨明朗，日本的失敗隻是時間問題，於是以民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關注的焦點和全國民眾一樣，逐漸轉向如何構畫一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國。1945年1月15日，民盟針對蔣介石的新年文告發表《中國民主同盟對蔣介石新年文告發表時局宣言》的第一條稱：“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權”，第二條稱：“召集黨派會議，產生戰時舉國一致之政府；並籌備正式國民大會之召開及憲法之製定。”[[4]]36－37這是民盟較早提出的和平、民主建國主張，也是民盟自成立以來的一貫主張。
    
    1945年7月7日，國民參政會召開，主要討論召開國民大會。表麵上看，這是國民黨準備和平建國的先聲和表現，但由於參政會十分之八的參政員都是國民黨黨員，根本無法代表民意，因而民盟不但予以堅決反對，還詳細提出了自己的和平、民主建國方案，包括6個步驟：“一、召集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民主同盟三大政團的圓桌會議；二、在這圓桌會議上，由三大政團共同推定國內無黨派的代表人士，請其前來共同參加會議；三、由這種圓桌會議產生舉國一致（包括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代表人士）的聯合政府；四、由聯合政府再撰寫（擬定）人民代表，組織憲法起草委員會，從新起草憲法；五、由聯合政府從新起草國民大會組織法與選舉法，依據這種新的法律，從新選舉真正代表民間（民意）的國民大會；六、由聯合政府如集（召集）新選的國民大會代表製定憲法，實施憲政，並實行真正的還政於民。”[4]46－47這一文件雖以雲南省支部的名義發出，但其中的民主建國方案卻頗為周詳細致，完全符合民盟的一貫立場，所以到1945年10月11日，民盟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政治報告提出三個問題：“政治會議”、“聯合政府”、“國民大會”，[4]78-87可以說就是這6個步驟的概括。在“政治會議”、“聯合政府”、“國民大會”這三個問題中，民盟又最為重視成立一個匯聚多方力量的民主聯合政府，稱其為“中國和平、團結、統一的唯一的途徑”。[4]80著名理論家張東蓀進一步解釋稱，從國內、國際各方麵因素來看，“聯合政府是解決一切困難的總匙”。[[5]]這樣的聯合政府包括了國、共和第三方勢力如民主黨派，而且國、共兩黨亦是除卻武裝、和其他民主黨派處於平等地位的政黨，隻有這樣的聯合政府，才能完成編遣軍隊、平息黨爭的重任。
    
    毫無疑問，以民盟為代表的和平建國主張得到了絕大部分自由知識分子、乃至全國人民的極力讚同，這部分知識分子借助於公共傳媒表達了他們的共同心聲，尤以曆來被譽為輿論重鎮的《大公報》最為典型。1945月8月28日，毛澤東應蔣介石邀請專機飛往重慶共商國事，對此《大公報》次日社論的不但直接以《毛澤東先生來了！》為標題，更在文中歡天喜地的稱：“在抗戰已告勝利，明碼（盟友）業已結成，我們再能做到和平，民主與團結，這豈不是國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6]]喜悅之情溢於文字。遺憾的是，之後的局勢發展完全令國人失望不已，當國共雙方兵戎相見後，《大公報》更是痛心不已，先以一篇社論《不堪想像國家的前途》痛陳：“凝視全國，漆黑一片；瞻望未來，萬丈深淵”，道出所有自由知識分子的共同心聲。隨後，《大公報》於1946年11月4日發表社論《做一個現實的夢》，設想假使年初的停戰令確實有效，年初的政治協商會議確實實行，那麽就會出現下列若幹情形：“國民政府業已改組，毛澤東周恩來張君勱曾琦莫德惠等都在國府委員會席上與蔣主席孫科宋子文等環坐討論國事了。行政院亦已改組，各黨派都有人為部長，是一個舉國一致內閣的規模。……改組後的國民政府，一麵在逐步做著整軍的工作，同時根據憲法，在籌備普選。”[[7]]雖然是一個夢，但想像的情形與民盟的綱領和主張可謂完全一致。
    
     
    
    二、和平建國運動的自由主義背景
    
     
    
    歸納起來看，20世紀40年代和平建國運動的具體路徑，就是通過多邊協商的圓桌會議，建立起一個容納國共兩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等多方力量參與的聯合政府，然後逐步走上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的憲政之路。可以說，這一建國途徑充分體現了自由主義精神，完全以自由主義的民主和憲政原則為指導。這一建國方案不僅獲得了大部分自由知識分子的讚賞和支持，並在全國造成了廣泛的聲勢和影響，即便是一直籌劃以強硬武力來解決問題的國民黨，也不得不在表麵上支持自由主義的這種建國方案。正因為如此，透過20世紀40年代的這場和平建國運動，可以斷言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曆經半個多世紀的艱難發展，終由涓涓細流匯聚而中國社會中不可忽視的一股重要力量。
    
