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藝在線3月3日訊：曲阜建基督教大教堂一事，自2010年12月22日十名儒家學者聯署《尊重中華文化聖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關於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見書》（以後簡稱《意見書》）成為網絡熱議焦點以來，已經過去兩個多月，中華文化聖地建大教堂的話題雖已成“冷飯”，但其背後蘊含的中國傳統文化自覺的方式問題、儒耶對話途徑問題、基督教中國化的困境、文明交融中的衝突等諸多話題恰恰是人們應該冷靜下來所應思考的。

    有鑒於此，2011年3月1日下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青年學者自發舉辦了一次青年沙龍，對此網絡話題加以討論，主持人為基督教研究室唐曉峰副研究員，參與沙龍的學者有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研究員、段琦研究員、周齊研究員、周偉馳研究員、劉國鵬副研究員、趙法生博士、石衡潭博士，首都師範大學儒教研究中心主任陳明副教授、北京大學社會學係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盧雲峰副教授等學者與各界人士約40人。學者們就曲阜孔廟旁是否可建教堂展開熱烈討論。

    作為《意見書》的署名者之一，陳明博士首先發言，他向大家介紹了該《意見書》草擬並發表過程，並聲明自己是以儒教的推動者、研究者、對中國偉大複興有意識的知識分子這幾種身份來參與這次署名活動的。針對此次事件，他主張文化的多元性不是“強化的多元性”，不是在孔廟旁建一座基督教大教堂便可實現的，這種作法無異於文化搭台，而非文化因素在唱戲，在此過程中，讓基督教力量獲得了建造大教堂的機會。他聲明，自己不反對在合理的地域以合理的規劃建造教堂以滿足信徒的信仰需求，但不是在孔廟附近建如此大的教堂侵犯中華文化的主體性，損害儒家文化信眾的情感，社會固然是多元的，但多元共有的前提應是禮貌與尊重。發言中，他希望借助此次事件呼籲大家關注儒家及儒教的合法身份，進而解決儒家目前麵臨的困境，而這些他認為不是學院派的儒家學者所能實現的。

    陳明博士的發言除了指摘一些非文化因素在此次事件中的參與外，整個發言基本上是從意見書所闡明的立場出發的。確實如他所言，教堂可以建，但在曲阜這座“中華文化標誌城”，在距離孔廟3公裏的地方修建一座幾乎與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等高的哥特式教堂，是否合適？尤其是一些基督徒將在此儒家的“聖城”修建一座“大教堂”當作一種“榮耀”，看作是“上帝極大的恩典”，甚至看作是對於中國文化的“征服”時，這無疑傷及了倡導儒家複興者們本已脆弱的心理。“身份”尚待明了，乏有“信從者”也就認了，罕有踐行者也就罷了，但還由不得那整天“擠兌”傳統文化、妄想“成全”儒家的“洋教”到我們的祖興之地“顯示上帝的榮耀”。這點甚至連基督徒自己都看不過去，有基督徒網友留言：“儒生們站在中華文化的代表者和悍衛者的立場上提出的抗議，我以為主辦方也是不能不注意和考慮的。我做為基督徒，並不認為建個超大教堂，尤其是在不考慮當地人的文化背景和民族感情的前提下來做這事是件聰明事。這種事對於教會的發展，上帝的榮耀未見得是重要的。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乃是活在信他的人心中。”

    針對此次事件，中國社會科學院儒學研究中心趙法生博士則從“理”和“情”兩個方麵談到他的理解。從理性上講，他並不反對基督教，甚至對基督教會有些許好感。因為基督教在幫助弱勢群體方麵、進行社會服務方麵無疑做出了一些貢獻。但從個人感情上說，“我則反對在曲阜建大教堂，原因很簡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另外，他還提到，基督教在中國呈現迅速發展的態勢，甚至在曲阜也出現這一現象，原因“不在於基督教把儒教打垮了，而是我們自己把儒教打跑了。……孔廟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一個賺錢的機器，儒家也因此遊魂化。”儒家下一步要怎麽發展？趙博士主張“要體製化，而不要製度化，同時更重要的是走民間化的路徑”，而在此過程中，儒家可從傳教體製上向基督教學習。

