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

作者：李承貴（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

來源：《河北學刊》2020年第6期

摘    要：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是多種元素聚合之果，這些元素至少包括接引弟子、刻印語錄、修葺書(shu) 院、處理事務、協調分歧、抵禦毀謗、心靈陪伴、分化一方等。此八種元素各以其特殊功能為(wei) 陽明心學輸送有益血液，成為(wei) 陽明心學成長的基礎；而且，它們(men) 相互貫通、相互支援，從(cong) 而構成以陽明心學為(wei) 核心，對內(nei) 可以激活自身、對外可以抵禦威脅的學術共同體(ti) 。這提示我們(men) ，作為(wei) 人文理念的陽明心學乃是由具有社會(hui) 科學屬性的元素綜合、轉化、升華而來。由此，我們(men) 不僅(jin) 能把握陽明心學格局形成的真實脈絡，而且能獲得分析和評論陽明心學之形成的可靠數據，從(cong) 而確立對陽明心學的理性認知。

關(guan) 鍵詞：王陽明心學； 格局； 形成；

所謂“王陽明心學格局”，是指王陽明去世前所形成的心學格局，其時段為(wei) 1522—1528年。這是因為(wei) ：第一，以紹興(xing) 為(wei) 中心輻射全國的心學思潮業(ye) 已形成；第二，陽明心學的核心概念基本確立，心學思想體(ti) 係完成；第三，講學活動盛況空前，弟子眾(zhong) 多且分化各地。那麽(me) ，這種格局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其原因與(yu) 脈絡如何？表現出怎樣的特點？以往雖有許多智慧的探討，但似乎未能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本文擬由接引弟子、刻印語錄、修葺書(shu) 院、處理事務、協調分歧、抵禦毀謗、心靈陪伴、分化一方等八個(ge) 方麵展開深入考察，以為(wei) 探尋陽明心學格局形成的原因、脈絡及特點提供新的論述。

一、接引弟子以建設隊伍

陽明心學格局形成的基本條件之一，就在於(yu) 擁有學術隊伍，而心學的隊伍建設和壯大得益於(yu) 學生為(wei) 王陽明廣接弟子；而且，王陽明的學生自己也招收弟子，從(cong) 而使陽明心學的隊伍在王陽明生前就呈現出蔚為(wei) 壯觀之氣象。

黃綰（1480—1551）雖入門較晚，然為(wei) 王陽明接引弟子不遺餘(yu) 力。其接引的著名弟子有梁仲用、顧惟賢、王元正、應良、汪景顏、林以吉、鄭繼之、施存宜、壻高洵等。1512年，黃綰回天台，梁仲用等三人憂心學無所依，黃綰便向三人推薦王陽明：“陽明先生在矣，子日親(qin) 之，其終染乎？……況先生尚留數月，二三子勉以親(qin) 之，毋徒戚戚。”[1]（P147）安慰三人隻要天天親(qin) 近王陽明，必學有所成，沒有必要悲觀失望。他介紹鄭繼之入門：“近至越，會(hui) 陽明，其學大進。所論格致之說，明白的實，於(yu) 道方有下手，真聖學秘傳(chuan) 也。坐問每論執事資稟難得，陽明喜動於(yu) 色，甚有衣缽相托之意，執事可一來否？天地間此擔甚重，非執事無足當之者。誠不宜自棄。”[1]（P344）黃綰盛讚王陽明的學問，而且透露王陽明有意讓鄭氏繼承衣缽，這不能不令鄭氏心弛神往。他肯定壻高洵拜師於(yu) 王陽明的意願，並樂(le) 意牽線：“欲往陽明先生門下受業(ye) ，此意甚好，已備道之。”[1]（P349）薛侃（1486—1545）作為(wei) 較早入門的學生，為(wei) 王陽明接引弟子亦盡其所能。他先後引介楊仕鳴、楊仕德、餘(yu) 士齋、林文及乃兄薛俊等家人拜師於(yu) 王陽明。楊毅齋兄弟因受薛侃影響而遠赴贛州拜師：“遇中離，聞陽明先生之教，遂赴贛州，數月有省。”[2]（P251）他遊說兄長薛俊等親(qin) 人拜師於(yu) 王陽明：“時宗朱《傳(chuan) 》，弟侃事陽明夫子於(yu) 南畿，登第歸省，因聞其說，歎曰：‘昔聞昆齋先生之論，亦有然者。此乃見人心至同，聖學在是矣。’遂率其弟僑(qiao) 、子宗鎧而師之。”[2]（P253）他勸餘(yu) 士齋拜師於(yu) 王陽明：“正德戊寅，應貢北上，遇中離於(yu) 南監，中離曰：‘吾人之學必有印證，方能統會(hui) 宗元。……有陽明先生在，如欲進見，請為(wei) 先容。’乃入見，先生聞其篤行，待以殊禮，坐有傾(qing) 而別。”[2]（P255）薛侃為(wei) 王陽明接引弟子的同時，自己也廣招弟子———“講學中離山。日與(yu) 士友講習(xi) 不輟。四省同誌聞風遠來，各自架屋以居，會(hui) 文孝德，興(xing) 發益多。”[2]（P523）由此為(wei) 陽明心學培養(yang) 了第二代傳(chuan) 人。

鄒守益（1491—1562）也為(wei) 壯大心學隊伍作出了重要貢獻。鄒德涵說：“先是，邑中數十輩走越中受學王公。王公時有軍(jun) 旅之冗，謂之曰：‘而黨(dang) 歸!而邑自有師也。’於(yu) 是邑中數十輩遵王公命，求紹介，願受學府君。”[3]（P1362）鄒守益家鄉(xiang) 數十人千裏赴越求學於(yu) 王陽明，然王陽明勸這些人回江西拜師於(yu) 鄒守益。鄒守益任職廣德時招收了大批弟子，所謂“予之官廣德也，四方之士不鄙棄予，相從(cong) 於(yu) 務內(nei) 之學”[4]（P38）。比如，有王子祥來學：“壁山盧君養(yang) 正，司教寧國，介吾友王天民，遣其子祥以來學。”[4]（P38）有程元靜來學：“程元靜，名清；鄭景明，名燭。自徽來學於(yu) 廣德，與(yu) 之語益惡至中之學，欣然若有得也。”[4]（P42）有葛子開來學：“葛子開自揚州來學，請問良知之教。”[4]（P43）而以徽籍求學者居多：“徽之同誌切磋者，若鮑氏、程氏、潘氏、胡氏、戴氏、謝氏、李氏、吳氏、方氏、洪氏、餘(yu) 氏、王氏，皆預聞後稷氏之術也。”[4]（P70）無疑，這些學者理所當然地成為(wei) 王陽明的再傳(chuan) 弟子，使陽明心學在廣德地區後繼有人。作為(wei) 王陽明歸鄉(xiang) 後的早期入室弟子，錢德洪（1496—1574）與(yu) 王畿（1498—1583）也為(wei) 王陽明接引弟子作出了突出貢獻。未成為(wei) “教授師”之前，錢德洪已為(wei) 王陽明接引了眾(zhong) 多弟子。《王陽明年譜》雲(yun) ：“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久思及門，鄉(xiang) 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為(wei) 疑，洪獨潛伺動支，深信之，乃排眾(zhong) 議，請親(qin) 命，率二侄大經、應揚及鄭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贄請見。明日，夏淳、範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諸陽、徐珊、管州、穀鍾秀、黃文渙、周於(yu) 德、楊珂等凡七十四人。”[5]（P1416）錢德洪率眾(zhong) 親(qin) 友70餘(yu) 人拜王陽明為(wei) 師。在紹興(xing) 侍講期間，錢德洪、王畿深得王陽明的信任，被委任為(wei) 助教。何橋遠說：“守仁在越七年，德洪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士及守仁之門者，守仁使德洪先引導之，俟誌定有入，方與(yu) 請見。”[6]（P396）錢德洪除了歸省之外，天天侍奉在王陽明左右，為(wei) 求學者作引導。趙錦說：“從(cong) 者日益眾(zhong) ，四方學者踵至，陽明不能卒遍，且不欲驟與(yu) 語，則屬先生與(yu) 緒山輩先為(wei) 導迪，而先生和厚近人，隨機啟發，事多樂(le) 從(cong) 。就其所興(xing) 起，亦視緒山諸君子為(wei) 獨多。”[7]（P828）由於(yu) “和厚近人，隨機啟發”之特質，王畿比錢德洪等引介的弟子為(wei) 數更多。可見，錢、王二人直接參與(yu) 了王陽明招收弟子之事。王艮（1481—1540）也為(wei) 壯大心學隊伍作出了獨特貢獻。他曾介紹父親(qin) 、侄子等親(qin) 人拜王陽明為(wei) 師：“嘉靖四年乙酉……春正月，往會(hui) 稽。先生奉守庵公如會(hui) 稽，並諸子侄以從(cong) 。”[8]（P1655）他還以“教授師”身份為(wei) 王陽明接引弟子：“嘉靖三年正月，子補生。往會(hui) 稽，請築書(shu) 院，以居四方學者。文成每令先生傳(chuan) 諭焉。”[8]（P1567）而拜王艮為(wei) 師者，亦絡繹不絕。1526年，“泰州林春、王棟、張淳、李珠、陳芑數十人來學”[9]（P72）。1527年，“揚州王俊、本州宗部、朱、朱恕、殷三聘來學”[9]（P72）。1528年，“時廣信永豐(feng) 俞文德入山習(xi) 靜，作書(shu) 招之。俞得書(shu) ，即出山受學”[9]（P72）。事實上，王陽明去世之前，泰州學派的學術隊伍已然成形，並成為(wei) 陽明心學的一支生力軍(jun) 。

