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友國 肖永明】“斯文”即“斯德”:《論語》“斯文”新詮

欄目:《原道》第39輯
發布時間:2021-03-17 16:11:21
標簽:文德、文王之德、斯文

“斯文”即“斯德”:《論語》“斯文”新詮

作者:謝友國 肖永明(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博士研究生;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教授)

來源:《原道》第39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論語》)

 

內(nei) 容摘要:要正確理解《論語·子罕》章中“斯文”一詞的涵義(yi) ,必須回答三個(ge) 問題:斯文與(yu) 文王有什麽(me) 關(guan) 係?孔子與(yu) 斯文有什麽(me) 關(guan) 係?為(wei) 什麽(me) 與(yu) 於(yu) 斯文,就不畏匡人?

 

傳(chuan) 統注疏無法對這三個(ge) 問題給出清晰解答,將“斯文”詮釋為(wei) “斯德”,即文王之德或文德,而不是儒家典籍、禮樂(le) 製度或文化等,則能夠對這三個(ge) 問題予以融貫回應。《論語》“斯文”一章實際是說,孔子在危難之際,借用傳(chuan) 統的天命觀,以“斯文”鼓舞自己和弟子們(men) 堅定道德自信,保持仁者之勇。

 

事實上,先秦的“文”是一個(ge) 複雜的概念。西周時,“文”與(yu) “德”密切相關(guan) ,尚“文”也就是尚“德”。但春秋時,隨著尚“文”之風的泛濫,“德”內(nei) 在化,“文”則相對外在化。“文”逐漸向文獻、文學等轉變,與(yu) “德”分道揚鑣,漸行漸遠,導致後代的注疏者大都不知道“斯文”即“斯德”。

 

關(guan) 鍵詞:斯文;文;德;文王之德;文德

 

“斯文”一詞出自《論語·子罕》:“子畏於(yu) 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zi) 乎?天之將喪(sang)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yu) 於(yu) 斯文也;天之未喪(sang) 斯文也,匡人如予何!’”

 

所謂“子畏於(yu) 匡”是指,孔子離開衛國準備去陳國,途經匡地,被匡人錯認為(wei) 他們(men) 的仇敵陽虎而遭到圍困,情勢十分危急,同行弟子頗為(wei) 恐慌。故孔子說了“文王既沒”以下一段話勉勵他們(men) ,當然也是自勵。

 

 

 

(子畏於(yu) 匡)

 

一般認為(wei) ,這裏的“斯文”是指儒家典籍、禮樂(le) 製度或文化等。這些詮釋雖也有一定的依據,但推測成分較多,證據不足,不太切合原意。本文認為(wei) ,“斯文”就是指“斯德”,即文王之德或文德。下麵將先檢討傳(chuan) 統解釋的不足,再為(wei) 本文的新詮提供詳細論證。

 

一、傳(chuan) 統注疏對“斯文”的詮釋

 

要準確理解此章“斯文”的涵義(yi) ,必須清楚地回答三個(ge) 問題:斯文與(yu) 文王有什麽(me) 關(guan) 係?孔子與(yu) 斯文有什麽(me) 關(guan) 係?為(wei) 什麽(me) 與(yu) 於(yu) 斯文,就不畏匡人?下麵從(cong) 這三個(ge) 問題出發,分別對常見的傳(chuan) 統解釋做簡要檢討。

 

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馬融等說,沒有解釋“斯文”的具體(ti) 內(nei) 涵,隻是用“其文”“此文”指“斯文”。首先,這幾位詮釋者沒有解釋斯文與(yu) 文王之間的關(guan) 係。孔氏雲(yun) :“茲(zi) ,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

 

他大概認為(wei) ,文王之於(yu) 斯文,是不言自明的。其次,他們(men) 認為(wei) 孔子知道斯文並傳(chuan) 承斯文。如孔氏雲(yun) :“言天將喪(sang) 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sang) 也。”這也就是將“與(yu) 於(yu) ”作“知”解。又如馬氏雲(yun) :“天之將喪(sang) 此文,則我當傳(chuan) 之。”這是將“與(yu) 於(yu) ”作“傳(chuan) ”解。

 

第三,他們(men) 認為(wei) 匡人如果加害孔子,就是違天。馬氏曰:“言其不能違天以害己也。”但他們(men) 沒有解釋為(wei) 什麽(me) 這樣做就是違天。總體(ti) 來看,這些詮釋都是緊扣原文,很少發揮,也沒有提供外證。

 

