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壓艙石的航行

作者：科斯提卡·布拉達坦

譯者：吳萬(wan) 偉(wei)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九月初三日乙未

          耶穌2020年10月19日

法國大革命及其現代政治實驗對當今世界具有重要意義(yi) 。

“我非常痛苦地看到，你似乎已經相信，任何一個(ge) 理智的人，如果其想法與(yu) 你不同，就肯定不是好人。”如果覺得這種想法源自上周在華盛頓特區意外聽到的保守派人士的對話，這是可以原諒的，但事實並非如此。這句話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羅蘭(lan) 夫人（瑪麗(li) 簡羅蘭(lan) Marie-Jeanne Roland de la Platière）在兩(liang) 個(ge) 多世紀之前說給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的話。這樣的指責非但沒有幫助這位恐怖專(zhuan) 政設計師改變想法，反而可能讓他變得更加不耐煩，因為(wei) 他相信，革命需要恐怖就像烈火需要燃料一樣。“恐怖不是別的東(dong) 西，它就是正義(yi) 、行動、嚴(yan) 厲和決(jue) 不妥協。”在他看來，革命首先就是要實現曆史正義(yi) 。這樣的批評也沒有幫助羅蘭(lan) 夫人：最終，她也被關(guan) 進監獄，還被押上斷頭台處決(jue) 。她是真誠和熱情歌頌革命的孩子，但是，正如皮埃爾·韋格納（Pierre Vergniaud）的名言所說，“革命就像撒旦會(hui) 吞噬掉自己的孩子。”（韋格納本人在1793年10月也被革命所吞噬。）

羅伯斯庇爾的時代與(yu) 我們(men) 的時代有很多相似之處。當他指控雅各賓派同胞“墮落成為(wei) 邪惡的記者”，其“存在的每一天都對社會(hui) 帶來巨大危害”時，我們(men) 不由得想起當今美國記者的遭遇，他們(men) 有時候被當作“民眾(zhong) 的敵人”和社會(hui) 和諧寧靜的顛覆者來對待，恨不得將其徹底幹掉才好。在“需要團結和統一”的借口下，不同意見或意見分歧很容易被當作叛國行為(wei) 。正如傑裏米·波普金（Jeremy Popkin）在其精彩的《新世界開始》中觀察到的那樣，甚至在恐怖統治開始之前，法國革命群體(ti) “越來越多地看到，其對手不僅(jin) 被人誤導和蠱惑而且成了國家的叛徒，需要從(cong) 肉體(ti) 上徹底消滅。”一旦你心裏想著要幹掉某人的話，將其付諸實踐就變得非常簡單了。

正如波普金顯示的那樣，“法國革命是現代政治的所有可能性都被首次進行檢驗的實驗室，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可能性皆如此。”我們(men) 不僅(jin) 僅(jin) 分享了法國革命提出的人權、自由和平等等哲學，我們(men) 思考政治和社會(hui) 的方式，思考社會(hui) 變革和政治變革的方式也歸功於(yu) 它們(men) 。在很重要的意義(yi) 上，我們(men) 仍然使用法國革命時期形成的範疇，仍然使用他們(men) 的語言理解當今政治現實甚至我們(men) 自己。正是通過他們(men) ，我們(men) 了解了很多政治夢想：以為(wei) 能讓我們(men) 切斷與(yu) 令人羞恥的過去的聯係而創造一個(ge) 全新世界的迷人幻想---這些在兩(liang) 百多年前的法國都形成和演示過了。難怪我們(men) 要更加密切地關(guan) 注法國大革命，它或許教導我們(men) 有關(guan) 當今政治想象的一些重要內(nei) 容。如果這樣的革命夢想容許恐怖統治的專(zhuan) 政，它可能變得多麽(me) 危險。

法國大革命的核心是一項激進創新工程。法國人現在突然發現，多個(ge) 世紀以來他們(men) 使用的整個(ge) 社會(hui) 和政治機構體(ti) 係既有壓迫性又缺乏理性。這兩(liang) 套機構和起來構成的舊政權（l’ancien régime）如今成了讓人感到丟(diu) 人的東(dong) 西，可能被理性設計的向前看的新機構所取而代之。新穎性成為(wei) 革命的首要要求：一切都必須被從(cong) 頭開始創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有時候甚至包括新政權帶來的東(dong) 西。在輪到喬(qiao) 治·雅克·丹東(dong) （Georges Danton）被吞噬之前，曾說“我們(men) 必須再次觀察一切，重新創造一切。”他說，《人權宣言》“不是沒有毛病的，值得由真正自由的人重新評估。”隻有永遠革命才具有充分的革命性。

我們(men) 仍然使用法國大革命創造的範疇：我們(men) 仍然使用他們(men) 的語言來理解當今政治現實和我們(men) 自己。

我們(men) 或許可以從(cong) 啟蒙作家的作品中瞥見徹底與(yu) 過去劃清界限的理論需要，但是，感受到這樣的區分就是另外一個(ge) 問題了。就在人們(men) 跟隨波普金對革命重大事件的描述時，感受到的不僅(jin) 是革命試圖創造的東(dong) 西所產(chan) 生的巨大社會(hui) 震撼而且還包括廣泛傳(chuan) 播的焦慮和驚慌。在處決(jue) 了路易十六國王之後，國民大會(hui) （革命時期的法國第一屆政府）的一名激進成員菲利普·勒巴斯（Philippe Le Bas）的話語中至少有一絲(si) 恐慌。勒巴斯曾投票支持將國王砍頭，但是現在他逐漸開始認識這個(ge) 新世界了：“我們(men) 已經行動，回頭的路已經被切斷，無論是否願意，我們(men) 隻能硬著頭皮朝前走，現在人們(men) 可能真的說‘要麽(me) 自由地活著，要麽(me) 死去’。”如果他們(men) 的大膽試驗失敗的話，革命已經再也沒有任何東(dong) 西革命可以依靠了。從(cong) 前的做法和機構都已經統統被拋棄，從(cong) 日曆到度量衡到公共教育，一切都要被重新創造。對於(yu) 這些夢想家來說，沒有任何東(dong) 西是禁止進入的。革命時期巴黎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的政治俱樂(le) 部之一的“真理之友”社團成員不僅(jin) 夢想著要“重新創造宇宙”本身，而且還要創造“人類的一種新宗教”。

