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與(yu) 公共性：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共識的價(jia) 值來源

作者：胡百精（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新聞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九月十四日庚子

          耶穌2021年10月19日

關(guan) 鍵詞：共識；荀子；天理；禮法；戴震；公議；真理；公理；仁義(yi) ；道德

胡百精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新聞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wei) 傳(chuan) 播學與(yu) 公共傳(chuan) 播，近年研究焦點為(wei) 中國傳(chuan) 播思想史與(yu) 社會(hui) 共識。曾榮獲國家教育教學成果獎二等獎、北京市教育教學成果獎一等獎、教育部高校優(you) 秀科研成果獎人文社科類一等獎。

以傳(chuan) 播和社會(hui) 整合視角觀之，現代化及其主要途徑——工業(ye) 化、城市化、市場競爭(zheng) 和科技革命等，既依賴多樣性和多元化，又不斷反過來強化之。按照西方流行的現代化論述，此將導致國家和社會(hui) 治理中“一”與(yu) “多”關(guan) 係的緊張，共識常變得稀缺和艱難。查爾斯·泰勒稱之為(wei) “現代性的隱憂”：過度多元主義(yi) 將引發認同危機和“放任社會(hui) 的苦果”。為(wei) 克服現代社會(hui) 出現“進步中的分化”，羅爾斯和哈貝馬斯分別提出了著名的公共理性和交往理性設想。羅爾斯宣稱多元主體(ti) 基於(yu) 公共理性——某些權威價(jia) 值或公共推理規則、程式，證成公共理由，可達成重疊共識。哈貝馬斯主張構建交往理性，寄望多元主體(ti) 能夠在真實、真正、正當、可理解的對話中達成共識。

公共理性和交往理性總體(ti) 上皆屬程序理性。羅爾斯、哈貝馬斯將複雜的共識問題托付給理想的交往程序，而程序理性並不必然許諾公共善的結果。正如伽達默爾等人批評的那樣，將人類的對話、共識問題窄化至程序理性，實難緩解現代理性和共識危機。在拓展程序理性之外，尚應重振傳(chuan) 統人文主義(yi) ，再造共識的價(jia) 值之源。中國現代化進程也麵臨(lin) 共識機製重構的挑戰，“一多”關(guan) 係日益成為(wei) 重大的曆史課題。而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積澱了豐(feng) 富的有關(guan) “一多”關(guan) 係平衡的思想遺產(chan) ，其中一個(ge) 主要方麵就是價(jia) 值理性養(yang) 成和公共性建構。

公道凝攝與(yu) 天下歸仁

荀子認為(wei) ，人之所以“最為(wei) 天下貴”，實因人乃社會(hui) 性存在，“人能群”。荀子的“群”是由分、禮、法、仁、義(yi) 等壘築的“群和”社會(hui) 。多元、分散的個(ge) 體(ti) 如何結構化為(wei) 有共識、有秩序的國家和社會(hui) ？荀子在《王製》篇自答，“分”；《富國》亦持此論，“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而爭(zheng) ，爭(zheng) 則亂(luan) ，亂(luan) 則窮矣”。能群之分，所指有二：分工、名分，即通過正名、明分使人各安其位，生成名實相符、秩序了然的社會(hui) 關(guan) 係。

何以確保個(ge) 體(ti) “明分使群”？荀子的方案是隆禮重法，“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禮為(wei) 多元個(ge) 體(ti) 提供“貴賤有等，長幼有序，貧富輕重，皆有稱者”的共識性參照。法是社會(hui) 行為(wei) 繩矩和社會(hui) 關(guan) 係協調準則，“法者，治之端也”。製定禮法的憑據何在？荀子給出了典型儒家式的回答：仁義(yi) 。“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yi) 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luan) 之也。”仁義(yi) 乃禮法的價(jia) 值向導，為(wei) 其灌注價(jia) 值動力和道德理想。至此，荀子完成了“能群“的三步論證：明分使群，即確立個(ge) 體(ti) 的社會(hui) 身份、等級和對應的角色關(guan) 係；禮法製之，即以禮法協調、規範社會(hui) 交往和行為(wei) ；禮通仁義(yi) ，即以仁為(wei) 內(nei) 在價(jia) 值之源，經由義(yi) 的調節，接引作為(wei) 外在群己關(guan) 係規範的禮法。

荀子群學與(yu) 孔子正名、複禮、天下歸仁的設計大體(ti) 合轍。在孔子那裏，仁乃天予之德或人天相合之“全德”，是一種超越性的道德實存。孟子亦言，“仁是性”。孔孟賦予仁以超越性價(jia) 值，荀子則相對看重世俗政治和人間社會(hui) 中的仁道規範。合而觀之，先秦儒家構建了由道、德、禮、法、分一體(ti) 同構，以天下歸仁為(wei) 價(jia) 值本源的共識機製。此一機製發乎仁義(yi) ——道德真理或曰道德理性，依於(yu) 禮法——製度或程序理性，落實至明分使群——人皆各載其事而不相害。

公理體(ti) 認與(yu) 理一分殊

及至漢初，董仲舒配合大一統帝國創生的需要，向上強化了天道的神聖權威，向下加固了禮法服務權力秩序的效度。宋明理學欲超越漢唐而複返先秦儒家人文主義(yi) ，構建真理性形而上天理，並將之納入心性論。程頤、朱熹強調“理即天理”，理不再是天的某種意誌，且理居第一義(yi) ，天退後至第二位。當理成為(wei) 凝攝萬(wan) 物的終極存有，形而上存在論便開始擺脫粗糙的宇宙論，轉向對先驗普遍之公理的探求。宋代君主和士人相信，“天下道理最大”。而最大的道理，即程朱所稱的“公共底道理”“公共之理”。