皇侃《論語義(yi) 疏》釋“斯文”為(wei) “文王之文章”,並認為(wei) 此章是孔子“自說己德,欲使匡人知己也”,並引衛瓘之說,認為(wei) 孔子為(wei) 了不讓匡人有疑,故不直接辯解自己不是陽虎,而采用這樣一種“自說己德”的方式間接澄清。

 

據此,首先,皇侃認為(wei) 斯文是文王用來教化天下的。其雲(yun) :“言昔文王聖德,有文章以教化天下也。”其次,他認為(wei) 孔子傳(chuan) 承斯文,但沒有說明理由。其雲(yun) :“文王今既已沒,則文章宜須人傳(chuan) ,傳(chuan) 文章者非我而誰。”

 

 

 

(皇侃)

 

第三,他認為(wei) 匡人之所以放過孔子,是因為(wei) 他們(men) 懼怕誤殺賢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論語·述而》“天生德於(yu) 予”下,皇侃引江熙注雲(yun) :“小人為(wei) 惡,以理喻之則愈凶強,宴然待之則更自處,亦猶匡人聞文王之德而兵解也。”可見江熙是將“斯文”釋為(wei) “文王之德”。皇侃在注疏中多次提到“德”“賢”,表明他也認識到“斯文”與(yu) “德”是有關(guan) 聯的,但似乎又很難在“德”與(yu) “文章”之間建立明確聯係。

 

張栻《論語解》認為(wei) “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chuan) 也”,“文”實即指《易》《詩》《書(shu) 》《春秋》等。但是,首先,張栻沒有明確解釋文王與(yu) 斯文的關(guan) 係,大意是斯文為(wei) 文王所傳(chuan) 。

 

其次,張栻認為(wei) 斯文即孔子將述的經典。其雲(yun) :“方夫子畏於(yu) 匡時,所謂《易》《詩》《書(shu) 》《春秋》皆未討論也,故以為(wei) 天之將喪(sang) 斯文。”第三,張栻認為(wei) 孔子以斯文為(wei) 己任,故喪(sang) 己即喪(sang) 斯文,而斯文與(yu) 孔子的喪(sang) 與(yu) 不喪(sang) ,都取決(jue) 於(yu) 天,“亦非匡人之所能為(wei) 也”。

 

朱熹《論語集注》認為(wei)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le) 製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除此之外,《集注》對其它文義(yi) 幾乎未作解釋,隻是引了“馬氏曰”一大段。

 

但其所引,與(yu) 何晏《集解》比較,會(hui) 發現原來是綜合了孔安國和馬融兩(liang) 家的說法而略有改易。據此,首先,朱子對斯文與(yu) 文王的關(guan) 係未作解釋。其次,朱子認為(wei) 孔子與(yu) 於(yu) 斯文。第三,朱子認為(wei) 天不欲喪(sang) 斯文,孔子生死非由匡人所能決(jue) 定。

 

可以看出,朱子對“斯文”的注釋非常謹慎,沒有直接以儒家經典為(wei) 解,並認為(wei) 禮樂(le) 製度與(yu) 道是一體(ti) 的。朱子對“文”“道”的辨析,顯然受到唐宋古文運動有關(guan) “文”“道”關(guan) 係探討的影響。

 

王夫之《論語訓義(yi) 》認為(wei) “文”是使人異於(yu) 禽獸(shou) 、君子異於(yu) 野人的唯一辦法,古代的聖人是模仿天文而治教天下,“後世之天下,文存則泰,文喪(sang) 則否”,故謂:“文,即道也;道,即天也。”文王以前,文皆見諸行事,以君道立治統;文王以後,則存之典章。據此,首先,船山認為(wei) 斯文至文王而大備。

 

 

 

(王夫之)

 

其次,他認為(wei) 孔子修明斯文以教萬(wan) 世,“於(yu) 患難之際,所信於(yu) 天者,文而已”。第三,他認為(wei) 匡人之難無法與(yu) 文王所經曆的凶險相比,故孔子一定逢凶化吉。《論語訓義(yi) 》的特點是視野開闊,其謂文為(wei) 典章,又謂文即道,不拘於(yu) 原文,又能緊扣主題。

 

其他如劉寶楠《論語正義(yi) 》、程樹德《論語集釋》、錢穆《論語新解》、楊伯峻《論語譯注》、李澤厚《論語今讀》等,在這三個(ge) 問題上皆未突破前人之說。越到後麵,越傾(qing) 向於(yu) 將“斯文”籠統地作“文化”解。

 

如楊伯峻譯曰:“周文王死了以後,一切文化遺產(chan) 不都在我這裏嗎?天若是要消滅這種文化,那我也不會(hui) 掌握這些文化了;天若是不要消滅這一文化,那匡人將把我怎麽(me) 樣呢?”

