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的文體(ti) 分類觀

作者：楊新平

來源：《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2020年06期

作者：楊新平，甘肅天水人。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博士，現為(wei) 西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古代文論與(yu) 桐城派文章學。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hui) 科學研究一般項目、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麵上資助項目、“陝西古代文獻集成”子項目等多項。

摘要：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是繼姚鼐《古文辭類纂》後桐城派影響最大的一部文章選本。是選括囊四部之文，分門別類，類分諸體(ti) ，體(ti) 現出鮮明的文體(ti) 分類觀。曾氏的文體(ti) 分類借鑒吸收了姚選的分類思想，又別具自家麵目。是選將姚選所分十三類文體(ti) 損益為(wei) 十一類，又聚合成三門，創構了以門、類、體(ti) 為(wei) 層級的三級文體(ti) 綱目，這在古代文體(ti) 分類由博返約的進程中堪為(wei) 典範。就文體(ti) 析類分合而言，曾氏在贈序、敘記、典誌、箴銘、頌讚、碑誌諸類的增刪取舍上與(yu) 姚氏異趨。他因持不同的辨體(ti) 思想和針砭創作的考量，刪汰了贈序類；為(wei) 凸顯文章的經世之用，增益了敘記、典誌兩(liang) 類記敘史事和典章的文體(ti) ；又據新的分類標準改易了箴銘、頌讚、碑誌類之部居。曾氏的文體(ti) 分類具有以簡馭繁、綱舉(ju) 目張之效，對後世文人如黎庶昌、李偉(wei) 、王葆心、姚永樸、徐世昌、高步瀛等的文體(ti) 分類均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

隨著古代各類文體(ti) 的不斷衍生和各體(ti) 文章的日漸積累，為(wei) 便於(yu) 判別文體(ti) 、據體(ti) 作文，文體(ti) 分類就成為(wei) 勢在必行之事。縱觀中國古代文體(ti) 分類史，古人的文體(ti) 分類與(yu) 總集選本的編纂關(guan) 係密切，諸如《文選》《文苑英華》《唐文粹》《宋文鑒》《元文類》《明文衡》《文章辨體(ti) 》《文體(ti) 明辨》《駢體(ti) 文鈔》等曆代產(chan) 生過重要影響的總集或選本，皆按體(ti) 分類，依類編次，反映出編選者的文體(ti) 分類思想。桐城派作為(wei) 清代影響最大的散文流派，選本編纂也是他們(men) 探究文體(ti) 源流、區判文體(ti) 類別、辨析文章體(ti) 製的重要依憑。在桐城派所編數量眾(zhong) 多的文章選本中，能夠繼承《文選》類選本的編纂方式而在文體(ti) 分類方麵產(chan) 生重大影響者莫過於(yu) 姚鼐《古文辭類纂》（以下簡稱《類纂》）和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以下簡稱《雜鈔》）。

曾國藩為(wei) 文私淑姚鼐，對其《類纂》更“服膺有年”[1]，自稱於(yu) 《四書(shu) 》《五經》《史記》《漢書(shu) 》《莊子》及韓文之外，“又好《通鑒》《文選》及姚惜抱所選《古文辭類纂》、餘(yu) 所選《十八家詩抄》四種”[2]，可知姚選為(wei) 其案頭常備書(shu) 之一。其教育晚輩習(xi) 文，亦每以姚選是崇。[3]因此，他編選《雜鈔》時在選文定篇方麵取資於(yu) 姚選者甚多[4]；在文體(ti) 分類層麵亦深受姚選沾溉，所謂“論次微有異同，大體(ti) 不甚相遠”[5]，但又非亦步亦趨，而別具自家麵目。其間之因革，頗能體(ti) 現桐城派文體(ti) 分類思想的演進。

目前有關(guan) 《雜鈔》的文體(ti) 分類思想雖有一些研究成果有所論述[6]，但分析尚欠深透，還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必要性。因此，本文在細致觀照《雜鈔》文體(ti) 分類的總體(ti) 原則及其特點的基礎上，著重選取贈序、敘記、典誌、頌讚、箴銘、碑誌等代表性文類，以《類纂》的文體(ti) 分類為(wei) 參照係，分析其中所體(ti) 現的分合損益、更易部居等文體(ti) 現象，借此透視曾氏在文體(ti) 分類觀念上的繼承與(yu) 創新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一、分級歸類，部居謹嚴(yan)

《雜鈔》是曾國藩於(yu) 鹹豐(feng) 元年（1851）左右醞釀，至鹹豐(feng) 十年方操選政而編成的文章選本。曾氏在是選《序例》中針對姚鼐等人編纂選本時因尊經而“不複上及六經”，又因“史多不可勝錄”而“不載史傳(chuan) ”的現象進行了批評，認為(wei) 這是數典忘祖之舉(ju) 。因此，他編纂《雜鈔》時“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並廣采史傳(chuan) 、諸子之文入選，完成了這部括囊四部之文的選本。[7]

曾國藩既以“雜”名選，就已寓示其所選文章類型的複雜多樣性。那麽(me) ，他如何妥置這些文體(ti) 差異顯著的四部之文呢？曾氏對照姚氏《類纂》對其選文進行了文體(ti) 類分，《序例》雲(yun) ：

姚姬傳(chuan) 氏之纂古文辭，分為(wei) 十三類。餘(yu) 稍更易為(wei) 十一類：曰論著，曰詞賦，曰序跋，曰詔令，曰奏議，曰書(shu) 牘，曰哀祭，曰傳(chuan) 誌，曰雜記，九者，餘(yu) 與(yu) 姚氏同焉者也；曰贈序，姚氏所有而餘(yu) 無焉者也；曰敘記，曰典誌，餘(yu) 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曰頌讚，曰箴銘，姚氏所有，餘(yu) 以附入詞賦之下編；曰碑誌，姚氏所有，餘(yu) 以附入傳(chuan) 誌之下編。[8]

他首先依姚選之例，在單一文體(ti) 中歸納出了二級文類，其所分十一類文體(ti) 是在姚選所分十三類的基礎上損益而成。但曾氏並未止步於(yu) 此，他又在二級文類中歸納出三級門類，將十一類文體(ti) 總為(wei) 三門：一著述門，包括論著、詞賦、序跋三類；二告語門，包括詔令、奏議、書(shu) 牘、哀祭四類；三記載門，包括傳(chuan) 誌、敘記、典誌、雜記四類。如此則體(ti) 以類聚，類依門合，經過逐級抽繹，創構了以門、類、體(ti) 為(wei) 層級而部居謹嚴(yan) 的文體(ti) 綱目。

曾國藩文體(ti) 分類最大的創新就在於(yu) 三級綱目的設置。中國古代文體(ti) 分類是從(cong) 區別單一文體(ti) 開始的，但隨著新文體(ti) 的不斷衍生，這種分類方式呈現出愈發細碎繁雜的趨勢，體(ti) 製愈辨愈細，文體(ti) 越分越多。[9]物極必反，當人們(men) 逐漸意識到文體(ti) 分類繁碎的弊端後，便出現了對文體(ti) 進行分門歸類的反向運動。就文章選本而言，在簡化文類方麵最具代表性者有真德秀《文章正宗》、儲(chu) 欣《唐宋八大家類選》、姚鼐《古文辭類纂》等。真氏將古今文章歸為(wei) 辭命、議論、敘事、詩賦四類；儲(chu) 氏則將八家文納入奏疏、論著、書(shu) 狀、序記、傳(chuan) 誌、詞章六類，每類中又統括若幹單一文體(ti) ，形成二級文體(ti) 類目；姚氏亦循儲(chu) 氏之法而分為(wei) 十三類。至曾氏則又在二級文類的基礎上設立三級門類，這在古代文體(ti) 分類由博返約的進程中堪為(wei) 典範。

