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作者：秋風

來源：互聯網

       一、局勢已處於(yu) 危急狀態 

     
      當前，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hui) 諸領域的形勢持續惡化，不安定因素劇增，不穩定局勢加深，全麵危機爆發的跡象日益明顯。
    
      (一)政治形勢危急
     
    最明顯的標誌是，官民對立已經達到相當尖銳與(yu) 嚴(yan) 重的程度。由於(yu) 公信力喪(sang) 失殆盡，對公權力的不信任、仇視、抵製與(yu) 抗爭(zheng) 已日甚一日，以至發展到了經常公然對峙的地步。問題不在於(yu) 民，而在於(yu) 官。道理很簡單：非民選的政府通常總是漠視民意和冷酷自私。
    
    更嚴(yan) 重的問題在於(yu) 腐敗。致命的問題更在於(yu) 借以製止腐敗發生的真正有效的製度設置，在現行社會(hui) 政治條件下已經行不通。隨著權力喪(sang) 失道德自製力的狀況愈演愈烈，問題變得越來越明顯，對權力腐敗現象的控製已經失去了政治上的可行性。腐敗並不可怕，也不可悲。形成這種不可收拾的局麵，才是真正可怕、真正可悲的。
    
    權力腐敗嚴(yan) 重蔓延與(yu) 泛濫成災的結果，勢必瓦解其政治基礎，最終導致政治失敗。能夠有效製止腐敗發生的製度設計與(yu) 安排，其實並不難找，西方文明早已對此提供了成功的經驗。與(yu) 其揚湯止沸，何如釜底抽薪。除了那種唯一有效的辦法外，所有可以想到的其它辦法都嚐試過了，結果沒有例外，也不可能有例外。問題不在於(yu) 是否行得通，而在於(yu) 是否真正有誠意、願望和決(jue) 心。
     
        (二)經濟形勢危急
     
    最突出的表現是，現存經濟結構嚴(yan) 重失衡，但難以找到及時調整與(yu) 轉變的有效出路；現行經濟製度的潛力，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當前經濟政策的選擇，也已陷於(yu) 進退維穀的困境。
    
    當前形勢不是經濟是否再次探底的問題，不是經濟是否已經走出穀低的問題，甚至也不是經濟何時走出穀低的問題，而是社會(hui) 是否已經真正開始為(wei) 近幾十年來一貫推行的政府主導經濟發展模式付出代價(jia) 的問題。
    
    對於(yu) 一個(ge) 政權來說，在其政治合法性喪(sang) 失了堅實牢固的基礎之後，謀求以單純的經濟發展成績作為(wei) 合法性替代品，在短期內(nei) 似乎是有效的，但在法理上卻是無效的，從(cong) 長期看是危險的。必須認識到，政權的合法性隻能由真實體(ti) 現民意的民主選舉(ju) 結果來賦予，因此合法性屬於(yu) 政治範疇，不是經濟範疇。對於(yu) 政權的合法性來說，經濟狀況的優(you) 劣既非其主要來源，也非其重要來源，更非其唯一來源。顯然，從(cong) 法理上看，在某個(ge) 社會(hui) 中，即使其經濟狀況不佳，隻要經由民主選舉(ju) 程序上台，政權的合法性就不成問題；反過來，盡管經濟形勢良好，倘非經由民主選舉(ju) 程序上台，政權的合法性也不能自然獲得。無論何種社會(hui) 共同體(ti) ，如果其統治者的合法性單純係於(yu) 經濟成效，那就既缺乏法理基礎，也缺乏道義(yi) 根據，勢必難以持久。合法性不能寄宿於(yu) 經濟，隻能回歸政治。否則，經濟危機爆發之日，就是政權的合法性徹底喪(sang) 失之時。
    
        (三)社會(hui) 形勢危急
    
    最直接的證據是，當前用於(yu) 維持國內(nei) 秩序穩定的財政開支，竟然同國防費用不相上下。這是一個(ge) 不祥的信號，表明社會(hui) 矛盾朝對抗性方向轉化的具體(ti) 表現與(yu) 發展趨勢越來越顯著。
    