 

總的來看,所有對《論語·子罕》章的詮釋,都以內(nei) 證為(wei) 主,很少與(yu) 《論語》其他章節和先秦其他思想文獻聯係起來。對於(yu) 前文提出的三個(ge) 問題,有的詮釋將之視為(wei) 自明的,有的提供了證據,但並不能令人滿意。

 

在文王與(yu) 斯文的關(guan) 係問題上,如果將“斯文”理解為(wei) 《詩》《書(shu) 》《禮》等典籍傳(chuan) 統,則難以提供證據證明文王與(yu) 這些經典有直接的關(guan) 係。如果將“斯文”理解為(wei) 禮樂(le) 製度,此問題也不易於(yu) 證明。

 

不管是典籍傳(chuan) 統還是禮樂(le) 製度,更容易讓人聯想起的是周公,而不是文王。故部分現當代學者籠統稱之為(wei) 文化。在孔子與(yu) 斯文的關(guan) 係問題上,不管何種理解,此問題似乎都易於(yu) 證明,但也要解釋:既然文如此重要,為(wei) 什麽(me) 有時孔子會(hui) 輕視文,如說“行有餘(yu) 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

 

在為(wei) 何與(yu) 於(yu) 斯文就不畏匡人問題上,尤其是難點。如果“斯文”是指典籍傳(chuan) 統,有什麽(me) 證據能證明天將因此庇護孔子?如果“斯文”是禮樂(le) 製度或文化,那與(yu) 於(yu) 斯文的人在當時有許多,孔子何來那樣的自信?皇侃等少數注疏者欲將“斯文”理解為(wei) “文王之德”,但沒有在“文王之德”與(yu) “文章”之間建立聯係,顯得遊移不定。

 

二、“斯文”即“斯德”的證明

 

其實,“斯文”是指“斯德”,即文王之德。下麵仍然從(cong) 那三個(ge) 問題入手,證明此說完全滿足條件,能夠對三個(ge) 問題都給出合理的解釋。

 

首先,文王與(yu) 德的關(guan) 係。“文王之德”是西周以下常見的說法,見於(yu) 《尚書(shu) ·君奭》(誤作“寧王之德”),《詩經·周頌·維天之命》《詩經·周南·樛木》和《詩經·大雅》之文王、棫樸、旱麓、思齊等篇,《左傳(chuan) 》襄公二十九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六年,以及《孟子·公孫醜(chou) 上》《禮記·中庸》《禮記·緇衣》等。

 

其他形式稱頌文王之德的表述更是不計其數,如《詩經·大雅·文王之什》,幾乎全部是對文王德行的稱頌和紀念。金文中也不乏稱頌文王之德者,如《大盂鼎》:“今我惟即型稟於(yu) 文王正德。”有學者指出,《左傳(chuan) 》《國語》等的“文德”一詞,應該是“文王之德”的提煉和總結。

 

如“昔成王合諸侯成周,以為(wei) 東(dong) 都,崇文德焉”(《左傳(chuan) ·昭公三十二年》),“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左傳(chuan) ·襄公八年》),“昭顯文德”(《國語·周語下》)。

 

《詩經·大雅·江漢》雲(yun) :“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易·小畜·大象》雲(yun) :“君子以懿文德。”《古文尚書(shu) ·大禹謨》雲(yun) :“帝乃誕敷文德。”均可作如是觀。《詩經·周頌·清廟》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毛傳(chuan) 曰:“執文德之人也。”鄭箋曰:“皆執行文王之德。”孔穎達《正義(yi) 》謂毛、鄭二家同,即“文王之德”與(yu) “文德”同。

 

 

 

(《詩經》)

 

總之,“文王之德”或“文德”是周王朝政治合法性的保障,對“文王之德”的稱頌彌漫於(yu) 周文化的各個(ge) 角落。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詩經·周頌·維天之命》雲(yun) :“於(yu) 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中庸》解釋說:“蓋曰文王之所以為(wei) 文也,純亦不已。”這是說,文王之所以為(wei) 文,就是因為(wei) 文王有不竭的純德。文王之德不稱其為(wei) “德”而稱其為(wei) “文”,這足以證明“文”與(yu) “德”可以互訓。

 

又《國語·周語下》曰:“文王質文。”韋昭注曰:“質文,其質性有文德也。”《國語·魯語上》曰:“文王以文昭。”韋昭注曰:“文王演易,又有文德。”都是說文王之被稱為(wei) “文”是源於(yu) 其有文德。

 

