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中西方道路的文明邏輯

——《中國五胡入華與(yu) 歐洲蠻族入侵》簡評

作者：方素梅（中國社科院民族學與(yu) 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中國新聞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二月廿七日丙戌

          耶穌2021年4月8日

由於(yu) 中國和西方不同的社會(hui) 製度和發展模式，有關(guan) 中西方政治文化差異的爭(zheng) 議從(cong) 未停止。從(cong) 曆史的脈絡中尋找和解讀中西方道路的文明邏輯，引起了學術界的關(guan) 注和重視。其中，分別經曆了秦漢王朝與(yu) 羅馬帝國的輝煌以後，中西方都進入了長達數百年的政治分裂和文化衝(chong) 突階段。然而，相似的曆史軌跡卻產(chan) 生了完全不同的結果。中國曆史和文明曆經危機而得以連續發展，西方曆史和文明則在危機中斷裂。這種曆史現象的背後，蘊含著中西方在政治、社會(hui) 、文化等方麵巨大的結構性差異。

潘嶽先生對中西方曆史和文明的比較研究頗有心得，在此之前就發表《戰國與(yu) 希臘：中西文明根性之比較》(《文化縱橫》2020年6月號)一文，對中國治理模式“秩序優(you) 先”和歐美治理模式“自由優(you) 先”的曆史根源進行剖析，認為(wei) 西方不斷走向分，中國則不斷走向合，兩(liang) 種文明根性塑造了兩(liang) 種不同的道路。不過，正如評議者指出，何謂“文明根性”，為(wei) 什麽(me) 戰國晚期的中國從(cong) 諸國林立走向了政治大一統，而古希臘的諸邦林立熬到最後卻被北麵的“蠻族國家”馬其頓所消滅？文章似乎並沒有說得特別清楚(參見程金華《從(cong) 文明之根到治理之花——讀〈戰國與(yu) 希臘〉有感》，人民政協網，2020年6月22日)。因此，潘嶽先生的新作《中國五胡入華與(yu) 歐洲蠻族入侵》(中國民族雜誌3月刊)，不僅(jin) 是他對中西方曆史和文明比較研究的進一步拓展和深化，也是對上述問題的關(guan) 切和回應。

在這篇新作中，潘嶽先生特地擇取公元4世紀至7世紀發生的歐洲“蠻族入侵”、中國“五胡入華”的曆史事件進行比較，對這一相似的曆史軌跡所產(chan) 生的不同結果，進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探尋為(wei) 何歐洲走向分裂而中國再次走向更大範圍的統一。潘嶽先生認為(wei) ，這個(ge) 曆史岔口，再次體(ti) 現了中國和西方從(cong) 族群觀念到政治製度的不同道路。其中的文明邏輯最為(wei) 關(guan) 鍵。歐洲各大蠻族王國幾百年征伐中，盡管有個(ge) 別王國如法蘭(lan) 克曾一度實現了西歐基本統一，最有希望繼承西羅馬帝國衣缽。但由於(yu) 內(nei) 在分治的邏輯，最終還是走向分裂，建起了一個(ge) 個(ge) 封建國家，全靠“普世教會(hui) ”作為(wei) 精神統一的力量勉力維係。中國五胡十六個(ge) 政權中，先有氐族的前秦，後有拓跋鮮卑的北魏統一了整個(ge) 北方，雖屢經無數紛爭(zheng) 與(yu) 分裂，最後還是實現了內(nei) 部整合，並融合了曾經代表正統的南朝，繼承了秦漢中央集權超大規模國家形態，開創了融合胡漢的隋唐大一統王朝。可以說，經曆了“蠻族入侵”和“五胡入華”之後的西方和中國，走向了不同的發展道路。

