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性時代的政治思想——哲學的慰籍

作者：詹姆斯·漢金斯 著 吳萬(wan) 偉(wei)  譯

來源：譯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當今時代是思想一致性的時代。或許在一定程度上，所有時代都如此，因為(wei) 人是群居動物，但在我們(men) 時代有一些不尋常的壓力讓我們(men) 必須與(yu) 某種意識形態保持一致，阻止我們(men) 擁有自己的哲學。

哲學是思考世界的一種方式；它是自由采用的，有超越了我們(men) 的時間和空間的基礎。意識形態是某個(ge) 階級或者其思想奴仆創造出來的東(dong) 西，旨在限製表達和指導我們(men) 的思想朝著特定的目標和結論。哲學的目標是開放性的：發現真理，並提出有關(guan) 周圍世界的連貫認識。意識形態的目標是允許某個(ge) 群體(ti) 的人擁有或把持權力。哲學家是因為(wei) 缺乏智慧而熱愛智慧的人，假定我們(men) 並沒有所有問題的答案，發現答案的方法就是澄清我們(men) 的思想。我們(men) 試圖這樣做通過批判性地反思體(ti) 驗，並對比我們(men) 的觀點來看看是否前後一致。而意識形態理論家們(men) 則早已知道所有問題的答案。他們(men) 或許假裝其答案得到了係統性論證或基於(yu) 科學，但在實際上他們(men) 接受很多自相矛盾的主張，忽略很多實證性現實，因為(wei) 如果不這樣就將危及手中的權力。比如他們(men) 可能相信其權力是仁慈的，或者將來有一天是仁慈的，而在現實中它造成治下民眾(zhong) 的巨大痛苦，因為(wei) 其統治往往隻對自身有利。

現代性和全球化

我們(men) 的時代特別容易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尤其是對哲學充滿敵意。很長時間以來，生活在西方社會(hui) 的很多人相信意識形態的鐵拳隻是出現在某些特定的政治體(ti) 製中，也就是我們(men) 說的極權主義(yi) 體(ti) 製。極權主義(yi) 體(ti) 製是國家強製推行一種教條式的或正確的思維方式，涉及到生活的各個(ge) 方麵。西方人相信我們(men) 與(yu) 他們(men) 不同，因為(wei) 我們(men) 的自由民主名義(yi) 上保護言論自由和其他形式的自由。

從(cong) 21世紀的視角看，這種信念現在看起來未免過於(yu) 天真。享有名義(yi) 上的言論自由的國家在實際上是否比擁有清晰法則規定什麽(me) 能說什麽(me) 不能說的威權主義(yi) 國家有更多的自由，還真並不是能說的很清楚的。我認為(wei) ，懷疑首先產(chan) 生於(yu) 東(dong) 歐。波蘭(lan) 哲學家、政治家雷沙德·雷古特科（Ryszard Legutko）在《民主中的惡魔》（2016）中，描述了人們(men) 在發現波蘭(lan) 在1989年逃離共產(chan) 主義(yi) 控製之後的震驚，他們(men) 不是逃到自由領域：

看起來似乎難以置信，共產(chan) 主義(yi) 衰落的最後一年擁有的自由精神比確立了新秩序之後的階段多得多，新階段立刻終止了當時很多人覺得強烈讚同的東(dong) 西，雖然有些難以捉摸，但人人都知道的自由體(ti) 驗——一種感受到很多大門敞開和很多可能性供你選擇的感受。不過，這種感覺很快就煙消雲(yun) 散，被自由民主體(ti) 製帶來的新的必要性言論壓製住了。

