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書(shu) 院考略

作者：齊金江（孔子研究院研究院）

來源：《孔子學刊》第九輯

在兩(liang) 漢之前曾經曆過一段“孔子為(wei) 什麽(me) 作《春秋》”“何時作《春秋》”的論說曆史，這是一種以“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性”及其在孔子生命曆程中的“重要性”為(wei) 主的研究走向，與(yu) 漢魏以降的“傳(chuan) 說史”中以“地點”為(wei) 依據的“傳(chuan) 說敘事”走向不同。一直到南朝梁任昉所撰《述異記》，才將“孔子作《春秋》”的“關(guan) 注點”轉移到“孔子作《春秋》處”，“孔子春秋台”以“傳(chuan) 聞”之“姿態”提出了。

一、“春秋台”的傳(chuan) 說及其流傳(chuan) 、接受史

任昉在《述異記》中記載：

曲阜縣城南十裏有孔子春秋台。

任昉《述異記》成書(shu) 於(yu) 何時？《任昉年譜》載：

天監三年甲申（五〇四年），任昉四十五歲，作《述異記》。按，任昉天監三年撰。昉家書(shu) 三萬(wan) 卷，多異聞，又采於(yu) 秘書(shu) ，撰此記。中興(xing) 館閣書(shu) 目《郡齋讀書(shu) 記》卷一二作“天監中”。

在《述異記》中，任昉論及了十三台，包含了“春秋台”在內(nei) 。可以講，任昉《述異記》匯集了遠古以來的“‘台’說”，堪稱集古“台”之大成。《述異記》所記“十三台”中，涉及早期“台”的起源與(yu) 發展曆史：有遠古傳(chuan) 說之“台”，如“堯台”“虞舜巡狩台”“望帝台”；有紀念標識之“台”，如倉(cang) 頡“藏書(shu) 台”“孔子春秋台”、燕昭王“招賢台”、公主“望鄉(xiang) 之台”；有地理標誌之“台”，如吳王“姑蘇之台”會(hui) 稽山“越王台”；有特殊效用之“台”，如“辟寒台”；有專(zhuan) 門構築之“台”，秦皇“受珠台”“蒲台”。

查《述異記》關(guan) 於(yu) 孔子和曲阜的記載，隻有“孔子春秋台”與(yu) “顏回墓手植樹”兩(liang) 件事，此兩(liang) 事同屬曲阜縣區域內(nei) 之“地記”傳(chuan) 說。任昉傳(chuan) 說的記載也存在《述異記》不同版本的問題。前一條：“曲阜縣城南十裏，有孔子春秋台”，在《叢(cong) 書(shu) 集成初編》本、《四庫全書(shu) 》本、《增訂漢魏叢(cong) 書(shu) 》本是一模一樣的。問題在於(yu) ，緊跟著這一條的後一條：“顏回墓手植樹”，卻存在“三個(ge) 版本，各不一樣”的問題：

《叢(cong) 書(shu) 集成初編》本：

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有楠樹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雲(yun) 顏回手植。

《四庫全書(shu) 》本：

曲阜故城有顏回墓，墓上有石楠樹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雲(yun) 顏回手植。

《增訂漢魏叢(cong) 書(shu) 》本：

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石楠縣樹二株，可三四十圍。士人雲(yun) 顏回手植。

三個(ge) 版本的《述異記》，對於(yu) “顏回墓手植樹”條之“古城、故城、古城”，“楠樹、石楠樹、石楠縣樹”，“土人、土人、士人”三組關(guan) 鍵名詞的記載存在“參差交叉、斑駁不同”的情況。可見，作為(wei) 後一條傳(chuan) 說在口傳(chuan) 及書(shu) 寫(xie) 的過程中出現的細微的不同和偏差。但是，三個(ge) 版本對於(yu) 此前一條“曲阜縣城南十裏有孔子春秋台”又是如此完全的一致，除了句子短小、含義(yi) 確切的客觀因素以外，對於(yu) “曲阜縣城南十裏”的“地點”與(yu) “方位”，及“有孔子春秋台”的“人物”與(yu) “事件”的存在的記載，時人並無異議，恐怕也是其中的原委。所以，這兩(liang) 條記載的三個(ge) 不同版本確實耐人玩味而又引人深思。

南朝梁時的曲阜縣城在今何處？從(cong)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曲阜官署治所皆在周公廟高地一帶。（據《宋史·地理誌》：“魏曲阜縣。大中祥符五年改仙源縣。”）任昉生活的梁代，曲阜縣的縣衙治所在今天的周公廟附近，“春秋台”遺址在今春秋書(shu) 院保護標誌碑的西北角。

據《曲阜市在級文物保護單位基本情況名單》：

“春秋書(shu) 院舊址：（1）位置：曲阜市息陬鎮北息陬村內(nei) 。（2）保護範圍：以保護標誌碑坐標（北緯35°33’30.2"，東(dong) 經117°02’51.1"）為(wei) 基點向東(dong) 35米，向西30米，向北50米。（3）建設控製地帶：保護範圍外50米。”

所以，“孔子春秋台在曲阜縣城南十裏”，宜為(wei) “孔子春秋台在曲阜縣城東(dong) 南十裏”。

自任昉《述異記》記載“曲阜縣城南十裏有孔子春秋台”之後，“孔子春秋台”在後世一千多年的曆史中不斷地被傳(chuan) 說、接受和闡釋，確如埃裏克·霍布斯鮑姆所言：“普通人對重大事件的記憶與(yu) 比他們(men) 地位高的人認為(wei) 應該記住的並不一致。”查閱記載“孔子春秋台”的相關(guan) 文獻，主要有七種，列表如下：

任昉“孔子春秋台”傳(chuan) 說及其流傳(chuan) 史表

上表七種記載，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時期：宋明時期和清時期。

在宋明時期，最早著錄任昉“孔子春秋台”的文獻是宋李昉（925-996）等學者奉敕編纂《太平禦覽》（成書(shu) 於(yu) 太平興(xing) 國八年，即983年）的《太平禦覽》，卷一百七十八·居處部六：“《述異記》曰：郭景純注《爾雅》，台今在夷陵郡。又曲阜縣南十裏，有孔子春秋台。”明陳鎬（？-1511）纂修《闕裏誌》之“古跡”條下記載：“孔子春秋台，在曲阜縣南十裏。一郭景純注《述異記》。”郭景純（？-324）是前人，任昉（460-508）是後人，郭景純注《述異記》，似為(wei) 雕版失誤。