實際上，在中西方曆史和文明的比較研究中，秦漢王朝與(yu) 羅馬帝國形同質異的“大統一”最為(wei) 引人注目。一個(ge) 世紀以來，學術界關(guan) 於(yu) 秦漢與(yu) 羅馬的比較研究不斷推進，從(cong) 最初的個(ge) 人興(xing) 趣發展為(wei) 團隊合作，形成較大規模的跨學科的國際合作研究。其中，德國羅馬史學家弗裏茨-海納•木敕勒(Fritz-heiner Mutschler)和漢學家米塔(Achim Mittag)於(yu) 2005年聯合發起的“中國—羅馬帝製比較研究”項目，組織了幾十位來自歐洲、美國、中國的秦漢史與(yu) 羅馬史學者，對代中國與(yu) 羅馬的帝製概念、曆史編纂、藝術考古、宗教思想等問題進行討論，其成果結集為(wei) 《帝國構想：羅馬與(yu) 中國的比較》(Conceiving the Empire:Rome and China Compared)，其中一個(ge) 主要觀點是：古代中國講究天下一家的“普世秩序”(universal order)，而古羅馬則強調由核心村落不斷擴張而統治地中海(張朝陽《秦漢中國與(yu) 羅馬帝國比較研究綜論》，《唐都學刊》2017年第5期)。相對而言，秦漢王朝和羅馬帝國之後的中國和西方經曆了巨大的政治分裂和文化衝(chong) 突，並產(chan) 生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對此，學術界的比較研究卻顯得沉寂許多。

因此，潘嶽先生從(cong) “蠻族入侵”和“五胡入華”的視角，通過公元4-7世紀中西方曆史和文明的比較研究，繼續探尋中國和西方不同道路的文明邏輯，就具有了獨特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蠻族入侵”與(yu) “五胡入華”的中心議題，均與(yu) 所謂的“野蠻”族群進入並統治較高文明地區有關(guan) 。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中說道，“根據曆史的永恒規律，野蠻的征服者自己總是被那些受他們(men) 征服的較高文明所征服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選》第330頁，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然而，為(wei) 何“蠻族入侵”和“五胡入華”會(hui) 產(chan) 生完全不同的結果？潘嶽先生從(cong) “漢化”與(yu) “羅馬化”的比較切入，從(cong) 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進行分析，提出了獨到的見解。潘嶽先生認為(wei) ，“漢化”的成功與(yu) “羅馬化”的覆滅，有其內(nei) 在的文明邏輯。

關(guan) 於(yu) “漢化”，潘嶽先生指出，那些認為(wei) “漢化”就是“同化”，是“大族群”靠著人口數量的絕對優(you) 勢改變“小族群”的生活方式的觀點並不可靠。真實的曆史是進入中原的五胡不僅(jin) 在軍(jun) 事上占優(you) 勢，在人口數量上也占優(you) 勢。西晉“八王之亂(luan) ”後，北方總人口1500萬(wan) ，漢人的數量隻占其中三分之一。然而，龐大的胡人群體(ti) 沒有以多壓少“同化”漢人，相反主動選擇了一條“漢化之路”。因此，人口數量不是關(guan) 鍵因素。那麽(me) ，起決(jue) 定性作用的是什麽(me) 呢？是文明製度。潘嶽指出，“漢化”並非體(ti) 現在“改漢姓”、“著漢衣”、“改禮儀(yi) ”這些形式，而是進行了大一統精神的政製改革，再造秦漢儒法國家形態，這些才是“漢製”的靈魂。更為(wei) 重要的是，“漢製”不是“漢人”的習(xi) 慣法，而是一種無偏私的理性製度。接受和堅持了“漢製”這一文明製度，“夷”也可以轉化為(wei) “夏”。五大胡族之所以執著於(yu) “漢化”，是因為(wei) 漢文明絕不僅(jin) 是禮儀(yi) 風俗，其精髓在於(yu) 如何構建一個(ge) 長治久安的超大規模政治體(ti) 。因此，他得出這樣的結論：“北朝對南朝的勝利，絕不是野蠻對文明的勝利，而是誰更能繼承大一統精神的勝利，是兼采胡漢創新的漢製對僵化守舊漢製的勝利。”這一結論，是對前述馬克思“根據曆史的永恒規律，野蠻的征服者自己總是被那些受他們(men) 征服的較高文明所征服的”觀點的有力說明。

