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劍平：知行合一：王陽明兵學思想管窺

作者：黃樸民（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熊劍平，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

來源：《浙江社會(hui) 科學》，2020年第9期

摘要：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陽明不僅(jin) 精研儒學，還對包括《孫子兵法》在內(nei) 的古典兵學有過深入研究。他善於(yu) 將用兵理論運用到戰爭(zheng) 實踐，在平叛戰爭(zheng) 中有很好的運用，成為(wei) “知行合一”的最好注腳。就戰爭(zheng) 觀而言，他主張“求善”與(yu) “去患”；就實力運用來說，他力倡“兵民合一”；就戰爭(zheng) 謀略的運用而言，他注重奇正結合。正因如此，兵儒合流的特征，在他身上有著集中的體(ti) 現。

關(guan) 鍵詞：王陽明；兵學思想；軍(jun) 事史；兵儒合流；

王陽明曾自稱“不習(xi) 軍(jun) 旅”1和“將略平生非所長”1，但這顯然隻是自謙之詞。事實情況是，他在兵學上的建樹，並不亞(ya) 於(yu) 儒學領域。《明史》認為(wei) ，“終明之世，文臣用兵製勝，未有如守仁者也”2，這並非誇張之詞。作為(wei) 領兵作戰的軍(jun) 事家，王陽明在鎮壓江西一帶盜賊和平定寧王朱宸濠的叛亂(luan) 中，都率領明軍(jun) 取得勝利。作為(wei) “揭知行合一之說”1的重要思想家，兵儒合流的特征在他身上有著集中體(ti) 現。考察這一“心學化的兵學”3，也可對陽明學的“行動哲學特征”有很好的認知。4

一、“求善”與(yu) “去患”：對傳(chuan) 統戰爭(zheng) 觀的繼承

從(cong) 傳(chuan) 世史籍中可以不難看出，王陽明曾對古代兵學經典有過深入研究，對“求善”與(yu) “去患”等傳(chuan) 統戰爭(zheng) 觀，有較多繼承。

王陽明學習(xi) 古代兵典的心得，集中體(ti) 現於(yu) 《武經七書(shu) 評》。在這本書(shu) 中，王守仁對《孫子》《吳子》等兵經作了要言不煩的評點，從(cong) 中尤其可見他研習(xi) 古典兵略的功力。例如，對《孫子》的《火攻篇》，王陽明點評到：“火攻亦兵法中之一端耳，用兵者不可不知，實不可輕發。”1這樣的點評，顯然與(yu) 孫子“非危不戰”非常契合。相對於(yu) 這種忠實的解讀，王陽明也有自己的發揮之處，比如對《軍(jun) 爭(zheng) 篇》，王陽明點評到：“善戰不戰，故於(yu) 軍(jun) 爭(zheng) 之中，寓不爭(zheng) 之妙。”1這是巧妙運用了《老子》的“不爭(zheng) 之術”對《孫子》的“軍(jun) 爭(zheng) 之法”進行解讀，更突出和強調了“不爭(zheng) ”的作用。

對於(yu) 幾部著名的兵學經典，王陽明也注意進行比較分析。對於(yu) 《孫子》《吳子》這兩(liang) 部兵典，王陽明論述了其中區別：“《吳子》握機揣情，確有成畫，俱實實可見之行事，故始用於(yu) 魯而破齊，縱入於(yu) 魏而破秦，晚入於(yu) 楚而楚伯。身試之，頗有成效。彼《孫子兵法》較《吳》豈不深遠，而實用則難言矣。想《孫子》特有意於(yu) 著書(shu) 成名，而《吳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1在王陽明看來，《吳子》比《孫子》更趨於(yu) 實用，是一部立足於(yu) 實戰的兵法，而且在戰場上也有實際功效。至於(yu) 《孫子》，雖立意更深，卻不如《吳子》實用，所以就實用性來說，《吳子》更勝一籌。這個(ge) 認識顯然與(yu) 很多人不同，體(ti) 現出王陽明的獨到見解。至於(yu) 《尉繚子》《唐太宗李衛公問對》這些兵書(shu) ，王陽明認為(wei) ，它們(men) 的價(jia) 值要比《孫子》《吳子》等而下之，所以在選擇品評之時，他隻選擇那些在他看來有一定價(jia) 值的篇章。就《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而言，王陽明認為(wei) 它隻能算是《孫子》《吳子》的注腳而已：“李靖一書(shu) ，總之祖孫吳而未盡其妙，然以當孫、吳注腳亦可。”1從(cong) 這些評語和態度可以看出，王陽明對古代兵學經典並不是一味的盲從(cong) ，而是有著自己獨立的思考和獨到的見解。將《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等當作《孫子》的注解，稍晚時期的茅元儀(yi) 也有這樣的認識，不知是不是從(cong) 王陽明這裏受到啟發。

王陽明一度將講學宗旨定位為(wei) “致良知”。在平定叛亂(luan) 之後，更是將他的全部思想凝練為(wei) “致良知”三字。5這其實是基於(yu) “人性皆善”的認知。1他的“求善”“去患”的戰爭(zheng) 觀與(yu) 此密切相關(guan) ，而且也與(yu) 傳(chuan) 統戰爭(zheng) 觀有著密切聯係，從(cong) 中繼承較多，而且論述更加具體(ti) 化。王陽明始終將戰爭(zheng) 視為(wei) “凶器”或“危物”，是對老子和墨子等先哲的繼承。他一直認為(wei) 戰爭(zheng) 是迫不得已才能使用的手段。在《平茶寮碑》中，他指出：“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1“不得已而後用”體(ti) 現了他對戰爭(zheng) 的基本態度，王陽明此後還在一篇祭文中再次用到，說明他對戰爭(zheng) 的態度是一貫的。在這篇祭文中，他出於(yu) 感傷(shang) ，再次強調了戰爭(zheng) 的殘酷性：“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況忍群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yu) 溝壑？且兵之為(wei) 患，非獨鋒鏑死傷(shang) 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為(wei) 荊棘；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傷(shang) 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剿之罪，於(yu) 義(yi) 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於(yu) 兵刃之下也......”1既然是迫不得已才發起戰爭(zheng) ，王陽明更希望通過政治手段來平息紛爭(zheng) 。比如就叛亂(luan) 而言，他更主張安撫，而不是立即發起征討。在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的一份奏疏中，王陽明詳細論述了征討戰爭(zheng) 的“十患”與(yu) 政治安撫的“十善”。很顯然，“十善”與(yu) “十患”形成了鮮明對比，可以立即看出他對戰爭(zheng) 的態度，那就是“求善”和“去患”。