在宋明時期，不書(shu) “春秋台”的情況也是存在的。元楊奐《東(dong) 遊記》，明萬(wan) 曆本、於(yu) 慎行編《兗(yan) 州府誌》，明清遞修本明·呂兆祥撰、《東(dong) 野誌》的“台”記不書(shu) “春秋台”，其時民族政治和古魯周孔視角原因值得重視：元·楊奐《東(dong) 遊記》記載：“魯之台，可見者三。”“三台”即：郊台，泮宮台、莊公台。未言及“春秋台”，或者春秋台當時已經“不可見”，抑或“不得見”？未詳。明呂兆祥撰，明清遞修本《東(dong) 野誌》“魯國舊跡”：共有“十台”：望父台，郊台，舞雩台，兩(liang) 觀台，泮水台，莊公台，昭公台，鬥雞台，季武子台，觀魚台。未言及“春秋台”。明萬(wan) 曆本、於(yu) 慎行編《兗(yan) 州府誌》，未言及“春秋台”。

在清時期，顧祖禹（1631-1692）《讀史方輿紀要》言及：“縣南十裏有孔子春秋台。”記載曲阜“七台”有書(shu) 雲(yun) 台，亦曰“泮宮台”；季武子台；襄仲台；周公台；莊公台；昭公台；“孔子春秋台”。孔尚任（1648-1718）新《闕裏誌》記載：“春秋台：在曲阜縣南十裏，夫子作《春秋》於(yu) 其上。”乾隆二十五年《兗(yan) 州府誌》：“春秋台：在曲阜縣南十裏，孔子作春秋處。見《述異誌》郭璞注。”此處又出現郭璞注《述異記》，應該是沿襲了上述第2條的說法。清·乾隆三十九年，潘相《曲阜縣誌》：“春秋書(shu) 院即春秋台。在城南十裏西鄒村，土人又謂息陬。任昉《述異記》雲(yun) ：孔子作春秋於(yu) 此。宋時立祠設像，以本村市稅為(wei) 祭祀之用。以廟學官主其祭，後人隨時修葺。”宣統《山東(dong) 省誌》卷三十四“疆域古跡”條記載：“春秋台：在曲阜縣南十裏孔子作春秋處。”此條記載，照搬了上述第5條“乾隆二十五年《兗(yan) 州府誌》”的前半部分，而刪除了後半部分（“見《述異誌》郭璞注”）。

二、“流傳(chuan) 史”中的“春秋書(shu) 院”之興(xing) 起與(yu) 變遷

應該指出的是，從(cong) 任昉提出“孔子春秋台”的傳(chuan) 說，到“春秋書(shu) 院”創立，經曆了一個(ge) 漫長曲折的過程。在早期的孔氏家乘係統中，“春秋台”是沒有納入的，宋孔傳(chuan) 《東(dong) 家雜記》和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廣記》概莫能外。宋孔傳(chuan) 撰《東(dong) 家雜記》之“廟外古跡”條記載：

廟北五裏曰“先聖學堂”。

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於(yu) 此刪《詩》、序《書(shu) 》、定《禮》《樂(le) 》、係《周易》。

至周敬王二（？三）十八年，魯人西狩獲麟，而作《春秋》。

……作《春秋》、……作《孝經》，二經既成，孔子於(yu) 此堂下齋戒，麵北鬥而拜，告備於(yu) 天。

今學已廢，遺址存焉。

此處“先聖學堂”即為(wei) 今“洙泗書(shu) 院”。同一地點，兩(liang) 年之後又作《春秋》於(yu) 此“先聖學堂”。《六經》加《孝經》，《七經》皆於(yu) 此完成。金·孔元措編撰《孔氏祖庭廣記》之“廟外古跡”條記載：

“先聖學堂”在廟北五裏。

周敬王三十六年，先聖自衛反魯，於(yu) 此刪《詩》、序《書(shu) 》、定《禮》《樂(le) 》、係《周易》。

至三十九年，魯人西狩獲麟，而《春秋》絕筆。

同一地點，時間延長一年之後，“作《春秋》”改為(wei) “《春秋》絕筆”。地點同為(wei) 此“先聖學堂”。

（一）“春秋書(shu) 院”的創立

根據《孔府檔案》（四九〇八）之六，嘉慶十三年（1808年）四月二十六日，息陬村孔興(xing) 閔等呈為(wei) 經管息陬春秋書(shu) 院集稅事上書(shu) 衍聖公（孔子七十三代孫孔慶鎔）：

城南十裏許曰息陬，《誌》稱先聖還轅處，孔子作春秋於(yu) 斯。學者讀書(shu) 懷古，有宋時即設祠像，故曰春秋書(shu) 院，又曰息陬書(shu) 院雲(yun) 。

“學者讀書(shu) 懷古，有宋時即設祠像”可謂是孔子作《春秋》處的一個(ge) 重要的轉折點和裏程碑。“春秋書(shu) 院”創立於(yu) 何時？說法有三：一是息陬“舊有書(shu) 院一區”說。據“康熙五十四年《息陬乃魯陬邑碑》”，孔尚珥認為(wei) ：息陬“舊有書(shu) 院一區，聖容賢配，冕旒尊嚴(yan) ，其來久。但廟貌聖存，祀事未備。”二是“宋時立祠設像”說。清·乾隆三十九年，潘相《曲阜縣誌》：“春秋書(shu) 院即春秋台。宋時立祠設像，以本村市稅為(wei) 祭祀之用。以廟學官主其祭，後人隨時修葺。”三是“有宋時即設祠像，故曰春秋書(shu) 院，又曰息陬書(shu) 院”說。

