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之後鄰裏關(guan) 係與(yu) 禮儀(yi) 教化

作者：湯勤福（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所教授、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講座教授）

來源：《華東(dong) 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21年第4期

摘    要：古代中國以農(nong) 為(wei) 本，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與(yu) 居住關(guan) 係的發展趨勢是：從(cong) 生產(chan) 勞動相對分散、居住相對集中，趨向生產(chan) 勞動分散、居住也相對分散。民眾(zhong) 無論居住集中還是分散，鄰裏之間關(guan) 係非常重要，它與(yu) 國家管理直接相關(guan) 。儒家倡導由基層鄉(xiang) 裏機構承擔民眾(zhong) 教化，以構建和諧的社會(hui) 秩序和鄰裏關(guan) 係。秦輕視儒家禮教，鄰裏關(guan) 係相對緊張。兩(liang) 漢儒家崛起，較為(wei) 重視建立穩定的社會(hui) 秩序以及和諧的鄰裏關(guan) 係，重視對民眾(zhong) 的禮儀(yi) 教化。西漢末年出現塢堡壘壁，這種居住形式延續到魏晉南北朝。在戰爭(zheng) 頻繁的時期，鄰裏關(guan) 係出現扭曲和異化，禮儀(yi) 教化廢弛。唐宋是裏居變化的關(guan) 鍵時期，鄉(xiang) 裏製最終被廢棄，集中圈住形式壽終正寢，私學的興(xing) 盛與(yu) 宗族的崛起，士大夫們(men) 承擔起民眾(zhong) 的禮儀(yi) 教化，由此鄰裏關(guan) 係產(chan) 生巨大變化。古代中國的鄰裏關(guan) 係變化受到經濟條件、政治狀況的製約，禮儀(yi) 教化重視與(yu) 否和士大夫們(men) 努力是分不開的。

關(guan) 鍵詞：秦漢之後;鄰裏關(guan) 係;禮儀(yi) ;教化;

作者簡介：湯勤福，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所教授、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講座教授 

古代中國以農(nong) 為(wei) 本，廣大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區域的生產(chan) 與(yu) 居住兩(liang) 者關(guan) 係的發展趨勢是：從(cong) 生產(chan) 勞動相對分散、居住相對集中，趨向生產(chan) 勞動分散、居住也相對分散。就具體(ti) 轉折時間來看，大致唐宋是變化的關(guan) 鍵時期。民眾(zhong) 無論居住集中還是分散，鄰裏之間關(guan) 係非常重要，尤其是民眾(zhong) 裏居與(yu) 國家管理直接相關(guan) 。古代中國又非常重視禮儀(yi) 教化，將禮儀(yi) 教化視為(wei) 安國治民的重要措施。學界對秦漢之後民眾(zhong) 居住形式、鄰裏關(guan) 係、禮儀(yi) 教化有不少成果【1】，但以斷代研究為(wei) 多，缺乏統貫研究，將它們(men) 結合起來研究更為(wei) 罕見。那麽(me) 中國古代—尤其是離我們(men) 較近的秦統一之後形成的集權禮製下的民眾(zhong) 居住形式與(yu) 鄰裏關(guan) 係究竟如何？這種居住形式與(yu) 禮儀(yi) 教化究竟存在何種關(guan) 係？筆者認為(wei) 將它們(men) 結合起來進行統貫性研究十分必要，而且是個(ge) 值得深入探索的問題。

一 鄰裏關(guan) 係的重要性

《左傳(chuan) 》雲(yun) ：“親(qin) 仁善鄰，國之寶也。”【2】這是把處理好鄰國關(guan) 係當作治國寶器。曆代統治者與(yu) 思想家們(men) ，對“親(qin) 仁善鄰”之重要性有著深刻的認識，並引申到對普通百姓進行教化上，這在當時及對後世的影響極大。在中國曆史上，不少帝王及政治家不但認識到“善鄰”之重要意義(yi) ，將其作為(wei) 治國理政之首務與(yu) 要義(yi) ，而且在社會(hui) 治理方麵，將此四字作處理鄰裏關(guan) 係的不刊之論。

《周禮》在禮製教化方麵構建出了一幅井然有序的宏偉(wei) 藍圖。教化民眾(zhong) 、安邦定國是大司徒的職責。大司徒以祀禮、陽禮、陰禮、樂(le) 禮等在內(nei) 的“十二教”及包括六德、六行、六藝在內(nei) 的“鄉(xiang) 三物”來教化民眾(zhong) ，以“鄉(xiang) 八刑”來懲戒不孝、不睦等八種行為(wei) ，此即所謂“國有常刑”【3】。以大司徒為(wei) 首的地官體(ti) 係下有一個(ge) 自上而下推行教化的官員係統，設置了鄉(xiang) 師、鄉(xiang) 老、鄉(xiang) 大夫、州長、黨(dang) 正、族師、閭胥、比長等屬官，輔助推行教化。這些屬官作為(wei) 各級長官，也大都負有掌管各級教化工作的相應職責，如鄉(xiang) 師“各掌其所治鄉(xiang) 之教”，鄉(xiang) 大夫“各掌其鄉(xiang) 之政教禁令”，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黨(dang) 正“各掌其黨(dang) 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4】，族師“則屬民而讀邦法，書(shu) 其孝弟睦姻有學者”，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sang) 紀之數，聚眾(zhong) 庶；既比，則讀法，書(shu) 其敬敏任恤者”【5】。

《周禮》並非是當時實施之禮，但從(cong) 作者的構思來看，禮儀(yi) 教化一直貫穿到鄉(xiang) 裏之間，深入涉及鄰裏關(guan) 係。按照《周禮》說法，百姓“五家為(wei) 比，使之相保；五比為(wei) 閭，使之相受；四閭為(wei) 族，使之相葬；五族為(wei) 黨(dang) ，使之相救；五黨(dang) 為(wei) 州，使之相賙；五州為(wei) 鄉(xiang) ，使之相賓”，疏雲(yun) “此經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等，皆是民間之事，故雲(yun) 所以勸民也”【3】，從(cong) 中可看出百姓之間應有的和睦的鄰裏關(guan) 係。這當然是先秦儒家思想指導下的一種理想的鄰裏關(guan) 係，考之相關(guan) 典籍，儒家學者大致讚同這種鄰裏關(guan) 係。《逸周書(shu) 》雲(yun) “老弱疾病，孤子寡獨，為(wei) 政所先”，又雲(yun) “飲食相約，興(xing) 彈相庸。耦耕□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qin) ”【6】。孟子也說：“死徙無出鄉(xiang) ，鄉(xiang) 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qin) 睦。”【7】傳(chuan) 為(wei) 漢代韓嬰所著的《韓詩外傳(chuan) 》也追敘道：“古者八家而井田……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招，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qin) 而相好。”【8】從(cong) 這些典籍記載可以看出兩(liang) 個(ge) 方麵的內(nei) 容，一是儒家學者主張友好和睦的鄰裏關(guan) 係，這是國家穩定和發展的前提條件。二是當時國家是通過基層行政力量來係統地教化百姓，引導百姓遵從(cong) 禮教，以營造和諧的生活氛圍，達到社會(hui) 融洽、民和國安之目的。

然而現實與(yu) 儒家理想是有一定差距的，這可以從(cong) 秦國商鞅變法中對民眾(zhong) 的管控來加以分析。商鞅變法“令民為(wei) 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奸者與(yu) 斬敵首同賞，不告奸者與(yu) 降敵同罰”【9】，秦律也規定，“賊入甲室，賊傷(shang) 甲，甲號寇，其四鄰、典、老皆出不存，不聞號寇，問當論不當”【10】，說明秦自商鞅變法後以什伍為(wei) 形式的圈住裏居比較普遍，采用連坐法來迫使鄰裏相互監督、相互揭發的冷酷方法，與(yu) 儒家提倡的親(qin) 睦、和諧的鄰裏關(guan) 係相去甚遠。其實，春秋至戰國時期戰爭(zheng) 頻繁，為(wei) 鞏固自身統治和擴展實力，采納嚴(yan) 厲的管控措施也是理所當然之事。然而儒家鄰裏關(guan) 係的觀點，也常被統治者采納，乃至成為(wei) 他們(men) 炫耀施行仁政、推行教化之根據。要之，統治者們(men) 極其清楚儒家有關(guan) 鄰裏關(guan) 係的觀點對國家掌控百姓、鞏固政權以及穩定社會(hui) 有著重要作用，因此絕大多數帝王對儒家倡導的鄰裏關(guan) 係是欣賞的，也不遺餘(yu) 力對民眾(zhong) 進行教化，推行儒家禮儀(yi) 。

