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美學思想的儒家維度

作者：張鬱乎

來源：《哲學動態》2019年08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七月十四日丁未

          耶穌2020年9月1日

一、移花接木:道還是儒?

意大利漢學家馬利奧·沙巴蒂尼(Mariosesabattini)在《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中的克羅齊主義(yi) 》(1970)中,批評朱光潛移克羅齊美學之花接中國道家傳(chuan) 統之木,混淆了道家的直覺與(yu) 克羅齊的直覺1。此文於(yu) 20世紀70年代末傳(chuan) 入國內(nei) ,80年代初,朱光潛在一係列文章和訪談中回應了沙巴蒂尼的評論——他不否認自己“移花接木”,但自認為(wei) 所受傳(chuan) 統的影響,主要來自儒家而非道家,要說移花接木,也是接儒家傳(chuan) 統之木,而非接道家傳(chuan) 統之木2。

究竟是道家傳(chuan) 統還是儒家傳(chuan) 統,頗值得玩味。從(cong) 學理層麵來說,克羅齊美學——無論是其直覺主義(yi) ,還是超功利性、非道德性——與(yu) 道家思想是可以對接的,而與(yu) 關(guan) 心現實、注重事功、追求美善合一的儒家思想鑿枘難通。所以沙巴蒂尼認為(wei) 朱光潛所接乃道家之木,毫不令人意外,倒是朱光潛表示自己所接乃儒家傳(chuan) 統之木,頗讓人費解。二人的理解何以有這樣的差異呢?

沙巴蒂尼的“移花接木”之論並非空穴來風。“移花接木”的問題,原本是朱光潛自己提出來的。1951年,朱光潛在檢討自己的美學思想時承認,舊文化中道家清虛無為(wei) 的思想對他影響最深,那是他舊思想的根幹,後來接受了西方教育,遂又拿西方的文化來“移花接木”。他也承認,西方唯心主義(yi) 美學、浪漫主義(yi) 文學皆與(yu) 道家思想有相通之處,所以在他的思想裏一觸即合;那“移花接木”的結果則是把他養(yang) 成了一個(ge) 自以為(wei) 超越政治甚至超越社會(hui) 的怪物3。朱光潛的這個(ge) 自白,即沙巴蒂尼說他“以克羅齊美學之花接道家傳(chuan) 統之木”之所本。

然而朱光潛的這個(ge) 自白本身並不準確——他略過了自己20世紀三四十年代思想的變化。我們(men) 從(cong) 他早期的美學思想說起。朱光潛早期的美學思想,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唯心派美學(康德-克羅齊傳(chuan) 統),更不能籠統地概括為(wei) 克羅齊主義(yi) ,而毋寧是一個(ge) 逐步走出克羅齊的發展過程4。他對克羅齊美學的態度大致以1932年離歐回國任教為(wei) 界:此前他是克羅齊的信徒,恭順地跟著克羅齊走,代表他這一時期美學思想的著作是《文藝心理學》(初稿,1932)、《談美》;回國後他的思想漸起變化,開始修正克羅齊美學,這些修正集中表現在他1936年出版的《文藝心理學》(修正稿,1936)中;又過了十年,他出版《克羅齊哲學述評》(1946),完成了對克羅齊的批評,也標誌著他真正走出了克羅齊美學。

沙巴蒂尼據以討論的,正是體(ti) 現了朱光潛批評和修正克羅齊美學思想的《文藝心理學》修正稿。朱光潛在該書(shu) 中對克羅齊美學有繼承也有批判,有堅守也有放棄。其繼承並堅守的是克羅齊的審美直覺說(蘊含審美非功利說),其批判和放棄的則是克羅齊的藝術直覺觀念(蘊含非功利藝術觀念)。此種修正所處理的核心問題其實是藝術與(yu) 現實人生的關(guan) 係。克羅齊把藝術活動與(yu) 審美活動等同起來,所以要切斷藝術與(yu) 現實的關(guan) 係,強調藝術的非道德、非功利性質。但朱光潛認識到藝術活動的複雜性,於(yu) 是把藝術和審美分開處理,試圖在藝術與(yu) 現實人生之間建立起恰當的聯係。5如果以與(yu) 現實人生的疏離與(yu) 關(guan) 切來判分道家和儒家,那麽(me) 支持朱光潛接受克羅齊美學思想的是道家文化,支持其批判克羅齊美學思想的則是儒家文化。一言以敝之,沙巴蒂尼著眼於(yu) 朱光潛對克羅齊繼承的方麵,故他說朱光潛是移西方美學之花接道家傳(chuan) 統之木;朱光潛本人則著眼於(yu) 對克羅齊批判的方麵,故自以為(wei) 是移西方美學之花接中國儒家傳(chuan) 統之木6。