上述“舊有書(shu) 院一區，聖容賢配，冕旒尊嚴(yan) ，其來久”；“宋時立祠設像，以本村市稅為(wei) 祭祀之用”；“有宋時即設祠像，故曰春秋書(shu) 院，又曰息陬書(shu) 院雲(yun) ”等等三條相關(guan) 材料記載，可謂言之鑿鑿，但終歸是間接或傳(chuan) 說類材料。查《宋史》《續資治通鑒長編》《宋會(hui) 要輯稿》，皆未言“春秋書(shu) 院”，亦未言及“春秋台”。在其它府縣誌記載中，隻是查到“宋時立祠設像”的“全國性政策”依據：一明·萬(wan) 曆《兗(yan) 州府誌》卷之六、“聖裏誌”條：“〔宋〕太祖建龍三年，詔：增葺太學祠宇，塑繪先聖先師之像，自讚孔顏，仍令文臣分撰諸弟子讚。”二是是清乾隆《曲阜縣誌》卷之十“通編”條：“宋太祖建龍元年，帝謁孔子廟。詔：增修祠宇，繪先聖先賢先儒像，釋典用永安之樂(le) 。”但是，宋太祖建龍元年和建龍三年的詔書(shu) ，作為(wei) “普遍性”的要求，在春秋書(shu) 院是如何“落實”和“接續”的？

此後，春秋書(shu) 院的續修續建的時間考證又陷入“文獻不足”。到明朝初年，息陬戶孔涇任孔氏族長，獲賜藤杖，息陬建有家廟。有明一代，孔氏族長多由息陬戶出任。有明一代，此“息陬戶家廟”與(yu) 春秋書(shu) 院“祠廟”的關(guan) 係尚不明了，有待於(yu) 新材料的發現與(yu) 研究的深入。

時至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聖祖玄燁“幸魯”。“幸魯盛典”為(wei) 春秋書(shu) 院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

孔尚任的《出山異數記》記述道：“上乘輿入城，詣先師廟，至奎文閣前，降輦入齋幄少憩，即步行升殿，跪讀祝文，行三獻禮，三跪九叩，為(wei) 曠代所無。”……出詩禮堂後，“上麵諭大學士明珠、王熙曰：孔尚任等，陳書(shu) 講說，克副朕衷，不拘定例，額外議用。”又諭：“朕初至闕裏，禮典既成，意欲遍覽聖跡。著衍聖公、山東(dong) 巡撫及講書(shu) 官引駕。”在《出山異數記》文本中，當時“隨駕諸臣”眼中的“講書(shu) 秀才”孔尚任與(yu) “上”之間就孔子“古跡”開展了“私下”對話：“上問‘門外尚有古跡否？’”“爾家古跡看完否？”“尚任奏曰：‘先聖遺跡，湮沒已多，不足當皇上禦覽，但經聖恩一顧，從(cong) 此祖廟增輝，書(shu) 之史冊(ce) ，天下萬(wan) 世，想望皇上尊師重道之芳躅，匪直臣一家之流傳(chuan) 。’”如此看來，康熙帝的關(guan) 懷重視，有力地促成了孔尚任在其新《闕裏誌》中論及的“春秋台”與(yu) “孔子作《春秋》處”等“孔子古跡”的恢複方案之付諸實施。

任昉“孔子春秋台”口頭和書(shu) 麵的“傳(chuan) 說”，繼宋李昉《太平禦覽》“《述異記》曰：……又曲阜縣南十裏，有孔子春秋台”和明陳鎬《闕裏誌》“孔子春秋台，在曲阜縣南十裏”等等之後的繼續傳(chuan) 說之後，在康熙“幸魯”前後，分別由孔尚任、孔尚珥進行宏觀規劃和具體(ti) 實施，轉變成為(wei) “春秋書(shu) 院”的“實體(ti) 建築”。

康熙癸亥春，孔尚任在衍聖公府修《家譜》及《新闕裏誌》，“至甲子秋皆竣”，即孔尚任在其新《闕裏誌》的寫(xie) 作編撰時間為(wei) 1683年春至1684年秋。孔尚任在其新《闕裏誌》中論及的“春秋台”與(yu) “孔子作《春秋》處”等“孔子古跡”的恢複方案，包含：春秋台（在曲阜縣南十裏，夫子作《春秋》於(yu) 其上）；息陬（息陬：陬邑，魯之附庸。叔梁父嚐為(wei) 其邑大夫，先聖從(cong) 之以居，昌平、尼山在邑東(dong) ，是其別業(ye) 也。及壯，筮仕於(yu) 魯，乃有闕裏之宅，晚年退息於(yu) 陬，作《息陬操》。今尚有息陬村）；觀台井（孔子係易於(yu) 此）；先聖學《易》處（地處石門山“全真觀”與(yu) “玉泉寺”之上）等等。孔尚珥在“康熙五十四年《息陬乃魯陬邑碑》”碑文中“息陬乃魯陬邑啟聖祖為(wei) 大夫處、因我聖祖還轅息陬之操，故曰息陬，而實作《春秋》於(yu) 斯”的說法恐出於(yu) 孔尚任以上論述。

時隔“幸魯盛典”後30年，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熟稔“文廟禮樂(le) ”的候選州同孔尚珥牽頭動議，並著手對“息陬春秋書(shu) 院”“改修大其規模”。

第六十八代襲封衍聖公孔傳(chuan) 鐸（1673-1732）為(wei) “春秋書(shu) 院”書(shu) 寫(xie) 匾額。（孔傳(chuan) 鐸雍正元年，即1723年，襲封衍聖公。孔傳(chuan) 鐸題寫(xie) “春秋書(shu) 院”匾額時間應在1732年，與(yu) “族祖建祠院”時間相同。）

乾隆辛卯年，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後人立碑表之”：“孔子作春秋處”，此乃“聖裔立石以記之”。乾隆《曲阜縣誌》分兩(liang) 處記載：

春秋書(shu) 院即春秋台。在城東(dong) 南十裏西鄒村，土人又謂即息陬。任昉《述異記》雲(yun) 孔子作春秋於(yu) 此。宋時立廟設像，以本村市稅為(wei) 祭祀之用，以廟學官主其祭，後人隨時修葺。乾隆辛卯聖裔立石以記之。

春秋台在縣南十裏，任昉《述異記》謂是孔子作春秋處，後人立碑表之，立市會(hui) 以祀之。

由此可見，春秋書(shu) 院以“傳(chuan) 說動議”設立、以“民間集體(ti) 性行為(wei) ”推動建設，其創立時間與(yu) 規製與(yu) 尼山書(shu) 院和洙泗書(shu) 院比較都差一大截。

