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臨(lin) 終遺言”獻疑與(yu) 辨證——兼論《陽明先生年譜》嘉靖本與(yu) 全書(shu) 本的差異

作者：鄧國元 王大印

來源：《現代哲學》2021年第2期

摘    要：文本的差異要求我們(men) 思考陽明“臨(lin) 終遺言”，全書(shu) 本《年譜》所載的“此心光明”，還是黃綰《行狀》中的“為(wei) 可恨耳”？與(yu) 《哀感》《當道書(shu) 》的論述相“矛盾”，表明周積問陽明遺言的情形是緒山編著《年譜》過程中的人為(wei) 設計。嘉靖本《年譜》既有黃綰《行狀》的“為(wei) 可恨耳”，也有全書(shu) 本《年譜》“此心光明”的記載。自黃綰《行狀》到嘉靖本《年譜》，再到《年譜》全書(shu) 本，呈現出從(cong) 增加到刪減的關(guan) 係，證明《行狀》所載“為(wei) 可恨耳”方為(wei) 陽明臨(lin) 終遺言的實際，“此心光明”是緒山編寫(xie) 《年譜》的杜撰。嘉靖本與(yu) 全書(shu) 本《年譜》內(nei) 容上存在差異。陽明從(cong) 祀孔廟、對陽明思想的理解以及對後學中新思想動向的反省，是緒山將嘉靖本《年譜》編入《全書(shu) 》，形成全書(shu) 本《年譜》中進行增改刪減的原因。

關(guan) 鍵詞：臨(lin) 終遺言；此心光明；為(wei) 可恨耳；《陽明先生年譜》；嘉靖本；全書(shu) 本;

作者簡介： 鄧國元，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shu) 院副教授;；王大印，貴州大學哲學與(yu) 社會(hui) 發展學院碩士生

在王陽明（1472-1529）生命曆程中，記載於(yu) 《王文成公全書(shu) 》【1】（下文簡稱《全書(shu) 》）卷34《陽明先生年譜》【2】（下文簡稱《年譜》）的“臨(lin) 終遺言”“此心光明，亦複何言”，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義(yi) ，這不僅(jin) 是研究陽明生平的要點，甚至成為(wei) 陽明思想世界和人格精神的象征。然細考相關(guan) 文獻可以發現，陽明臨(lin) 終遺言存在不同的記載，特別是黃綰（1480-1554）在《陽明先生行狀》（下文簡稱《行狀》）中記述的“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才見得數分，未能與(yu) 吾黨(dang) 共成之，為(wei) 可恨耳”，與(yu) 全書(shu) 本《年譜》所載內(nei) 容存在顯著差異。這種文本的差異表明，在考察陽明臨(lin) 終遺言時需要作仔細分辨與(yu) 討論。同時，嘉靖本《年譜》與(yu) 全書(shu) 本《年譜》、黃綰《行狀》在相關(guan) 內(nei) 容的記載上皆有異同，個(ge) 中情況也值得認真分析，這是研究陽明臨(lin) 終遺言問題的關(guan) 鍵。本文以相關(guan) 文獻和學界已有研究為(wei) 基礎，對陽明臨(lin) 終遺言提出獻疑與(yu) 辨證，以呈現陽明臨(lin) 終遺言的本來實際。鑒於(yu) 陽明臨(lin) 終遺言涉及嘉靖本與(yu) 全書(shu) 本《年譜》內(nei) 容上的差異問題，本文也擬對兩(liang) 種《年譜》略作文獻上的比較考察。

一

關(guan) 於(yu) 王陽明生平及思想曆程載於(yu) 《全書(shu) 》卷32-34，由錢德洪（1496-1574）主要負責編撰的《年譜》無疑是最主要的文獻和依據。在陽明人生曆程中，最後時刻的臨(lin) 終遺言是其中的關(guan) 鍵內(nei) 容。全書(shu) 本《年譜》嘉靖七年戊子（1528）“十一月丁卯，先生卒於(yu) 南安”條下載：