什麽(me) 叫“十患”呢？王陽明總結為(wei) 這樣十條：“傷(shang) 伐天地之和，虧(kui) 損好生之德”；“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百姓饑寒切身，群起而為(wei) 盜”；“益狂誕而無所忌”；“慘毒可憂，尤有甚於(yu) 饑寒之民”；“百姓連年兵疲，困苦已極”；“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為(wei) 邊夷拓土開疆”；“變亂(luan) 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1

既然發起征伐戰爭(zheng) 有此“十患”，所以在他看來，“今日之舉(ju) ，莫善於(yu) 罷兵而行撫”1，更何況安撫之舉(ju) 存有“十善”。那麽(me) “十善”包括哪些內(nei) 容呢，王陽明總結如下：

活數萬(wan) 無辜之死命，以明昭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yu) 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yu) 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廢農(nong) 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為(wei) 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yu) 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ce) 之奸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鹹得修複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xiang) 村免於(yu) 驚擾劫掠，無虛內(nei) 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yu) 倒懸，得以稍稍蘇複，起呻吟於(yu) 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兔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誌，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複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wei) 守，內(nei) 製瑤、僮，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複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jun) ，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能通行，農(nong) 安其業(ye) ，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1

王陽明在詳細論述發起征伐戰爭(zheng) 的“十患”之後，又總結出推行安撫政策、避免陷入戰爭(zheng) 的“十善”，這兩(liang) 者形成了鮮明對比，究竟應該如何取舍，已經一目了然。

在對戰爭(zheng) 的危害性進行深入分析之後，王陽明擔心仍然無法說服皇帝，繼續基於(yu) 利害關(guan) 係對其進行深度剖析。他指出，之所以有人積極主張發起征討戰爭(zheng) ，是因為(wei) 他們(men) 心存“二幸四毀”之念。所謂“二幸四毀”，王陽明總結為(wei) ：“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日前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ju) 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chang) 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wan) 之眾(zhong) ，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跡嫌疑之毀；是謂四毀。”1在王陽明看來，由於(yu) 存在“二幸蔽於(yu) 其中，而四毀惕於(yu) 其外”，所以會(hui) 造成很多人“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為(wei) ”。1這當然會(hui) 造成令人痛心疾首的局麵出現，理應努力避免。

王陽明之所以力排眾(zhong) 議，堅決(jue) 反對無端發起戰爭(zheng) ，是因為(wei) 他切身經曆了戰爭(zheng) ，親(qin) 眼目睹了戰爭(zheng) 的危害。在他看來，戰爭(zheng) 是否發起，要進行得失衡量，要進行利害比較。如果可以通過招撫等手段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那就一定努力去爭(zheng) 取，切不可將百姓推入戰爭(zheng) 的火海之中。6也就是說，戰爭(zheng) 一定是最後的手段，而不是最佳的手段，隻有到了迫不得已之時才能使用。

二、“嚴(yan) 守乘弊”的備邊思想

王陽明所處的時代，大明王朝已經在拖著日益沉重的步伐緩慢步入衰落期。此時的明政權處於(yu) 風雨飄搖之中，可謂內(nei) 憂外困。作為(wei) 憂國憂民的儒者，王陽明深入思考對策，認為(wei) 第一要務是“備邊”，消除邊陲之患。所以他上書(shu) 朝廷《陳言邊務疏》，積極為(wei) 整飭邊務建言獻策。

至於(yu) “備邊”的主要措施，在他看來，關(guan) 鍵是這樣八條：“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yan) 守以乘弊。”1表麵看是八條建議，實則是從(cong) 四個(ge) 方麵出發，全麵闡述了他的備邊主張，闡發了消除邊患的措施和策略。

王陽明首先強調的是人才隊伍建設，即“蓄材以備急”和“舍短以用長”。這就是說，不僅(jin) 要重用人才，而且要做到用人之所長。所謂“蓄材以備急”，就是強調加強人才儲(chu) 備。王陽明認為(wei) ，“三軍(jun) 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也就是說，能不能得到足夠多的人才，能不能重用人才，是勝敗的關(guan) 鍵。1他接著以南宋為(wei) 例，說明人才的重要性。當時南宋偏安江南，既有宗澤、嶽飛、韓世忠這些武將，也有李綱等人為(wei) 相，尚且不能製止金人南下，大明王朝一統天下，疆域更加遼闊，如果不能做好人才儲(chu) 備，萬(wan) 一遇到虜寇長驅而入，則無以禦之。那麽(me) ，如何選拔人才，選拔什麽(me) 樣的人才呢？王陽明也有自己的見解。他認為(wei) ，當務之急是選拔“文武兼濟之才”，因為(wei) 武舉(ju) 僅(jin) 可以得到“騎射搏擊之士”，得不到那些“韜略統馭之才”。那些公侯之家教讀出來的讀書(shu) 人，也不過是虛應故事，無所裨益。所以，他建議改革選拔人才的製度，把那些“文武兼濟之才”選拔出來，既“習(xi) 之以書(shu) 史騎射”，也“授之以韜略謀猷”；至於(yu) 兵部的官員，自尚書(shu) 以下，包括侍郎在內(nei) ，都要每年更迭，派出去巡邊，了解邊情：“使之得以周知道裏之遠近，邊關(guan) 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yu) 平日”。1王陽明認為(wei) ，隻有在平時做好人才儲(chu) 備，發生緊急情況時，才可以從(cong) 容應對。有了人才，還要注意使用方法，尤其是要做到“舍短以用長”。王陽明認為(wei) ，人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他還以吳起、陳平等名人為(wei) 例，說明了這個(ge) 問題。所以，在使用人才時，一定要做到用人之長，這就是“使功不如使過”的道理。

