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休謨和哲學生活

作者：約瑟夫·愛波斯坦 著 吳萬(wan) 偉(wei)  譯

來源：譯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超脫是他的標誌性特征。

米歇爾·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其隨筆“死了之後才能說生活幸福”中說，“在評判另外一個(ge) 人的生活時，我總是看他的結局而不是出生。”在另一篇文章“哲學研究就是學習(xi) 如何死亡”中，蒙田認為(wei) ，我們(men) 必須在思想上為(wei) 死亡做準備。“因此，我們(men) 必須教育和訓練它們(men) 遭遇逆境、死亡；因為(wei) 靈魂在仍然害怕時是找不到安息之所的。”蒙田自己希望在菜地幹活時死去，但死神這個(ge) 巧妙的戰略高手卻讓他死於(yu) 扁桃體(ti) 周炎，那是讓他的舌頭和本人癱瘓的喉嚨和扁桃體(ti) 炎症，這個(ge) 口口聲聲宣稱“最有成效和最天然的心智活動是對話”的家夥(huo) 偏偏喪(sang) 失了說話的能力。

如果評判哲學家的標準是他的死亡方式，那麽(me) ，大衛·休謨或許可以稱得上哲學家中的哲學家。他在臨(lin) 終幾日見到的亞(ya) 當·斯密、詹姆斯·鮑斯韋爾（James Boswell）和其他人都證明了他在死神麵前的沉著冷靜。65歲時，他意識到自己的死亡日期越來越近---可能起因是肝癌---休謨指示醫生告訴他的朋友，“我很快就要死了，就像我最好的朋友希望我很容易、很愉快地死亡一樣，如果我有敵人的話，我的敵人可能希望如此。”臨(lin) 終之時照顧休謨的另一個(ge) 醫生在將他死亡的消息告訴朋友亞(ya) 當·斯密時寫(xie) 到，“他以這樣幸福的、心平氣和的方式死去，沒有什麽(me) 能超過它。”當鮑斯韋爾向薩繆爾·約翰遜報告休謨已經告訴他“對於(yu) 他不應該追求來生，他已經不再覺得為(wei) 難了，就像他不會(hui) 癡迷於(yu) 設想他出生之前的那段時間一樣。”作為(wei) 基督徒的約翰遜對自己死後的命運也一直感到很苦惱的，他根本不相信這個(ge) 說法。斯密在最後一次看望休謨時告訴他“因為(wei) 兩(liang) 年多令人疲憊不堪的疾病的困擾，你的健康狀況一直在惡化，現在看看這個(ge) 途徑，或者至少你相信的走向死亡的途徑，你能這樣保持堅定不移的開朗，就算是身體(ti) 完全健康的人哪怕保持幾個(ge) 小時都可能很少的啊。”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描述休謨之死是真正的“哲學家之死。”

如果大衛·休謨的死亡是真正的哲學家之死，他的一生似乎同樣是哲學家的一生。他擁有思考的天賦，進行深入哲學思考的天賦。他渴望獲得世界的認可，但不願意千方百計特意去獲得，用當今我們(men) 可能用的詞就是“超脫”，這是其標誌性特征。他一輩子沒有結婚。（弗裏德裏希·尼采說過，結了婚的哲學家就是個(ge) 笑話，是喜劇人物。）休謨沒有獲得格拉斯哥大學或愛丁堡大學的教授職位，原因是他持有異端觀點，尤其是宗教觀點。這或許是好事，因為(wei) 被排斥在學界之外，休謨被迫進入大眾(zhong) 世界。因為(wei) 缺錢，他隻好擔任家庭教師或英國政客的秘書(shu) ，在出版了最後一卷《英國史》（1761）獲得經濟獨立和政府發放的退休金之後，他寫(xie) 到“當個(ge) 哲學家；但在你的所有哲學之外，要做堂堂正正的人。”