    20世紀上半葉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脈絡大體上可構勒如下：嚴複、梁啟超所處的清末民初看成是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發展的第一階段，這一時期也是近代中國剛剛接觸西方自由主義的時期。從新文化運動到抗戰可以看成是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第二階段，以胡適為核心的一大批學人先後以《努力周報》、《新月》、《獨立評論》等刊物為據點，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舞台發出了頗具影響力的聲音。第三階段則是抗戰後期到新中國成立之前，特別是在抗戰接近尾聲時，一大批自由知識分子紛紛撰文立說，闡述各自的政治主張和文化主張，其“聲勢之浩大，為20世紀中國思想史上絕無僅有。”[[8]]207而且，此時自由主義更“從一種觀念的存在，轉變成為一種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存在。這是中國曆史上空前未有的重要現象。”[[9]]
    
    1941年3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秘密成立，1944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改團體會員製為個人申請參加。在民盟成立以前，也有一些自由知識分子嚐試組織政黨，最早如梁啟超在民國初年組建的進步黨，胡適早在1926年也萌發出組建中國自由黨的意圖，他在當年8月3日的日記中稱：“我應該出來作政治活動，以改革內政為主旨。可組一政黨，名為‘自由黨’。”[[10]]239抗戰勝利後，胡適周邊的自由分子還多次催促胡適將組黨之念付諸實施，但胡適出於種種考慮，終未落實。近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組建政黨的真正嚐試肇始於1932年，由張君勱與張東蓀、羅隆基等在北平秘密成立中國國家社會黨，此後，國家社會黨一直活躍在近代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民盟的成立可以視為近代自由主義政治力量在中國的一大突破，較之於胡適始終停留在紙上的構劃和影響力較為欠缺的國家社會黨，民盟幾乎囊括了當時中國除任職於國民政府的所有自由知識分子，包括“三黨三派”，著名人士如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章伯鈞、左舜生、李璜、羅隆基、梁漱溟等。民盟雖然自稱僅僅是一個聯合體，本身不是一個政黨，而是許多黨派的聯合，但從民盟的組織框架及其具備的鮮明宣言、綱領等來看，視民盟為政黨並無不妥之處。民盟成立以後，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等其他民主黨派也紛紛成立。
    
    從自由主義的視角出發，民盟成立的確可以看成近代中國自由主義從價值觀念到政治組織的結果。作為一種價值觀念的自由主義，主要停留在理論層麵的介紹和探討，對近代中國社會主要起著一種傳播和推廣自由、民主、憲政等觀念的啟蒙作用，嚴複、梁啟超等學者在這方麵的貢獻可謂功莫大焉。而作為一種政治組織的自由主義，主要以信奉自由主義原則的政黨形式出現。民盟雖然不曾公開聲稱自己是一個自由主義政黨，但就民盟的各種主張和立場來看，其受自由主義的影響是不爭的事實，民盟的組成者也大都是自由知識分子，促進民主、實施憲政自然成為民盟最根本的立足點。因而，民盟和其他民主黨派的成立，及其所提出、受到全國多數民眾讚同的符合自由主義原則的和平建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經過長期的積累和醞釀，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運動和聲勢終於進入了巔峰時期。
    
    當然，20世紀40年代自由主義力量的高漲，還受益於國際上自由主義思潮複興的強力支持，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就被知識分子普遍認為是自由、民主戰勝極權、專製的結果，“這次世界大戰，的的確確是個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戰爭；這次世界大戰的結果，的的確確確是個民主主義的勝利”[4]72。除此之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中國未來的成長所給予的厚望，可能也在精神上使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獲得了鼓舞”。[[11]]96事實上，這種支持由來已久，費正清先生曾經明確指出，“我們在中國培養自由主義已有百年之久。我們的傳教士曾帶去個人價值的信息。——中國教育、新聞、銀行、工業等方麵的領袖人物曾學習我們的榜樣。我們所知的近代中國，就是由那些借鑒我們經驗的人建立起來的。”[[12]]311費正清所言並無太多誇飾，他的觀點亦得到美國官方的認可，美國總統杜魯門在1945年12月15日的對華政策聲明中坦率承認：“美國知道目前中國國民政府是一黨專政的政府”，同時認為“假使這個政府擴大其基礎，容納國內其他政治力量的分子，那麽中國的和平、團結和民主的改革才能推進。所以美國堅強地主張，中國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的全國會議，應該對於使這些力量在中國國民政府中，都能得到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權的諸辦法，成立協議。”[[13]]811-8121947年馬歇爾將軍國共調停宣告失敗後，在離華前發布的聲明中特別指出，中國問題的解決，“惟有使政府中與小黨派中之自由分子居於領導者的地位，此種自由分子為優秀人物集合，惟仍缺乏政治權力以發揮其支配作用的影響。”[13]1586杜魯門與馬歇爾所寄希望的，是中國的自由主義力量能夠進入政府，惟其如此中國真正走上民主、自由之路，從當時的局勢發展看，不過是一種美好的願望罷了，但兩位美國領導人的聲明仍然給了中國的自由主義巨大的信心鼓舞當是不爭的事實。
    
