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文化遺產(chan) 的保護與(yu) 申遺：基於(yu) 東(dong) 亞(ya) 儒學教育文化遺產(chan) 申遺熱潮的思考

作者：張哲（複旦大學曆史學係）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原載《中國文化遺產(chan) 》2020年第6期

摘要：隨著文化遺產(chan) 運動的展開，遺產(chan) 的分類逐漸細化，學界開始提出教育文化遺產(chan) 這一概念。近年來在東(dong) 亞(ya) 地區也掀起儒家教育文化遺產(chan) 申遺的熱潮，韓國書(shu) 院率先申遺成功，日本方麵也躍躍欲試，已經走在申遺的路上。中國方麵早有呼籲申遺的聲音。中國儒家文化遺產(chan) 的申遺可以正本清源，明確中國儒學在東(dong) 亞(ya) 曆史中的定位，也可彰顯出儒家文化對世界文化多樣性的貢獻。審視東(dong) 亞(ya) 地區儒學教育文化遺產(chan) 價(jia) 值定位與(yu) 申遺的曆程，一方麵可有助於(yu) 推動我國儒家文化遺產(chan) 的展開申遺與(yu) 保護工作，另一方麵則將進一步地加深對東(dong) 亞(ya) 儒家文化多樣性的理解。

關(guan) 鍵詞：儒家；教育文化遺產(chan) ；廟學；書(shu) 院；申遺

引言

東(dong) 亞(ya) 地區自古受到中國儒家文化的浸潤，隨著中國廟學製度走向成熟，影響所及，東(dong) 亞(ya) 諸國普遍設立儒學，形成了學者所稱的“東(dong) 亞(ya) 教育圈”，東(dong) 亞(ya) 儒家教育製度的一個(ge) 突出特點是廟（孔廟）、學（儒學）合一，集教育與(yu) 祭祀一體(ti) ，形成尊聖賢、崇儒學的教育體(ti) 係與(yu) 格局[①]。近代之後，東(dong) 亞(ya) 各國的儒家廟學製度都麵臨(lin) 著衝(chong) 擊，並逐漸被西方教育製度所替代。在現代政治文化運動與(yu) 工業(ye) 化社會(hui) 轉型過程中，除了少數廟學，或演變為(wei) 新式學堂，或轉變為(wei) 其他功能場所，得以較為(wei) 完整保存下來之外，多數麵臨(lin) 著被拆除與(yu) 毀棄的命運，失去了廟學製度本來的曆史麵貌。正如識者所言，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於(yu) 儒家文化遺產(chan) 的認識,主要集中在作為(wei) 思想性、觀念性遺產(chan) 的儒家文化,兼及製度性、社會(hui) 性的儒家文化,而對於(yu) 作為(wei) 儒家思想與(yu) 觀念本身載體(ti) 的物質文化遺產(chan) 和非物質文化遺產(chan) ,關(guan) 注甚少[[1]]。

隨著國際範圍內(nei) 文化遺產(chan) 保護運動的實踐與(yu) 展開，教育文化遺產(chan) 越來越受到重視，如2013年國際古跡遺址日將“教育的遺產(chan) ”(Heritage of Education)確定為(wei) 主題，以喚起人類對教育遺產(chan) 的重視。近年來，隨著中國儒學的複興(xing) ，儒家文化遺產(chan) 開始重新受到重視，在民間實踐方麵開始複興(xing) 儒家教育和書(shu) 院製度，使儒家教育呈現出活態化趨向，在學術界也先後有學者提出儒家文化遺產(chan) 、教育文物、教育文化遺產(chan) 等一係列全新的概念，並對這一類文化遺產(chan) 進行內(nei) 涵與(yu) 外延進行界定，在概念、研究對象、分類、研究維度、研究價(jia) 值等諸問題上進行了有益探索[②]。

在這一背景下，2016年，國家文物局將以孔廟為(wei) 代表的儒學文化遺產(chan) 保護納入國家文物事業(ye) 發展“十三五”規劃，提出“儒家文化遺產(chan) ，是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珍貴物質載體(ti) ，也是我國獨具特色的文物類型[[2]]”，開展文廟、書(shu) 院、曆代儒學名家的紀念廟宇（祠堂、故居）、藏書(shu) 樓、貢院及其他與(yu) 儒家思想相關(guan) 的文化遺產(chan) 現狀調研，全麵梳理國內(nei) 儒學遺產(chan) 的基本現狀，並製定出保護利用規範。

教育文化遺產(chan) 作為(wei) 儒家文化遺產(chan) 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jin) 在中國，乃至於(yu) 在東(dong) 亞(ya) 地區，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尤其是在東(dong) 亞(ya) 地區興(xing) 起的申遺熱潮中，韓國方麵率先行動，曆經八年的努力，於(yu) 2019年7月成功將韓國儒家文化遺產(chan) 的代表“韓國書(shu) 院”申遺成功[③]；而日本方麵，早在2006年亦開始推進申遺行動，致力於(yu) 推進日本儒家文化遺產(chan) 的申遺。以現在日本教育遺產(chan) 世界遺產(chan) 登錄推進協議會(hui) 推動的進程來看，成功申請世界文化遺產(chan) 可能隻是時間問題。而中國作為(wei) 儒家文化的發源地，近年來一直呼籲書(shu) 院申遺的聲音不斷，但是至今尚未有實質性進展。