    權力腐敗失去控製，意味著政治上陷於(yu) 慢性自殺；城市房價(jia) 失去控製，意味著經濟上陷於(yu) 慢性自殺；生態破壞與(yu) 環境汙染失去控製，意味著使自然環境陷於(yu) 慢性自殺。而秩序持久過度依賴暴力得以控製，則意味著使社會(hui) 陷於(yu) 慢性自殺。合而觀之，社會(hui) 的主要領域與(yu) 自然生態及環境保護已陷於(yu) 失控狀態，而社會(hui) 的特定反應與(yu) 人民的權利訴求及意誌表達則處於(yu) 強力控製之下，最終將意味著一個(ge) 民族與(yu) 國家正陷於(yu) 慢性自殺。
    
    也不難理解，國家如果走到這一步，以至於(yu) 動用暴力工具無所顧忌，腐敗無孔不入，權力意誌肆虐，叢(cong) 林法則盛行，將會(hui) 發生哪些反應，造成哪種局麵。社會(hui) 離心離德的跡象日益明顯，文化、知識或技術精英紛紛移民海外或長期滯留不歸，以及貪官中飽私囊後爭(zheng) 相外逃，已經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國家的凝聚力日益下降，政府機關(guan) 公信力喪(sang) 失與(yu) 社會(hui) 信任缺失，以及不安定因素居高不下，也已經有力地表明了這一點；民族團結與(yu) 統一的紐帶日益鬆弛，邊疆地區持續存在的緊張局勢，以及台灣與(yu) 香港地區的民意動向與(yu) 趨勢，同樣已經確切地表明了這一點。更不用說，信仰危機、道德危機及誠信危機的存在與(yu) 表現，早已成為(wei) 不爭(zheng) 的事實，其危害之廣泛，惡果之巨大，影響之深遠，已經使社會(hui) 陷於(yu) 走投無路的精神處境。
    
    綜上所述，危機全麵爆發的征兆已經無可置疑。無可奈何花落去，山雨欲來風滿樓。壓迫社會(hui) 變局的大勢已經不可逆轉。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眼看即將落下。高懸在國人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正在搖搖欲墜。
    
     
    二、國家正麵臨(lin) 嚴(yan) 峻考驗
    
    
    必須承認，社會(hui) 諸領域所表現的顯著的危機特征，其實已經眾(zhong) 所周知，人們(men) 對此早已心照不宣。無可諱言，問題不在於(yu) 危機是否已經開始逼近，而在於(yu) 它何時全麵爆發。
    
    誠然，它雖然已對社會(hui) 生機造成了重創，以至怨聲載道，亂(luan) 象叢(cong) 生，但其威力尚未足以對整個(ge) 現行社會(hui) 秩序加以摧毀。原因不難看出，在現行秩序陷於(yu) 如此不公正的狀態之後，其所以迄今仍然得以勉強維持，主要得益於(yu) 如下三個(ge) 因素：龐大的既得利益隊伍的效忠，強大的國家暴力機器的威懾，以及普遍表現出來的國民性怯懦與(yu) 苟且。
    
    即使如此，隨著社會(hui) 形勢與(yu) 生存處境不可避免地繼續惡化，特別是由於(yu) 財富分配不公趨勢持續擴大，社會(hui) 兩(liang) 極分化現象日益嚴(yan) 重，已經達到令人難以忍受的程度，並且無法及時找到切實可行、真正有效的控製辦法，形格勢禁、積重難返的結果，就連那些借以維持統治的最低限度的社會(hui) 政治條件也變得難以為(wei) 繼。政府維持現狀的警力調用變得越來越頻繁，維持秩序的負擔變得越來越沉重，頂住抗爭(zheng) 與(yu) 維權活動的壓力越來越吃力，擺脫遭到敵視與(yu) 對抗的困境越來越困難，避免國家分崩離析結局的任務越來越艱巨。
    
    對不公正、不合理的現實秩序的壓迫進行種種抗爭(zheng) ，包括采取某種激烈反抗行動，從(cong) 中國社會(hui) 曆史的革命傳(chuan) 統看，就具有天然的道義(yi) 根據與(yu) 正當性。這些原則與(yu) 原理，毫無疑問都為(wei) 革命與(yu) 改革的領袖人物所承認、所讚同。那種明知故犯，出於(yu) 自私自利的卑劣動機，不惜通過鎮壓抗爭(zheng) 活動，力圖使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免於(yu) 被拋棄命運的可恥行徑，同昔日中國曆史上的革命對象與(yu) 革命敵人的曆史表現如出一轍，毫無二致。
    