值得注意的是，王陽明十分重視心學隊伍建設，這從(cong) 他給陸原靜的信中可得到反映：“近得施聘之書(shu) ，意向卓然出於(yu) 流輩。往年嚐竊異其人，今果與(yu) 俗不同也。閑中曾相往複否？大事今冬能舉(ju) 得，便可無他絆係，如聘之者，不妨時時一會(hui) 。窮居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最是一大患也。貴鄉(xiang) 有韋友名商臣者，聞其用工篤實，尤為(wei) 難得，亦曾一相講否？”[10]（P241）信中提到施聘之、韋商臣二人，王陽明的評價(jia) 分別是“卓然出於(yu) 流輩”、“用工篤實，尤為(wei) 難得”，要求陸原靜與(yu) 二人交往並引見。這就是說，王陽明非常用心於(yu) 招攬優(you) 秀人才，所以他對黃綰、薛侃接引弟子的工作均給予充分肯定和讚揚。王陽明對黃綰說：“聞接引同誌孜孜不怠，甚善甚善!”[10]（P222）他在給薛侃的信中說：“書(shu) 來，謂仕鳴、海崖大進此學，近得數友皆有根力，處久當能發揮。幸甚!聞之喜而不寐也。”[10]（P222）概言之，王陽明心學的隊伍之所以能夠建立並持續壯大，與(yu) 其學生接引弟子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作為(wei) 一種學術思潮，陽明心學存活的第一基礎是學術隊伍，沒有這個(ge) 主體(ti) 基礎，陽明心學格局形同於(yu) 空中樓閣。而這個(ge) 主體(ti) 基礎又必須具備三個(ge) 條件：一是數量，須有一定規模；二是質量，須有文化之人，無學識者不足以成為(wei) 陽明心學的主體(ti) ；三是同誌，須信奉陽明心學，不信奉者自然不可能成為(wei) 陽明心學的主體(ti) 。無疑，王陽明的首批學生所接引的弟子絕大多數具備上述三個(ge) 條件，由此為(wei) 陽明心學的學術隊伍建設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二、刊刻語錄以警發同誌

王陽明對“立文字”並不在意，故當鄒守益請示刻印其文稿時，他回答：“不可。吾黨(dang) 學問，幸得頭腦，須鞭辟近裏，務求實得，一切繁文靡好。傳(chuan) 之恐眩人耳目，不錄可也。”[11]（P231）但顯然，若不是其弟子對王陽明講學的內(nei) 容予以記錄，後人無從(cong) 知曉其思想，更無所謂陽明心學。所以，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與(yu) 其弟子刊刻其語錄有著密切關(guan) 聯。

王陽明的代表作《傳(chuan) 習(xi) 錄》，即由其學生記錄、刊刻才得以保存下來。據文獻顯示，記錄王陽明講學內(nei) 容的始作俑者是其弟子徐愛。徐愛說：“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yu) 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yu) 先生僅(jin) 交一麵，或猶未聞其馨欬，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yu) 立談之間，傳(chuan) 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cong) 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裏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誌，相與(yu) 考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雲(yun) 。”[10]（P1）這段話道出了記錄王陽明語錄的原因：一是感歎王陽明學問的高明，如失傳(chuan) 太可惜；二是消除存疑者對王陽明學問似是而非的理解；三是讓求學者能夠全麵、準確地了解王陽明學問之內(nei) 容。當然還有一個(ge) 實際的好處，就是可將王陽明語錄攜帶於(yu) 身邊，隨時閱讀，以起到警醒催發之效。徐愛說：“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chai) 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yu) 此，惟或有時而去側(ce) ，同門之友又皆離群索居。當是之時，儀(yi) 刑既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駑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廢者幾希矣。”[5]（P1738）查《傳(chuan) 習(xi) 錄》，徐愛所記王陽明語錄共14條，根據陳榮捷的考證，徐愛所錄已散失若幹條[12]（《概說》，P3）。另一門生陸原靜也為(wei) 記載王陽明語錄作出了貢獻。王陽明說：“原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功夫所謂‘顛沛必於(yu) 是’者，不言可知矣，奚必論說講究而後可以為(wei) 學乎？南元善曾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卻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與(yu) 辯論窮詰，亦不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共明此學於(yu) 天下耳。蓋此數條，同誌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有益於(yu) 同誌，良不淺淺也。自後但有可相啟發者，不惜時寄及之，幸甚幸甚!”[10]（P240—241）王陽明發現諸友因陸原靜所錄而受啟發、切磋討論並共同提高，十分開心，所以用“幸甚幸甚”表達對陸原靜記錄的肯定。黃宗羲也認同陸原靜記錄的價(jia) 值：“《傳(chuan) 習(xi) 錄》自曰仁發端，其次即為(wei) 先生所記。朋友見之，因此多有省悟，蓋數條皆切問，非先生莫肯如此吐露，就吐露亦莫能如此曲折詳盡也。故陽明謂：‘曰仁歿，吾道益孤，致望原靜者不淺。’”[13]（P336）看來，陸原靜所錄的確產(chan) 生了積極影響，使對“立文字”不感興(xing) 趣的王陽明也改變了態度。正是因為(wei) 有了徐愛、陸原靜的發端，才有了此後對王陽明語錄的持續刊刻。

記載王陽明語錄發生轉折性變化，是在王陽明主政南贛時期，當時侍講的王陽明門生薛侃，收集到徐愛所錄及其序、跋、引言，又收集到陸澄所錄，加上他自己所錄35條，刻於(yu) 贛州。《王陽明年譜》雲(yun) ：“八月，門人薛侃刻《傳(chuan) 習(xi) 錄》。侃得徐愛所遺《傳(chuan) 習(xi) 錄》一卷，序二篇，與(yu) 陸澄各錄一卷，刻於(yu) 虔。”[5]（P1358）薛侃說：“先生之言始錄自贛，曰《傳(chuan) 習(xi) 錄》，記其答問語也。”[2]（P208）其中提到《傳(chuan) 習(xi) 錄》的刻錄是自薛侃開始的，而其所刻內(nei) 容為(wei) 王陽明與(yu) 學生的答問。由於(yu) 徐愛、陸原靜所記王陽明語錄並未刻錄，不利於(yu) 保存和傳(chuan) 播，因而薛侃的刻錄是具有標誌性意義(yi) 的。南大吉（1487—1540）所刻“文錄”，正是在薛侃所錄的基礎上完成的。1518—1524年的六年間，王陽明講學、書(shu) 信增加了許多新內(nei) 容，而南大吉也收集了一些新的語錄。因此，將王陽明所有語錄重新整理、刻錄乃客觀形勢使然。此外，由於(yu) 原來所錄“行者不易挾，遠者不易得”，因而南大吉希望做成攜帶便捷的小本子。他說：“是錄也，門弟子錄陽明先生問答之辭、討論之書(shu) ，而刻以示諸天下者也。”[14]（P63）而更為(wei) 內(nei) 在的原因，是南大吉對陽明心學的癡迷、信奉———於(yu) 其文“朝觀而夕玩，口誦而心求”，於(yu) 良知說“自信之篤”，認為(wei) 《傳(chuan) 習(xi) 錄》所闡發的“道”通天地、貫古今、和人心。南大吉說：“某也從(cong) 遊宮牆之下，其於(yu) 是《錄》也，朝觀而夕玩，口誦而心求，蓋亦自信之篤。而竊見夫所謂道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人心之所同然者也。”[14]（P63）正是基於(yu) 這些原因，南大吉才“命逢吉弟校續而重刻之，以傳(chuan) 諸天下”[14]（P63）。《王陽明年譜》雲(yun)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chuan) 習(xi) 錄》。《傳(chuan) 習(xi) 錄》薛侃首刻於(yu) 虔，凡三卷。至是年，大吉取先生論學書(shu) ，複增五卷，續刻於(yu) 越。”[5]（P1427）《傳(chuan) 習(xi) 錄》為(wei) 陽明心學之精華，南大吉將其刻錄成小冊(ce) 子，便於(yu) 攜帶，便於(yu) 閱讀，便於(yu) 流傳(chuan) ，也有利於(yu) 求學者迅速掌握陽明心學要旨，從(cong) 而極大地推動了陽明心學的傳(chuan) 播。鄒守益刻所錄《陽明文稿》，被稱“廣德版”。《王陽明年譜》雲(yun) ：“守益錄先生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shu) 曰：‘所錄以年月為(wei) 次，不複分別體(ti) 類，蓋專(zhuan) 以講學明道為(wei) 事，不在文辭體(ti) 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請刻，先生曰：‘此便非孔子刪述《六經》手段。三代之教不明，蓋因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刪《詩》，若以其辭，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為(wei) 誌，故所取止此。例《六經》皆然。若以愛惜文辭，便非孔子垂範後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yu) 性情；況學者傳(chuan) 誦日久，恐後為(wei) 好事者攙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許刻附錄一卷，以遣守益，凡四冊(ce) 。”[5]（P1440）拗不過鄒守益的熱忱，“頑固”的王陽明才許諾刻錄，但給予指示：第一，他親(qin) 自對所有文章、書(shu) 信標明年月；第二，去粗取精，照例《六經》，刪去枝葉末節文字；第三，不追求文彩，唯以講明聖人之道為(wei) 事。由於(yu) 具備了這三個(ge) 要素，這成為(wei) 南大吉之後又一重要刻錄。連王陽明看到後也倍感欣慰：“先生讀《文錄》，謂學者曰：‘此編以年月為(wei) 次，使後世學者，知吾所學前後進詣不同。’”[6]（P184）無疑，鄒守益的刻錄，由於(yu) 在內(nei) 容和形式上均有新的變化，因而對陽明心學的傳(chuan) 承、傳(chuan) 播都產(chan) 生了積極的影響。

陽明心學的傳(chuan) 承需要載體(ti) ，語錄的刊刻是當時最有效的載體(ti) ，而且這個(ge) 載體(ti) 在刻錄實踐中被不斷優(you) 化：小巧化以方便攜帶，數量化以促進普及，真實化以助益研究。因此，王陽明語錄的刻錄對於(yu) 陽明心學的傳(chuan) 承、傳(chuan) 播以及警醒啟發同誌都產(chan) 生了重要的作用。黃綰曾高度肯定刻錄王陽明語錄的意義(yi) ：“刻梓以行，庶傳(chuan) 之四方，垂之來世，使有誌之士知所用心，則先生之學之道為(wei) 不亡矣。”[5]（P1755—1756）而東(dong) 正純的評價(jia) ：“大吉建首善書(shu) 院，刻《傳(chuan) 習(xi) 錄》，大徇同誌。文成之學盛於(yu) 天下，大吉之功居多矣。”[12]（P128）殆無溢美。

三、修葺書(shu) 院以搭建平台

興(xing) 於(yu) 唐、盛於(yu) 宋的書(shu) 院，既是講學之場所，亦為(wei) 交流之平台，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傳(chuan) 播、發展和演變產(chan) 生過深遠影響。陽明心學之傳(chuan) 播，可謂得益於(yu) 書(shu) 院的支持，而書(shu) 院的建造完全是王陽明學生努力之結果。