關(guan) 於(yu) “羅馬化”，潘嶽先生認為(wei) 這一概念與(yu) “漢化”類似。古羅馬製度雖由羅馬人發明，但成為(wei) 了地中海文明的古典形態。然而，希臘羅馬的古典文明沒有像漢文明那樣由胡漢族群共同傳(chuan) 承，而是從(cong) 外部“出口轉內(nei) 銷”找回來的。蠻族大遷移時期，進入羅馬帝國的蠻族總人口不超過75萬(wan) ，而兩(liang) 晉南下的胡人則有900萬(wan) 。考慮到羅馬與(yu) 西晉人口規模大致相同，進入羅馬的日耳曼族群數量遠遠低於(yu) 羅馬人，理應比五胡更容易被“羅馬化”，羅馬文明理應能像漢文明那樣在西歐延續下去。但事實卻相反，這些日耳曼王國，除個(ge) 別短暫“部分羅馬化”外，絕大部分幹淨徹底地“去羅馬化”。他們(men) 使整個(ge) 西歐與(yu) 羅馬製度背道而馳，走入了長達1000年的封建社會(hui) 。這一現象再次證明，“羅馬化”如同“漢化”一樣，人口數量並非關(guan) 鍵因素。至於(yu) 其背後的深層原因，依然基於(yu) 文明製度。從(cong) 哥特人的“二元政治”“族群分治”到法蘭(lan) 克人的“封建采邑”“領主自治”，無一不導向獨立分散的政治格局。

潘嶽先生認為(wei) ，在族類觀和曆史觀方麵，中西方也存在顯著差異。用種族、宗教、風俗、神話去劃分世界，是西方文明的習(xi) 慣。不以血統種族而以文化製度論夷夏之別，則是中華文明的傳(chuan) 統。中國古代就形成了“華夷無間”的族類觀念，是一種族群融合的“混一天下”，無論哪個(ge) 族群都把“大一統”當成政治終極目標，這是包括五胡在內(nei) 的眾(zhong) 多非漢族群能夠融入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思想基礎。在西方，即使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接受了教皇“神聖羅馬皇帝”的加冕，法蘭(lan) 克人也沒有表現出對羅馬的仰慕。哥特與(yu) 法蘭(lan) 克獨立編著的史書(shu) 中，都強調本族的獨立來源，把羅馬從(cong) 曆史中剔除出去，蠻族對西部行省的“武力侵占”變成了“天然繼承”。羅馬被視為(wei) 與(yu) 蠻族平行的諸多族群中的一個(ge) 。這樣的族類觀念強調了蠻族與(yu) 羅馬之間的區分，增強了各個(ge) 族群的自我認同，為(wei) “多民族分治”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礎。歐洲的曆史觀由此從(cong) “一個(ge) 羅馬治世”走向“多民族分割世界”。

通過“蠻族入侵”和“五胡入華”的比較研究，潘嶽先生較好地闡釋了中西方從(cong) 族群觀念到政治製度不同道路的文明邏輯。中國五胡弘揚了中華文明“合的邏輯”，歐洲蠻族則放大了羅馬文明“分的邏輯”。不僅(jin) 如此，潘嶽先生通過考察中國和西方的曆史，認識到每個(ge) 文明的內(nei) 部，都有共同性和差異性。當共同體(ti) 分裂時，各個(ge) 政治中心為(wei) 了劃定邊界、鞏固自我，都勢必誇大差異，貶低共同，直至變成永久的分裂。即便有相同的祖先、語言、記憶、信仰，隻要存在政治多中心的競爭(zheng) ，必然會(hui) 產(chan) 生這一結果。教派分裂，族群瓦解，莫不如此。這樣的認識對於(yu) 當代社會(hui) 同樣具有現實意義(yi) 。