在極權主義(yi) 國家，因為(wei) 不正確的言論和信念而受到懲罰要更嚴(yan) 厲得多---也更殘忍和可怕，這的確是真實的，但正如曆史學家都明白的那樣，懲罰的嚴(yan) 重程度與(yu) 國家控製受懲罰行為(wei) 的權力是成反比的。當權力當局並不真正擔心所控製的行為(wei) 可能威脅現有秩序時，並不需要嚴(yan) 厲懲罰。在自由民主社會(hui) ，隻要人們(men) 對社會(hui) 目標還有籠統的共識和意願，就能很容易容忍思想自由。但是，在過去幾十年裏發生了一些事引起很多普通公民的擔憂，他們(men) 感受到自由民主國家的精英價(jia) 值觀變成令人窒息的正統教義(yi) 。隻有那些與(yu) 當今自由民主體(ti) 係的不自由傾(qing) 向合作的精英成員才可能相信他們(men) 仍然享有思想自由，他們(men) 並不需要更多的自由。

回顧起來，更容易看到思想一致性首先從(cong) 來不是僅(jin) 限於(yu) 某個(ge) 特定政治體(ti) 製的問題。它也從(cong) 來不是依靠政權更迭就可以解決(jue) 的問題，而是現代性和全球化問題。共產(chan) 主義(yi) 者和自由民主派承諾於(yu) 自己形式的現代性，而且對傳(chuan) 統或任何被認定為(wei) 不夠現代的思想都充滿敵意。共產(chan) 主義(yi) 者相信政治體(ti) 製需要根除傳(chuan) 統思想，而世俗思想的自由民主派現在能夠被忍受，因為(wei) 隨著曆史的發展，非自由派思想方式不可避免地要被踩在腳下。美國參議員帕特裏克·莫伊尼漢（Patrick Moynihan）通常稱這種態度為(wei) “自由派期待”，這也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直到最近對待中國傳(chuan) 統宗教的態度。但最近幾十年，進步人士開始變得不耐煩了。宣稱自由派的政治在文化領域已經變得更加占據支配地位，因而變得更狹隘、更教條、更堅定不移地將善的觀念強加在並不讚同的人身上。

全球化也壓縮了得到認可的觀點的範圍---顯然這是一個(ge) 悖論。但實際上，全球公司、國際組織和很多非政府組織展現出的那種不寬容遵循的是自己的內(nei) 在邏輯。事物的指稱意義(yi) 越多，它的聯想意義(yi) 就越少，這是一條邏輯法則。我們(men) 隻有將特殊性放在括號內(nei) ，才能提出籠統概述。因此，在意識形態領域，權力變得越有普遍性，它就越少能夠容忍特殊性---即對普遍接受的觀點的偏離。世界範圍的商業(ye) 品牌壟斷了迷人的魅力，貶低了本地生產(chan) 者的吸引力。很多人權聖戰者同樣傾(qing) 向於(yu) 摧毀地方性的生活方式。鼓吹人權聽起來有一種令人敬而遠之的高調，等到人們(men) 開始詢問談論的人權是哪個(ge) ，是誰強加在誰身上的，用什麽(me) 製裁手段，就不是那麽(me) 回事了。比如，我們(men) 鼓吹俄羅斯、伊朗的同性戀者權利、或中國的數字權利、巴基斯坦的變性者權利、撒哈拉沙漠南部非洲的動物權利、祖魯人的女權主義(yi) 、天主教醫院裏的生育權等，人們(men) 可能適當地詢問鼓吹者是否真的遵循他人多樣的觀點和信念。授權推行人權的全球政權必然壓製偏離常規的本地觀念。嚴(yan) 格的現代主義(yi) 者認為(wei) 全球價(jia) 值觀是正確的價(jia) 值觀，地方價(jia) 值觀是原始的、落後的，但即便認同這個(ge) 前提，結論仍然是站得住腳的：在全球規模上強製推行價(jia) 值觀要求某種程度的思想一致性。全球經濟和政治權力的集中已經有了一種天生的趨勢，將一些觀念作為(wei) 意識形態體(ti) 係的組成部分來具體(ti) 化、固化、和工具化。