由於(yu) 儒家經典三禮影響巨大，秦統一之後的各王朝大多利用三禮來進行教化，在鄰裏關(guan) 係方麵自然也會(hui) 以此為(wei) 準。當然，就先秦而言，沒有也不會(hui) 特意製訂適應於(yu) 普通民眾(zhong) 的禮儀(yi) ，因而普通民眾(zhong) 行用的禮儀(yi) 應當是參照相關(guan) 禮儀(yi) 而等而下之。孔子學生中既有貴族出身者，也有普通百姓如工商或平民，因而這些普通百姓行用的禮儀(yi) 當是參照其他貴族子弟的禮儀(yi) 而略有變化。隻是由於(yu) 資料極其匱乏，先秦普通百姓的禮儀(yi) 無法詳敘，但至少秦漢之後保存在《儀(yi) 禮》中的《鄉(xiang) 飲酒禮》《鄉(xiang) 射》《喪(sang) 服》，《禮記》中的《曲禮》《射儀(yi) 》《鄉(xiang) 飲酒義(yi) 》等篇，是其重要的行用參考內(nei) 容。其實，這些篇目原來都是行用於(yu) 貴族、士大夫之中，但其中一些基本禮儀(yi) 同樣適用或說可以用來教化普通百姓。例如《鄉(xiang) 飲酒義(yi) 》一文能夠清楚地看出它對地方民眾(zhong) 的教化功效，而且後世也非常強調行鄉(xiang) 飲酒禮。《鄉(xiang) 飲酒義(yi) 》強調鄉(xiang) 飲酒禮“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11】通俗地說，該禮禮儀(yi) 以賓主象征天地，以介僎象征日月，也就是禮儀(yi) 是取法於(yu) 對天地日月的尊崇，是出於(yu) 天地大法的，因此芸芸眾(zhong) 生必須遵循它。該禮強調尊長養(yang) 老，規定：“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yang) 老也。民知尊長養(yang) 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yang) 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xiang) 射，教之鄉(xiang) 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11】顯然這一禮儀(yi) 起到了尊長養(yang) 老、慕賢尚齒的作用，凸現出鄉(xiang) 飲酒禮在促進鄰裏和諧方麵的功效，以達到禮具而“國可安”，即最終達到穩定國家、鞏固統治的目的。

二 秦漢的鄰裏關(guan) 係

從(cong) 禮儀(yi) 教化角度來討論自先秦到秦漢之後對農(nong) 村基層民眾(zhong) 的管控，必須與(yu) 農(nong) 村基層和管理機構、民眾(zhong) 居住形式相關(guan) 聯。因為(wei) 隻有通過這些基層管理機構，國家管控民眾(zhong) 、對民眾(zhong) 進行教化才能得以落實。

禮儀(yi) 教化與(yu) 鄰裏關(guan) 係密切相關(guan) ，國家提倡什麽(me) 禮儀(yi) ，對民眾(zhong) 進行怎樣的管控、進行怎樣的教化，是形塑該時期鄰裏關(guan) 係的最為(wei) 重要的因素。就國家對農(nong) 村基層民眾(zhong) 管控來說，秦一統天下後仍沿襲商鞅變法管控民眾(zhong) 的方式，以吏為(wei) 師，用嚴(yan) 格的法律來束縛百姓。在秦統治者眼裏，儒家思想僅(jin) 起備顧問的作用，不作為(wei) 重要的統治思想【12】，因此儒家倡導的一些禮儀(yi) 也很難獲得推廣與(yu) 行用。在保存至今的有關(guan) 秦代的文獻中，沒有鄉(xiang) 飲酒、鄉(xiang) 射等禮的記載，推測秦朝大概沒有或很少采納這些禮儀(yi) 。比較清楚的是，秦朝采用什伍製度編製民籍，將民眾(zhong) 圈住在一地，外設圍牆，由裏正管理裏門鎖鑰，出入嚴(yan) 加管控，鄰裏相互監督、相互告發，以連坐之法來懲戒百姓，因而鄰裏之間關(guan) 係也就會(hui) 顯得緊張或說扭曲。

漢初儒家思想複蘇，然自高祖起崇尚黃老，儒家並沒有獲得足夠重視。史稱“漢興(xing) ，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xi) 大射鄉(xiang) 飲之禮……然尚有幹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13】，即使叔孫通修禮儀(yi) ，也隻是主要製訂了朝會(hui) 儀(yi) 等重大禮儀(yi) ，未恢複鄉(xiang) 飲酒禮。武帝雄才大略，比較重視鄉(xiang) 村禮儀(yi) 建設，元朔元年十一月下詔曰：“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lun) ，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xiang) 黨(dang) 之訓哉？”【14】元朔五年六月，又詔：“導民以禮，風之以樂(le) ……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ju) 遺舉(ju) 禮，以為(wei) 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xiang) 黨(dang) 之化，以厲賢材焉。”【14】“崇鄉(xiang) 黨(dang) 之訓”“導民以禮，風之以樂(le) ”雖未明確說是否舉(ju) 行鄉(xiang) 飲酒禮，但十分明確規定了地方長官負責對地方民眾(zhong) 進行禮儀(yi) 教化，即要求加強農(nong) 村基層民眾(zhong) 的禮儀(yi) 教育，其實應當可以認定是舉(ju) 行鄉(xiang) 飲酒禮的。董仲舒生活在武帝時代，他聲稱：“聖人之道，眾(zhong) 隄防之類也。謂之度製，謂之禮節。故貴賤有等，衣服有製，朝廷有位，鄉(xiang) 黨(dang) 有序，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zheng) ，所以一之也”【15】；又說：“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xiang) 黨(dang) 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16】，這裏“鄉(xiang) 黨(dang) 有序”“長幼有序”“鄉(xiang) 黨(dang) 以齒，升降揖讓”正是鄉(xiang) 飲酒的禮儀(yi) 。西漢末年，宣帝於(yu) 五鳳二年下詔批評“郡國二千石或擅為(wei) 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xiang) 黨(dang) 之禮，令民亡所樂(le) ，非所以導民也”【17】。成帝“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鄉(xiang) 飲酒禮”【18】。由此可見西漢自武帝起大致都行用鄉(xiang) 飲酒禮。西漢對農(nong) 村管控類似秦朝，一般集中圈住【19】，因此行用此禮當比較方便。

西漢末年出現了有軍(jun) 事防禦性質的塢堡壘壁，這種居住形式的改變，使國家失去了對基層民眾(zhong) 的管控權。東(dong) 漢豪強或百姓為(wei) 自保而建造的有防禦性能的堡塢壁壘或莊園也普遍存在，這從(cong) 出土的東(dong) 漢陶樓可見一斑。當然，為(wei) 了更有效地防止民眾(zhong) 反抗和管控民眾(zhong) ，為(wei) 了征收賦稅與(yu) 征發徭役，東(dong) 漢政府在戰爭(zheng) 平息之後，也一定會(hui) 毀棄一些高溝深壘的防禦工事，盡可能地迫使民眾(zhong) 回歸秦西漢那種集中圈住、便於(yu) 管控的裏居形式。

值得強調的是，西漢末年的戰亂(luan) ，破壞了原有的鄰裏關(guan) 係，因此東(dong) 漢政府十分重視恢複和睦的鄰裏關(guan) 係，以求得恢複社會(hui) 安寧與(yu) 經濟的發展。東(dong) 漢“凡鄉(xiang) 黨(dang) 飲酒，必於(yu) 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即以儒家禮儀(yi) 來教化百姓。史稱光武帝建武三年，司徒伏湛“奏行鄉(xiang) 飲酒禮，遂施行之”【18】，顯然東(dong) 漢初就關(guan) 注到鄉(xiang) 飲酒禮的重要性。明帝永平二年三月，“帝始率群臣躬養(yang) 三老五更於(yu) 辟雍，行大射之禮。郡國縣道行鄉(xiang) 飲酒於(yu) 學校，皆祠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太牢。”【20】盡管不知光武帝時的鄉(xiang) 飲酒禮在哪個(ge) 層麵，但明帝時顯然從(cong) 中央到地方都已經行用鄉(xiang) 飲酒禮了，這無疑對儒家禮儀(yi) 教化的普及是具有促進作用的。

班固為(wei) 東(dong) 漢早期人，曾參加白虎觀會(hui) 議，撰成《白虎通》。該書(shu) 明確宣稱：“鄉(xiang) 曰庠，裏曰序。庠者庠禮義(yi) ，序者序長幼也……古者教民者，裏皆有師，裏中之老有道德者為(wei) 裏右師，其次為(wei) 左師，教裏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yi) ”【21】，“所以十月行鄉(xiang) 飲酒之禮何？所以複尊卑長幼之義(yi) 。春夏事急，浚井次牆，至有子使父，弟使兄，故以事閑暇，複長幼之序也。”【22】在當時儒家學者看來，“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鄉(xiang) 黨(dang) 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qin) 不讓疏，所以明有親(qin) 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wan) 物成”【23】。顯然這從(cong) 理論上闡明包括鄉(xiang) 飲酒之禮在內(nei) 的三種禮儀(yi) 與(yu) 國家穩定與(yu) 發展的關(guan) 係。進一步說，就鄰裏關(guan) 係而言，它是衡量一個(ge) 人德行的重要方麵，因此古人非常注意在鄉(xiang) 裏日常行為(wei) 的規範。鄭玄是東(dong) 漢晚年人，他注《鄉(xiang) 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xiang) 飲酒禮，黨(dang) 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yu) 序，以正齒位之禮。”【24】“今郡國十月行鄉(xiang) 飲酒禮”是非常明確的東(dong) 漢十月行鄉(xiang) 飲酒禮的證據。正齒位包括兩(liang) 層意思，一是尊老，一是尊官爵，這是自先秦儒家宣揚的鄉(xiang) 飲酒禮的重要內(nei) 容。顯然，從(cong) 東(dong) 漢光武帝起到東(dong) 漢末，鄉(xiang) 飲酒禮當是行用的，禮儀(yi) 教化工作大多正常進行。據《後漢書(shu) ·周燮傳(chuan) 》引“《謝承書(shu) 》曰‘燮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鄉(xiang) 曲不善者皆從(cong) 其教’”【25】。這也看得出當時鄉(xiang) 裏行用禮儀(yi) 教化的狀況。但從(cong) 現存兩(liang) 漢有關(guan) 鄉(xiang) 飲酒禮的記載來看，大多行於(yu) 朝廷中央或州郡縣地方官府，行於(yu) 鄉(xiang) 裏的記載甚少，但不能說鄉(xiang) 裏不行用該禮，至少可以說鄉(xiang) 裏一級基層機構的管理人員赴縣裏參加有關(guan) 儀(yi) 式，然後在鄉(xiang) 裏推廣，以教化百姓，促進了鄰裏關(guan) 係的和諧。