一、韓國儒家教育文化遺產(chan) 的保護及其申遺

朝鮮半島古代的教育體(ti) 係，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國古代儒家教育製度的影響，韓國在古代的教育係統主要包含鄉(xiang) 校與(yu) 書(shu) 院，其中鄉(xiang) 校屬於(yu) 國家公立教育係統，而書(shu) 院多屬於(yu) 私立教育係統。鄉(xiang) 校自高麗(li) 時代（918－1392年）後期開始在全國普及，至朝鮮時代（1392—1910年）達到興(xing) 盛，總數達300餘(yu) 所。朝鮮時代最早的書(shu) 院是由地方官員周世鵬所創建的白雲(yun) 洞書(shu) 院，後賜額而更名為(wei) 紹修書(shu) 院。以白雲(yun) 洞書(shu) 院為(wei) 開端，朝鮮中後期書(shu) 院發展迅猛，至19世紀後期，“書(shu) 院之設,其數過多。一邑至有七八處，一道至八九十者,宮室之美,守護之盛,往往逾越聖廟[[3]]”已然有取代官方鄉(xiang) 校之勢，可見書(shu) 院在朝鮮時代儒學教育中承擔的重要作用。

在朝鮮時代後期，地方儒學者在全國各地大量地私設、疊設、濫設書(shu) 院，總數高達到700餘(yu) 所，積弊甚重，最終在高宗時期，在大院君主導下將全國數百所書(shu) 院撤毀，僅(jin) 保留其中的47所，主要分布在現在的韓國境內(nei) ，且以京畿道、全羅道、慶尚道最為(wei) 集中。

韓國對全國文化遺產(chan) 的調查與(yu) 保護始於(yu) 二戰之前，其文化遺產(chan) 保護體(ti) 係是由日本所設立的朝鮮總督府所主導建立，以當時日本的文化遺產(chan) 保護體(ti) 係為(wei) 原型。1962年，韓國公布了新的《韓國文化財保護法》[[4]]。根據《文化遺產(chan) 保護法》的有關(guan) 規定，韓國的文化遺產(chan) 分為(wei) 有形文化財、無形文化財、紀念物以及民俗文化財等四種類型，其中價(jia) 值較高的文化財進一步被列為(wei) 史跡、名勝或國寶[[5]]。

從(cong)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韓國政府重新開始對國內(nei) 的文化遺產(chan) 進行調查和分類的這一過程中，儒教教育文化遺產(chan) 就已經得到了分類保護：

首先是鄉(xiang) 校類，這包括朝鮮時代的中央國學成均館以及地方鄉(xiang) 校兩(liang) 個(ge) 係統。目前一共有八所鄉(xiang) 校被列為(wei) 國寶，四所鄉(xiang) 校被列為(wei) 史跡。（見表1）

表1列入國寶及史跡的韓國鄉(xiang) 校類文化遺產(chan) 情況

(資料來源：https://english.cha.go.kr/cha/idx/SubIndex.do?mn=EN.)

其次是書(shu) 院類。書(shu) 院製度雖然源自於(yu) 中國，但是韓國書(shu) 院祭祀的人物並非是中國的儒家聖賢，而是本國理學發展係統中的儒賢；另外，韓國的書(shu) 院享祀製度沒有被納入到國家禮製體(ti) 係之中，而是多樣的學術共同體(ti) 經過能動的考量和討論來確定[[6]]。

韓國成功申遺的九所書(shu) 院大多與(yu) 朝鮮時代著名的儒學者有著深刻的淵源，如紹修書(shu) 院所在地是安珦的故鄉(xiang) ，李退溪曾在此講學；藍溪書(shu) 院是鄭汝昌的故鄉(xiang) ，道東(dong) 書(shu) 院原是金宏弼故居。以書(shu) 院為(wei) 根據地進行講學、祭祀活動的有李退溪的陶山書(shu) 院，金長生的遁岩書(shu) 院，金麟厚的筆岩書(shu) 院，柳成龍的屏山書(shu) 院等。除此之外，玉山書(shu) 院是李彥迪曾經隱居與(yu) 做學問的地方，而武城書(shu) 院則是以紀念新羅末期的崔致遠的祠堂為(wei) 中心而建立的書(shu) 院。（見表2）

表2列入史跡的韓國書(shu) 院

（資料來源：https://english.cha.go.kr/cha/idx/SubIndex.do?mn=EN.）

由表2、3可知，韓國申遺的九大書(shu) 院，自20世紀六七十年即已陸續被列入國家史跡，並將部分書(shu) 院中的建築列入國寶予以保護。除上述九所書(shu) 院之外，列入史跡的尚有深穀書(shu) 院、玉洞書(shu) 院，魯岡(gang) 書(shu) 院的講堂列入國寶。

表3列入國寶的書(shu) 院建築

（資料來源：https://english.cha.go.kr/cha/idx/SubIndex.do?mn=EN.）

這些書(shu) 院除了藍溪書(shu) 院、深穀書(shu) 院、玉洞書(shu) 院屬於(yu) 私有財產(chan) 外，其餘(yu) 皆由韓國文化財廳、地方政府以及自治團體(ti) 負責管理與(yu) 保護。