哲學探索的自由

哲學家喜歡的思想自由發揮就成了異端行為(wei) ，成了對支配性意識形態的顛覆。對於(yu) 國家的或全球的精英來說，固定不變的意識形態的好處是它們(men) 可以被作為(wei) 正統思想受到監控。正如米蘭(lan) 達警告中美好的話語描述的那樣，“你有權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麽(me) 你所說的一切都能夠用作為(wei) 你的呈堂證供。”你說的每一句話都可能被用來把你裝入鴿子籠，違背你的意願將你的觀點鎖定在一排從(cong) 左至右安排的牢房中的某個(ge) 位置上。作為(wei) 尋找真理的自由思想者，你更願意將你現有的臨(lin) 時性立場確定在多維度的、超越時間的體(ti) 係的某個(ge) 地方，但當今公開這樣做變得越來越困難了。在中國，你可能傷(shang) 害到你的社會(hui) 誠信記錄，即使你熱愛你的國家，渴望用你的思想幫助它。在西方，可能有強勢者急於(yu) 給你貼上不敏感或種族主義(yi) 者或性別歧視論者的標簽，在現在的文化審查者看來，這就是最嚴(yan) 重的犯罪。或者我們(men) 被當權者告知，很多人無知且愚蠢。我們(men) 似乎進入了這樣一個(ge) 階段，世界各地的男人女人都不再能自由說話了，隻要說話就必然帶有其生活、職業(ye) 和家庭的偏見。西方人之前遭遇過這樣的時代，那就是現代初期宗教戰爭(zheng) 施虐之時，基督教的)教理問答，忠誠宣誓、刑罰法律、宗教裁判所、信念行動（ autos-da-fé，來自葡萄牙語，指的是宗教審判所對待異端的刑罰，即要求異教徒公開懺悔，情節嚴(yan) 重、拒不悔改的會(hui) 遭受火刑---譯注）中國人有這種時代的更近體(ti) 驗：文化大革命仍然是活生生的記憶。在意識形態獨裁之後，西方很多人就像當代中國人一樣，努力讓自己的社會(hui) 和政治體(ti) 製變得更文明、更溫和、更少自以為(wei) 是、更少教條、同時更多寬容，更願意承認在政治精英為(wei) 了自我保存和自我擴張的利益而產(chan) 生的道德和政治信念之外，還有其他可靠的信念存在。

在西方，大學裏爭(zheng) 取自由主義(yi) 爭(zheng) 取意識形態溫和化的聲音在最近幾十年受到更多的壓製。那些聲音也越來越多地受到當今時代自由主義(yi) 隱性失敗的汙染---首先是它沒有能區分自由和許可證，以及放棄共同道德標準的寬容形式，還有精英越來越多地唯利是圖以權謀私，缺乏為(wei) 公共利益的獻身精神等。在表麵上看，這個(ge) 處境似乎自相矛盾。形式上致力於(yu) 自由的社會(hui) 怎麽(me) 變成一致性的堡壘？但是，正如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幾乎兩(liang) 百年前就注意到的那樣，追求思想一致性的力量在擁有更顯著政治自由的社會(hui) 往往更強大，致力於(yu) 自由和平等的社會(hui) 自然傾(qing) 向於(yu) 更少尊重過去。但是，如果我們(men) 想改善社會(hui) ，就需要自由思考，我們(men) 的心智需要有能力帶著一種超脫來反思我們(men) 文明及其他文明的經驗。我們(men) 需要超越時間的反思空間來思考其他選擇。我們(men) 也需要臨(lin) 時的空間相互交流，就像蘇格拉底及其弟子一樣和其他人一起探索真理。

換句話說，我們(men) 需要17世紀被稱為(wei) 哲學探索自由（libertas philosophandi）的東(dong) 西。有些人僅(jin) 僅(jin) 為(wei) 了自己的理性而需要它；快要在謊言和虛假信息海洋中沉沒的我們(men) ，需要生活在真理中。有些人像文藝複興(xing) 時代的人文主義(yi) 者弗蘭(lan) 齊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一樣願意在傳(chuan) 統內(nei) 部利用資源來改造當今政治協商和領袖的可憐和缺陷。我們(men) 希望統治者受到良好教育，擁有更多人性、溫和、熱愛公平正義(yi) 、尊重公共利益。我們(men) 希望他們(men) 承認個(ge) 體(ti) 的價(jia) 值，投身於(yu) 培養(yang) 我們(men) 共同道德和精神生活的優(you) 秀傳(chuan) 統。就像當代中國新一代儒家一樣，我們(men) 相信複興(xing) 傳(chuan) 統能改造當今社會(hui) 。

