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公共哲學

作者：本傑明·阿爾德斯·伍伽夫特 著；吳萬(wan) 偉(wei)  譯

來源：譯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對列奧·斯特勞斯（Leo Strauss）而言，公共生活充斥著各種意見和迫害，哲學家的著作應該避免讓群眾(zhong) 了解。

政治哲學家列奧·斯特勞斯(Leo Strauss)在其文章“迫害與(yu) 寫(xie) 作藝術”中刻畫了一幅思想生活的畫麵，對於(yu) 我這個(ge) 在政治上致力於(yu) 民主和平等，在哲學上致力於(yu) 多元主義(yi) 和反對一元論的人來說，這樣的生活畫麵本來可能讓我感到厭惡的，可我卻一再重新閱讀該文，原因就在於(yu) 我想弄明白為(wei) 什麽(me) 會(hui) 這樣。

斯特勞斯提出的所謂“神秘寫(xie) 作”實踐在哲學史上始終存在，因為(wei) 哲學家們(men) 喜歡將最重要的教導隱藏在“神秘”作品背後。他們(men) 寫(xie) “言外之意”，故意使用疏忽或錯誤作為(wei) 路邊樹上的刻痕，供聰明的讀者去遵循以把握更深入和更危險的要點。他認為(wei) ，哲學的本質使得這樣做有其必要性。哲學問題往往去挑戰城市眾(zhong) 神的權威，如果沒有神秘寫(xie) 作，哲學家可能因為(wei) 提出困難的、和不方便的問題而慘遭迫害，畢竟問題中的懷疑精神往往帶有有顛覆性。聖經的教導真實嗎？在什麽(me) 意義(yi) 上是真實的？國王統治的合法性何在？我們(men) 怎麽(me) 知道我們(men) 生存在這個(ge) 世界上而不是大腦漂浮在缸中？少數哲學家欣賞這種問題，但沒有哲學素養(yang) 的大眾(zhong) 就不未必如此了。斯特勞斯將他的曆史觀察變成規範性結論：哲學家應該將哲學探索與(yu) 包括公共政治生活在內(nei) 的公共生活分割開來。

到了晚年，在馬裏蘭(lan) 州印第安納波利斯的聖約翰學院舉(ju) 行的與(yu) 哲學家雅可布·克萊因（Jacob Klein）的公開對話中，斯特勞斯強調說，

哲學是用知識替換意見的嚐試，但意見是城邦的要素之一，因此哲學具有顛覆性，因此哲學家必須以這樣一種方式寫(xie) 作，他要改善而不是顛覆這個(ge) 城市。換句話說，哲學家思想的美德是某種狂熱，而哲學家公共演講的美德是明智（sophrosyne）。

我們(men) 都市人生活在公共政治討論的媒體(ti) 轟炸中，也生活在意見元素中。斯特勞斯喜歡暗示說，我們(men) 少數人能夠生活在知識元素中，似乎他掛起了一張招牌，上麵寫(xie) 著“秘密，請這邊走”。在公開場合說出這樣的話，其反諷色彩倒是滿明顯的。 

斯特勞斯貶低城市日常生活的方式令我感到擔憂。思想生活的很多方麵是與(yu) 日常生活交織在一起的。從(cong) 藝術批評到社會(hui) 學，一切不都是意見而非知識嗎？很多社會(hui) 科學的日常生活用途和工具主義(yi) 心態在某種程度上汙染了這些科學嗎？文學（寫(xie) 作和批評）難道不是涉及到對首先擁有身體(ti) 的人的心理和政治維度作出回應嗎？或者斯特勞斯隻是簡單地說，哲學很特別，很不一樣，其用知識取代意見的雄心壯誌是獨一無二的？哲學與(yu) 其他任何東(dong) 西之間的這種區分也要求哲學的來世觀／異世界觀（otherworldliness）嗎？這未必能得到每個(ge) 哲學家的讚同吧。認定政治鬥爭(zheng) 是其存在條件的學術領域又該如何？

雖然有這些困難，“迫害與(yu) 寫(xie) 作藝術”提出了公共政治與(yu) 思想生活關(guan) 係的寶貴問題。斯特勞斯認為(wei) ，這種關(guan) 係比坐在打字機前吭哧吭哧寫(xie) 出一篇希望讓廣大讀者做出積極反應的文章或社論要更複雜得多。這種關(guan) 係不僅(jin) 一直糾纏於(yu) 是不自由的社會(hui) 如斯特勞斯逃離的納粹德國，而且糾纏於(yu) 自由的社會(hui) ，如他最終生活和工作的美國。現代信念認為(wei) 公共辯論是民主社會(hui) 製定集體(ti) 目標的手段，斯特勞斯認為(wei) ，這種觀念對民眾(zhong) 的潛在智慧給予了過多信任。我們(men) 假定，在現代民主社會(hui) ，公眾(zhong) 是由這些人組成的，他們(men) 首先在學校接受過教育，接著作為(wei) 成熟的讀者自我教育，思想生活和政治生活就是依靠他們(men) 連接起來。那麽(me) ，斯特勞斯為(wei) 什麽(me) 不信任公眾(zhong) 呢？