在全球曆史書(shu) 寫(xie) 中，西方中心主義(yi) 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希臘羅馬與(yu) 法蘭(lan) 克一直成為(wei) 理解其他文明的樣本。近年來，出現了一些中西方互為(wei) 參照對象、而不預設一方為(wei) 評價(jia) 領一方標準的比較研究，但西方中心主義(yi) 的研究範式依然十分流行。某些學者將這種範式轉移到中國。如美國的新清史學者聲稱滿清皇帝也是複合型君權，滿清皇帝身兼滿洲人族長、漢族人皇帝、蒙古人的可汗、藏傳(chuan) 佛教文殊菩薩化身和轉輪法王等多重身份於(yu) 一體(ti) 。漢地、滿洲、蒙古、西藏的統一全靠著皇帝的“多重身份”作為(wei) 唯一連接，一旦滿清皇室崩解，各族就可以各奔自由。西方一些學者還用“文化符號”與(yu) “身份認同”概念來解讀中國曆史。他們(men) 往往根據一些遊牧族群特有的風俗儀(yi) 軌來斷定這些王朝的內(nei) 亞(ya) 性，將新疆、西藏、蒙古乃至東(dong) 三省劃分為(wei) “內(nei) 陸亞(ya) 洲”(inner Asia)，熱衷於(yu) 從(cong) 北魏到遼金元清等北方王朝身上尋找來自於(yu) “內(nei) 亞(ya) ”的身份認同，並據此認為(wei) 他們(men) 都是“征服王朝”。不僅(jin) 如此，西方學術話語體(ti) 係傳(chuan) 入中國以後，對一些中國學者也產(chan) 生了影響。比如，“種族中國”的觀念還飄蕩在各種網絡空間裏，引發著青年人的群情激蕩。大漢族主義(yi) 者認為(wei) “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狹隘民族主義(yi) 者們(men) 又認為(wei) “滿蒙回藏非中國”。雙方都沒有意識到，這些“種族理論”正是當年“東(dong) 洋史”的遺毒。

潘嶽先生十分關(guan) 注西方學術話語體(ti) 係對於(yu) 中國曆史和文明研究的影響。他指出，上述這些紛爭(zheng) 與(yu) 攻訐，都來自於(yu) 我們(men) 總是用其他文明的眼光來看待自己；而其他文明的眼光，固然有多元思維的益處，卻也經常受製於(yu) 國際政治的裹挾。過去如此，未來亦是如此。為(wei) 此，潘嶽先生呼籲要講好中國自己的故事。他指出，中華民族融合的數千年中，除了戰爭(zheng) 與(yu) 仇恨，但還有更深沉的“命運共同體(ti) ”的情感。這種你我互有、命運交織的情感，是那些從(cong) 未親(qin) 臨(lin) 、隻憑著外來理論描述中國的人所不能體(ti) 會(hui) 的。有了深刻的理解才能有真實的創造。最終，中華民族的故事還是要由我們(men) 自己來寫(xie) 。以東(dong) 晉南北朝為(wei) 例，300年中的故事很多，最顯著最重要的故事還是中華民族胡漢一家親(qin) 的故事。我們(men) 是誰？是漢人是蒙人是回人還是滿人？看了這300年就明白了什麽(me) 叫中華民族，什麽(me) 叫中華文明，什麽(me) 是自己的身份認同與(yu) 精神世界。潘嶽先生指出，“對這些，如果中國年輕人不去體(ti) 悟堅守，如果西方年輕人不去了解理解，中西方文明就總隔著一層紙而說不透”。

概言之，潘嶽先生提出的“中國和西方從(cong) 族群觀念到政治製度的不同道路，其中的文明邏輯最為(wei) 關(guan) 鍵”的觀點，具有較強的科學性和說服力。當然，中西方曆史和文明的比較研究涉及諸多學科理論和方法，一些概念和史料的運用也存在一定的爭(zheng) 議。例如，“漢化”概念的內(nei) 涵和外延，以及這一概念是否恰當等問題，還有待學術界的進一步探討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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