第二是軍(jun) 備物資的儲(chu) 備和保障，即“簡師以省費”和“屯田以給食”。所謂“簡師以省費”，就是實行精兵政策，減少軍(jun) 費開支。孫子指出：“日費千金，然後十萬(wan) 之師舉(ju) 矣。”6用兵作戰，耗費巨大，如果在北部邊境與(yu) 敵軍(jun) 作戰，則消耗更大。所以，王陽明認為(wei) 隻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1，這正是“兵貴精不貴多”的道理。在王陽明看來，按照當時的規模計算，一萬(wan) 人之內(nei) ，“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即可，隻此便可省減無窮之費。除了精簡部隊之外，王陽明積極主張“屯田以給食”。他借“兵以食為(wei) 主”1的道理指出，邊境戍邊需要“邊關(guan) 轉輸，水陸千裏”1，這正是孫子所說的“國之貧於(yu) 師者遠輸”6的道理。要想減少軍(jun) 費開支，更好地解決(jue) 邊境官兵的吃飯問題，就要讓那些沒有戍邊任務的非戰鬥部隊積極參加屯田，令他們(men) “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在王陽明看來，這雖然未必能徹底解決(jue) 邊境部隊的補給問題，但也至少可以降低軍(jun) 費開支，是萬(wan) 全之長策。

第三是加強軍(jun) 隊的管理，也即“行法以振威”和“敷恩以激怒”。在王陽明看來，當時的明軍(jun) 在部隊管理問題方麵出現了問題，以至於(yu) “朝喪(sang) 師於(yu) 東(dong) 陲，暮調守於(yu) 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王陽明列舉(ju) 李光弼、狄青等名將治軍(jun) 的例證，說明從(cong) 嚴(yan) 治軍(jun) 的重要性。所以，他建議皇帝，必須要對那些坐失戰機的人從(cong) 嚴(yan) 治罪，以嚴(yan) 格的軍(jun) 法服眾(zhong) ，如此則“士卒奮勵，軍(jun) 威振肅”。王陽明主張，在加大懲處力度的同時，也要提高對士卒的獎賞，多關(guan) 心邊關(guan) 將士的疾苦，此即“敷恩以激怒”。他從(cong) 引用《孫子兵法》“殺敵者，怒也”一句入手，認為(wei) 明軍(jun) 前方失利、士氣消沮之際，尤其要注意激發軍(jun) 隊的士氣。6至於(yu) 如何激發部隊的士氣，需要真正關(guan) 心士卒的疾苦，包括其父母子弟的疾苦，對於(yu) 死難將士，也要加強撫恤，這樣便既可以讓“死者皆無怨尤”，也可以讓“生者自宜感動”。在此基礎上，再挑選強壯之士，“宣以國恩，喻以虜仇，明以天倫(lun) ，激以大義(yi) ”，進一步做好賞罰，就可以讓士卒牢記父兄之仇，以報朝廷之德。

第四是戰略戰術，即“捐小以全大”和“嚴(yan) 守以乘弊”。

什麽(me) 叫“捐小以全大”呢，王陽明引用《老子》的名言“將欲取之，必固與(yu) 之”7和《孫子兵法》的名言“佯北勿從(cong) ，餌兵勿食”6，說明“捐小全大”的道理。王陽明指出，當今敵寇勢力強大，所以一定要探清虛實，不要輕易盲動，如果對方挑逗或誘惑時，不要輕易應對。對方或捐棄牛馬而偽(wei) 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jun) 而請和，這都是誘我以利。如果每次都慌張應對，那就會(hui) 造成部隊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讓對方的陰謀得逞。所以，戰與(yu) 不戰，都應該以我為(wei) 主，牢牢把握主動權，一旦出現戰機，那就要乘勢發起致命一擊。

至於(yu) “嚴(yan) 守以乘弊”，說的還是戰略戰術問題。王陽明借用《孫子兵法》“善戰者，先為(wei)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一句，說明加強戰備、增加防守實力的重要性。6王陽明分析認為(wei) ，“中國工於(yu) 自守，而胡虜長於(yu) 野戰”。為(wei) 了揚長避短，那就要加強防守，一麵做好敵情偵(zhen) 察工作———“遠斥候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一麵加強部隊的訓練工作———“熟訓練以用長，嚴(yan) 號令以肅惰”，與(yu) 此同時加強獎賞力度，提振士氣———“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yang) 銳”。隻有多管齊下，才可以使得己方立於(yu) 不敗之地，再抓住戰機，“一戰而破強胡”。王陽明希望達成的效果是：“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如此則是“周悉萬(wan) 全”，真正的所謂“不可勝者”。而且這會(hui) 帶來此長彼消的效益：“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這樣一來，就不必擔心敵寇不除，可以達成“勝於(yu) 萬(wan) 全，立於(yu) 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的效果。1

王陽明在《陳言邊務疏》中所總結的八條，我們(men) 按照今天的標準可以歸納為(wei) 四點，其主旨則集中為(wei) “戍邊”，這其中自然更強調“嚴(yan) 守”，主要是為(wei) 了應對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其中所談用兵之理，雖然如他自謙的那樣，是“兵家之常談”和“為(wei) 將者之所共見”，但大都直陳時弊，道出了明軍(jun) 症結所在，所以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yi) ，同時也反映出他對古典兵略的熟悉程度。