休謨也感受到最幸運的人是那些天生擁有他所說的“人生中間站”的人：

這些是數量最多的人，他們(men) 應該能受到哲學的影響；因此，所有關(guan) 於(yu) 道德的話語主要就是對他們(men) 這些人說的。上層大人物大多沉溺於(yu) 快樂(le) 中，下層可憐人則大多忙於(yu) 為(wei) 生計奔波，根本沒有心思去傾(qing) 聽平靜的理性聲音。在很多方麵中間站的人可以說是最幸福的人，尤其是出生於(yu) 這一階層的人，擁有最多的閑暇，有時間考慮自己的幸福，能在和高於(yu) 自己和低於(yu) 自己的人進行對比之後獲得新的快樂(le) 。

他自己處於(yu) 人生中間站的位置，這或許給休謨強有力的眾(zhong) 多常識，擁有這些常識的哲學家太少了。斯多葛派教導學生“他們(men) 詳細分析的那些問題實際上對世界是有好處的，如果將能理解自然的整個(ge) 體(ti) 係的觀點進一步延伸，每個(ge) 事件都可以成為(wei) 快樂(le) 的對象，”休謨攻擊這些人，他建議將這些話說給“因為(wei) 痛風而躺在床上痛苦不堪的人”或“身上僅(jin) 有的錢被搶劫一空的人”，他們(men) 不大可能“發現對所遭受損失感到的苦惱會(hui) 因為(wei) 思考宏大問題而有所減輕。”

懷疑論者

1711年出生於(yu) 擁有土地的蘇格蘭(lan) 貴族家庭，休謨從(cong) 來並不真的了解父親(qin) ，因為(wei) 大衛在兩(liang) 歲時，父親(qin) 就去世了。他有個(ge) 哥哥和一個(ge) 妹妹，他後來這樣描述他的母親(qin) “是一位特別有德行的人，她雖然年輕而且美麗(li) ，可是她仍能盡全力於(yu) 教養(yang) 子女。”在愛丁堡大學順利畢業(ye) 之後，法律職業(ye) 似乎是他這個(ge) 重生的孩子的下一個(ge) 合理選擇。休謨在“我自己的生活”（休謨自傳(chuan) ）中寫(xie) 到“我因為(wei) 好學、沈靜而勤勉，所以眾(zhong) 人都想，法律才是我的適當的行業(ye) 。不過除了哲學和一般學問的鑽研而外，我對任何東(dong) 西都感到一種不可抑製的嫌惡。因此，當他們(men) 以為(wei) 我正在披閱屋埃特（Voet）和維尼烏(wu) 斯（Vinnius）的時候，我實際在暗中是貪讀西塞羅（Cicero）和維琪爾（Virgil）諸位作家。”（斜體(ti) 部分借用：休謨著關(guan) 文運譯《人類理解研究》商務印書(shu) 館，1982年，---譯注）23歲時，他去商業(ye) 城市布裏斯托爾，但發現自己不喜歡經商，因此動身前往法國，在那裏“他製定了我穩定投入和和成功追求的人生規劃。”

那個(ge) 大計意味著“我一直不懈地追求下去，結果也算符了所望。我那時決(jue) 意力求節省，以彌補資產(chan) 的不足，以維持我的獨立生活。除了在文學中培養(yang) 我的才能，我並且決(jue) 心認為(wei) 一切事物都是可鄙棄的。”（斜體(ti) 部分借用：休謨著關(guan) 文運譯《人類理解研究》商務印書(shu) 館，1982年，---譯注）文學和哲學之間的界限在18世紀時並不像現在這樣清晰可見。在法國，狄德羅、孟德斯鳩和其他哲學家很容易相互轉換。對哲學的興(xing) 趣和高超才能是18世紀文人思想配備的必要組成部分。最好的傳(chuan) 記作家毛斯納（E.C. Mossner）在《大衛·休謨生平》（1954）中寫(xie) 到“休謨總是認為(wei) 哲學是文學的組成部分。”

