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還缺什麽(me) ？
作者：謝文鬱

來源：作者賜稿

    這些年來，儒家的公共話語權大踏步地進入公共視野。上個(ge) 世紀末，我們(men) 不過是看到了一些學者在談論台灣和北美的一些新儒家動向，局限在學術雜誌上的清談。風就是從(cong) 這裏刮起的。這些清談很快就開始推動國學經典的大量出版，並導致了大學裏出現了許多經典讀書(shu) 班。不久，有人（以將慶為(wei) 代表）開始鼓吹設立孔教為(wei) 國教。不過，在學者和群眾(zhong) 之中，國教一說隻是笑談而已。接著，出於(yu) 發展旅遊事業(ye) 目的，山東(dong) 曲阜幾年前就開始經常舉(ju) 辦規模不等的祭孔儀(yi) 式。地方政府為(wei) 了發展經濟，這也算是一個(ge) 聰明的主意。我們(men) 看到，這股風聚集了越來越大的能量。中國政府也在背後給力。雖然在世界各國開設孔子學院是隻管花錢不管實效的工程，但也表明了政府的一種態度，那就是支持儒家重建公共話語權。而且，政府還在資金上大力鼓勵儒家經典研究。這種態度的最近表達便是，九五之尊的佩劍孔子像豎立在天安門旁邊的國家博物館前。

    這股風仍在使勁地吹。我們(men) 暫且稱此為(wei) 儒家重奪公共話語權運動。         

    過去幾十年來，儒家一再被打壓。看來，我們(men) 正在告別這段曆史。我們(men) 知道，五四運動（1919年）提出“打到孔家店”的口號，把中國在鴉片戰爭(zheng) （1840年）以來的積弱積貧這一社會(hui) 現實歸責於(yu) 儒家思想體(ti) 係。共產(chan) 黨(dang) 接過五四運動大旗，拋棄儒家傳(chuan) 統，確立了馬克思主義(yi) 作為(wei) 唯一正確的思想體(ti) 係，並努力使之主導中國大陸的公共話語權。文化大革命期間（特別是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運動”），儒家在中國大陸是作為(wei) 一個(ge) 負麵用詞而出現在公共生活中的。當然，就社會(hui) 生活的實際運行而言，這種公共話語權的喪(sang) 失並不意味著儒家的消亡，甚至不意味著它在中國社會(hui) 中喪(sang) 失了功能。仔細觀察中國社會(hui) ，我們(men) 發現，作為(wei) 從(cong) 西方引進的話語體(ti) 係，馬克思主義(yi) 經曆了所謂的“與(yu) 中國革命相結合”的過程。但是，它一直水土不服。相比之下，儒家失去了公共話語權，卻仍然根深蒂固，從(cong) 未中斷它的社會(hui) 功能。它一直在培養(yang) 中國人的性格並規定社會(hui) 行為(wei) 。比如，我們(men) 能夠觀察到這些顯性的對比：馬克思主義(yi) 強調個(ge) 性自由，中國人卻仍在“匹夫有責”的感受中。馬克思主義(yi) 主張鬥爭(zheng) 哲學，中國人卻安於(yu) 天時地利人和。馬克思主義(yi) 追求改造世界，中國人則要求適應世界。馬克思主義(yi) 鼓吹理想，中國人則一味務實。在馬克思主義(yi) 主導話語權的時代，中國人還是按照約定俗成的規矩為(wei) 人處事。凡有親(qin) 身經曆的中國人都不難感受到，馬克思主義(yi) 來到中國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nei) 幹擾了中國人生活，留下了它的深刻痕跡。但是，且不論是福是禍，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它並未紮根生長。

    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儒家重奪公共話語權這一運動是蓄勢而發。被壓抑太久了，情緒就會(hui) 爆發。兩(liang) 千多年來，儒家積澱了豐(feng) 富的內(nei) 容，早已融入中國社會(hui) 的每一個(ge) 角落，並已經成為(wei) 中國人性格的組成部分。它已經和中國人共存亡了。可以說，它的消失之日就是中國人的消失之日，就是漢語的消失之日。這樣看來，五四運動以來，我們(men) 作為(wei) 中國人一直沒有停止過努力剝奪儒家的公共話語權，這樣做無異於(yu) 日日自殘。一個(ge) 顯著的事實是，在過去幾十年的思想界，我們(men) 看到，我們(men) 通過剝奪儒家的公共話語權來剝奪自己的話語權，努力使自己成為(wei) 西式話語體(ti) 係的傳(chuan) 聲筒（隻會(hui) 翻譯和抄襲），並在生存上導致了言語和行為(wei) 的分裂（說一套做一套）。這種狀況造就了很多畸形人格，比如，我們(men) 口頭上說得天花亂(luan) 墜的“好事”，往往都是要他人去做的“好事”，與(yu) 己無關(guan) 的“好事”，不會(hui) 落實到自己生活中的“好事”。同時，自己想做的、要做的、和正在做的，管它是“好事”還是“壞事”，都是說不出口的。這種人格分裂現象比比皆是，處處可見。人們(men) 常常感歎，做誠實人難！當前中國社會(hui) 出現的這種人格混亂(luan) 帶來了嚴(yan) 重的公共生活的無序化現象。我想，儒家重奪公共話語權運動對於(yu) 中國人來說乃是要恢複中國人的誠實人身份。這確實有關(guan) 民族之生存。

