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完美的賢能政治

作者：阿格尼斯·卡拉德

譯者：吳萬(wan) 偉(wei)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十一月十六日丁未

          耶穌2020年12月30日

兩(liang) 本新書(shu) 旨在闡述賢能政治的道德失敗，但是，我們(men) 能夠支持一種更加公平正義(yi) 的社會(hui) ，同時無需放棄賢能的追求。

我們(men) 該如何生活當然由我們(men) 說了算，但生活也受製於(yu) 我們(men) 無無法控製的因素的約束。這個(ge) 故事的哪一部分是我們(men) 強調的重點？保守派往往看到杯子有一半水，強調代理人對結果的控製以及個(ge) 人應該為(wei) 結果承擔責任。進步派則更可能凸現外部因素的作用－－－即使這些因素在某種意義(yi) 上是“內(nei) 在的”，如個(ge) 人的基因構成－－－從(cong) 而提醒我們(men) 寧願站在避免由於(yu) 糟糕的結果而指責他人那一邊。

人們(men) 很少活該要失敗，即使真的有這種情況，但是，人們(men) 的成功通常都應該配得上讚美的。

教育家和隨筆作家弗裏德裏克·德布爾（Fredrik deBoer）認為(wei) ，在一個(ge) 領域中，這種政治模式就完全行不通了：即談及學業(ye) 成就的對話。在其新書(shu) 《聰明崇拜》的緒論中，德布爾提出了這個(ge) 難題，他引用博客作家司各特·亞(ya) 曆山大（Scott Alexander）的回憶，由於(yu) 在英語考試中得了A(優(you) )而得到表揚，卻因為(wei) 在微積分考試中得了C(中)而遭到批評。

每次在英語課上我被當作典型來表揚的時候，我都羞愧得想鑽進地縫中死掉算了。我根本不配！我根本沒有認真學習(xi) ，有一半的時間，我是在上學路上的汽車裏寫(xie) 完作業(ye) 的，那些在州競賽中的獲獎作文是鬧著玩兒(er) 似地胡亂(luan) 拚湊起來的東(dong) 西，根本沒有下多大功夫。為(wei) 此稱讚表揚我，過去似乎不公平，現在仍然如此。

但另一方麵，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我在微積分基礎課上獲得中（C）的成績理應為(wei) 我塑個(ge) 雕像才是，它應該矗立在校園中央，上麵還有一塊兒(er) 匾額，寫(xie) 上諸如“司各特·亞(ya) 曆山大使出吃奶的力氣終於(yu) 在微積分考試中及格，雖然他們(men) 在稍微彎曲的S符號後麵繼續隨機性地扔些東(dong) 西，而且假裝完全說得通。”

亞(ya) 曆山大納悶，為(wei) 什麽(me) 要稱讚或者指責顯然屬於(yu) 天生品質的那些跡象呢？他注意到“充滿關(guan) 愛的、同情的、進步的立場”是拒絕認定酗酒問題---或肥胖或憂鬱或偷竊狂---是他們(men) 自己造成的：我們(men) 不該指責人們(men) 的心理或生理疾病，不應該堅持認為(wei) 隻要充分努力就可以糾正克服這些毛病。但是，德布爾注意到，在同樣的進步派圈子裏，“如果應用在學術能力上”，“這種想法就成為(wei) 一種詛咒”。為(wei) 什麽(me) 竭力避免因為(wei) 遺傳(chuan) 條件而指責他人的同一批人要將學業(ye) 成績完全歸功於(yu) 努力學習(xi) 的結果呢？

作為(wei) 追求完全平等社會(hui) 的馬克思主義(yi) 者，德布爾哀歎我們(men) 這個(ge) 社會(hui) 的典型特征，即特權者和富豪享有不平等待遇。但是，他並不相信教育體(ti) 係是能夠實現平等的杠杆。