如此來看,《論語》“文王既沒,文不在茲(zi) ”中,後一個(ge) “文”是順著前一個(ge) “文”而來,這樣語義(yi) 非常連貫。如果說成“文王既沒,德不在茲(zi) ”,自然也無不可,隻是在當時“文”“德”尚可互訓的語境內(nei) ,殊無必要。後麵的“斯文”,當然是順著前麵的“文”而來,都是指文王之德,而不是典籍、禮製或文化等。

 

其次,孔子與(yu) 德的關(guan) 係。德無疑是孔子關(guan) 注的核心,一般也不會(hui) 有人否認孔子的德行。那麽(me) ,孔子會(hui) 認為(wei) 自己擁有德嗎?這一問題要分開來看。一方麵,孔子的確對此有明確表述。

 

《論語·述而》雲(yun) :“子曰:天生德於(yu) 予,桓魋其如予何!”這無疑可以證明孔子對己德的自信。這是與(yu) “天之未喪(sang) 斯文也,匡人如予何!”完全相同的句式,有力地證明了“文”即“德”,未喪(sang) 的“斯文”顯然就是天生之“德”。

 

當然,孔子不止繼承了文王之德,而且將“德”發展為(wei) “仁”。《論語·述而》載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所謂“斯仁”,正是“斯文”。《論語》中,孔子通過對仁的追求,時時表露出這種道德自信。

 

如《論語·顏淵》載“為(wei)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裏仁》載“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yu) 是,顛沛必於(yu) 是。”這些都可以看作夫子自道,與(yu) “天生德於(yu) 予”“天之未喪(sang) 斯文”,隻是程度不同罷了。

 

可見,孔子雖然仍借助天命觀表述其德思想,但這裏的天已經虛化了。真正對命運起決(jue) 定作用的,來自於(yu) 道德意誌和道德行動。但另一方麵也值得注意:孔子會(hui) 認為(wei) “文王之德”隻被他一人繼承了嗎?“天之未喪(sang) 斯文”“天生德於(yu) 予”是孔子自言還是對弟子們(men) 說的?

 

 

 

聯係《論語》其他章節來看,孔子不太可能認為(wei) 德僅(jin) 存在於(yu) 他一人之身,那將有點像道德狂人或野心家之言,如王莽在其事敗之後說:“天生德於(yu) 予,漢兵其如予何!”(《漢書(shu) ·王莽傳(chuan) 》)孔子既不輕許他人為(wei) 聖,更是一再拒絕弟子稱他為(wei) 聖人。

 

《論語·述而》載“若聖與(yu) 仁,則吾豈敢!”“聖人,吾不得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論語·子罕》載子貢稱其為(wei) “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孔子急忙辯解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因此,不管是“天之未喪(sang) 斯文”還是“天生德於(yu) 予”,都應該是孔子鼓勵弟子之詞。每個(ge) 人都有天生之德,因此要有道德勇氣,不必畏懼。

 

最後,為(wei) 什麽(me) 與(yu) 於(yu) 斯德,就不畏匡人?眾(zhong) 所周知,周人有“以德配天”的思想傳(chuan) 統,《左傳(chuan) •僖公五年》載“《周書(shu) 》曰:皇天無親(qin) ,惟德是輔。”周人相信,有德者受天命,無德者失天命。

 

從(cong) 正麵來說,德是獲得天命、延續天命的唯一條件,有德者能獲得天的護佑。如《尚書(shu) ·召誥》載“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毛公鼎》載“皇天引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從(cong) 反麵來說,無德則將喪(sang) 失天命。

 

這一結論,是周人在反思小邦周何以能取代大邦殷時獲得的。如《尚書(shu) ·君奭》載“弗吊天降喪(sang) 於(yu) 殷。”《尚書(shu) •多士》載“爾殷遺多士,弗吊旻天,大降喪(sang) 於(yu) 殷。”《尚書(shu) •多方》載“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sang) 。”天“降喪(sang) ”儼(yan) 然成了一個(ge) 固定表達。

 

周人也不乏依據這一觀念對自身危機的反思,如《詩經·小雅·雨無止》載“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sang) 饑饉,斬伐四國。”《詩經·大雅·召旻》載“昊天疾威,天篤降喪(sang) ,瘨我饑饉,民卒流亡。”這裏的“降喪(sang) ”“降時喪(sang) ”等特別值得注意,因為(wei) 其與(yu) 天“喪(sang) 斯文”,顯然是有聯係的。

 

 

 

(《儒家典籍》)

 

