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dong) 林學派與(yu) 東(dong) 林書(shu) 院

作者：王立斌

來源：《儒學天地》2021年第2期

明末東(dong) 林黨(dang) 人因東(dong) 林書(shu) 院而得名，東(dong) 人黨(dang) 又稱為(wei) 東(dong) 林學派，以無錫顧憲成、高攀龍為(wei) 首的一大批學子群體(ti) 裏居講學，主張切中時弊，提高社會(hui) 地位，擴大書(shu) 院影響、經常在講學之餘(yu) ，“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積極參與(yu) 當時的一些政治活動，於(yu) 是東(dong) 林書(shu) 院聞名天下，同時也招來了反對者的忌恨與(yu) 關(guan) 注。

當時東(dong) 林書(shu) 院是名聞江浙運河沿線的著名書(shu) 院，更是傾(qing) 動朝野的政治舞台，被時人稱之為(wei) 運河書(shu) 院文化上的一顆璀璨明珠。在明末數十年時間裏，東(dong) 林書(shu) 院的師友們(men) ，站在曆史變改的潮頭，無錫自古文人薈萃、俊彥輩出，把書(shu) 院講學從(cong) 哲學的角度闡述孔孟之道，傳(chuan) 承程朱理學，醇化為(wei) 建立個(ge) 人優(you) 秀品質的信念。對為(wei) 官者提出了“做官先做人”的為(wei) 官之道，達到為(wei) 官清廉，不計個(ge) 人名利得失，不計生死安危，一切從(cong) 社稷考慮，敢於(yu) 批評納諫，正因為(wei) 這樣在明末政治風暴中東(dong) 林書(shu) 院對時局的諷議，觸動了一小撮以魏忠賢為(wei) 首權貴們(men) 的痛處，而慘遭迫害。

明萬(wan) 曆三十二年（1604）顧憲成就其舊址重建東(dong) 林書(shu) 院，恢複書(shu) 院製度與(yu) 高攀龍等主持講學授課，“大儒顧涇陽，高景逸兩(liang) 先生，遠紹道南一脈，講學東(dong) 林，一時從(cong) 遊之盛，視鵝湖，鹿洞有加焉”。東(dong) 林書(shu) 院，也稱龜山書(shu) 院，當顧憲成，高攀龍從(cong) 開講學之時，一年要召開兩(liang) 次大會(hui) （學術研討會(hui) ），每月一小會(hui) （小型學術座談會(hui) ），每三日舉(ju) 行一次閱讀交流，仿鵝湖之辯探討學術心得，仿白鹿洞書(shu) 院學規進行教學規範。遠近名賢，同聲相應，天下學者鹹以東(dong) 林為(wei) 歸”。近複加意師儒，闡明性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程、朱之道，燦然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正學明而異學熄，因敦請耆宿於(yu) 書(shu) 院會(hui) 講，且意在授幕諸子生員。

東(dong) 林書(shu) 院所形成為(wei) 東(dong) 林學派，基本上是以程朱理學為(wei) 宗旨，反對陽明王學末流的放誕，任性、不務實學，以及無所歸宿的陋習(xi) ，主張人人提倡氣節，個(ge) 個(ge) 講求實學。“相與(yu) 共圖興(xing) 複”，“以崇先哲之懿範”，“坐收濂洛關(guan) 閩之勝”。“堅守鵝湖學術論辯之風”。“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事開太平”，顧憲成親(qin) 自製訂了《東(dong) 林會(hui) 約》，明確提出“傷(shang) 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損”。並與(yu) 其弟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葉茂才以及同郡錢一本、薛敷教，他們(men) 都聯袂執掌東(dong) 林講席。

“四要”為(wei) ：知本、立誌、尊經、審幾。“二惑”為(wei) ：不當惑而惑、不必惑而惑。“九益”指講學有九大好處，如：以道義(yi) 相切磋、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奮，廣見博聞，預籌未來，起舊圖新。“九損”是指人們(men) 講學，治學中所常犯的毛病，提醒學者多加警惕，竭力避免，如：比昵狎玩、黨(dang) 同伐異、假公行私、評議是非、談論瑣怪、文過飾非、多言人過、執事爭(zheng) 端、道聽途說。