德布爾認為(wei) ，這個(ge) 解釋的部分內(nei) 容是進步派過於(yu) 倉(cang) 促地駁斥有關(guan) 智能的科學研究成果。因為(wei) 遭遇過科學種族主義(yi) 的黑暗遺產(chan) ，進步派迫不及待地想否認族群層次上的智商差異，但是，他們(men) 同樣迅速地最終否認如下的科學結論：即個(ge) 人的智力水平至少有一半屬於(yu) 遺傳(chuan) 性因素。亞(ya) 曆山大和德布爾都認為(wei) 這樣做是錯誤的。他們(men) 提議，我們(men) 的同情和進步性應該保持前後一致，直麵硬連接的個(ge) 體(ti) 智商差異這個(ge) 事實所隱含的意義(yi) ：學業(ye) 的成功和失敗就像心理健康或疾病一樣並不是“憑本事掙來的”，這樣看待它們(men) 就有些過於(yu) 殘忍了。

在德布爾看來，這個(ge) 論證的重要性不僅(jin) 僅(jin) 在於(yu) 論證自身。它是其批判選拔賢能的教育體(ti) 係新書(shu) 的核心主題。《聰明崇拜》用經驗豐(feng) 富的教育者雄辯有力的權威口吻寫(xie) 出，正如本書(shu) 所說，是“天賦不高的人的祈禱”，焦點集中在他們(men) 的“困境”和教導他們(men) 的老師們(men) 的困境。他提出了充滿激情的現實主義(yi) 呼籲，智商水平不高和學業(ye) 成績不好的人能做到什麽(me) 以及學校體(ti) 製能做什麽(me) 來克服現有社會(hui) 的種種毛病。作為(wei) 追求完全平等社會(hui) 的馬克思主義(yi) 者，德布爾哀歎我們(men) 這個(ge) 社會(hui) 的典型特征，即特權者和富豪享有不平等待遇。但是，他並不相信教育體(ti) 係是能夠實現平等的杠杆。強製實行“更高的標準”隻不過造成降低畢業(ye) 率以及懲罰那些缺乏奢侈條件開除差生的學校等後果。他寫(xie) 道“告訴我學生如何被分配到你們(men) 的學校，我就能預測你們(men) 可能得到的結果。”

德布爾的書(shu) 在開頭就談及了2019年校園藍調行動（Operation Varsity Blues）招生醜(chou) 聞的討論。（一批美國名人和金融大佬花費數萬(wan) 甚至數十萬(wan) 美元，讓他們(men) 的孩子進入著名大學，這場大規模大學招生舞弊鬧劇被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發起的曝光後徹底終止。－－－譯注）哈佛教授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在新書(shu) 《賢能暴政：公共利益何在？》談及同樣的話題。兩(liang) 位作者都用這個(ge) 話題來說明大學招生錄取已經成為(wei) 我們(men) 社會(hui) 選賢任能機器的支柱。你的社會(hui) “價(jia) 值”可以根據你上的大學準確預測出來，以至於(yu) 有錢的父母不惜踐踏法律也要把自己的孩子送進名牌大學，而且家長做這些事還要背著孩子，因為(wei) 他們(men) 希望孩子覺得自己是依靠自身實力贏得這個(ge) 地位的。

在德布爾看來，學業(ye) 的成功和失敗就像心理健康或疾病一樣並不是“憑本事掙來的”，這樣看待它們(men) 就有些過於(yu) 殘忍了。個(ge) 人智力的遺傳(chuan) 性意味著學業(ye) 成功與(yu) 失敗就像心理健康或者疾病一樣並不不是憑本事賺來的－－－這樣看待就有些過於(yu) 殘忍了。

桑德爾和德布爾都清楚說明他們(men) 的目標並不是針對觸犯法律的這群人，也不是針對合法地通過大量捐款而換取孩子被名校錄取的家長，或學校憑餘(yu) 蔭進入名校的傳(chuan) 承錄取（legacy admissions）政策，或有錢人的孩子在成長道路上的每一步都占盡優(you) 勢的事實，從(cong) 孕婦孕期低水平鉛暴露對嬰兒(er) 聽覺發育的可能影響一直到高考輔導課程以及花費不菲的有助於(yu) 增進錄取機會(hui) 的課外活動特長技能等。在兩(liang) 位作者看來，道德問題並不在於(yu) 我們(men) 沒有能兌(dui) 現選拔賢能的理想（雖然可能實現了），而是我們(men) 為(wei) 何將其視為(wei) 理想追求本身。任何基於(yu) 學業(ye) 成績就能預測其獲得相應經濟和社會(hui) 地位的製度天生就是惡劣和糟糕的。