區別在於(yu) ,天“降喪(sang) ”是因為(wei) 君王的德行有虧(kui) 而施加的懲罰;天“喪(sang) 斯文”,則是由於(yu) 個(ge) 人放棄對德的追求。而天“未喪(sang) 斯文”,是由於(yu) 保持著求仁之心。總之,隻要有德,就會(hui) 得到天命的護佑,無懼匡人,故《論語•憲問》載“仁者必有勇”,《論語•顏淵》載“內(nei) 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也就是說,孔子真正相信的是仁者之勇,而並非天的庇護。同時也可以看到,孔子發展了西周原有的德觀念。在西周初期,德主要指德行,用於(yu) 政治領域、社會(hui) 領域。而春秋時期,德已經開始內(nei) 在化和個(ge) 人化了。

 

綜上所述,可知所謂“斯文”,就是“斯德”。《論語》這一章的大意是,孔子為(wei) 匡人所困,同行人感到恐慌,孔子鼓勵大家說:“文王雖然死了,文王之德不是還在這裏嗎?

 

如果天要使文王之德消亡,我們(men) 這些後人就不會(hui) 具備德性;既然天不想讓文王之德消亡,匡人又能對我們(men) 怎麽(me) 樣?”在西周至孔子時代,與(yu) 天命緊密相關(guan) 的不是典籍傳(chuan) 統,也不是禮樂(le) 文化,而是德。

 

孔子最為(wei) 看重的,也不是儒家典籍和禮樂(le) 文化,而是以仁為(wei) 主的德。而這種德,稱為(wei) 文,可能特指文王之德,並簡稱文德。因此,孔子可以順著“文王既沒”中的“文”,用“文”代替“德”,用“斯文”代替“斯德”。

 

後世注家將“斯文”詮釋為(wei) 儒家典籍、禮儀(yi) 製度或文化,顯然都不得要領,難以讓人信服。他們(men) 之所以如此詮釋“斯文”,除了“文”的語義(yi) 演化外,可能還有兩(liang) 個(ge) 因素:

 

其一,曆代注疏,大都存在一個(ge) 錯誤的預設,那就是認為(wei) 孔子自視為(wei) 聖人。但事實上,這是孔門弟子及後世儒者不斷將孔子聖化的結果。由此而推測“文不在茲(zi) ”“天之未喪(sang) 斯文,匡人如予何!”是孔子自覺承擔傳(chuan) 承“斯文”的責任,恐有不妥。

 

其二,與(yu) 上一點密切相關(guan) ,“予”不是孔子獨稱,而應該理解為(wei) “我們(men) 每一個(ge) 人”。“匡人如予何!”是指匡人能對我們(men) 每一個(ge) 擁有德性的人怎麽(me) 樣。同樣,“天生德於(yu) 予,桓魋其如予何!”也應該同樣理解。

 

至此可以說,將“斯文”詮釋為(wei) “斯德”,是有相當依據的。但為(wei) 什麽(me) 古代注家極少有人注意到呢?這恐怕才是困難之所在。前引皇侃疏,多次提到“德”,而江熙更是直接將“斯文”稱為(wei) “文王之德”,但他們(men) 顯然已經很難在“德”與(yu) “文”之間建立直接的聯係。要解決(jue) 這一難題,就不得不考察先秦“文”觀念的變遷。

 

三、先秦“文”觀念的外在化

 

(一)文即德:甲金及西周文獻中的“文”

 

 

 

“文”在甲金文獻中極常見,甲骨文作(《合集》36534)(《合集》947反)等,金文作(《師酉簋》)(《史喜鼎》)等,大都在“文”字中有一個(ge) 類似“心”或“乂”“V”等的字形。

 

多數學者認為(wei) 此字本指文身之紋。但在實際語言材料中,鮮有表本義(yi) 者。《金文形義(yi) 通解》除了推測有“文身”這一本義(yi) 外,實際用例列舉(ju) 了美、與(yu) “武”相對、專(zhuan) 指周文王、用於(yu) 諸侯諡稱等18種義(yi) 項,基本都是與(yu) 美、善相關(guan) 的涵義(yi) ,尚無一例作文化、文獻、文章、文字解。

 

季鎮淮、馮(feng) 時等學者注意到,在西周早期文獻中,“文”與(yu) “德”是緊密相連的。季鎮淮認為(wei) 這種“文”內(nei) 加一“心”符的,是“忞”的前身。《說文解字》載:“忞,自勉強也。”

 