     
     三、改革必須打破清規戒律
    
     
    問題就擺在那裏，情況就是如此。剩下的問題隻是願意不願意正視、敢於(yu) 不敢於(yu) 承認而已。即使無視之，否認之，它們(men) 也不會(hui) 因此而消失。它們(men) 的存在、表現、發展以至結果，其客觀性不會(hui) 以人們(men) 的主觀意誌為(wei) 轉移。
    
    良藥苦口利於(yu) 病，忠言逆耳利於(yu) 行。是應當挑明問題症結所在，促成人們(men) 衝(chong) 破思想禁區，擯棄政治教條，擺脫習(xi) 慣禁錮，重新審查與(yu) 反省改革的基本方針、政治禁忌與(yu) 思想顧慮的時候了。
    
     
        (一)“穩定壓倒一切”


    此乃似是而非之論，不可繼續老調重彈。所謂穩定壓倒一切，意味著賦予穩定以至高無上的價(jia) 值，這是一種極其錯誤的觀點。誠然，穩定具有某些益處，但其價(jia) 值決(jue) 不應該被置於(yu) 正義(yi) 、公正、自由或公共利益之上。在穩定之上，尚有它們(men) 存在。如果這些價(jia) 值也被所謂穩定所壓倒，那穩定不僅(jin) 毫無價(jia) 值，而且為(wei) 害甚巨。
    
    應當指出，對於(yu) 社會(hui) 的發展與(yu) 公眾(zhong) 福祉，或者對於(yu) 公共利益來說，社會(hui) 穩定充其量隻屬於(yu) 條件或前提，決(jue) 非目的或方針。把穩定視為(wei) 目的本身，或者視為(wei) 最高目的，竟至於(yu) 具有壓倒性的價(jia) 值，這不是對穩定價(jia) 值的肯定，而是對穩定意義(yi) 的誤解，對穩定本質的曲解，對穩定作用的狡辯。穩定不過是國家治理與(yu) 社會(hui) 發展的自然結果，它既不應當被強求為(wei) 目的，也不應當被固定為(wei) 方針，否則，昔日清朝政府末年對革命黨(dang) 人的鎮壓行徑，或者國民黨(dang) 政府在大陸統治期間對共產(chan) 黨(dang) 人的屠殺活動與(yu) 戰爭(zheng) 行為(wei) ，就獲得了正當的道義(yi) 理由。顯而易見，所謂穩定壓倒一切的辯詞，其著眼點是從(cong) 統治者的角度立論的，不是從(cong) 被統治者的角度立論的；其動機是從(cong) 統治利益的角度出發的，不是從(cong) 被統治利益的角度出發的。總之，一句話，此論決(jue) 非是從(cong) 公眾(zhong) 利益出發的。
    
    更進一步說，對於(yu) 社會(hui) 經濟發展特別是政治變革來說，穩定不僅(jin) 不屬於(yu) 充分條件，甚至不屬於(yu) 必要條件。因此，穩定既不應當被誤判為(wei) 條件，也不應當被輕信為(wei) 前提。否則，就無法解釋，近30年來的穩定，何以既未能為(wei) 政治狀況帶來真正有益的實質性變革，也未能為(wei) 社會(hui) 經濟狀況帶來屬於(yu) 有機的可持續發展。恰恰相反，曆史的經驗告訴人們(men) ，與(yu) 危機特別是與(yu) 生存危機伴隨的不穩定，及其帶來的社會(hui) 與(yu) 政治壓力，倒是促成變革與(yu) 進步的寶貴的催化劑。這種情況決(jue) 不是某種例外，而是幾乎貫穿於(yu) 中國近代以降一切重大政治、經濟與(yu) 社會(hui) 變革的曆史進程的始終。這正好印證了魯迅的名言：“如果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
    
     
        (二)“改革必須堅持新的‘凡是’方針”
    
     
    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60年前，在社會(hui) 陷於(yu) 危機之際，是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革命，通過對其先驅國民黨(dang) 的部分否定，打開了曆史的新局麵；30年前，也是在社會(hui) 陷於(yu) 危機之際，是鄧小平及其政治夥(huo) 伴推動的改革，通過對其前任毛澤東(dong) 的部分否定，打開了曆史的新局麵。由此可見，曆史變革的邏輯已經昭然若揭。
    