三、兵民結合的平叛方略

明朝發展至中期以後，已經身處內(nei) 憂外患的激蕩旋渦之中。所以，王陽明雖然極力反對戰爭(zheng) ，但他本人卻多次被動地卷入戰爭(zheng) 之中，被迫多次在戰爭(zheng) 舞台之上展示自己的軍(jun) 事才華，儼(yan) 然成為(wei) 一名“救火隊員”。當時，因為(wei) 南方各地相繼爆發叛亂(luan) ，王陽明的很多精力都花在了平叛戰爭(zheng) 上，他的後半生幾乎都是馬背上度過，在南方各地指揮接踵而至的平叛戰爭(zheng) ，並就此形成豐(feng) 富的政略和戰術思想。總結其方略，其中最為(wei) 主要的有這幾條。

第一，兵民結合，重用民兵。

王陽明針對明朝官兵戰鬥力低下的弊端，主張大膽地選用民兵，甚至是實現“家家皆兵”和“人人皆兵”，以此推進兵製的改革。1如果無法做到這些，也要盡量在民眾(zhong) 之中選拔士兵，以此加強軍(jun) 隊的戰鬥力。在征召到彪悍的民眾(zhong) 之後，就需要立即教會(hui) 他們(men) 掌握戰鬥技能，再推到戰爭(zheng) 前線。嘉靖期間的抗倭鬥爭(zheng) ，已經轉移大量招募民兵，其實也與(yu) 王陽明的創始之功有關(guan) 。就實際效果而言，大量吸納民兵進入軍(jun) 隊，無疑為(wei) 當時戰鬥力已經羸弱不堪的明軍(jun) 補充了新鮮血液，是一項非常具有針對性同時也是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的新舉(ju) 措。

王陽明對明軍(jun) 的戰鬥力一度深感失望。他十分清楚，明朝官府之兵已經積重難返，無法滿足平叛戰爭(zheng) 的需要。他對明軍(jun) 的評語是四個(ge) 字：“有名無實。”1每當遇到火災或盜竊等案件發生，急需這些人執行任務的時候，他們(men) 都是坐視觀望的態度，並不能按照約定時間和地點予以策應。不僅(jin) 如此，他們(men) 中間還有一些人不守法律，私自接受賄賂，對百姓威逼利誘，套取利益。有時候捕獲一兩(liang) 盜賊，也是巧行詐騙之事，乘機勒索財物。有的則是定期進行敲詐，稍有不從(cong) ，則百般羅織罪名，甚至是對賊徒采取縱容和隱瞞的態度，私下分贓。這些官兵，腐敗而且狡猾，想去捉拿追責，卻苦於(yu) 找不到實際罪證。

在王陽明看來，那些衛所的軍(jun) 丁，因為(wei) 故籍分散各處，對當地的情況了解不多，並且無法做到戮力同心。領導他們(men) 的府縣機構等，也缺少禦寇之方，就此造成指揮領導的乏術。使用這些人作戰，這其實就是“以羸卒而當強寇，猶驅群癢而攻猛虎”1，必然缺少勝算。何況在遇到盜賊猖獗之時，請示調撥軍(jun) 隊破費時日，軍(jun) 隊在往返的路途也會(hui) 耽擱很多時間，甚至經年不見救兵，這樣自然會(hui) 喪(sang) 失征討的最佳時機。何況在這征調軍(jun) 隊的過程中，所耗費的軍(jun) 費過於(yu) 龐大，動輒逾萬(wan) 。姑且不論這些遠道趕來的軍(jun) 隊戰鬥力不濟，難以達成平叛效果，即便是盜賊聽說官兵殺到，也會(hui) 早已遁跡山林，無從(cong) 尋覓。可是，一旦等到這些軍(jun) 隊撤走，那些叛賊又故態複萌，甚至比之前更加猖獗。這樣做的結果便是：“群盜習(xi) 知其然，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cong) 非。”1

對於(yu) 巡捕軍(jun) 職官員的腐敗，對於(yu) 衛所官兵的無能，王陽明都洞如觀火，所以指揮平叛戰爭(zheng) ，並不完全指望這些人。他除了積極主張對這些腐敗分子充斥軍(jun) 隊采取“就便裁革”的措施之外，還建議大膽選用民兵，作為(wei) 軍(jun) 力的補充。1也就是說，在當地百姓中選拔一些勇武之士，對他們(men) 組織必要的軍(jun) 事訓練，令其掌握必備的作戰技能，再逐步充實到平叛隊伍之中。在沒有戰事的和平時期，可以利用這些人做好防衛工作，一旦遇到戰亂(luan) ，就可以及時對其進行征調，投入戰鬥之中。這樣就可以實現王陽明所追求的效果：“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防守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1

王陽明積極主張選用民兵，除了看到官兵的腐敗和無能之外，也是看到了民兵在實際平叛戰爭(zheng) 中的各種利好。他指出，平叛戰爭(zheng) 所麵對的作戰環境非常複雜，往往是山穀險隘，林木茂深，而且這些險隘之地，多被盜賊占據。他們(men) 占據有利地形，往往乘間劫掠，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如果選用民兵，將平叛戰爭(zheng) 與(yu) 當地百姓的直接利益掛鉤，能夠激發他們(men) 的戰鬥力。而且，作為(wei) 當地百姓，一定更加熟悉當地的地形條件，可以充當向導，協助剿匪行動的展開。何況選調本地民兵，還可以極大地節約軍(jun) 費開支，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財用耗竭，兵力脆寡”等問題。1