韓國書(shu) 院作為(wei) 一個(ge) “係列遺產(chan) ”進行世界文化遺產(chan) 申報的提議，起始於(yu) 2006年韓國書(shu) 院聯合會(hui) 的成立[④]。韓國書(shu) 院聯合會(hui) 吸納了300多處書(shu) 院會(hui) 員，定期召開全國書(shu) 院會(hui) 議。2011年11月，在經過對全國書(shu) 院進行調查和研究的基礎上，出版《韓國書(shu) 院綜覽》一書(shu) ，該書(shu) 共收錄了全國書(shu) 院673處[⑤]。

2011年9月，韓國書(shu) 院聯合會(hui) 正式向韓國文化廳提出《韓國書(shu) 院世界遺產(chan) 預備目錄登載申請書(shu) 》的提案。在該提案中，首次將九所書(shu) 院以整體(ti) 作為(wei) 申遺對象[⑥]。

（圖片引自：https://whc.unesco.org/en/list/1498/multiple=1&unique_number=2278.）

在獲得韓國文化廳批準之後，2012年韓國書(shu) 院聯合會(hui) 成立韓國書(shu) 院世界遺產(chan) 推進委員會(hui) ，開展相關(guan) 的學術活動以促進申遺。2015年1月韓國文化廳首次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chan) 委員會(hui) 提交申遺文本,申報項目名稱為(wei) “Seowon,Confucian Academies of Korea”，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hui) (ICOMOS)在評估報告中指出：其一，申遺文本中屏山書(shu) 院等書(shu) 院周邊的景觀沒有被列入遺產(chan) 保護範圍；其二，申遺文本未能顯示出其與(yu) 中國、日本書(shu) 院的顯著不同，書(shu) 院所具有的獨創性和作為(wei) 係列遺產(chan) 的連貫性說明不足。除此之外，還要求明確指出選擇九處書(shu) 院聯合申報的依據。

根據ICOMOS評估報告的要求，韓國文化廳文化遺產(chan) 管理局和外交部對申遺文本進行了補充。2018年1月，在韓國方麵重新提交的申遺文本中，突出強調了這九處韓國書(shu) 院是十六、十七世紀韓國建立書(shu) 院的開端，具有典範性、連續性與(yu) 獨特性。在經過一年多的調查和技術性評估之後，2019年5月，ICOMOS給出建議登錄的意見。2019年7月，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ju) 辦的第43屆世界遺產(chan) 委員會(hui) 會(hui) 議審議通過韓國書(shu) 院（Seowon,Korean Neo-Confucian Academies）的提名申請。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guan) 於(yu) 世界文化遺產(chan) “突出的普遍價(jia) 值”的評估標準，主要表現在六個(ge) 方麵，而且強調申請項目隻有同時具有完整性和/或真實性的特征，且有恰當的保護和管理機製確保遺產(chan) 得到保護，遺產(chan) 才能被視為(wei) 具有突出的普遍價(jia) 值[[7]]。

韓國書(shu) 院在“突出的普遍價(jia) 值”方麵符合標準(iii)，即：韓國新儒家書(shu) 院的教育實踐和社會(hui) 活動是韓國新儒家思想與(yu) 文化傳(chuan) 統的獨特見證，其中很多教育實踐和社會(hui) 活動還在繼續開展。這些書(shu) 院反映來自中國的新儒家思想與(yu) 韓國當地實際相適應和契合的曆史過程，最終形成的書(shu) 院，從(cong) 功能、規劃和建築等各方麵都完美地見證了這一變革性和本地化的過程。

其突出普遍價(jia) 值表現在以下兩(liang) 個(ge) 方麵：其一，它們(men) 突出見證了朝鮮時代理學在教育和社會(hui) 實踐方麵的盛行。本土的儒者兩(liang) 班創造了一個(ge) 有利於(yu) 研習(xi) 理學的教育體(ti) 係和實在結構，兩(liang) 班階層選擇他們(men) 自己尊崇的理學聖賢，而非孔子。他們(men) 還通過對聖賢的尊崇，創建一個(ge) 不間斷的龐大學術譜係。因此，書(shu) 院或者學塾通過各種社會(hui) 和政治活動，促進理學精神的實質化發展；其二，它們(men) 也完美地體(ti) 現理學書(shu) 院的建築典型及其發展的各個(ge) 階段。在朝鮮時代書(shu) 院興(xing) 起的初期，書(shu) 院建築布局類型學的發展迅速，並為(wei) 後來的書(shu) 院所模仿。這一書(shu) 院建築之特性方便人們(men) 在其中學習(xi) 、祭祀，使人與(yu) 其中的講堂、神殿和亭子等建築物產(chan) 生互動。而且通過建築物的布局、所處的自然地形，以及立柱、圍牆、大門和室外空間的使用來顯示等級與(yu) 秩序[⑧]。

可見，雖然東(dong) 亞(ya) 諸國在儒家廟學製度方麵都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與(yu) 中國廟學製度存在統一性,但是廟學製度在植入東(dong) 亞(ya) 諸國的過程中，由於(yu) 受移植時代、移植動機、成長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也形成自我的個(ge) 性。韓國書(shu) 院與(yu) 中國不同之處在於(yu) ，整個(ge) 朝鮮時代獨尊程朱理學，而這些書(shu) 院的學風受到朱子理學的深刻影響，反映了性理學在朝鮮時代發展興(xing) 盛的狀況。朝鮮時代的書(shu) 院不僅(jin) 具有講學修身、祭祀聖賢的功能，而且與(yu) 地方宗族社會(hui) 發生互動，形成獨具特色的“門中書(shu) 院”，對地方社會(hui) 風氣施加教化，尤其是在後期發展過程中，廣泛參與(yu) 政治活動，議論朝政，以至於(yu) 淪為(wei) 朋黨(dang) 政治論戰的工具，而這些都是朝鮮書(shu) 院與(yu) 中國書(shu) 院之間迥異的特性。