是月廿五日，逾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遂問道體(ti) 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鋪。”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複何言？”頃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時也。【3】

就陽明臨(lin) 終遺言而言，此處記載涉及兩(liang) 個(ge) 要點：其一，陽明臨(lin) 終遺言的具體(ti) 內(nei) 容為(wei) “此心光明，亦複何言”;其二，陽明臨(lin) 終遺言的見證人是南安推官門人周積（1483-1565）【4】。這裏“此心光明，亦複何言”的臨(lin) 終遺言，不僅(jin) 成為(wei) 陽明生命曆程的重要節點，也可謂其人格精神與(yu) 思想境界的標誌。不過，黃綰在《行狀》中針對陽明臨(lin) 終遺言有不同記載，也引出了問題：

十月初十日，複上疏乞骸骨，就醫養(yang) 病……至大庾嶺，謂布政使王公大用曰：“爾知孔明之所以付托薑維乎？”大用遂領兵擁護，為(wei) 敦匠事。廿九日至南康縣，將屬纊，家童問何所囑。公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才見得數分，未能與(yu) 吾黨(dang) 共成之，為(wei) 可恨耳!”遂逝。【5】

黃綰《行狀》此處文字同樣涉及兩(liang) 個(ge) 關(guan) 鍵內(nei) 容：其一，陽明最後遺言的內(nei) 容為(wei) “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才見得數分，未能與(yu) 吾黨(dang) 共成之，為(wei) 可恨耳”;其二，陽明臨(lin) 終遺言的見證人是其家童。顯然，相較於(yu) 全書(shu) 本《年譜》的“此心光明，亦複何言”，《行狀》中“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才見得數分，未能與(yu) 吾黨(dang) 共成之，為(wei) 可恨耳”的記載，不僅(jin) 存有差異，甚至可以說相反，前者為(wei) “無憾”，後者則是“有恨”。同時，陽明臨(lin) 終遺言的見證人從(cong) 門人周積變成家童，也可謂截然不同。全書(shu) 本《年譜》與(yu) 黃綰《行狀》所載文本的差異促使我們(men) 思考：陽明臨(lin) 終遺言當如黃綰《行狀》所載，還是如全書(shu) 本《年譜》所載？陽明臨(lin) 終遺言的見證人是門人周積，還是家童？【6】

依據文獻產(chan) 生時間先後，先對黃綰《行狀》作討論。按照湛若水（1466-1560）在《陽明先生墓誌銘》（下文簡稱《墓誌銘》）中“甘泉子挈家閉關(guan) 於(yu) 西樵山煙霞之洞，故友新建伯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億(yi) 以其嶽舅禮部尚書(shu) 久庵黃公之狀及書(shu) 來請墓誌銘”【7】的論述可知，黃綰寫(xie) 就《行狀》後，曾安排陽明之子正億(yi) （1526-1577）攜《行狀》和書(shu) 信拜訪甘泉，並向甘泉求作《墓誌銘》。而據《墓誌銘》中“久庵公為(wei) 之狀，六年而後就，慎重也”【8】的內(nei) 容，可知黃綰《行狀》完成於(yu) 陽明逝世6年後，即嘉靖十三年（1534）。無論是就黃綰與(yu) 陽明之間特別的“亦師亦友亦親(qin) 家”【9】關(guan) 係，還是就《行狀》在陽明生平傳(chuan) 記文獻時間上的早出，以及從(cong) 甘泉所說之“慎重”來看，足以說明《行狀》是“後世學者了解、洞悉王陽明生平事跡最可靠、最權威的文本之一”【10】。這也表明在考察陽明臨(lin) 終遺言時，需要重視和肯定《行狀》所載文本的可靠性、權威性。

再來討論全書(shu) 本《年譜》所載的文獻。單就全書(shu) 本《年譜》所載周積為(wei) 陽明生命最後時刻見證者這一方麵，作為(wei) 《年譜》主要編撰者的錢緒山，在其他文獻中有著不同論述，呈現了不同信息。陽明逝世後，緒山曾作《遇喪(sang) 於(yu) 貴溪書(shu) 哀感》（下文簡稱《哀感》），其中有記雲(yun) ：