1522—1528年，正是陽明心學鼎盛時期，求學者紛至遝來，聚集於(yu) 紹興(xing) 。錢德洪說：“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所，更番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古刹，徙足所到，無非同誌遊寓之地。先生每臨(lin) 席，諸生前後左右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追記其姓字者。”[6]（P186）這段描述傳(chuan) 遞了兩(liang) 個(ge) 不對稱信息：一是陽明心學繁榮興(xing) 旺；二是房舍嚴(yan) 重短缺。因而刻不容緩者是擴增房舍和講學場所。南大吉看在眼裏，急在心頭。王陽明說：“越城舊有稽山書(shu) 院，在臥龍西岡(gang) ，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yu) 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yu) 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shu) 院而一新之，又為(wei) ‘尊經’之閣於(yu) 其後。”[10]（P285）南大吉雷厲風行，因陋就簡，在稽山書(shu) 院舊址上進行維修、擴增，旋即完成。稽山書(shu) 院重修擴建後，成為(wei) 王陽明講學布道的重要場所，也成為(wei) 求學者聚集的中心，陽明心學的影響迅速擴大，吸引了無數學子。《王陽明年譜》雲(yun) ：“於(yu) 是辟稽山書(shu) 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xi) 以督之。於(yu) 是蕭謬、楊汝榮、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鳴、薛宗鎧、黃夢星等來自廣東(dong) ，王艮、孟源、周衝(chong) 等來自直隸，何秦、黃弘綱等來自南贛，劉邦采、劉文敏等來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來自新建，曾忭來自泰和。宮刹卑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餘(yu) 人。先生臨(lin) 之，隻發《大學》萬(wan) 物同體(ti) 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以至於(yu) 至善，功夫有得，則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cong) 。”[5]（P1423—1424）而從(cong) 中國古代書(shu) 院史的角度看，稽山書(shu) 院對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也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從(cong) 正德十六年九月到嘉靖六年九月，王陽明在餘(yu) 姚專(zhuan) 事書(shu) 院教育整整六年。這是他晚年廣授門徒、創立學派和發展學說的創立時期，其間他將‘知行合一’說發展到‘致良知’說的新水平，建立了一套具有獨立的哲學範疇和獨立的教育範疇的新儒家學說，這就是陽明學。”[15]（P687）

1522年，王艮來到紹興(xing) 悼念王陽明的父親(qin) ，驚訝地發現四方學者日聚紹興(xing) ，即便用上道院僧房也無法容納，便思量建造書(shu) 院以調度之。“時陽明公以外艱家居，四方學者日聚其門，道院僧房至不能容。於(yu) 是先生為(wei) 構書(shu) 院，調度館穀以居，而鼓舞開導多委曲其間，然猶以未能遍及天下。”[9]（P70）王艮心急如焚，為(wei) 書(shu) 院的建造四處張羅，所謂“同門王艮、何秦等乃謀建樓居齋舍於(yu) 至大寺左，以居來學”[5]（P1472）。自1522年始，經過王艮的不懈努力，終於(yu) 1525年落成，是為(wei) 陽明書(shu) 院。《王陽明年譜》雲(yun) ：“十月，立陽明書(shu) 院於(yu) 越城。門人為(wei) 之也。書(shu) 院在越城西郭門內(nei) 光相橋之東(dong) 。”[5]（P1432）陽明書(shu) 院位於(yu) 紹興(xing) 府城北至大寺左，由王陽明門人王艮等建造。無疑，陽明書(shu) 院的建造，不僅(jin) 緩解了求學者的住宿難題，而且增加了講學問道、切磋交流的場所。王陽明即便遠在廣西，仍然關(guan) 心書(shu) 院的運行狀況：“紹興(xing) 書(shu) 院中間同誌，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xing) 起。會(hui) 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qing) 倒。”[10]（P249）他對書(shu) 院的維修更是慷慨解囊：“書(shu) 院規製，近聞頗加修葺，是亦可喜。寄去銀二十兩(liang) ，稍助工費。牆垣之未堅完及一應合整備者，酌量為(wei) 之。”[10]（P250）可見，王艮所建書(shu) 院實際上已成為(wei) 陽明心學在紹興(xing) 的又一重要活動中心，並深得王陽明的重視和嘉許。

鄒守益也在其任職之地積極建造書(shu) 院，以傳(chuan) 播陽明心學。鄒守益說：“嘉靖丙戌秋七月，新作複初書(shu) 院成。”[4]（P315）其建造複初書(shu) 院的目的是“易惡至中，複天爵之初”，以療治當世頑疾，而且不會(hui) 為(wei) “十金之產(chan) 、一命之位”所動搖。興(xing) 建複初書(shu) 院之事很快為(wei) 王陽明所知，他迅速予以稱讚和指示：“書(shu) 院新成，欲為(wei) 諸生擇師，此誠盛德之事。但劉伯光以家事促歸，魏師伊乃兄適有官務，倉(cang) 卒往視；何廷仁近亦歸省，惟黃正之尚留彼。意以登壇說法，非吾謙之身自任之不可。”[10]（P226）書(shu) 院以傳(chuan) 播陽明心學為(wei) 要務，所以需要請學者主講，王陽明認為(wei) 鄒守益就是最合適的人選。王陽明對該書(shu) 院院規給予了充分肯定：“書(shu) 院記文，整嚴(yan) 精確，皆是直寫(xie) 胸中意見，一洗近儒影響雕飾之習(xi) ，不徒作矣。”[10]（P228）王陽明高足錢德洪、王畿、王艮等先後來書(shu) 院主持講席———“鄒守益守廣德州，築複初書(shu) 院以講學，德洪與(yu) 王畿、王艮前後來主講席。”[16]（P430）因此，複初書(shu) 院的建造，無疑為(wei) 傳(chuan) 播陽明心學提供了重要場所，特別是對於(yu) 強化陽明心學在皖南地區的影響發揮了巨大作用。耿定向說：“撤淫祠，建複初書(shu) 院，延同門王心齋艮暨諸賢講學興(xing) 禮，風動鄰郡。寧、徽、池、太間，誌學風至今冠江左，先生啟之也。”[3]（P1383）

不難看出，書(shu) 院的建造使陽明心學有了固定的講學、傳(chuan) 播場所，求學者可以自由地切磋、自主地安排講會(hui) 、結交朋友和同誌，還可以借宿於(yu) 書(shu) 院，從(cong) 而極大地推動了陽明心學的傳(chuan) 播與(yu) 發展。事實上，除紹興(xing) 外，王陽明的學生在其他地區亦紛紛建造書(shu) 院，應典在永康、薛侃在潮汕、王艮在泰州、鄒守益在吉安、南大吉在關(guan) 中等都建有書(shu) 院，成為(wei) 傳(chuan) 播和發展陽明心學的重要根據地。

四、分擔事務以消除內(nei) 顧

這裏的事務包括公務和家務。擔任公職的王陽明，在公務忙不開時需要有人協助處理；作為(wei) 家庭成員的王陽明，若無暇照顧家務時亦需要有人協助料理。可以說，正是眾(zhong) 弟子為(wei) 王陽明分擔了公務、家務，使得他能夠從(cong) 繁忙的公務、家務中騰出時間專(zhuan) 注於(yu) 學問。

在主政南贛時期，王陽明公務特別繁忙，當時為(wei) 他分擔公務、家務最多的是薛侃。1517年，王陽明在寫(xie) 給薛侃的信中就提及讓他處理公務、家務受累之事：“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wei) 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捷奏有期矣。……廨中事以累尚謙，想不厭煩瑣。小兒(er) 正憲，猶望時賜督責。”[10]（P188）此時的王陽明正忙於(yu) 掃蕩賊寇，但仍牽掛公務、家務，故有“廨中事以累尚謙，想不厭煩瑣”之問。而在1518年的兩(liang) 封信中，他都提及感謝諸公為(wei) 其分擔公務、家務之事：“小兒(er) 勞諸公勤勤開誨，多感多感!昔人謂教小兒(er) 有四益。驗之果何如耶？正之聞已到，何因複歸？區區久頓於(yu) 外，徒勞諸友往返，念之極切懸懸。今後但有至者，須諸君為(wei) 我盡意吐露，縱彼不久留，亦無負其來可也。”[10]（P191）所謂“諸公”，當指薛侃等弟子。信中不僅(jin) 提及小兒(er) 教育之事，而且提及接待來訪學友之事，並提出了建議，也對薛侃等表示了感謝。他稍後又敦促薛侃用心教育其小兒(er) ：“小兒(er) 勞開教，駑駘之質，無複望其千裏，但得帖然於(yu) 皂櫪之間，斯已矣。門戶勤早晚，得無亦厭瑣屑否？”[10]（P192）可見，薛侃及其他弟子分擔了王陽明主政南贛時期的公務、家務。