（二）春秋書(shu) 院的管理

據《孔府檔案·（四九〇七）之二十二》：“春秋書(shu) 院祀典向由息陬義(yi) 集供辦。”另據《孔府檔案·（四九〇八）之二十》：“息陬春秋書(shu) 院查係沂陽戶候選州同孔尚珥改修大其規模，並請置祭田義(yi) 集，由來已久。”

1、春秋書(shu) 院由孔氏族長、息陬士紳組建“春秋社”牽頭管理

康熙五十四年孔尚珥為(wei) 了紀念這次“息陬春秋書(shu) 院”全麵“改修”，撰寫(xie) 了“康熙五十四年《息陬乃魯陬邑碑》”碑文：

息陬乃魯陬邑啟聖祖為(wei) 大夫處、因我聖祖還轅息陬之操，故曰“息陬”，而實“作春秋”於(yu) 斯。舊有書(shu) 院一區，聖容賢配，冕旒尊嚴(yan) ，其來久。但廟貌聖存，祀事未備。仰思聖祖轍還所經之處，莫不為(wei) 位，陳芻春秋享祀。矧茲(zi) 息陬，乃歸老休息之鄉(xiang) ，筆削垂教之地。聖澤所在，自聖靈所棲。而可聽其冷落無祀耶？珥居此十餘(yu) 載，每日詹拜祠前，即思有以理之而不得。

甲午夏，適王子再越、趙子城璧，來謀於(yu) 餘(yu) ，雲(yun) ：“父老傳(chuan) 聞書(shu) 院祭祀，舊取本村市稅，之後緣東(dong) 山寇亂(luan) ，市停而祀遂廢，欲舉(ju) 祀事，曷複其舊。”予聞之瞿然，曰：“嘻！蓄予此願，幾十五載，而苦於(yu) 莫稽。由是言之，其殆斯事之當成於(yu) 今日乎？”

遂商之族長公，同約本村紳衿，鳴之當事。仍以息陬行稅充書(shu) 院祭。春祭二月二十八日，聖祖諱辰。秋祭八月廿七日，聖祖誕辰。複聯以社名曰“春秋”。宗主、四宗、儲(chu) 宗、三宗、世尹、諸公鹹來助祭。及東(dong) 、西、南、北之鄰我息陬者，莫不聞風而至，以共襄力此盛事。於(yu) 時濟濟蹌蹌、雍雍肅肅，大觀哉！將見精誠所格，有必通諸陟降者，雖在天之靈，實式憑之，而亦以見我魯多君子克成正大之事雲(yun) 爾。

是為(wei) 記。六十四代孫尚珥熏沐拜撰。大清康熙五十四年。

據“康熙五十四年《息陬乃魯陬邑碑》”：孔尚珥認識到息陬“舊有書(shu) 院一區，聖容賢配，冕旒尊嚴(yan) ，其來久。但廟貌聖存，祀事未備。仰思聖祖轍還所經之處，莫不為(wei) 位，陳芻（芻）春秋享祀。矧茲(zi) 息陬，乃歸老休息之郷，筆削垂敎之地。聖澤所在，自聖靈所棲。而可聽其冷落無祀耶？”孔尚珥不同尋常之處，是善於(yu) 思考，他“居此十餘(yu) 載，每日詹拜祠前，即思有以理之而不得。”1714年（甲午）夏天，王再越、趙城璧向孔尚珥提出：“父老傳(chuan) 聞書(shu) 院祭祀，舊取本村市稅，之後緣東(dong) 山寇亂(luan) ，市停而祀遂廢，欲舉(ju) 祀事，曷複其舊。”這與(yu) 孔尚珥的想法不謀而合。於(yu) 是，孔尚珥在取得王再越、趙城璧等支持的基礎上，“遂商之族長公，同約本村紳衿，鳴之當事。仍以息陬行稅充書(shu) 院祭。春祭二月二十八日，聖祖諱辰。秋祭八月廿七日，聖祖誕辰。複聯以社名曰‘春秋’。”

在康熙五十四年《息陬乃魯陬邑碑》中，撰文者孔尚珥整合相關(guan) 信息，提出以下論斷：“息陬乃魯陬邑”；“啟聖祖為(wei) 大夫處”；“因我聖祖還轅息陬之操，故曰息陬”；“而實作春秋於(yu) 斯”。息陬，乃歸老休息之郷，筆削垂敎之地。聖澤所在，自聖靈所棲。所以，在孔尚珥的理想中，如果能做到“宗主、四宗、儲(chu) 宗、三宗、世尹、諸公鹹來助祭。及東(dong) 、西、南、北之鄰我息陬者，莫不聞風而至，以共襄力此盛事。”那麽(me) “濟濟蹌蹌、雍雍肅肅”，便可謂“大觀哉！”屆時，將證明“精誠所格，有必通諸陟降者，雖在天之靈，實式憑之，而亦以見我魯多君子克成正大之事雲(yun) 爾。”在孔尚珥看來，春秋書(shu) 院管理的係統中，“族長公”，“宗主、四宗、儲(chu) 宗、三宗、世尹、諸公”是管理的中堅力量，“本村紳衿”是統一戰線，“東(dong) 、西、南、北之鄰我息陬者”是外圍力量。其中的常設議事管理機構“聯以社名曰‘春秋’”即“‘春秋’社”；資金來源“仍以息陬行稅充書(shu) 院祭”；重點工作有兩(liang) 項：“春祭二月二十八日，聖祖諱辰。秋祭八月廿七日，聖祖誕辰。”

清雍正十年（1732年）族祖建祠院、公為(wei) 義(yi) 市。根據《孔府檔案》（四九〇八）之六“雍正十年族祖建祠院，公為(wei) 義(yi) 市”：

我朝自雍正十年族囗（祖？）建祠院，公為(wei) 義(yi) 市。取市稅些須，以供春秋之薦。猶虞祠廟敝壞，公為(wei) 義(yi) 會(hui) ，置田八畝(mu) 以備修葺之費，歲有常丁時請廟學官以主祭。至凡書(shu) 囗（院）祭品、祭儀(yi) 皆公舉(ju) 可人以董其事。凡義(yi) 市交易一切皆公議行人，以收其稅，即廟學官不得過而問焉。厥典綦重，傳(chuan) 為(wei) 盛事，蓋以道觀於(yu) 鄉(xiang) 禮可以跡留於(yu) 永也。

2、“春秋書(shu) 院”管理權屬的紛爭(zheng)