答案不僅(jin) 僅(jin) 是相信民眾(zhong) 是現代民主的特征，斯特勞斯是反現代的擬古主義(yi) 者，更喜愛古典經典及其中世紀闡釋者，在他看來，這些闡釋者最真實接近哲學的私心。更充分的答案存在於(yu) 斯特勞斯那持續到1941年的政治和思想經曆，這成為(wei) 他批判公共性的背景，促使他將哲學視為(wei) 在根本上沒有政治性的實踐，哲學總是被公共生活和公共政治置於(yu) 危險中，也使得參與(yu) 公共生活和公共政治的人陷入危機四伏的境地。

斯特勞斯1899年出生於(yu) 德國猶太人家庭，在自由派魏瑪共和國危機重重的年代長大，這個(ge) 共和國早在納粹黨(dang) 崛起之前很久就一直遭到左派和右派等多重勢力的困擾。斯特勞斯是在激進化政治差異時代研讀哲學的，就像在納粹在德國掌權之後逃離的很多作家和知識分子一樣，斯特勞斯隨身攜帶著魏瑪共和國年代的衝(chong) 突。1949年，政治上保守的中世紀研究專(zhuan) 家厄內(nei) 斯特·坎托洛維茨（Ernst Kantorowicz）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書(shu) ，他拒絕簽署宣稱他不是共產(chan) 黨(dang) 員的忠誠宣誓，而是宣告“我曾經兩(liang) 次主動請纓攜帶來複槍和步槍積極迎戰德國左翼激進分子，但我也知道，我已經準備好走上國家社會(hui) 主義(yi) 和導致其上台掌權的道路，即便我間接地和違背自己意願地加入到白人營（White battalions）中。”他在原則上反對學術機構要求其教職員工接受政治忠誠測試的做法，任何一位神秘主義(yi) 作家都不會(hui) 這樣做。

“迫害與(yu) 寫(xie) 作藝術”是斯特勞斯哲學公民素質理論的第一份成熟聲明，試圖在哲學的嚴(yan) 謹性要求與(yu) 共同的城市生活背景所需要的禮貌得體(ti) 之間保持平衡。在其文章“斯巴達精神或色諾芬的品味” (1939）中，斯特勞斯描述了哲學家和曆史學家色諾芬在遠離雅典流亡期間，修改了他的演講模式以符合斯巴達人的需要，他們(men) 被迫在公共場所踐行美德。斯特勞斯考察說，在“迫害與(yu) 寫(xie) 作藝術”中，“強迫、迫害給思想以及行為(wei) 產(chan) 生的影響。”他用雄心勃勃和令人困惑的口吻得出結論說，因為(wei) 神秘寫(xie) 作的權宜之計，“迫害並不能阻礙獨立思考，它甚至不能阻礙獨立思考的表達”。

斯特勞斯想象了一位生活在極權主義(yi) 國家的曆史學家，這個(ge) 國家一直“在他的調查的領導之下，而他的調查就是在懷疑政府資助的宗教曆史闡釋的可靠性。”這樣的人可能攻擊宗教曆史的自由派觀點，這將提供一個(ge) 機會(hui) 重新描述自由派觀點的核心論證－－－在這種重述過程中，曆史學家能夠留下線索讓‘喜歡思考’的聰明讀者意識到曆史學家對自由派觀點的同情。這就是包括隱含意義(yi) 的隱晦寫(xie) 作。這是一種“僅(jin) 僅(jin) 讓值得信任的聰明讀者明白的”方式，這些人並非作者的通訊圈內(nei) 人。通過這種寫(xie) 作方式，我們(men) 維持了在錯誤識別外殼之內(nei) 識別的可能性，即使種子被吹得到處飄散。