像德布爾一樣，桑德爾從(cong) 根本上反對賢能政治的道德偽(wei) 善：如果我們(men) 相信自己的成功是憑本事掙來的，我們(men) 將很容易把成功歸功於(yu) 自己，同時將失敗歸咎於(yu) 自己努力不夠。賢能政治的積極自我信仰倫(lun) 理學－－－桑德爾所說的“向上爬修辭話語”產(chan) 生了“缺乏道德吸引力的態度”，即優(you) 勝者的傲慢自大和失敗者的憤憤不平。這反過來導致社會(hui) 衝(chong) 突，破壞社會(hui) 團結協作。桑德爾廣泛論及賢能政治的曆史和政治博弈過程，追溯其根源到認定工作是個(ge) 人道德價(jia) 值證明的新教倫(lun) 理觀。他將此觀念置於(yu) 經濟學家哈耶克（F.A.Hayek）和法蘭(lan) 克·奈特（Frank Knight）的古典經濟自由主義(yi) 甚至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福利國家自由主義(yi) 的背景下，即生產(chan) 效率更高者理應獲得更多金錢補償(chang) 。桑德爾承認這些思想家使用效率為(wei) 其提出的社會(hui) 製度辯護，公然否認生產(chan) 率越高就越有價(jia) 值或者越應該獲得更多報酬等主張。不過，桑德爾仍然認為(wei) ，他們(men) 的觀點是當今道德偽(wei) 善的進化論先輩：“自由市場資本主義(yi) 和福利國家資本主義(yi) 開辟了我們(men) 從(cong) 選拔賢能角度理解成功的道路，而這本來是他們(men) 公開反對的東(dong) 西。”

桑德爾和德布爾都認為(wei) 大學招生錄取已經成為(wei) 我們(men) 社會(hui) 選賢任能機器的支柱。

桑德爾講述賢能政治誕生的關(guan) 鍵一步是哈佛大學前校長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在20世紀40年代改造大學的故事。桑德爾解釋說，通過“一種靜悄悄的精心計劃的政變，”科南特將“學術水平能力考試”（the SAT）製度化，重新想象公立學校可以發揮篩選賢能英才的功能：不是本身作為(wei) 目標而是成為(wei) “為(wei) 了具體(ti) 目的而重新塑造”的工具，用以實現招錄新賢能精英的工具。科南特激活了前總統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提議的計劃，傑斐遜是這樣描述的：“每年從(cong) 底層選拔真正有價(jia) 值、有天賦的人才20名，用公共資金資助他們(men) 受到完整的教育，去擊敗財富和門第的競爭(zheng) ，贏得公眾(zhong) 的信任。”

在當今，桑德爾辨認出涉及範圍廣泛的現象，要麽(me) 是賢能政治的起因要麽(me) 是其結果：民粹主義(yi) 的政治反叛；直升飛機般的家長；全球化的崛起，專(zhuan) 家統治和反移民心態；知識經濟轉型；2008年經濟危機；氣候變化辯論；美國人和歐洲人的文化差異；20歲到24歲年輕人的自殺率上升；不平等加劇；美國製造業(ye) 衰落；過分強調學位的文憑主義(yi) 。他的討論在這個(ge) 領域恣意遊蕩，而指導性的線索就是賢能政治將社會(hui) 改造成為(wei) 傲慢自大的優(you) 勝者和憤憤不平的失敗者組成的社會(hui) 。

在兩(liang) 位作者看來，道德問題並不在於(yu) 我們(men) 沒有能兌(dui) 現選拔賢能的理想（雖然可能實現了），而是我們(men) 為(wei) 何將其視為(wei) 理想追求本身。任何基於(yu) 學業(ye) 成績就能預測其獲得相應經濟和社會(hui) 地位的製度天生就是惡劣和糟糕的。

