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名臣抑或儒學異端？

——關(guan) 於(yu) 陸隴其的若幹思索

作者：蔡誌棟（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研究所暨哲學係副教授）

來源：《古今談》，2021年第1期

在清代理學史上，陸隴其地位甚高。然而，如果我們(men) 結合曆史背景，難免會(hui) 發生若幹疑問：陸隴其究竟是理學名臣，還是儒學異端？他如何看待清初的夷夏之辨？如何看待商品潮流萌芽背景中的義(yi) 利之辯？如何處理民間的自發暴力？這些問題值得我們(men) 思索、探討。作為(wei) 一個(ge) 個(ge) 案，我們(men) 或許可以窺見儒學在特定的曆史時代發展自身的努力與(yu) 掙紮。

一、對夷夏之辨的隔膜抑或融通？

在清代理學史上，陸隴其地位甚高。他是官方規定的配祀孔廟第一人。然而，如果我們(men) 結合曆史背景，難免會(hui) 發生若幹疑問：陸隴其究竟是理學名臣，還是儒學異端？他在嘉定擔任知縣，並且頗獲好評，但是，在他出生（1630年）15年前（1615年），嘉定便發生過抗擊滿清而導致的“嘉定三屠”。陸隴其究竟如何看待滿清統治的合法性，並且將其納入儒學的框架之中？他如何看待夷夏之辨？這些問題十分尖銳，不容回避。

但陸隴其似乎回避了這些問題。必須說明的是，我接觸陸隴其時間甚短，就目前的閱讀而言，似乎不能發現他在夷夏之辨上的明確態度。在《鬆陽講義(yi) 》中，他對儒家經典文本“四書(shu) ”的部分章節作了疏解、導讀，但在這本書(shu) 中，似乎不能很明顯的發現他在夷夏之辨上的立場。而“四書(shu) ”就其本身而言，是可以在這方麵做些闡發的。這種隱沒是無意為(wei) 之還是別有意圖，似乎值得進一步探討。思想史研究固然要解讀已經呈現的，也要解釋有意無意隱沒的。那些失語之處也許包含著另外的思想意蘊。

如果考慮到陸隴其所處的清代對夷夏之辨的敏感與(yu) 困擾，那麽(me) ，我們(men) 大體(ti) 可以猜測，第一，這是陸隴其存身之舉(ju) ；第二，但也不能完全解讀為(wei) 是迫於(yu) 外在壓力，或者說，陸隴其雖然沒有正麵論述這個(ge) 問題，但其實他對這個(ge) 問題心中已經有了答案。我們(men) 也能從(cong) 他對清代科舉(ju) 製度的認同和積極參與(yu) 可以看出，這個(ge) 答案是什麽(me) ，此即，他毫無疑問的認同了清代的政治合法性，在夷夏之辨上采取寬容的立場。

這種避而不談是有好處的，那就是通過避開某些敏感問題，而發展儒學；否則，執著於(yu) 夷夏之辨，一方麵固然高揚了經典理義(yi) （這個(ge) 理義(yi) 也不是毫無爭(zheng) 議的），但另一方麵卻犧牲了自己以及儒學其他部分的發展。還有一個(ge) 好處是，這種通融的立場也許會(hui) 在別處發揮意想不到的積極作用。

葛榮晉教授指出：由於(yu) 清初朱子學者不再空談“夷夏之辨”，他們(men) 的態度與(yu) 盲目排外的頑固派相比，不知要強多少倍，“陸隴其亦深歎西法之妙，虛心向西人利類思等人請教歲差以及太陽過宮等曆法問題，認為(wei) ‘西人之不可信，特亞(ya) 當厄襪及耶穌降生之說耳’。對於(yu) 西方科學亦持歡迎態度。”[1]也就是說，陸隴其等人由於(yu) 擺脫了滿漢之別，這種思維模式應用到中西問題上，也便容易產(chan) 生鬆動界限的積極後果。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不談甚至拋棄夷夏之辨，反而給了儒學在更大的範疇內(nei) 發展的契機。

二、義(yi) 利之辨的執拗抑或出新？

陳來教授在研究陸隴其的論文裏說：

嘉定濱海，商業(ye) 旅遊業(ye) 較為(wei) 繁盛，市民階層十分活躍。當時嘉定一帶“風俗競奢”，民俗以侈靡為(wei) 榮。“富室宴會(hui) ，窮極華縟，……貧者轉相仿效，至有方丈對客而灶下乏薪粟者。婚喪(sang) 皆盛鼓吹，酒食稠疊，以多費相誇勝，……市井子弟日邀遊街肆，以布衣為(wei) 恥。由是財益匱乏，逋賦日積。”(《三魚堂文集》附錄《行狀》)，陸隴其到任後，努力轉變社會(hui) 風氣，他所食大米全由乎湖運去，謝絕一切饋贈，日聞供應皆平價(jia) 買(mai) 入，又命妻女及家人織布，在署中空地上種植蔬菜自給。他的這種節儉(jian) 淡泊的生活對當地社會(hui) 風氣的轉變有良好的影響。[2]