從(cong) 外表看是最親(qin) 切和藹甚至非常迷人的人，但休謨早年生活中遭遇抑鬱和身心失調等心理疾病的折磨。18歲時，他因為(wei) 學習(xi) 太過用功而心理崩潰。年輕時，他的抑鬱因為(wei) 野心勃勃而進一步加重，難怪休謨在《人類理解研究》（1739）中將野心納入間接情感之一“驕傲、謙卑、野心、虛榮、愛、恨、妒忌、憐憫同情、惡意、慷慨和它們(men) 的附屬情感等”。（他提及的直接情感包括“欲望與(yu) 厭惡、悲傷(shang) 與(yu) 喜悅、希望與(yu) 恐懼、絕望與(yu) 安心。”）休謨21歲開始《人性論》的寫(xie) 作，並在25歲時完成。他後來聲稱，這本書(shu) “出版後就死掉了，除了激起狂熱者的嘟囔之外，並沒有脫穎而出引起多大反響。”其實並不是這樣的，但這本書(shu) 的確沒有帶給他以及每個(ge) 年輕作者幻想的那種聲望。

在《人性論》出版一年後發表的摘要中，休謨宣稱，寫(xie) 這本書(shu) 是要“解釋推理能力的原則和操作以及信念的性質。”他也允許其人性論背後的哲學“是懷疑性的，往往給我們(men) 一種非完美的觀念和人類理解的狹隘邊界。”後來，在其《人類理解研究》 (1748)中，他寫(xie) 到“總體(ti) 上有一定程度的懷疑、謹慎、和謙虛，這在所有種類的仔細審查和決(jue) 策中都是理性推理者應有的品質。”喜歡懷疑的大衛·休謨一輩子都是如此，甚至對懷疑主義(yi) 的教義(yi) 本身也產(chan) 生懷疑。他認為(wei) ，雖然懷疑主義(yi) 或許不能增加知識總量，仍然是防止虛假信念的最好保障。懷疑主義(yi) 也適合休謨對哲學體(ti) 係構建者的不信任，並對很多形而上學專(zhuan) 家炮製出的模糊迷霧厭惡透頂。

休謨對批判和貶低人性沒有任何興(xing) 趣---隻是要解釋它是如何工作的。他認為(wei) 自己與(yu) 其說是人性的畫家倒不如說是解剖學家。在《人性論》中，他認為(wei) 人性不是在美德和罪惡這兩(liang) 個(ge) 球門柱之間表現出來，理性與(yu) 大多數人願意承認的人類行為(wei) 關(guan) 係不大。相反，很多人類行為(wei) 背後的推動力量是對立的激情和多多少少受到修正的同情。

《人性論》並不總是很容易閱讀，休謨本人逐漸承認了。這本書(shu) 似乎有些纏繞、矛盾，表現出過分喜愛悖論和抽象的趨勢，偶爾已經滑入晦澀難解的地步。休謨的《人類理解研究》和《道德原則研究》的編輯尼蒂奇（P.H. Nidditch）在寫(xie) 到《人性論》時說，篇幅裏“充斥著事物，他用不同方式說了這麽(me) 多不同東(dong) 西和不同聯係，很少對之前說過的東(dong) 西有多大興(xing) 趣，所以很難積極地說他講授或沒講授這個(ge) 或那個(ge) 教義(yi) 。”但是，尼蒂奇接著注意到“人性論上卷毫無疑問是一流的重要哲學著作，在某種意義(yi) 上說是英語中最重要的哲學著作。”