桑德爾非常清晰地表明“當今政治中最深刻的分歧之一就是擁有大學學位者和無大學學位者的分歧。”但是，我並不完全讚同國家被區分成為(wei) 傲慢自大者和怨恨憤怒者的說法。一方麵，他在描繪優(you) 勝者的畫麵時引用的實證性數據並沒有暗示優(you) 勝者對“憑本事贏得”這地位時的得意洋洋：他描述“特權青年中盛行的心理健康問題”和“富裕家庭的孩子超乎預料的情感壓力”，包括那些考上名牌大學並顯示出“空前程度的壓力和焦慮”者。這聽起來並非傲慢自大。至於(yu) 說他描述的非精英階層的怨恨憤怒：憤憤不平是那些相信自己的收獲遠非達到自己應有水平者的典型態度。如果桑德爾說的非精英人士把失敗歸咎於(yu) 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人們(men) 可能預測這種自我理解的最主要表現應該是羞恥和沮喪(sang) 而不是怨恨和憤怒。

人們(men) 被賦予不同的等級地位－－－我們(men) 依據周圍人來衡量我們(men) 自己，並且竭力改善自己的相對地位，但我們(men) 同時對這是對我們(men) 的處境的真實描述而悶悶不樂(le) 。這個(ge) 困境其實是兩(liang) 種驅動力造成的結果。

人們(men) 渴望出類拔萃；但也不想形隻影單。桑德爾和德布爾都在論證說，我們(men) 應該放縱第一個(ge) 欲望以便更好地滿足第二個(ge) 欲望。

首先，人們(men) 受到歸屬感需要的驅使，隨後的動機既有利於(yu) 群體(ti) 有利於(yu) 個(ge) 人作為(wei) 群體(ti) 的完整成員的身份得到普遍承認。描述這種驅動力的積極詞匯是“合作”和“不自私”；某些消極詞匯則是“循規蹈矩者”和“溫順的綿羊”。其次，人們(men) 傾(qing) 向於(yu) 認定自己與(yu) 群體(ti) 之間保持距離，要卓爾不群。當我們(men) 讚同這種傾(qing) 向時，我們(men) 將其描述為(wei) “追求卓越”的“出類拔萃”者或“獨立不羈”者；當我們(men) 不喜歡它的時候，會(hui) 使用“缺乏合作精神”或“自我主義(yi) 傾(qing) 向”或指控這種性格的人“熱衷競爭(zheng) ”或“貪婪”。在積極和消極術語之間轉移是我們(men) 有意識地適應這些衝(chong) 突的動機以維持社會(hui) 秩序的方式之一。

人們(men) 渴望出類拔萃；但也不想形隻影單。桑德爾和德布爾都在論證說我們(men) 應該放縱第一個(ge) 欲望以便更好地滿足第二個(ge) 欲望：減少等級體(ti) 係差異以換取更多的社會(hui) 團結、關(guan) 愛和平等。其書(shu) 籍提出了理想的轉換：打倒拚搏、機會(hui) 、個(ge) 人成就和自我觀念以及積極認同等語言。他們(men) 鼓勵我們(men) 將成功視為(wei) 更多歸功於(yu) 好運而不是憑本事掙來的結果；目的是希望這種更少熱衷和更強調宿命性的途徑將更有利於(yu) 增強族群之間的團結協作。桑德爾說，“財富倫(lun) 理學欣賞人生中超越人類理解和控製的維度。”

其書(shu) 籍提出了理想的轉換：打倒拚搏、機會(hui) 、個(ge) 人成就和自我觀念以及積極認同等語言。

沒有什麽(me) 地方比每本書(shu) 在針對現有秩序的具體(ti) 變化提出的應對之策更明顯的目標了：德布爾可能想讓20多歲的年輕人能夠選擇輟學，桑德爾提議采取抓鬮的方式決(jue) 定誰進入名牌大學讀書(shu) 。雖然我並不懷疑每位作家都相信這個(ge) 世界將因為(wei) 這些建議而得到改善，但他們(men) 在書(shu) 中的主要焦點顯然並不在公共政策：其具體(ti) 建議往往隻占幾頁，而且在接近結尾的地方。相反，他們(men) 的主要任務是指明意識形態的變革方向---我們(men) 的話語以及價(jia) 值觀應該轉變的方向。我們(men) 需要學會(hui) 接受某些20多歲的年輕人的確不適合上大學，我們(men) 應該停止為(wei) 名牌大學的選拔確定價(jia) 格標準。