有人擔憂，恰恰是因為(wei) 革命者沒完沒了地創新使得革命工程不僅(jin) 不切實際，而且極度危險。正如波普金顯示的那樣，革命的批評家們(men) 很少比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更加入木三分的。在其《法國大革命的反思》在1790年11月出版的時候，話題還在進行中，但伯克成功地抓住了革命的利害關(guan) 係密切的若幹核心議題。他認為(wei) 革命者的“根本性錯誤恰恰在於(yu) 否定過去：“你開始生病了，因為(wei) 你開始蔑視擁有的一切。”他認為(wei) ，單靠理性的生活是虛弱和不完美的，很容易被手頭任務的複雜性所吞沒。在談及人生中更嚴(yan) 肅問題時，我們(men) 不應該過多地依靠理性：“我們(men) 害怕把人放在完全依靠自己私人擁有的理性基礎上生活和貿易的位置上，因為(wei) 我們(men) 懷疑每個(ge) 人的存貨都很小，人性錯綜複雜，社會(hui) 的對象可能具有最大的複雜性。”接二連三出現的引人注目的失敗－－－恐怖統治、拿破侖(lun) ·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的崛起、複辟（光榮政黨(dang) 遺留下來的惡劣風俗）似乎證明了伯克批評的合理性。

在這方麵，法國革命預演了最近的一些徹底切斷聯係的嚐試，他們(men) 試圖徹底切斷與(yu) 過去或與(yu) 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或者中國的毛澤東(dong) 的文化大革命的聯係。在所有這三個(ge) 案例中，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jia) 而隻得到了一個(ge) 再平常不過的教訓：保留人性比理性更重要。我們(men) 是複雜的混合體(ti) ，有理性和情感、邏輯和想象力、常識和偏見。諸如當地文化和依戀、特定的風俗習(xi) 慣、古老的傳(chuan) 統和怪異的情感雖然看起來有些缺乏理性，但在任何真實的社會(hui) 中，這些東(dong) 西至少都與(yu) 哲學家們(men) 夢想的抽象觀念一樣重要。風俗習(xi) 慣的包袱或許僅(jin) 僅(jin) 是個(ge) 壓艙石，但如果沒有這樣的東(dong) 西，航行可能就太倉(cang) 促和危險了。在匈牙利英籍作家亞(ya) 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的小說《中午的黑暗》中，布爾什維克黨(dang) 人魯巴蕭克（Rubashov）被誣陷為(wei) “反革命”而遭到監禁和審判，在監獄中等待被自己的革命吞噬的時候，他逐漸認識到“我們(men) 扔掉了甲板上的壓艙石，我們(men) 能夠抓住的錨隻有一個(ge) ：對自我的信仰”。

這句話來自激進的理性主義(yi) 者，這是一種承認，因為(wei) 信仰的理由從(cong) 來也沒有辦法理解。當羅伯斯庇爾意識到法國人不可能擺脫某種形式的宗教生活時，他想到了對超級存在的崇拜，也做出了很不情願的妥協。幾年之後，拿破侖(lun) 試圖修複與(yu) 教會(hui) 的關(guan) 係，這顯示出他比革命者更好地理解人心。不是說他相信上帝，而是他知道如果他沒有表現出對上帝的任何信仰的話，民眾(zhong) 就不會(hui) 相信他。這可能有些玩世不恭，但並不令人覺得絕望。

做人就是亂(luan) 糟糟的、極其複雜之事，我們(men) 能得到的東(dong) 西常常模糊不清。

波普金為(wei) 我們(men) 描述了法國大革命，提供了極其豐(feng) 富和細膩的且沒有偏見的細節，這是值得稱讚的善舉(ju) 。他成年的大部分時間都花費在研究法國大革命上了，但他對這個(ge) 話題的激情並沒有使他變得盲目。比如他對羅伯斯庇爾的立場就具有批判性，同時也注意到平衡和公平。波普金寫(xie) 到，“羅伯斯庇爾從(cong) 來不是列寧那樣的革命領袖。”在羅伯斯庇爾恐怖統治時期受到迫害的人並不能從(cong) 中得到任何安慰。

波普金研究法國大革命多年之後所得到的主要教訓其實簡單明了和虎頭蛇尾得令人吃驚：當所有的話都說盡和所有的事都做盡之後，其信息和結果“仍然模糊不清”。做人就是亂(luan) 糟糟的、極其複雜之事，我們(men) 能得到的東(dong) 西常常模糊不清。重新創造一個(ge) 世界也不過如此。

本文評論的書(shu) 《新世界開始了：法國大革命的曆史》

A New World Begins

The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Jeremy D.Popkin

Basic Books

$35|640 pp.

作者簡介：

科斯提卡·布拉達坦（Costica Bradatan），《洛杉磯書(shu) 評》宗教和比較文學版編輯，德克薩斯理工大學哲學係教授，澳大利亞(ya) 昆士蘭(lan) 大學哲學榮譽研究教授，著有《生死之間：哲學家實踐理念的故事》（中央編譯出版社2018）。

譯自：Sailing Without Ballast By Costica Bradatan

https://www.commonwealmagazine.org/sailing-without-ballast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