從(cong) 曾國藩所分三門文體(ti) 之命名和歸類來看，著述門偏於(yu) 主觀性較強的文體(ti) ，其中論著類以議論、說理為(wei) 主，詞賦類主於(yu) 描寫(xie) 和抒情，曾氏稱此二類為(wei) “發明吾心之所欲言者”[10]，即屬於(yu) 較能充分展現作者才情個(ge) 性的文體(ti) ；序跋類兼具說明、敘述、議論功能，是“人有所著，吾以意從(cong) 而闡明之者”[11]，亦需具備較強的理解力、感受力及闡釋力，方能發明著作之意蘊。告語門均為(wei) 應用性文體(ti) ，其中書(shu) 牘作為(wei) 古人交流思想、傳(chuan) 達感情的文體(ti) ，寫(xie) 作不拘繩墨，議論、抒情、敘述皆可，往往能表現出作者的真性情，具有較強的主觀性；詔令、奏議、哀祭文的寫(xie) 作則具有程式化特征，客觀性較強，但也體(ti) 現出一定的主觀化色彩，如詔令、奏議以議論、說理為(wei) 主，重在發明義(yi) 理、敷析治道，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秉筆者的政治思想和理念；哀祭類多為(wei) 祭悼死者而作，感情色彩較濃，但其哀情表達常常帶有象征性，與(yu) 詩賦等文體(ti) 表現鮮明的個(ge) 性情感者有所不同。據此而論，則告語門以主客觀兼具的文體(ti) 為(wei) 主。記載門為(wei) “記載事實以傳(chuan) 示於(yu) 後世者”[12]，偏於(yu) 客觀性較強的敘事類文體(ti) 。古代敘事文體(ti) 無論傳(chuan) 誌類所收史傳(chuan) 、碑誌、傳(chuan) 狀等記人者，還是敘記類所收編年體(ti) 記事者，抑或典誌類所收記載典章製度者，大都追求敘述的客觀性。至於(yu) 雜記類所收碑記、學記、山水遊記、台閣名勝記、書(shu) 畫雜物記等，部分作品或有較強的情感色彩，但大多還是以客觀的描寫(xie) 、敘述見長。由此可見，曾國藩的文體(ti) 分類實踐暗含著以議論、抒情、說明、敘述等藝術手段作為(wei) 文類區分因素的觀念，其三門分類法大抵體(ti) 現出偏於(yu) 主觀、兼具主客觀或側(ce) 重客觀的文體(ti) 分野。

曾國藩的三門分類除在主、客觀方麵各有側(ce) 重外，其各門之內(nei) 又據不同的具體(ti) 標準進行文體(ti) 區判。著述門大致以有韻與(yu) 否作為(wei) 分類依據。《序例》稱論著類為(wei) “著作之無韻者”，詞賦類為(wei) “著作之有韻者”，序跋類是“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這三類文體(ti) 中，論著和詞賦兩(liang) 類以有韻無韻相區分，標準分明；序跋類未明言有韻與(yu) 否，而是從(cong) 文體(ti) 功用角度指出是為(wei) 他人著作撰寫(xie) 的具有解釋說明性質的文辭，表麵來看其分類標準並不統一，不過從(cong) 用韻與(yu) 否的角度體(ti) 察，則序跋實亦屬無韻之文，因此說著述門大致以用韻與(yu) 否進行分類似不為(wei) 過。告語門是以作者與(yu) 文體(ti) 所施對象的關(guan) 係作為(wei) 區分標準。《序例》稱詔令類是“上告下者”，奏議類是“下告上者”，書(shu) 牘類是“同輩相告者”，哀祭類是“人告於(yu) 鬼神者”。以上四類均為(wei) 朝廷和民間應用的實用文體(ti) ，因施用對象明確，故分類標準非常統一。記載門則以文章內(nei) 容或表現對象作為(wei) 判別準則。《序例》稱傳(chuan) 誌類為(wei) “所以記人者”，敘記類為(wei) “所以記事者”，典誌類為(wei) “所以記政典者”，雜記類為(wei) “所以記雜事者”。以上四類文體(ti) 在表現內(nei) 容方麵各專(zhuan) 一域，敘記類與(yu) 雜記類雖同為(wei) 記事之體(ti) ，但前者以記曆史大事為(wei) 主，後者則以記瑣事小物為(wei) 主。因此，記載門的分類標準在邏輯上亦較分明。

曾國藩由單一文體(ti) 歸納二級文類時，則借鑒吸收了姚鼐以功用相近原則類聚文體(ti) 的做法。因《雜鈔》選文範圍涵括四部，所收文體(ti) 較《類纂》更為(wei) 豐(feng) 富，故曾氏在進行文體(ti) 歸類時亦將許多性質功能相近者聚為(wei) 一類，以統括諸體(ti) ，簡化文類。如論序跋類雲(yun) ：“經如《易》之《係辭》，《禮記》之《冠義(yi) 》《昏義(yi) 》皆是；後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chuan) 、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解皆是。”[13]他基於(yu) 解釋說明的文體(ti) 功能而將源於(yu) 解經的傳(chuan) 、注等體(ti) 亦納入序跋類，這在文體(ti) 分類史上無疑是創新之舉(ju) 。又論哀祭類雲(yun) ：“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shu) 》之《武成》《金縢》祝辭，《左傳(chuan) 》荀偃、趙簡告辭皆是；後世曰祭文、曰吊文、曰哀辭、曰誄、曰告祭、曰祝文、曰願文、曰招魂皆是。”[14]《類纂》於(yu) 哀祭類收錄了哀悼死者的吊文、悼文、祭文、哀辭等體(ti) ，《雜鈔》則從(cong) “哀悼”和“祭祀”的功能出發，將誄和告祭（祭廟、祭天地山川）亦納入哀祭類，豐(feng) 富了哀祭類文體(ti) 的構成。又論傳(chuan) 誌類雲(yun) ：“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chuan) 》，皆記載之公者也；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墓誌銘、曰行狀、曰家傳(chuan) 、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譜皆是。”[15]《類纂》限於(yu) 體(ti) 例而不錄史傳(chuan) ，《雜鈔》則從(cong) 前四史中選錄史傳(chuan) 23首，擴大了文體(ti) 範圍；年譜是用編年方式記載個(ge) 人生平事跡的文體(ti) ，其性質與(yu) 傳(chuan) 記、行狀等相近，此體(ti) 姚選未曾提及，曾氏將之歸入傳(chuan) 誌類，頗具卓識。

要之，曾氏《雜鈔》在借鑒吸收真德秀、姚鼐等人文體(ti) 分類經驗的基礎上，設立了三級文體(ti) 綱目，層次更為(wei) 豐(feng) 富，邏輯亦較鮮明，顯示出綱舉(ju) 目張的優(you) 越性。因此，張舜徽稱：“這種分類法，比較細密精當。以著述、告語、記載三門統括諸類，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較姚氏又進一步了。”[16]