三 魏晉南北朝鄰裏關(guan) 係的異化

東(dong) 漢末年天下大亂(luan) ，軍(jun) 閥橫行，戰爭(zheng) 不斷，社會(hui) 動蕩，民眾(zhong) 流離失所。就魏晉南北朝整體(ti) 來著眼，集中圈住式的裏居遭受極其嚴(yan) 重的破壞，而典型的居住形式則是堡塢壘壁，當然在相對穩定時政府則會(hui) 采用或推行鄉(xiang) 裏製度，沒有防禦功能的裏居當然也是客觀存在的。【26】盡管民眾(zhong) 居住形式有了很大變化，但這一時期各國（朝）統治者仍然比較注意鄉(xiang) 裏的穩定與(yu) 鄰裏關(guan) 係的和諧，對民眾(zhong) 進行教化也有所記載。

早在建安八年七月，曹魏便下令對地方基層進行禮儀(yi) 教化：“喪(sang) 亂(luan) 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yi) 禮讓之風，吾甚傷(shang) 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xiang) 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yu) 天下。”【27】史稱何夔擔任曹操丞相東(dong) 曹掾，曾建議：“以賢製爵，則民慎德；以庸製祿，則民興(xing) 功。以為(wei) 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xiang) 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28】夏侯玄也主張選官當“參以鄉(xiang) 閭德行之次，擬其倫(lun) 比，勿使偏頗”【29】。曹魏欲於(yu) 地方郡縣興(xing) 學校、講教化，重視鄉(xiang) 閭意見，顯然是進行民眾(zhong) 的禮儀(yi) 教化，對改善鄰裏關(guan) 係具有一定作用。曹魏地方長官或士大夫對普通民眾(zhong) 進行教化的事例頗多，如明帝即位，劉劭“出為(wei) 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30】，劉虞為(wei) 幽州牧，“清靜儉(jian) 約，以禮義(yi) 化民”【31】，杜襲“征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遷濟陰太守，以德讓為(wei) 政，風移俗改”【32】。“敦崇教化”“以禮義(yi) 化民”“以禮化俗”及“風移俗改”都含有對基層民眾(zhong) 進行禮儀(yi) 教化之意，其中包含著構建良好的鄰裏關(guan) 係的因素。更典型的是田疇。他不臣公孫瓚，辭官北歸，“率舉(ju) 宗族他附從(cong) 數百人”，“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yang) 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yu) 家”，“疇乃為(wei) 約束相殺傷(shang) 、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yu) 條。又製為(wei) 婚姻嫁娶之禮，興(xing) 舉(ju) 學校講授之業(ye) ，班行其眾(zhong) ，眾(zhong) 皆便之，至道不拾遺。”【33】田疇熟悉儒家禮儀(yi) ，否則不會(hui) “製為(wei) 婚姻嫁娶之禮，興(xing) 舉(ju) 學校講授之業(ye) ，班行其眾(zhong) ”。實際上，除婚喪(sang) 禮儀(yi) 外，鄉(xiang) 飲酒禮中規定的日常尊長養(yang) 老、慕賢尚齒、仁義(yi) 孝悌則是教化基層民眾(zhong) 的主要內(nei) 容，這對鄰裏關(guan) 係的正常化有著重要作用。需要強調的是，至少在傳(chuan) 世文獻中無論是曹魏中央或地方州郡縣都未見行用鄉(xiang) 飲酒禮的確切記載，蜀漢、孫吳相關(guan) 記載亦未詳。因而有理由說，三國時期由於(yu) 戰爭(zheng) 頻發，尤其是原來作為(wei) 傳(chuan) 統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區遭受極其嚴(yan) 重的破壞，民眾(zhong) 逃亡他鄉(xiang) 或躲入堡塢，因而很難正常地行用鄉(xiang) 飲酒禮，或許個(ge) 別地方官員或士大夫會(hui) 以鄉(xiang) 飲酒禮來教化百姓，但在戰爭(zheng) 環境之下，絕大多數地方似難推行。因此，失去原來集中圈住形式的民眾(zhong) 受到的教化應當相對有限，在這種情況下，鄰裏關(guan) 係受到一定的衝(chong) 擊或破壞也是必然的。【34】

西晉伊始，情況發生了變化。晉武帝一統天下，曾推行鄉(xiang) 裏製度，【35】民眾(zhong) 集中圈住形式一度恢複。西晉重視禮製，按吉、凶、賓、軍(jun) 、嘉五禮體(ti) 係撰成了一代禮典—《新禮》。這一禮典雖未保存下來，但據點滴史料可拚湊行用鄉(xiang) 飲酒禮的大致情況。蕭梁沈約《宋書(shu) 》明確記載：“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臨(lin) 辟雍，行鄉(xiang) 飲酒之禮。詔曰：‘禮儀(yi) 之廢久矣，乃今複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鹹寧三年，惠帝元康九年，複行其禮。”【36】武帝批評前代廢棄鄉(xiang) 飲酒禮，下令恢複行用，自然可肯定西晉行用了此禮。不過，這段記載存在問題，成書(shu) 於(yu) 唐初的《晉書(shu) 》稱泰始六年“冬十一月，幸辟雍，行鄉(xiang) 飲酒之禮，賜太常博士、學生帛牛酒各有差”【37】，兩(liang) 者相差一個(ge) 月。《冊(ce) 府元龜》兩(liang) 者都有記載。【38】另外，按照上述記載，武帝泰始六年是始行用鄉(xiang) 飲酒禮時間，其實也有誤。《水經注》有段記載：“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泰）始二年立。”【39】其下楊守敬有一段按語：“《晉書(shu) ·武帝紀》，泰始六年十一月，幸辟雍，行鄉(xiang) 飲酒之禮。二年，無辟雍行禮事。近洛陽出土有《晉辟雍碑》，文雲(yun) ，泰始三年十月始行鄉(xiang) 飲酒、鄉(xiang) 射禮，六年正月又奏行大射禮，其年十月行鄉(xiang) 飲酒禮，並稱皇太子鹹寧三年十二月行鄉(xiang) 飲酒禮，四年二月行大射禮，碑立於(yu) 鹹寧四年十月。所雲(yun) 泰始三年十月事，即此《注》所指，足征二年為(wei) 三年之訛。所雲(yun) 泰始六年十月事，即《晉書(shu) 》所載，足征十一月衍一字。今碑與(yu) 酈氏所見各一碑，蓋泰始三年嚐刻石紀事，後又綜紀泰始、鹹寧諸事於(yu) 一碑也。”【40】楊守敬以碑“十月”為(wei) 據，指出《武帝紀》“十一月”為(wei) 誤，然未指出《禮誌》中“十二月”同樣為(wei) 誤。據唐人杜佑《通典》“泰始六年、元康五年，二行鄉(xiang) 事，皆於(yu) 辟雍”，自注曰：“鄉(xiang) 事，鄉(xiang) 飲酒禮也。”【41】此處無元康九年之事。然《通典》所載元康五年行用鄉(xiang) 飲酒禮，未見《宋書(shu) 》記載，《冊(ce) 府元龜》也僅(jin) 記載“惠帝元康九年臨(lin) 辟雍，行鄉(xiang) 飲酒之禮”【42】，無五年行用之事，故《通典》五年可能實為(wei) 九年之誤。鑒此，大致可判斷西晉行用時間為(wei) 泰始三年十月、六年十月、鹹寧三年十二月、惠帝元康九年。