在其精彩的《休謨思想傳(chuan) 記》（2015）中，詹姆斯·哈裏斯（James A. Harris）注意到在《人性論》中休謨不外乎是想通過確立標準推理的局限性和經驗的不可靠性來展示“人類錯誤無所不在”背後的東(dong) 西。在《人性論》中，休謨認為(wei) 觀點不過是組織起來的印象。他認為(wei) ，不是所有後果都是有起因的。《人性論》的主旨很激進，質疑了有關(guan) 時間、空間、存在以及自我的標準認識。他認為(wei) ，很多人類思想建立在“一種論證上，它在本身和出現在動物身上的那種東(dong) 西並無不同，也不是建立在不同的原則上。”《人性論》的副標題‘將理性的實驗方法引入道德主體(ti) 的嚐試’”也是對傳(chuan) 統推理的攻擊，不僅(jin) 僅(jin) 是宗教推理。傳(chuan) 記作家毛斯納匯報說，休謨“緩慢地不情願地”喪(sang) 失了他的宗教信仰，在麵對他認為(wei) 的無可逃避的邏輯麵前，甚至可以說是違背了他的意願。”正如毛斯納所說，基於(yu) 他對伊薩克·牛頓和約翰·洛克的解讀，“他通過論證將自己從(cong) 宗教中排擠出去了。”

休謨從(cong) 來不是強烈的無神論者，正如反對派宣稱的那樣，認定無神論者有太多“信心在人類理性上”，而他的信心卻太少。但是，他後來寫(xie) 到，反對相信奇跡，在極端的情況下，他讚同自殺或自我毀滅，否認靈魂存在的可能性。他曾經告訴朋友說，靈魂觀念“是如此漂亮和令人感到舒服的理論，我希望我能被說服去相信其真理---但是我還是忍不住感到懷疑。”他也不會(hui) 抗拒偶爾對所有宗教神職員發起尖刻的攻擊，對天主教則往往專(zhuan) 門留下一兩(liang) 次猛烈的刺戳。在“論靈魂的不朽”一文中，他認為(wei) ，有關(guan) 來世的擔憂引誘恐懼進入人們(men) 的生活

很快將消失，如果他們(men) 沒有被成見和教育人為(wei) 塑造出來。那些塑造這些的人，其動機是什麽(me) ？僅(jin) 僅(jin) 獲得一種生活，獲得這世上的權力和財富。因此，他們(men) 的熱情和勤奮是反對它們(men) 的論證。

激進的話語不受歡迎，尤其是在加爾文教派的蘇格蘭(lan) 並沒有得到立刻的接受。不僅(jin) 僅(jin) 是這個(ge) 地方。在1761年之後，休謨的著作被列入天主教的禁書(shu) 目錄。

文體(ti) 家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休謨越來越意識到風格的重要性。他知道他的《人性論》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歸咎於(yu) 文體(ti) 風格的失敗。到了晚年，他在其《人類理解研究》和《道德原則研究》中重新撰寫(xie) 和大幅削減書(shu) 的內(nei) 容。他的著作中遍布有趣的格言警句“自然是原則沒有辦法了解的，因為(wei) 它強過一切原則。”“一般來說，宗教錯誤是危險的，哲學錯誤隻是荒謬可笑。”“真理是可辯論的，口味不可。”作為(wei) 挑剔的文體(ti) 家，他成為(wei) 太稀薄的一派哲學家行列的一員---柏拉圖、奧古斯丁、亞(ya) 瑟·叔本華、亞(ya) 當·斯密、威廉·詹姆斯、伯特蘭(lan) ·羅素、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喬(qiao) 治·桑塔亞(ya) 娜George Santayana、布拉德利（F.H. Bradley）---他們(men) 在精致寫(xie) 作方麵都不遺餘(yu) 力。

作為(wei) 散文文體(ti) 家的休謨的最好展示是其隨筆和六卷本《英國史》。在“論隨筆寫(xie) 作”中，休謨看到了他作為(wei) 隨筆作家的作用：

作為(wei) 學術領域跨界到大眾(zhong) 對話的居民或大使；我應該想到推動兩(liang) 國的良好交流是我經常性的義(yi) 務，它們(men) 各自都非常依賴這種交流。我要將智慧帶給有學問的人，無論夥(huo) 伴們(men) 之間傳(chuan) 播了什麽(me) ；我也要努力為(wei) 夥(huo) 伴進口無論什麽(me) 商品，隻有我發現它們(men) 在自己的國家裏合適使用和娛樂(le) 。