至於(yu) 選調民兵的具體(ti) 實施辦法，王陽明也進行了深入探討：

首先是保證足夠數量的人員，尤其注意在民間選拔那些勇猛健壯之人，充實到軍(jun) 隊中來。王陽明指出，首先是精心挑選：“為(wei) 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於(yu) 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群，膽力出眾(zhong) 之士，每縣多或十餘(yu) 人，少或八九輩；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賞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為(wei) 率；廣東(dong) 、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為(wei) 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you) 其廩餼，署為(wei) 將領。”1不僅(jin) 如此，還要注意合理編排：“為(wei) 此仰鈔案回道，通將所屬向化義(yi) 民人等，悉行查出，照依先行定去分數，行令各選部下驍勇之士，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一百人，或五十人，順從(cong) 其便，分定班次。”1除此之外，還要找到合適的統領人員：“所募精兵，專(zhuan) 隨各兵備官屯紮，別選素有膽略屬官員分隊統押。”1

其次是做好日常的訓練和管理，使得士卒掌握必備的作戰技能，聽從(cong) 指揮，服從(cong) 調遣。對此，王陽明強調：“教習(xi) 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征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xi) 其往來道途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即發，聲東(dong) 擊西，舉(ju) 動由己；運機設伏，呼吸從(cong) 心。”1不僅(jin) 要抓好訓練，還要加強管理：“除耕種之月，放令歸農(nong) ，其餘(yu) 農(nong) 隙，俱要輪班上操。仍於(yu) 教場起蓋營房，使各有棲息之地；人給口糧，使皆無供饋之勞；效有功勤者，厚加犒賞；違犯約束者，時與(yu) 懲戒。如此則號令素習(xi) ，自然如身、臂、手指之便；恩義(yi) 素行，自然興(xing) 父兄子弟之愛；居則有禮，動則有威，以是征誅，將無不可矣。”1通觀王陽明重視民兵的做法，可以在先秦時期找到久遠的源頭，非常接近於(yu) 管仲“寓兵於(yu) 農(nong) ”之術，也與(yu) 法家“耕戰”思想大抵相仿。這不僅(jin) 是針對當時的現狀所采取的權宜之計，也能夠長期推行戍邊之策。可貴的是，王陽明不僅(jin) 是如此主張，同時也將這些理論積極付諸實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攻治結合，攻心為(wei) 上。

長期熟讀兵書(shu) 戰策的王陽明，對於(yu) 指揮作戰很有一番心得。但他深知，用兵作戰絕非易事，所謂“兵難遙度，不可預料”1，尤其是在平叛戰爭(zheng) 中，遇到的對手更加狡猾凶狠，難以捉摸，所以更要講究策略。他分析敵情指出，賊寇聯絡多省，橫跨千裏，勢力已經非常強大。他們(men) 一麵“占據居民田土數千萬(wan) 頃，殺虜人民，尤難數計；攻圍城池，敵殺官兵，焚燒屋廬，奸汙妻女；其為(wei) 荼毒，有不忍言”，一麵據守“深山茂林，東(dong) 奔西竄”，“強者設險以拒敵，黠者挾類而深逃”1，確實很難對付，尤其難以根治。行蹤不定的賊寇，經常讓明軍(jun) 束手無策。對此，王陽明主張采取“攻治結合”的方法，在加大軍(jun) 隊討伐力度的同時，更講究“攻心戰”，尤其主張以“攻心為(wei) 上”。這些設想和方略，他寫(xie) 進了《攻治盜賊二策疏》《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等奏疏之中。

麵對叛賊生亂(luan) ，一般人都會(hui) 首先想到“攻”，立即發兵攻打。但是這樣做，畢竟付出代價(jia) 太大，戰爭(zheng) 成本太高，並非上策。在《攻治盜賊二策疏》中，王陽明首先也提及這個(ge) “攻”。他認為(wei) ，由於(yu) 明軍(jun) 兵少，而且供給不足，要想通過進攻戰來對賊寇形成威懾，必須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行。所以王陽明希望皇帝給予他執行賞罰之重權，使得他有“便宜行事”的機會(hui) ，而且不以時日為(wei) 限，給他足夠的訓練兵眾(zhong) 的時間，給他“伸縮自由，相機而動”的空間，“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積小勝為(wei) 大勝，便可以在“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的情況下，最終實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滅”的戰略目標。

王陽明既希望皇帝征調確具戰鬥力的軍(jun) 隊與(yu) 叛賊決(jue) 戰，同時希望做好後勤物資的補給，給予充足的保障。基於(yu) 常規的戰爭(zheng) 邏輯，如果將賊兵預計為(wei) 兩(liang) 萬(wan) ，則明軍(jun) 需要出兵十萬(wan) ，隻有“南調兩(liang) 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1，這才可以達成“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wan) 人之積怨可雪”的目標。本著除賊務求徹底的原則，征調大軍(jun) 攻打是首選良方。但是，依照當時的條件，姑且不說無法迅速征調，即便是征調到足夠數量的軍(jun) 隊，如何保障糧草也是一個(ge) 難題。戰爭(zheng) 畢竟“日費千金”，“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而且“轉輸之苦，重困於(yu) 民”。1四境之民，已經非常疲困，如果再加以大兵，民眾(zhong) 將何以堪命？所以，在他看來，四處征調大軍(jun) ，“大舉(ju) 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1。因此，征調大軍(jun) 圍剿賊寇，“勞師遠征”，並非上佳選擇。“大兵之後繼以重役，竊恐民或不堪”，更非“禦盜安民之長策”。1

那麽(me) ，什麽(me) 才是最佳方案呢？王陽明認為(wei) ，所謂“攻治結合”，才是最佳方案。這種“攻治結合”，以“攻”為(wei) 本，但更求“攻心”，尤以“攻心為(wei) 上”。這一層意思，他在《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中有著較為(wei) 係統的闡述。