    值得慶幸的是，對毛的“凡是”，在30年前已經被推倒，也應當被推倒。曆史證明這是有益的。然而，對鄧的“凡是”，近30年來至今未被推倒，並且被繼續堅信無此必要性。這樣做，與(yu) 固步自封，畫地為(wei) 牢，甚至於(yu) 作繭自縛，作法自斃，究竟有何不同或區別?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鄧小平本人的看法，對毛澤東(dong) 功過評價(jia) 應當為(wei) 三七開，對自己功過評價(jia) 充其量為(wei) 對半開。如果不懷疑這一論斷是由衷的、真誠的，並且是有根據的、中肯的，那就必須承認，從(cong) 政治邏輯上說，既然拒絕對毛搞“兩(liang) 個(ge) 凡是”是正確的和正當的，對鄧持相同立場或態度也同樣是正確的和正當的，甚至更加正確和正當。決(jue) 不能推倒了對一個(ge) 人的“凡是”，卻樹立起對另一個(ge) 人的“凡是”，無論這個(ge) 人功勞有多大，威信有多高，何況實際情況遠非如此。
    
     
        (三)“隻要握緊槍杆子就喪(sang) 失不了執政地位”
     
   奇談怪論，豈有此理!何出此言?成何體(ti) 統!該論點暴露的立場很成問題，無疑屬於(yu) 嚴(yan) 重的政治不正確，必須給予義(yi) 正詞嚴(yan) 的批駁。

    對於(yu) 被革命事業(ye) 授予政治繼承權的人們(men) 來說，如果他們(men) 違反了當初其革命先輩的社會(hui) 政治理想、信念與(yu) 追求，轉而力圖維護不公正的秩序，站在人民利益的對立麵，與(yu) 人民為(wei) 敵，那就是對先輩的背叛，就是蛻化變質，從(cong) 而在政治性質上淪為(wei) 不折不扣的反動派。那種在意識形態上極力頌揚與(yu) 熱情禮讚昔日的革命精神傳(chuan) 統，但在現實表現中卻無情地以鐵腕手段對付與(yu) 壓製群眾(zhong) 正當反抗活動的兩(liang) 麵派做法，不僅(jin) 在行為(wei) 邏輯上陷於(yu) 矛盾，而且在道德信譽上陷於(yu) 破產(chan) 。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凡是敵視、阻撓、對抗或鎮壓人民的權利抗爭(zheng) 、民主要求與(yu) 革命願望的政治勢力，無論起初多麽(me) 富於(yu) 革命特質，隻要它敢於(yu) 逆曆史潮流而動，站到了同人民利益相衝(chong) 突的對立麵，就無疑在政治性質上蛻變成為(wei) 可恥的反動派，就不可避免地最終落到被曆史拋棄的可悲下場，概莫能外。
    
    明智的政治家也不會(hui) 不明白，一個(ge) 革命出身的政黨(dang) ，如果失去了昔日一貫保持的銳意進取的精神傳(chuan) 統，同時又拒絕主動接受新的價(jia) 值觀洗禮，及時實現適應現代民主要求的角色轉變，一味因循坐誤，依然故我，做不到脫胎換骨，浴火重生，那它就毫無政治前途可言。曆史決(jue) 不會(hui) 站在它那一邊。結果無可置疑。
    
     
        (四)“進行實質性改革將冒失去政權的風險”
     
    
    此言差矣。誠然，改革需要承擔風險，但不改革需要承擔更大的風險。這就是現實。事已至此，已經沒有退路了。必須通過政治改革的大關(guan) ，無論這有多困難，多艱險。以變革求穩定，則穩定存；以穩定阻變革，則穩定亡。
    
    不要忘記，權力不是私物，而是公器。將公器歸公，則國家興(xing) ；為(wei) 黨(dang) 私營私，則國家亡。公共權力隻是借以服務國家、管理社會(hui) 、造福人民的手段，絕非追求自我實現的目的本身。決(jue) 不能把權力的工具性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置於(yu) 腦後，為(wei) 權力而權力；更不能把權力的公共屬性與(yu) 功能挪用於(yu) 黨(dang) 派或個(ge) 人利益，以權謀私。否則，那就是對權力意義(yi) 的歪曲，對權力職能的僭越，對權力作用的濫用，對權力價(jia) 值的敗壞，對權力本質的玷汙。公共權力應當服務於(yu) 公眾(zhong) 利益，也必須服務於(yu) 公眾(zhong) 利益，並且隻能服務於(yu) 公眾(zhong) 利益。
    