朱光潛對克羅齊美學態度上的變化,隱含這樣一個(ge) 問題:在其美學思想變化的背後,是否有文化立場或人生態度的變化——由“道”向“儒”呢?

二、由道向儒

確實,朱光潛早期所受中國傳(chuan) 統的影響並非一成不變,更不能籠統地概括為(wei) 道家傳(chuan) 統的影響,而毋寧是一個(ge) 由偏於(yu) 道家向偏於(yu) 儒家的轉變過程。這個(ge) 轉變過程與(yu) 他對克羅齊美學態度的轉變約略相當,也以他離歐回國任教為(wei) 界:此前他的思想偏於(yu) 道家,而美學上是克羅齊的信徒;回國後思想向儒家轉變,在美學層麵亦開始和克羅齊拉開距離。到抗戰時期,他的儒家文化立場已經牢固地建立起來了。

我們(men) 可以從(cong) 朱光潛留歐期間所寫(xie) 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略窺其年輕時的道家文化情趣一二。如第一封信“談讀書(shu) ”,在他所列出的最喜歡的舊籍中,哲學方麵興(xing) 趣偏於(yu) 道家(《莊子》《世說新語》),文學方麵則偏於(yu) 抒情(《國風》《楚辭》《古詩源》《陶淵明集》《李太白集》《花間集》《紅樓夢》、張惠言《詞選》)7。也許是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年輕時的朱光潛頗富浪漫情懷,在第九封信“談情與(yu) 理”中就明確表示:“情感的生活勝於(yu) 理智的生活。”7然而細究起來,這情懷與(yu) 其說是道家的,不如說是“魏晉”的,更準確說來是經魏晉人改造過,加入了情感因素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新道家。他那時的夢想是“魏晉人格”,即以清高相尚,力求與(yu) 世絕緣,冥心孤往。8這種理想,用淺近的話來說,大略有這四個(ge) 方麵:(1)高揚自我的價(jia) 值(如殷浩所說“我與(yu) 我周旋久,寧作我”);(2)鄙視世俗觀念(超然物表);(3)與(yu) 政治疏離;(4)沉湎玄思。朱光潛年輕時崇尚魏晉士人的清高,“以為(wei) 不問政治便高人一等”9。以這樣的人生態度去看藝術,則他所以為(wei) 最純粹的藝術當然是“為(wei) 我自己而藝術”的藝術,最上乘的文章當然是“自言自語”的文章;而麵向現實人生的“十字街頭”的文學,當然是他所排斥的了。他告誡年輕人:“站在十字街頭的人們(men) ——尤其是你,我們(men) 青年——要時時戒備十字街頭的危險,要時時回首瞻顧象牙之塔。”10

朱光潛1932年以前的思想傾(qing) 向大致如此。於(yu) 此我們(men) 須特別注意,“魏晉人”和老莊“道家”之間有一個(ge) 不容忽略的微妙差別,即“魏晉人”通常外道內(nei) 儒——外表的冷與(yu) 超脫隻是其憤世嫉俗的外衣,對現實的關(guan) 懷其實從(cong) 未從(cong) 他們(men) 的心中消失。朱光潛也是如此,所以一旦環境改變,儒家那種關(guan) 懷現實的情懷便壓倒了孤高絕俗的魏晉人格傾(qing) 向。