二、刪汰“贈序”，複歸傳(chuan) 統

曾國藩自稱其文體(ti) 分類與(yu) 姚鼐異趨者首先在贈序一類，所謂“姚氏所有而餘(yu) 無焉者也”。贈序體(ti) 淵源甚早，姚鼐以老子贈別魯君與(yu) 孔子之言，孔子贈別弟子顏淵和子路之語，魯君於(yu) 梁王之宴避席而進以忠告之辭等為(wei) 例，指出此體(ti) 源出於(yu) 古人離別贈言之義(yi) 。後姚永樸《國文學》評《古文辭類纂序》雲(yun) ：“此篇於(yu) 贈序發源，引《老子》《檀弓》《國語》當之。遷安鄭東(dong) 父（杲）曰：‘《詩·崧高》雲(yun) ：‘吉甫作頌，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蓋即贈序之權輿。’富陽夏伯定（震武）亦曰：‘《燕燕》序雲(yun) ：‘莊薑送歸妾。’《渭陽》首雲(yun) ：‘我送舅氏。’皆有贈言之意。’此說似足補惜抱所未備。”[17]姚氏所引鄭、夏兩(liang) 家之說，將《詩經》中臨(lin) 行送別之詩視作贈序體(ti) 之濫觴，這一方麵是基於(yu) 文本於(yu) 經的文體(ti) 觀念，另一方麵則主要著眼於(yu) 古人送別由贈言向贈詩的轉進。至漢魏六朝時代，當賦詩贈別之風興(xing) 盛以後，贈別詩便取代了先秦時期那種“致敬愛，陳忠告”[18]的臨(lin) 別贈言的功能。後來隨著贈別詩的發展演進，某些贈別詩前出現了交代贈別緣由等的序。此種詩序經過進一步發展又脫離了詩歌而獨立成體(ti) ，最終脫胎為(wei) 贈序體(ti) 。西晉時期即已出現了完整的贈序，如傅玄《贈扶風馬鈞序》、潘尼《贈二李郎詩序》。逮至唐代，韓愈等大量創作贈序，此體(ti) 遂蔚成大國。宋代以後，出現了字說贈序，如歐陽修《章望之字序》《張應之字序》、蘇洵《仲兄文甫說》《名二子說》等。明代又興(xing) 起了用於(yu) 祝壽相贈的壽序，姚鼐根據為(wei) 用相近的原則，將之納入贈序類。通過對贈序源流的梳理可知，其體(ti) 式主要有三種，“一是臨(lin) 別分手贈言，二是解析名字贈言，三是祝賀壽辰贈言”[19]。

唐代以後，雖然贈序在創作中已經獨立成體(ti) ，並衍生出一些功能相近的文體(ti) ，但在姚鼐《類纂》出現之前的總集或選本中，贈序常被歸入“序”類，未能在文體(ti) 分類中獲得獨立的文體(ti) 地位。如《文苑英華》於(yu) “序”類中列有“餞送”和“贈別”兩(liang) 體(ti) ，姚鉉《唐文粹》於(yu) “序”類亦設有“餞別”一體(ti) ，魏齊賢、葉棻《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於(yu) “序”類中錄入石介、歐陽修、陳瓘三人的贈序4首，賀複征《文章辨體(ti) 匯選》將“序”類分為(wei) 二十四體(ti) ，其中包括“贈送”和“壽祝”兩(liang) 體(ti) 。上述選本的編選者對於(yu) 贈序的文體(ti) 特性認識不夠，故在文體(ti) 分類時將之籠統地歸入“序”類。吳訥《文章辨體(ti) 》未列贈序體(ti) ，但在“序”體(ti) 下論及贈序雲(yun) ：“近世應用，惟贈序為(wei) 盛。當須取法昌黎韓子諸作，庶為(wei) 有得古人贈言之義(yi) ，而無枉己徇人之失也。”[20]首以贈序名體(ti) ，並倡導以韓愈贈序為(wei) 法，可見明人對於(yu) 贈序文體(ti) 屬性的認識漸趨深入。降至明末，王誌堅《四六法海》始將詩文序、宴集序、贈別序、城山序區別為(wei) 類，並立而行，顯示出將贈序獨立設類的文體(ti) 意識。後直至姚鼐編選《類纂》時，在借鑒和吸收前人文體(ti) 分類思想的基礎上，方以贈序單獨設類。王先謙《駢文類纂序》雲(yun) ：“王氏《法海》，贈別序自為(wei) 編，姚氏《類纂》因之，增入壽序。”[21]至此，贈序終於(yu) 在文體(ti) 分類中獲得了獨立的文體(ti) 地位。

然而，曾氏《雜鈔》進行文體(ti) 分類時卻不再單設贈序類，而於(yu) 序跋類選入韓愈《贈鄭尚書(shu) 序》《送李願歸盤穀序》《送王秀才塤序》及歐陽修《送徐無黨(dang) 南歸序》4篇贈序，這就忽視了姚鼐將贈序從(cong) 序跋中獨立出來的文體(ti) 學意義(yi) ，重又複歸於(yu) 古代贈序與(yu) 序跋不分的情形。曾氏所以持此種分類思想，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曾氏認為(wei) 贈序體(ti) 源出於(yu) 古代的贈別詩序，後世贈序有序無詩，則於(yu) 體(ti) 為(wei) 乖；二是贈序（尤其是壽序）多為(wei) 酬應而作，牽率不實之文為(wei) 數眾(zhong) 多，故曾氏出於(yu) 針砭而竟斥“宇宙間乃不應有此一種文體(ti) ”[22]。

曾國藩文體(ti) 分類不設贈序類首先與(yu) 其辨體(ti) 思想有關(guan) 。其《書(shu) <歸有光文集>後》有雲(yun) ：“自周《詩》有《崧高》《烝民》諸篇，漢有‘河梁’之詠。沿及六朝，餞別之詩，動累卷帙。於(yu) 是有為(wei) 之序者。昌黎韓氏為(wei) 此體(ti) 特繁，至或無詩而獨有序，駢拇枝指，於(yu) 義(yi) 為(wei) 已侈矣。有光則不必餞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賀序者，謝序者，壽序者。”[23]《易問齋之母壽詩序》亦雲(yun) ：“古者以言相贈處，至六朝、唐人朋知分隔，為(wei) 餞送詩，動累卷帙，於(yu) 是別為(wei) 序以冠其端。昌黎韓氏為(wei) 此體(ti) 尤繁。間或無詩而徒有序，於(yu) 義(yi) 為(wei) 已乖矣。元明以來，始有所謂壽序者……而為(wei) 此體(ti) 者，又率稱功頌德，累牘不休。無書(shu) 而名曰序，無故而諛人以言，是皆文體(ti) 之詭，不可不辨也。”[24]上引兩(liang) 段材料是曾氏辨析贈序、壽序體(ti) 製的集中論述。就其所論而言，他雖亦認同贈序與(yu) 古人贈言有淵源關(guan) 係，但更強調餞別詩為(wei) 贈序體(ti) 產(chan) 生的直接源頭。他認為(wei) 贈序既因詩而生，理應附詩而存，故當保持贈序體(ti) 產(chan) 生之初時詩、序合一的體(ti) 製。在曾氏看來，贈序存在之價(jia) 值就在於(yu) 申述餞別之意，為(wei) 後麵的贈詩起到說明、導引的作用，若去詩存序則與(yu) 其原初體(ti) 製相悖，而元、明以後興(xing) 起的壽序更偏離了贈序為(wei) 餞別而作的含義(yi) 。因此，曾氏將韓愈等所作有序無詩的贈序和歸有光等所作無餞別又無故稱功頌德的壽序，目為(wei) “駢拇枝指”，斥其為(wei) “文體(ti) 之詭”。相較於(yu) 姚鼐著眼“贈送”這一功用而將贈序獨立設類，並將壽序歸於(yu) 贈序類，曾國藩則恪守贈序詩、序合一的原則和“餞別”之功用，汰除贈序類。姚、曾二人所論側(ce) 重點不同，導致了他們(men) 對於(yu) 贈序、壽序之體(ti) 製和歸類的認識產(chan) 生了分歧。