值得注意的是，陳來教授依據的是陸隴其自己的描述。似乎缺乏更加廣泛的曆史資料作為(wei) 佐證。但如果我們(men) 把視野放得更開，或許會(hui) 產(chan) 生一點疑問：奢靡過度自然不可，一定程度上的享樂(le) 為(wei) 何不可？

在原始儒家那裏，義(yi) 利之辯、理欲之辨並不嚴(yan) 酷，問題到了宋明理學那裏才涇渭分明起來。

而陸隴其采取的是嚴(yan) 酷的義(yi) 務論立場。他說：“其所以為(wei) 教者不一，然總是引之於(yu) 義(yi) 理，而未嚐一毫雜於(yu) 功利，所以養(yang) 得人品純粹、中正。”[3]

但是，在現實中，功利總是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因此陸隴其又提出了“道”、“分寸”等概念來加以辨別。他說：“這個(ge) ‘謀食’猶雲(yun) ‘幹祿’，是道外之事。若夫居家勤儉(jian) ，量入為(wei) 出，這便是道內(nei) 之事。”[4]又雲(yun) ：“然學者又不可因魯齋言‘治生為(wei) 急’，而一味急去；因虛齋言‘不得不為(wei) 數口計’，而一味算計去。這個(ge) ‘急’、‘計’字須有分寸，若過了一份，便在道外去了。”[5]這種觀點，與(yu) 孔子所說的“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wei) 之”，旨趣還是不同的。差別就在於(yu) ，對於(yu) 超越了生存部分的功利，究竟持何種態度？

問題的另一方麵是，關(guan) 於(yu) 明清之際資本主義(yi) 萌芽或者說中國現代性開端的問題雖然處於(yu) 激烈的爭(zheng) 論之中，否定的言論也不絕於(yu) 耳，但作為(wei) 一個(ge) 問題仍然沒有獲得定論；從(cong) 儒學思想發展的角度看，如何在謀利的活動中獲得道，或者說為(wei) 商業(ye) 活動的合法性謀得理論支持，已然成為(wei) 落實儒家根本原理的的時代課題。為(wei) 此，餘(yu) 英時先生甚至寫(xie) 了一本書(shu) 來加以論證。他在《儒家倫(lun) 理與(yu) 商人精神》認為(wei) ，儒家“極高明而道中庸”的主張其實是為(wei) 商人獲得道提供了理論支柱，也為(wei) 中國開出現代經濟提供了合法性。這種商人精神某種程度上和新教倫(lun) 理具有異曲同工之妙。[6]

作為(wei) 一個(ge) 儒生，陸隴其儉(jian) 約的做法就其自身而言，自然無可厚非，但從(cong) 作為(wei) 一個(ge) 地方官的視角而言，他的做法未免有點狹陋。布坎南明確指出，作為(wei) 個(ge) 人優(you) 秀品質的儉(jian) 約從(cong) 國家的層麵看，未必是幸事。[7]

可以作為(wei) 佐證的是，陳來教授還有一段論述：

除上所說之外，陸隴其在嘉定還推行了不少善政。如嘉定不產(chan) 米，民用糧買(mai) 自鄰縣，隨時議價(jia) ，價(jia) 格浮動很大，陸隴其對時價(jia) 作出規定，使米價(jia) 盡量穩定。若遇所買(mai) 米貴，陸隴其即捐出自己的俸祿貼補。此外還捐俸修學，這些事政贏得人民的信任，百姓都稱讚他為(wei) 官清廉。[8]

比起貪官來，陸隴其自然是好的。問題在於(yu) ，他對米價(jia) 做出了規定，但仍然不能夠實現平價(jia) 的目標，不得不從(cong) 自己的俸祿中貼補百姓。也許我們(men) 能夠不地道的說：米價(jia) 真的很便宜，一個(ge) 清官能夠調動自己俸祿填補虧(kui) 空；或者，一個(ge) 清官的收入也是可觀的。進而甚至質疑：為(wei) 何還是可觀的？

但無論如何，我們(men) 可以想見的是，當政策不能有效應對小型市場，很可能就是政策出了問題，而不能完全歸罪於(yu) 商人的逐利本性。而背後或許就是對於(yu) 商人精神的無視。

但是，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看，陸隴其不得不自掏腰包應對市場的波動，似乎表明明清之際現代性的萌芽能夠強有力的突破清官政策的調節。但人們(men) 未必意識到這點。讓市場發育起來，而不是靠自身的腰包來填補漏洞，才是上策。傳(chuan) 統的清官形象、道德理想國的憧憬也影響了嘉定人民的基本判斷。但，這已經是一個(ge) 時代的困境，誰能超過自己的時代呢？

三、浩然之氣抑或科舉(ju) 之學？

陳來教授在研究陸隴其的論文裏說：

陸隴其初到嘉定時，社會(hui) 秩序十分紊亂(luan) 。少年數十為(wei) 朋，以拳矛為(wei) 事，小民畏苦”。對這種流氓鬧事，陸隴其采取的辦法是遇有訟告者，便將鬧事人枷之於(yu) 門前，“時時勸諭之，視其情色果悔則釋，否則不可貸。不匝月而其黨(dang) 盡解”(《年譜定本》)。[9]