所謂自勉強,就是勉勵自己正心修身之意,與(yu) 德同,因德在金文作“惪”,正是正心之意。馮(feng) 時則斷言,“‘文’為(wei) 人的內(nei) 心修養(yang) ,故有文德之意”。並認為(wei) ,“文”與(yu) “德”在殷周之際稱謂雖不同,涵義(yi) 實無別,其差異隻在於(yu) 殷人重“文”,周人則崇“德”,後者是在繼承前者的基礎上逐漸完善起來的。

 

 

 

(《說文解字》)

 

周初的統治者極重“德”,而文王、周公之德,主要表現在惠保小民、勤政節儉(jian) 、與(yu) 民同樂(le) 、敬老尊賢、恭祭先祖等方麵。值得注意的是,周文王被稱“文”王,周公則被稱為(wei) “文”公,二人同以賢德著稱,可見當時“文”與(yu) “德”之間密切的關(guan) 係。

 

具體(ti) 來說,這種“文”,是一種與(yu) “武”相對的德和政治風格。《尚書(shu) ·禹貢》曰:“三百裏揆文教,二百裏奮武衛。”而在殷商卜辭和金文中,“文”大多也是與(yu) “武”並列,作為(wei) 對先王的美稱,如“文武丁”“文武帝”等。

 

馮(feng) 時認為(wei) “‘武’乃言武勇強圉,強調的是人的外力暴戾的一麵,而‘文’為(wei) 文雅修心,則強調的是人的內(nei) 養(yang) 溫和的一麵”。周初“文王”“武王”並稱,顯然也是對這一傳(chuan) 統的繼承。在西周典籍中,這種以“文”為(wei) 美稱的現象極為(wei) 普遍。

 

例如,所謂“文人”正是指有德行的人。《尚書(shu) ·文侯之命》雲(yun) :“追孝於(yu) 前文人。”孔傳(chuan) 曰:“使追孝於(yu) 前文德之人。”《詩·大雅·江漢》雲(yun) :“告於(yu) 文人,錫山土田。”毛傳(chuan) 曰:“文人,文德之人。”可見,漢代注釋者仍知道“文人”是指文德之人。

 

“文人”的用例,在西周吉金文字中極為(wei) 常見。如《善鼎》雲(yun) :“唯用綏福乎前文人,秉德恭純。”《追簋》雲(yun) :“用享孝於(yu) 前文人。”《井人鍾》雲(yun) :“用追孝侃前文人,前文人其嚴(yan) 在上。”《胡簋》雲(yun) :“其格前文人。”

 

 

 

(西周吉今拓片)

 

《晉侯穌鍾》雲(yun) :“前文人其嚴(yan) 在上,翼在下。”《兮仲鍾》雲(yun) :“其用追孝於(yu) 皇考已伯,用侃喜前文人。”所謂前文人,就是有德的先人。“前文人”或作“文祖”“文考”“文父”,女性則稱“文母”“文姑”等,都是指有文德的先人。

 

這種對“文”的崇尚,主要表現在“禮”上。柳詒徵曾說:“三教改易,至周而尚文。蓋文王、周公皆尚文德,故周之治以文為(wei) 主。”並指出,周人的尚文,主要是落實在禮樂(le) 製度上。《左傳(chuan) ·成公十三年》載“國之大事,在祀與(yu) 戎。”

 

“祀”(禮)與(yu) “戎”之對舉(ju) ,顯然等同於(yu) “文”與(yu) “武”之對舉(ju) 。可見,周人說“文”,也就是說“禮”。而眾(zhong) 所周知,“禮”與(yu) “德”在西周是相通的。因此可以說,西周時期“德”“文”“禮”幾乎是同義(yi) 詞,其中,“德”主要是指價(jia) 值觀念,而“文”和“禮”既是價(jia) 值觀念,又是形式係統。

 

(二)“文”的舊觀念:東(dong) 周的“文”

 

東(dong) 周是一個(ge) 思想劇烈變動的時期,“文”的涵義(yi) 也處在新舊交替之際。反映舊觀念的最重要的材料莫過於(yu) 《國語·周語下》所載單襄公之說。在這段文字中,單襄公將“文”與(yu) “德”並舉(ju) ,對二者作了較詳細的解說。

 

單襄公是周定王(?—前586)的卿士,晉公孫周(即後來的晉悼公,前586—前558)少年時即入周師事之,其德行頗得襄公讚許。單襄公囑其子雲(yun) :

 

“必善晉周,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yi) ,文之製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

 

在單襄公看來,文極為(wei) 重要,能文,大則可得天下,小亦可得國。單襄公列舉(ju) 了晉周的十一種德行,並均以文作解,認為(wei) 分別代表文的一種類型。故韋昭注雲(yun) :“文者,德之總名也。”

 