鄒守益則在王陽明平定叛亂(luan) 的過程中提供了重要幫助。朱宸濠叛亂(luan) 伊始，鄒守益便趕赴軍(jun) 中：“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軍(jun) 。行至豐(feng) 城而寧王宸濠反，知縣顧佖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yu) 伍文定征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chuan) 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都禦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鹹赴守仁軍(jun) 。”[17]（P5162）而在王陽明與(yu) 眾(zhong) 人商討是否應平叛時，鄒守益給予了堅定的支持。王畿說：“夫宸濠逆謀已成，內(nei) 外協應，虐焰之熾，熏灼上下，人皆謂其大事已定，無複敢攖其鋒者。師之回舟吉安，倡義(yi) 起兵也，人皆以為(wei) 愚，或疑其詐。時鄒謙之在軍(jun) 中，見人情洶洶，入請於(yu) 師。師正色曰：‘此義(yi) 無所逃於(yu) 天地之間。使天下盡從(cong) 寧王，我一人決(jue) 亦如此做，人人有個(ge) 良知，豈無一人相應而起者？若夫成敗利鈍，非所計也。’”[5]（P1774）鄒守益支持王陽明“天地大義(yi) ”之舉(ju) ，敬佩其不計得失的氣概。為(wei) 了增強軍(jun) 力，王陽明命鄒守益組織家族子弟加入軍(jun) 營，鄒守益無絲(si) 毫懈怠———“宸濠反，先生聞變，率昆季群從(cong) 趨吉郡，從(cong) 義(yi) 起兵。王公喜曰：‘君臣師友，義(yi) 在此舉(ju) 矣!’”[3]（P1383）鄒守益也與(yu) 王陽明商討對策，為(wei) 其分憂：“先生在吉安，守益趨見曰：‘聞濠誘葉芳兵夾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叛。諸賊舊以茅為(wei) 屋，叛則焚之。我過其巢，許其伐巨木創屋萬(wan) 餘(yu) 。今其黨(dang) 各千餘(yu) ，不肯焚矣。’益曰：‘彼從(cong) 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益惕然，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次早複見曰：‘昨夜思之，濠若遣逮老父奈何？已遣報之，急避他所。’”[5]（P1393—1394）可見，在王陽明平息叛亂(luan) 的戰鬥中，鄒守益提供了及時且重要的幫助。這或許是聶豹有如此評價(jia) 的原因：“先生起兵勤王，公響應倡義(yi) ，周旋軍(jun) 旅，讚畫居多。”[18]（P519）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平定朱宸濠叛亂(luan) 是一個(ge) 標誌性事件（1）1，而鄒守益在此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回到紹興(xing) 的王陽明，雖然基本上沒有公務處理，但由於(yu) 聲名顯赫而需迎來送往，又因學識著聞而要指導生徒，自然無暇顧及家務，而剛入門的錢德洪、王畿正好成為(wei) 王陽明的得力助手。王陽明說：“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yu) 薰陶切劘於(yu) 其間，吾可以無內(nei) 顧矣。”[10]（P249）雖然家務由管家魏廷豹主持，但錢德洪、王畿也熏陶、切磋相正於(yu) 其中，使得王陽明可以不為(wei) 家務而分心。而錢、王二人所照管的家務主要是負責對晚輩的教育。王陽明說：“九、十弟與(yu) 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qin) 近否？或彼自勉，望且誘掖接引之。諒與(yu) 人為(wei) 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jue) 能不負所托，兒(er) 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yu) 夾持之。”[10]（P249）王陽明叮囑錢德洪、王畿，一定要協助魏廷豹將家務管理好，特別是對兒(er) 輩的教育，決(jue) 不能有半點兒(er) 放鬆。王陽明還要求他們(men) 對小弟守儉(jian) 、守文及兒(er) 子正憲嚴(yan) 加管教，因為(wei) 不嚴(yan) 厲成不了才。王陽明說：“守儉(jian) 、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啟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針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既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yi) 之愛，當不俟於(yu) 多囑也。”[10]（P250）王陽明為(wei) 什麽(me) 如此仰仗錢、王二人呢？因為(wei) 他認為(wei) ，親(qin) 情之間容易產(chan) 生激動情緒，從(cong) 而影響教育效果。在《嶺南寄正憲男》中，王陽明再次叮囑錢德洪、王畿不要辜負他的重托，要將家中諸事調理好：“家中凡百皆隻依我戒諭而行。魏廷豹、錢德洪、王汝中當不負所托，汝宜親(qin) 近敬信，如就芝蘭(lan) 可也。”[19]（P1086—1087）意謂隻要這些年紀小的弟弟和兒(er) 子能夠親(qin) 近錢、王二人，就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可見，錢德洪、王畿除了做“教授師”之外，還是家務總管，特別是在教育晚輩方麵，成為(wei) 王陽明的左膀右臂。這些信是在1527年9月王陽明離開紹興(xing) 後寫(xie) 的，但其內(nei) 容清晰地透露，即便王陽明在紹興(xing) 時，亦是錢、王二人幫助料理家務的。因此，錢、王二人不僅(jin) 為(wei) 壯大心學隊伍作出了重要貢獻，其在後勤保障上亦功不可沒。

總之，薛侃、鄒守益、錢德洪、王畿等在不同時期為(wei) 王陽明分擔了公務和家務，使他不為(wei) 公務、家務所糾纏而能夠專(zhuan) 注於(yu) 心學的思考和建構。對此，王陽明心存感激，所謂“小兒(er) 勞諸公勤開誨，多感多感”，所謂“德洪、汝中又相與(yu) 薰陶切劘於(yu) 其間，吾可以無內(nei) 顧矣”。因此，如果說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與(yu) 其不為(wei) 公務、家務分心存在密切關(guan) 聯的話，那麽(me) ，其弟子在分擔公務、家務方麵的付出頗值得重視。

五、協調分歧以清除障礙

相關(guan) 文獻顯示，陽明心學自創立之初便遭到異議和攻擊。比如，“是年（1505年）先生門人始進。學者溺於(yu) 詞章記誦，不複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為(wei) 聖人之誌。聞者漸覺興(xing) 起，有願執贄及門者。至是專(zhuan) 誌授徒講學。然師友之道久廢，鹹目以為(wei) 立異好名”[5]（P1352）。所謂“鹹目以為(wei) 立異好名”，即質疑王陽明“身心之學”。再如，“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環四麵。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wei) 定論，聊借以解紛耳”[10]（P194）。所謂“攻之者環四麵”，即指留都時“四麵環敵”。那麽(me) ，麵對質疑和攻訐，王陽明及其弟子是如何應對的呢？

魏校（1483—1543）是攻訐王陽明的典型代表之一，由於(yu) 其官居高位，門徒眾(zhong) 多，故黃綰對其格外留心。黃綰找到魏校的好友邵思抑，希望他能從(cong) 中調和。黃綰說：“聞魏君子才學行絕出，仆極傾(qing) 仰，但與(yu) 陽明時有門戶之馳，淺陋念此，不堪憂悵，惟恨無由一訊其故。然求吾道於(yu) 此時，真所謂不絕如線。海內(nei) 有誌如吾徒，能有幾人？隻此幾人而又分裂如此，不肯合並切磋、深求至當，往往自高自止，轉向譏刺如世俗。斯道一脈，豈不自吾徒壞也？陽明素知其心如白日，決(jue) 無此事。魏君雖未接，嚐得之李遜菴，及見其數書(shu) ，虛己平恕，可知亦必無此。……吾兄明燭幾微，身居其間，何不居理一言，以使共學。吾兄之賢何如也!”[1]（P333—334）黃綰告訴邵思抑，他佩服魏校的才學與(yu) 品行，但對魏校攻訐王陽明十分憂心，因為(wei) 真正用心於(yu) 聖學的區區幾人還鬧分裂，當會(hui) 破壞聖學道脈；王陽明心如白日，決(jue) 無門戶之心，魏校從(cong) 學於(yu) 李遜菴，李氏虛己平恕，亦應無門戶之見。而邵兄身居其中而洞察秋毫，所以您能否勸說魏校停止攻擊王陽明以共進聖人之學呢？令人遺憾的是，邵思抑毫無反應。這樣，黃綰不得不求助於(yu) 他人。黃綰說：“近者京師朋友書(shu) 來，頗論學術同異，乃以王伯安、魏子才為(wei) 是非，是伯安者則以子才為(wei) 謬，是子才者則以伯安為(wei) 非。若是異物，不可以同。子才，舊於(yu) 公處，其人可知。伯安，館不敢阿所好，其學雖雲(yun) 高明而實篤實，每以去心疚、變氣質為(wei) 本，精密不雜，殊非世俗謗議所言者，但未有試而人或未信。……子才素講於(yu) 公，學問根本宜無不同，蓋皆朋友用功未力，好起爭(zheng) 端，添駕為(wei) 疑，以致有此，誠可慨也。”[1]（P334）這次黃綰找到了魏校的老師李遜庵，並告知聽說京師學界支持王陽明者反對魏子才、支持魏子才者反對王陽明，搞得水火不容；不過魏子才問學於(yu) 您，其學問根底應與(yu) 您一樣，而王陽明的學問高明篤實，以變化氣質為(wei) 本，與(yu) 您的主張並無差別；因而他們(men) 二人的爭(zheng) 端可能緣於(yu) 彼此用功不夠、相互了解不多。那麽(me) ，您能否出麵調解這種無謂的爭(zheng) 端呢？尤為(wei) 遺憾的是，李遜庵對此也無動於(yu) 衷。尤其令黃綰尷尬的是，非但沒有達到和解的目的，反而有同門王道追隨魏校而去。王道曾告知黃綰“各尊所聞，各行所知”，這讓黃綰心急如焚：“不知何以有此，即欲修書(shu) 請問，度或無益，姑止未敢。”[1]（P335）他苦口婆心地勸王道不要自立門戶：“今若不求其至、不究其是，妄立門戶以為(wei) 異，自矝功能以誇耀，各相離合以為(wei) 黨(dang) ，聖人之學決(jue) 不如此，吾人又可以此謂之學哉？”[1]（P336）可惜的是，王道不僅(jin) 毫無反應，反而與(yu) 王陽明漸行漸遠。不過，對於(yu) 黃綰的良苦用心，王陽明是心存感激的。他說：“世衰俗降，友朋中雖平日最所愛敬者，亦多改頭換麵，持兩(liang) 端之說，以希俗取容，意思殊為(wei) 衰颯可憫。若吾兄真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之弘矣，何幸何幸!”[10]（P170）黃綰的協調雖以失敗而告終，但無疑起到了維護陽明心學的作用。