    然而，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幾十年來興(xing) 盛不衰。這個(ge) 曆史是實實在在的。這些推動者是中國人，擁護者是中國人，跟隨者也是中國人。他們(men) 滿懷著救國救民的熱情而一心一意地投入運動。在他們(men) 看來，鴉片戰爭(zheng) 以來的中國曆史是西方文明對中華文明挑戰的曆史。中國文明在應對這個(ge) 挑戰時完全失敗了。這個(ge) 失敗是整個(ge) 中華文明的失敗，是整個(ge) 中華民族的失敗。對於(yu) 這個(ge) 失敗，儒家思想要負主要責任。因此，他們(men) 是出於(yu) 拯救中華文明和民族的責任心而不得不起來攻擊並破壞儒家傳(chuan) 統的。儒家究竟有什麽(me) 缺陷讓五四運動旗手們(men) 認為(wei) 它妨礙了中國社會(hui) 進步？ 

    我們(men) 知道，儒家是主張“與(yu) 時俱進”、“有容乃大”的。從(cong) 洋務運動開始，儒家領軍(jun) 人物一直在尋找出路，如張之洞的“中體(ti) 西用”，李鴻章等人的“洋務運動”，再加上康有為(wei) 的“百日維新”和慈禧太後欽準的“晚清新政”等等。不難看到，他們(men) 並不是那麽(me) 絕對地拒絕西方文明。孔子說過：“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cong) 之。”儒家就其精神而言是開放而包容的。隻要是好東(dong) 西，儒家就願意接納。在魏晉南北朝時，佛教在中原各地流行。儒家和佛教之間的爭(zheng) 論十分激烈。這場爭(zheng) 論的一個(ge) 焦點是：佛教帶來了什麽(me) 好東(dong) 西而中國古代聖人沒有談到的？或者說，中國傳(chuan) 統思想中缺什麽(me) ，需要佛教來填充？很快地，答案找到了：儒家重視人的現實生活，不談“怪力亂(luan) 神”，忽略人的生前死後之存在問題。於(yu) 是，佛教的報應-輪回說有了自己的地盤。 中國人從(cong) 此有了生死輪回觀。

    中國人有自己的淵長而持續的文化，卻能夠心甘情願地擁抱異國文化。這種態度和做法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是值得重視的現象。我想，中國人的這種生存傾(qing) 向根植於(yu) 儒家思想的包容性。因此，盡管五四運動和共產(chan) 主義(yi) 運動的旗手們(men) 口口聲聲要打倒孔家店，但是，他們(men) 本身就是在儒家傳(chuan) 統中成長的。鴉片戰爭(zheng) 以來，他們(men) 深深感覺到，中國傳(chuan) 統文化還缺點什麽(me) ，並且認為(wei) 儒釋道無法補足這個(ge) 欠缺。但是，究竟缺什麽(me) 呢？康有為(wei) 首先提出，我們(men) 缺乏社會(hui) 理想。大概是在當時西方的烏(wu) 托邦主義(yi) 的影響下，他根據孔子的《禮運·大同篇》設計了一個(ge) 在他看來是最美滿的大同社會(hui) 。陳獨秀也在探討這個(ge) 欠缺。他認為(wei) ，儒家所倡導的禮教製度忽略了個(ge) 人自由，因而鼓吹用民主製度取而代之，進而認為(wei) 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才是人類的理想社會(hui) 。陳獨秀的這個(ge) 看法在以後的幾十年中國曆史中成了中國人的主導努力方向，導致了馬克思主義(yi) 成為(wei) 主導話語體(ti) 係，也導致了中國人說一套做一套、喪(sang) 失誠實人身份這種惡劣結果。現在，儒家要重奪公共話語權。我對這場運動持樂(le) 觀態度，並希望這場運動能夠推動我們(men) 回歸真實的生存，說的和做的不再分離，說到做到，重新做誠實人。但是，我想，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思想家對儒家的批評是不能回避的。或者說，儒家還缺什麽(me) 這個(ge) 問題是不能回避的。