單襄公又雲(yun) :“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這與(yu) 《左傳(chuan) ·昭公二十八年》“經緯天地曰文”顯然是同一思想。也就是說,這十一種“文”是模仿天文和地文而來,是經天緯地的象征。

 

因此,能文者可以得天地。值得注意的是,敬、忠、信、仁、義(yi) 、智、勇、教、孝、惠、讓與(yu) 儒家常見德目頗為(wei) 相近。不同的是,對這些德目,單襄公並不稱之為(wei) 德,而是稱之為(wei) 文。

 

單襄公又曰:“文王質文,故天祚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昭穆又近,可以得國。”單襄公將晉周與(yu) 周文王類比,認為(wei) 其也如文王一樣,有文之象,將會(hui) 得國。也就是說,晉周具備文王一樣的德,而這種德被稱為(wei) 文。

 

伴隨著周王朝的衰落,各諸侯國逐漸崛起。在單襄公之前,相繼稱霸的齊桓公(?—前643)和晉文公(前697—前628)都有“文”名,而這種“文”名的獲得,據史載也仍然主要基於(yu) 他們(men) 的德政。

 

《國語·齊語》載,齊桓公對各方諸侯輕幣而重禮,“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諸侯們(men) “信其仁、畏其武”,由是“大國慚愧,小國附協”,“文事勝矣”。之後又“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

 

因此有學者認為(wei) ,“齊桓公得以稱‘文事勝’的根本原因,在於(yu) ‘德’的推行”。與(yu) 齊桓公齊名的晉文公,亦頗有德聲。晉文公之諡“文”,與(yu) 其推行文教頗有關(guan) 係。《左傳(chuan) ·僖公二十七年》載晉文公初掌政權,接受子犯的建議,推行義(yi) 、信、禮等一係列的施政舉(ju) 措。

 

 

 

(晉文公複國圖卷)

 

《國語·晉語》則詳細列舉(ju) 了其一係列的德政。《國語·楚語上》亦載白公子張雲(yun) :“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德有國。”可見在當時,尚文仍重德,還不是虛文。

 

(三)“文”的新變化:東(dong) 周的“文”

 

東(dong) 周以後,“文”成為(wei) 重要諡號,為(wei) 眾(zhong) 人所尚。史載諡“文”的公侯,如晉文侯、秦文公、陳文公、楚文王、鄭文公、衛文公、晉文公、魯文公、曹文公、蔡文侯、宋文公、燕文公、魏文侯等,其他爵位更低而諡“文”者不計其數。

 

這些人相對來說都是當時較為(wei) 賢能的貴族,但其中也有名實難符者。《論語·公冶長》載,衛國大夫孔圉品行不端,卻被諡為(wei) “文”,子貢不滿,孔子解釋說:“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又《論語·憲問》載:“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yu) 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wei) ‘文’矣。”孔圉和公叔文子本無大德,甚至德行有虧(kui) ,也都被諡為(wei) “文”,這說明尚“文”之風在泛濫和變異。《老子》曰:“美言不信。”周人尚“文”之風的演變真實地反映了這一點。

 

周代尚“文”之風主要表現在禮上,但到春秋時代,禮雖越來越繁複、奢華,實則背離禮背後的德越來越遠。《左傳(chuan) ·昭公五年》載魯昭公行禮如儀(yi) ,但女叔齊卻認為(wei) :“是儀(yi) 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

 

《左傳(chuan) ·昭公二十五年》則載趙簡子問子大叔揖讓周旋之禮,子大叔同樣分辯曰:“是儀(yi) 也,非禮也。”並詳細解釋了什麽(me) 是真正的禮,然後說:“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

 

這一句值得注意,在子大叔看來,真正的禮是“天地之經緯”,這與(yu) 前引《左傳(chuan) 》“經緯天地曰文”和《國語》“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是相同的。也就是說,禮、文本應是同一的,都代表著有德。

 

然而,現實中禮與(yu) 文卻容易變異。《論語·八佾》所載“八佾舞於(yu) 庭”和“三家者以雍徹”都是禮的異化。《論語·陽貨》載孔子曰:“禮雲(yun) 禮雲(yun) ,玉帛雲(yun) 乎哉?樂(le) 雲(yun) 樂(le) 雲(yun) ,鍾鼓雲(yun) 乎哉?”這與(yu) 女叔齊和子大叔的思路是一致的,都是要糾正禮的變異。

 

與(yu) 儒家極力挽救禮相反,道家和墨家卻醜(chou) 化了禮。老子和墨子都對禮的異化有激烈批評。《老子》第38章載老子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luan) 之首。”老子與(yu) 前引女叔齊、子大叔和孔子,麵對的是類似問題,但處理方式不同。