    真正的共產(chan) 黨(dang) 人，作為(wei) 真正的革命者，作為(wei) 徹底的唯物主義(yi) 者，是無所畏懼的，決(jue) 不恐懼失去權力，特別是公共權力。那些為(wei) 了維護黨(dang) 派私利甚至個(ge) 人私利，尋找種種借口，抗拒與(yu) 拖延變革，或者一味斤斤計較，患得患失，置公共利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於(yu) 不顧的政客，不僅(jin) 在政治上不明智，而且在行為(wei) 上不道德，因而不僅(jin) 與(yu) 共產(chan) 黨(dang) 人的稱號名不副實，而且有辱共產(chan) 黨(dang) 人的稱號。
    
     
        (五)“涉及重大個(ge) 人利益問題的改革難以推動”
    
    此言不無根據，並非無稽之談。其實，不論對一個(ge) 頭腦清醒的領導人，還是對一個(ge) 未喪(sang) 失理智的政治家來說，對利益輕重關(guan) 係進行權衡並不難，對是非大義(yi) 問題進行判斷也不難。問題不在於(yu) 進行判斷，而在於(yu) 作出決(jue) 斷。可以理解，作出與(yu) 黨(dang) 派或個(ge) 人重大利益相關(guan) 的抉擇，決(jue) 非輕而易舉(ju) ，確實相當艱難。但是，即使再艱難，也不會(hui) 比昔日促進革命事業(ye) 發展更艱難，不會(hui) 比起初推動改革事業(ye) 起步更艱難。
    
    麵對當前的危急局勢，作出明智的決(jue) 斷，不需要高深的思想，不需要高妙的學識，不需要高超的謀略，不需要高難的技巧，甚至也不需要傑出的才華，不需要非凡的機智，不需要卓越的能力，不需要超凡的魅力。需要的是良知，是膽識，是正氣，是血性，是公心，是遠見。需要的是責任心，是正義(yi) 感，是革命性，是公信力。需要的是擔當的勇氣，是頑強的毅力，是無私的品德，是高尚的情懷。
    
    由此可知，時代的召喚是：要做領袖，不要做官僚；要做政治家，不要做政客；要做革命者，不要做統治者。執政黨(dang) 應當勇於(yu) 對人民負責，對社會(hui) 負責，對國家負責，對民族負責。政治家需要敢於(yu) 承擔政治責任，敢於(yu) 承擔社會(hui) 責任，敢於(yu) 承擔道德責任，敢於(yu) 承擔領導責任。時代需要這樣的政黨(dang) 與(yu) 政治家，社會(hui) 需要這樣的政黨(dang) 與(yu) 政治家，國家需要這樣的政黨(dang) 與(yu) 政治家，人民需要這樣的政黨(dang) 與(yu) 政治家。
    
     
        四、政治家應當勇於(yu) 承擔政治責任
    
     
     盡管問題積重難返，局勢危機四伏，形勢艱難嚴(yan) 峻，但是，據此就對改革喪(sang) 失信心，斷言改革的命運已經注定，仍然失之武斷。作出如此悲觀絕望的論斷，決(jue) 非建設性的立場，也非負責任的態度。現在就下結論，還為(wei) 時過早。國家並未達到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的地步。人民也未陷於(yu) 一蹶不振、萬(wan) 念俱灰的狀態。改革的有生力量並未斷絕。改革的命運仍在未定之天。局勢仍有可為(wei) 的餘(yu) 地。起死回生並非絕無可能。
    
    一切富有曆史使命感與(yu) 社會(hui) 責任感的人們(men) ，需要以自己的行動，作出無愧於(yu) 先驅、無愧於(yu) 時代、無愧於(yu) 人民的回答，敢於(yu) 再接再厲，發揚光大，承前啟後，繼往開來。這是一場新革命，也是一場新抉擇，因而必將以其新表現，使每一個(ge) 當代中國人受到嚴(yan) 峻考驗。是否敢於(yu) 否定自己，是否勇於(yu) 對自己革命，是衡量與(yu) 鑒別真假革命者的試金石。
    