什麽(me) 研究能夠推動哲學探索的自由呢？在17是歐洲，擺脫宗教政治的學科是我們(men) 現在公認的科學---當時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所說的自然哲學。自然哲學被認為(wei) 是政治中立的研究領域，不關(guan) 心政府和宗教當局。伽利略案件之所以震驚歐洲，部分原因是當時的人們(men) （包括伽利略本人）都相信自然哲學應該處於(yu) 超越政治宗教權威範圍的上天領域（empyrean realm）。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到了21世紀，科學反而變得就像政權理論和國際關(guan) 係學一樣幾乎淪為(wei) 政治的一部分了。科學研究不再提供政治的避難所，反而在為(wei) 政策辯護方麵扮演著太過重要的作用。

抗拒一致性的避難所

我認為(wei) ，當今最容易找到必不可少的思想自由的研究領域是包括政治思想史在內(nei) 的哲學史。這是自由領域不僅(jin) 因為(wei) 位於(yu) 曆史深處的東(dong) 西不是當今意識形態理論家的權力和利益所涉及的地方。過去相當於(yu) 是到了外國，但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維持不結盟立場也有麻煩。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提出了相反的論證：他相信我們(men) 能夠將過去置於(yu) 冷靜的分析之下，因為(wei) 行動結果已知道，因而不會(hui) 引起黨(dang) 派偏見者的希望或恐懼。我們(men) 在觀察當代人行動時之所以投入激情是因為(wei) 它們(men) 對我們(men) 產(chan) 生影響；但過去的行為(wei) 不一樣。新聞讓我們(men) 憤怒者恐懼，但當我們(men) 通過記憶的金色迷霧觀察過去時是安全的，過去的偉(wei) 人已經死去，不會(hui) 對我們(men) 產(chan) 生威脅。

馬基雅維利說，見證了文藝複興(xing) 時期將凱撒或者西塞羅變成美德典範的嚐試引發了充滿激情的分歧，對於(yu) 這個(ge) 說法在他那個(ge) 時代是否真實，我遠非確定無疑，但在今天肯定是不真實的。當今西方的意識形態衝(chong) 突，如有關(guan) 機構和建築物的重新命名、推倒不再崇敬的曆史人物的雕像、教科書(shu) 重新編寫(xie) 等，所有這些現象都展示對過去的研究並不能提供讓我們(men) 能免受現在意識形態激情衝(chong) 擊的避難所。我們(men) 或許試圖通過如邁蒙尼德（Maimonides）般的隱蔽寫(xie) 作或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或馬基雅維利那樣的諷刺來逃避自由表達觀點的後果，但過去的曆史性本身並不能給我們(men) 自由。