當時，岑猛父子為(wei) 禍西南，王陽明雖然重病纏身，但還是被朝廷委以平叛的重任。王陽明認為(wei) ，“岑猛父子及其黨(dang) 惡數人而已，其下萬(wan) 餘(yu) 之眾(zhong) ，固皆無罪之人”，如果因為(wei) 這數人，而付出沉重代價(jia) ，“不顧萬(wan) 餘(yu) 之命，竭兩(liang) 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就顯得得不償(chang) 失。所以他主張釋放那些“無罪之民”，即被脅迫的眾(zhong) 多無辜百姓，以此收買(mai) 人心。不僅(jin) 如此，他還積極建議就此釋放岑猛父子，不再繼續追責，放棄大兵追剿：“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努力通過攻心戰來使得“蠻夷悅服”。1在王陽明看來，這是收買(mai) 人心之舉(ju) ，可在一定程度上分化和瓦解叛軍(jun) 。在經過一番安撫政策之後，如果遇到少數叛賊繼續“頑梗自如”，則再發重兵予以討伐，有針對性地重點打擊那些頑固分子。

王陽明之所以立足於(yu) “攻心”，是因為(wei) 他對當時前線的戰局非常了解，也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當時，平叛大軍(jun) 將叛賊四麵圍困，卻無法占據優(you) 勢，就此陷入困境。麵對如此局麵，王陽明憂心忡忡。他分析指出，因為(wei) 叛軍(jun) “堅其必死之誌以抗我師”，所以導致“我兵之所以雖眾(zhong) 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誌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的局麵，1官兵已經成為(wei) 強弩之末，其勢不能穿魯縞。即便繼續堅持下去，也會(hui) 造成重大傷(shang) 亡。既然是因為(wei) 無法攻克叛賊而忽然宣布釋放他們(men) ，是否會(hui) 就此造成紀綱不振，王陽明認為(wei) 完全不必有此顧慮。因為(wei) 古代的聖人，都曾用這種方法贏得民心，而使得“萬(wan) 世稱聖”。何況這種“多調軍(jun) 兵，多傷(shang) 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的行為(wei) ，也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所以不能因為(wei) 殺戮二酋的激憤之情，而忘記或犧牲兩(liang) 省之民的利益。如果太過於(yu) 急功近利，陷百姓於(yu) 水火，那就一定不是“國家之福，生民之庇”1。

第三，設官定編，分而治之。

在完成田州一帶的平叛任務之後，如何防止賊寇卷土重來，也是一件棘手之事。王陽明認為(wei) ，必須在設官和用人上花點心思。他力主攻心為(wei) 上，也就是這個(ge) 原因。除了在戰爭(zheng) 中做好攻心戰之外，更要注意在平時做好安撫工作，從(cong) 而力爭(zheng) 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人心向背的問題。這其中的關(guan) 鍵，就是用人，選對幹部，並且放在合適的崗位之上。所以他接連陳書(shu) 朝廷，先後寫(xie) 出《地方緊急用人疏》《地方急缺官員疏》《處置平複地方以圖久安疏》等奏疏，建議立即加大地方官員的選拔使用力度。選用什麽(me) 樣的人才能擔負起這一重任呢，王陽明根據自己長期在一線指揮平叛的經驗，建立了他的選人標準。這個(ge) 標準如果簡單概括，就是十六個(ge) 字：“夷情土俗，備能諳悉，謀勇才能，足當一麵。”1從(cong) 中可見，王陽明格外強調官員們(men) 對於(yu) “夷情土俗”的掌握程度。在他看來，隻有尊重地方民俗，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xi) 慣，才能做到“於(yu) 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異其宜”1，保證民眾(zhong) 各安其所，並力爭(zheng) 實現“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煩勞之擾”1的目標。

對此，王陽明撰寫(xie) 《處置平複地方以圖久安疏》，提出了多條富有針對性的建議。首先是“設流官知府，以製土官之勢”。他認為(wei) ，如果保留土官，也許隻能保持數年太平，並不是長久之策。十餘(yu) 年後，“其眾(zhong) 日聚，其力日強，則其誌日廣，亦將漸有縱肆並兼之患”，所以必須要設流官知府對其加以節製。其次是“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即便是在匪首岑猛被殺之後，王陽明仍然建議保留設立土官。之所以如此設官，主要是看到“岑氏世有田州，其係戀之私恩久結於(yu) 人心”，所以要順應各夷之情，而且希望取得連鎖效應，令別處土官保持安定：“即此一舉(ju) ，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yi) 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再次，是“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dang) ”。在一定的時間段保留土官，隻是權宜之計，要想求得徹底根治，必須要抓住時機對各大小頭目進行分化和瓦解，分解他們(men) 的權力。至於(yu) 分解的辦法，就是在“州”之外設“甲”，每三甲或二甲設立一個(ge) 巡檢司，歸屬流官知府。同時也可以分立若幹土巡檢司，聽任其土俗自治，但這些土巡檢司同樣歸屬流官知府。王陽明認為(wei) ，隻有這樣分而治之，才能根治匪患，並且“足以散土夷之黨(dang) ，而土俗之治，複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ju) 而兩(liang) 得”。

在長期的平叛戰爭(zheng) 中，王陽明不僅(jin) 對戰爭(zheng) 問題有了深入思考，也對如何禦民進行研究。他深知，社會(hui) 動蕩、人心思變的根本原因，是出自社會(hui) 治理，為(wei) 此他積極倡導並大力推行“十家牌法”，試圖借此來加強社會(hui) 管製，進而從(cong) 源頭上減少盜賊和叛亂(luan) 的出現。