曾國藩不立贈序類還與(yu) 他對壽序的批判密切相關(guan) ，其矛頭所向主要集中於(yu) 壽序創作中的“虛諛”“溢量”現象。曾氏對此不惜辭費，屢予指摘。《黃矩卿師之父母壽序》雲(yun) ：“國藩伏思，自宋景濂以壽文入集，厥後踵為(wei) 之者，大抵甄敘行能，終以諛頌。”[25]又《何母廖夫人八十生日詩序》稱其“夙陋明季文士遇人生日，輒以諛詞相混，為(wei) 不達於(yu) 屬文之律”，故反複告誡作壽詩、壽序者：“君子於(yu) 其所尊敬，不敢為(wei) 溢量之語”，“貢人以諛而長溢誌，亦非君子所宜出也。”[26]《郭壁齋先生六十壽序》亦暢發警戒之意雲(yun) ：“吾聞君子之事親(qin) 也，可以無所不至，獨稱其親(qin) 之善，則不敢溢詞以鄰於(yu) 誣。君子之於(yu) 友也，可以無所不至，道揚世德，則不敢虛述以近於(yu) 諛。”[27]曾氏對於(yu) 壽序寫(xie) 作中充斥諛詞溢語可謂深惡痛絕，故頻示勸諭之意。壽序寫(xie) 作之所以會(hui) 出現稱親(qin) 之善多諛、溢之詞，曾氏認為(wei)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後世以製科爵人，或布衣旦莫而至公卿。於(yu) 是人子鹹思以祿仕尊其親(qin) ，而父母亦惟恐其子終身庶人，而亟望其進取”；二是因“後世輕德術而右文藝，雖有曾、閔之行，不敵帖括之工之馳譽速也”；所以“居今之日而悖俗從(cong) 古，不借祿與(yu) 名而悅其親(qin) 者，雖賢者有所不能”[28]。正是基於(yu) 對壽序寫(xie) 作中以祿名悅親(qin) 而導致虛譽不實之風盛行的強烈不滿，曾氏在編選《雜鈔》時將之剔除於(yu) 選域之外，在文體(ti) 分類中則自然予以刪汰。

曾國藩雖然對壽序多有批判，但因他身居高位，又以古文為(wei) 擅場，故朋舊親(qin) 好之間向其乞序者甚眾(zhong) 。他“雖知其事微薄，而不忍拒孝養(yang) 者之請”，故“牽率以從(cong) 事”[29]，創作了不少壽序。其文集所收160餘(yu) 首古文中，有壽詩序5首、壽序20首。曾氏因對壽序之弊了然於(yu) 胸，因此他對此種文體(ti)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田崐圃先生六十壽序》雲(yun) ：“壽序者猶昔之贈序雲(yun) 爾。贈言之義(yi) ，粗者論事，精者明道，旌其所已能，而蘄其所未至。”[30]主張壽序寫(xie) 作須以“論事”“明道”為(wei) 歸，要據實而書(shu) ，即《黃矩卿師之父母壽序》所謂“因事而致其敬，相與(yu) 為(wei) 辭，以示不忘”，故“其為(wei) 辭也，貴約而韻，質而不蔓”[31]。以故，曾氏本人作壽序時好發議論，不為(wei) 空言，力求明道。如《黎樾喬(qiao) 之兄六十壽序》批判君臣、友朋之間以遁辭虛語相互欺瞞的風氣雲(yun) ：“近世以來，士大夫相與(yu) 為(wei) 縣遁之言。縣遁者，設與(yu) 之論東(dong) 方，則泛稱西事以應之，又變而之北，或變而之南。將東(dong) 矣，則詭辭以遁之，虛懸其語而四無所薄，終不使其機牙一相抵觸。友朋會(hui) 合，谘寒而問暄，同唯而共諾，漠然不能相仁。臣下入告，則擇其進無所拂，退無所傷(shang) 者言之。一有不安，終不敢言。一時率為(wei) 孤縣善遁之習(xi) 。背怨向利，所從(cong) 來深已。”[32]又《田崐圃先生六十壽序》批評當世之士幹人以求祿利的不良世風，《孫鼎庵先生六十壽序》批判科舉(ju) 製度使士人“熏心仕宦”而大奪其“誌”的現象。皆屬剖析毫芒、切中時弊之論，確是為(wei) 明道而作的有為(wei) 之文，與(yu) 那些“虛諛”“溢量”之作有雲(yun) 泥之別。吳曾祺《文體(ti) 芻言》嚐謂：“此體(ti) 元時偶一見，至明中葉以後，乃盛行於(yu) 時。惟所語多諛詞浮泛，故體(ti) 稍卑，至能者為(wei) 之，獨能緯以議論，亦時有足稱者。”[33]但在壽序園地中能如曾國藩所作以議論、明道相勝者為(wei) 數不多，由此亦不難理解曾氏要將壽序排逐於(yu) 選文和文體(ti) 視野之外。

要之，曾國藩在文體(ti) 分類時將已從(cong) 詩序中獨立出來且大行於(yu) 世的贈序複歸於(yu) 序跋類中，在文體(ti) 觀念上不能不說是一種倒退，故施畸《中國文體(ti) 論》稱：“贈序與(yu) 序跋絕不同源，姚氏所推考者是也。……曾氏不問質德，不考淵源，惟其名之同，遂悍然合於(yu) 序跋，是豈非自信太過，而昧厥源流耶。”[34]不過曾氏對於(yu) 贈序的刪汰別擇除了他對贈序體(ti) 製的理解和姚鼐略有差異外，主要出於(yu) 對贈序類中壽序體(ti) 多諛詞浮泛之作的針砭，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實際上他對贈序並非一概否定，從(cong) 其《讀書(shu) 錄》對《韓昌黎文集》中贈序的評語來看，評價(jia) 頗高，並未貶低其成就。可見曾氏主要因持不同的辨體(ti) 思想和針對贈序類文章創作實際的考量，將之摒棄於(yu) 二級文類之外。

三、增益“敘記”“典誌”，凸顯經世之旨

相較於(yu) 姚鼐《類纂》，曾氏《雜鈔》在二級文類劃分方麵最大的創變莫過於(yu) 增設了“敘記”和“典誌”兩(liang) 類，亦即其所謂“餘(yu) 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序例》論此二類文體(ti) 雲(yun) ：

敘記類，所以記事者。經如《書(shu) 》之《武成》《金縢》《顧命》，《左傳(chuan) 》記大戰、記會(hui) 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shu) ，《通鑒》法《左傳(chuan) 》，亦記事之書(shu) 也；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見。

典誌類，所以記政典者。經如《周禮》《儀(yi) 禮》全書(shu) ，《禮記》之《王製》《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宮錡章”皆是；《史記》之八“書(shu) ”，《漢書(shu) 》之十“誌”，及三《通》，皆典章之書(shu) 也；後世古文如《趙公救災記》是，然不多見。[35]

這兩(liang) 類都是以“記”為(wei) 標誌的敘述類文體(ti) ，二者之區別在於(yu) 敘記類以記敘曆史事件為(wei) 主，典誌類以記載典章製度為(wei) 主。從(cong) 選文來看，此二類中有四篇見於(yu) 《類纂》，包括敘記類所選韓愈《平淮西碑》，典誌類所選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類纂》僅(jin) 錄其序）、曾鞏《越州趙公救災記》《序越州鑒湖圖》，姚氏將此四篇分別類屬於(yu) 碑誌、序跋及雜記類。從(cong) 姚、曾對這四篇文章的文體(ti) 歸類來看，姚鼐是據為(wei) 用不同的原則進行區劃，曾國藩則是依文章內(nei) 容及其表達特點予以甄別。由此不難管窺二人文體(ti) 分類觀念之差異。