嘉靖戊子八月，夫子既定思、田、賓、潯之亂(luan) ，疾作……二十一日逾大庾嶺，方伯王君大用密遣人備棺後載。二十九日疾將革，問侍者曰：“至南康幾何？”對曰：“距三郵。”曰：“恐不及矣。”侍者曰：“王方伯以壽木隨，弗敢告。”夫子時尚衣冠倚童子危坐，乃張目曰：“渠能是念邪!”須臾氣息，次南安之青田，實十一月二十九日丁卯午時也。是日，贛州兵備張君思聰，太守王君世芳，節推陸君府奔自贛，節推周君積奔自南安，皆弗及訣，哭之慟。【11】

緒山於(yu) 《哀感》中也論及陽明生命最後情形。較之黃綰《行狀》和全書(shu) 本《年譜》，《哀感》並沒有記載陽明臨(lin) 終遺言的具體(ti) 內(nei) 容，但與(yu) 全書(shu) 本《年譜》所載相同的是，《哀感》也提到周積。值得注意的是，《哀感》雖論及到周積，但明確指出周積“奔自南安”而“弗及訣”，即沒有見到陽明最後一麵。這與(yu) 全書(shu) 本《年譜》中周積為(wei) 陽明臨(lin) 終遺言見證人的論述不一致，存在明顯“矛盾”。鑒於(yu) 《哀感》作於(yu) 陽明逝世6年（1534）後【12】，《年譜》作於(yu) 陽明逝世35年（1563）後的情況，顯然前者的記載當更接近實際情況。同時，基於(yu) 《哀感》中周積等人沒有見到陽明最後一麵的事實，陽明最後時刻的見證人就不可能是其門人，而更應該是“夫子時尚衣冠倚童子危坐”中的童子。另外，緒山在《謝江廣諸當道書(shu) 》（下文簡稱《當道書(shu) 》）中透露的信息與(yu) 這裏的討論也直接相關(guan) ：

冬暮，寬、畿渡錢塘，將趨北上。適廣中有人至，報父師陽明先生以病告，沿途待命，將逾庾嶺矣。即具舟南迎，至蘭(lan) 溪，忽聞南安之變。慌怖三問三疑，奔至龍遊，傳(chuan) 果實矣……在吾師以身許國，死複何憾，獨不肖二三子哀恨之私，有不能一日解諸懷耳。夫子講學四十餘(yu) 年，從(cong) 之遊者遍海內(nei) ，沒乃無一人親(qin) 含襚，殮手足，以供二三子之職，哀憫何甚!【13】

細節內(nei) 容暫且不論，單從(cong) 緒山此處“夫子講學四十餘(yu) 年，從(cong) 之遊者遍海內(nei) ，沒乃無一人親(qin) 含襚，殮手足，以供二三子之職，哀憫何甚”，特別是“沒乃無一人親(qin) 含襚，殮手足”的記述來看，充分表明陽明逝世時沒有弟子在身邊的事實。這不僅(jin) 與(yu) 《哀感》中周積等去見陽明最後一麵“皆弗及訣”的記載相一致，更足以說明全書(shu) 本《年譜》所謂周積問陽明“何遺言”的內(nei) 容，完全可能是後來緒山在編寫(xie) 《年譜》過程中的杜撰【14】。合而觀之，就陽明生命最後時刻的見證者而言，《哀感》中“夫子時尚衣冠倚童子危坐”，周積等人來見陽明最後一麵“皆弗能訣”，以及《當道書(shu) 》中“無一人親(qin) 含襚，殮手足”的記述，無疑與(yu) 黃綰《行狀》中家童問陽明“何所囑”的內(nei) 容相一致。這更證明陽明臨(lin) 終情形當如黃綰《行狀》所載，實為(wei) “家童問”是也。進而不難得出結論：陽明臨(lin) 終遺言的具體(ti) 內(nei) 容當如黃綰《行狀》所載，是“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才見得數分，未能與(yu) 吾黨(dang) 共成之，為(wei) 可恨耳”，而非全書(shu) 本《年譜》所載的“此心光明，亦複何言”。不過，在明確得出此結論之前，需要圍繞全書(shu) 本《年譜》中“此心光明，亦複何言”的記述作進一步考察，以呈現其產(chan) 生的過程與(yu) 原由。