少年鬧事，從(cong) 來為(wei) 當政者所苦。近期未成年人做出種種惡行，也已經引起社會(hui) 反應，要求降低入刑年齡。而在中國古代，對於(yu) 此種惡少的方法便是派遣酷吏，到當地使用殺伐手段。以暴製暴，而且由於(yu) 擁有國家暴力的合法性，民間的暴力自然偃旗息鼓，國泰民安。聯係這些信息，陸隴其以德感人的做法一方麵平穩了地方，另一方麵也拯救了少年，自然是好的。

但是，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看，或許還是值得質疑。

說起中國的俠(xia) 義(yi) 精神，人們(men) 常常追朔到墨家，兵家，法家，等等，就是沒有儒家的份。說起儒家，似乎就是和“柔”結合在一起。但是，古文經學最後一個(ge) 大師章太炎明確指出，原始儒家其實包含著俠(xia) 義(yi) 精神，“任俠(xia) ”指的是儒行，而不是墨行。[10]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少年的暴戾之氣究竟是需要以德感化的，還是需要以某種方式保留的，並不是一個(ge) 容易回答的問題。千萬(wan) 不要忘記，“嘉定三屠”中嘉定人民反抗滿清的壯舉(ju) 。很難想象連少年都被拔光羽毛的地區還能夠具有充分的反抗精神。

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陸隴其的做法未免太簡單。他已經無條件的認可了滿清的統治。

這一點，聯係他的科舉(ju) 之路可以更加明白。

陳來教授說：“陸隴其二十八歲第一次鄉(xiang) 試落第後，即發憤下帷讀書(shu) ，取《朱子大全》諸書(shu) 反複參究，他平生學問一宗朱熹學說。”[11]

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看，就是對於(yu) 科舉(ju) 製度及其所依據的理論根據程朱理學缺乏足夠的反思。已經進入了帝王的㝅中。這個(ge) 時候的發憤讀書(shu) ，是不是一種缺乏宏大視野的表現？28歲，曆史時間是1648年，離開“嘉定三屠”隻有三十年。

在理論上，這又是和陸隴其對於(yu) 儒學的偏見有關(guan) 。他之所以讀《朱子大全》，因為(wei) 這是科舉(ju) 的依據。但是，他由此卻對王學懷有了偏見。正如眾(zhong) 多研究者看到的，他把時代之亂(luan) 、明朝顛覆歸罪於(yu) 王學的猖狂。這是識見還是偏見？

廣義(yi) 上，王學仍然是理學的一種。它主張“心即理”，一方麵將理個(ge) 體(ti) 化，另一方麵未免不是將心普遍化。陸隴其在理論上看不到這點（尤其是後者）。同時，個(ge) 體(ti) 性的覺醒才是突破前現代的有效動力，陸隴其也看不到這點。

無可置疑，陸隴其也對王學的辯護做出了各種反駁，可參見陳來教授的論述。[12]問題就在於(yu) ，這些反駁並沒有抓住核心，即良知的普遍性與(yu) 個(ge) 體(ti) 性這對矛盾。因此也就沒有成功的清除王學真正的問題。一切似乎陷於(yu) 未經反思的朦朧之中。

注釋：
 
[1]葛榮晉著：《葛榮晉文集》（第十二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06，第258頁。
 
[2]陳來著：《中國近世思想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82頁。
 
[3][清]陸隴其：《鬆陽講義》，華夏出版社，2013年，第123頁。但必須指出的是，陸隴其一定程度上還是肯定了有用性。他說：“故這一個‘器’字亦是難得的。人到了‘器’的地位，便是天地間一個有用之人了。”（上書第174頁。）如何看待這句話？從上下文來看，這是陸隴其要將儒家思想和道釋思想區別開來，後者雖然也強調無用，但本質上已是外道。另外，引進這句話，可以幫助我們更加深入的理解陸隴其所理解的“功利”。它不是指今日已經被泛化的“功利主義”意義上的功利——其實質是後果，——而是指對於超乎常規的用處的追求。當然，何謂常規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陸隴其有沒有對此有所反思，還是較多的沉溺在程朱理學中，值得懷質疑。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陸隴其認為，有用之器的養成恰恰以對義務論的堅守為基礎：“大抵窮理則識進，集義則氣定，臨事自不疑、不懼，便是有用之‘器’，而皆本於正誼、明道之心，無一毫徇外為人之意，便是‘瑚璉之器’。”（上述，第175-176頁）
 
[4][清]陸隴其：《鬆陽講義》，華夏出版社，2013年，第272頁。
 
[5][清]陸隴其：《鬆陽講義》，華夏出版社，2013年，第272頁。
 
[6]餘英時：《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另見餘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7]布坎南：《赤字與民主》。
 
[8]陳來著：《中國近世思想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83頁。
 
[9]陳來著：《中國近世思想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82頁。
 
[10]章太炎：《章太炎講演錄》，馬勇編，河北人民出版社。
 
[11]陳來著：《中國近世思想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84頁。
 
[12]陳來著：《中國近世思想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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