此種調整似乎自他歸國後便開始了。反映在美學上,即為(wei) 《文藝心理學》修正稿中文學態度的調整——不再片麵追隨克羅齊推崇“自言自語”的文學,而且能夠平心靜氣地看待“十字街頭”的文學觀點,態度不再那麽(me) 敵對。隨後,日本侵略引起的民族危機進一步促使他由道向儒的轉變,反映在美學上,表現為(wei) 他在《文學與(yu) 民眾(zhong) 》(1938)一文中近乎180度的思想大轉彎——他說:

我尤其以為(wei) 不幸的,是我們(men) 的較聰明的作家所傾(qing) 倒的是十九世紀和現世紀的西方文學,而這時期的文學,在我個(ge) 人看,是經過愛弄纖巧的文人長期矯揉之後而漸進於(yu) 沒落的。我個(ge) 人也未嚐不喜歡這種文學,但是我們(men) 的趣味也是經過文人氣習(xi) 熏陶的,恐怕不足為(wei) 憑。現在我平心靜氣的衡量,總覺得我們(men) 的作家仿做這種漸近沒落的西方文學,盡管造詣如何深微,畢竟是走窄路。我並非說窄路一定不可走,隻是恐怕聰明人都走窄路,結果大路空著沒人走。我總認為(wei) 文學的大路是荷馬和莎士比亞(ya) 所走的路,是雅俗共賞,在全民族的深心中生著根的路。11

朱光潛一度傾(qing) 倒,而在此卻大力批評的“矯揉”“纖巧”的近代西方文學,是指向個(ge) 人內(nei) 心世界的自言自語式的文學,他認為(wei) 這是文學的窄路;他在此所提倡的荷馬、莎士比亞(ya) 式的雅俗共賞的文學,其實就是麵向“十字街頭”即麵向社會(hui) 、麵向現實人生的文學,他認為(wei) 這是文學的大路。

進入20世紀40年代,朱光潛的思想趨於(yu) 成熟,儒家的底色也越來越明顯。反映其較為(wei) 深厚之儒家文化立場的,是寫(xie) 於(yu) 抗戰期間的《談修養(yang) 》(1943)一書(shu) 12。書(shu) 中的二十多篇文章,“談來談去,都歸結到做人的道理”。據他的自序,他之所以寫(xie) 這一組文章,是為(wei) 了表現自己“成年的麵目”,以填補十餘(yu) 年前寫(xie)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時頗帶些年輕人的稚氣,且難免受一時熱情所驅遣而有失檢點的“漏洞”。他在“序言”中表明自己新的處世態度:“大體(ti) 上歡喜冷靜、沉著、穩重、剛毅,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ye) ,尊崇理性和意誌。”13

這態度當然是儒家的,雖然他不忘補上一句,說自己同時也並不“菲薄情感和想象”。我們(men) 看他所談的話題——“談立誌”“談處群”“談惻隱之心”“談羞惡之心”“談學問”“談價(jia) 值意識”——儒家思想的色彩多麽(me) 濃厚!

其時他還為(wei) 中周社開過一個(ge) “現代公民常識所必讀的書(shu) 籍目錄”,在涉及中國文化的方麵,他說中國傳(chuan) 統教育重儒家經典,這大方向並不錯,因為(wei) 中國文化的中心無疑是儒家,而儒家的淵源無疑在《論語》《孟子》及“五經”。其中他尤其欣賞《論語》,讚歎道:“無論從(cong) 思想或從(cong) 藝術的觀點看,《論語》都是一部絕妙的書(shu) ,可以終身咀嚼,學用不盡的。我從(cong) 前很歡喜《世說新語》,為(wei) 的是它所寫(xie) 的魏晉人風度和所載的雋詞妙語。近來以風度語言的標準去看《論語》,覺得以《世說新語》較《論語》,真是小巫見大巫。”14這與(yu) 他早年《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取向——他所為(wei) 之傾(qing) 倒的、集中體(ti) 現於(yu) 《世說新語》的“魏晉”人格——完全相反,不啻為(wei) 儒家立場的宣言了。