    一切有政治自覺性的人們(men) ，有政治責任感的人們(men) ，應當牢記，權力決(jue) 不等於(yu) 權利，也不是利益，不是享受，不是榮耀，而是意味著責任，是擔當，是義(yi) 務，是使命。權力必定與(yu) 責任密切相關(guan) ，權力大小必將與(yu) 責任輕重成正比。權力必定以責任為(wei) 條件，權力威信必將與(yu) 責任能力不可分。誰有幸掌握國家權力，誰就對國家與(yu) 國家的命運肩負了責任，這是一項極其重大的責任，並且是不可推卸的責任。誰有權力領導人民，誰就為(wei) 人民和人民的生存狀態承擔了義(yi) 務，這是一宗極為(wei) 廣泛的義(yi) 務，並且是無可爭(zheng) 辯的義(yi) 務。
    
    沒有人乞求誰接受權力，也沒有人強迫誰站在權力崗位上。因此，隻要誰掌握公共權力，站到公共事務崗位上，就意味著同意並且已經同國家與(yu) 人民莊嚴(yan) 簽定了神聖的合約，從(cong) 此自願肩負了相應的重任，自願承擔了相應的義(yi) 務，並且立即自動生效。不言而喻，同任何商業(ye) 性質的合同契約的執行規則一樣，違約自然承擔責任，違約應當接受處罰，違約需要付出代價(jia) ，違約必須受到譴責。因此，政治家有使國家免於(yu) 毀滅的責任，有使公眾(zhong) 擺脫災難的義(yi) 務。如果不能做到奉公克己，守正不阿，拒絕作出明智果敢的決(jue) 斷，借以進行卓有成效的努力，以致鑄成大錯，釀成大禍，那就不僅(jin) 屬於(yu) 政治不作為(wei) ，政治上不負責，政治上失職，而且屬於(yu) 政治瀆職，政治犯罪。
    
    的確，對於(yu) 那些掌握了巨大的國家權力、站在重要的權力崗位上的人們(men) 來說，無論其以公仆身份自命，還是以領導人身份自居，指望由人人都出來擔當，這不現實，也不奢望。要求由多數人出來擔當，這不易於(yu) ，也不可得。但是，希望由少數人出來擔當，這不強求，也不過分。然而，如果沒有人出來擔當，那就不應該，不像話。政治自私即政治敗壞，政治冷血即政治墮落，政治苟且即政治災難，政治怯懦即政治淪喪(sang) 。政治家遲遲拒不作決(jue) 斷，曆史最終必定會(hui) 代其作出決(jue) 斷；執政黨(dang) 遲遲拒不作決(jue) 斷，人民最終必定會(hui) 對其作出決(jue) 斷。
    
    誰都不希望看到不願意看到的結局，誰都不願意發生不希望發生的情況。但是，客觀事物的存在不以人們(men) 的主觀意誌為(wei) 轉移。社會(hui) 已在火藥桶上，形勢已如一發千鈞。引爆時局的定時炸彈在滴答作響，災難臨(lin) 頭的腳步聲日益逼近。剩餘(yu) 的機會(hui) 一天天流失，留給人們(men) 的時間不多了。
    
    誰把社會(hui) 拖進毀滅的深淵，誰就成為(wei) 民族的千古罪人；誰把國家導向新生的軌道，誰就立下不朽的曆史功勳。是順應曆史潮流，與(yu) 時俱進，因而走向新生，還是逆曆史潮流而動，或者頑固不化，終至遭到拋棄，這是擺在麵前的兩(liang) 條道路，或此或彼，完全取決(jue) 於(yu) 執政黨(dang) 的意願與(yu) 選擇。是成為(wei) 民族功臣，還是淪為(wei) 曆史罪人，何去何從(cong) ，完全係於(yu) 當政者一念之間。
    
     
     五、朝野需要齊心協力共克時艱
    
     
     語曰：主權在民。憲法莊嚴(yan) 規定，國家一切權力屬於(yu) 人民。因此，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是國家權力主體(ti) 。公民作為(wei) 人民之一員、一分子，自有公民的權利與(yu) 自由。每個(ge) 公民，既為(wei) 權利人，自有其權利主張，自有其權利訴求。每個(ge) 公民，既屬權力主體(ti) ，當有權責成公仆承擔維護其法定權利的責任，當有權責成公仆承擔保障其利益的義(yi) 務。
    