需要注意的是，晉武帝行鄉(xiang) 飲酒禮於(yu) 辟雍，即於(yu) 大學（太學）行禮。杜佑說西晉“武帝泰始七年、惠帝元康三年”【41】於(yu) 大學行釋奠禮，這與(yu) 兩(liang) 漢沒有差異。但這條史料隻說明武帝、惠帝行鄉(xiang) 飲酒禮是在中央舉(ju) 行的，沒有涉及地方州郡是否舉(ju) 行。東(dong) 晉皇帝也在辟雍行釋奠禮，“東(dong) 晉明帝之為(wei) 太子，亦行釋奠禮。成、穆、孝武三帝，皆親(qin) 釋奠，惟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時製也。孝武以大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穆帝升平元年，於(yu) 中堂權立行大學釋奠，禮畢，會(hui) 百官六品以上。”【41】大學確實是行釋奠禮、紀奠先聖先師的場所，然鄉(xiang) 飲酒禮與(yu) 釋奠並非一禮。鄉(xiang) 飲酒禮著重於(yu) 尊老尚齒，目的在建立和諧的禮儀(yi) 秩序，釋奠禮則主要紀奠先聖先師，目的是崇學，然其間亦會(hui) 行鄉(xiang) 飲酒，尊三老五更。然兩(liang) 者畢竟不是一回事。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均為(wei) 朝廷中央行鄉(xiang) 飲酒禮，不能等同地方也行此禮。其實文獻上很難找到兩(liang) 晉在地方上行鄉(xiang) 飲酒禮的直接記載。晉人劉毅上書(shu) 論改善政治，稱治道有八損，其中提到“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xiang) 黨(dang) 之義(yi) ，崇六親(qin) 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yu) 是見矣”【43】。換句話說，“欲敦風俗”就需要對鄉(xiang) 黨(dang) 之義(yi) 、六親(qin) 之行進行教化，這是由鄉(xiang) 裏“庠序”來完成的，屬鄉(xiang) 裏對屬地之普通士人及百姓進行的教化。東(dong) 晉範寧批評當時“凡庸競馳，傲誕成俗”的吏治，強調選官“宜驗其鄉(xiang) 黨(dang) ，考其業(ye) 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44】，顯示出範寧認為(wei) 應當重視鄉(xiang) 裏對士人德才考核的作用。盡管兩(liang) 晉或許地方上也偶爾行用鄉(xiang) 飲酒禮，但從(cong) 劉毅、範寧之語可以反證兩(liang) 晉時期鄉(xiang) 裏基層機構不太重視鄉(xiang) 飲酒的作用了。總之，西晉惠帝時爆發八王之亂(luan) ，東(dong) 晉門閥製度興(xing) 盛，在這種曆史條件下，原來那種鄉(xiang) 裏製度必然遭受嚴(yan) 重衝(chong) 擊，因此鄉(xiang) 裏教化似難以正常進行。

南北朝時行用釋奠禮史有明載，當然這是南北各政權在朝廷中央行用此禮，在鄉(xiang) 裏行用鄉(xiang) 飲酒禮的記載仍很罕見。《魏書(shu) 》明確記載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十月甲戌詔曰：“鄉(xiang) 飲禮廢，則長幼之敘亂(luan) 。孟冬十月，民閑歲隙，宜於(yu) 此時導以德義(yi) 。可下諸州，黨(dang) 裏之內(nei) ，推賢而長者，教其裏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和、妻柔。不率長教者，具以名聞。”【45】太和十年已經實行鄰裏黨(dang) 三長製，故此詔所稱“黨(dang) 裏”即鄉(xiang) 裏，這是北魏基層機構曾經實施鄉(xiang) 裏教化的最為(wei) 明確的例證。但是這一製度堅持多久是值得懷疑的，因為(wei) 孝明帝時李崇上奏請置學時明確要求“道發明令，重遵鄉(xiang) 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ye) ”【46】，“重遵鄉(xiang) 飲”一語可看出太和之製在各地並未能很好地堅持下來。《周書(shu) 》載西魏一條：大統十六年“太祖之奉魏太子西巡也，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xiang) 飲酒禮焉”【47】。這自然是特例，雖有一定的教化意義(yi) ，但決(jue) 不能等同普遍行用鄉(xiang) 飲酒禮。《隋書(shu) 》有明確記載：“隋製，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於(yu) 先聖先師。年別一行鄉(xiang) 飲酒禮。州郡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州郡縣亦每年於(yu) 學一行鄉(xiang) 飲酒禮。”【48】就這兩(liang) 條記載來分析，自北魏到西魏北周盡管地方仍有行用鄉(xiang) 飲酒禮的記載，但不會(hui) 普遍實施，究其原因則是南北朝時戰爭(zheng) 較為(wei) 頻繁，基層鄉(xiang) 裏製度受到嚴(yan) 重破壞而導致的。隋文帝統一南北，重新構建鄉(xiang) 裏製度，建立了“五五”遞進的黨(dang) 、裏、保三長製，【49】廣大民眾(zhong) 再次按規定集中居住，因而鄉(xiang) 飲酒禮也製度化了，這一製度也被唐宋接受並延續下去。【50】

總而言之，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luan) 頻繁，民眾(zhong) 圈居形式破壞，居住形式的改變，導致禮儀(yi) 教化無法正常化。盡管朝廷在辟雍釋奠時行用過鄉(xiang) 飲酒禮，但與(yu) 鄉(xiang) 裏教化仍有間隔，企望實現真正的和諧鄰裏關(guan) 係似畫餅充饑。顏子推撰《顏氏家訓》，是當時“時代的悲劇”【51】的寫(xie) 照，其中不乏批評道德低下、禮廢儀(yi) 亂(luan) 的人事現象。如“為(wei) 父所寵，失於(yu) 教義(yi) ”的梁學士，“年登婚宦，暴慢日滋”【52】而導致最終被懲處。顏氏還批評那種“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群從(cong) 疏薄；群從(cong) 疏薄，則僮仆為(wei) 讎敵”【52】的社會(hui) 現象。在這個(ge) “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為(wei) 常”【52】的時代，鄉(xiang) 裏出現“狎侮賓客，侵耗鄉(xiang) 黨(dang) ”【52】的現象也就不難理解，鄰裏關(guan) 係的異化也成為(wei) 必然的結果。

四 唐宋之後鄰裏關(guan) 係的變遷

唐高祖時實行鄉(xiang) 裏製度，規定“百戶為(wei) 裏，五裏為(wei) 鄉(xiang) 。四家為(wei) 鄰，五家為(wei) 保。在邑居者為(wei) 坊，在田野者為(wei) 村。村坊鄰裏，遞相督察”(11)53，也就是說，唐初隻是將隋朝黨(dang) 、裏、保的鄉(xiang) 裏製度略加改變，但對農(nong) 村百姓實行集中居住、嚴(yan) 加管控則毫無二致。

在這個(ge) 基礎上，唐朝重視鄉(xiang) 裏作用，強調基層教化的功效。高祖曾下詔要求“裏閈相從(cong) ，共尊社法。以時供祀，各申祈報。兼存宴醑之義(yi) ，用洽鄉(xiang) 黨(dang) 之歡。且立節文，明為(wei) 典製”【54】。太宗同樣非常重視鄉(xiang) 裏教化，他在《即位大赦詔》聲稱：“其有至孝純著，達於(yu) 鄉(xiang) 黨(dang) ，征詣闕庭，厚加褒擢。節義(yi) 之夫，貞順之婦，州府列上，旌表門閭。”【55】在《存問並州父老璽書(shu) 》中也要求地方“父老宜約勒鄉(xiang) 黨(dang) ，教導後生，親(qin) 疏子弟，務在忠孝，必使風俗敦厚，異於(yu) 他方”【56】。唐初奠定的鄉(xiang) 裏製度，強調基層的教化作用，這對普通民眾(zhong) 的禮儀(yi) 教化自然會(hui) 起到積極作用，也為(wei) 建立良好的鄰裏關(guan) 係起到了一定的功效。【57】高宗時，吏部侍郎魏玄同上奏時引裴子野之語來闡述選官問題：“居家視其孝友，鄉(xiang) 黨(dang) 服其誠信，出入觀其誌義(yi) ，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lin) 之以利，以察其廉。”【58】這裏不難看出唐朝政府在選用官員時非常重視他們(men) 居住鄉(xiang) 裏時的道德品質，這正體(ti) 現出鄉(xiang) 裏教化的功用。生活在玄、肅、代時期的獨孤及在《福州都督府新學碑銘》中表示：“州縣之教，達於(yu) 鄉(xiang) 黨(dang) ；鄉(xiang) 黨(dang) 之教，達於(yu) 眾(zhong) 庶矣。”【59】稍晚一些的董晉也期盼“孝弟聞於(yu) 鄉(xiang) 黨(dang) ，學校興(xing) 於(yu) 裏閭，刑戮廢於(yu) 戎行，鞭撲弛於(yu) 官署”【60】。可見，唐朝恢複了傳(chuan) 統儒家宣揚的鄉(xiang) 裏教化製度，以促進民眾(zhong) 道德的提高和社會(hui) 的安寧和諧。

宋初鄉(xiang) 裏製度繼唐而來，因此也非常重視鄉(xiang) 裏教化。太宗詔曰：“念中外臣庶之家，各有子弟，或自來有乖檢慎，為(wei) 鄉(xiang) 黨(dang) 所知，雖加戒勖，曾不悛改者，並許本家尊長具姓名聞於(yu) 州縣。”【61】強調對那些“宗族所共棄，鄉(xiang) 黨(dang) 所不容者，並當嚴(yan) 加誘掖，俾之悛改。其聞義(yi) 不服，為(wei) 惡務滋者，即須條具姓名以聞，當議寘於(yu) 刑辟”【62】。仁宗慶曆四年詔曰：“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官為(wei) 教授，三年而代；選於(yu) 吏員不足，取於(yu) 鄉(xiang) 裏宿學有道業(ye) 者，三年無私譴，以名聞。”規定不準選“行虧(kui) 孝弟，有狀可指”【63】之人入仕。可見宋朝政府對官宦及子弟進行嚴(yan) 格管教，重視地方學校，關(guan) 注鄉(xiang) 裏輿論，力圖發揮鄉(xiang) 裏教化作用，就這一角度來說，宋朝是承襲唐朝的。【64】