東(dong) 林書(shu) 院聞名於(yu) 當時，不僅(jin) 因為(wei) 其學術主張切中時弊，更重要的是它把學術活動同政治鬥爭(zheng) 密切結合在一起。積極參與(yu) 當時的政治活動，擴大了書(shu) 院的影響，提高了社會(hui) 地位，同時也招來了反對者的忌恨。“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向附，學舍至不能容。……“其講習(xi) 之餘(yu) ，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dong) 林名大著，而忌者也多”。

“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是東(dong) 林書(shu) 院樹立的新學風，東(dong) 林書(shu) 不僅(jin) 是一個(ge) 教育團體(ti) ，學術組織，更是一個(ge) 輿論探討中心，政治活動沙龍，所以在當時與(yu) 東(dong) 林書(shu) 院有關(guan) 係的來往人物，都被魏忠賢一夥(huo) 強權指控東(dong) 林黨(dang) ”。後來，甚至與(yu) 東(dong) 林書(shu) 院全無關(guan) 聯，隻是與(yu) 當權者意見不一者，也被視為(wei) “東(dong) 林黨(dang) ”，而遭受迫害。黃宗義(yi) 在《明儒學案•東(dong) 林學案》中說：“東(dong) 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為(wei) 講院亦不過一郡之內(nei) 耳……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dong) 林。若是乎東(dong) 林榜標，遍於(yu) 域中，延於(yu) 數世。東(dong) 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dong) 林何幸而有是也”。

東(dong) 林學派對貴族大地主集團及其黨(dang) 羽的鬥爭(zheng) ，主要是依靠組織的力量和輿論的力量。東(dong) 林書(shu) 院，就是他們(men) 學術活動的中心，召集士紳講學，尤其是吳、皖、贛、浙四省士賢，幾乎無一不屬東(dong) 林之士，也有不少學者，慕東(dong) 林之名，走數千裏來參加會(hui) 講論道，這種不遠千裏，“泛舟問學”的“聽教”對象，就是“草野齊民”，百姓農(nong) 夫，這種民主的教育思想，與(yu) 官學相比確實是書(shu) 院教育的一大進步。

東(dong) 林書(shu) 院的會(hui) 講、通過講演、討論、質疑、辯難等，可使“累歲月而不得解”的問題，得以“相悅以解”。這就證明“一人之見聞有限，眾(zhong) 人之見聞無限”。自古以來的所謂“聖賢”，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從(cong) “眾(zhong) 人”中學習(xi) 來的。是“群一鄉(xiang) 之善士講習(xi) ，即一鄉(xiang) 之善皆收而為(wei) 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鄉(xiang) 矣。群一國之善士講習(xi) ，即一國之善皆收而為(wei) 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國矣。群天下之善士講習(xi) ，即天下之善皆收而為(wei) 吾之善，而精神充滿天下矣”。故所謂“聖賢”，如果是代表一個(ge) 人的智慧的話，不過是通過“善學”好問，把“眾(zhong) 人”和師友的智慧集中他一人而已。因而又證明了“自古未有關(guan) 門閉戶獨自做成的聖賢”的，而“聖賢”的學問不過是“眾(zhong) 人”學問的集大成，所以講學必須“聯群”。因為(wei) 自古“聖賢”未有離群絕類孤立無與(yu) 的學問“隻有如此講學，才能使學者：礙者通，混者析，故者新，相推相引，不覺日進而高明矣”。

東(dong) 林學派是探學理求治道的一群愛國師友。是講學於(yu) 東(dong) 林而心向國家，從(cong) “破格用人”治理國家出發，十分關(guan) 心國家科舉(ju) 的問題。因為(wei) 科舉(ju) 在當時來說，是參加政權經常的和必要的途徑，當然在政治鬥爭(zheng) 中是不可放棄的，因為(wei) 科舉(ju) 製度的改革，是政治革新和教育製度改革最重要的一環。

東(dong) 林學派，在主張“破格用人”的同時，反對走私門、務奔竟，提倡走“公門”，行“公典”，憑才學。高攀龍說：“童儒試於(yu) 有司，奔竟成風，孤寒往往擯於(yu) 府試”。而顧允成在《上邊郡侯論童儒考事書(shu) 》中，要求他們(men) “惜朝廷之公典，懲末俗之私情抑奔竟之頹風，恤貧寒之隱痛，鑒空衡平，奸媸輕重，聽其自取而廓然無所與(yu) ！”要朝廷從(cong) 地主階級的整體(ti) 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依“公典”懲辦那些走私門的人，選送德行才學，“衡平”的人才參加政權，挽救當時岌岌可危的明末政治危機。