韓國申遺的九處書(shu) 院在發展曆史與(yu) 教育傳(chuan) 統、祭享、建築、景觀、文獻遺產(chan) 等方麵概括地展示了韓國儒家文化的多樣性和特征。如紹修書(shu) 院是朝鮮時代的第一所書(shu) 院,規定了書(shu) 院中的祭享儀(yi) 式和日常禮儀(yi) ；藍溪書(shu) 院對書(shu) 院所在地的鄉(xiang) 民進行教化並且宣揚儒家倫(lun) 理，具有教化性的特征；玉山書(shu) 院除了教育機能以外,在祭享後裔的家族活動中也起著核心作用；陶山書(shu) 院作為(wei) 儒家學者的書(shu) 院在儒家性理學學術教育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筆岩書(shu) 院作為(wei) 湖南士林輿論形成的策源地,成為(wei) 政治活動的中心；道東(dong) 書(shu) 院則是突出體(ti) 現了與(yu) 書(shu) 院地理位置相關(guan) 的景觀建築特征；屏山書(shu) 院則以韓國書(shu) 院建築與(yu) 自然和諧相處的空間最為(wei) 典型；武城書(shu) 院建造於(yu) 鄉(xiang) 村之中，目的旨在增進地方民眾(zhong) 的知識水平；遁岩書(shu) 院作為(wei) 朝鮮時代禮學討論的發源地，通過出版書(shu) 籍和禮書(shu) 提供知識信息，成為(wei) 代表性的地方文化中心。由此可見,根據地區和學派的差異,韓國書(shu) 院各自具有多樣獨特的教育和文化特征[[8]]。

依照世界遺產(chan) 委員會(hui) 的評估報告可知，韓國書(shu) 院申遺的突出價(jia) 值重在見證中國的理學思想與(yu) 韓國當地實際相適應和契合的過程，既具有東(dong) 亞(ya) 文化的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體(ti) 現了維護文化多樣性的宗旨[⑨]。而韓國方麵在申遺的過程中對於(yu) 書(shu) 院這一遺產(chan) 的認識和定位經曆了從(cong) 強調普遍性到特殊性的過程，它雖然承認書(shu) 院這一文化資源源自於(yu) 中國，但是它更強調書(shu) 院這一文化資源在朝鮮半島落地化的過程。而文化資源的獨特性也是為(wei)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製定《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所極為(wei) 重視的。

二、日本對教育文化遺產(chan) 的保護與(yu) 申遺進程

日本的教育文化遺產(chan) 主要集中於(yu) 江戶時代（1603—1867年）。江戶時代日本國內(nei) 統治穩定，曆代將軍(jun) 推崇儒學，儒學作為(wei) 武士的基本學問和知識修養(yang) ，被幕府與(yu) 地方大名所普遍重視。江戶時代中後期，地方大名紛紛興(xing) 建藩校、鄉(xiang) 校，儒者也積極設立私塾，授徒講學，同時在民間也廣泛設立庶民教育機構寺子屋。根據相關(guan) 的統計可知，整個(ge) 江戶時代各藩所建立藩校數量達276所，鄉(xiang) 校數量達198所，私塾數量達1493所，寺子屋數量則高達11237所[[9]]。

與(yu) 韓國的鄉(xiang) 校與(yu) 書(shu) 院中獨尊朱子學的學風不同的是，在日本的藩校與(yu) 私塾中，學風相對自由，地方藩校與(yu) 私塾有著不同的學派與(yu) 學風。整個(ge) 江戶時代學派主要分為(wei) 朱子學派、古學派、古文辭學派、徂徠學派、陽明學派、國學派等諸多學派。這些學派的興(xing) 起進一步地促進了日本儒家教育的發達，形成了儒家教育文化的多樣化形態。

在東(dong) 亞(ya) 諸國中，日本對文化遺產(chan) 的保護工作起步最早。在二戰之前，日本已經著手對國內(nei) 的文化遺產(chan) 進行詳細的調查與(yu) 分類保護，形成了較為(wei) 係統的文化遺產(chan) 保護體(ti) 係。根據現在日本實行的《文化財保護法》可知，日本的文化遺產(chan) 分為(wei) 有形文化財、無形文化財、紀念物、文化景觀、埋葬文化遺產(chan) 以及民俗文化財等八種類型。其中，對於(yu) 重要和特別重要的文化遺產(chan) ，也會(hui) 單獨列入史跡、特別史跡，或者國寶，予以特別保護[[10]]。

日本現在所留存的教育文化遺產(chan) 大部分是江戶時代的遺留物，在明治維新之後，隨著日本文化財保護體(ti) 係的逐漸建立，這些教育文化遺產(chan) 涉及到文廟、藩校、鄉(xiang) 學、私塾諸種類，分別被列入不同等級，予以保護。如江戶幕府下轄學問所的湯島聖堂早在20世紀二十年代已經被指定為(wei) 史跡予以保護。二戰之後，日本政府對這些教育文化遺產(chan) 的保護狀況進行了再評估，將其等級進行了再指定。