二

由緒山負責編撰、所載陽明臨(lin) 終遺言為(wei) “此心光明，亦複何言”的《年譜》，刊刻於(yu) 隆慶六年（1572）的全書(shu) 本。同樣是緒山負責編撰的，還有早於(yu) 全書(shu) 本，即成書(shu) 於(yu) 嘉靖四十二年（1563）、刊刻於(yu) 嘉靖四十三年（1564）的嘉靖本《年譜》【15】。嘉靖本《年譜》也載有陽明生命最後時刻，特別是臨(lin) 終遺言的內(nei) 容，其中“十一月丁卯，先生卒於(yu) 南安”條下載：

是月廿五日，逾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遂問道體(ti) 無恙否。先生曰：“病勢危亟，未死者，元氣耳。”侍者垂泣，以家事、嗣子問。先生歎曰：“何須及此。”少頃曰：“惟未得與(yu) 諸友了學問一事，為(wei) 可恨耳。”時時作越聲，訝吉安何無一人至者。廿八日晚泊，問：“何地？”旁對曰：“青龍鋪。”明日，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遺言？”微笑曰：“此心光明，複何言？”頃之，瞑目而逝，蓋二十九日丁卯辰時也。【16】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由於(yu) 全書(shu) 本《年譜》是嘉靖本《年譜》編入《全書(shu) 》而形成的特殊版本，如果依據《年譜》來討論陽明生平及臨(lin) 終遺言，那麽(me) 相對於(yu) 全書(shu) 本，嘉靖本無疑更具有優(you) 先性。具體(ti) 就嘉靖本《年譜》此處文本來看，結合上文不難發現如下信息：其一，同於(yu) 後來全書(shu) 本，嘉靖本《年譜》也載有周積向陽明問遺言，陽明答之曰“此心光明，複何言”的內(nei) 容；其二，與(yu) 全書(shu) 本相比，嘉靖本載有侍者以家事、嗣子問，陽明在作“何須及此”之歎後，答之曰“惟未得與(yu) 諸友了學問一事，為(wei) 可恨耳”的內(nei) 容，後者則無。就第一方麵而言，上文已指出，《年譜》中記載周積向陽明問遺言的情形，與(yu) 緒山在《哀感》《當道書(shu) 》的相關(guan) 說法相矛盾。考慮到《哀感》《當道書(shu) 》在所作時間【17】皆早於(yu) 嘉靖本《年譜》的情況，完全可以依據二者的記述判定嘉靖本《年譜》中所載為(wei) 非，即所謂周積向陽明“問遺言”的情形，當是後來緒山編寫(xie) 《年譜》的人為(wei) 設計，並不符合陽明最後時刻的實際。就第二個(ge) 方麵而言，嘉靖本《年譜》所載的內(nei) 容，顯然與(yu) 黃綰《行狀》中家童問，陽明答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才見得數分，未能與(yu) 吾黨(dang) 共成之，為(wei) 可恨耳”的記載相一致。這不僅(jin) 反證黃綰《行狀》所載內(nei) 容的客觀性和權威性，更表明緒山在編撰《年譜》中陽明臨(lin) 終情形時，對黃綰《行狀》中的相關(guan) 記述有著直接的借鑒吸取。