我們(men) 應該從(cong) 這個(ge) 工程中得出什麽(me) 結論呢？意識形態上的確發生了文化轉向，桑德爾和德布爾或許挑選出了這個(ge) 趨勢的模式，該模式處在更少“出類拔萃”和更多“適應”的邊緣。其實，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保守派政治評論員，紐約時報專(zhuan) 欄作家羅斯·杜塔特（Ross Douthat）也依照類似的路線批評賢能政治：“賢能政治秩序堅持認為(wei) 成就傑出者的一切都是憑本事掙來的，為(wei) 此自豪理所當然。”但是，作為(wei) 一種哲學問題，桑德爾和德布爾並沒有給出雄辯有力的論證來說服我們(men) 相信放棄“憑本事掙來的”、“成就”、“渴望”等話語有很好的理由。這是因為(wei) ，雖然兩(liang) 位作家都特別強調和堅持其目標並非攻擊賢能政治概念本身，但實際上他們(men) 的目標隻是選出了賢能政治的偶然實例而已。

雖然兩(liang) 位作家都特別強調和堅持其目標並非攻擊賢能政治概念本身，但實際上他們(men) 的目標隻是選出了賢能政治的偶然實例而已。

讓我們(men) 返回到剛開始的難題。為(wei) 什麽(me) 人們(men) 更傾(qing) 向於(yu) 認定基因應該為(wei) 心理健康或學業(ye) 成績或思想成果的有無和高低承擔責任呢？我認為(wei) 這並不像德布爾和亞(ya) 曆山大認為(wei) 的那樣令人困惑。這兩(liang) 個(ge) 案例之間存在顯著差別。個(ge) 人的生活結果在很多方式上是其基因天賦功能造成的（不僅(jin) 僅(jin) 是智商問題，無論智商如何定義(yi) ，而且在其他很多行為(wei) 和身體(ti) 特征上都有所表現），這是科學發現的真理。但是，基因科學沒有辦法告訴我們(men) 該真理的倫(lun) 理後果是什麽(me) －－－更具體(ti) 地說，科學不能告訴我們(men) 這個(ge) 事實的倫(lun) 理後果對所有性格特征來說都一樣。所以，從(cong) 基因角度看，即使心理健康和智商同樣都有遺傳(chuan) 性，也並不意味著我們(men) 對這些事實的回應應該一樣。事實上，他們(men) 認為(wei) 應該不一樣。

心理健康、體(ti) 重調節或藥物濫用等問題通常應該一分為(wei) 二：相關(guan) 結果要麽(me) 是正常的，要麽(me) 是不正常的。與(yu) 此相反，成就通常應該一分為(wei) 三：可能是偏低的、正常的、和超常的。在一分為(wei) 二的案例中，我們(men) 遭遇的僅(jin) 僅(jin) 是需要避免指責人們(men) 取得的成果偏低，而在一分為(wei) 三的案例中，我們(men) 需要不僅(jin) 避免指責人們(men) 取得的成果偏低，而且我們(men) 想能夠確認和稱讚超常的成就。在一分為(wei) 二的案例中，我們(men) 通過將結果歸功於(yu) 基因就得到了渴望的一切－－－但是在一分為(wei) 三的案例中這樣做就可能破壞我們(men) 的倫(lun) 理目標之一。