表4日本藩校與(yu) 鄉(xiang) 學登錄情況

（資料來源：.）

進入21世紀之後，在國際範圍內(nei) 興(xing) 起的申遺熱潮影響下，日本文化廳於(yu) 2006年設立世界文化遺產(chan) 特別委員會(hui) ，並開始向全國都、道、府、縣、市、町、村公開募集選定世界遺產(chan) 預備名單的候補項目。其中“水戶藩的學問教育遺產(chan) 群（茨城縣水戶市）”“足利學校與(yu) 足利氏遺產(chan) 群（栃木縣足利市）”“近世岡(gang) 山文化與(yu) 土木遺產(chan) 群（岡(gang) 山縣備前市）”三個(ge) 項目分別入選此次預備名單的候補名單。由於(yu) 這三個(ge) 提案之中都含有教育文化遺產(chan) ，因此委員會(hui) 建議將這三個(ge) 進入候補名單的項目進行整合，組合成係列遺產(chan) ，以“近世的教育遺產(chan) ”為(wei) 主題申報世界文化遺產(chan) 。其後大分縣日田市的“私塾鹹宜園”也加入到這一備選名單中。可見日本在申報教育文化遺產(chan) 的過程中，最初並沒有像韓國書(shu) 院聯合會(hui) 那樣有著明確的遺產(chan) 定位，而是在申遺的具體(ti) 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對教育文化遺產(chan) 的認知。

表5日本私塾登錄情況

（統計數據來源：https://kunishitei.bunka.go.jp/bsys/index.）

2009、2010年，水戶市、日田市分別設立世界文化遺產(chan) 推進室。鑒於(yu) 對《世界遺產(chan) 名錄》的充分分析，提出“教育文化遺產(chan) ”申遺的可行性，在水戶市的呼籲下，聯合足利市與(yu) 備前市，準備以“近世日本的學問教育遺產(chan) 群”的名義(yi) 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chan) 。2012年11月，水戶市弘道館設立教育遺產(chan) 世界遺產(chan) 登錄推進協議會(hui) ；2014—2015年，栃木縣足利市、大分縣日田市、岡(gang) 山縣備前市先後加入進來。

圖2日本推進登錄世界遺產(chan) 的四所教育文化遺產(chan) 分布圖（圖片來源：.）

四個(ge) 城市定期舉(ju) 行例會(hui) ，商討教育文化遺產(chan) 的保護研究以及申報世界文化遺產(chan) 的後續工作，至今已經舉(ju) 行八次。該組織集合了四市市長、教育委員會(hui) 教育長、文化財擔當科長、工商會(hui) 議所會(hui) 長、專(zhuan) 家等，並由四市市長擔任會(hui) 長之職，親(qin) 自負責和組織申遺的相關(guan) 事宜，並邀請相關(guan) 專(zhuan) 家學者對教育文化遺產(chan) 本身展開學術研究，致力於(yu) 推動教育文化遺產(chan) 的普及與(yu) 活化事業(ye) ，對申遺的可行性進行詳細地論證研究[⑩]。

2015年，為(wei) 了進一步地展示日本地域曆史魅力與(yu) 特色，促進日本文化遺產(chan) 的活化與(yu) 利用，日本政府特設“日本遺產(chan) ”名錄，四所城市以“近世日本的教育遺產(chan) 群——學問之心·禮節的本源”為(wei) 主題列入第一批名錄之中[11]。

與(yu) 韓國將已經列入國寶、史跡的九處書(shu) 院捆綁式申報係列遺產(chan) 相同，日本以近世的教育遺產(chan) 為(wei) 核心，同樣選擇了四所真實性與(yu) 完整性都保存得相對完好，且具有代表性的學校遺產(chan) 作為(wei) 申報對象，如被列入國寶的閑穀學校，列入史跡的足利學校與(yu) 鹹宜園，以及列入重要文化財的弘道館。但是在遺產(chan) 的定位上，日本並不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一個(ge) 層麵，一方麵注重教育文化遺產(chan) 的整體(ti) 性，選擇能夠代表日本儒家教育文化遺產(chan) 整體(ti) 曆史與(yu) 特色的文化遺產(chan) 進行申報，如將足利學校定位為(wei) “日本最古的學校”“近世學校的原點”、閑穀學校定位為(wei) “日本最大的鄉(xiang) 校”“日本最古的庶民教育學校”、鹹宜園定位為(wei) “日本最大的私塾”、弘道館定位為(wei) “日本最大的藩校”，代表著江戶時代各個(ge) 曆史階段教育發展的各個(ge) 層麵。

另一方麵，與(yu) 韓國書(shu) 院強調源於(yu) 中國的程朱理學與(yu) 書(shu) 院在朝鮮時代的在地化過程相比，日本所申報的“近世日本的學問教育遺產(chan) 群”更多強調這些教育文化遺產(chan) 曆史發展的獨立性，認為(wei) 藩校、鄉(xiang) 學、私塾等學校對於(yu) 教育的普及、國民素養(yang) 的提高影響巨大，這也成為(wei) 日本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快速地進入近代化的原動力，而這些教育製度本身也塑造了日本整個(ge) 民族重視學問、教育，重視禮節的國民性。

日本江戶時代的儒家教育製度建立過程中，受到來自中國、朝鮮的雙重影響，基本上以中國的廟學製度為(wei) 範本[[11]]。目前來看，日本方麵對教育文化遺產(chan) 的定位還處於(yu) 探索階段，尚未形成明確、清晰的認知。未來的申遺之路上，應該在不忽略東(dong) 亞(ya) 儒家教育文化的普遍性的前提下，從(cong) 教育文化遺產(chan) 的多樣性與(yu) 特殊性上尋找定位。