在意識形態激烈衝(chong) 突的時代，為(wei) 什麽(me) 思想史能夠提供免於(yu) 一致性衝(chong) 擊的避難所？我相信理由在於(yu) 它是講授閱讀文獻的學科，那些文獻如果得到適當的研究，擁有切開那使用蠶蛹的絲(si) 線緊緊束縛我們(men) 的意識形態蠶繭的威力。政治思想史學家知道閱讀文獻是多麽(me) 容易，相信你已經明白了，將其放在已經接受的觀念的檔案櫃裏或讓其主張符合你自己的先入之見是多麽(me) 容易。為(wei) 了避免曆史學家不可饒恕的罪惡、時代錯誤、逃避可能扭曲我們(men) 自己的道德指南針的現在磁場，這需要艱苦的智力勞動。它要求持續不斷的、訓練有素的努力來抓住文獻中時代背景下的意義(yi) ，無論是表層意義(yi) 還是深層意義(yi) 。如果使用奧斯丁（J.L. Austin）的術語就是恢複其言外意義(yi) 和言後意義(yi) ，也就是文獻對其時代的讀者打算產(chan) 生的影響和實際造成的後果。這個(ge) 說法因為(wei) 思想史家昆汀·斯金納（Quentin Skinner）而天下聞名。難怪政治思想史家在過去一個(ge) 世紀大幅度地擴張了我們(men) 闡釋學工具的儲(chu) 藏庫。我們(men) 已經開始明白，要認識過去的著作需要對文獻原文、修辭理論的曆史和文學體(ti) 裁、過去時代典型的交際模式、文獻接受的曆史以及該學科的曆史等更深層的知識。我們(men) 必須學會(hui) 如何在想象中抓住作者當時的生活，包括他的來源和模式、思想習(xi) 慣、社會(hui) 背景和政治。

這個(ge) 清單或許可以沒完沒了地說下去，上麵的條目絕非思想史學家需要再理解文獻時利用的唯一工具。但是，文獻研究的學科訓練的好處是巨大的。最大的收獲是什麽(me) ？那就是我們(men) 能夠更接近聽到來自過去的真實聲音，表達其可能完全不同於(yu) 我們(men) 現有思想的聲音。通過訓練有素的文獻解讀，我們(men) 逐漸享受到智慧生活中最激動人心的體(ti) 驗：發現一些你從(cong) 來沒有想到過的東(dong) 西，能改變你理解世界的方式的東(dong) 西。除非我們(men) 是聖母大學的布拉德·格雷戈裏（Brad Gregory）所說的那種“替代神學家”的思想家---相信過去中沒有任何東(dong) 西對現在有用的人---過去的聲音將給我們(men) 打開一個(ge) 比當今時刻允許的狹隘地方主義(yi) 更廣闊的可能性王國。正如西塞羅的《西皮歐之夢》中的話“de excelso et pleno stellarum, illustri et claro quodam loco”：意思是我們(men) 從(cong) 高空布滿星星的清澈和明亮的場所觀看世界及其曆史。如果我們(men) 相信文藝複興(xing) 的可能性，在我們(men) 時代已經喪(sang) 失了的美好事物和強大觀念的再生，死者的聲音將把它們(men) 栩栩如生地放在我們(men) 耳邊。我們(men) 聽見時或許突然感到不舒服，如奧利弗·克倫(lun) 威爾在蘇格蘭(lan) 教會(hui) 會(hui) 員大會(hui) 上的話：“我懇求你們(men) ，在基督的內(nei) 心認為(wei) 你可能是錯誤的。”我們(men) 開始逐步相信，我們(men) 以為(wei) 的真理中有些可能是虛假的，我們(men) 的美德中有可能是罪惡。

簡而言之，學習(xi) 古代政治文獻提供了應對當今時代一致性和時代試圖強加在我們(men) 身上的虛假意識形態的解毒劑。它們(men) 提供了用人類條件的無限資源來重新構建有限的、現代自我的機會(hui) 。古代文獻也能幫助我們(men) 變得寬容，改善我們(men) 對他人寬容的方式。我們(men) 的寬容將不是通過咬牙切齒的方式或帶著不屑一顧的居高臨(lin) 下姿態表現出來；我們(men) 將不是因為(wei) 缺乏壓迫他人的權力才表現得寬容。我們(men) 之所以寬容，用這個(ge) 詞的最好意思，是因為(wei) 我們(men) 已經學會(hui) 認定他人有能力擁有我們(men) 並沒有掌握的真理，這些寶貴的真理能讓我們(men) 的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本文的初稿曾發表在李漢鬆編著的《政治思想史對話》（商務印書(shu) 館）

譯自：Political Thought in an Age of Conformity by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詹姆斯·漢金斯（James Hankins），哈佛大學文藝複興(xing) 曆史教授。

本文的翻譯得到作者的授權和幫助，特此致謝。---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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