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還在“計劃”中
作者: 陳寧遠 
來源: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
時間: 2011-03-10 
    
  
 
    摘要：計劃生育作為國策的誕生並非是拍腦袋的結果，但其曆史性局限在今天已經十分明顯。在計劃生育的問題上尤其需要承認一個事實，那就是自古以來生命的奇跡，就從就不是人類計劃的產物；而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奇跡，也不來自人類的自以為是的追求，而卻常常誕生於人類不斷糾錯的過程之中。從這個角度說計劃生育國策之改變，不過是人類多次糾錯中的一次，盡管未來有可能充滿波折。3月6日，中國全國政協委員、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王玉慶在“兩會”期間透露，目前計生部門正在考慮放開二胎政策，可能在“十二五”末期放開。該委員會另一位副主任張黎則透露，中國將試點新的計劃生育政策。



    新的計劃生育政策為何？試點尚未開始我們不得而知！不過“計劃”二字猶在，那就還不如放開二胎具體生動。但說要到“十二五”末期放開二胎，卻是一個遲到的消息，在中國二胎並不是罕見的事兒。可以說，嚴格控製人口出生的計劃生育，作為國策從來不是鐵板一塊。


    二胎的潛滋暗長


    首先，中國已有幾個較少為人知的二胎特區。上世紀80年代計劃生育國策雷厲風行的時候，甘肅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和湖北恩施等八百多萬人口的農村地區，經中央批準推行的就是“二孩”的計劃生育政策。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隻有1.5，酒泉隻有1.4，恩施2005年生育率隻有1.47，承德現在的生育率隻有1.6了。計劃和不計劃之間並不存在所謂的人口激增。


    其次，以繳納罰款故意違反計劃生育國策而生育二胎的中國家庭，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存在。比如農村所謂嚴格意義上的一胎政策，幾乎沒有完整執行過（即使在最嚴格執行計劃生育的時代裏，中國農村頭胎是女孩的家庭，事實上都被允許在五年之後生育第二胎）。而隨著市場經濟迅速發展造成的人口流動，也使得中國城鎮生育二胎的家庭為數不少，無非就是繳納罰款後，使得生下來的孩子有了法律意義的保障——而這種保障其實很可憐，就是把孩子的名字寫進戶口簿。


    中國自1980年改革以來，近乎所有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行為都在開放，而且都似乎有個模糊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目標在追趕。比如政治是自由開放的、信仰是自由開放的、經濟是自由開放的、言論是自由開放的、遷徙是自由開放的等等。而隻有不能對自主生育自由開放這一條，卻得到了全國幾乎大部分派別的人士的讚同，那時即使有人質疑計劃生育的的效果，也幾乎無人反對計劃生育的正當性。


    這真是十分吊詭。


    而這種急迫的要求，不僅從根本上杜絕了對人口理論做更為細致的分析（仿佛除了計劃生育就沒有其它合理的人口理論及其政策），這甚至掩蓋了最簡單的反問：一對小夫妻因愛創造生命，這需要計劃嗎？需要頒發計劃生育指標嗎？誰能舉出例證，證明人類還有比創造生命的自由——更為重要的自由？在經濟自由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時候，自主生育權卻在消失？一正一反的自由觀，悖論若斯孰人可解？


    資源真的不足麽？


    1980年製定這個基本國策，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理由可首推所謂“中國人均資源不足”。這種人多必將導致資源短缺的言論起源於馬爾薩斯。他的理論曾被阿瑟-劉易斯（在中國最近大大出名的劉易斯拐點，即是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的高論）在《經濟增長理論》就人口和經濟增長的關係方麵，中性而完整總結為四點，“第一，日益增長的生活水平將引起人口增長；第二，人口的增長將超過糧食產量增長的速率；第三，人口的增長總是為生活資料的限度所製約。第四，糧食的增產能力的增長，必將使人口增長到這種能力的極限。”


    但這四點一直充滿疑問。


    社會現實和曆史的進程，從來沒有完整證明馬爾薩斯理論的前提“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就一定帶來人口增長”，相反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發達國家的生育率一直是在下降的。而馬爾薩斯所堅持強調的如沒有生育限製——比如主導性的道德限製缺乏，人口增長就會超過食物供應的增長，那就隻能靠戰爭、瘟疫、各類饑荒等災難才能控製人口過度增長，這近乎把人口的自然增長看成人類生活的萬惡之源。事實上他的理論誕生200多年來，也無明顯的曆史過程時期證明人口增長和各種人類社會災難，有這樣或那樣的關係。


    不過他提出以道德約束來控製人口的設想，顯然對後世包括中國在內的部分政治家、社會活動家和人口理論專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份由中國《環球時報》和中國社科院聯合發起的影響中國近現代的50個外國人之中，馬爾薩斯排名第三。而所謂道德要求下的人口控製，即計劃生育要由國家出麵來規範一對夫婦的生兒育女，在沒有宗教資源實施道德約束的國度裏，幾乎沒有任何執行的障礙。


    當然不能說馬爾薩斯的理論是中國計劃生育國策的全部理論前提。但可以肯定1980年製定計劃生育國策，這樣或那樣“人多必將導致資源短缺”的假設，卻是計劃生育國策得以執行的必然原因。


    巧合的是，當時還有一個現在看也十分敏感的偶然原因。當時作為獨立知識分子的代表、剛剛獲得解放的馬寅初就是一位計劃生育的吹鼓手。他早在建國之初就發表的《新人口論》連同他的個人傳奇，在1980年代得到廣泛的讚賞。他關於“控製人口，計劃生育，普遍推行避孕，每對夫婦生兩個孩子。通過人口控製，降低消費，增加積累，擴大生產”的思想，基本可以視為計劃生育國策當時的核心原則。這個原則就學術研究而言，看上去邏輯性也很強。但以此原則推行的計劃生育，其政策後果目前受到了廣泛的質疑，而這些後果即使在當初也不是沒有強烈的反對意見。