三、中國儒學教育文化遺產(chan) 保護與(yu) 申遺的啟示

中國作為(wei) 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儒家文化遺產(chan) 資源豐(feng) 富，據相關(guan) 統計,明清時期儒家廟學數量達到1800餘(yu) 所[[12]]，自唐至清朝有史料可查的書(shu) 院總數7500餘(yu) 所[[13]]。雖然經過政治文化運動，這些文化遺產(chan) 遭到不同程度地破壞，但是總體(ti) 數量上依然不少，如根據2016年國家文物局主持的調研顯示，我國省級以上文物保護單位中，儒家遺產(chan) 共546處，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81處；按文物類型分，文廟327處、書(shu) 院144處，其他儒家廟祠、貢院、書(shu) 樓等80處[[14]]。從(cong) 近年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可以看出，儒家類文化遺產(chan) 的數量在逐漸增多，如在2019年公布的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中，古建築類文廟、書(shu) 院等儒家文物共有29處，占了10%，其中文廟16處，加上近現代類和石刻類與(yu) 文廟相關(guan) 的遺產(chan) ，共有21處文廟入選。

近年來，我國文物部門相繼開展對儒家文化遺產(chan) 調查和保護工作，以目前我國對儒家教育文化遺產(chan) 的保護現狀來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涉及文廟的有90餘(yu) 處，書(shu) 院有50餘(yu) 處（見表6、表7）。從(cong) 地域分布上，以山西、河南、湖南、福建、雲(yun) 南、四川等六省現存文廟的數量較多，其中山西省較為(wei) 突出，總數達22處，而在書(shu) 院數量上，以湖南、浙江、江西等三省最多，其中不少的書(shu) 院或為(wei) 近現代建造的新式書(shu) 院，或為(wei) 傳(chuan) 統書(shu) 院而被移作他用。更為(wei) 值得注意的是，現存90餘(yu) 處文廟中大多數隻有廟（大成殿）而無學，沒有保持儒學廟學製度本身的完整性。而書(shu) 院遺產(chan) 多處於(yu) 建築群之中，強調整體(ti) 建築意義(yi) 上的價(jia) 值，在書(shu) 院本身獨特的人文意義(yi) 的發掘與(yu) 彰顯上卻略顯遜色。

中國儒家文化遺產(chan) 的申遺起步較早，早在1994年孔子故裏山東(dong) 曲阜三孔被列入《世界遺產(chan) 名錄》，但曲阜三孔有廟而無學，可以代表儒學的發源地，不能代表儒家教育文化遺產(chan) 的特點。除此之外，中國的書(shu) 院中，白鹿洞書(shu) 院作為(wei) 廬山國家公園的遺產(chan) 構成部分被列為(wei) 世界文化遺產(chan) （1996年）；南湖書(shu) 院也是作為(wei) “皖南古村落：西遞與(yu) 宏村”的重要遺產(chan) 構成要素被列為(wei) 世界文化遺產(chan) （2000年）；嵩陽書(shu) 院作為(wei) 登封“天地之中”曆史古跡的遺產(chan) 構成要素也被列為(wei) 世界文化遺產(chan) （2010年）。這些中國書(shu) 院，都是作為(wei) 核心遺產(chan) 群的構成要素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chan) ，這本身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書(shu) 院作為(wei) 儒家教育文化遺產(chan) 本身所具有個(ge) 性與(yu) 特性。

由此可見，中國儒家類文化遺產(chan) 雖然數量眾(zhong) 多，但是在申遺這一問題上還是麵臨(lin) 著相當多的問題，首先是因為(wei) 多數建築本身在近代之後被損壞，現存建築為(wei) 建國之後重建，這就使得儒家教育文化遺產(chan) 本身麵臨(lin) 著真實性問題；其次是如上所述，已經被列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的文化遺產(chan) 大多失去了曆史的完整性，最後是，這些文化遺產(chan) 本身麵臨(lin) 著如何定位的難題，即如何將現有文化遺產(chan) 資源與(yu) 文化內(nei) 涵充分結合，與(yu) 韓國、日本的教育文化遺產(chan) 相區別，從(cong) 而顯現出中國儒家教育文化遺產(chan) 所存在的突出的普遍性與(yu) 特殊性價(jia) 值。

表6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的文廟統計表

(統計數據根據國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至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詳見網站：https://www.ncha.gov.cn/.)

表7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的書(shu) 院統計表

(統計數據根據國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至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詳見網站：https://www.ncha.gov.cn/.)