三、儒家文化:禮樂(le) 兼備與(yu) 美善合一

隨著人生態度向儒家的轉移,1940年前後,朱光潛對儒家思想作了一些深入而係統的思考——這大概是受馮(feng) 友蘭(lan) “貞元六書(shu) ”的激發——其成果便是《談美感教育》(1940)一文中關(guan) 於(yu) 儒家美育思想的一些議論,以及《樂(le) 的精神與(yu) 禮的精神:儒家思想係統的基礎》(1942)一文中對儒家文化的專(zhuan) 論。

《談美感教育》涉及儒家思想的文字隻有兩(liang) 段,這兩(liang) 段文字代表了朱光潛對儒家文化的重要闡發。其一,朱光潛以儒家的“盡性”思想對接西方近代的完整人性觀念,即“全人”觀念。西方近代的教育理論乃是基於(yu) 對全麵人性的認識,他們(men) 把人的心理功能區分為(wei) 知(認識)、情(情感)、意(意誌)三個(ge) 方麵,分別涉及真、善、美。理想的教育是讓人性的潛能充分發展並達到彼此的調和,以成就一個(ge) “全人”。朱光潛認為(wei) ,這與(yu) 儒家思想是相契的,因為(wei) 儒家的人生理想就是“盡性”。他引《中庸》“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兩(liang) 句話,說明儒家的教育目的就是使人“盡性”,“發揮性之所固有”15。這是對儒家“盡性”思想的轉進式闡發。西方自柏拉圖以來,一向有崇理性(理智)斥感性(情感)的傳(chuan) 統。這情形直到18世紀休謨(1711—1779)的出現才得以改觀——休謨抬高情感的價(jia) 值,甚至將其置於(yu) 理性之上。後來席勒(1759—1805)提倡美育,提出感性、理性協調發展的“完整人性”觀,都是休謨路線的發展。而儒家向來情理並重,沒有輕視(感性)情感的問題——“仁”主要就是情感性的——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朱光潛以西方近代的完整人性觀來闡發儒家的“盡性”思想自無不可。

其二,他用儒家的詩教、樂(le) 教對接西方近代的美育,並且因為(wei) 儒家文化的倫(lun) 理特性,不可避免地要思考儒家詩教/樂(le) 教中情理相涵、美善互攝的問題。朱光潛說,儒家教育的宗旨可以用《論語》中的一段話來概括,即“興(xing) 於(yu) 詩,立於(yu) 禮,成於(yu) 樂(le) ”。詩、禮、樂(le) 三項都屬於(yu) 美感/情感教育,可見儒家早就知道美感/情感教育的重要。朱光潛接著說,三者雖然同屬美感/情感教育,指向卻有不同:詩和樂(le) 的目的是怡情養(yang) 性,以養(yang) 成內(nei) 心的和諧;禮的目的是讓行為(wei) 儀(yi) 表就規範,以養(yang) 成生活上的秩序。內(nei) 有和諧而外具秩序的生活,從(cong) 倫(lun) 理角度看是最善的,從(cong) 審美角度看是最美的。可見儒家教育所要養(yang) 成的人生,是既善且美的。朱光潛認為(wei) 這是儒家教育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點”16。

這樣的分析路徑,也有西方近代文化的影響。近代西方在感性的覺醒中曾有兩(liang) 條處理美、善關(guan) 係的途徑。一是把美與(yu) 道德(善)切割,借此確立審美的獨立價(jia) 值;二是重新思考審美與(yu) 道德的關(guan) 係,以美育為(wei) 德育的基礎或津梁。這兩(liang) 種處理方式,都曾在中國近代美學上發生影響。一般來說,中國人在論及儒家的美育思想時,總會(hui) 聯係到後一種途徑。如王國維的《孔子之美育主義(yi) 》(1904)一文,就曾先由席勒的美學思想得出“美育與(yu) 德育不可分離”的結論,繼而借《論語》中“興(xing) 於(yu) 詩,立於(yu) 禮,成於(yu) 樂(le) ”,指出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始於(yu) 美育,終於(yu) 美育”;而且孔子與(yu) 席勒一樣,都看到了真正的道德境界——孔子所謂“安而行之”,席勒所謂“樂(le) 於(yu) 守道德之法則”——必須美育來培養(yang) 。朱光潛《談美感教育》中沒有提席勒,他引了同是浪漫派的詩人雪萊(1792—1822)在《詩的辯護》裏的話,來說明近代西方人也以“美育為(wei) 德育的基礎”。雪萊說:“道德的大原在仁愛,在脫離小我去體(ti) 驗我以外的思想行為(wei) 和體(ti) 態的美妙。一個(ge) 人如果真正做善人,必須能深廣地想象,必須能設身處地替旁人想,人類的憂喜苦樂(le) 變成他的遊戲苦樂(le) 。要達到道德上的善,最大的途徑是想象;詩從(cong) 這根本上做工夫,所以能發生道德的影響。”朱光潛說,儒家的仁就是這種愛,是一種天性,也是一種修養(yang) ,而其修養(yang) 就在詩:“‘溫柔敦厚,詩教也’。詩教就是美育,溫柔敦厚就是仁的表現。”16