從(cong) 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孔尚珥撰寫(xie) 《息陬乃魯陬邑碑》碑文到1788（乾隆五十三年），七十多年期間，春秋書(shu) 院管理基本上相安無事。

從(cong) 1788（乾隆五十三年）春秋書(shu) 院“茲(zi) 以祀事”碑所見管理權屬的爭(zheng) 議糾紛發起到1809年（嘉慶十四年）衍聖公府裁決(jue) ，21年間，爭(zheng) 議糾紛案發展經曆了三個(ge) 階段：

第一階段（1788—1792年），從(cong) 乾隆五十三年到乾隆五十七年，爭(zheng) 端爆發時期。乾隆五十三年，孔興(xing) 閔、周雲(yun) 翔上書(shu) 衍聖公孔憲培（孔子72代孫），狀告四氏學學錄孔廣棻“何得勁立行頭？故滋擾亂(luan) ，殊屬不合。”

《乾隆五十三年春秋書(shu) 院“茲(zi) 以祀事”碑》記載：

茲(zi) 以

祀事不無擾亂(luan) ，特勒碑以垂永久。事切有四氏學學錄孔廣棻，於(yu) 客歲臘底，不知何故，忽於(yu) 本集設立行頭二名。同社具呈公府，蒙批：孔興(xing) 閔、周雲(yun) 翱為(wei) 懇恩保全祀典、以光聖跡等事，查息陬春秋書(shu) 院，取本村市稅以祭，由來已久。本爵府曾飭廣梤承辦在案，該學録何得勁立行頭？故滋擾亂(luan) ，殊屬不合。爾等止照常辦理可也。碑文抄粘存。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先是，乾隆三十八年冬，太常寺孔繼泰，為(wei) 市儈(kuai) 賄囑，輙生異議。孔興(xing) 閔麵稟公府，劄諭春秋書(shu) 院社首興(xing) 閔、傳(chuan) 傑知悉。照得該處書(shu) 院向

□□春秋

□□□□□□□□□年屠行薛賡唐繳錢廿

□□□□□□□□□□□□□□□□（行頭？）據爾

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尼山學錄孔廣梤選得隋紹宗、林宗仁堪以充膺息陬集行頭。孔興(xing) 閔陳情：

息陬村乃聖祖遠（還）轅之所，舊有春秋書(shu) 院。自東(dong) 山寇亂(luan) ，廟宇傾(qing) 圮，職曾祖毓全將聖像移請本族園亭，糾合會(hui) 社以為(wei) 修葺之費，將本莊集稅具呈有司，以作辦祭之用。其行戶例由社內(nei) 於(yu) 十月十五日會(hui) 社之期公同撿擇充膺。

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十九日，兗(yan) 州府曲阜縣為(wei) 孔廣梤私立行頭收取息陬集稅事，移書(shu) 衍聖公府：

息陬書(shu) 院春秋享祀，取本村市稅以供粢盛，由來已久。嗣有市儈(kuai) 窺伺。經張、潘二前任判斷立案，現有碑誌鑿鑿可據。

續緣社友孔興(xing) 閔將社內(nei) 所存任情使用，負欠累累，以致廟貌傾(qing) 頹。伊遂無顏在社，因將一切賬目交與(yu) 職祖傳(chuan) 煦，現有社薄可憑。職祖目擊心傷(shang) ，複約社重將大殿東(dong) 廡及大門廚房修改囗齊。五十一年，職父病故，公爺慎重其事，是以出示並劄諭職董理一切。嗣因四氏學學錄擅批行戶，合社公呈，蒙批更正在案。孔興(xing) 閔惟時乘機列名，複得入社。詎料其懷私挾詐，不待社期，不同社眾(zhong) ，暗將行戶盡行批膺，情弊顯然。職伏念聖祖血食所關(guan) ，兼之祖父數世經營之苦，複蒙公爺委任之重，設使行稅不能畫一，咎將誰歸。今選得隋紹宗、林宗仁家道殷囗，為(wei) 人老成，堪以充膺行戶。如有拖欠，致廢祀典，惟職是問。為(wei) 此備悉陳明。伏乞公爺恩準給示施行。

上述檔案材料，反映了春秋書(shu) 院會(hui) 社傳(chuan) 人孔興(xing) 閔與(yu) 四氏學學錄孔廣棻、尼山學錄孔廣梤之間，圍繞春秋書(shu) 院祭祀經費，即息陬集市的行稅征收，所產(chan) 生的管理權爭(zheng) 議和利益糾紛。

第二階段（1792—1808），從(cong) 乾隆五十七年到嘉慶十三年，相安無事的十六年。經過五品執事官孔毓汭調停，孔興(xing) 閔、孔廣梤均歸和好，舊行行戶薛密、新行行戶吳濟川情願照舊同管集市：

春秋書(shu) 院祀典向由息陬義(yi) 集供辦。前據貢生孔興(xing) 閔、學錄孔廣梤互控一案，當經本爵府飭傳(chuan) 妥議，務歸協和，以息訟端去後。茲(zi) 據五品執事官孔毓汭呈稱，切照春秋書(shu) 院義(yi) 集職與(yu) 社內(nei) 人等酌議調處，現再孔興(xing) 閔、孔廣梤均歸和好，情願照舊同管集市，嗣後倘有參商，致起爭(zheng) 端情弊，職等均願甘罪，並無捏飾。

第三階段（1808—1809），出人意料的戲劇性轉折時期。嘉慶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大宗戶族人孔昭燮、庠生周雲(yun) 翱等，與(yu) 各紳士籲請糾眾(zhong) 整理、期複舊規，獲衍聖公（73代孔慶鎔）告示附劄：

息陬村書(shu) 院祭田及集市各行稅前經先公批示，勒石廟中，著令社內(nei) 經理征收租稅，以供祭典，並經曲阜縣批示，曆有案據。

大宗戶族人孔昭燮、庠生囗囗（周雲(yun) ）翱等呈前事呈稱，切息陬春秋書(shu) 院乃聖祖還轅之區，係族等祖父結社購地，以供春秋二祭，其主祭即社內(nei) 齒德兼全者膺之。又將集稅以及酒店油房赴縣呈討。蒙縣主批撥，以供祭祀修葺廟宇。其集各行行頭亦均由社內(nei) 酌議更換充膺。