就書(shu) 院文化遺產(chan) 申遺而言，在韓國書(shu) 院成功申遺之前，已經有相關(guan) 領域的中國學者提出多種書(shu) 院申遺的方案，如2012年有學者建議參考“中國丹霞山”捆綁式申遺的經驗，以“湖湘四大書(shu) 院”（長沙嶽麓書(shu) 院[國保]、衡陽石鼓書(shu) 院[省保]、汝城濂溪書(shu) 院[省保]、湘潭碧泉書(shu) 院[不存]）之名，作為(wei) 中國書(shu) 院建築群申遺的首批單位，申報世界文化遺產(chan) ,並提出由主管部門湖南省文物局牽頭，相關(guan) 政府部門出麵協調並具體(ti) 指導的申報模式[[15]]。之後在麵對韓國書(shu) 院申遺的壓力下，有學者呼籲東(dong) 亞(ya) 書(shu) 院聯合申遺，指出韓國應與(yu) 中國、朝鮮、日本聯合申遺，才能揭示東(dong) 亞(ya) 書(shu) 院這一文化遺產(chan) 的全貌，也是東(dong) 亞(ya) 文化交流在當代的體(ti) 現[[16]]。

如今，麵對韓國書(shu) 院申遺的成功，日本方麵則躍躍欲試，東(dong) 亞(ya) 聯合書(shu) 院申遺的可能性已經不存在。通過以上對日、韓儒家教育文化遺產(chan) 的保護與(yu) 申遺的分析，可供我國此方麵申遺工作參考與(yu) 借鑒之處有以下幾點：

其一，在申報類型上，避免單個(ge) 申報，建議以係列遺產(chan) 的形式捆綁申請，選擇具有完整性、代表性意義(yi) 的文化遺產(chan) ，如韓國書(shu) 院申遺即以保存完好且當時已經被列入國家層麵長期保護的九所書(shu) 院為(wei) 核心，這九所書(shu) 院本身在曆史上就有著重大的影響和作用；而日本所選擇的四所學校代表江戶時代的藩校、鄉(xiang) 校、私塾各個(ge) 層次；中國書(shu) 院的申遺應該考慮到中國書(shu) 院的興(xing) 起與(yu) 程朱理學的發展關(guan) 係緊密，程朱理學的傳(chuan) 承與(yu) 書(shu) 院的興(xing) 盛相同步，因此應該選擇能夠體(ti) 現程朱理學與(yu) 書(shu) 院共同發展因素的儒家文化遺產(chan) ，如河南嵩陽書(shu) 院、大程書(shu) 院之於(yu) 程頤、程顥，湖南嶽麓書(shu) 院、淥江書(shu) 院、江西白鹿書(shu) 院、鵝湖書(shu) 院之於(yu) 朱熹，湖南濂溪書(shu) 院之於(yu) 周敦頤，這些書(shu) 院群本身構成了構成程朱理學發展的曆史脈絡。

其二，建立一個(ge) 專(zhuan) 業(ye) 的組織或者學會(hui) ，提供學術和資金支撐，以持續地推動書(shu) 院研究、保護與(yu) 申遺工作的進行。在韓國書(shu) 院的申遺過程中，韓國書(shu) 院聯合會(hui) 無疑起到了舉(ju) 足輕重的主導作用，從(cong) 對書(shu) 院遺產(chan) 展開調查研究，到倡議申遺、負責申遺的整個(ge) 流程，該組織都親(qin) 自策劃和籌辦。同樣，日本近世教育遺產(chan) 的申遺是由四個(ge) 城市的政府所倡議和聯合成立了世界遺產(chan) 推進會(hui) ，從(cong) 資金和學術上為(wei) 申遺進程提供了保障[12]。在申遺的策略上，國家文物主管部門應該與(yu) 這些民間組織互動與(yu) 合作，對申遺項目進行準確的分析與(yu) 定位，在申報過程中保持有效的溝通和交流。

其三，書(shu) 院的申遺對於(yu) 書(shu) 院文化遺產(chan) 的保護與(yu) 書(shu) 院教育的複興(xing) 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書(shu) 院的申遺是進一步加強此類文化遺產(chan) 保護的方式和手段,在這一方麵，我國應該更多地借鑒韓國與(yu) 日本較為(wei) 成熟的遺產(chan) 保護經驗，在保持書(shu) 院遺產(chan) 完整性與(yu) 真實性的基礎上，活化書(shu) 院式教育，將書(shu) 院這一儒家教育文脈傳(chuan) 承下去。

結語

2001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指出了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共同遺產(chan) 。教育文化在不同的時代、地域、社會(hui) 之中，其表現形式各不相同,這種多樣性的表現形式是構成教育遺產(chan) 獨特性和唯一性，以及普遍性的必備要素。東(dong) 亞(ya) 諸國將申遺指向儒家教育文化遺產(chan) ，恰恰說明曆史上東(dong) 亞(ya) 儒家文化之間的共性，但是應該看到，儒家文化在地化的過程中，又賦予其獨特性與(yu) 多樣性，尤其是在近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儒家文化已經浸入到了東(dong) 亞(ya) 諸民族文化機體(ti) 之中，成為(wei) 本民族文化自信的體(ti) 現，乃至於(yu) 民族國家獨特性的體(ti) 現。

保護世界文化遺產(chan) ,有助於(yu) 進一步認識人類社會(hui) 發展的統一性和多樣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國、各地區和各民族的文化傳(chuan) 統,汲取人類創造的優(you) 秀文明成果,能促進世界的共同發展、進步。因此應該理性地看待韓國、日本的申遺行動。

中國應該積極地申報儒家教育文化遺產(chan) ，這一方麵可以正本清源，明確中國儒學在東(dong) 亞(ya) 曆史中的定位，另一方麵也可彰顯出儒家文化對世界文化多樣性的貢獻。申遺的成功，獲得世界範圍內(nei) 的認可，誠然可以提升文化自信，乃至於(yu) 產(chan) 生相當的經濟效益。但是申遺的最終目的是提升全民保護文化遺產(chan) 的意識，並付諸切實的保護與(yu) 實踐。回顧世界文化遺產(chan) 申遺的曆程，可以看到文化遺產(chan) 都是經過自國內(nei) 至國際各個(ge) 層級的保護曆程，經曆了各個(ge) 層級標準的檢驗，逐漸建立起來了完善的保護體(ti) 係，中國儒家文化遺產(chan) 的申遺應該充分借鑒東(dong) 亞(ya) 諸國的先進保護經驗，以便更好地傳(chuan) 承儒家文化。