東(dong) 林學派認為(wei) 國家政治，經濟好壞都是由培養(yang) 出來的“人才”決(jue) 定的。高攀龍說：“政事本於(yu) 人才，舍人才而言政者，必無政；財用本於(yu) 政事，舍政事而言財者，學術者、天下之大本”。這種意識決(jue) 定論，顯然是曆史唯心主義(yi) 的觀點。但是，學術或科學文化，對培養(yang) 人才的積極作用，應該於(yu) 以足夠的重視。東(dong) 林學派集誌同道合者者共同講學、培養(yang) 人才、不是“門戶”之見，更不是“朋黨(dang) ”之爭(zheng) ，而是為(wei) 朝廷國家的利益出發的。顧憲成死後，劉宗周懇切地說，東(dong) 林並非結黨(dang) ，而是忌之者“以為(wei) 黨(dang) 人，果東(dong) 林何罪哉！”不過是“冷風熱血”的“一堂師友”罷了。

東(dong) 林學派溉主張“學術”是“天下的大本”、教人的“常道”。那麽(me) 教學者就從(cong) 《四書(shu) 》、《五經》、濂、洛、關(guan) 、閩之學而講，所以他們(men) 的學術思想純正，社會(hui) 安治。他們(men) 所說的“崇正學”即是“尊六經、崇程朱、在《東(dong) 林會(hui) 約》中規定《五經》、《四書(shu) 》為(wei) 常道而尊之”。

正因為(wei) 東(dong) 林書(shu) 院堅持“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的學風，遂招致一些當權者的忌恨。也是無可厚非的。天啟年間（1621－1627），宦官魏忠賢專(zhuan) 權，政治腐敗，屢興(xing) 冤獄，製造東(dong) 林黨(dang) 案，殺戮左光鬥等，遂殃及東(dong) 林書(shu) 院，進而魏忠賢更視所有書(shu) 院都與(yu) 東(dong) 林書(shu) 院為(wei) 同黨(dang) ，一律嚴(yan) 令禁毀。史稱：天啟五年八月“拆毀天下書(shu) 院，首及東(dong) 林”，實際上天啟六年（1626）“禦史徐複陽再請毀講學書(shu) 院，以絕黨(dang) 根”。東(dong) 林書(shu) 院遭受禁毀，已是明代第四次禁毀書(shu) 院了。早在嘉靖十六年和十七年（1537－1538），正當書(shu) 院蓬勃發展之時，禦史遊居敬上疏，指斥南京吏部尚書(shu) 諶若水，倡其邪學，廣收無賴，私創書(shu) 院。建議禁毀其所創書(shu) 院，以正人心。次年（1539），吏部尚書(shu) 許讚再次提出：“撫按司府多建書(shu) 院，聚生徒，供億(yi) 科擾，丞宜撤毀，”朝廷準其奏，令拆毀書(shu) 院。

嘉靖十六年、十七年、兩(liang) 次連續禁毀書(shu) 院，均因當時朝廷執政者多尊朱學、反對王、湛之學，遂對王、湛等廣建書(shu) 院、聚徒講學、懷恨在心，妄加罪名、嚴(yan) 令禁毀，開啟了以政治手段壓製書(shu) 院學術發展的惡例。