於(yu) 乾隆五十一年族祖故後，奉有劄諭委族父廣梤董理在案。忽於(yu) 五十三年有四氏學學錄批集霸行，本社孔興(xing) 閔、周雲(yun) 翱呈明案下。蒙批不許他人幹預，勒石以垂永久。族父故後，乃小甲即獨斷獨行，侵蝕祭祖行稅，社遂星散。

嘉慶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息陬村孔興(xing) 閔等呈為(wei) 經管息陬春秋書(shu) 院集稅事陳情衍聖公：

囗（城？）南十裏許曰息陬，《誌》稱先聖還轅處，孔子作春秋於(yu) 斯。學者讀書(shu) 懷古，有宋時即設祠像，故曰春秋書(shu) 院，又曰息陬書(shu) 院雲(yun) 。我朝自雍正十年族囗（祖？）建祠院，公為(wei) 義(yi) 市。取市稅些須，以供春秋之薦。猶虞祠廟敝壞，公為(wei) 義(yi) 會(hui) ，置田八畝(mu) 以備修葺之費，歲有常丁時請廟學官以主祭。至凡書(shu) 囗（院）祭品、祭儀(yi) 皆公舉(ju) 可人以董其事。凡義(yi) 市交易一切皆公議行人，以收其稅，即廟學官不得過而問焉。厥典綦重，傳(chuan) 為(wei) 盛事，蓋以道觀於(yu) 鄉(xiang) 禮可以跡留於(yu) 永也。嗣於(yu) 乾隆三十八年太常寺孔繼泰欲賣此義(yi) 集，貢生麵稟宗主，親(qin) 蒙賜劄諭禁。五十三年前任學錄孔廣梤劈空勁立行頭收稅，呈稟公府，又蒙嚴(yan) 示，禁止所有市儈(kuai) 窺伺漁利等弊。社眾(zhong) 節次呈稟顯尊，經前任潘、袁二縣主均行出示嚴(yan) 禁，有案可查，更有碑誌鑿鑿，抄粘呈明。

嘉慶十三年四月，四氏學學錄孔憲堉為(wei) 經管息陬春秋書(shu) 院一案請批示遵行事：

緣春秋書(shu) 院向有西（息）陬集稅，闔社公議自立各行抽稅，以供祭祀，歲修廟宇。久有孔興(xing) 閔把持侵蝕，廟宇傾(qing) 頹，祭祀草率，種種不堪，闔族所不齒。眾(zhong) 人仍念其年老無依，皆為(wei) 援情。卑職到任一年有餘(yu) ，查問係學錄主祭。內(nei) 值祭田四氏學西齋承納，由來已久，且縣誌載明廟學官主祭。自去年八月內(nei) 覆蒙劄飭，以孔興(xing) 閔承辦祭祀，豬羊疲瘦不堪。該學錄並未事前查驗，亦大疏忽。合行嚴(yan) 飭，等因在案。卑職當即會(hui) 同伊本社人五品執事官孔毓汭照舊妥議修葺之法，值辦祭器之舉(ju) ，俟秋間方能妥就。卑職遵劄查辦一切舊章，毫無更易，所有各行仍係舊日社內(nei) 議立。乃孔興(xing) 閔所稱，卑職勁立行頭，私收行稅等語，指何為(wei) 憑？本年新行頭陳燦傑等係奉金批在案，與(yu) 卑職無幹。孔興(xing) 閔恃老橫行，自顯吞霸，反誣捏妄控。所有緣由合並稟聞。伏候爵憲大人批示存案，俾得遵循，庶爭(zheng) 端可息，即廟宇祀典永存不朽矣。

嘉慶十三年十二月，息陬集“不但無人充膺行戶，即行頭亦無人充膺。時屆歲除，礙難再遲。”嘉慶十四年，衍聖公府告示為(wei) 曉諭息陬春秋書(shu) 院仍著孔興(xing) 閔管理事：

息陬春秋書(shu) 院查係沂陽戶候選州同孔尚珥改修大其規模，並請置祭田義(yi) 集，由來已久。前此屢經批示，囗孫孔興(xing) 閔等經理社事，並禁止攪亂(luan) 各在案。乃近年以來並不妥協承辦，祭祀廢弛，紊亂(luan) 舊規，橫爭(zheng) 滋訟，殊屬不合，合亟出示曉諭。為(wei) 此示仰該廩貢生孔興(xing) 閔等遵照所有集市祭田一應事宜，悉仍照舊承辦，以供祀典，仍將如何妥辦之處呈明存案。

據《孔府檔案》（四九〇八）之二十：嘉慶十四年七月十四日，衍聖公府裁決(jue) “息陬春秋書(shu) 院仍著孔興(xing) 閔管理”，第一條理由便是“息陬春秋書(shu) 院查係沂陽戶候選州同孔尚珥改修大其規模，並請置祭田義(yi) 集，由來已久。前此屢經批示，囗孫孔興(xing) 閔等經理社事，並禁止攪亂(luan) 各在案。”由此可見，孔尚珥撰文的碑記，成為(wei) 其家族子孫繼承管理權的明證。