請讓我用運動員的案例做一番解釋。人人都知道運動成績擁有強大的遺傳(chuan) 因素，但我們(men) 非常清楚，我們(men) 並不認為(wei) 它“完全歸功於(yu) 基因”或“歸功於(yu) 基因加上運氣”。體(ti) 育明星可以充當激勵年輕人奮鬥的偶像人物，他們(men) 代表了為(wei) 自己取得非凡成就的可能性。天賦可能給你身高或快速反應能力，但運動場上的卓越成就也同樣需要多年的辛苦努力和付出。憑借這種努力，我們(men) 認為(wei) 明星贏得了為(wei) 自己成就感到自豪的機會(hui) 。認為(wei) 大多數人不適合取得傑出運動成績以及認為(wei) 成功者得益於(yu) 他們(men) 付出的努力，在這兩(liang) 者之間並沒有多大張力。承認、羨慕和認可成功者，你並不需要認為(wei) 運動場上的失敗者---包括筆者在內(nei) ---就應該因為(wei) 努力不夠而受到譴責。對運動場上的失敗者友好並不需要付出高昂代價(jia) ，非要對運動場上的優(you) 勝者冷漠以對不可。

我們(men) 該如何生活當然由我們(men) 說了算，但生活也受製於(yu) 我們(men) 無無法控製的因素的約束。這個(ge) 故事的哪一部分是我們(men) 強調的重點？

我們(men) 稱讚誰指責誰的問題並不是科學問題而是倫(lun) 理問題；除了嚴(yan) 肅地思考我們(men) 渴望生活在什麽(me) 樣的社會(hui) 中之外，並沒有辦法回答這個(ge) 問題。本著這種精神，就“充滿關(guan) 愛的、同情的和進步的立場”應該是什麽(me) 樣子的問題，本文想提出新的候選對象。首先，我們(men) 應該傾(qing) 向於(yu) 認可那些取得傑出成就者真的憑本事掙來了這個(ge) 成就，人家付出了辛苦努力理所應得感到自豪，並擁有一種成就感。其次，我們(men) 應該傾(qing) 向於(yu) 將失敗解釋為(wei) 基因或社會(hui) 經濟障礙、運氣不好等等自己無法控製的因素，這樣的方式清楚說明，在麵對失敗時，我們(men) 應該采取的態度應該是同情和願意提供幫助。成功者應改對自己感到自豪，當他們(men) 看到別人失敗時應該這樣想：我之所以成功隻是多虧(kui) 了上帝的恩典和眷顧。

人們(men) 很少活該要失敗，即使真的有這種情況，但是，人們(men) 的成功通常都應該配得上讚美的。要證明這種不平衡性具有連貫的合理性，我們(men) 不妨想想一幫努力打拚的朋友的道德觀。當我的學界朋友之一遭遇職業(ye) 上的挫折時---論文投稿被退稿，找工作铩羽而歸，終身教職申請遭拒絕---我們(men) 其他人的回應往往是同情和關(guan) 愛。我們(men) 並不會(hui) 說“這是你的錯，你沒有足夠努力。”除非在真正特殊的情況下，我們(men) 並不認為(wei) 自己應該指責朋友、埋怨朋友或譴責朋友。但是，當同一個(ge) 人取得了某項成就，我們(men) 通常會(hui) 祝賀她因為(wei) 自己的努力終於(yu) 看到了收獲。我們(men) 將成就歸功於(yu) 她卻不會(hui) 把失敗歸咎於(yu) 她。人們(men) 不應該假設，這種狀況肯定最終歸結於(yu) 親(qin) 切友好地誇大朋友在成功中發揮的作用或善意地但欺騙性地弱化她應該為(wei) 失敗承擔責任。在我們(men) 的反應中沒有必要涉及善意的謊言，因為(wei) 針對偶然性在成功和失敗中的作用做出不平衡的回應，這在道德上並沒瑕疵。簡單的事實是，你可以稱讚學生取得了優(you) 異成績，但無需指責另一個(ge) 學生成績不佳。事實上，這通常就是我們(men) 本來應該做的事。