第三次禁毀書(shu) 院是在萬(wan) 曆七年（1579），《明史》載：張居正執政時，“七年正月戊辰，詔毀天下書(shu) 院”“自應天府以下，凡六十四處盡改為(wei) 公廨”。更說明了禁毀的緣由。《明紀》記載稍詳：“七年正月戊辰，詔毀天下書(shu) 院，先是因原任常州知府施觀民，以科斂民財，私創書(shu) 院，坐罪褫職。而是時士大夫竟講學，張居正特惡之，盡改各省書(shu) 院為(wei) 公廨，凡先後毀應天府書(shu) 院，共六十四處”。張居正禁毀書(shu) 院的主要目的是為(wei) 了整肅和強化思想控製。“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ti) 認經書(shu) ，便是講明學問，何必又別標門戶，聚黨(dang) 空談。今後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習(xi) 經書(shu) 義(yi) 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以應他日之用。不許別創書(shu) 院，群聚黨(dang) 徒，及號召遊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ye) ”。張居正在《答南司成屠平石論為(wei) 學書(shu) 》中說得更加明白；“夫昔之為(wei) 同誌者，（指當時在書(shu) 院講授理學者）仆亦嚐周旋其間，聽取議論矣。然窺其微處，則皆以聚黨(dang) 賈譽，行徑捷舉(ju) 。所稱道德之說，虛而無當。莊子所謂其嗌言者若哇，佛氏所謂蝦蟆禪耳。而其徒侶(lv) 眾(zhong) 盛，導趨為(wei) 事。大者撼搖朝廷，爽亂(luan) 名實，小者匿蔽醜(chou) 穢，趨利逃名”。“群聚黨(dang) 徒”，“空談廢業(ye) ”、“徒侶(lv) 眾(zhong) 盛、導趨為(wei) 事”，是給書(shu) 院妄加的罪名，“科斂民財”更是一個(ge) 借口，其實是擔心書(shu) 院講學會(hui) 撼動朝廷，爽亂(luan) 名實”。魏忠賢製造禁毀東(dong) 林書(shu) 院，是明末第四次禁毀書(shu) 院並擴及全國書(shu) 院，更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明代書(shu) 院由明初多年沉寂到明中期的空前興(xing) 盛，又到明末的連續遭受禁毀，這種忽盛忽衰的曲折曆程正好說明封建社會(hui) 後期統治者政局不穩已潛伏著深層的危機，很值得深思。

崇禎元年（1628）東(dong) 林黨(dang) 冤案平反，次年書(shu) 院重建，後增有燕居廟，再得草廬籌建築形成日後之格局。明末清初，高氏後裔高世泰，再開講會(hui) 於(yu) 東(dong) 林，前後達三十年，四方學者相率赴會(hui) ，中州之方包，關(guan) 中之李顒堂千裏來遊，傳(chuan) 為(wei) 佳話。複興(xing) 程朱理學、又成盛勢。“吾錫故未有講學者，有之自宋龜山楊先生始，東(dong) 林其皋比處也”。但此時的講會(hui) ，以“勿談時事”相標榜，已無萬(wan) 曆年間“風聲、雨聲、讀書(shu) 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guan) 心”的旨趣。

清順治十年（1653）之秋，常州知府宋之普率領文武官員親(qin) 臨(lin) 書(shu) 院講學，當時尚無學舍，於(yu) 是就在東(dong) 林遺址上臨(lin) 時搭蓋草棚，以解決(jue) 官紳參與(yu) 會(hui) 講需要。會(hui) 講期間，宋之普曾對高世泰指示並建議說：“此地急宜振興(xing) ，後死者不得辭責”。重申官府修複書(shu) 院決(jue) 心。在地方官府及各方關(guan) 心、支持、促進下，順治十二年（1655）春季，高世泰捐資修建了燕居廟以及三公祠、祭器室、典籍室、再得草廬，同時修複道南祠與(yu) 麗(li) 澤堂等。經高世泰此次修複後，東(dong) 林書(shu) 院除依庸堂這一重要主體(ti) 建築尚未修複外，其餘(yu) 大部分明末被毀建築均得到恢複，書(shu) 院在恢複舊貌的基礎上，高世泰又重新申訂東(dong) 林講會(hui) 規則。入主講席，集遠近同誌，恪遵高攀龍遺訓遺規，堅持春秋會(hui) 講，長期進行。當時在江南乃至國內(nei) 影響較大，“四方學者相率造廬問道”，從(cong) 各地前來東(dong) 林書(shu) 院探討切磋學問。高世泰生勤奮，“性嚴(yan) 肅，見子弟如賓客”。他以主持東(dong) 林講學終其生。高世泰去世後，東(dong) 林書(shu) 院由其子高菖生、高芷生負責灑掃管理。但主講乏人，修葺無資。