需要指出的是，宋初沿襲《周禮》提出的鄉(xiang) 裏基層機構承擔管理與(yu) 教化職能，即談到鄉(xiang) 裏教化時都強調鄉(xiang) 裏一級基層機構的職責，故而農(nong) 村基層管理人員相對比較穩定。但在基層管理上有一個(ge) 轉變過程：宋朝建立初，最基層有裏正、戶長、鄉(xiang) 書(shu) 手，負責課督賦稅，一般由鄉(xiang) 村較富裕的一二三等主戶輪流承擔，故稱差役。這就是所謂的職役製度。鄉(xiang) 、裏仍負有教化責任。但“開寶七年廢鄉(xiang) 分為(wei) 管，置戶長主納賦，耆長主盜賊、詞訟”【65】，即農(nong) 村基層組織鄉(xiang) 被廢除了，地方基層管理職能出現根本性改變，即他們(men) 不再承擔鄉(xiang) 民的教化，僅(jin) 保存為(wei) 國家收取賦稅、催辦賦役、管理地方治安的職能。這是由於(yu) 當時農(nong) 村散居現象日趨普遍，【66】集中圈住式裏居形式不適合當時現狀而逐漸退出曆史舞台。正是這種轉變，原來經濟上尚能夠受益的鄉(xiang) 役承擔者，逐漸轉而成為(wei) 國家賦役的承擔者，故而導致一些應役者以各種方式逃避應役，造成了鄉(xiang) 村基層管理者的不穩定，嚴(yan) 重影響到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穩定與(yu) 國家的財政收入。因而神宗熙寧變法，實施保甲法與(yu) 募役法，允許納錢雇募，雖說完成了農(nong) 村基層管理機構職役化的轉變，也一定程度上維護並加強了對鄉(xiang) 村基層的管控，但鄉(xiang) 村基層管理機構的教化職能從(cong) 此喪(sang) 失殆盡。

雖然北宋政府放棄了鄉(xiang) 裏基層管理機構的教化職能，但實際上宋代鄉(xiang) 村的基層禮儀(yi) 教化工作已由居住鄉(xiang) 裏的士大夫們(men) 承擔起來了。應該說，前代居住鄉(xiang) 裏的士大夫們(men) 也進行過基層禮儀(yi) 教化工作，但唐宋在地方教育上已經有了巨大變化，民眾(zhong) 居住形式有了變化，因而士大夫所承擔的教化職責也起到了極大變化。其中變化最顯著者：一是唐朝從(cong) 法製上規定可以辦私學，書(shu) 院興(xing) 起，但不甚普遍；到宋代私學則極為(wei) 興(xing) 盛，士大夫廣泛建置書(shu) 院、辦私塾。二是宋代私學教育規模超過官學，培養(yang) 了大批人才。三是都保製取代了鄉(xiang) 裏製，對民眾(zhong) 的教化方式產(chan) 生了變化。

秦朝禁止私人辦學，以吏為(wei) 師，對廣大民眾(zhong) 的儒家禮儀(yi) 教化則不甚措意。西漢直到惠帝時才廢除“挾書(shu) 令”，允許公開傳(chuan) 播各家各派的知識。漢初便有儒家學者私下傳(chuan) 授儒家經典，直到東(dong) 漢末仍見之史載。但兩(liang) 漢私學一般不承擔禮儀(yi) 教化職責，而是由基層鄉(xiang) 三老來負責。【67】魏晉南北朝時官學不常，故學者私相傳(chuan) 授更為(wei) 普遍，【68】但各朝政府公開允許或鼓勵私人辦學、進行基層民眾(zhong) 禮儀(yi) 教化的史料極為(wei) 罕見。然而至唐代出現重大變化。唐朝官學有國學、太學及地方州縣學，到開元二十一年五月，玄宗勅：“諸州縣學生，專(zhuan) 習(xi) 正業(ye) 之外，仍令兼習(xi) 吉凶禮。公私禮有事處，令示儀(yi) 式，餘(yu) 皆不得輒使。許百姓任立私學，欲其寄州縣受業(ye) 者亦聽。”【69】這是允許百姓在地方上立私學，【70】預示著鄉(xiang) 裏私學教育的完全開放。【71】而且地方諸生需學習(xi) 各種禮儀(yi) ，在必要時“令示儀(yi) 式”，這樣有利於(yu) 地方的禮儀(yi) 推廣與(yu) 禮儀(yi) 教化。開元二十六年正月，玄宗又敕：“古者鄉(xiang) 有序，黨(dang) 有塾，將以宏長儒教，誘進學徒，化民成俗，率由於(yu) 是。其天下州縣，每鄉(xiang) 之內(nei) ，各裏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69】這裏規定每鄉(xiang) 各裏置一學，以便誘進學徒、化民成俗，可見玄宗時期對鄉(xiang) 裏教育更為(wei) 重視。在鄉(xiang) 裏辦學，自然包含禮儀(yi) 教育內(nei) 容，對鄰裏關(guan) 係的和諧確實會(hui) 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當然也無需誇大當時鄉(xiang) 間裏學的規模與(yu) 普遍性，因為(wei) 德宗貞元三年正月右補闕宇文炫“請京畿諸縣鄉(xiang) 村廢寺，並為(wei) 鄉(xiang) 學，並上製置事二十餘(yu) 件。疏奏，不報”【69】，這一史料似乎透露出並未達到玄宗每鄉(xiang) 各裏置學的要求。盡管如此，唐政府允許私學，觸發了士大夫興(xing) 辦書(shu) 院的熱情，雖說數量不多，但開了後世書(shu) 院之先河。從(cong) 禮儀(yi) 教化角度來考慮，唐朝私學、書(shu) 院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起基層鄉(xiang) 裏禮儀(yi) 教化的責任。

宋代私學、書(shu) 院在唐代基礎上有較大發展，仁宗時已有“天下士鄉(xiang) 學益蕃”【72】之說。宋代與(yu) 唐代相比，私學在更大程度上與(yu) 宗族的發展結合在一起。東(dong) 晉南朝之俗，宗族之內(nei) 分居各爨，親(qin) 屬關(guan) 係相對較為(wei) 疏離，【73】而唐朝宗族製度大致可溯源於(yu) 北朝。北魏孝文帝定士族等級，與(yu) 山東(dong) 高門聯姻，其目的是使少數民族的皇親(qin) 國戚的社會(hui) 地位獲得漢族士族的認同。女方家族的社會(hui) 地位極為(wei) 重要，尤其是山東(dong) 士族女方家族有著極其重要的社會(hui) 地位與(yu) 禮法資源，因此孝文帝納漢女為(wei) 皇後，為(wei) 諸弟娶漢女時還下詔雲(yun) ：“太祖龍飛九五，始稽遠則，而撥亂(luan) 創業(ye) ，日仄不暇。至於(yu) 諸王娉合之儀(yi) ，宗室婚姻之戒，或得賢淑，或乖好逑。自茲(zi) 以後，其風漸缺，皆人乏窈窕，族非百兩(liang) ，擬匹卑濫，舅氏輕微，違典滯俗，深用為(wei) 歎。”【74】可見母黨(dang) 強弱、舅氏顯微對於(yu) 皇室會(hui) 產(chan) 生重要影響，故北朝宗族重母黨(dang) 、妻黨(dang) 。如果母黨(dang) 、妻黨(dang) 不強，那麽(me) 宗族的發展或受到很大局限。唐人總結北朝山東(dong) 士族的特征曰：“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縣隔”【75】，“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76】，這都表明母黨(dang) 、妻黨(dang) 的重要性，其實唐代也有相似的風氣。宋代宗族則重男性一係，采用“敬宗收族”來增強家族的團結與(yu) 擴展家族勢力，因此宗族的強大使宋代在知識傳(chuan) 承方麵也有了很大改觀，原來儒學以父子相傳(chuan) 的家學為(wei) 主要形式到宋代出現改變，形成以宗族辦學、師徒相承的形式。

