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需要的生存論轉向
作者：陳文亮（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曆史學院研究生一年級）
來源：作者賜稿
時間：西曆2011年6月6日


     曆史地來看，近代中國思想史發展的主要理論背景是西學假借現代性的名義對中國自發形成的思想體係自證其合理性的要求。從類型學的角度來講，第一種做法就是在人類學社會學的意義上，每個社會發展都必須根植於自己的傳統。抽象地強調傳統的意義。傳統的斷裂意味著文明本身的消失。

      這樣就把儒學和中國古學的合法性建立在抽象地社會發展普遍規律之上。這樣的規律（如果不假借論說者本身的權威性和作為一種輿論本身的現實力量）本身是缺少說服力的。因為這種論說是建立在一種粗糙的類比之上的，如果說統計學的和純粹類比的分析，對當下的事態的發展缺少決定作用的話，那麽這種論說始終是外在的，遊離的。

     第二種是從儒家文本自身來講。包括所謂的發掘儒學的當代意蘊。這種視角可以歸之為一種文本闡釋學。這種做法不像前一種抽象強調傳統的必要性，而是直接根據於儒家文本做一些發掘和展示。儒家學說，作為一種完備性理論，確實可以用現代學科話語來分解和辨析。但是儒家學說不是一種現代意識裏的哲學，倫理學。但是與其說不是，不如這種比較根本上是犯了邏輯上的範疇錯誤。至於儒學/儒教是否一種宗教的問題，儒家和其他宗教的對話和比較，也可以廣義地包括在文本詮釋的範圍以內。這種論說，從其切入點來說，始終局限在儒學文本以內，而忽視了真正在世存在著的人。忽視了當代人確實的存在處境，忽視了儒學發展的根本上是一種“人學”，儒學發展的主要動力，在於它是一個在世存在者賦予意義的意義世界。

     在第三種視角的觀照之下，才可以看到以上兩種做法所謂的“局限性”。即從生存論的角度，關注人的安身立命問題。

    雖然“性命”問題，在弘揚儒學的論著中，並不鮮見。但仍然是從理論上麵強調儒學的社會功用，而不直接揭示人的存在意義。甚至，關於儒學/儒教是否宗教的問題上麵，也很少指向人的現世存在。
    
     至今為止，所有關於儒家哲學和意義的論著中，存在者本身都被忽視了。這種忽視的結果是，儒家學說的當代發展，變成了一種書齋裏麵的建構。不止不不在行動上麵成為一種實踐哲學，同時其理論趣味也不真正指向人的生存。

    中國人的自我意識的危機，與其說是儒學的危機，不如說是存在者的存在意義危機和有意義的社會的延續的危機。缺少了儒學的整合，生活世界就變成了物理世界，社會生活就變成了契約關係和機會世界。曆史和現在就變成了時間的連續，而缺少血肉的關聯。
    
     那麽，如果這確實是儒學的當代危機的本質（而不是儒學自身的式微），那麽，當代儒學發展內在需要的一種趨向，將是一種生存論的轉向。

      西方的生存論哲學和思想資源，可以成為當代儒學發展的可憑借的資源和參照。儒學的真正精神是對人的生存的觀照，是這樣的一種“人學”。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都是具身性存在者的確實感性自覺和深層的生命體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此文明的價值信條，不應該僅僅看成一種道德要求和審美趣味。直接指向人的現世生存，儒學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命源泉。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