在上述四文以外，此二類所選皆為(wei) 姚選所未及者。曾國藩於(yu) “敘記”類選登經、史、集部中的記事之文，特別注意到《資治通鑒》對《左傳(chuan) 》體(ti) 例的效法，其選文除《尚書(shu) ·金縢》《顧命》和《平淮西碑》外，皆選自《左傳(chuan) 》與(yu) 《資治通鑒》，共計30首。又《雜鈔》於(yu) “傳(chuan) 誌”類選入前四史中的人物傳(chuan) 記23首。可以看出，曾氏對於(yu) 史書(shu) 編年、紀傳(chuan) 體(ti) 文章兼收並蓄，相比姚鼐更加重視史書(shu) 體(ti) 裁。這不僅(jin) 有助於(yu) 彰顯“敘記”文之大體(ti) 規格，對於(yu) 後學掌握史家文法無疑亦具有借鑒與(yu) 示範意義(yi) 。

典誌類所錄為(wei) 古代記載典章製度之文，包括《尚書(shu) ·禹貢》《周禮·大司樂(le) 》《大司馬》《職方氏》《大司寇》《儀(yi) 禮·士冠禮》《士相見禮》《覲禮》《禮記·祭法》《投壺》《史記·天官書(shu) 》《封禪書(shu) 》《平準書(shu) 》《漢書(shu) ·地理誌》《唐書(shu) ·兵誌》《五代史職方考》及曾鞏《越州趙公救災記》《序越州鑒湖圖》等18首，涉及禮製、官製、天文、地理、經濟、軍(jun) 事、賑災等社會(hui) 生活的諸多方麵。這類文章可以為(wei) 承學者提供廣泛的知識儲(chu) 備，有助於(yu) 全麵提升其文化素養(yang) ，進而培養(yang) 其經世之誌與(yu) 致用之術。

曾國藩於(yu) 《雜鈔》中增設“敘記”與(yu) “典誌”兩(liang) 類，重視選錄有裨實用之文，與(yu) 其力主經世致用的思想密不可分。曾氏久曆戎行，又長期執掌國柄，其為(wei) 文為(wei) 學皆以經世為(wei) 歸，黎庶昌稱其“詳覽前史，求經世之學”[36]，李元度亦稱其“毅然有效法前賢、澄清天下之誌，講求經世學”[37]。他曾在姚鼐所倡“義(yi) 理、考據、辭章”之說的基礎上加入“經濟”一項，突出以文經世的理論訴求，故其論學論文常涉經世之旨。如鹹豐(feng) 元年八月廿二日記雲(yun)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製，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sang) 禮，曰祭禮，曰兵製，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皆以本朝為(wei) 主，而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義(yi) ，歸之於(yu) 易簡。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38]其所究心者無一不係經國濟民之術。又《送江小帆同年視學湖北序》批判科舉(ju) 弊政，認為(wei) 士子皆以功利相尚，徒精於(yu) 製藝卻無實際才幹，而“今欲稍返積習(xi) ，莫若使之姑置製藝而從(cong) 事經史，獎一二博通之士以風其餘(yu) 。於(yu) 覆名扃試之外，別求旁搜廣采之術”[39]。其開出的救弊之方是舍製藝而轉事經史，以開闊手眼，培養(yang) 經世之才。

取法經史，可以說是曾國藩將經濟之學落實到學問文章之中的必由之徑，此種思想源於(yu) 理學大師唐鑒。曾氏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記載，他曾問唐鑒“經濟宜何如審端致力？”唐氏誨之曰：“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跡，法戒昭然；曆代典章，不外乎此。”[40]聆此指授後，銳意經史，以求經世，成為(wei) 曾國藩十分自覺的理論追求，他對此反複予以強調。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諸弟》雲(yun) ：“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41]同治元年十二月《複夏教授》又雲(yun) ：“經濟之學，諸史鹹備，而淵源全在六經。”[42]由此可見，曾氏於(yu) 《雜鈔》中增立敘記、典誌兩(liang) 類文體(ti) ，並以經、史之文為(wei) 根柢，正是其經世思想驅使使然。他於(yu) 兩(liang) 類文體(ti) 側(ce) 重選錄“記事”“記政典”之作，從(cong) 其平日論文之語亦能窺得淵源。鹹豐(feng) 元年七月初八日記指出：“經濟之學，吾之從(cong) 事者二書(shu) 焉，曰《會(hui) 典》，曰《皇朝經世文編》。”[43]《會(hui) 典》指《大清會(hui) 典》，曾國藩在世時清廷修有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朝會(hui) 典，記錄吏、戶、禮、兵、刑、工各部之職能及製度，是清代的行政法典。《皇朝經世文編》為(wei) 賀長齡、魏源等編輯清初至道光間的官方文書(shu) 、論著、書(shu) 劄等而成的文章總集。魏源《皇朝經世文編五例》稱：“蓋欲識濟時之要務，須通當代之典章；欲通當代之典章，必考屢朝之方策。”[44]《雜鈔》“典誌”類選錄曆代記錄典章之作，當也受到魏源之說及《經世文編》的沾溉。又曾氏鹹豐(feng) 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加羅忠祜片》雲(yun) ：“竊以先哲經世之書(shu) ，莫善於(yu) 司馬文正公《資治通簽》。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興(xing) 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實六經以外不刊之典也。”[45]可見《雜鈔》“敘記”類選錄《通鑒》之文亦可謂淵源有自。總之，這兩(liang) 類文體(ti) 的設立是以突出經世精神為(wei) 依歸，期望後學通過學習(xi) 經史之文了解曆代治亂(luan) 興(xing) 衰、典章製度等，以掌握經國濟民之術，進而成為(wei) 任事有所持循的經世之才。

姚永樸《國文學》在評《經史百家雜鈔序》時曾指出曾氏文體(ti) 分類與(yu) 姚氏不同者有三，其二即“於(yu) 雜記外，更益以典誌、敘記兩(liang) 類也”，又稱“此則惜抱非不知之，第以其例既不選經、史，則其他私家著作，能合於(yu) 此兩(liang) 類者寥寥，故括之於(yu) 雜記類中，而不別出兩(liang) 類之目也”[46]。意謂姚選未涉及這兩(liang) 類文體(ti) ，乃因限於(yu) 體(ti) 例而有所不為(wei) 也。但是，選本體(ti) 例的不同正折射出二人文體(ti) 觀念的差異，姚鼐知之而不為(wei) ，固然有限於(yu) 體(ti) 例的原因，但究其根本則在於(yu) 他對文章經世功能的重視程度不及曾國藩。而曾氏專(zhuan) 設敘記和典誌兩(liang) 類有關(guan) 曆史與(yu) 政典的敘事體(ti) 裁，與(yu) 其身為(wei) 宰臣而治國理政的經曆有關(guan) ，作為(wei) 一代名臣，曾氏論文格外重視文章的經世致用功能，因此在選本編纂與(yu) 文體(ti) 分類中亦著意突出以史為(wei) 鑒、遵典守製的用心。