宋代之後，私學、書(shu) 院承擔起鄉(xiang) 裏的禮儀(yi) 教化重任。《文獻通考》稱：宋代“州縣之學，有司奉詔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輟，不免具文；鄉(xiang) 黨(dang) 之學，賢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規後隨，皆務興(xing) 起”【77】，強調鄉(xiang) 黨(dang) 私學超越州縣官學。這裏的鄉(xiang) 黨(dang) 之學指儒家學者所建的各地書(shu) 院及鄉(xiang) 村所辦私塾，其中書(shu) 院既有民辦官助，也有純粹民辦者。士大夫不但熱衷於(yu) 政府辦的地方學校，也熱衷於(yu) 書(shu) 院教學，授徒傳(chuan) 承學問。北宋名臣範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為(wei) 師。瑗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78】，這蘇州“生徒數百”確實規模不算小，而且範仲淹是自己掏錢辦州學，實是具有典範意義(yi) 。從(cong) 兩(liang) 宋書(shu) 院情況來說，北宋初年書(shu) 院受到朝廷鼓勵而有較大發展，【79】之後相對沉寂，而南宋則由於(yu) 道學興(xing) 盛，書(shu) 院再度獲得極快發展。據統計，兩(liang) 宋共新建書(shu) 院173所，北宋占21.39%，南宋占78.61%，顯然南宋書(shu) 院有極大的發展。【80】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書(shu) 院不但招收所在地士大夫家族子弟，而且也招收外地來求學的生徒。就宋代書(shu) 院教學的主要目的來看，它並非為(wei) 科舉(ju) 而辦學，而是更注重對人們(men) 的道德教化，禮儀(yi) 教育則是道德教化的重要內(nei) 容之一。宋代書(shu) 院製度被元明清諸朝所接受，隻是元代書(shu) 院為(wei) 官辦，山長實為(wei) 朝廷官員。明清兩(liang) 代書(shu) 院更為(wei) 發展。據鄧洪波先生統計：唐五代有47所，官辦3所，民辦39所，不詳5所；宋代共720所，官辦110所，民辦509所，不詳101所；元代共296所，官辦51所，民辦181所，不詳63所，其他1所；明代共有1 699所，官辦972所，民辦507所，不詳216所，其他4所；清代共3 868所，官辦2 190所，民辦935所，不詳721所，其他22所，合計唐至清共有書(shu) 院6 621所，官辦3 324所，占50.2%，民辦與(yu) 不明占49.4%，其他27所，占0.4%。鄧洪波先生還統計出無創建年代、無創建人的424所書(shu) 院，按照鄧先生說法，可歸入民辦之例，如此官辦占47.2%，民辦52.4%，不詳0.4%。【81】總之，中國書(shu) 院中民辦大致略高於(yu) 官辦。

當然，書(shu) 院的發展與(yu) 政治密切相關(guan) ，如明代曾在嘉靖、萬(wan) 曆、天啟共12次大規模禁毀書(shu) 院，【82】可見書(shu) 院的興(xing) 盛與(yu) 否完全由國家政治動向所決(jue) 定。大致說來，唐到元，民辦書(shu) 院大大高於(yu) 官辦，充分說明了士大夫們(men) 宣化禮教、傳(chuan) 承中國文化的熱情。尤其是兩(liang) 宋時期，國家對士大夫思想管控相對較為(wei) 鬆弛，因而士大夫熱衷於(yu) 辦書(shu) 院，許多書(shu) 院主持人便是著名思想家或學者，在儒學轉型時期他們(men) 力圖宣揚自己的學術觀點，促進了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文化的發展，對民眾(zhong) 的禮儀(yi) 教化作出了貢獻。(1)83明清兩(liang) 代對士大夫思想控製極嚴(yan) ，因而官辦書(shu) 院便高於(yu) 民辦書(shu) 院，說明官方對書(shu) 院的控製趨於(yu) 嚴(yan) 厲。明清書(shu) 院的政治走向非常明顯地說明中國封建專(zhuan) 製主義(yi) 在走向沒落之時，政治對教育的幹涉。我們(men) 不否認書(shu) 院教育在傳(chuan) 承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方麵作出的貢獻，也不否認書(shu) 院在民間深入宣揚和推行傳(chuan) 統禮儀(yi) 的曆史事實，更無意否定對民眾(zhong) 處理好鄰裏關(guan) 係上所產(chan) 生的積極作用，但應當看到明清兩(liang) 代書(shu) 院教育整體(ti) 趨向於(yu) 陳腐，為(wei) 維護專(zhuan) 製主義(yi) 體(ti) 製效力的意向極為(wei) 突出。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自宋神宗變革開始，都保製代替了鄉(xiang) 裏製，保甲法的施行使地方治安由地方民眾(zhong) 來負責，在宗族勢力日益發展的前提下，宗族在保甲製度上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自古以來的鄉(xiang) 裏製完全衰敗，再也無法恢複。也就是說，原來鄉(xiang) 裏製的基層教化功能被宗族化的以書(shu) 院為(wei) 代表的鄉(xiang) 裏之學取代，基層治安功能被保甲製取代，鄉(xiang) 裏基層管理人員負責教化的職責逐漸演變為(wei) 由士大夫來承擔，鄉(xiang) 裏製走向沒落是曆史的必然。

五 結語

綜上所述，自先秦而來的古代鄰裏關(guan) 係演化與(yu) 鄉(xiang) 裏禮儀(yi) 教化的關(guan) 係大致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ge) 方麵：

首先，傳(chuan) 統的鄰裏關(guan) 係受到農(nong) 業(ye) 社會(hui) 的深刻影響。

古代中國屬於(yu) 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需要相對密集的勞動，故民眾(zhong) 大多居住相近，朝夕相處，需要通過共同努力或協作才能解決(jue) 生活、生產(chan) 中遇到的問題，因此古代鄰裏關(guan) 係的演化便與(yu)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密切相關(guan) 。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發展與(yu) 否的決(jue) 定性因素是生產(chan) 力的發展，在科學技術不發達的古代中國，人的增殖起著相當大的作用。古代中國的人口既存在自然繁殖的增長趨勢，又受到頻繁的戰爭(zheng) 、嚴(yan) 重的自然災害的影響，因此人口增殖呈現為(wei) 一種波浪型發展的態勢，自秦統一到元末明初約在數千萬(wan) 到一億(yi) 人口之間徘徊。大致說來，一個(ge) 王朝有較長穩定時期，那麽(me) 人口增加明顯，而動蕩時期則人口下降。在人口增殖較多時期，民眾(zhong) 便需要開墾更多田地來維持生活，因此會(hui) 從(cong) 甲地向乙地不斷擴展，【84】最終在乙地形成新的生活聚落，產(chan) 生新的鄰裏關(guan) 係。但這種新的鄰裏關(guan) 係隻是原來鄰裏關(guan) 係的翻版或延續，仍是賈疏所說的民眾(zhong) “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85】等內(nei) 容，不會(hui) 產(chan) 生新的內(nei) 涵。然而在戰爭(zheng) 頻繁之時，民眾(zhong) 因躲避戰爭(zheng) 而逃亡，或避入堡塢壘柵之中，原來的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受到影響，原有的鄰裏關(guan) 係被打破，從(cong) 而結成新的鄰裏關(guan) 係。這種鄰裏關(guan) 係已經割斷了原來長期相處之後形成的親(qin) 友、情感等因素，盡管可能仍會(hui) 含有一定的“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等內(nei) 容，但更多的則是生存競爭(zheng) 關(guan) 係。

其次，傳(chuan) 統的鄰裏關(guan) 係受到統治思想、統治措施的影響。

秦統一，統治者為(wei) 了鞏固自己的統治、防止六國民眾(zhong) 反抗，對廣大民眾(zhong) 實行嚴(yan) 格管控，民眾(zhong) 實行集中圈住方式，由基層機構管理人員管控居住地鎖鑰，並實行連坐法來迫使民眾(zhong) 服從(cong) 管理，因此鄰裏關(guan) 係含有較多的相互監督、相互告發因素，鄰裏交往便會(hui) 謹小慎微，鄰裏關(guan) 係趨於(yu) 扭曲。漢繼秦而立，漢初實行黃老之治，相對說比秦的管控有所放鬆，但農(nong) 村廣大民眾(zhong) 仍然實行集中圈住形式。這種裏居形式方便收取賦稅、征發徭役和進行管控。漢代廢除連坐法，促使民眾(zhong) 的鄰裏關(guan) 係得到相對和解，從(cong) 而導致相對和諧的鄰裏關(guan) 係，“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的鄰裏關(guan) 係成為(wei) 社會(hui) 主流。實際上，秦和漢兩(liang) 種不同的鄰裏關(guan) 係，不同程度地在曆代延續著。

一些政治或經濟的變革措施，也會(hui) 對鄰裏關(guan) 係產(chan) 生影響。如商鞅變法時期對民眾(zhong) 的管控，自然導致與(yu) 原來不同的鄰裏關(guan) 係；王安石變法時實行都保製、保甲製，自然也導致新的鄰裏關(guan) 係的形成。西晉實行的品官占田蔭客製，南北朝至唐前期實行的均田製，乃至曆朝曆代移民政策，都會(hui) 對鄰裏關(guan) 係產(chan) 生較大影響。

再次，傳(chuan) 統的鄰裏關(guan) 係與(yu) 禮儀(yi) 教化密切關(guan) 聯。

儒家思想對傳(chuan) 統中國有著深刻的影響，尤其在修身養(yang) 性的道德修為(wei) 方麵更為(wei) 突出，而鄰裏關(guan) 係恰恰與(yu) 人之道德關(guan) 係極為(wei) 緊密。因而在古代中國，各王朝的統治者大多重視對各種人等進行禮儀(yi) 教化，力圖構建和諧的鄰裏關(guan) 係，穩定社會(hui) 秩序，最終達到鞏固自己統治的目的。在史書(shu) 中，中國古代各王朝對孝子順孫、義(yi) 夫節婦、或誌行聞於(yu) 鄉(xiang) 閭，或數世同居共爨者往往旌表門閭，加以表彰和倡導。而對那些橫行鄉(xiang) 裏、不孝不敬者加以懲處。更為(wei) 突出的是，中國古代無論是薦舉(ju) 製還是科舉(ju) 製，大多注重鄉(xiang) 裏輿論，以此來了解和規範貴族豪門、士人學子的品行，作為(wei) 升官任職重要的參考因素。各王朝還經常推行鄉(xiang) 飲酒、鄉(xiang) 射禮來宣揚尊老序齒，達到構建和諧鄉(xiang) 裏秩序的目的。