何為(wei) “十家牌法”，王陽明有非常詳細的總結：“仍編十家為(wei) 一牌，開列各戶姓名，背寫(xie) 本院告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動靜；但有麵目生疏之人，蹤跡可疑之事，即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罪，如此庶居民不敢縱惡，而奸偽(wei) 無所潛形。為(wei) 此，仰鈔案回道，即行各屬府縣，著落各掌印官，照依頒去牌式，沿街逐巷，挨次編排，務在一月之內(nei) 了事。該道亦要嚴(yan) 加督察，期於(yu) 著實施行，毋使虛應故事。仍令各將編置過人戶姓名造冊(ce) 繳院，以憑查考；非但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1由此可見，“十家牌法”的根本目的，是希望能夠對百姓實行定位化管理，再通過連坐之法加以嚴(yan) 格約束，有點類於(yu) 管仲等人推行的“什伍之法”。一旦出現住來曆不明之人，或者妄行狡偽(wei) 欺竊之事，乃至私通賊寇、傳(chuan) 遞情報、窩藏奸宄等，都可以及時被發覺，也更容易為(wei) 官府所查考和追責。

與(yu) “十家牌法”相配套的還有保長製。他要求“於(yu) 各鄉(xiang) 村推選才行為(wei) 眾(zhong) 信服者一人為(wei) 保長，專(zhuan) 一防禦盜賊”1。為(wei) 了促使保長在防禦盜賊方麵發揮積極作用，王陽明加大了對保長的問責，具體(ti) 策略則是：“但遇盜警，即仰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xiang) 村，各於(yu) 要地置鼓一麵，若鄉(xiang) 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即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並力夾擊；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舉(ju) 告官司，重加罰治。若鄉(xiang) 村各家皆置鼓一麵，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尤為(wei) 快便。此則各隨財力為(wei) 之，不在牌例之內(nei) ，俱仰督令各縣即行推選增置，仍告諭遠近，使各知悉。各府仍要不時稽察，務臻實效，毋得虛文搪塞，查訪得出，定行究治不貸。”1王陽明對自己設計的這一“息盜安民”之策頗為(wei) 自信，認為(wei) 可以實現“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xing) 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的目標，1於(yu) 是不遺餘(yu) 力地在各州各縣大力推行，先後頒發《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行廉州府情查十家牌法》《申諭十家牌法》《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等，將其作為(wei) 一項新政極力在各地推行。很顯然，這“十家牌法”，已被他視為(wei) “剪除盜賊，安養(yang) 小民”的一味良方。

第四，賞罰有據，從(cong) 嚴(yan) 治軍(jun) 。

王陽明深知，要想贏得平叛戰爭(zheng) 的勝利，除了約束百姓、加大獎懲力度之外，更要對軍(jun) 隊從(cong) 嚴(yan) 治理。在平叛前線，他尤其注意通過加大賞罰力度來提振士氣，提高部隊的戰鬥力。根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等人的奏呈，又“尋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積極尋找平叛良策。他認為(wei) ，治理失當和約束不嚴(yan) ，是導致匪患日益嚴(yan) 重的根本原因。在《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中，王陽明指出：“盜賊之日滋，由於(yu) 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yu) 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yu) 賞罰之不行。”1所以，在他看來，江西一帶之所以叛亂(luan) 連連，並且難以根除，根子正是出在管理上。不僅(jin) 是百姓的治理出現問題，就連官府的征剿大軍(jun) 也紀律鬆散，所以導致匪寇越剿越多。因此，王陽明多次強調應該加大獎懲力度、從(cong) 嚴(yan) 治軍(jun) 。

當時，負責平叛的明軍(jun) 普遍存在驕惰之氣。王陽明在經過實際調查之後指出：“南、贛之兵素不練養(yang) ，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拒攝，旬日而始集；約束齎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兗(yan) 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1這種現狀，令王陽明痛心不已。使用這樣的軍(jun) 隊來抵禦賊寇，正如“驅群羊而攻猛虎”，根本不可能取得平叛戰爭(zheng) 的勝利，也一定無法達成招撫的目標。本著寧缺毋濫的原則，王陽明一麵反對“招撫之太濫”，一邊著手整飭隊伍，加大對明軍(jun) 的管理力度，更加大獎懲的力度。他指出：“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雲(yun) ：‘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wan) ，何益於(yu) 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yu) 賞罰之不行’者，此也。”1在王陽明看來，明廷包括《大明律》在內(nei) 的各種法典已經足夠詳細，但並沒有得到貫徹和執行：“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嚐不具，但未申明而舉(ju) 行耳。”就獎懲製度而言，尤其講究“賞不逾時，罰不後事”，必須做到秋毫無犯，否則就無法達到“齊一人心而作興(xing) 士氣”的作用。當時，正是由於(yu) 製度落實不嚴(yan) ，尤其是獎懲的執行不力，導致局麵異常被動。那些已經被招撫的盜賊，因為(wei) 沒有得到預期的獎賞，所以並不甘心接受招安。就在叛亂(luan) 得到短暫平息之後，等到官府大軍(jun) 班師沒幾日之後，他們(men) 就會(hui) 卷土重來，於(yu) 是山林之間就會(hui) 重新出現賊寇呼嘯成群的局麵。至於(yu) 那些參與(yu) 平叛的部隊，也早已習(xi) 慣於(yu) 這種局麵，往往瞞報軍(jun) 情，邀功求賞，導致局麵無法收拾。所以，必須要加大對這種行為(wei) 的懲處力度。如果膽敢“有遲延隱匿，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jun) 等項發落”1，總之，隻有對那些瀆職官員從(cong) 重處罰，才能從(cong) 根本上杜絕各種亂(luan) 象的發生。

王陽明一貫主張從(cong) 嚴(yan) 治軍(jun) ，始終強調“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1，並非隻在戰時才重視。例如，在《萬(wan) 鬆書(shu) 院記》中，王陽明說：“譬之兵事，當玩弛偷惰之餘(yu) ，則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今旌旗，懸非格之賞以倡敢勇，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1再如《預整操練》中，他主張：“效有功勤者，厚加犒賞；違犯約束者，時與(yu) 懲戒。”1總之，在主張從(cong) 嚴(yan) 治軍(jun) 、嚴(yan) 格執行各種獎懲紀律方麵，王陽明與(yu) 眾(zhong) 多軍(jun) 事家的主張是完全一致的。《明史》評論王陽明“提弱卒，從(cong) 諸書(shu) 生掃積年逋寇，平定孽藩”2，他之所以能以弱卒戰勝強敵，除了富有戰爭(zheng) 謀略之外，鐵腕治軍(jun) 也是一件重要法寶。