     
    
    三、和平建國運動的挫折和意義
    
     
    
    自由主義的和平建國方案雖然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但現實卻是無情的。1946年1月政協會議在重慶召開，這一度令中國所有的社會階層都倍感鼓舞，畢竟，這是一個“各黨派及無黨派知名人士都平等參加的、具有高度代表性的民意會議”，[13]序言在中國曆史上可謂空前。遺憾的是，此後局勢的發展與政治協商會議的精神基本上背道而馳，伴隨著內戰日益升級，11月遭到各民主黨派抵製，隻有國民黨和青年黨、民社黨參加的“國民大會”召開，並製定了《中國民國憲法》，盡管這部憲法在張君勱的苦心構畫下，並非全無是處，但沒有中共和民主黨派參加的國民大會已經在事實上宣告了和平建國方案的失敗，意昧著作為一種價值觀念的自由主義的挫折。此後，民盟及其他社會賢達人士仍然為調停國共而奔波，但隻是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努力罷了。1947年3月，國民黨政府下令京滬渝等地中共辦事人員限期撤離，10月又悍然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又意昧著作為一種政治組織的自由主義的重大挫折。
    
    20世紀40年代隨著抗戰接近尾聲，作為價值觀念和政治組織的自由主義，一度風起雲湧、蔚為壯觀，但旋即為嚴酷的政治專製所壓製，究其原因，與國民黨政府一意孤行，自始至終走以武力解決問題的道路有著直接關係，用儲安平的話來說就是“現政權當讓不讓，可和不和，應改不改，要做不做，還是迷信武力，圖以武力解決一切。”[[14]]97
    
    國民黨雖然也提聯合政府、憲政政府等，但更多表現為一種策略，其前提條件是取消共產黨的武裝。蔣介石在1946年元旦的廣播演講中曾一再強調，“唯有統一的國家，才能順利推行憲政，保障民主製度”，[13]16並一再要求中共取消武裝力量。1946年8月13日蔣介石又發布文告，視中共視為破壞民主憲政大道的罪魁禍首。自由主義勢力主張和平解決問題，因而同樣主張軍隊國家化即中立化，但前提即卻是先建立一個真正的聯合政府，這一點恰恰是國民黨始終不肯做到的。因此針對蔣介石8月13日的指責，民盟於次日一針見血地指出：“民盟向不讚成任何政黨有武力割據、民盟現為一尊循憲法、和平合法之政黨，但民盟未得合法平等之待遇，民盟領導人物在北平被綁架，在昆明遭暗殺，在此事存在之一上，有武力政黨如何敢放下其武力。”[4]211至於口口聲聲支持並寄希望於中國自由主義力量的美國人，實際上卻以對國民黨的偏袒和軍援的方式，在事實上大大助長了其以武力解決中共的決心和信心。1946年4月，桂林文化界曾以公開信的形式呼籲馬歇爾“切勿協助任何一方運送軍隊前往東北，亦不可供給武器助長內戰”，[13]1285但眾所周知的是，美國人的軍援持續了隨後的三年內戰，以致於費正清承認，“我們對國民黨的支持已成為事實。……不待真正代表中國的聯合政府成立，我們便開始為五億美元的貸款進行談判；除戰勝日本後已經支付的六億美元以外，還答應根據租借法繼續提供援助；出售軍事物資，轉讓艦船；訓練中國海軍，如此等等。所有這一切，僅對實行一黨專政而不求改革的中國政府有利，從而也就加強了公開準備反共內戰的國民黨右派的力量。”[12]310
    