對運動場上的失敗者友好並不需要付出高昂代價(jia) ，非要對運動場上的優(you) 勝者冷漠以對不可。

我相信我們(men) 應該大方地承認所有成就，包括特權者的成就：富人的才幹並不是靠變戲法得來的。但是，我們(men) 也應該承認當人們(men) 不得不克服實質性障礙以獲得現有成就時，他們(men) 在客觀上贏得了更多，理所應當更加為(wei) 自己感到自豪。我們(men) 能夠這樣說，同時並不貶低那些遭遇更少障礙者，當然，社會(hui) 應該旨在盡可能多地消除這些障礙---同時承認桑德爾和德布爾觀察的真實性----運動場從(cong) 來不是充分平等的，因為(wei) 有些“障礙”是內(nei) 在所造成。雖然如此，與(yu) 桑德爾和德布爾的觀點相反，承認運動場的這種不平等與(yu) 認可他人的成就並不相互矛盾。如果認可成就意味著指責無成就者，這就不兼容了。但是，那將隻能是這樣的情況，成就通常是一分為(wei) 二的情況；但實際上，這是一分為(wei) 三的情況。

請讓我總結一下本文的結論，將本文對成就的這些哲學思考置於(yu) 分配物質獎勵和社會(hui) 地位的社會(hui) 經濟體(ti) 製中，因為(wei) 就是這個(ge) 大廈成為(wei) 桑德爾和德布爾反對意見的最終目標。本文給出的論證提供了這樣一種方式，即把我們(men) 對如何分配積極因素如財富、榮譽、名望和認可等的問題與(yu) 我們(men) 如何分配消極因素如貧窮、羞恥、痛苦和不穩定性的問題分開處理。

你可能認為(wei) 人人都應該獲得體(ti) 麵的生活，同時也能認為(wei) 有些人基於(yu) 他們(men) 取得的成就，理所應當獲得更多獎勵。

剝奪某些人體(ti) 麵生活所需要的最基本需要是一種懲罰，應該說，除非或許因為(wei) 犯下天大的罪惡咎由自取，人人都應該擁有這種基本生活條件。你可能認為(wei) 人人都應該獲得體(ti) 麵的生活，同時也能認為(wei) 有些人基於(yu) 他們(men) 取得的成就，理所應當獲得更多獎勵。這是接受我一直在論證的不平衡模式的結果，你能認為(wei) 甲應該因為(wei) 其成就得到物質獎勵和社會(hui) 榮譽，而乙是沒有機會(hui) 取得這些成就的（如因為(wei) 基因的理由或因為(wei) 性別歧視或純粹的運氣不好）。偶然性在甲的成功中扮演的角色這個(ge) 事實並不否認我們(men) 獎勵他取得成就的合理性。但是，我們(men) 能夠和應該獎勵甲的事實並不意味著我們(men) 應該因為(wei) 乙沒有取得這樣的成功就懲罰乙。乙即使沒有贏得我們(men) 理所應當給甲的獎勵也照樣配得上過體(ti) 麵的生活。

因為(wei) 德布爾和桑德爾的目標是跌落到體(ti) 麵生活之下的製度的合理性，對於(yu) 結果分配上半部分的那些無緣獎勵者，他們(men) 並沒有給出任何獨立的論證－－－但那恰恰是賢能政治的實質所在。賢能政治討論的是獎勵成功但並不懲罰失敗。我們(men) 不妨考慮1992年的電影《拜金一族》（Glengarry Glen Ross）中著名的羞辱性“動員”演說：“我們(men) 給這個(ge) 月的銷售競賽稍微添加一些東(dong) 西。你們(men) 都知道，第一名將得到一輛凱迪拉克埃爾多拉多高級小轎車，第二名可獲得一套切牛排餐刀，而其餘(yu) 兩(liang) 名則是被解雇。”

我們(men) 所有人都覺得可能在第二名和第三名之間掙紮顛簸。這是賢能政治被扭曲從(cong) 而成為(wei) 具有某種懲罰性和邪惡性的東(dong) 西的時刻。如果我們(men) 的體(ti) 製不僅(jin) 基於(yu) 賢能獎勵優(you) 勝者還對非優(you) 勝者進行侮辱性地懲罰，那就是對賢能政治理想的破壞，不僅(jin) 僅(jin) 反對賢能政治本身了。隻要賢能政治最終不僅(jin) 決(jue) 定成功的極端而且譴責沒有取得成功者一錢不值，那它就是賢能政治的墮落，就應該受到譴責，就像種族主義(yi) 和性別歧視那樣普遍承認的腐敗現象受到譴責。難怪我要說桑德爾和德布爾已經將一種偶然性的、不完美的（懲罰性的）賢能政治模式的批判與(yu) 對賢能政治理想本身的批判混為(wei) 一談了。