從(cong) 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孔尚珥撰寫(xie) 本文到1809年（嘉慶十四年）衍聖公府裁決(jue) ，前前後後接近一個(ge) 世紀，關(guan) 於(yu) 春秋書(shu) 院孔子“還轅”“息陬之操”“作春秋”的曆史傳(chuan) 說、與(yu) 王再越、趙城璧等鄉(xiang) 紳的討論、“諱辰春祭”“誕辰秋祭”祭祀規則等等，在“康熙五十四年《息陬乃魯陬邑碑》”均得到集中展現。《乾隆五十三年春秋書(shu) 院“茲(zi) 以祀事”碑》雖然曆史年代不算久遠（距今229年），且為(wei) 殘碑，文字內(nei) 容為(wei) 管理糾紛，其研究價(jia) 值似乎不大。然而，由於(yu) 其涉及孔子春秋書(shu) 院，關(guan) 係到春秋學史與(yu) 春秋書(shu) 院史，碑文內(nei) 容與(yu) 《孔府檔案》的相關(guan) 記載又息息相關(guan) 、一一對應，與(yu) 其它存世文獻互相依存、互相證實，更重要的是它不被著錄、久埋地下，一旦重見，見證了書(shu) 院重建和啟動，與(yu) 傳(chuan) 說和曆史開展了跨時空的對話。二十世紀30年代還矗立在春秋書(shu) 院東(dong) 廡門前的“康熙五十四年《息陬乃魯陬邑碑》”，見證了孔興(xing) 閔的祖父孫尚珥與(yu) 息陬鄉(xiang) 賢士紳王再越、趙城璧等的懷祖初心和慘淡經營。據《孔府檔案》（四九〇八）之六，嘉慶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息陬村孔興(xing) 閔（孔尚珥的族孫）等為(wei) “經管息陬春秋書(shu) 院集稅事”呈文衍聖公府，聲稱“有案可查，更有碑誌鑿鑿，抄粘呈明”，並附呈上了“碑文四事”。孔興(xing) 閔等呈文中提到的“碑文四事”。另據《孔府檔案》（四九〇八）之二十：嘉慶十四年七月十四日，衍聖公府裁決(jue) “息陬春秋書(shu) 院仍著孔興(xing) 閔管理”，第一條理由便是“息陬春秋書(shu) 院查係沂陽戶候選州同孔尚珥改修大其規模，並請置祭田義(yi) 集，由來已久。前此屢經批示，囗孫孔興(xing) 閔等經理社事，並禁止攪亂(luan) 各在案。”由此可見，孔尚珥撰文的碑記，成為(wei) 其家族子孫繼承管理權的明證。

時隔21年之久，嘉慶十四年七月十四日，春秋書(shu) 院管理爭(zheng) 議糾紛案畫上了句號。襲封衍聖公府告示：為(wei) 曉諭息陬春秋書(shu) 院仍著孔興(xing) 閔管理事。這是我們(men) 能查閱到的關(guan) 於(yu) 本案的大結局。通過回顧春秋書(shu) 院管理爭(zheng) 議糾紛案的來龍去脈，可以分析出春秋書(shu) 院管理的曆史及其特點：自康熙五十四年沂陽戶候選州同孔尚珥改修擴大規模，請置祭田、義(yi) 集。通過屢經批示，其祖孫孔興(xing) 閔等經理“春秋社”管理事宜。期間經過四氏學錄、尼山學錄插手攪亂(luan) ，兗(yan) 州府曲阜縣亦曾斷案但未奏效。致使春秋書(shu) 院祭祀廢弛，紊亂(luan) 舊規，橫爭(zheng) 滋訟。最後，衍聖公府出麵裁決(jue) 仍由該廩貢生孔興(xing) 閔等遵照所有集市祭田一應事宜，悉仍照舊承辦，以供祀典。

3、春秋書(shu) 院“曆史”和“傳(chuan) 說”的延伸

1934年，春秋書(shu) 院已經被挪用為(wei) 30人規模的小學。那一年，馬場春吉還曾經看到春秋書(shu) 院大門上還有第六十八代襲封衍聖公孔傳(chuan) 鐸書(shu) 寫(xie) 的“春秋書(shu) 院”匾額：

春秋書(shu) 院位於(yu) 曲阜城南十華裏息陬村，據任昉《述異記》裏記載“曲阜縣南十裏有春秋台”，據傳(chuan) 孔子在春秋台作《春秋》，宋代立祠設計畫像，在村裏集資，作為(wei) 祭祀之用。後人時為(wei) 修葺，在書(shu) 院門外左側(ce) 立“孔子作《春秋》處”的石碑。書(shu) 院大門上有第六十八代襲封衍聖公孔傳(chuan) 鐸書(shu) 寫(xie) 的“春秋書(shu) 院”匾額。

春秋書(shu) 院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還較為(wei) 完整，其規模為(wei) 二進院落的庭院，南北長42米，東(dong) 西長35米。大門3間，二門1間，門兩(liang) 旁各有掖門1間。院內(nei) 大殿3間，闊11.25米，進深7.12米，綠瓦覆頂，回廊。正中神龕內(nei) 供奉至聖先師孔子牌位，左右神龕供奉顏、曾、思、孟“四配”牌位。殿前建有卷棚3間，闊11.25米，進深3.20米，灰瓦脊頂。東(dong) 西配房各3間，灰瓦頂，前出廊，內(nei) 供奉十二哲及七十二賢牌位。據1956年第一次全國文物普查記錄：春秋台殘高2米，南北15米，東(dong) 西14米。春秋書(shu) 院有大門3間，二門1間，左右掖門各1間；大殿5間，卷棚3間，東(dong) 西配房各3間。東(dong) 西小院有“官廳”“神廚”等。

春秋書(shu) 院近年在原址重建和原貌複原。《曲阜古跡通覽》載：

孔子還轅橋，相傳(chuan) 為(wei) 春秋末期，孔子六十八歲時（前484年），師徒一行還轅息陬時所過的橋。現存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所立重修還轅橋記事碑一通。孔子浣筆池，相傳(chuan) 為(wei) 孔子作《春秋》時浣筆之用。

《曲阜地名誌》“息陬鄉(xiang) 息陬自然村”條記載：

息陬村西北角現存“還轅橋”，係兩(liang) 孔平板橋，長4米，寬3.4米，高1.73米。取於(yu) 《陬操》中“臨(lin) 津不濟，還轅息陬”之句。傳(chuan) 為(wei) 春秋末期，孔子68歲時（公元前484年），師徒一行還轅息陬時所過的橋。橋北舊有“春秋書(shu) 院”，始建於(yu) 宋代，書(shu) 院大門外右側(ce) 曾立“孔子作春秋處”石碑一塊，今仍存。……春秋書(shu) 院原為(wei) 兩(liang) 進院落，歲久失修，已頹圮殆盡。

傳(chuan) 說：七十三代衍聖公孔慶鎔的老師是此村人，一次給孔慶鎔講《史記》，講到孔子赴晉，臨(lin) 河而返息乎陬鄉(xiang) 時，趁機請求重修和擴建書(shu) 院，孔慶鎔當即應允，撥款並命其師負責監修。結果監修師不光沒監修，而且把全部款占為(wei) 己有，自認為(wei) 不到17歲的孔慶鎔早會(hui) 把此事忘之腦後，但當後來孔慶鎔又問他施工情況及何市時竣工時，他惶恐不安，為(wei) 迷惑過關(guan) ，便將附近的玄帝廟羅略加修改刷新，冒充為(wei) 新建書(shu) 院，並請了衍聖公親(qin) 臨(lin) 開光主祭。故後來的春秋書(shu) 院，實際是清代的舊玄帝廟。