    除上述因素之外，還有觀點認為和平建國運動的受挫歸結為近代中國自由主義自身的局限以及社會土壤的貧瘠。早在1947年，儲安平先生就在《觀察》上指出民盟是一個“很勉強集合而成的政團”，特點就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14]104再到60年代，殷海光先生將“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範圍擴大到“中國的自由主義者”，[[15]]255遂為定論。[[16]]
    
    本文認為，上述學者的觀點當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我們不從成敗論英雄的傳統視角出發，那麽20世紀40年代的這場自由主義的和平建國運動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麵頗具有彌足珍貴的意義：其一，成立聯合政府、實施憲政法治的和平建國主張不僅得到了幾乎是所有自由知識分子的擁護，同樣得到了共產黨方麵的全力支持，即便是國民黨方麵也不得不在表麵上作出擁護的姿態，可見和平建國主張已經風行全國，成為全國民眾的共同心願和呼聲，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視為自由主義思潮影響近代中國的結果。事實上，從嚴複、梁啟超算起，中國人接觸自由主義不過區區五十餘年，僅半個多世紀就自由主義就能對極其缺乏自由傳統的中國社會發生如此巨大的影響，這正說明了自由主義的巨大魅力。由此可以認為，作為一種築基於西方社會的外來學說，自由主義在整體上可能並不完全適合中國社會，但自由主義的基本精神和理念，很可能可以得到中國多數社會階層和成員的認同。
    
    其二，20世紀40年代的這場和平建國運動給後人留下的最珍貴遺產，莫過於這批自由知識分子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對自由主義的堅定信仰和理念。國共兩黨全麵內戰後，自由知識分子群體中也出現了分化，但他們中仍有相當一部分成員，依舊是自由主義最堅定的信仰者，他們看得很清楚，自由主義的和平建國運動本身雖然宣告失敗，但這並不意味著自由主義者努力的目標即民主政治的失敗，施複亮對此有一段深刻的概括：“自由主義者，可能不是革命者，但必然是民主主義者。中國民主政治的實現，必然有待自由主義者的努力。……自由主義者的這種努力，在個人方麵也許要歸於失敗，但在民主政治的促進上決不會失敗，尤其在民主政治的教育上更不會失敗”。[[17]]當後人檢視這段曆史時，不能不折服於體現於這批知識分子身上的自由主義精神，和平建國運動可以無疾而終，民主黨派可以被宣布為非法，但自由主義者追求民主、自由，促進民主政治的努力卻不可能被抹殺，所謂薪盡而火傳，今日我們要進一步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那麽半個多世紀以前的那場和平建國運動及其背後的自由主義精神仍然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對象。
    
    
    注釋
    
    
    [[1]] 李強.自由主義.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2]] 自由主義是一個較為複雜的概念，對這一概念的梳理，還可參見顧蕭：《自由主義基本理念》，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江宜樺：《自由民主的理路》，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喬·薩托利：《民主新論》，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3]] 對近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分類，詳可參見俞祖華、趙慧峰：《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類型及演變格局》，載鄭大華主編：《中國近代史上的自由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
    
    [[4]]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資料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曆史文獻（1941——1949）.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
    
    [[5]] 張東蓀.追述我們努力建立“聯合政府”的用意.觀察.第2卷第6期.1947年4月5日.
    
    [[6]] 毛澤東先生來了.大公報.1945年8月29日.
    
    [[7]] 做一個現實的夢.大公報.1946年11月4日.
    
    [[8]] 啟良.20世紀中國思想史.北京：花城出版社，2009.
    
    [[9]] 耿雲誌.關於近代思想史上的自由主義.中國文化研究.2008年夏之卷.
    
    [[10]]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4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1]] 謝泳.儲安平與《觀察》.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
    
    [[12]] 費正清.1946：我們在美國的機會.陶文釗選編.費正清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13]] 重慶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等.政治協商會議紀實.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
    
    [[14]] 儲安平.中國的政局.張新穎編.儲安平文集（下冊）.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
    
    [[15]] 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
    
    [[16]] 如許紀霖先生指出：“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始終隻能在部分知識分子中流行，卻無法成為激勵社會各階層，尤其是勞苦大眾為爭取自身解放的思想旗幟。”（《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下卷，第1頁，東方出版社中心，2006年版）耿雲誌先生斷定作為思想的自由主義，在我國的教育、文化等領域的影響不容忽視，“但作為政治力量的自由主義，它所發生的影響，幾乎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關於近代思想史上的自由主義》）
    
    [[17]] 施複亮.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觀察.第3卷第22期.1948年1月24日.
    
    
    （原文載於《江蘇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0年5期）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