王陽明與(yu) 湛甘泉是道友，且私人關(guan) 係密切，然在學問上顯然存在罅隙。陽明心學之首腦是“致良知”，而湛甘泉的根本理念是“隨處體(ti) 認天理”。王陽明始終認為(wei) ，“隨處體(ti) 認天理”與(yu) 聖學隔著一層。兩(liang) 位先生的差異，讓眾(zhong) 弟子亦生尷尬。但王陽明的學生大多從(cong) 中調和。薛侃說：“先生與(yu) 陽明尊師，其學同，其心一，其為(wei) 教雖各就所見撝發，不害其為(wei) 同也。況體(ti) 貼天理，擴充良知，均出前賢，不可謂周靜不如程敬，孟義(yi) 不及孔仁也。向至浙，聞自南雍來者傳(chuan) 有抑揚之語，侃謂非先生意也。先生、陽明一體(ti) 者也，癢屙切己，休戚相關(guan) 。其學是歟，自胥取益；非歟，虛心往複，必歸極則而後已。昔人粗心浮氣，徒致參商，千載弗滿，曾謂二先生亦有然哉？”[2]（P272）薛侃告知湛若水：您與(yu) 陽明先生“學”同“心”一，隻是在為(wei) 學方法上有些微差別；體(ti) 貼天理、擴充良知，非您二位所發明，皆屬先賢之說，不能說周敦頤的靜不如程頤的敬，也不能說孟子的義(yi) 不如孔子的仁，名異而實同；往年在浙江聽說來自您身邊的學生有貶抑陽明之語，這肯定不是您本人的意思；您與(yu) 陽明先生乃是一體(ti) ，對的地方，相互取益，不對的地方，相互包容，讓時間決(jue) 定是非；曆史上的人心浮躁，好起爭(zheng) 端，無休止地相互攻擊，難道您二位先生會(hui) 認同？那麽(me) ，薛侃的調和取得了怎樣的效果呢？湛若水晚年寫(xie) 的一篇“記”隱含了對薛侃的回應。湛若水說：“吾為(wei) 此懼，往往為(wei) 之明辨以閑陽明之道，豈得已哉？閑陽明之道以閑孔、孟、周公、文、武、禹、湯、堯、舜之大道，豈得已哉？而弟子或疑而訾焉。譬之若考有友，誡其友之弟子曰：‘毋敝爾考室廬，毋虧(kui) 爾考典籍，毋蕩爾考田裏。’謂之不忠於(yu) 其考而訾之，可乎？”[2]（P450）這段話表明，湛若水欣賞薛侃忠於(yu) 王陽明的品質，更讚賞薛侃勸師友、弟子忠於(yu) 乃師的行為(wei) 。這說明，早年薛侃寫(xie) 給湛若水的《奉甘泉先生》，湛若水一直記在心裏。如此看來，薛侃這番協調，在湛若水心中掀起過一陣波瀾，從(cong) 而對協調王陽明與(yu) 湛若水的關(guan) 係起到了黏合作用。王陽明多次在給鄒守益的信中批評“隨處體(ti) 認天理”，認為(wei) 湛若水有自立門戶之嫌。王陽明說：“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隻是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若隻要自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nei) 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黨(dang) 同伐異，覆短爭(zheng) 長，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觸，輒漫及之。”[10]（P230—231）不過，鄒守益似乎沒有因為(wei) 老師的影響而批評湛若水，反而常稱讚湛若水的學問，認為(wei) 兩(liang) 位先生並無差異，更無矛盾。他說：“正德初，湛甘泉公居翰林，王陽明先師居吏部，首倡聖賢之緒，四方同誌始而疑，繼而翁然宗之。……先師以致良知為(wei) 宗旨，而公以體(ti) 認天理為(wei) 教，語若異而脈絡同。及門之士，間有辯詰，是泥驪黃牝壯，而略其千裏之真也。天理而非良知，何以為(wei) 明命？良知而非天理，何以為(wei) 帝則？知明命、帝則之一，而不眩於(yu) 繁詞，不鶩於(yu) 多岐，可以研學脈矣。”[4]（P425）鄒守益認為(wei) ，良知與(yu) 天理不僅(jin) 毫無衝(chong) 突，而且是相輔相存、相得益彰的。應該說，王陽明的弟子在處理王、湛二者關(guan) 係上表現出極高的智商，他們(men) 並未站在王陽明的立場批評、攻訐湛若水，而是從(cong) 共振聖人之學的高度立論，指出天理、良知皆是聖人之學的核心，即便二位先生偶有不同，亦可取長補短、相互顯發。這不僅(jin) 完全消弭了王、湛二人之間的一絲(si) 緊張，而且升溫了二者的情感。

對於(yu) 學術研究而言，學術分歧應是一種積極性元素，但如果學術分歧變成打壓對方，排斥異己，那麽(me) 這種學術分歧是應該得到調適的。陽明心學自產(chan) 生那一刻起便遭到歧視和攻訐，被視為(wei) 異端。好在王陽明的學生沒有袖手旁觀，而是致力於(yu) 對分歧的協調：強調了解彼此，尊重對方，以消除誤解；主張彼此寬容，不以己為(wei) 高，以消除門戶之見；明確共同目標，求同存異，以消除猜忌之心。王陽明學生的努力雖未完全清除陽明心學在傳(chuan) 播和發展道路上的障礙，但無疑為(wei) 維護、拓展陽明心學的生存空間發揮了至關(guan) 重要的作用。

六、抵禦毀謗以守護陣地

由於(yu) 學問風靡江南、事功蓋世絕倫(lun) ，王陽明引起了某些官員的忌妒，他們(men) 盡其所能抹黑、詆毀王陽明。王陽明曾與(yu) 眾(zhong) 弟子言及此事：“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侍，因言謗議日熾。先生曰：‘諸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言先生學日明，為(wei) 宋儒爭(zheng) 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言天下從(cong) 遊者眾(zhong) ，與(yu) 其進不保其往，又以身謗。先生曰：‘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知諸君論未及耳。’”[5]（P1420—1421）眾(zhong) 人分析的原因雖各異，然遭受毀謗是事實。值得欣慰的是，對於(yu) 攻訐與(yu) 毀謗，眾(zhong) 弟子並未袖手旁觀，而是挺身而出，為(wei) 王陽明主持公道。

王陽明平叛成功之後，黃綰立即提醒他注意小人的攻訐，保護好自己。黃綰說：“聞隆勳絕世，位寵不卜可知。《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此不獨人君之象，凡為(wei) 臣子，處功名位望之極，理亦如此。況危疑之際，事勢可憂，不但亢龍而已。昔孔明謂劉琦曰：‘申生在內(nei) 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今奸欺盈朝，欲為(wei) 宗社深慮而事權在人，惟在外可以終濟明哲。煌煌君子，其留意焉。”[1]（P340）他以“亢龍有悔”提醒王陽明謹慎為(wei) 人，並引“申生在內(nei) 而危，重耳在外而安”的典故勸說王陽明遠離是非之地。王陽明對此感激不盡：“知人心之不可測，良用慨歎。山鬼伎倆(lia) 有窮，老僧一空無際，以是自處而已。”[11]（P200）回複黃綰自己會(hui) 注意，但小人非要暗施毒箭，亦隻好聽便罷了。王陽明平叛成功，得力於(yu) 智勇雙全的將帥，得益於(yu) 赴湯蹈火的士兵，王陽明理應為(wei) 將帥、士兵們(men) 請功，卻遭到奸臣的惡意阻擾。此時，又是黃綰挺身而出，仗義(yi) 執言：“王守仁中忌者，雖封伯，不給誥卷歲祿；諸有功若知府邢珣、徐璉、陳槐，禦史伍希儒、謝源，多以考察黜。館訟之於(yu) 朝，且請召守仁輔政。守仁得給賜如製，珣等亦敘錄。”[17]（P5219）王陽明雖然被封伯爵，但因遭忌妒、阻撓，根本沒有得到應有的冊(ce) 封歲祿；其他有功人士如邢珣、徐璉、陳槐、伍希儒、謝源等則以考察名義(yi) 而遭罷免。經由黃綰反複上疏，最終王陽明得到賞賜，而邢珣等也論功錄用。不僅(jin) 論功行賞艱難，甚至有人誣陷王陽明行賄，依然是黃綰為(wei) 之辯白：“《大典》成，諸人皆進秩，能遷獨不與(yu) ，大恨。囑罷閑主事翁洪草奏，誣王守仁賄席書(shu) 得召用，詞連綰及璁。綰疏辨，且乞引避。帝優(you) 旨留之，而下能遷法司，遣之戌，洪亦編原籍為(wei) 民。”[17]（P5219—5220）《明倫(lun) 大典》書(shu) 成，參與(yu) 者都晉升為(wei) 詹事府詹事，而錦衣衛僉(qian) 事聶能遷未得到晉升。聶能遷惱羞成怒，囑咐被罷主事翁洪上奏，誣陷王陽明被召用是因為(wei) 賄賂了席書(shu) ，其中言語牽連黃綰與(yu) 張璁。黃綰抗辯，並乞求避嫌引退。不過，明世宗頒發優(you) 待之詔命，留用黃綰，罷免聶能遷入三法司，貶至戍所，翁洪則被貶為(wei) 庶民。如果沒有黃綰的抗辯，怎能為(wei) 王陽明昭雪，又怎能痛擊奸臣？

禮科給事中章僑(qiao) 汙蔑陽明心學為(wei) 異端邪說，提請嚴(yan) 禁：“‘三代以下，論正學莫如朱熹。近有聰明才智足以號召天下者，倡異學之說，而士之好高務名者靡然宗之。大率取陸九淵之簡便，憚朱熹為(wei) 支離，及為(wei) 文辭，務宗艱險。乞行天下，痛為(wei) 禁革。’時河南道禦史梁世驃亦以為(wei) 言。禮部覆議，以二臣之言深切時弊，有補風教。上曰：‘然。祖宗表章《六經》，頒降敕諭，正欲崇正學，迪正道，端士習(xi) ，育真才，以成正大光明之業(ye) 。百餘(yu) 年間，人材渾厚，文體(ti) 純雅。近年士習(xi) 多詭異，文辭務艱險，所傷(shang) 治化不淺。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許妄為(wei) 叛道不經之書(shu) ，私自傳(chuan) 刻，以誤正學。’”（《明世宗實錄》卷十九）陽明心學被詆毀為(wei) 異端邪說，不僅(jin) 通過了禮部的複議，更得到皇帝的認可，並遭到嚴(yan) 禁：“都察院仍榜諭天下：敢有踵襲邪說，果於(yu) 非聖者，重治不饒。”（《明世宗實錄》卷九十八）聖旨將陽明心學定性為(wei) “放言自肆，詆毀先儒；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而且由最高監察機關(guan) 都察院頒布禁令。就是在這種刀光劍影的情勢中，黃綰仍然奮力陳情，為(wei) 王陽明辯護。李一瀚說：“時王公守仁江右功成，忌者議奪，公力疏辯之得明。”[1]（P728）更為(wei) 重要的是，黃綰還對陽明心學進行了概括：“一曰‘致良知’，實本諸先賢之言也。……二曰‘親(qin) 民’，亦本諸先聖先賢之言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諸先聖先賢之言也。”[1]（P626—627）他還對這三個(ge) 部分與(yu) 孔孟之學的傳(chuan) 承關(guan) 係展開論證，從(cong) 而在道統上確立了陽明心學的聖人之學性質。王陽明另一學生陸原靜亦對毀謗予以反擊。《王陽明年譜》雲(yun) ：“時禦史程啟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時為(wei) 刑部主事，上疏為(wei) 六辯以折之。”[5]（P1419）黃綰則迅速予以鼓勵和支援：“陽明先生如景星鳳凰，夫人能之也，乃為(wei) 當路所忌，言官承風旨，交論江西軍(jun) 功為(wei) 冒，又以其學術為(wei) 偽(wei) ，異說喧騰，人莫敢論，君獨抗章上言，自引為(wei) 門人而弗辭。人或尤之，曰：‘吾求天下之理安而已，毀譽得喪(sang) ，吾安能知？’”[1]（P204）黃綰欽佩陸原靜置個(ge) 人安危於(yu) 不顧的精神，並認為(wei) 王陽明的人格與(yu) 學問值得這樣的付出。對於(yu) 黃綰的大義(yi) ，王陽明視為(wei) 至親(qin) 至愛：“所委文字，以通家之情，重以吾兄道義(yi) 骨肉之愛，更複何辭？”[11]（P230）