朱熹提出，“仁為(wei) 愛之理”，仁乃理在“愛”中的體(ti) 現，故理優(you) 先於(yu) 仁。“仁是天理，公是天理”，而公乃仁之前件。若非持之以公，實踐中的仁很難由“愛自親(qin) 始”擴充至“泛愛眾(zhong) ”。正是以公作為(wei) 價(jia) 值擔保，個(ge) 體(ti) 才能由自我懷仁、“仁及一家”擴充至“仁及一國”“仁及天下”。此理從(cong) 何而來？朱熹等認為(wei) 真理雖至高完滿，卻可由人“身體(ti) 之”，即通過誠敬工夫、格物致知而體(ti) 認終極之理。陽明心學則進一步提出“心即理”，“致良知”即求天理。從(cong) 公共生活和社會(hui) 交往看，既然“這良知人人皆有”，那麽(me) “各人盡著自己力量精神，隻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則可促成自心與(yu) 他心的相通，直至人人體(ti) 契公理而達及“一天下”“求大同”的理想秩序。

宋明理學花費大量精力討論了一個(ge) 關(guan) 鍵命題：理一分殊。程顥認為(wei) 《中庸》的邏輯主線是“始言一理，中散為(wei) 萬(wan) 事，末複合為(wei) 一理”。程頤將張載《西銘》篇的思想貢獻概括為(wei) “理一分殊”。理一分殊實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宇宙論、倫(lun) 理學、政治學和社會(hui) 學思想的一個(ge) 元判斷，以之處理個(ge) 體(ti) 存在和公共生活中的“一多”關(guan) 係。它在思想構造上是一個(ge) 幾近完美的預設：既有“理一”、公理之普遍通約——“合天地萬(wan) 物而言，隻是一個(ge) 理”，又承認、包容個(ge) 體(ti) 之萬(wan) 殊差異。從(cong) 先秦至宋明，共識機製的主要變化是對“一”的理解由“天道—公道—道德理性”，轉換為(wei) “天理—公理—真理理性”。

公議確證與(yu) 以禮代理

從(cong) 孟子的盡心養(yang) 道到朱熹的以心窮理、陽明的心即理，傳(chuan) 統心性論將終極之理安放於(yu) 人心。清代的戴震對此提出質疑，認為(wei) 心即理終將淪為(wei) “意見之理”。真理一旦混同此心，必墮為(wei) 主觀意見。戴震視求理為(wei) 智識去蔽的過程，理不再由主觀冥契或道德反思得來，而須靠理性智識確證。人們(men) 詳辨、解析事物後，所得不變之普遍法則即為(wei) 理。“分之，各得其不易之則，名曰理。”戴震認識到了真理與(yu) 意見的緊張關(guan) 係：共識隻能源於(yu) 人們(men) 對共同法則的理性識斷，而人們(men) 卻常囿於(yu) 自身意見。據此，他將目光投向個(ge) 體(ti) ，重申克己複禮，以規約個(ge) 體(ti) 意見，使之契應真理。

比戴震稍早的黃宗羲則更關(guan) 切公共意見表達的可能性，而非僅(jin) 退回個(ge) 體(ti) 修養(yang) 。黃宗羲提出將公共是非付諸公共討論，將學校構造為(wei) 公議空間。此一主張頗近同時代西方啟蒙運動有關(guan) 輿論與(yu) 公共性問題的討論；差異在於(yu) 黃氏強調由士人——道德和文化精英主導公議，學校的主體(ti) 功能之一便是養(yang) 士，造就勝任公議的精英。在公開、平等的討論、協商中，精英有望形成全體(ti) “心所同然”“不得不然”的主流意見，並以之引領社會(hui) 共識。由此推論，共識得自協商。

公議須由理性加持。比戴震稍晚的淩廷堪等乾嘉學者認為(wei) ，個(ge) 體(ti) 化、內(nei) 在化、主觀化的理性規範並不總是可靠，真正可依附者是禮，此即“以禮代理”。他們(men) 遙應荀子，主張務實地對待複雜的政治和社會(hui) 問題，以有形、具化的交往規範——禮來調和多樣性衝(chong) 突。值得注意的是，無論荀子還是乾嘉學者，禮並非全然的外在規範，它所規定的交往原則、節文、程式和器物，皆由仁義(yi) 或“此心”的價(jia) 值支撐和加持。

及至清末民初，霍布斯、盧梭等人的秩序、公共理性和輿論思想傳(chuan) 至中國，受到大量知識分子的迎納。章太炎則對單單以製度、契約為(wei) “公理”聯結社會(hui) 表示警惕，他像韋伯一樣憂慮古典價(jia) 值理性的離場。梁啟超認為(wei) ，現代社會(hui) 秩序的造成，須傳(chuan) 承中國既有公共價(jia) 值——他以“公德”統稱之，同時加上公共輿論作為(wei) 一種平權機製來保障協商、監督和整合，此即價(jia) 值理性與(yu) 工具理性的兩(liang) 相結合。先秦至明清的共識機製設計以及章、梁的憂思提示我們(men) ，若無價(jia) 值之源的創生和養(yang) 成，共識不免淪為(wei) 無涉超越性、淘空意義(yi) 感、抽離積極信任，而單憑工具或程序理性維係的脆弱約定。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