綜上信息，不難發現以時間先後而論，陽明臨(lin) 終遺言存在黃綰《行狀》、嘉靖本《年譜》，以及嘉靖本《年譜》編入《全書(shu) 》而形成的全書(shu) 本《年譜》三種文獻。對比三種文獻所涉陽明臨(lin) 終遺言的內(nei) 容，存在如下兩(liang) 個(ge) 信息：其一，相對於(yu) 黃綰《行狀》所載“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才見得數分，未能與(yu) 吾黨(dang) 共成之，為(wei) 可恨耳”，嘉靖本《年譜》在對前者直接吸取，表述為(wei) “惟未得與(yu) 諸友了學問一事，為(wei) 可恨耳”的情況下，增加了“此心光明，複何言”的內(nei) 容；其二，相對於(yu) 嘉靖本《年譜》，全書(shu) 本《年譜》則刪除了前者的“惟未得與(yu) 諸友了學問一事，為(wei) 可恨耳”，隻保留“此心光明，亦複何言”的記載。在此，存在兩(liang) 個(ge) 問題：

就第一方麵而言，緒山在編撰嘉靖本《年譜》中，為(wei) 何在對黃綰《行狀》所載文本有直接吸取的同時，人為(wei) 增加周積問陽明遺言，陽明答“此心光明，複何言”的內(nei) 容？ 對此，並沒有直接的文獻說明其中理據，但基本可以確定，這與(yu) 整個(ge) 中晚明對陽明的推崇與(yu) “神話”有直接關(guan) 聯【18】。徑直言之，作為(wei) 弟子的緒山，為(wei) 了彰顯與(yu) 推崇陽明“正麵”形象，在編撰《年譜》過程中杜撰了周積問陽明遺言的情形，增加了陽明答“此心光明，複何言”的記載。當然，這也就意味著無論緒山在嘉靖本《年譜》中人為(wei) 增加該部分記載的理據與(yu) 目的何在，陽明臨(lin) 終遺言非“此為(wei) 光明，複何言”，而更應該如黃綰《行狀》所載。

就第二方麵而言，在原載有“惟未得與(yu) 諸友了學問一事，為(wei) 可恨耳”的情況下，緒山為(wei) 何在將嘉靖本《年譜》編入《全書(shu) 》過程中刪除該內(nei) 容，隻保留“此心光明，亦複何言”的記載？對此，顯然可以從(cong) 嘉靖本到全書(shu) 本《年譜》的編撰原因作答。單就緒山而言，並未看到其對從(cong) 嘉靖本到全書(shu) 本《年譜》的編撰原因和過程的具體(ti) 說明，這不免增加回答該問題的難度。不過，鑒於(yu) 全書(shu) 本《年譜》是嘉靖本《年譜》編入《全書(shu) 》過程中形成的特殊版本，可以從(cong) 《全書(shu) 》刊刻的角度來回答這一問題。關(guan) 於(yu) 《全書(shu) 》的刊行過程，此處限於(yu) 主題不作具體(ti) 考察，但可以明確的是，《全書(shu) 》的刊行與(yu) 陽明從(cong) 祀孔廟有直接關(guan) 係。對此，朱鴻林明確指出，由於(yu) 參與(yu) 刊行《全書(shu) 》之人實際參與(yu) 了朝廷關(guan) 於(yu) 陽明從(cong) 祀孔廟的爭(zheng) 議與(yu) 過程，因此可以判定《全書(shu) 》的刊行與(yu) 陽明從(cong) 祀孔廟有直接的關(guan) 係【19】。換言之，《全書(shu) 》的刊行是為(wei) 陽明從(cong) 祀孔廟的“大局”服務。具體(ti) 到《年譜》，則當如楊正顯所言，從(cong) 嘉靖本到全書(shu) 本的增減和刪改，正是為(wei) 了陽明從(cong) 祀孔廟，即塑造一個(ge) 合於(yu) 從(cong) 祀孔廟標準的陽明【20】，陽明從(cong) 祀孔廟是嘉靖本到全書(shu) 本《年譜》增減和刪改的標準和目的。綜合朱鴻林、楊正顯的研究及觀點，意味著嘉靖本《年譜》所載的“惟未得與(yu) 諸友了學問一事，為(wei) 可恨耳”（也包括黃綰《行狀》原有的文本），並不符合陽明從(cong) 祀孔廟的標準，需要予以刪除。畢竟相較於(yu) “此心光明”的“正麵”，“為(wei) 可恨耳”這樣的“負麵”內(nei) 容顯得與(yu) 從(cong) 祀孔廟“不合時宜”。