陽明心學不僅(jin) 被定性為(wei) 異端邪說，而且被禁止學習(xi) 和傳(chuan) 播，違者依法懲處。如此一來，誰還膽敢提倡陽明心學？誰還膽敢宣稱自己是王陽明的信徒？這種人當然有，南大吉就是其中傑出的一位。身為(wei) 朝廷命官，南大吉不計榮辱、不避利害、不畏生死地支持王陽明、宣傳(chuan) 陽明心學，突破禁忌刊刻《傳(chuan) 習(xi) 錄》、修建稽山書(shu) 院。錢德洪說：“元善當時洶洶，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聞斯學為(wei) 慶，而絕有纖芥憤鬱不平之氣。斯錄之刻，人見其有功於(yu) 同誌甚大，而不知其處時之甚艱也。”[10]（P45—46）南大吉最終被撤職，但他不計個(ge) 人得失、不顧個(ge) 人安危的義(yi) 舉(ju) ，極大地鼓舞了同門的士氣。無怪乎王陽明稱讚其為(wei) 有道之士：“故凡有道之士……其於(yu) 富貴、貧賤、得喪(sang) 、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yu) 太虛，而太虛之體(ti) ，固常廓然其無礙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幾於(yu) 是矣乎!”[10]（P235）淩駕於(yu) 富貴、貧賤、得喪(sang) 、愛憎之上而至廓然無礙，試問除了南元善還有誰呢？如果說黃綰、陸原靜的抗辯是據理力爭(zheng) ，那麽(me) 南大吉的抗辯則是以實際行動宣示自己的立場：守護陽明心學，傳(chuan) 播陽明心學。

誠如上述，王陽明心學不僅(jin) 遭受某些官員的攻訐和毀謗，而且遭到朝廷的嚴(yan) 禁和封殺，甚至成為(wei) 科舉(ju) 考試答題之大忌。但令人動容的是，王陽明的弟子們(men) 並沒有畏懼，而是奮不顧身，為(wei) 王陽明及其心學呐喊、伸冤、正名，論證陽明心學的聖人之學性質，肯定陽明心學之價(jia) 值，為(wei) 陽明心學的傳(chuan) 播與(yu) 發展創造條件。無疑，這些抗辯對於(yu) 王陽明而言是莫大的安慰，對陽明心學而言是強大的保護，使陽明心學在承受巨大壓力的情況下得以喘息和伸展。

七、陪伴心靈以慰藉精神

王陽明經常慨歎無人能覺悟良知以分享體(ti) 悟，經常要求其弟子回到自己身邊以排遣孤獨，經常吐露內(nei) 心秘密以驅散苦悶……這或許在暗示，王陽明的精神世界並非像他的文治武功那樣豐(feng) 腴剛強，而是需要陪伴和滋養(yang) 。那麽(me) ，是誰給予了他精神上的陪伴呢？

1512年初，黃綰因病回天台，王陽明痛感失去了助手：“謝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10]（P260）對於(yu) “所言而無不聽，所倡而無不和”的黃綰，王陽明當然會(hui) 有“失吾助”之歎。1512年7月，王陽明與(yu) 諸友遊覽四明、雪竇、千丈崖等地，在興(xing) 致正濃之時卻感慨道：“其最所歉然，宗賢不同茲(zi) 行耳!”[10]（P168）黃綰之缺席，是莫大的遺憾!1513年，王陽明給黃綰回信說：“宗賢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報，益使人神魂飛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10]（P170）念著黃綰的文字，心已飛回浙江!不難想象，王陽明如果不是在心靈上對黃綰有著深深的依賴，怎麽(me) 可能將與(yu) 黃綰的暫別視為(wei) 失去助手，將黃綰的缺席視為(wei) 遊覽勝地之遺憾？又怎麽(me) 會(hui) 念著黃綰的文字心已飛回浙江？不唯如此，黃綰還熱誠肯定王陽明的才能、道德與(yu) 學問。他極力推薦王陽明入朝擔任要職：“然在今日，陛下操柄之失，莫此為(wei) 甚。他日無事則可，萬(wan) 一有事，將誰效用哉？況守仁學原性命，德由忠恕，才優(you) 經濟，使之事君處物，必能曲盡其誠，尤足以當薰陶，備顧問。以陛下不世出明賢之資，與(yu) 之浹洽講明，天下之治，生民之福，豈易言哉!前者言官屢薦，故尚書(shu) 席書(shu) 、吳廷舉(ju) ，今侍郎張璁、桂萼皆薦之，曾蒙簡用為(wei) 兩(liang) 廣總製。臣謂總製寄止一方，何若用之廟堂，可以讚襄謀議，轉移人心，所濟天下矣。伏惟陛下念明良遭遇之難，蚤召守仁，令與(yu) 大學士楊一清共圖至治。另推才能，為(wei) 兩(liang) 廣總製。仍敕該部給與(yu) 守仁應得鐵券、祿米。”[1]（P608）他認為(wei) ，王陽明學問之正、道德之純、才能之弘使他能成為(wei) 皇帝的最佳輔佐；而總製兩(liang) 廣是大材小用，隻有授予朝廷要位，方能施展其才華而有助於(yu) 國家的強盛。因此，他懇請皇上立即召王陽明入朝，同時盡快補發鐵券、祿米予以安撫。此時，陽明心學雖風靡江南，王陽明的事功亦無人能及，但仍一直遭受打壓。因此，黃綰的上疏不僅(jin) 是對王陽明學問、道德和才能的充分認可，更是對其處境不公的強烈抗議。黃綰的情誼，王陽明點滴在心頭：“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誌向，鮮有不潛移默奪，馳然日就於(yu) 頹靡者。”[10]（P244）正是得力於(yu) 黃綰的認同與(yu) 聲援，王陽明才不致“日就於(yu) 頹靡”。

王陽明被貶貴州之初，舉(ju) 目無親(qin) ，身心俱疲，前程渺茫。然而，就在他人生處於(yu) 低穀之際，席書(shu) （1461—1527）出現了。席書(shu) 不僅(jin) 在講學傳(chuan) 道上為(wei) 王陽明提供幫助，而且高度肯定、稱讚王陽明的才華和人品，尤其是對王陽明被貶謫充滿了同情。席書(shu) 說：“切惟執事文章氣節，海內(nei) 著聞。……昔韓、柳二公，各以抗疏忤時遠謫二廣，二廣之人感其道化，至今廟食無窮。執事以文名時，以言遭貶，正與(yu) 二公相類，安知他日貴人之思執事不如廣人之思二公乎？”[20]（P497）一個(ge) 被朝廷貶謫之人，席書(shu) 卻讚其氣節為(wei) “海內(nei) 著聞”，將其比作韓愈、柳宗元，是“抗疏忤時遠謫”。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對王陽明又是多大的安慰？王陽明離開貴州時，席書(shu) 戀戀不舍，誇其為(wei) 蓋世之才。席書(shu) 說：“予觀曆代文運，必積百餘(yu) 年而後有大儒如董如韓如周程出，當一代之盛。國家百十年，守道不回，如吳康齋、薛河東(dong) ，清騷自得如陳白沙則有矣!未有妙契濂洛之傳(chuan) ，足當太平文運之盛意者，有待於(yu) 今歟？陽明聞予之說，將能自已其所至歟!予方深懲往昔且恨遘晤之晚。”[20]（P350）他將王陽明視為(wei) 百年一遇、足以振興(xing) 國家文運的大儒。直到晚年，席書(shu) 仍盡力向朝廷舉(ju) 薦王陽明：“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5]（P1427—1428）在席書(shu) 眼中，當朝隻有兩(liang) 個(ge) 人堪當大任，一位是楊一清，另一位就是王陽明。席書(shu) 說：“今諸大臣皆中材，無足與(yu) 計天下事。定亂(luan) 濟時，非守仁不可。”[1]（P5205）可見，席書(shu) 不僅(jin) 在王陽明遭遇困境時伸出援手，而且對王陽明被謫表示同情；不僅(jin) 稱讚王陽明的人品和才華，而且舉(ju) 薦他出任朝廷要職。對於(yu) 如此講情重義(yi) 的道友，王陽明怎能不心存感激呢？席書(shu) 的去世讓王陽明傷(shang) 心不已，因為(wei) 他喪(sang) 失了一位貼心的知己和恩人：“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不能有濟於(yu) 時，而徒以為(wei) 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懷慚愧。又憶往年與(yu) 公論學於(yu) 貴州，受公之知實深。……聞公之訃，不能奔哭；千裏設位，一慟割心。自今以往，進吾不能有益於(yu) 君國，退將益修吾學，期終不負知己之報而已矣。嗚呼痛哉!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痛哉!”[5]（P1061）所謂“屢屢辱公過情之薦”，所謂“受公之知實深”，所謂“千裏設位，一慟割心”，所謂“期終不負知己之報而已”，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王陽明將席書(shu) 對他的洪恩表述得真摯深沉、刻骨銘心，此非席書(shu) 於(yu) 心靈之撫慰陽明者乎？