 

《韓非子·解老》雲(yun) :“禮,為(wei) 情貌者也;文,為(wei) 質飾者也。……禮繁者實心衰也。”這是說“禮”和“文”都是外在的,“禮”“文”越繁密,離“德”就愈遠。

 

與(yu) 老子類似,墨子對周代尚“文”之風的批評也相當猛烈。墨子提倡節葬,又非樂(le) 。喪(sang) 葬和音樂(le) 都是周代尚“文”的重要內(nei) 容,但過分地追求導致了許多社會(hui) 問題。《荀子·解蔽》載,荀子認為(wei) 墨子“蔽於(yu) 用而不知文”,但墨子提出的問題其實是當時思想家共同麵對的問題,無非是解決(jue) 問題的方式不同罷了。

 

 

 

(老子和墨子)

 

孔子對周人尚“文”之風自然極為(wei) 熟悉,他說:“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論語·八佾》)“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他稱頌堯曰:“大哉!堯之為(wei) 君也。……煥乎!其有文章。”(《論語·泰伯》)

 

但麵對春秋時代王綱解紐、禮崩樂(le) 壞的時勢,他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麵,春秋之世,尚“武”之風正在洶湧,亂(luan) 臣賊子層出不窮,而政治、外交場合的“文”,可以像齊桓公那樣“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論語·憲問》)。另一方麵,尚“文”導致華而不實。過度的外交辭令,有名無實的禮儀(yi) 製度,背離了文和禮的實質。

 

孔子在兩(liang) 極之間求取平衡,他堅決(jue) 反對“文”的異化,也無法容忍像老子和墨子那樣退回到原始的狀態中。因此,他選擇了中庸的解決(jue) 方式,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

 

這裏,“質”是指人的內(nei) 在性情,“文”則是指外在禮文,“質”“文”相對,不偏不廢,保證了一種良好的中庸狀態。當衛國大夫棘子成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wei) ?”子貢予以反駁:“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論語·顏淵》)

 

棘子成的觀點大概與(yu) 老子和墨子類似。子貢認為(wei) 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如果沒有外在的文,就像去毛後的虎豹之皮與(yu) 犬羊之皮,沒法區別。但這種“質”“文”對立,也帶來一個(ge) 意想不到的後果,那就是“文”被徹底外在化。

 

因此孔子會(hui) 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zhong) ,而親(qin) 仁。行有餘(yu) 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孝”“弟”“信”“愛”“仁”都是德,具有優(you) 先地位,而“文”則變得次要了,似乎隻是錦上添花。

 

前引單襄公曰:“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這是以“文”為(wei) “行”之標準,而孔子認為(wei) “行”先“文”後,其變可謂一目了然。“文”甚至還具有了貶義(yi) ,如子夏說:“小人之過也必文。”(《論語·子張》)

 

儒家沒有像挽救“禮”那樣挽救“文”。前麵已經說過,在西周時期,“文”和“禮”是同一的,都代表著“德”。但隨著“禮”“儀(yi) ”之辨,“禮”及其所代表“德”越來越內(nei) 在化,“文”與(yu) “禮”出現了完全不同的命運。

 

“禮”永遠有一個(ge) 外在的“儀(yi) ”與(yu) 之相對,“文”卻與(yu) “德”日益分離,以一個(ge) 內(nei) 在的“質”與(yu) 之相對。李春青已指出,周代的“文”原本是形式係統與(yu) 價(jia) 值觀念的完美融合,但“到春秋之末,‘文’的係統就隻剩下外在形式了”。

 

這也許可以解釋,為(wei) 什麽(me) 後人在注釋“斯文”時,再也難以將之釋為(wei) “斯德”,而習(xi) 慣於(yu) 視其為(wei) 外在的儒家典籍、禮樂(le) 製度或文化。

 

通過以上論證可見,《論語》“斯文”是指“斯德”,即文王之德,而不是如一般所認為(wei) 的那樣指儒家典籍、禮樂(le) 製度或文化等。孔子在危難之際,借用傳(chuan) 統的天命觀,用“斯文”鼓舞自己和弟子們(men) 保持道德勇氣。

 

 

 

先秦的“文”是一個(ge) 複雜的概念,其早期與(yu) 德密切相關(guan) ,在西周更可能特指文王之德,尚“文”也就是尚“德”。但春秋以後,隨著尚“文”之風泛濫,與(yu) “德”的內(nei) 在化相對,“文”走向外在化,逐漸向文獻、文學等轉變,與(yu) “德”分道揚鑣,漸行漸遠。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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