    趙法生博士在這裏所說的“情”為多數網友所認同，在鳳凰網關於曲阜將建大教堂的調查中，截至2月底，共有18000多為網友反饋意見，其中接受在曲阜建一座高度遠超孔廟大成殿的教堂的，有4336票，占23.1%；而不能接受的有13435票，占71.6%；認為在這個事件中信仰自由與文明間互相尊重得到兼顧的網友占23.6%，認為未得到兼顧的占58.6%。同時，在法生博士的理性對比與分析中，我們可解讀出他對於儒家生存狀態的無奈及他對於儒家出路的考量。這種思考得到了周齊研究員、劉國鵬副研究員及盧雲風副教授的響應。

    劉國鵬博士認為“這種看似偶然的現象，其實背後有必然因素，基督教、儒家都是弱勢群體，一個魂不附體，一個被斥為外來宗教，這次事件好比是‘兩個殘疾人’之間的戰爭，如今一個有了覺醒意識，而另一個因為人們基本價值體係的淪喪而沒有了傳播阻力，於是儒家便把基督教這個弱者作為假想敵”，事實上，公民社會的建設，離不開多元文化的並存，這一點是儒家及其擁護者所無力扭轉的，這這種多元並存的局麵中，基督教文化必然是其中一環。儒家要做的是尋求一個可行的方案來複興，而如今這種方案，無論是孔教化、體製化都缺少可行性，在這種背景下，失去了古代皇權的依賴，沒法適應現代社會的“儒教”隻能被其他思想所吸收，而失去其獨立存在的價值。盧雲風博士則從身、心、靈三個方麵的分殊來說明儒家複興的障礙，他認為儒家在理論上及實踐中解決人的身、心問題，這是可能的，但他們對“靈”的關注比較少。信仰和體驗所體現的宗教性，即靈性，在過去民間儒教中有，但在精英儒教中比較少見。儒家的複興必須在這些方麵做努力，而不是追求一個合法的“執照”和“身份”問題，如果這樣變會陷入“是先有蛋，還是先有雞”的爭論，與其陷入這些理性的爭論，還不如做些實實在在的有生命力的行動。對此，周齊女士認為如果把儒家當作哲學，那它就“死”了。因為宗教性，即靈性可以給人以慰籍，哲學恐怕在此方麵愛莫能助。

    沙龍中，來自世宗所的石衡潭博士則認為在這次事件中，無論是儒家學者，還是基督徒都有他們的不足，儒家學者的不足在於在情感上把基督教當敵人，而實質上兩者之間不存在內在的衝突和敵對。基督徒方麵則表現為對儒家的思想及情感了解不夠，無法進行有意義的對話。在他看來基督教和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需要去擺正。文化需要有主體性，但基督教與此無涉，因為它不能用文化來表示，隻是受到外來文化的充實之後，他有所更新。事實上他在靈性層麵是對儒家的一種補充。針對此次事件，他認為基督徒並非獲益者，而是遭到了外部力量的“綁架”。

    此外，沙龍中，學者們還就建製性儒教的途徑、基督教在中國的擴張性及其反作用等方麵展開討論，這些討論雖無法達成共識，但卻為青年學者的理論研究提供了諸多思想、洞見，更重要的是提供了現實關切的視角。世界宗教研究所卓新平研究員在總結中提到，我們有著這些爭論是必然的，這實際上是中國人在當前社會轉型中的一些困惑、誤解、憂慮，甚至是憤怒。宗教的問題，直到今天的中國社會，一直是沒有解決的問題，一個是社會對宗教觀念的認識，再一個是宗教到底是怎麽回事的認識。無論如何，宗教是一種社會生命的形態，他不需要建製，也可以有所發展，他建議學者們觀察與參與，並希望從中產生大思想家，並期待日後的青年論壇能夠進行更多此類討論，並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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