他認為(wei) 自己隨筆的讀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女性。“嚴(yan) 肅地說，在成為(wei) 破舊襤褸衣衫之前放棄幻想，我支持這樣的觀點，女性尤其是有思想的、受過教育的女性（我自己也是隻對這些讀者寫(xie) 作）是所有風雅文學的比同等理解程度的男性更好的評判者。”

休謨不是偉(wei) 大的英國隨筆作家，他的很多隨筆過於(yu) 簡短。他的話題沒有經過精心挑選，有些過於(yu) 狹隘或過於(yu) 專(zhuan) 業(ye) ，有的則沒有充分展開論述。作為(wei) 隨筆作家，他缺少約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的柔和殷勤，沒有威廉·哈茲(zi) 裏特（William Hazlitt）的熱情，沒有查爾斯·蘭(lan) 姆（Charles Lamb）迷人的奇思妙想，沒有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Thomas Macaulay）的滔滔不絕，沒有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的道德真誠，也沒有喬(qiao) 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入木三分。人們(men) 沒法挑出休謨的任何一篇隨筆可展現他隨筆作家的最好才華。相反，他的作品整體(ti) 確立了他躋身於(yu) 英國偉(wei) 大隨筆作家之列的地位。如果用詹姆斯·哈裏斯（James Harris）的話說，這個(ge) 事實說明，他作為(wei) 隨筆作家試圖縮短“哲學論證和風雅文學之間的差距”算得上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功。

在《英國史》出版之後，休謨擔任英國駐法國大使赫特福德伯爵（the earl of Hertford）的秘書(shu) ，後來成為(wei) 臨(lin) 時代辦（chargé d’affaires）。在法國，他成為(wei) 很多沙龍女主人的座上賓，這些人的家成了18世紀中期哲人的社交司令部。法國人對他的推崇勝於(yu) 英格蘭(lan) 人或者蘇格蘭(lan) 人。哲學家愛爾維修（Helvétius）、政治家米拉波(Mirabeau)、數學家達朗貝爾（d’Alembert）等其他哲人都是休謨的崇拜者。孟德斯鳩是當時偉(wei) 大思想家中第一個(ge) 認識到“好人大衛”天才的人，這種認可也被休謨回贈過去了。狄德羅寫(xie) 信給他“受到廣泛愛戴的極其榮耀的大衛”。伏爾泰從(cong) 來沒有當麵見過休謨，仍稱他“我的聖大衛”，雖然這種感覺未必完全是雙向的。休謨雖然發現在巴黎的生活隨和，有時候他認為(wei) “一輩子就定居在那裏”---但他從(cong) 來沒有接受哲人們(men) 的觀念---進步不可避免，更不要說人類完美的可能性了。

或許因為(wei) 他是外國人，在那個(ge) 時期的思想界人物中，休謨是唯一被允許出入當時各樣沙龍的人，並沒有因為(wei) 他忠誠於(yu) 特定的個(ge) 人而受到限製。杜‧德芳侯爵夫人（Madame du Deffand）宣稱他是“可愛的、單純的、善良的人”，萊斯皮納斯（Madame de Lespinasse）和他結交，吉奧弗林夫人（Madame Geoffrin）稱他是“我的胖饒舌者”和“我的胖惡棍”。他和布夫勒伯爵夫人（the Comtesse de Boufflers）保持了長久的友誼關(guan) 係，毛斯納則含蓄地說“這種關(guan) 係要比友誼更加親(qin) 密。”休謨有六英尺高，但是在他30多歲時變得有些發福。他塊頭很大，是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經濟型版本。（休謨絕非隨便說說，他勸告年輕的吉本放棄用法語寫(xie) 作，相反用英語寫(xie) 作，單單這個(ge) 行為(wei) 本身就讓他贏得了曆史地位）。在蘇格蘭(lan) 肖像畫家艾倫(lun) ·拉姆齊（Allan Ramsay）的著名肖像畫中，休謨顯得平靜和體(ti) 格魁偉(wei) 。在傳(chuan) 記中，毛斯納引用了查理蒙特伯爵詹姆斯·考爾菲爾德（James Caulfield）的描述，暗示比繪畫中描述的龐大體(ti) 格和休謨身體(ti) 和思想之間令人印象深刻的差別：