    當然，這是一個(ge) 需要廣泛討論的問題。我這裏無意全麵展開討論，隻是想指出這一點，儒家在過去一百多年來從(cong) 一個(ge) 主導性話語體(ti) 係一步一步地走向失語狀態，最後完全喪(sang) 失公共話語權。在這過程中，除了外在力量的幹擾，儒家自身有什麽(me) 值得檢討的地方呢？如果對此不加深入反思，那麽(me) ，我認為(wei) ，這場重奪話語權運動是不可能成功的。它或者半途而廢，或者在成功之後回到原來的錯誤中。作為(wei) 一個(ge) 引子，我想回到“何為(wei) 儒家生存方式”這個(ge) 原始問題上對儒家生存進行分析，展示其力量和欠缺。

    我們(men) 來讀一段《中庸》（第20章）的話：“仁者，人也，親(qin) 親(qin) 為(wei) 大。義(yi) 者，宜也，尊賢為(wei) 大。親(qin) 親(qin) 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這段話包含了儒家“五常”（仁義(yi) 禮智信）中的前三個(ge) 。儒家要求我們(men) 從(cong) “仁者”出發。“仁”所指稱的是人和人的關(guan) 係。我們(men) 知道，人的生存是在選擇中進行的；選擇是在判斷中給出的；判斷依據思想。因此，思想的出發點就是關(guan) 鍵點。儒家的“仁者”關(guan) 懷要求把關(guan) 注點放在人和人的關(guan) 係中。就原始觀察而言，人和人的關(guan) 係的起點是“親(qin) 親(qin) ”，即血緣關(guan) 係；所有其他關(guan) 係都是由此派生的。我們(men) 在思想時首先要關(guan) 注自己的血緣關(guan) 係，進而擴展到認識並把握和其他人之間的關(guan) 係。這便是“親(qin) 親(qin) 為(wei) 大”。進一步觀察，人和人可以有各種不同的關(guan) 係，比如，父母和子女之間可以是單向的父母對子女的義(yi) 務，或單向的子女對父母的孝順，當然也可以是雙向的愛等等。人和人之間的關(guan) 係是多樣的。這就出現這樣一個(ge) 問題：哪種社會(hui) 關(guan) 係才是合適的好的關(guan) 係？這就涉及所謂“義(yi) 者”問題，即：什麽(me) 樣的社會(hui) 關(guan) 係才是合宜的？對於(yu) 一個(ge) 好的社會(hui) 來說，人和人在一種合宜的關(guan) 係中生存，就能夠相互促進益處。一個(ge) 對合宜社會(hui) 關(guan) 係有更多認識、並以此處理日常生活的人，便是所謂的“賢者”。賢者當政，社會(hui) 合宜。因此，社會(hui) 治理必須“尊賢為(wei) 大”。人生活在社會(hui) 關(guan) 係中，一代接一代（親(qin) 親(qin) 之殺）；賢者有深淺高低之分，涉及人群有大有小，涉及地區亦有大有小（尊賢之等）。為(wei) 了使這種良好的社會(hui) 關(guan) 係得以維持，人們(men) 需要明文規範，約束人的思想和行為(wei) 。於(yu) 是，各種各樣的“禮”便出現了。我們(men) 看到，儒家關(guan) 於(yu) 人的生存狀態的這種認識和說法便是所謂的“禮教”。這是一種整全而實用的道德-政治製度，在過去兩(liang) 千多年來行之有效，一直在維持中國社會(hui) 。它不是一種毫無根據的說法，而是有深厚的人類生存基礎的。

    然而，五四運動旗手們(men) 認為(wei) ，這種禮教束縛了人的個(ge) 性自由，強調等級製，缺乏民主。他們(men) 進而認為(wei) ，我們(men) 要做的就是用西方的“先進”民主製度（議會(hui) 民主製度或蘇維埃製度）來取替儒家禮教。但是，曆史發展表明，這些外來的“禮教”無法在中國社會(hui) 生根，反而造成了“說一套做一套”的可悲現實。簡單地用外來“禮教”取替本土“禮教”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但是，五四運動旗手們(men) 確實感受到了儒家禮教的那種令人窒息的僵化，以至於(yu) 魯迅用“吃人”這樣的語言來描述它。如果不能簡單地用外來“禮教”來取替本土“禮教”，唯一的途徑就是本土“禮教”的更新問題。在這場重奪公共話語權運動中，儒家必須回答這個(ge) 更新能力問題。這才是至關(guan) 重要的問題！

    我想，如果儒家不能令人信服地回答自我更新能力問題，這場重奪公共話語權運動就一定歸於(yu) 失敗。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