從(cong) 康熙至乾隆的五十餘(yu) 年間，在官府重視及地方士紳積極讚助下，東(dong) 林書(shu) 院進行過四次重大修繕。其中康熙二十六（1687），由無錫高世泰之子高菖生、高芷生兄弟發起，會(hui) 同裏中戚朋友好，並呈報官府後，廣行購募，籌措經費，用一個(ge) 多月時間，對書(shu) 院講堂、學舍進行修繕。使其規製較從(cong) 前更加完備，邑中諸生又以時講學其中，恢複了舊時景象。清代末年，光緒二十八年（1902）書(shu) 院改製學堂。“當地紳士陶雲(yun) 組因受舉(ju) 辦新學思想的影響和啟示，率先呈報上級官府批準，正式改為(wei) 東(dong) 林學堂，並由陶雲(yun) 組任東(dong) 林學堂總董，陶雲(yun) 組去世後由其次子陶世鳳擔任東(dong) 林學堂總董，他將自己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課士育人上，陶世鳳一生推崇服膺東(dong) 林前賢高攀龍的學問人品。陶雲(yun) 組、陶世鳳父子繼承弘揚了東(dong) 林書(shu) 院曆來的愛國務實的講學遺風，以東(dong) 林先賢關(guan) 心社會(hui) ，誌在世道為(wei) 榜樣，精心組織學校教育，認真培養(yang) 社會(hui) 人才，他們(men) 確定的教學宗旨與(yu) 思想堪稱後人楷模。他們(men) 的革新教育之舉(ju) 與(yu) 開創學校之風是永遠值得人們(men) 懷念景仰的”。書(shu) 院改製至今年已120周年。

民國時期的1946，國共對峙麵臨(lin) 深重危難時刻，“吳稚暉、唐文治、錢基博、錢基厚等30人出自對家鄉(xiang) 人文曆史與(yu) 名勝古邊的真誠熱愛以及強烈的保護意識，出以公心，迎著困難，積極呼籲，共同發起，對無錫著名曆史文化古跡東(dong) 林書(shu) 院進行了規模較大的全麵修繕。集議發起修繕東(dong) 林書(shu) 院這一善舉(ju) 人物中，有國民黨(dang) 元老、著名教育家、資深學者、開明土紳、地方名流、社會(hui) 賢達、工商實業(ye) 家、金融界同仁，以及與(yu) 東(dong) 林書(shu) 院有關(guan) 的楊氏，顧氏、高氏等子姓裔族熱心人士等。發起者以聯名的方式給無錫社會(hui) 各界發出《重修東(dong) 林書(shu) 院募捐啟》。同時，給當年臨(lin) 錫蒞任的徐淵若縣長致專(zhuan) 函請示劃撥義(yi) 租以便協助書(shu) 院修繕之事。在無錫地方賢達的共同熱情呼籲下，全縣各界以及有關(guan) 人士聞風響應，積極行動，慷慨解囊，鼎力相助，形成一個(ge) 以保護無錫文化古跡、恢複東(dong) 林書(shu) 院舊觀的募捐熱潮。經費募集大體(ti) 到位後，當年八月，由長期在東(dong) 林書(shu) 院從(cong) 事教學工作的前任校長辛柏森與(yu) 陶達三兩(liang) 位先生總負責，把關(guan) 指導東(dong) 林書(shu) 院按明清原來布局風貌進行全麵修繕，重現舊觀，至三十六年（1947）春完工。人們(men) 現在見到的東(dong) 林書(shu) 院建築風貌，就是經過這次較大整修後延存下來的實際狀況。總體(ti) 上依然保持明清以來書(shu) 院建築風貌，布局上沒有大的改動”。

解放後，政府非常重視曆史古跡的保護，1957年，東(dong) 林書(shu) 院被列為(wei) 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1981年至1983年間，修複東(dong) 林精舍、麗(li) 澤堂、依庸堂、道南祠等，參照鵝湖書(shu) 院修舊如舊的方法。恢複部分文革中被毀匾聯，並正式對海內(nei) 外觀眾(zhong) 開放。1992年至1994年間，又修複來複齋、晚翠山房、重建大門、石橋、泮池、西廊等。2000年至2004年，無錫市政府協調搬遷東(dong) 林小學，並撥專(zhuan) 款對東(dong) 林書(shu) 院進行全麵修複，使它由原來普通的小學教學場所，恢複成為(wei) 舉(ju) 世矚目，海內(nei) 外眾(zhong) 人向往的曆史文化名勝。2006年東(dong) 林書(shu) 院由國務院公布為(wei) 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0年東(dong) 林書(shu) 院被評為(wei) 國家4A級旅遊景區。