第四，古代士大夫在構建和諧鄰裏關(guan) 係、對民眾(zhong) 進行禮儀(yi) 教化方麵作出了突出貢獻。

盡管各王朝統治者倡導和諧的鄰裏關(guan) 係，但具體(ti) 推行教化民眾(zhong) 、宣揚和諧鄰裏關(guan) 係者則是各王朝的士大夫們(men) 。中國古代的士大夫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熟稔儒家經典，因而不但注重自身道德修養(yang) ，而且懷有治國理政的抱負，【86】期盼實現儒家大同世界，因此將敬老愛幼，推己及人作為(wei) 行為(wei) 準則，宣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87】；而“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88】是許多士大夫追求的理想境界。如曹魏王昶訓誡子侄：“孝敬仁義(yi) ，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yi) 則鄉(xiang) 黨(dang) 重之，此行成於(yu) 內(nei) ，名著於(yu) 外者矣。”【89】北魏宋隱臨(lin) 終告戒子侄曰：“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xiang) 黨(dang) ，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則足矣，不勞遠詣台閣。”甚至聲稱：“若忘吾言，是為(wei) 無若父也，使鬼而有知，吾不歸食矣。”【90】類似如此教導子弟者史不絕書(shu) 。宋人趙彥衛曾說：“比閭之法，所以保養(yang) 斯民，相生相養(yang) ，使鄰裏各有恩義(yi) 。秦漢間，但令有罪相糾，而風俗壞矣。欲行三代之政，則比閭之法，不可不講。”【91】這體(ti) 現出士大夫對鄰裏關(guan) 係的重視。

宋代之後宗族崛起，蟄居鄉(xiang) 裏的士大夫們(men) 在鄰裏禮儀(yi) 教化中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北宋神宗時，藍田呂氏家族編著的《呂氏鄉(xiang) 約》，規範家族在鄉(xiang) 裏的行為(wei) ，在當時及後世產(chan) 生巨大影響。元儒程端禮公開宣稱：“又必擇友，舉(ju) 行藍田呂氏《鄉(xiang) 約》之目。使德業(ye) 相勸，過失相規，則學者平日皆知敦尚行實，惟恐得罪於(yu) 鄉(xiang) 評，則讀書(shu) 不為(wei) 空言，而士習(xi) 厚矣。必若此，然後可以仰稱科製經明行修，鄉(xiang) 黨(dang) 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yi) 之實，庶乎其賢才盛而治教興(xing) 也，豈曰小補。”【92】

宋代宗族崛起，對宗族子弟的道德教育與(yu) 文化教化極為(wei) 重視，各種典籍中記載宋人建書(shu) 院、書(shu) 屋、學堂、精舍之事不絕。如宋人楊宗卿對其師沈氏建書(shu) 屋來教化宗族子弟是備加讚賞：“昔太府公首尚禮樂(le) ，義(yi) 教士類，授伊洛傳(chuan) ，建塾於(yu) 河之南，額曰‘海隅書(shu) 屋’，至今及門英賢濟濟，永昌先生、隱齋夫子鹹繼述之，此誠沈氏元運之所由興(xing) 也。即杭之龜山書(shu) 院、永嘉之五峰書(shu) 院，無以逾此。”【93】《卞氏蒙養(yang) 齋記》批評“自學校弛，聖賢教法無複影響。壞其真醇，鑿其渾龐，支離邪僻，日前滔滔”【94】的現象，對卞氏建蒙養(yang) 齋對族內(nei) 兒(er) 童進行教育深表讚譽。施宿記萬(wan) 卷堂：“在新昌縣石溪鄉(xiang) 。先達石待旦始剏堂貯書(shu) ，又為(wei) 義(yi) 學三區，號上、中、下書(shu) 堂，使學者迭升之人，以此勉勵成名者眾(zhong) 。傍又置議善閣，占山水之勝。”【95】元代類似記載也甚多，危素提及北宋陳襄後人“作家塾，以奉先聖先師，並祀公焉。置田一百五十畝(mu) ，以贍其費，聘名師以教子弟”【96】。元成宗大德三年，江浙西道提舉(ju) 學事鄧文原作《吳氏義(yi) 塾記》，對有田三百畝(mu) 的“吳氏義(yi) 塾”大為(wei) 稱頌：“師生廩餼有度，講肄有業(ye) 。童冠鼓篋而來者逾百員，盍舉(ju) 以旌善。”【97】至於(yu) 明清兩(liang) 代則有更多記載，正如趙青藜《倪氏紫山書(shu) 院記》中所說的那樣：“凡故家巨姓之聚族而居者，又各就其社以立義(yi) 學”，“以教同族之子弟”，“入其裏，弦誦之聲相聞，蓋涇之於(yu) 文學自其天性。彬彬乎，鄒魯之遺風矣！”【98】雖說趙氏之說或有誇大之處，但宗族立學教育族內(nei) 子弟確實是普遍現象，這對禮儀(yi) 傳(chuan) 播及和諧鄰裏關(guan) 係的建立有著極為(wei) 重要的作用。

總之，古代中國的鄰裏關(guan) 係受到經濟條件、政治狀況的製約，受到諸王朝的重視和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士大夫們(men) 的推崇；古代中國對基層民眾(zhong) 進行禮儀(yi) 教化，則是隨著時代變遷而有所變化。這對當今建設良好的鄰裏關(guan) 係、對廣大國人進行禮儀(yi) 教育不無參考作用。

注釋
 
1 學界對秦漢之後居住形式、鄰裏關係有頗多成果。除論文中引證外，主要有：王毓銓：《漢代“亭”與“鄉”“裏”不同性質不同行政係統說—“十裏一亭……十裏一鄉”辨正》，《曆史研究》 1954年第2期；[日]越智重明：《裏から村へ》，《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1973年；趙克堯:《論魏晉南北朝的塢壁》，《曆史研究》 1980年第6期；[日]宮川尚誌：《六朝時代的村》，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四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齊濤：《魏晉隋唐鄉村社會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日]堀敏一：《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村’をぐつて》，《中國古代の家と集落》，東京：汲古書院，1996年；韓昇：《魏晉隋唐的塢壁和村》，《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2期；薛瑞澤：《漢代鄰裏關係研究》，《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3年第4期；夏毅輝：《漢末魏晉南北朝塢壁考論》，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具聖姬：《兩漢魏晉南北朝的塢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章義和：《關於南朝村的淵源問題》，《福建論壇》 2005年第4期；侯旭東：《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劉再聰：《村的起源及“村”概念的泛化—立足於唐以前的考察》，《史學月刊》 2006年第6期；薛瑞澤：《六朝鄰裏關係研究》，《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郭浩：《從漢“裏”談長沙走馬樓吳簡中的“裏”和“丘”》，《史學月刊》 2008年第6期；莊華峰：《魏晉南北朝社會》，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朱莉娜、賈俊俠：《漢代關中地區聚落形態及其政治經濟景觀》，《唐都學刊》 2013年第3期；王彥輝：《秦漢時期的鄉裏控製與邑、聚變遷》，《史學月刊》 2013年第5期；陳偉：《秦漢簡版“居縣”考》，《曆史研究》 2017年第5期；魯西奇：《漢代鄉裏製度的幾個問題》，《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8年第6期。有關禮儀教化成果更多，不勝枚舉。
 
2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隱公六年，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50頁。
 
3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一〇《地官·大司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78頁；第367—368頁。
 
4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一二《地官·大司徒》，第405、414、422、425頁。
 
5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一三《地官·大司徒》，第433、437頁。
 
6 黃懷信、張懋熔、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96、398頁。
 
7 焦循：《孟子正義》卷二七《滕文公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58—359頁。
 
8 韓嬰撰、許維遹集釋：《韓詩外傳集釋》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43頁。
 
9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顯王十年，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47頁。
 
10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16頁。
 
11 孫希旦：《禮記集解》卷五九《鄉飲酒義》，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433頁；第1428頁。
 
12 湯勤福：《秦晉之際：五禮製度誕生研究》，《學術月刊》 2019年第1期。
 
13 《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傳》“太史公曰”，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117頁。
 
14 《漢書》卷六《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66—167頁；第171—172頁。
 
15 董仲舒著、蘇輿義證：《春秋繁露義證》卷八《度製》，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231頁。
 
16 董仲舒著、蘇輿義證：《春秋繁露義證》卷一三《五行相生》，第365頁。
 
17 《漢書》卷八《宣帝紀》，第265頁。
 
18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五九《帝王部》，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659頁；第659頁。
 