大衛·休謨像，艾倫(lun) ·拉姆齊（Allan Ramsay）作於(yu) 1754年

我相信，天性從(cong) 來沒有像大衛·休謨那樣在任何人身上形成如此不可思議的性格特征。他的麵孔寬闊和肥胖，嘴唇寬闊，沒有表現出弱智低能之外的任何特征。他的眼睛茫然、呆滯、無神，整個(ge) 人的臃腫似乎更適合與(yu) 吃烏(wu) 龜的市政議員而不是和精致高雅的哲學家交流觀點。他說的英語因為(wei) 其最廣泛的蘇格蘭(lan) 口音而變得荒謬可笑，他的法語如果能說出來的話，仍然更加可笑，以至於(yu) 智慧最大可能是從(cong) 來沒有隱藏在粗魯無教養(yang) 的奇裝異服下麵。

休謨也不是不會(hui) 對自己肥胖的體(ti) 重開玩笑，在給一位女性朋友馬修·代薩特（Mrs. Matthew Dysart）的信中，他寫(xie) 到“我隻能祈求保佑裘力斯·凱撒（Julius Caesar）的記憶，因為(wei) 他表達了對胖子的尊敬和他對瘦子的厭惡。整個(ge) 世界都承認，那個(ge) 皇帝是曾經人類擁有的最偉(wei) 大天才，人類最偉(wei) 大的評判者。”有關(guan) 胖子和瘦子哲學家，可以寫(xie) 一篇非常好玩兒(er) 的文章，我猜想胖子更安靜，而瘦子---頭腦中首先想到尼采、羅素、維特根斯坦則更陰沉，更容易發怒生氣。

曆史學家

吉本自稱“喜歡哲學的曆史學家，”大衛·休謨或許可以說是唯一撰寫(xie) 過長篇曆史著作的專(zhuan) 業(ye) 哲學家。他的《英國史》是在他1752年擔任愛丁堡出庭律師協會(hui) 圖書(shu) 館員的工作後不久開始的，在1754年到1761年期間出版。這個(ge) 著作事實上是倒著寫(xie) 的，先從(cong) 有關(guan) 斯圖亞(ya) 特王朝曆史的兩(liang) 卷開始，此後是都鐸王朝的兩(liang) 卷，最後是從(cong) 裘力斯·凱撒入侵英國的兩(liang) 卷。他寫(xie) 到“曆史學家的首要品德是真實和不偏不倚，其次是有趣。”休謨的曆史不僅(jin) 為(wei) 他贏得了相當豐(feng) 厚的金錢，而且總體(ti) 上擴展了他的名望。

在他的法國崇拜者中，休謨被認為(wei) 是“英國的塔西佗。”但是，公平地說，這本著作處處追求平衡，無論在口吻還是寫(xie) 作內(nei) 容都與(yu) 塔西佗相距甚遠。休謨試圖超越定義(yi) 當時政治的輝格黨(dang) 和托利黨(dang) 之爭(zheng) 。他更早時期寫(xie) 過，哲學家要求在政治上持有不帶黨(dang) 派偏見的立場，試圖壓製自己的黨(dang) 派偏見，期望這將“成為(wei) 兩(liang) 黨(dang) 溫和派都能接受的主張，與(yu) 此同時，可能讓雙方的偏狹之徒感到不快。”