無論如何領會(hui) ，公共政治辯論都不是追求真理的而是在於(yu) “贏得勝利”。

但是，斯特勞斯認為(wei) ，這個(ge) 實踐不僅(jin) 僅(jin) 出現在極權主義(yi) 國家內(nei) 。他寫(xie) 到“迫害包括從(cong)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展現的最殘忍類別到社交排擠等最溫和類別的眾(zhong) 多現象。”任何期待要在公共場所表現出美德的情況都會(hui) 變成一種審查形式，雖然比他標題中的“迫害”要更溫和一些。斯特勞斯認為(wei) ，即使在美國這樣的自由國家，公共言論的自由也處於(yu) 危險之中。這意味著17世紀中期很多哲學家擁抱的啟蒙工程已經失敗。這個(ge) 啟蒙工程希望廣泛的教育---既有學校教育也有讀者的自我教育---將證明是“一直很緊迫的問題和政治問題的答案”，讓沒有許可的自由和並非壓迫的秩序實現和解。但是，斯特勞斯就成長於(yu) 看重教化的國度，但教育並沒有阻止德國出現迫害。雖然堅定相信自由教育的巨大威力，但斯特勞斯並不認為(wei) 它能克服公共性問題。基於(yu) 不同種類的人性差異及少數（聰明人）和多數（庸眾(zhong) ）的存在，他似乎認為(wei) 這個(ge) 問題是永恒性的。那麽(me) ，如何將思想傳(chuan) 達到合適聽眾(zhong) 的耳朵裏呢？

雖然我和斯特勞斯在政治和哲學上存在差距，但是因為(wei) 我同情他的私密生活連貫性的理想，以及哲學家的思想要竭力傳(chuan) 達給理解和欣賞他們(men) 的人身上，即使廣大民眾(zhong) 未必明白的理想，我仍然回顧了他的作品。公眾(zhong) 中存在令人困惑的隱蔽的東(dong) 西---到處傳(chuan) 播的意見觀點和對事實的錯誤闡釋，我們(men) 對自己判斷的缺乏信任，以及我們(men) 得到他人承認的迫切願望。我們(men) 依靠遵從(cong) 公眾(zhong) 規範在公眾(zhong) 中贏得認可。我們(men) 有時候不得不求助於(yu) 詭辯術，有些人甚至樂(le) 在其中。亞(ya) 裏士多德區分公共話語和私下對話是對的，雖然它們(men) 密切相關(guan) ，無論如何領會(hui) ，公共政治辯論都不是追求真理的而是在於(yu) “贏得勝利”。正如作家瓊·巴斯金（Jon Baskin）所說，其目的在於(yu) 贏得勝利，有時候以我們(men) 的真理版本，有時候為(wei) 了其他工具性目標。

但是，無論我們(men) 說的學校院係中的思想生活還是涵蓋各種體(ti) 彩的報刊雜誌和圖書(shu) 出版領域，如果認為(wei) 思想生活不受到類似勢力的塑造就未免過於(yu) 天真幼稚了。學界和文字共和國或許吸引某些討厭“在靈魂上的撒謊”的人，但是他們(men) 也是依靠名氣經濟和明星地位來定義(yi) 的，也會(hui) 因為(wei) 政治爭(zheng) 議而興(xing) 奮狂熱，激情澎湃。他們(men) 的交往既依靠學術成果的優(you) 異也依靠相互的社會(hui) 關(guan) 係紐帶。在引導我們(men) 如何理解這些世界是如何運作的，以文化資本理論而一鳴驚人的社會(hui) 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比斯特勞斯更好的向導。很多聰明人可能對“心靈謊言”不屑一顧，認為(wei) 其過於(yu) 天真幼稚，他變戲法似地搞出來的個(ge) 人真理觀念不一定吻合經常性的意識形態鬥爭(zheng) 定義(yi) 下的思想生活版本，以及將政治視為(wei) 最值得追求的意義(yi) 地平線，但是，為(wei) 了團結而閱讀和思考的理想取代為(wei) 了自我而閱讀和思考的理想，其實是很容易的。

我知道，處理私下反思和公共生活之間緊張關(guan) 係的最好辦法是依靠提高寫(xie) 作藝術水平而不是神秘寫(xie) 作。我為(wei) 廣大讀者寫(xie) 作，我什麽(me) 都不隱瞞－－－正如箴言第２５章第１１節所說，沒有“金蘋果在銀網子裏”，中世紀哲學家邁蒙尼德（Maimonides）和斯特勞斯都非常喜歡這個(ge) 形象。但是，我的確想象理解緩慢的讀者，我寫(xie) 出鼓勵緩慢理解的句子。我希望我的散文提供一些空間，讓人們(men) 在匆匆忙忙生活的餘(yu) 暇中思考。我並不想退出公共世界，而是要製造出某些類似辯證法的東(dong) 西，供人們(men) 在主要由話語構成的世界裏使用。拒絕公共世界或將其置於(yu) 哲學的尊嚴(yan) 之下將意味著退出共同和共享的生活領域或將人類欲望本身拋在一邊，如果走那麽(me) 遠，我將背叛自己的人性了。