四、“頌讚”諸部類之分合暨姚、曾文體(ti) 觀之分殊

頌讚、箴銘、碑誌三種文類的更易部居是《雜鈔》與(yu) 《類纂》在文體(ti) 分類方麵又一顯著的分殊所在。曾氏自稱將姚氏所分頌讚、箴銘兩(liang) 類附入詞賦類，將碑誌類附入傳(chuan) 誌類。據前文所論可知，曾氏是以有韻與(yu) 否作為(wei) 劃分詞賦類的標準，這就不難理解他要將頌讚、箴銘兩(liang) 類韻文亦歸入詞賦類。而姚鼐《類纂》論辭賦時則稱“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yi) 在托諷，亦謂之賦耳”[47]，可見他判定辭賦歸屬時並未局限於(yu) 有韻無韻的形式特征，還輔以是否發揮諷諫功能這一效用標準。姚氏將頌讚、箴銘與(yu) 辭賦並列為(wei) 類，主要基於(yu) 它們(men) 的文體(ti) 功用與(yu) 辭賦有異，因為(wei) 箴銘是“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yi) ”，讚頌係“《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48]，這體(ti) 現了其文體(ti) 分類所秉持的“為(wei) 用不同”原則。由此可知，姚、曾二人判別頌讚、箴銘的著眼點不同：一以文體(ti) 功用為(wei) 繩，一以文體(ti) 形式為(wei) 準。曾氏以有韻與(yu) 否將頌讚、箴銘歸入詞賦類，但從(cong) 《雜鈔》所錄此二類作品來看，其中多數文章前有或長或短的序，而序文多為(wei) 散體(ti) ，故這些作品實際上是韻散結合的。當然若就頌、讚、箴、銘之正體(ti) 而論，則其分類標準的一致性倒也無可指摘。

《雜鈔》詞賦類除納入頌讚、箴銘兩(liang) 類以外，還選錄了少數碑刻文。如李斯《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之罘刻石》《碣石刻石》《會(hui) 稽刻石》、班固《封燕然山銘》、元結《大唐中興(xing) 頌》等記功碑文，在《類纂》中皆屬於(yu) 碑誌類，曾氏則以有韻為(wei) 標準而歸入詞賦類，因為(wei) 李斯文均為(wei) 韻文，班固、元結二文則是散體(ti) 序與(yu) 韻文的結合。另如鞏瑋《光武濟陽宮碑》和曹植《製命宗聖侯孔羨奉家祀碑》兩(liang) 篇為(wei) 姚選所無，它們(men) 亦屬於(yu) 功德碑，前文頌揚了漢光武帝劉秀平定禍亂(luan) 、光複漢統、巡行四方、封禪天下的豐(feng) 功偉(wei) 績，後文稱頌了曹丕封孔子二十一世孫孔羨為(wei) 宗聖侯，並下詔複修魯郡孔廟，以奉孔子之祀的功德。此二文以頌揚為(wei) 主，體(ti) 近於(yu) “頌”，且體(ti) 製同樣是散體(ti) 序與(yu) 韻文的結合，故曾氏亦將之歸入詞賦類。由此來看，曾國藩基本上是以有韻與(yu) 否作為(wei) 劃分詞賦類的唯一標準，就其分類依據的一致性而言固無可厚非，但從(cong) 文體(ti) 性質功用的角度來看，頌讚、箴銘、碑刻與(yu) 詞賦差別較大，姚選分之，更顯合理。姚永樸《國文學》曾指出：“箴銘、頌讚與(yu) 詞賦其用本不同，惜抱分之，詎雲(yun) 非是。但文正或並或附，猶對策之合於(yu) 奏議，檄移之合於(yu) 詔敕耳，夫何為(wei) 不可耶！”[49]認為(wei) 姚、曾分類各有準繩，不宜強分軒輊。這也表明任何文體(ti) 分類都難以做到完美無缺，放之四海而皆準，隻要能符合各自所持的分類原則，就可備一家之說。

另從(cong) 《雜鈔》和《類纂》中詞賦類的排序和選文比重來看，亦頗能透視姚、曾文體(ti) 觀念之差異。詞賦在《類纂》十三類文體(ti) 中位居十二，而在《雜鈔》十一類文體(ti) 中則位列第二，這種排序並非隨意所為(wei) ，而是與(yu) 他們(men) 的文體(ti) 觀念有關(guan) 。姚選十三類文體(ti) 中論辯、序跋、奏議、書(shu) 說、贈序、詔令、傳(chuan) 狀、碑誌、雜記等前九類皆為(wei) 散文，箴銘、讚頌、辭賦、哀祭等後四類均為(wei) 韻文，其文體(ti) 排序有區別有韻與(yu) 無韻之文的用意，而先散體(ti) 後韻文的排列又暗寓推尊古文之微意。曾選則更為(wei) 重視詞賦體(ti) ，此種傾(qing) 向不僅(jin) 體(ti) 現在文體(ti) 排序上，在選文比重方麵也有鮮明的反映。《類纂》於(yu) 辭賦類隻錄55首，即使加上箴銘（20首）與(yu) 頌讚（5首）兩(liang) 類，總共亦不過80首；《雜鈔》詞賦類則選錄多達147首，選文數量高居各類文體(ti) 之首。曾氏對詞賦體(ti) 的喜好，從(cong) 其平日讀書(shu) 論文之語即可窺得一二。如鹹豐(feng) 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諭紀澤》雲(yun) ：“餘(yu) 惟文章之可以道古，可以適今者，莫如作賦。”[50]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諭紀澤》雲(yun) ：“嗣後宜將《文選》最愜意者熟讀，以能背誦為(wei) 斷，如《兩(liang) 都賦》《西征賦》《蕪城賦》及《九辯》《解嘲》之類皆宜熟讀。”[51]又同治六年二月初六日記雲(yun) ：“餘(yu) 近年最好揚、馬、班、張之賦，未能回環朗誦，偶一誦讀，如逢故人，易於(yu) 熟洽。”[52]可見他無論己身所好，還是勉勵晚輩，均視詞賦為(wei) 重點學習(xi) 對象。同時曾氏還認為(wei) 詞賦在各類文體(ti) 之中是最難創作者之一，其《筆記二十七則》論《雜鈔》十一類文體(ti) 有雲(yun) ：“其九類者，占畢小儒，夫人而能為(wei) 之。至詞賦敷陳之類，大政典禮之類，非博學通識殆庶之才，烏(wu) 足以涉其藩籬哉？”[53]認為(wei) 其他九類文體(ti) 普通之人皆可以作，唯獨詞賦和典誌兩(liang) 類則非博學通識之才不能作，可見曾氏對於(yu) 詞賦的推重其來有自。曾國藩之所以如此重視詞賦，當與(yu) 他注意吸收詞賦富於(yu) 藻采又頗具氣勢的長處，以重塑桐城文風的考量有關(guan) 。曾氏能夠改變桐城派古文紆徐醇厚的傳(chuan) 統風格，另辟雄奇恣肆一路文風，正是得益於(yu) 詞賦的學習(xi) 。吳汝綸《與(yu) 姚仲實》所稱曾氏古文“以漢賦之氣運之，而文體(ti) 一變”[54]，即指此而言。