《闕裏文獻考》載：“翰林國史院檢閱，族長涇為(wei) 第十九派，稱息陬戶。”孔涇為(wei) 元末翰林院檢閱官，年德俱尊，明太祖朱元璋曾召見他並特賜藤拐杖令主持家政，其子孫世居息陬，故明代孔庭族長多在此村。

息陬村成集始於(yu) 宋代建春秋廟後，據今發現的民國十三年（公元1924年）石碑記載：“蓋聞息陬乃聖人還轅之鄉(xiang) ，麟經為(wei) 百世不易之法。後人大恩其教澤，遂就其地建立‘春秋書(shu) 院’，內(nei) 奉聖像，配先賢先儒。在本村設集收稅以為(wei) 祭祀歲修之費，複結社八家以經理之，由來久矣”。《續修曲阜縣誌》記載：“息陬村市稅每年收入為(wei) 春秋書(shu) 院祭祀聖廟之用，以聖廟官主其祭。現時所收稅款除每歲春秋祭費外，以餘(yu) 款設立明德中學附屬小學一處。”息陬集逢五排十，由此看來，息陬是宋代至今商賈雲(yun) 集的地方。

由此可見，“口述史的運用，往往在官方文獻之外尋找普通大眾(zhong) 個(ge) 人、家族的資料，盡可能全麵多視角呈現曆史的真實。”這種一直延續的“傳(chuan) 說”本身也構成了一種“曆史”，即“孔子作《春秋》於(yu) ‘春秋台’”的傳(chuan) 聞史和傳(chuan) 播史。而且，這種觀念形態的傳(chuan) 聞史和傳(chuan) 播史，又形成一種由各種間接力量和直接力量組成的合力，共同促成了“春秋書(shu) 院”的建設史和管理史。正是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傳(chuan) 說”也是一種持續延伸的“曆史”。

三、結論

自上文所述可知，公元504年任昉《述異記》“曲阜城南十裏有孔子春秋台”的記敘與(yu) 傳(chuan) 說，成為(wei) 後來廣泛而持久“滾雪球”似的擴大傳(chuan) 說的民間性“集體(ti) 作為(wei) ”之濫觴。任昉“孔子春秋台”的傳(chuan) 說之廣泛流行的民間性“集體(ti) 作為(wei) ”，與(yu) 漢魏以降包括酈道元在內(nei) 的“研究地記、尋訪古跡”的“士風新動向”息息相關(guan) 。酈道元在其《水經注》中雖未言及“孔子春秋台”，但是，其“雖無經記可憑，察其古跡，似符宿傳(chuan) 矣”的“‘台’類”主張同樣適用於(yu) “孔子春秋台”。“孔子作《春秋》處”的地點位置，從(cong) “曲阜城南十裏有孔子春秋台”一處古跡的一種傳(chuan) 說敘事，轉變成為(wei) “聖容賢配，冕旒尊嚴(yan) ”的“祠廟”，進而成為(wei) 相對配套齊全的“‘春秋書(shu) 院’大遺址”。

逮於(yu) 宋孔傳(chuan) 《東(dong) 家雜記》和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廣記》，已將地處“洙泗之間”的“廟外古跡”建構為(wei) “先聖學堂”和“至聖設教之區”，此乃元以來新建“洙泗書(shu) 院”的源頭。其所反映的背後的線索，與(yu) 任昉“春秋台”傳(chuan) 說史相類似，皆為(wei) 依據傳(chuan) 說的流傳(chuan) 史構建聖跡書(shu) 院。其所依據的“地點”，乃是孔子“於(yu) 此”刪定《六經》（加《孝經》則為(wei) 《七經》）。當於(yu) 其時，地處“洙泗”的“先聖學堂”還是作為(wei) 觀念形態的孔子晚年整理《六經》或者《七經》的“至聖設教之區”。“孔子作《春秋》處”之“春秋台”之所以能從(cong) 已經涵蓋了《春秋》在內(nei) 的《六經》或者《七經》的“洙泗”等“孔子聖跡”中“別出”，還是需要“孔子春秋台”之傳(chuan) 說史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的契機的出現。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幸魯”為(wei) “春秋書(shu) 院”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康熙帝對“門外古跡”的關(guan) 懷重視，有力地促成了孔尚任在其《新闕裏誌》中論及的“春秋台”等“聖跡”的恢複方案得以付諸實施。時隔“幸魯盛典”後30年，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孔尚珥著手對“息陬春秋書(shu) 院”“改修大其規模”。至此，觀念形態的“春秋台”傳(chuan) 說語境，轉化為(wei) “曲阜城南十裏的息陬，先聖還轅處，孔子作春秋於(yu) 斯。學者讀書(shu) 懷古，宋時即設祠立像，故曰春秋書(shu) 院，又曰息陬書(shu) 院”的曆史語境，任昉“孔子春秋台”的“傳(chuan) 說”也開始轉變為(wei) “春秋書(shu) 院”的建設和管理“曆史”：康熙年間孔尚珥的改修擴建；雍正年間衍聖公孔傳(chuan) 鐸為(wei) “春秋書(shu) 院”書(shu) 寫(xie) 匾額；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衍聖公孔昭煥立石“孔子作春秋處”為(wei) 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潘相撰《曲阜縣誌》將“春秋書(shu) 院”與(yu) 尼山、洙泗、石門“四大書(shu) 院”赫然並列。春秋書(shu) 院與(yu) 尼山書(shu) 院、洙泗書(shu) 院等相偕並稱，共為(wei) “孔子遺跡書(shu) 院”。

綜上所述，本文透過現存文獻對於(yu) “孔子作春秋處”的傳(chuan) 說首先是任昉《述異記》“孔子春秋台”著手梳理，研究此說千多年來何以縷縷不絕，又何以構成觀念形態的流傳(chuan) 史。傳(chuan) 說當然就不一定是真實，但是“傳(chuan) 說史”卻決(jue) 然是“曆史”上的一環。“孔子作春秋處”即是在此傳(chuan) 說語境下流傳(chuan) 於(yu) 近代未曾止息，甚至建構了新舊春秋書(shu) 院的實體(ti) 。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