    人口多是負擔麽？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控製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號召中國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帶頭實行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並倡導晚婚晚育。


    信中寫到的理由，基本就是以人多導致資源短缺和馬寅初《新人口論》的宣傳版。比如分析消費、積累和生產——“對每家每戶來說，增加了人口，在他們不能幹活以前，就會多用錢，多用糧，影響家庭生活的改善，這筆帳一算就清楚。……對國家來說，如果工農業的勞動生產率還很低，物資的生產還不豐富，人口增長的快慢，就會直接影響現代化建設所需的資金的積累。人口增長過快，資金的積累就會減少，人口增長減慢，資金的積累就會增加。人口增加，除了家庭需要增加撫養費以外，為了解決他們的上學、就業等問題，國家還需要增加教育經費、設備投資和社會公用事業經費等。請想一想，從這些方麵省下錢來發展經濟和文化教育事業，將會起多麽大的作用！”


    再如分析糧食供應，“拿糧食供應來說，要保證城鄉人民的口糧、工業用糧和其它用糧，將來每人每年平均用糧最少應該達到八百斤。如果多生一億人口，就必須多生產八百億斤糧食，現在我國每人平均大約兩畝耕地。如果增加到十三億人口，每人平均耕地將下降到一畝多。在目前條件下，在這樣少的土地上，要生產出每人平均八百斤糧食，還要生產出足夠數量的經濟作物，是相當困難的。”


    這些當時看來的大問題，現在基本都被現實證明要麽沒有，要麽有辦法，要麽相反。比如糧食供應最為典型，現在人口總量比1980年多。但三十來糧食不僅基本不存在問題，中國人還普遍吃得越來越好。再如，人口作為生產過程之中最為重要的要素，其自然增長的過程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不僅不增加負擔，還有著巨大的“人口紅利”。這點在中國製造風靡世界成為全球工廠的過程之中十分明顯。


    總之，人口的增加是不是負擔？人均資源占有和國家的富裕程度是一個什麽樣的關係？如今現實提供的材料，並不證明人均資源短缺，就一定導致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不起來，人民必然貧困。


    銀發經濟的困惑


    而當初公開信裏所說的，“有些同誌擔心，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將來會出現一些新的問題：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齡老化，勞動力老化，勞動力不足，男性數目會多過女性，一對青年夫婦供養的老人會增加。上述這些問題，有些是出於誤解，有些是可以解決的”，卻被現實證明這些並非是誤解，而是難以解決。


    比如人口老化問題，一對夫妻要贍養四位老人十分難解。從理論上說，養老的問題可以變成“銀發經濟”，交給市場來解決。但一個正常的經濟體，其勞動力的供應並非是無限製的（劉易斯拐點就是研究此類勞動力供應瓶頸的問題）。“銀發經濟”即使成為特別發達的行業，其從本質上說也不是一個推動一國經濟動力，而純粹是一項各種資源消耗型的行業，它高度建立在銀發群體的現金餘額支付能力的基礎上。


    若將國民經濟做一個報表，這相當於記銀發群體的支付能力為現金餘額，而購買社會生產的實物資產。從某種角度說，這是難以為繼的經濟結構。因為滿足整個社會要求的實物資產，是需要足夠的勞動力去生產的。現金餘額的支付功能，並不能完成整個生產過程。當勞動力不足以完成銀發群體現金餘額所要求的實物資產時，現金餘額就毫無意義。


    至於建立比較完備的養老社保體係，更是無法回避銀發經濟的困境。因為全球不論是何種完善的養老的保障體係，隻要它是建立在現金餘額支付（所有養老保險無分基金型或現收現付型，在以現金支付這點上沒有本質區別）的基礎上，就一定要有足夠的實物生產來保障，而都需要有足夠的勞動力（勞動年齡人口）養活現有退休人口。否則白花花票子在淪為一張廢紙之前，還會有伴隨長期嚴重的通貨膨脹（社會總供給小於社會總需求）。從這個角度說“未富先老”和怎麽發展經濟都隻是表麵現象，沒有勞動力生產必須的實物資產，用來養老才是大問題。


    糾錯與試錯


    而豐富的勞動力——這30年前被視為是中國發展的人口負擔，正是中國走向世界成名中國製造的法寶。近20年來，中國低價勞動力的長足供應，是中國經濟得以良好發展的基礎，盡管這也讓美國等國家沾光中國便宜的勞動力。有人曾戲稱中國和美國的貿易關係，正是中國的勞動力生產養活美國人，而美國人支付美元的關係。假如要把中美的貿易關係做成一張財務報表，中國這邊就是勞動力，美國那邊就是美元。而眾所周知，這個關係已經被稱為中美金融危險三角，因為這是難以為繼的。


    因此，現在還在謹慎地討論早已有之“二胎”是否放開，多少有點身在桃花源，而不知時過境遷早已魏晉。當然計劃生育作為國策的誕生並非是拍腦袋的結果，但其曆史性局限在今天已經十分明顯。在計劃生育的問題上尤其需要承認一個事實，那就是自古以來生命的奇跡，就從就不是人類計劃的產物；而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奇跡，也不來自人類的自以為是的追求，而卻常常誕生於人類不斷糾錯的過程之中。從這個角度說計劃生育國策之改變，不過是人類多次糾錯中的一次，盡管未來有可能充滿波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