關(guan) 於(yu) 碑誌類的文體(ti) 歸屬，曾氏自稱“附入傳(chuan) 誌之下編”，這主要是針對姚選所錄碑誌中的墓碑文而言的。實則姚選所錄碑誌文根據內(nei) 容和用途可分為(wei) 紀功碑、宮室廟宇碑和墓碑三種。其中墓碑如墓誌銘、墓碣銘、墓表、神道碑等都是記述死者生平事跡之體(ti) ，曾國藩將之與(yu) 史傳(chuan) 、行狀、事略等同歸於(yu) 傳(chuan) 誌類，因傳(chuan) 誌類是以“記人”為(wei) 主的敘事性文體(ti) ，故從(cong) 文體(ti) 性質來看，這種歸並是合理的。至於(yu) 紀功碑和宮室廟宇碑，《雜鈔》則分別歸入以記曆史大事為(wei) 主的敘記類和記日常雜事為(wei) 主的雜記類中。如韓愈《平淮西碑》為(wei) 紀功碑文，記述了唐憲宗平定吳元濟叛亂(luan) 之事，故被納入敘記類中。蔡邕《陳留東(dong) 昏庫上裏社碑》、王延壽《桐柏廟碑》、韓愈《南海神廟碑》《處州孔子廟碑》《衢州徐偃王廟碑》《柳州羅池廟碑》《袁氏先廟碑》《烏(wu) 氏廟碑》、蘇軾《表忠觀碑》等廟碑則被納入雜記類中，這些碑文除了記述立廟緣由、經過等外，還常頌揚某人的政績德業(ye) ，兼具記人功能，不純以記事為(wei) 主，但“雜記”類從(cong) 其立名來看，本身就寓有一定的包容性，因此將廟碑歸入雜記類並無齟齬之感。要之，曾氏將三類碑文以敘述內(nei) 容之別，分別歸於(yu) 三種不同的文類，亦不失為(wei) 一種新穎的分類嚐試。

五、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文體(ti) 分類觀之影響

隨著《雜鈔》在晚清民國時期的廣泛流播，曾國藩的文體(ti) 分類思想很快便對後世文家的文體(ti) 分類產(chan) 生了影響。首先得此沾溉者為(wei) 曾門四大弟子之一的黎庶昌，他在編選《續古文辭類纂》時承祧整合了姚、曾的文體(ti) 分類思想，於(yu) 姚選十三類文體(ti) 之外，增益曾選所分敘記、典誌兩(liang) 類，意在補姚選所未備。

光緒後期，王葆心在其《古文辭通義(yi) ·總術篇》“以至簡之門類檃栝文家之體(ti) 製”條引述了其友李偉(wei) 的文體(ti) 分類論，李偉(wei) 高度肯定曾氏《雜鈔》的文體(ti) 分類成就，稱“世無文正，生其後者雖欲以宏綱巨目籠蓋往籍，何可得乎？”又稱他將文體(ti) 分為(wei) 三門十五類，亦“本曾氏序目而少增變之，間采姚氏之說以歸完備”[55]。李氏所分文體(ti) 為(wei) ：一告語門，包括詔令、奏議、書(shu) 牘、贈言、祭告五類；二記載門，包括載言、載筆、傳(chuan) 誌、典誌、雜記五類；三著述門，包括論著、詩歌、辭賦、傳(chuan) 注、序跋五類。與(yu) 曾氏分類相較，其間差異主要體(ti) 現在二級文類的歸納方麵。首先，告語門增入曾氏所棄贈序類（李稱“贈言”），其分類當是依據文體(ti) 功能相近的原則，因為(wei) 從(cong) “告”之功能來看，贈序亦屬贈送相告之體(ti) ，這是從(cong) 文體(ti) 功用角度區分文類的新嚐試。其次，記載門之載筆類接近於(yu) 曾氏所分敘記類，而最大的變化在於(yu) 載言類，王葆心稱此為(wei) 《論語》類記言體(ti) ，這就在曾氏所分記人、記事、記典章體(ti) 外，又增入記言一體(ti) ，豐(feng) 富了記載門之構成。再次，著述門增入詩歌類，並將曾氏序跋類所列傳(chuan) 、注諸體(ti) 析出而設為(wei) 二級文類。傳(chuan) 注類的設立較曾氏分類而言是一次革新，而王葆心接著又對此做了進一步發展。王氏在《古文辭通義(yi) ·關(guan) 係篇》講述文章作法時依文體(ti) 類型分述之，其所述文體(ti) 包括告語文、記載文、解釋文、議論文四類，其中告語、記載、議論三類基本上可以對應曾氏所分三級文體(ti) 門類（議論文相近於(yu) 著述門），最大的變化在於(yu) 王氏新增的解釋文這一門類。關(guan) 於(yu) 解釋文，王葆心釋雲(yun) ：“此解釋文即近世合形體(ti) 、音韻、訓詁三種以成文之體(ti) 。專(zhuan) 言三種尚不成文，必合此三種附諸經典用之，而此解釋文體(ti) 始成。”[56]可知所謂解釋文實相當於(yu) 李偉(wei) 著述門所立傳(chuan) 注類，是指以解析說明為(wei) 主的注釋考據文體(ti) 。所不同的是，王葆心將李偉(wei) 設為(wei) 二級文類的“傳(chuan) 注”改稱“解釋文”，而與(yu) 告語、記載、著述三門文體(ti) 並列為(wei) 類。這樣從(cong) 曾國藩將傳(chuan) 、注作為(wei) 單個(ge) 文體(ti) 歸入序跋類，到李偉(wei) 將傳(chuan) 注從(cong) 序跋類析出而設為(wei) 二級文類，再到王葆心將傳(chuan) 注類改稱解釋文而設為(wei) 三級門類，體(ti) 現了文體(ti) 分類觀念的演進。而李、王二人對於(yu) 傳(chuan) 注類文體(ti) 的區劃較曾氏分類顯然是一種進步，因為(wei) 傳(chuan) 、注等解經體(ti) 裁廣義(yi) 上雖然也符合曾氏界定序跋類所謂闡明他人著作之意的標準，但與(yu) 序跋體(ti) 式畢竟差別較大，故李、王著眼於(yu) 其形式特征而獨自設類或門則更趨合理。

至於(yu) 李偉(wei) 文體(ti) 分類的總體(ti) 特點，王葆心總結道：“繹厥指歸，可知告語門者，述情之匯；記載門者，記事之匯；著述門者，說理之匯也。三門之中對於(yu) 情、事、理三者有時亦各有自相參互之用，而其注重之地與(yu) 區別之方要可略以情、事、理三者畫歸而隸屬之。”[57]他認為(wei) 李偉(wei) 是以情、事、理三者作為(wei) 文體(ti) 分類的依據，並引王世貞、陸桴亭、章學誠等人之論輔證之。以情、事、理作為(wei) 文體(ti) 分類標準，邏輯較為(wei) 清晰，但王氏稱告語門主於(yu) 情，然奏議、詔令作為(wei) 朝廷公文顯然不以述情見長；稱著述門主於(yu) 理，然詩歌、詞賦又是偏於(yu) 述情而非說理者，故其所論與(yu) 李氏的文體(ti) 分類實踐並不十分契合。

清民鼎革之際，桐城後學姚永樸、徐世昌及高步瀛再次對《雜鈔》的文體(ti) 分類進行了發展改造。1914年，姚永樸《文學研究法》印行，他依曾氏所分三門文類設“著述”“告語”“記載”三目，論述文體(ti) 分類和辨體(ti) 問題，其所論著述門分論辯、詞賦、箴銘、序跋四類，告語門分詔令、奏議、書(shu) 牘、贈序、哀祭五類，記載門分典誌、敘記、雜記、紀傳(chuan) 、碑誌、讚頌六類。徐世昌仍借助選本方式進行文體(ti) 分類，其所編《古文典範》將文體(ti) 分為(wei) 三門十類：一論說門，包括論辯、序跋、書(shu) 牘三類；二敘記門，包括傳(chuan) 狀、碑銘、典誌、雜記四類；三詞賦門，包括騷賦、箴頌、哀記三類。[58]高步瀛則在其文學講義(yi) 《文章源流》中將文體(ti) 分為(wei) 三門十六類：一論議門，包括論辯、傳(chuan) 注、序跋、贈序、詔令、奏議、書(shu) 說七類；二記載門，包括傳(chuan) 狀、碑誌、敘記、典誌四類；三詞章門，包括詞賦、箴銘、頌讚、哀祭、詩詞五類。