總之，陽明臨(lin) 終遺言，從(cong) 黃綰《行狀》“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才見得數分，未能與(yu) 吾黨(dang) 共成之，為(wei) 可恨耳”，到嘉靖本《年譜》“惟未得與(yu) 諸友了學問一事，為(wei) 可恨耳”，“此心光明，複何言”，再到全書(shu) 本《年譜》“此心光明，亦複何言”，存在從(cong) 黃綰《行狀》到嘉靖本《年譜》的增補，再從(cong) 嘉靖本《年譜》到全書(shu) 本《年譜》的刪減過程。進而，基於(yu) 三者有關(guan) 陽明遺言的具體(ti) 內(nei) 容，以及彼此之間從(cong) 增補到刪減的關(guan) 係，足以表明黃綰《行狀》所載的“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才見得數分，未能與(yu) 吾黨(dang) 共成之，為(wei) 可恨耳”才是陽明臨(lin) 終遺言的實際，陽明臨(lin) 終情形的見證人為(wei) 家童、侍者，而嘉靖本和全書(shu) 本《年譜》所載門人周積問“何遺言”，陽明答“此心光明，亦複何言”的內(nei) 容，則出自緒山等《年譜》編寫(xie) 者的杜撰，反映的是對陽明的推崇以及陽明從(cong) 祀孔廟的大局。

三

上文表明，嘉靖本《年譜》是考察並確定陽明臨(lin) 終遺言的關(guan) 鍵，嘉靖本與(yu) 全書(shu) 本《年譜》之間存在內(nei) 容上的差異。鑒於(yu) 學界對嘉靖本《年譜》，以及嘉靖本與(yu) 全書(shu) 本《年譜》之間的同異少有介紹討論，本節擬對兩(liang) 種《年譜》所載內(nei) 容中重要而顯著者略作文獻上的比較考察，在呈現二者內(nei) 容上具體(ti) 差異的同時，對其中原由及意義(yi) 作一定分析。

陽明思想形成發展中，發生在弘治五年壬子（1492），陽明21歲時的“格竹”是重要事件。其中，嘉靖本《年譜》在“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在越”條下載：

始在京師，遍求考亭遺書(shu) 讀之。因思先儒謂“眾(zhong) 物必有表裏精粗，即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不可不察。”官署前多竹，即取竹格之；苦求其理不得，病作而止。乃貶誌，為(wei) 辭章之習(xi) 。【21】

全書(shu) 本《年譜》同條的記載則為(wei) ：

是年為(wei) 宋儒格物之學。先生始侍龍山公於(yu) 京師，遍求考亭遺書(shu) 讀之。一日思先儒謂“眾(zhong) 物必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22】

比較來看，全書(shu) 本相較於(yu) 嘉靖本有兩(liang) 點主要差異：其一是將此條的內(nei) 容揭標為(wei) “是年為(wei) 宋儒格物之學”，其二是增加了“先生自委聖賢有分”的文字。就第一點來說，首先體(ti) 現的是對格竹事件及性質的概括，將格竹與(yu) 陽明18歲時在迎親(qin) 途中“始慕聖學”而拜訪婁諒（1422-1491），婁諒“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23聯係起來，突出陽明思想形成發展過程中，尤其是格竹一事與(yu) 宋儒（朱子）格物之學的關(guan) 聯。就第二方麵言之，體(ti) 現了緒山自覺把格竹事件與(yu) 陽明在成化十有九年癸卯（1483），12歲之時“讀書(shu) 學聖賢”關(guan) 聯起來，這不僅(jin) 意味著早年讀書(shu) 學聖賢是格竹的內(nei) 在動力，也表明“聖賢有分”的困惑與(yu) 緊張是推動陽明思想進一步變化與(yu) 發展的問題意識。當然，這樣的分析和結論構成了相對於(yu) 嘉靖本，緒山在全書(shu) 本《年譜》中增補“是年為(wei) 宋儒格物之學”和“先生自委聖賢有分”的理據與(yu) 目的。