對真正知識和日常生活追求、沮喪(sang) 和快樂(le) 之間的距離，我並不像斯特特勞斯那樣確定無疑。我也並不讚同他的精英意識，即少數聰明人和廣大庸眾(zhong) 之間的區別是天生的，是永久存在的。在他看來，這首先製造了公共問題。接著，當我想象將觀點傳(chuan) 播到充滿同情的讀者耳中時，我想象他們(men) 的同情不是絕對的東(dong) 西，似乎我們(men) 是佩戴了同樣解碼戒指的秘密俱樂(le) 部成員。更謙虛地說，我想象我們(men) 共享一種意識，都在思考令人好奇的與(yu) 生活其餘(yu) 部分的緊張關(guan) 係，都在反思被我們(men) 共享的公共交際條件的塑造方式，但都呈現出自身獨立的勢頭。我希望我們(men) 能夠相互說給對方聽，不僅(jin) 是作為(wei) 各種各樣公共生活的成員，而且作為(wei) 其判斷仍然自由的個(ge) 別讀者，雖然我們(men) 並不能選擇我們(men) 做出判斷的條件。

思想生活不是在完美的私密生活中而是在共享的公共世界裏展開的。

斯特勞斯的重大挑釁之一或許比神秘寫(xie) 作主題本身更大得多，那就是他建議哲學擁有私密性，我們(men) 喜歡“不受監督的內(nei) 心自由。”這個(ge) 主張與(yu) 曆史主義(yi) 時代的闡釋性習(xi) 慣正好相反，我們(men) 充滿信心地認為(wei) ，社會(hui) 力量徹底決(jue) 定了我們(men) 的思想，甚至包括私下的思想，我們(men) 並不是充分自由的。甚至思想建議沒有政治性的想法很快就變成一種隱蔽的政治主張。畢竟，我們(men) 中間誰擁有除了政治之外，對自己談論任何問題的這個(ge) 奢侈的條件呢？但是，在我們(men) 的環境為(wei) 我們(men) 的思想提供條件甚至約束的觀念和我們(men) 在閱讀、思考和寫(xie) 作時沒有表現出自由的觀念之間還是存在重要的區分。卡爾·馬克思心裏似乎想著這個(ge) 區分，在他的文章“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2） 中，他注意到我們(men) 製造自己的曆史，但不是想怎麽(me) 造就怎麽(me) 造。真正的問題是：我們(men) 能夠承受得起向什麽(me) 人傳(chuan) 播我們(men) 最隱蔽的意圖？什麽(me) 樣的讀者會(hui) 試圖和我們(men) 一起思考，而不是將我們(men) 的貢獻屈從(cong) 於(yu) 已經選邊站的政治糾紛的範疇下？我們(men) 能夠詢問廣大民眾(zhong) 的想法嗎？在我自己的寫(xie) 作中，我認為(wei) 我們(men) 能。

斯特勞斯給我們(men) 閱讀和寫(xie) 作如此美好的幻想，以至於(yu) 我們(men) 能夠回避通常的公共性問題。他的幻想甚至暗示了一種能長期保存的智慧，那是一代一代傳(chuan) 承下來的哲學信念。似乎年輕哲學家毫無例外地會(hui) 撿起前輩留下的文學簡牘和行間書(shu) 寫(xie) 規範，似乎閱讀風格天生存在於(yu) 哲學心智中，似乎真的存在“哲學心靈”這回事似的，其實那不過是不同方法和觀點的世界而已。所有過世的前輩哲學探索都為(wei) 當今活著的人的頭腦中賦予活力，並在他們(men) 身上複活。

當我對公共思想生活中很多缺乏思想性感受到沮喪(sang) 時，我很高興(xing) 地想到斯特勞斯的神秘寫(xie) 作幫助作家向讀者透露真理的概念，希望我能共享這個(ge) 觀念，雖然我討厭他貶低共同事務的方式。思想生活不是在完美的私密生活中而是在共享的公共世界裏展開的，偶然性是典型特征，它決(jue) 定了我們(men) 選取的話題和方法。我們(men) 在圖書(shu) 館裏偶然瞥見的書(shu) 脊，碰巧遇到的老師，碰巧閱讀到的文章，這些都沒有絕對性。如果公共性將事情搞砸了，如果它攜帶了錯誤識別的風險，如果它似乎將一切都拉低到赤裸裸的工具主義(yi) 水平，它也確定了偶然發生的交流條件。為(wei) 了獲得好東(dong) 西，你可能麵臨(lin) 遇到壞東(dong) 西的風險。所以麵對讀者的思考，我袒露自身的想法，希望他們(men) 理解我的意圖，然後以我想象不到的方式解讀我的想法。　

譯自：Against public philosophy by   20 May 2021
 
 
作者簡介：
 
本傑明·阿爾德斯·伍伽夫特（），作家，曆史學家，著有《公共思想家：斯特勞斯、列維納斯和阿倫特》（2016）和《肉星球：人造肉和食品的未來》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