用詹姆斯·哈裏斯的話說，休謨的曆史著作，就像他的隨筆一樣“是溝通學術界和大眾(zhong) 對話之間鴻溝的嚐試。”顯然，很大一部分是在沒有仔細審核文件的情況下寫(xie) 成的。他的目的是給曆史研究帶來哲學視角。哈裏斯說，“開始尋找政治辯論表麵背後的解釋，為(wei) 什麽(me) 英國政治采取那樣的形式。”這本著作超越了國王或朝廷眾(zhong) 臣的作為(wei) ，考察了當時的生活方式，他寫(xie) 到貿易和學習(xi) 狀況、宗教利益和政治糾紛，都是用休謨優(you) 雅和通俗的文筆風格寫(xie) 成。哈裏斯注意到，為(wei) 了顯示其不偏不倚的立場，他在篇幅中描述伊麗(li) 莎白女王治下的英國人喪(sang) 失了所有自由，奧利弗·克倫(lun) 威爾（Oliver Cromwell）是個(ge) 隻癡迷於(yu) 政治權力的偽(wei) 君子，蘇格蘭(lan) 女王瑪麗(li) 是有責任的，就像對手譴責她的情況那樣。

在完成了《英國史》之後，休謨又寫(xie) 了一些東(dong) 西（雖然從(cong) 來沒有停止修改他的作品）。他又活了13年，主要時間用來閱讀經典和朋友交流，練習(xi) 他嘲諷地描述的“做飯手藝，這個(ge) 科學我打算添加到自己剩餘(yu) 的日子裏。”（他後來聲稱“我不是美食家，隻是貪吃而已。”）當有人提議他繼續寫(xie) 英國曆史時，他拒絕了，並給出了理由，“因為(wei) 我太老了，太胖了，太懶惰了，太有錢了。”不是他要與(yu) 世隔絕了或不願意卷入當時的紛爭(zheng) 。他認為(wei) ，英國發起和美國殖民地的戰爭(zheng) 是錯誤的。休謨寫(xie) 到，“按照我的原則，我是美國人，希望我們(men) 讓他們(men) 按適當的方式管理自己，管理壞了活該他們(men) 倒黴。”

尼蒂奇寫(xie) 到“甚至在休謨的哲學作品中，作者的個(ge) 人性格特征也繼續激起我們(men) 的興(xing) 趣。”的確如此，因為(wei) 在休謨的著作背後，人們(men) 能感受到一位按照本性生活的人，其生活和思想盡可能沒有隔閡話衝(chong) 突，安靜和開朗是其本性。與(yu) 我們(men) 時代的大哲學家伯特蘭(lan) ·羅素和讓·保羅·薩特不同，他從(cong) 來沒有在政治上的狂熱。也不像叔本華，他從(cong) 來沒有變得心理陰暗，也不像尼采那樣瘋狂。在“我的生活”中，休謨聲稱自己不是“脾氣很暴躁的人”，雖然常常受到攻擊，但他很少回應評判者。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宣稱“和平而能自製，坦白而又和藹，愉快而善與(yu) 人親(qin) 昵，最不易發生仇恨，而且一切感情都是十分中和的。我雖是最愛文名，可是這種得勢的情感也並不曾使我辛酸，雖然我也遭遇過幾度挫折。”（斜體(ti) 部分借用：休謨著關(guan) 文運譯《人類理解研究》商務印書(shu) 館，1982年，---譯注）所有這些都是真實的。稱自己是哲學家是一回事，生活和死亡也都像個(ge) 哲學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大衛·休謨則兩(liang) 者都做到了。

作者簡介：

約瑟夫·愛波斯坦（Joseph Epstein），隨筆作家，短篇小說家，最新著作是《雜湊、隨筆、書(shu) 評和散片》(Axioses Press)。

譯自：David Hume and the Philosophical Life 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