第五，巧用謀略，詭道勝敵。

王陽明不僅(jin) 對包括《孫子兵法》在內(nei) 的古典兵學理論有過深入研究，而且善於(yu) 將用兵理論運用到戰爭(zheng) 實踐，並在平叛戰爭(zheng) 中立下赫赫戰功。由此也傳(chuan) 遞給後人傳(chuan) 統以儒者文武兼備、足智多謀的新形象。輫0)

公元1517年前後，麵對江西南部、福建西部一帶盜賊蜂起的局麵，因為(wei) 兵部尚書(shu) 王瓊的器重，王陽明臨(lin) 危受命，被提拔其為(wei) 右僉(qian) 都禦史，巡撫南、贛。麵對“盜賊蜂起”的局麵，輫1)王陽明大膽地改革部隊的編製，輫2)前線帶兵將領都改為(wei) 臨(lin) 時委派，而不再由朝廷直接任命，並強調了逐級追罪，加強了對副將以下將士的管理。與(yu) 此同時，他從(cong) 清除內(nei) 奸著手，仔細排查奸細，為(wei) 進剿行動打下了基礎。此後，王陽明命令部隊佯退，再出其不意發動攻擊，一舉(ju) 攻破山賊。雖說盜賊勢力強大，王陽明率領不多的文職官吏和偏裨軍(jun) 校迅速平叛，“自是境內(nei) 大定”輫3)。

當寧王朱宸濠起兵謀反之後，王陽明再次成為(wei) 救火隊員。他一麵緊急征調兵馬糧草，一麵火速傳(chuan) 檄各處，通知守軍(jun) 勤王。他又以朝廷的名義(yi) 向各府縣傳(chuan) 遞聲討朱宸濠的檄文，實則是為(wei) 了巧妙隱藏己方的行動計劃。檄文中謊稱“直搗南昌”實則是為(wei) 了敲山震虎，使得朱宸濠不敢輕舉(ju) 妄動。輫4)等到朱宸濠率軍(jun) 襲擊南京時，王陽明召集各路兵馬攻打南昌。此後，王陽明派兵沿途設伏，靜等朱宸濠回兵。叛軍(jun) 由此而大敗，朱宸濠逃跑過程中被活捉。這次叛亂(luan) 僅(jin) 持續三十五天就被平定。當初，京城內(nei) 外都得知叛亂(luan) 的消息，朝臣大多都感到震驚和恐懼，隻王瓊胸有成竹地說道，“王伯安居南昌上遊，必擒賊”，沒過多久果然收到勝利的消息。輫5)

從(cong) 平叛戰爭(zheng) 的順利獲勝不難看出王陽明的用兵智慧以及過人的文韜武略。雖說熟讀儒家經典，王陽明並沒有受到儒家仁義(yi) 道德的束縛。看到情勢緊急，王陽明不拘一格地大膽運用偽(wei) 造檄文的辦法來威懾對手，體(ti) 現出他出眾(zhong) 的膽識，也反映出他靈活務實的一麵。精研《孫子兵法》的王陽明，用兵多用詭詐之術。得知敵我雙方兵力上存在差距，他便巧妙地通過“形人”之術，即使用欺騙手法來穩住對手。輫6)在得知叛軍(jun) 圍攻安慶之後，王陽明指揮軍(jun) 隊攻打南昌，則是巧妙運用了孫子“以迂為(wei) 直”的策略，輫7)也與(yu) 孫臏“圍魏救趙”之策相仿佛。對於(yu) 情報的重視，巧妙使用間諜等，也與(yu) 孫子的用兵方略頗有相似之處。由此可見，王陽明身上體(ti) 現了明顯的兵儒合流的特征。更為(wei) 可貴的是，王陽明不僅(jin) 下大力氣精研古代兵典，同時也善於(yu) 在戰場上靈活地加以運用。確如一貫主張的“知行合一”那樣，王陽明將兵家的用兵謀略與(yu) 儒家的治國安邦之策很好地結合起來，並通過用兵理論與(yu) 戰爭(zheng) 實踐的結合，推動了兵學與(yu) 儒學的融通。輫8)

注釋：
 
(1)(2)(4)(7)(8)(9)(10)(12)(13)(14)(15)(16)(17)(18)(19)(21)(22)(23)(25)(26)(27)(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60、744、262、1187、1186、1188、1189、6、947、964、467、467、467、467、467、285、285、285、285、285、285、285、635、1091、526、526、1091、526、526、526、542、526、526、542、170、311、311、311、318、462、462、462、462、476、479、476、531、531、610、610、307、307、307、307、298、252、542頁。
 
(3)(69)(71)(73)(74)(75)張廷玉等：《明史》，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337、1337、1335、1335、1336、1336頁。
 
(5)錢明：《王陽明的兵學術與武備策》，《浙江學刊》2019年第1期。
 
(6)岡田武彥：《王陽明大傳》，重慶出版社2015年版，第4頁。
 
(11)張學智：《中國儒學史·明代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頁。
 
(20)(24)(28)(29)(31)(32)(76)(77)楊丙安：《十一家注孫子校理》，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57、37、42、46、193、87、146、169頁。
 
(30)樓宇烈：《老子道德經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93頁。
 
(70)錢明：《王陽明兵學著作考述》，《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72)具體措施在《明史》中有記錄：“二十五人為伍，伍有小甲；二伍為隊，隊有總甲；四隊為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為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為陣，陣有偏將；二陣為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張廷玉等：《明史》，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335頁。輫8)丁濤、鍾少異：《試論王陽明軍事思想的學術價值與影響》，《貴州文史叢刊》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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