正德三年（1508）的龍場悟道是陽明心學思想的標誌事件。對於(yu) 龍場悟道，嘉靖本與(yu) 全書(shu) 本《年譜》所載也有不同。嘉靖本《年譜》“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條下載：

是年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wan) 山叢(cong) 棘中……因念：“聖人當之，或有進於(yu) 此者。”忽中夜思格物致知之旨，若有語之者，寤寐中不覺叫呼躑躅，從(cong) 者皆驚。自是始有大悟，乃嘿記五經證之，因著《五經臆說》。【24】

全書(shu) 本《年譜》該條下載雲(yun) ：

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wan) 山叢(cong) 棘中……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cong) 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yu) 事物者誤也。乃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經臆說》。【25】

枝節內(nei) 容暫且不論，嘉靖本與(yu) 全書(shu) 本《年譜》在龍場悟道上最顯著的差異在於(yu) ，後者增加了為(wei) 人熟知的“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yu) 事物者誤也”，即所謂“先生始悟格物致知”的龍場悟道的確切內(nei) 容。如何看待全書(shu) 本《年譜》增加該內(nei) 容的意義(yi) ？可從(cong) 兩(liang) 方麵略作回答：其一，單就嘉靖本《年譜》所載龍場悟道來看，事實上並不能對其中所謂“是年先生始悟格物致知”的具體(ti) 所指有一確切結論，這或許是緒山在全書(shu) 本《年譜》中增補“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yu) 事物者誤也”的原因；其二，與(yu) 前一方麵內(nei) 容相關(guan) 聯，如果緒山在編撰全書(shu) 本《年譜》時未作內(nei) 容上的增補，而是徑直采用嘉靖本《年譜》的記載，意味著我們(men) 在考察龍場悟道時，必然會(hui) 出現不同的問題與(yu) 麵向。換言之，如果基於(yu) 嘉靖本《年譜》的記載，即無“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yu) 事物者誤也”的內(nei) 容，那麽(me) 當如何把握“是年先生始悟格物致知”的具體(ti) 所指？如何理解和定位“龍場悟道”的內(nei) 涵與(yu) 意義(yi) ？

在將嘉靖本《年譜》編入《全書(shu) 》，形成全書(shu) 本《年譜》過程中，緒山還增加了一些按語。全書(shu) 本《年譜》正德“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在吉”，“十有二月，升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論實踐之功”條（嘉靖本《年譜》無此揭標）下，緒山有雲(yun) ：

按：先生立教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後，吾黨(dang) 又覺領悟太易，認虛見為(wei) 真得，無複向裏著己之功矣。故吾黨(dang) 穎悟承速者，往往多無所成，甚可憂也。【26】

此條按語不載於(yu) 嘉靖本《年譜》。緒山為(wei) 何要在全書(shu) 本《年譜》中增補這一內(nei) 容？結論言之，緒山增加此按語，是針對陽明提出良知宗旨後，“吾黨(dang) 又覺領悟太易，認虛見為(wei) 真得，無複向裏著己之功”，“吾黨(dang) 穎悟承速者，往往多無所成”“可憂”現象的有感而發，融入了緒山對後學有悖於(yu) 陽明“實踐之功”思想現象的批判性思考。換言之，陽明後學中一些思想現象與(yu) 問題成為(wei) 緒山反省批判的對象，並影響其在將嘉靖本《年譜》編入《全書(shu) 》，形成全書(shu) 本《年譜》過程中的編撰。

加上前文臨(lin) 終遺言及這裏格竹、龍場悟道、實踐之功條下之按語，表明嘉靖本與(yu) 全書(shu) 本《年譜》在內(nei) 容上存在差異。從(cong) 嘉靖本到全書(shu) 本《年譜》有具體(ti) 內(nei) 容上的刪減與(yu) 增補，也有揭標的概括和按語的增加。而從(cong) 嘉靖本到全書(shu) 本《年譜》的增減與(yu) 修改，除了前文提到的陽明從(cong) 祀孔廟外，還有緒山對陽明思想的理解和概括，以及對陽明後學中一些思想現象的反省等原因。