今天，修複後的東(dong) 林書(shu) 院顯得嚴(yan) 整、端莊，從(cong) 建築到整個(ge) 院落，處處充滿著勃勃生機。院內(nei) 粉牆黛瓦，屋宇粼粼，曲池小橋，長廊短亭。院前石坊高聳，祠畔鬆柏常青。整體(ti) 建築布局合理，錯落有致。各堂齋廳室內(nei) ，包括各亭柱間，長聯橫匾，墨香四溢，格外引人入勝。在書(shu) 院依庸堂內(nei) ，可以見到廖沫沙同誌書(shu) 法“風聲雨聲讀書(shu) 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guan) 心”這幅名聯。人們(men) 參觀東(dong) 林書(shu) 院時，常會(hui) 默誦這副名聯，並聯想到要為(wei) 國家民族的振興(xing) 而不懈努力，恐怕就是東(dong) 林書(shu) 院這一傳(chuan) 統文化古跡存在的永恒主題了。

無錫東(dong) 林書(shu) 院為(wei) 讓更多人了解中國傳(chuan) 統經典文化，2014年起書(shu) 院舉(ju) 辦了“東(dong) 林國學講堂”。該活動以講授國學、傳(chuan) 承傳(chuan) 統文化和東(dong) 林精神為(wei) 主要內(nei) 容，以“以史為(wei) 鑒”為(wei) 宗旨，深入剖析國學經典中關(guan) 於(yu)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要義(yi) 精髓，開辦以來，受到了社會(hui) 各界的廣泛關(guan) 注。“東(dong) 林國學講堂”這活動品牌的影響力在無錫也穩步提升。2015年，東(dong) 林書(shu) 院參照書(shu) 院講會(hui) 製度及文社傳(chuan) 統，策劃組織了“東(dong) 林雅集”，以微講座、古琴、昆曲等藝文交流為(wei) 雅集主要內(nei) 容，旨在弘揚“德自為(wei) 鄰、文常會(hui) 友”的東(dong) 林精神。2017年，東(dong) 林書(shu) 院積極響應書(shu) 香無錫建設，借鑒江陰圖書(shu) 館“三味書(shu) 咖”城市閱讀聯盟模式的成功經驗，將書(shu) 院“東(dong) 林庵"打造成無錫市“吳韻書(shu) 香”城市閱讀聯盟閱讀點和無錫市圖書(shu) 館分館，以閱讀為(wei) 主題，以書(shu) 為(wei) 媒、以茶為(wei) 介，營造別具特色的閱讀場所和讀書(shu) 氛圍，開展全民閱讀活動。在認真做好讀者服務和圖書(shu) 借閱工作外，書(shu) 院還推出了“東(dong) 林書(shu) 聲”國學經典品讀會(hui) 和“一本書(shu) 一杯茶”讀書(shu) 分享沙龍。將人文場館和全民閱讀的熱潮相結合，引領更多人熱愛閱讀，養(yang) 成閱讀習(xi) 慣，自我’終生向學。2018年以來，讀書(shu) 活動已經舉(ju) 辦過8場，書(shu) 院還結合茶藝、茶道類書(shu) 籍閱讀分享開展成人、少兒(er) 茶藝體(ti) 驗活動，體(ti) 會(hui) 茶禮，辨識茶品，學習(xi) 泡茶，最後敬茶感恩父母的給予，在高雅有趣的茶藝識禮中，接受傳(chuan) 統文化熏陶。如今東(dong) 林書(shu) 院儼(yan) 然已成為(wei) 書(shu) 友們(men) 的驛站，未來將吸引更多愛好閱讀的市民，幫助無錫人養(yang) 成閱讀、分享的好習(xi) 慣，走進書(shu) 院、親(qin) 近閱讀、形成新風尚。今年是無錫東(dong) 林書(shu) 院建院910周年，同時又是書(shu) 院改製120周年慶典，為(wei) 此特作此文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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