當然，成功倫(lun) 理學充滿了棘手問題。要劃出一條線來區分什麽(me) 是基於(yu) 天賦和努力而取得的，什麽(me) 屬於(yu) 所有人，無論其成就如何，這並不容易。至於(yu) “多少東(dong) 西足以讓人過上體(ti) 麵的生活”的問題也很難回答，除了內(nei) 在困難外，這個(ge) 答案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教育是戰場，或許永遠是戰場，用來解釋桑德爾和德布爾建議的政策幹預的方式之一是將其視為(wei) 在那個(ge) 領域如何劃線產(chan) 生了分歧。德布爾的建議是我們(men) 願意赦免某些十多歲孩子進一步上學深造是一種劃線方式，隻不過這條線很低－－－高中就已經是額外要求了；而桑德爾的抓鬮招生錄取的建議劃線的地方更高些：即使大學教育也不應該基於(yu) 天賦、前途或成就而進行分配。

構建非懲罰性的賢能政治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像構建非種族主義(yi) 的或性別歧視的賢能政治或構建不給富豪優(you) 惠的賢能政治一樣會(hui) 有波折，但這樣的工程值得嚐試一番。

構建非懲罰性的賢能政治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像構建非種族主義(yi) 的或性別歧視的賢能政治或構建不給富豪優(you) 惠的賢能政治一樣會(hui) 有波折，但這樣的工程值得嚐試一番，因為(wei) 非懲罰性的賢能政治認定不僅(jin) 在話語上而且在現實中將有光明的前景，它能夠將崇尚合作和社群團結和諧的欲望與(yu) 我們(men) 致力於(yu) 追求個(ge) 人卓越和成就的承諾結合起來。桑德爾和德布爾敦促我們(men) 為(wei) 了追求前者和不惜犧牲後者，但這是不必要的，如果我們(men) 能同時實現兩(liang) 個(ge) 目標的話。一個(ge) 更友好、更關(guan) 愛、更進步的---也就是說更少懲罰性的－－－賢能政治將給我們(men) 帶來最美好的世界。

對兩(liang) 位作者來說，最根本的問題不是如何在邊緣處修正現有體(ti) 製，而是應該考慮我們(men) 要追求什麽(me) 理想－－－即使這個(ge) 理想在近期內(nei) 不一定有實現的可能性。德布爾的書(shu) 最後是對後革命時代馬克思主義(yi) “烏(wu) 托邦”的頌揚性描述，他自己也承認“有人可能毫無疑問地稱之為(wei) 幻想。他們(men) 可能說這樣的社會(hui) 根本不可能存在，”但這個(ge) 設想賴以存在的假設是錯誤的：他假設我們(men) 必須放棄選賢任能的獎勵以便把我們(men) 從(cong) 選賢任能的懲罰的浩劫中解脫出來。本文要說的是，既然我們(men) 在做夢，那就不妨做個(ge) 更大的夢。

作者簡介：

阿格尼斯·卡拉德（Agnes Callard），芝加哥大學哲學係副教授。1997年芝加哥大學學士，2008年伯克利哲學博士。主要研究興(xing) 趣古代哲學和倫(lun) 理學，目前是本科生教學部主任，著有《誌向：生成的力量》。

本文評論的書(shu) ：

弗裏德裏克·德布爾《聰明崇拜：潰敗的教育體(ti) 製如何延續了社會(hui) 不公》

邁克爾·桑德爾《賢能暴政：公共利益何在？》

The Cult of Smart:How Our Broken Education System Perpetuates Social Injustice
Fredrik deBoer

The Tyranny of Merit: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Michael Sandel

本文的翻譯得到作者和原刊的授權和幫助，特此致謝。---譯注

譯自：A More Perfect Meritocracy by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