19 湯勤福：《論秦漢聚落“裏居”形式的演化》，《人文雜誌》 2020年第9期。
 
20 《晉書》卷二一《禮誌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670頁。
 
21 陳立：《白虎通疏證》卷六《辟雍》，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261—262頁。
 
22 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五《鄉射》，第247頁。
 
23 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二《社稷》，第126頁。
 
24 《後漢書》卷九四《禮儀誌上》，第3109頁。
 
25 《後漢書》卷五三《周燮傳》，第1742頁。
 
26 湯勤福：《魏晉南北朝鄉村聚落的變遷》，《中州學刊》 2020年第8期。
 
27 《三國誌》卷一《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4頁。
 
28 《三國誌》卷一二《何夔傳》，第381頁。
 
29 《三國誌》卷九《夏侯玄傳》，第296頁。
 
30 《三國誌》卷二一《劉劭傳》，第618頁。
 
31 《三國誌》卷八《公孫瓚傳》引《魏書》，第241頁。
 
32 《三國誌》卷二三《杜襲傳》引《先賢行狀》，第665頁。
 
33 《三國誌》卷一一《田疇傳》，第341頁。
 
34 湯勤福：《魏晉南北朝鄉村聚落的變遷》，《中州學刊》 2020年第8期。
 
35 《晉書》卷二四《職官誌》，第746—747頁。
 
36 《宋書》卷一四《禮誌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67頁。
 
37 《晉書》卷三《武帝紀》，第60頁。
 
38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五九《帝王部》稱十二月，第913頁；卷七九《帝王部》稱十一月，第660頁。《舊唐書》卷一四九《歸崇敬傳》：“晉武帝亦作明堂、辟雍、靈台，親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無具體時間（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017頁）。杜佑：《通典》卷七三《禮三十三》亦稱十二月，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007頁。
 
39 酈道元撰、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卷一六《穀水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402頁。
 
40 酈道元撰，楊守敬、熊會貞疏，楊甦宏、楊世燦、楊未冬補：《水經注疏補》（中編）卷一六《穀水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423頁。
 
41 杜佑：《通典》卷五三《禮十三》，第1472頁。
 
42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五九《帝王部》，第660頁。
 
43 《晉書》卷四五《劉毅傳》，第1275—1276頁。
 
44 《晉書》卷七五《範汪傳附範寧傳》，第1987頁。
 
45 《魏書》卷七下《高祖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62—163頁。
 
46 《魏書》卷六六《李崇傳》，第1472頁。《北齊書》卷三六《邢邵傳》第476頁，稱此奏歸為“楊愔與魏收及邵請置學”，實誤，因為從楊愔經曆來看，不可能在靈太後時期與魏收、邢邵上書。
 
47 《周書》卷二五《李賢傳》，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第416頁。
 
48 《隋書》卷九《禮儀誌四》，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81—182頁。
 
49 《隋書》卷二四《食貨誌》，第680頁。
 
50 這裏從鄉裏教化角度來論述，不涉及其他問題。王美華《禮製下移與唐宋社會變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158頁）指出從先秦至明清鄉飲酒禮存在發展變化：“在這個發展演變過程中，不僅鄉飲酒禮的名與實皆曾有變易，就是其組織、主導方式亦曾有變化。而這些發展演變，主要就是在唐宋時期……隨著‘賓貢’儀式從鄉飲酒禮的概念中剝離出去，鄉飲酒禮漸趨明確定位為地方基層社會中‘尊德尚齒’的禮儀儀式。”
 
51 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敘錄》（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4頁。
 
52 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卷一《教子》《兄弟》《後娶》《治家》，第13頁；第27頁；第34頁；第44頁。
 
53 《舊唐書》卷四八《食貨誌上》，第2089頁。
 
54 高祖：《立社詔》，董誥等：《全唐文》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7頁。
 
55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八四《帝王部》，第986頁。
 
56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一七二《帝王部》，第2074頁。
 
57 太宗朝出現貞觀之治，有所謂“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之說，可見當時禮儀教化之成果，反映出和睦的鄰裏關係。
 
58 《舊唐書》卷八七《魏玄同傳》，第2851頁。
 
59 獨孤及：《昆陵集》卷九《福州都督府新學碑銘（並序）》，文淵部閣四庫全書本，第228頁。
 
60 董晉：《義陽王李公德政碑記》，董誥等：《全唐文》卷四四六，第4559頁。
 
61 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一九〇《誅李飛雄誡勵天下詔》（太平興國三年五月乙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696頁。《宋史》卷四六三《劉文裕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3547頁）載詔：“中外臣庶之家，子弟或有乖檢，甚為鄉黨所知，雖加戒勖曾不悛改者，並許本家尊長具名聞，州縣遣吏錮送闕下，當配隸諸處。敢有藏匿不以名聞者，異時醜狀彰露，期功以上悉以其罪罪之。”
 
62 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一九〇《誡飭士庶子弟甥侄等詔》（太平興國六年十一月癸醜），第696頁。
 
63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七，仁宗慶曆四年三月乙亥，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3564頁。
 
64 宋代重視鄉裏輿論的例證極多，無需贅敘。
 
65 徐鬆：《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321頁。
 
66 包偉民：《中國近古時期“裏”製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 2015年第1期。
 
67 毛禮銳、瞿菊農、邵鶴亭《中國古代教育史》“漢代的私學”中指出：除一般蒙學之外，“當時私學之盛，雖因官學名額有限，並非人人可入；更重要的是私學教授如上麵列舉的多屬當代經師鴻儒，跟著他們學習，一方麵有利於學業的精進；一方麵也有利於以後的生活出路”，顯然私學局限於少量“經師鴻儒”的私下傳授，其目的除研習儒家經典外，便是謀求仕進，這與禮儀教化關係不大。對廣大民眾而言，則由“鄉三老對人民進行教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170、173頁）。
 
68 陳英：《魏晉南北朝私學的曆史地位》，《甘肅教育學院學報》 1999年第1期。該文指出魏晉南北朝時國學時辦時輟是私學興起的原因之一。
 
69 王溥：《唐會要》卷三五《學校》，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634—635頁；第635頁；第635頁。
 
70 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卷二三稱：“私學者，即禮雲‘家有塾，遂有序’之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420頁。
 
71 唐之前家族內部教育一直是存在的，也是允許的。唐允許辦私學，不再限製在族內教育，而是國家層麵的完全開放。
 
72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一四，仁宗景祐元年正月癸未，第2661頁。
 
73 當然有同居共爨者，史書上也有少量旌表這類家族的例證。但從同居共爨數量上說，遠遠不及宋代之後普遍。
 
74 《魏書》卷二一上《鹹陽王禧傳》，第535頁。
 
75 《新唐書》卷九五《高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842頁。又《資治通鑒》卷二〇〇雲：“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懸隔。”第6318頁。
 
76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九五，唐太宗貞觀十二年正月乙未，第6135頁。
 
77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四六《學校考七》，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340頁。
 
78 《宋史》卷三一四《範仲淹傳附純祐傳》，第10276頁。
 
79 趙旗：《宋代書院興起的背景》，《中國書院》第四輯，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
 
80 陳元暉、尹德新、王炳照編著：《中國古代的書院製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25—26頁。
 
81 鄧洪波：《中國書院教育概論》，《中國書院》第五輯，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82 鄧洪波：《明季三毀書院及其影響》，《中國書院》第七輯，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另可參見古偉瀛：《明清變局下的書院》，《中國書院》第五輯，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83 如《呂氏鄉約》、朱熹《家禮》都對基層民眾的禮儀教化起到重大作用。
 
84 陳偉：《裏耶秦簡牘校釋·前言》（第二卷）列有數例農民開墾荒地的簡，雖說這是開墾近城荒地，但隨著近城荒地開墾完畢，人口增殖必然會向遠處拓展。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5頁。
 
85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一〇《地官·大司徒》，第367頁。
 
86 宋代理學崛起，更是把《大學》八綱領“格物”“致知”到“治國”“平天下”當作他們人生踐履之信條。
 
87 焦循：《孟子正義》卷三《梁惠王上》，第86—87頁。
 
88 範仲淹：《範仲淹全集·範文正公文集》卷八《嶽陽樓記》，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95頁。
 
89 《三國誌》卷二七《王昶傳》，第744頁。
 
90 《魏書》卷三三《宋隱傳》，第773—774頁。
 
91 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157頁。
 
92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八七《靜清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933頁。
 
93 楊宗卿：《重修海隅書屋記》，陳建華、王鶴鳴主編：《中國家譜資料選編·教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52頁。
 
94 真德秀：《卞氏蒙養齋記》，陳建華、王鶴鳴主編：《中國家譜資料選編·教育卷》，第103頁。此文不見真氏文集，自有可能偽托。但其中宣揚的含義則可視為時人之思想。
 
95 施宿：《嘉泰會稽誌》卷一八《拾遺》，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第6497頁。
 
96 危素：《陳氏古靈台書院記》，陳建華、王鶴鳴主編：《中國家譜資料選編·教育卷》，第399頁。
 
97 鄧文原：《吳氏義塾記》，陳建華、王鶴鳴主編：《中國家譜資料選編·教育卷》，第190頁。
 
98 趙青藜：《倪氏紫山書院記》，陳建華、王鶴鳴主編：《中國家譜資料選編·教育卷》，第344—3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