注釋：
 
[①]東亞教育圈主要包含了中國、朝鮮、日本、越南四國。關於東亞教育圈的概念的詳細討論，參見：高明士.東亞教育圈形成史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②]相關研究可參見：楊誌剛.文化遺產保護視域中的儒家文化[C]//齊魯文化研究(第5輯)，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李方容.教育文化遺產的特殊性及在曆史文化遺產中的作用[J].四川建築，2009(6)；王雷.中國教育文物:內涵、分類與收藏[J].河北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9(7)；王雷.教育文物內涵、價值及曆史借鑒[J].遼寧教育，2013(1)；王璐璐.教育文化遺產概念、特點及價值分析[J].高教探索，2017(9)。
 
[③]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第43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韓國書院”獲準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韓國書院”包括9處書院，分別是榮州紹修書院（Sosu Seowon）、安東陶山書院（Dosan Seowon）、安東屏山書院（Byeongsan Seowon）、慶州玉山書院（Oksan Seowon）、達城道東書院（Dodong Seowon）、鹹陽藍溪書院（Namgye Seowon）、井邑武城書院（Museong Seowon）、長城筆岩書院（Piram Seowon）、論山遁岩書院（Donam Seowon）。
 
[④]“係列遺產”（serial properties）作為一個遺產類型2005年才開始出現在《實施<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中，詳參章玉蘭.係列遺產概念定位及其申報路徑分析[J].中國文化遺產，2017(3):47-57.
 
[⑤]該書於韓國書院聯合會網站全文公布：https://www.seowonstay.com/ebook01/EBook.htm.
 
[⑥]“韓國書院世界文化遺產暫定目錄申請書”原文可參見：https://www.seowonstay.com/bbs/board.php?bo_table=unesconews&wr_id=5.
 
[⑦]圖中所標識九處書院分別：1為筆岩書院、2為武城書院、3為遁岩書院、4為藍溪書院、5為道東書院、6為紹修書院、7為屏山書院、8為陶山書院、9為玉山書院.
 
[⑧]引文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件翻譯而成，詳情參見：https://whc.unesco.org/en/list/1498/documents/.
 
[⑨]有學者對韓國書院所具有的突出普遍價值的分析偏重於普遍性一麵，但是忽略了韓國書院的獨特性一麵，這本身就違背了世界文化多樣性的宗旨，參見鄧洪波,趙偉.曆史視域中的朝鮮書院及其“突出的普遍價值”：韓國書院申遺問題芻議[J].大學教育科學,2019(4)：59-65.
 
[⑩]以上信息可參見日本教育遺產世界遺產登錄推進協議會網站：https://www.kyouikuisan.jp/.
 
[11]詳細信息參見：https://manabukokoro.jp/.
 
[12]2014年9月，由嶽麓書院發起組織成立“中國書院學會”，該學會以學術研究，促進書院傳統延續，以及書院間交流為宗旨。
 
參考文獻
 
[[1]]楊誌剛.文化遺產保護視域中的儒家文化［C］//齊魯文化研究,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5):71-76.
 
[[2]]國家文物局.關於開展文廟、書院等儒家文化遺產基本情況調查的通知(文物保函〔2016〕1333號)[EB/OL],https://www.ncha.gov.cn/art/2016/8/2/art_2318_23539.html/202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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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大橋敏博.韓國における文化財保護システムの成立と展開：関野貞調査(1902年)から韓國文化財保護法製定(1962年)まで[J].総合政策論叢,2004(8):173-191.
 
[[5]]倪彩霞等譯.韓國《文化財保護法》［C］//康寶成.中日韓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比較與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3：264-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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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實施《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EB/OL]．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譯.https://www.icomoschina.org.cn/uploads/download.php？class=135.2018-3-23/202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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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星.日本文化遺產的分類體係及其保護製度［C］//康寶成,中日韓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比較與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3：17-43.
 
[[11]](日)吾妻重二.文化交渉與東亞世界的書院[J].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2012（2）：41-48.
 
[[12]]孔祥林.崇德·報本·教化：孔廟在中國古代社會的主要功能[J].中國文化遺產,2014(5)：33-39.
 
[[13]]鄧洪波.中國古代書院保護與利用現狀調查[J].中國文化遺產,2014(4)：50-54.
 
[[14]].多元創新儒家遺產傳承方式[N］.中國文化報,2017-06-23(8).
 
[[15]]黃大維.中國書院建築群應申報世界文化遺產［N］.三湘都市報，2012-03-10(A6);黃大維、鄧妮,“湖湘四大書院”可嚐試捆綁申遺［N］.湖南日報,2012-07-17(12).
 
[[16]]鄧洪波.東亞書院應由中韓朝日聯合申遺［N］.文匯報，2019-05-30(8);鄧洪波,趙偉.曆史視域中的朝鮮書院及其“突出的普遍價值”:韓國書院申遺問題芻議[J].大學教育科學，2019(4):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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