從(cong) 三人所分三級文類來看，他們(men) 都延承了曾氏三門分類法，但也有新的發展。從(cong) 三門文體(ti) 名稱來看，姚永樸沿用了曾氏的三門文體(ti) 命名，徐世昌則於(yu) 三門文體(ti) 完全改易新的名稱，高步瀛除記載門仍沿用曾氏命名外，其餘(yu) 二門亦另立新名。徐、高二人在三級文體(ti) 類目設置和命名方麵的變化，當是借鑒和吸收了李偉(wei) 、王葆心以情、事、理三者劃分文體(ti) 的經驗。高步瀛《文章源流》分析曾氏文體(ti) 分類之成就與(yu) 不足時指出：“然著述、告語，範圍太廓，分界為(wei) 難，而以詞賦入著述門，尤多齟齬；其記載門增入敘記、典誌二類，則曾氏之卓識，超越前人矣。竊以為(wei) 文章之類別，實不出說理、敘事、言情三大端，有論議、記載、詞章三門，已可包括無遺。”[59]以此衡之，則徐、高基本上也是以說理、敘事、抒情三者作為(wei) 三門分類的依據，其中“論說”或“論議”門主於(yu) 說理，“敘記”或“記載”門主於(yu) 敘事，“詞賦”或“詞章”門主於(yu) 抒情。其實姚永樸也十分重視從(cong) 情、事、理三者觀照文體(ti) 差異，不過他未將此三者與(yu) 曾氏三門文體(ti) 作整體(ti) 對應，而是根據三門內(nei) 所轄二級文類的特點分別歸於(yu) 理、情、事三者，《文學研究法·範圍》指出，四部之文皆不出說理、述情、敘事三者，“大抵集中，如論辯、序跋、詔令、奏議、書(shu) 說、贈序、箴銘，皆毗於(yu) 說理者；詞賦、詩歌、哀祭，則毗於(yu) 述情者；傳(chuan) 狀、碑誌、典誌、敘記、雜記、讚頌，皆毗於(yu) 敘事者”[60]。要之，以理、情、事三者作為(wei) 區判文體(ti) 的重要標準，已成為(wei) 清季民初學者的共識，這正是對曾國藩文體(ti) 分類觀念繼承與(yu) 發展的結果。

從(cong) 三人所分二級文類來看，則各具特點和創新。姚永樸的分類特點，首先，是將著述門中曾氏歸入詞賦類的箴銘類再次獨立，恢複其二級文類的地位。其次，繼承了李偉(wei) 的分類觀念，將曾氏汰棄的贈序類納入告語門。再次，將記載門之傳(chuan) 誌類區分為(wei) 紀傳(chuan) 和碑誌兩(liang) 類，這是因《雜鈔》傳(chuan) 誌類所收主要為(wei) 正史紀傳(chuan) 和碑誌文的緣故；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將曾氏著述門中的讚頌類劃歸記載門，這是其他人所未做過的分類嚐試，察其用意，當主要是因頌體(ti) 行文以鋪敘為(wei) 主，讚體(ti) 為(wei) “纂集其美而敘之也”[61]，也具有一定的敘述性，故姚氏將讚頌類亦歸入以敘事為(wei) 主的記載門。

徐世昌與(yu) 高步瀛的文體(ti) 分類思想較為(wei) 接近，但亦存在一些細微差異，故將二者結合起來看其分類特點則更為(wei) 顯豁。首先，徐世昌《古文典範》將曾氏原歸於(yu) 告語門的書(shu) 牘類劃入論說門，而具體(ti) 選文中書(shu) 牘類實錄有書(shu) 說、奏議、詔令、贈序四類文體(ti) ，如此則與(yu) 高步瀛《文章源流》所分論議門基本一致，隻不過高氏將徐選書(shu) 牘類所含四類文體(ti) 皆列為(wei) 二級文類，且將具有解釋說明性質的傳(chuan) 注類亦歸入論議門。他們(men) 如此劃分，皆是著眼於(yu) 上述諸類文體(ti) 兼具議論說理功能而進行的分類探索。值得注意的是，徐氏將贈序作為(wei) 單一文體(ti) 而歸入書(shu) 牘類頗具創意，這當是因作為(wei) 文人送別之體(ti) 的贈序與(yu) 作為(wei) 文人間往來交流之體(ti) 的書(shu) 牘，其為(wei) 用有相似之處，故被統括於(yu) 一類之中；這相對於(yu) 李偉(wei) 著眼於(yu) “告語”功能而將“贈言”與(yu) “書(shu) 牘”並列為(wei) 類，無疑又是一次新的分類嚐試。其次，徐氏敘記門所收文類與(yu) 高氏記載門大致相同，差別在於(yu) 徐氏徑以敘記作為(wei) 三級門類，故其二級類目列有雜記類，高氏則以敘記作為(wei) 二級文類，而將雜記視為(wei) 單一文體(ti) 附入敘記類。另外，《古文典範》於(yu) 碑銘類還錄有“彝鼎銘”體(ti) ，選《毛公鼎銘》《孟鼎銘》等三代銅器銘文36首，這是曾國藩、李偉(wei) 、高步瀛分類時均未涉及者，是對曾氏文體(ti) 分類的豐(feng) 富和拓展。再次，徐氏詞賦門所收騷賦、箴頌、哀記三類中，“箴頌”類實際所錄文章包括箴銘、頌讚兩(liang) 類，與(yu) 高氏詞章門不同者是徐氏將“詞賦”設為(wei) 三級門類，故將“騷賦”列為(wei) 二級文類，而高氏以“詞章”為(wei) 三級門類，故列“詞賦”為(wei) 二級文類。此外，高氏基於(yu) 抒情標準而在詞章門中增入詩詞類，徐氏則因其所編為(wei) 古文選本，故未涉詩詞類。要之，徐、高二人在曾國藩文體(ti) 分類的基礎上又進行了新的文體(ti) 歸並和分類嚐試，所設三級文體(ti) 綱目的邏輯關(guan) 係較為(wei) 統一，二級類目的分合損益亦有某些新的嚐試，對桐城派文體(ti) 分類思想進行了最後的發展與(yu) 提升。

總之，曾國藩《雜鈔》是繼姚鼐《類纂》後又一部在文體(ti) 分類方麵做出卓越貢獻的桐城派文章選本，其分類層次豐(feng) 富，邏輯性較強，且所收文體(ti) 擴增至姚選所未及的經、史體(ti) 裁，堂廡甚大，影響深遠，深得後人稱許。馬其昶《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序》雲(yun) ：“姚選分十三類，曾文正公更約為(wei) 三門十一類，曰論著、曰告語、曰記載，與(yu) 姚說小別大同。學者誠準此二家以辨文體(ti) ，晰如也。蓋審同異，別部居，可以形跡求也。”[62]宋晶如、章榮《廣注經史百家雜鈔》扉頁提要雲(yun) ：“本書(shu) 體(ti) 例略與(yu) 姚氏《古文辭類纂》相仿，然分類之精與(yu) 取材之博實有過之。”[63]均認為(wei) 《雜鈔》的文體(ti) 分類可以媲美《類纂》，且對後者有所超越，有後出轉精之效。曾氏的文體(ti) 分類思想能為(wei) 我們(men) 充分認識古代文體(ti) 間的相似性與(yu) 差異性、文體(ti) 集群的層級性等，提供有益的啟示與(yu) 借鏡，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文體(ti) 學價(jia) 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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