1518年初，王陽明在《寄薛尚謙》中表達了希望薛侃盡快回到自己身邊的願望：“尚謙既去，仕德又往，歐陽崇一病歸，獨惟乾留此，精神亦不足。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於(yu) 接濟乏人耳。……尚謙更靜養(yang) 幾月，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如何？”[10]（P190）薛侃前腳離開，王陽明後腳就追了上來———“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於(yu) 接濟乏人”，吐露孤獨之感，要求薛侃“更靜養(yang) 幾月，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如何”？希望薛侃盡早回到自己身邊。是年春，薛侃偕兄薛俊、弟薛橋、侄薛鎧來贛，聚集於(yu) 王陽明身邊[2]（P509）。王陽明歸越後，即便身邊有錢德洪、王畿等高足陪侍，也曾動心念讓薛侃到紹興(xing) 陪侍，但薛侃回複說有錢、王等在身邊，他也就放心了：“向慮左右乏人任接引之勞，每懷走侍。今有德洪、汝中、師伊諸友在側(ce) ，侃可以緩咎矣。”[2]（P271）顯然，王陽明在心靈上對薛侃存在一種“陪伴”需求。南大吉離職後，王陽明回信說：“近得中途寄來書(shu) ，讀之恍然如接顏色。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wei) 喜，急問學為(wei) 事，恐卒不得為(wei) 聖人為(wei) 憂，亹亹千數百言，略無一字及於(yu) 得喪(sang) 榮辱之間，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誌者，未易以涉斯境也。”[10]（P234）這裏不僅(jin) 傾(qing) 訴了“見字如見人”的思念，而且表達了對南大吉誌業(ye) 、品格的讚許。可見，王陽明與(yu) 南大吉不僅(jin) 是情感上的伴侶(lv) ，更是事業(ye) 上的同誌。在另一函中，王陽明對南大吉的心靈依賴表現得尤為(wei) 直接和清晰：“賤軀入夏咳作，兼以毒暑大旱，舟楫無所往，日與(yu) 二三子講息池傍小閣中。每及賢昆玉，則喟然興(xing) 歎而已!……楚國寶又爾憂去，子京諸友亦不能亟相會(hui) ，一齊眾(zhong) 楚。‘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雖然，‘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非賢昆玉，疇足以語於(yu) 斯乎!”[10]（P236）王陽明向南大吉透露了自己的身體(ti) 狀況、身邊諸友聚少離多、對世道黑暗不滿等極少告訴他人的“秘密”，所謂“非賢昆玉，疇足以語於(yu) 斯乎”!足見王陽明多麽(me) 希望有知心者聽他的訴說，又多麽(me) 希望從(cong) 知心者那裏得到同情與(yu) 理解。

王陽明雖然心靈孤獨，但也是有“道福”之人，因為(wei) 那些虔誠的弟子成為(wei) 他心靈上的重要陪伴。學生或道友對其遭遇的同情與(yu) 幫助，對其學問的認同與(yu) 支持，對其才能的肯定與(yu) 稱許，對其訴說的傾(qing) 聽與(yu) 分享，無不成為(wei) 陪伴王陽明心靈的重要元素，使其精神世界趨於(yu) 豐(feng) 滿而強盛。誠如王陽明所言：“希顏之深潛，守忠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10]（P252）因而在某種意義(yi) 上說，王陽明的精神世界是其自我精神世界與(yu) 其弟子及道友之精神世界的組合。因此，如果說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離不開其精神世界的完整與(yu) 健康的話，那麽(me) 其弟子和道友厥功至偉(wei) 。

八、分化一方以光大心學

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既是闡釋、傳(chuan) 播心學思想的過程，亦是心學支脈的建立過程。王陽明的弟子雖然都有自己的事務，但他們(men) 無不以自己的能力與(yu) 方式，或闡述陽明心學，或傳(chuan) 播陽明心學，或組建學術組織，為(wei) 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1521年秋，黃綰訪王陽明於(yu) 紹興(xing) ，王陽明授以“致良知”之教。稍後，黃綰遊學永康，所謂“正德辛巳，予訪友人應天彝於(yu) 永康”[1]（P416）。黃綰自述：“從(cong) 剡入永康，與(yu) 石門子遊壽岩。……同遊林典卿、周鳳鳴、應抑之、周德純羅坐其中，周晉明、周仲器後至，遂與(yu) 論學，皆歡然有省。……霜風益急，木頁盡赤，諸友漸去，應天監、趙孟立、徐之實相繼複來、論各有得。山中小生程梓、周玲、孫桐皆奮有誌。……石門、舜夫、鳳鳴列坐石上，皆喜，呼童攜酒共酌，久之不忍去。”[1]（P259—261）這不僅(jin) 是一次愉快的旅覽，更是一次收獲豐(feng) 厚的學術之旅。因為(wei) 陪同者或是王陽明的學生，或是其再傳(chuan) 弟子，他們(men) 切磋學問，各有長進。其中，應典是永康地區王學的領軍(jun) 人物：“介黃崇明見王守仁於(yu) 稽山，授以致良知之學，歸而講學五峰書(shu) 院。”[21]（P993）黃綰也要求晚輩學習(xi) 良知學：“夫所謂學者無他，致吾良知、慎其獨而已。……天地間隻有此學、此理、此道而已。明此則為(wei) 明善，至此則為(wei) 至善。今諸子侄同此良知而不知以為(wei) 學，虛度光陰，將同草木，遂成腐落。……諸子侄其戒之勉之。”[1]（P158）可見，黃綰為(wei) 陽明心學的傳(chuan) 播做了許多實際的工作，為(wei) 擴大陽明心學在浙中的影響作出了積極貢獻。1519年，薛侃回到家鄉(xiang) ，便與(yu) 楊毅齋兄弟共同講學：“先生居鄉(xiang) ，與(yu) 楊氏兄弟講學金山之麓。……中離歸自虔，始聞精一之旨，毅齋邀處北山精舍，三年乃豁然。”[2]（P516）1524年，他結屋中離山，繼續講學，使潮州學者為(wei) 之一變：“服闕，結茅中離山，以正學接引，潮士為(wei) 之一變。”[2]（P522）1525年，他繼續講學於(yu) 中離山，影響日盛，周邊學者聞風而動，紛紛前來拜師問學———“講學中離山，日與(yu) 士友講習(xi) 不輟。四省同誌聞風遠來，各自架屋以居，會(hui) 文考德，興(xing) 發益多。”[2]（P523）這表明，自1519年始，陽明心學的種子便被薛侃引入潮州———“（薛侃）師王守仁於(yu) 贛州，歸語兄助教俊。俊大喜，率群子侄宗鎧等往學焉。自是王氏學盛行於(yu) 嶺南。”[22]（P5486）目睹親(qin) 手播下的心學種子在潮州開花結果，薛侃抑製不住喜悅的心情向老師匯報：“舊歲山齋初就，聚者皆新學之士。又為(wei) 兒(er) 婚草創一居，不免為(wei) 累。乃今痛自鞭勉，良友多集，為(wei) 久聚計。又頗見大意如李承、陳琠、李鵬、賴曰道，皆卓然有負荷意。朝夕相磨，歌遊於(yu) 岩穀水石之間，使真意自長，妄意自消，似覺簡易。”[2]（P271）這氣象不能不令千裏之外的王陽明欣喜若狂，他說：“自是其邑之士，若楊氏兄弟與(yu) 諸後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內(nei) 同誌之盛，莫有先於(yu) 潮陽者，則實君之昆弟之為(wei) 倡也。其有功於(yu) 斯道，豈小小哉!”[19]（P1056）信奉心學的同誌莫此為(wei) 甚，潮州已成為(wei) 海內(nei) 又一傳(chuan) 播良知學的中心。

鄒守益拜師於(yu) 王陽明之後，心潮澎拜，曾這樣描述自己的感受：“某之醉夢，二十有九年矣。日顛踣於(yu) 荊棘泥淖而自以為(wei) 康莊也。賴先覺者大呼而醒之，將改轍以追來者。而八九同誌相與(yu) 磨礱而夾持之，以圖不枉此生。”[4]（P435）因而傳(chuan) 播、弘揚陽明心學便成為(wei) 其重要使命：一是仿照南贛模式推行教化。嘉靖三年，鄒守益幸運地成為(wei) 廣德判官，便效仿王陽明在南贛的做法，推行敬祖孝長、整頓賦稅、清除邪說、舉(ju) 善懲惡、除暴安良等措施，對坑蒙拐騙、敲詐勒索者予以嚴(yan) 厲打擊，對直諒剛正者予以獎賞[3]（P869）。二是建造書(shu) 院傳(chuan) 播陽明心學。鄒守益說：“嘉靖丙午，某判廣德二年矣。日與(yu) 諸生從(cong) 事於(yu) 複初之教。”[4]（P146—147）書(shu) 院建成後，邀請學者講學———“謫廣德州判官。廢淫祠，建複初書(shu) 院，與(yu) 學者講授其間。”[23]（P7269）從(cong) 而為(wei) 陽明心學的傳(chuan) 播作出了積極貢獻。三是成立“惜陰會(hui) ”以開展學術交流。鄒守益說：“吾邑惜陰之會(hui) ，始於(yu) 丙戌。”[3]（P734）“惜陰會(hui) ”作為(wei) 講會(hui) 組織，成為(wei) 江右交流、傳(chuan) 播陽明心學的另一重要途徑。王陽明聽聞“惜陰會(hui) ”創立，給予高度評價(jia) ：“同誌之在安成者，閑月為(wei) 會(hui) 五日，謂之‘惜陰’，其誌篤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10]（P298）王陽明不僅(jin) 肯定江右門生講學傳(chuan) 道的誌向，而且教導他們(men) “知良知無時不在、片刻不息，便知惜陰”，這實際上為(wei) “惜陰會(hui) ”確定了精神方向。可見，鄒守益不僅(jin) 推動了陽明心學在皖南地區的傳(chuan) 播與(yu) 發展，更是江右王學的旗手。王艮拜師後，堅信陽明心學乃千年絕學，必須為(wei) 世人所知曉———“陽明歸越，先生從(cong) 之。來學者多從(cong) 先生指授。已而歎曰：‘千載絕學，天啟吾師，可使天下有不及聞者乎？’”[13]（P829）他雷厲風行置一蒲輪，直驅北方———“既辭歸，製一蒲輪，標其上曰：‘天下一個(ge) ，萬(wan) 物一體(ti) 。入山林求會(hui) 隱逸，過市井啟發愚蒙。尊聖道天地弗違，致良知鬼神莫測。欲同天下人為(wei) 善，無此招搖做不通。知我者，其惟此行乎？罪我者，其惟此行乎？’於(yu) 是作《鰍鱔賦》。沿途聚講，直抵京師。”[8]（P1465）他宣講的是“萬(wan) 物一體(ti) ”“致良知”，並宣告“欲同天下人為(wei) 善，無此招搖做不通”。雖然王艮的怪誕行為(wei) 不被王陽明所認同，卻產(chan) 生了奇效。趙貞吉說：“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觀，無慮百千，皆飽義(yi) 感動。……先生留一月，竟諧眾(zhong) 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8]（P1484—1485）可見，王艮北上講學對於(yu) 擴大陽明心學之影響，無異於(yu) 強力催化劑。