綜上所論，從(cong) 黃綰《行狀》到嘉靖本《年譜》，再到《年譜》全書(shu) 本，體(ti) 現出以“為(wei) 可恨耳”“此心光明”為(wei) 內(nei) 容的增補到刪減的過程與(yu) 關(guan) 係，表明黃綰《行狀》所載的“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才見得數分，未能與(yu) 吾黨(dang) 共成之，為(wei) 可恨耳”方為(wei) 陽明臨(lin) 終遺言的確切實際，陽明臨(lin) 終遺言的見證者是侍者、家童，而非門人周積。相對於(yu) 黃綰《行狀》中的“為(wei) 可恨耳”，嘉靖本與(yu) 全書(shu) 本《年譜》增補和保留的“此心光明”，反映了後學對陽明的推崇，以及服務於(yu) 推動陽明從(cong) 祀孔廟的大局。總之，陽明臨(lin) 終遺言是“為(wei) 可恨耳”，而非“此心光明”。此外，以“臨(lin) 終遺言”“格竹”“龍場悟道”“論實踐之功”條下之按語為(wei) 內(nei) 容作考察，顯示緒山將嘉靖本《年譜》編入《全書(shu) 》、形成全書(shu) 本《年譜》過程中，存在內(nei) 容上的增減和刪改。陽明從(cong) 祀孔廟、對陽明思想的理解概括以及對後學中某些思想現象的批判反省，構成緒山在編撰全書(shu) 本《年譜》過程中作增減刪改的原因。嘉靖本與(yu) 全書(shu) 本《年譜》在具體(ti) 內(nei) 容上的差異及其意義(yi) ，值得作更全麵的討論。

注釋
 
1本文的《王文成公全書》的文獻依據是[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下文相關引文均引自此版本，不再贅述。
 
2《陽明先生年譜》有全書本和嘉靖本，關於兩個版本之間的關係和差異，詳見下文論述。
 
3[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第1463頁。
 
4按照地域劃分，周積屬於浙中王門，然黃宗羲《明儒學案》未載其學行。
 
5[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第1579頁。
 
6陳來已注意到全書本《年譜》與黃綰《行狀》記載上的差異，但未作明確結論。（參加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398—399頁。）
 
7[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第1537—1538頁。
 
8同上，第1543頁。
 
9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4—108頁。
 
10張宏敏：《黃綰道學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128頁。
 
11[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第1601頁。
 
12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第399頁。
 
13[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第1603頁。
 
14鄒建峰：《陽明夫子親傳弟子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78頁注釋。
 
15關於全書本與嘉靖本《年譜》之間的關係，徑直言之，全書本是嘉靖本在編入《全書》過程中形成的特殊本子，即《全書》卷32-34的內容。
 
16[明]錢德洪編、羅洪先考訂、龔曉康等點校：《陽明先生年譜》，龔曉康、趙永剛主編：《王陽明年譜輯存》，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162頁。此點校本以刊刻於嘉靖四十三年（1564）的《陽明先生年譜》為底本。
 
17緒山《當道書》所作時間不可考，但應早於《年譜》完成的時間。
 
18錢明：《從“聖域”走向“神壇”的王陽明——中晚明神話王陽明的當代警示》，《貴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
 
19朱鴻林：《〈王文成公全書〉刊行與王陽明從祀爭議的意義》，《孔廟從祀與鄉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125—150頁。
 
20楊正顯：《王陽明〈年譜〉與從祀孔廟之研究》，《覺世之道：王陽明良知說的形成》，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85—323頁（附錄二）。
 
21龔曉康、趙永剛主編：《王陽明年譜輯存》，第12頁。
 
22[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第1348—1349頁。
 
23同上，第1348頁。
 
24龔曉康、趙永剛主編：《王陽明年譜輯存》，第20頁。
 
25[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第1354—1355頁。
 
26同上，第13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