    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公共領域事關(guan) 公共利益，公共事務涉及公眾(zhong) 利益，因此，公共領域與(yu) 公共事務需要公共參與(yu) 。關(guan) 切、影響進而參與(yu) 決(jue) 策國家大計，謀求共商國是，不僅(jin) 屬於(yu) 公民的法定權利，而且屬於(yu) 公民的道德義(yi) 務。否則，如果自外於(yu) 國家主人身份，喪(sang) 失了主人翁精神，主動放棄公民權利，始終推卸公民責任，一味逃避公民義(yi) 務，一句話，如果這種國民性表現與(yu) 精神麵貌不改變，就無以獲得命運自主權，就不能實現改善命運的願望，也失去了企望與(yu) 尋求擺脫受支配、受奴役、受宰割、受壓迫的不幸命運的道德權利與(yu) 道德資格，及其道義(yi) 理由與(yu) 道義(yi) 根據。
    
    時不我待，不應隻坐談局勢的緊迫性，必須有行動的緊迫感。民間必須率先有所突破，公民應當盡快有所表現。隻有公民自身在社會(hui) 現實中，首先做到自尊自強，自主自重，不畏艱險，不畏強暴，不辱沒公民身份，不愧對主人地位，勇於(yu) 行使法定的政治權利，敢於(yu) 盡到公民的社會(hui) 責任，在公共事務活動中表現出勇氣，表現出膽氣，表現出正氣，在關(guan) 涉公眾(zhong) 利益問題上行動果敢無畏，行為(wei) 理直氣壯，行事正大光明，才有精神資格向公仆提出嚴(yan) 正交涉，才有道德底氣向公仆發出鄭重勸告，才有人格尊嚴(yan) 向公仆進行莊嚴(yan) 請願，才有道義(yi) 力度向公仆表達正當訴求。
    
    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所有關(guan) 切國家前途與(yu) 命運的全國同胞，及敢於(yu) 為(wei) 民請命的憂國憂民之士，應當團結一致，戮力同心，廣泛動員起來，發揚主人翁精神，不僅(jin) 以公民的、而且以國家主人的法律與(yu) 政治身份，不僅(jin) 憑公民的、而且憑國家主人的法律與(yu) 政治地位，積極嚐試憲法賦予的政治表達權與(yu) 政治參與(yu) 權，為(wei) 促成公民社會(hui) 的早日實現，爭(zheng) 當開路先鋒，通過設法采取各種有益的形式，盡力敦促國家公仆，當機立斷，采取行動，化解危局，挽救局勢。
    
    時間不多了。對國家和人民負有責任的政治家們(men) ，不能隻限於(yu) 作出道義(yi) 表示，不能隻滿足於(yu) 顯示政治關(guan) 切，也不能隻停留於(yu) 表現道德義(yi) 憤。空談誤國，實幹興(xing) 邦。應當說幹就幹，不可得過且過。必須正視問題的實質，從(cong) 速作出政治決(jue) 斷。
    
    形勢不等人。有誌於(yu) 獻身民主事業(ye) 與(yu) 公共利益的政治家們(men) ，困知勉行，要克服政治短視，表現出政治遠見，本著對人民、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hui) 負責的精神，敢於(yu) 表現出政治勇氣，果斷顯示出政治魄力，真正擔負起政治責任，切實履行好政治職責。危急關(guan) 頭需要務危急之舉(ju) ，非常時期需要為(wei) 非常之事，關(guan) 鍵時刻需要做關(guan) 鍵之人。當務之急，在於(yu) 從(cong) 速在政治變革上求得突破，盡快邁出實質性改革步伐。要有緊迫感，隻爭(zheng) 朝夕，緊急行動，努力挽狂瀾於(yu) 既倒，設法扶大廈之將傾(qing) ，竭力把社會(hui) 從(cong) 災難性局麵中拯救出來，全速把民族推離毀滅與(yu) 沉淪的邊緣。要有使命感，奮勇開創改革新局麵，毅然開辟民族新出路，盡力把國家導向善治，盡速使社會(hui) 步入正軌。
    
    在朝在野，同屬一國；為(wei) 官為(wei) 民，俱出一家。血脈相通，骨肉相連。古雲(yun)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今宜共克時艱，共度難關(guan) 。民族新生之成敗，在此一舉(ju) 。開辟曆史新紀元，此其時也。
    
    中華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