錢德洪、王畿對陽明心學的傳(chuan) 播與(yu) 發展也作出了特殊貢獻。首先是以“教授師”身份傳(chuan) 播陽明心學。由於(yu) 當時求學者太多，王陽明便安排錢德洪、王畿對求學者先“麵試”一番。徐階說：“文成之門來學者日益眾(zhong) ，文成不能遍指授，則屬公與(yu) 錢公等高弟子分教之。”[7]（P824）此主要工作是：“使滌其舊見，迎其新機，然後歸之師，以要其成。”[6]（P400）所謂“滌其舊見，迎其新機”，即指錢、王二人以陽明心學對求學者作詢問和考察，涉及求學者的誌向、品質，以及對陽明心學的了解和認同等，合格者才能得到王陽明的指導，所謂“然後歸之師，以要其成”。有了這樣的準備工作，效果自然非常理想：“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嚐不踴躍稱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憂憤愊入者以融釋脫落出。”[6]（P186）也就是說，錢、王二人的“教授師”角色實際上是為(wei) 求學者作“心學”輔導，這當然是實實在在地傳(chuan) 授陽明心學。其次是由“四句教”答問對陽明心學的發展。“四句教”即：“無善無惡心之體(ti) ，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wei) 善去惡是格物。”[10]（P133）據錢德洪、王畿所述，“四句教”是王陽明在紹興(xing) 講學時常提及的話頭。錢、王二人是親(qin) 自聆聽者，但他們(men) 的理解有異。王畿認為(wei) ，“四句教”不是“究竟話頭”，因為(wei) 參悟了“心體(ti) 無善無惡”即可省卻功夫。他說：“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ti) 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亦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ti) 還有善惡在。”[10]（P133）錢德洪則認為(wei) ，“四句教”是根本教法，心體(ti) 至善，隻需去除惡念以複本體(ti) 。他說：“心體(ti) 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xi) 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複那性體(ti) 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10]（P133）錢、王二人相持不下，隻好請老師來裁判。王陽明說：“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為(wei) 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cong) 本原上悟入。人心本體(ti) 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ge) 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ti) ，即是功夫，人己內(nei) 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xi) 心在，本體(ti) 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wei) 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ti) 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為(wei) 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為(wei) 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yu) 道。若各執一邊，跟前便有失人，便於(yu) 道體(ti) 各有未盡。”[10]（P133）也就是說，王畿的理解可就利根之人而言，因為(wei) 利根之人悟性高，所以致力於(yu) 心體(ti) 自修即可；錢德洪的理解可就常人而言，常人的心體(ti) 也是善的，但常人容易被習(xi) 氣侵襲而使心體(ti) 被遮蔽，所以需要格、致、誠、正、修等功夫。因此，錢、王二人的理解需相互補充才完備。簡言之，錢、王之問至少啟示了這些課題：本體(ti) 透悟後是否需要“四句教”，心體(ti) 性質與(yu) 功夫之關(guan) 係，心體(ti) 是主體(ti) 還是實體(ti) ，心體(ti) 與(yu) 教化對象之關(guan) 係等。而經此一辯，陽明教法更為(wei) 明確：“已後與(yu) 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10]（P133）因此可以說，“四句教”這一隱含了諸多議題從(cong) 而在陽明心學中具有重要地位、並實際地影響著陽明心學後期發展的命題，竟然被錢、王二人“說破”，不能不承認他們(men) 對陽明心學的後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這在嚴(yan) 灘答問中也有所表現。王畿說：“過江右，東(dong) 廓、南野、獅泉、洛村、善山、藥湖諸同誌二三百人候於(yu) 南浦請益。夫子雲(yun) ：‘軍(jun) 旅匆匆，從(cong) 何處說起？我此意畜之已久，不欲輕言，以待諸君自悟。今被汝中拈出，亦是天機該發泄時。吾雖出山，德洪、汝中與(yu) 四方同誌相守洞中，究竟此件事。諸君隻裹糧往浙，相與(yu) 聚處，當自有得。’”[7]（P586）王陽明鄭重其事地要求江右弟子“隻裹糧往浙，相與(yu) 聚處，當自有得”，這意味著錢、王二人可以代表王陽明而高出其他弟子一截。不過，錢、王二人的貢獻與(yu) 地位，確實得到同門之認可和肯定。薛侃說：“幸我緒山，待師日久；微言奧義(yi) ，具或指授；其愛同誌、憂來學之心，與(yu) 師一也。”[2]（P280）謂錢德洪不僅(jin) 領悟了陽明心學之奧義(yi) ，且在關(guan) 愛同誌、扶植後學方麵與(yu) 王陽明毫無二致。歐陽德說：“嚐思譬之行路，吾輩直須穩步行走，作後來人引導。此實切望於(yu) 兄，而弟不敢不竭力支撐持也。”[24]（P165）此謂後學的領路人非王畿莫屬。可見，在心學大本營侍講的錢德洪、王畿，的確為(wei) 陽明心學的傳(chuan) 播與(yu) 發展作出了特殊貢獻。

總之，王陽明的弟子各盡其能地為(wei) 陽明心學的傳(chuan) 播與(yu) 發展做了大量工作。他們(men) 熱情地向親(qin) 友傳(chuan) 授陽明心學；積極地組建傳(chuan) 播陽明心學的組織；智慧地闡釋、辨析、充實陽明心學的觀念。無疑，正是這種“分化一方”推進了陽明心學格局的最終形成。

基於(yu) 上述，似可作如下推論：其一，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是多種元素的聚合。既然接引弟子為(wei) 陽明心學奠定了主體(ti) 基礎，刻印語錄為(wei) 陽明心學提供了傳(chuan) 承載體(ti) ，修葺書(shu) 院為(wei) 陽明心學搭建了交流場所，處理事務為(wei) 王陽明專(zhuan) 注思考騰出了時間，協調分歧為(wei) 陽明心學清掃了路障，抵禦毀謗為(wei) 陽明心學爭(zheng) 得了空間，心靈陪伴填補了王陽明精神世界的空缺，分化一方為(wei) 陽明心學組建了支脈部落，那麽(me) 可以說，此“八大元素”的聚合成就了陽明心學格局。這意味著，陽明心學的形成既非先天的，亦非單線的，而是社會(hui) 性、經驗性、綜合性作品。其二，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是長期曆史的積累。如上所述，陽明心學自產(chan) 生那一刻起，就開始了王陽明與(yu) 弟子、道友的交流互動，在這種多向、長期、深入的交流互動中，以王陽明為(wei) 中心而總其成———“嚐聞之同門先輩曰：‘南都以前，朋友從(cong) 遊者雖眾(zhong) ，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日進，感召之機申變無方，亦自有不同也。’”[10]（P134）也就是說，在紹興(xing) 時期王陽明的學問已達“從(cong) 心所欲”之境界，其心學已臻成熟。可見，陽明心學格局是曆經了漫長歲月的多向融合而形成的，從(cong) 而表明陽明心學是王陽明生命曆程的濃縮與(yu) 升華，絕非一蹴而就。其三，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顯示陽明心學是一個(ge) 有機整體(ti) 。首先，“接引弟子”等八大元素之間是相互貫通的，而且相互支持、彼此成就，成為(wei) 一種自洽而開放、同時兼具防禦外來威脅之任務的學術共同體(ti) 。比如，接引弟子有助於(yu) 書(shu) 院的發展，而建造書(shu) 院有助於(yu) 弟子的培養(yang) ；協調分歧有助於(yu) 心靈陪伴，而心靈陪伴有助於(yu) 緩解分歧；抵禦毀謗有助於(yu) 分化一方，而分化一方有助於(yu) 抵禦外在威脅。其次，“接引弟子”等八大元素成為(wei) 陽明心學智慧與(yu) 諸弟子心學智慧全方位交流互動的管道，從(cong) 而使二者從(cong) 容地發生化學反應後被融入陽明心學體(ti) 係而成為(wei) 有機生命體(ti) 。這個(ge) 有機生命體(ti) 的中樞是王陽明的心學理念，因而不能將陽明心學平麵化為(wei) 材料的累積和機械的架構。其四，陽明心學格局的形成為(wei) 正確理解陽明心學提供了特殊而可靠的參照。上述八大元素無不具有物質化、數字化、感性化等社會(hui) 科學屬性，但陽明心學正是通過這些具有社會(hui) 科學屬性的元素成就自身的。這就是說，一方麵，對陽明心學的理解和把握不能脫離這些“形下”元素，隻有借助於(yu) 對這些“形下”元素的把握，才能真正洞察陽明心學形成的脈絡與(yu) 內(nei) 容，從(cong) 而走出純粹觀念演繹之窠臼；另一方麵，陽明心學既然是由具有社會(hui) 科學屬性的元素聚合而成的，這就說明作為(wei) 人文理念的陽明心學經曆了一個(ge) 從(cong) 社會(hui) 知識到人文理念的升華過程，而這個(ge) 過程是跌宕起伏、生死叵測而充滿人文關(guan) 懷的，從(cong) 而凸顯了陽明心學的高度人文性，因而不能因為(wei) 陽明心學的形成離不開這些“形下”元素而將其矮化為(wei) 日常知識。質言之，陽明心學格局形成的這一特點，為(wei) 認識與(yu) 評論陽明心學提供了更寬闊、更真實的曆史視域，從(cong) 而既不神化陽明心學的精神高度，亦不淡化陽明心學的人文厚度，以確立對陽明心學的理性認知和自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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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歐陽德集[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注釋
 
1《王陽明年譜》雲：“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乃遺書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隻此良知無不具足。’”（《王陽明全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1頁。）足見王陽明大揭良知學與平叛經曆之密切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