不過,朱光潛並沒有止步於(yu) “美育為(wei) 德育的基礎”,而是往前進一步,去思考美與(yu) 善更深一層的關(guan) 係:美不僅(jin) 是通往善的津梁,嚴(yan) 格地說,“善與(yu) 美……到最高境界,根本是一回事”,因為(wei) 它們(men) 的必要條件都是“和諧與(yu) 秩序”。因此,“從(cong) 倫(lun) 理觀點看,美是一種善,從(cong) 美感觀點看,善也是一種美……我們(men) 嫌惡行為(wei) 上的卑鄙齷齪,不僅(jin) 因其不善,也因其醜(chou) ;我們(men) 讚賞行為(wei) 上的光明磊落,不僅(jin) 因其善,也因其美。一個(ge) 真正有美感修養(yang) 的人必定同時也有道德修養(yang) ”16。如果我們(men) 了解中國近代美學最初的一項重要工作,從(cong) 王國維到朱光潛,乃是劃清美與(yu) 善、審美與(yu) 道德之間的界限,通過確定審美/藝術的獨立價(jia) 值,來反抗傳(chuan) 統文化中的泛道德主義(yi) ,我們(men) 就能感受到朱光潛“善與(yu) 美根本是一回事”這句話所帶來的震撼,並進而領略其中的深義(yi) 。這代表著他人生態度上的一個(ge) 重大轉變:道德維度的重新引入,說明他克服了近代唯美主義(yi) 偏狹的人生態度,從(cong) 追求“藝術化”的人生,走向追求美善統一的人生。這種成熟的人生智慧,顯然與(yu) 儒家傳(chuan) 統有關(guan) 。

對於(yu) 美善何以能夠成為(wei) 一回事,朱光潛給出的原由是兩(liang) 者都基於(yu) “和諧與(yu) 秩序”。“和諧”“秩序”這兩(liang) 個(ge) 概念,及其與(yu) 美、善的關(guan) 係,是他在分析儒家“興(xing) 於(yu) 詩,立於(yu) 禮,成於(yu) 樂(le) ”的教育宗旨時體(ti) 認出來的。在儒家,和諧出於(yu) 樂(le) (涵蓋詩),秩序出於(yu) 禮,人生的勝境就在和諧與(yu) 秩序、樂(le) 與(yu) 禮、美與(yu) 善的統一。這一認識奠定了朱光潛解讀儒家思想的基礎——在稍後的《樂(le) 的精神與(yu) 禮的精神:儒家思想係統的基礎》一文中,他把“和”與(yu) “序”確定為(wei) 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

《樂(le) 的精神與(yu) 禮的精神:儒家思想係統的基礎》一文的主旨,是要說明在儒家的思想係統中,“樂(le) ”與(yu) “禮”兩(liang) 個(ge) 觀念何以是基本的,以及儒家如何在這兩(liang) 個(ge) 觀念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套倫(lun) 理學說,一套教育學與(yu) 政治學,甚至一套宇宙哲學與(yu) 宗教哲學——亦即證明了樂(le) 的精神(“和”)與(yu) 禮的精神(“序”)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以及這種文化對於(yu) 人生與(yu) 社會(hui) 的重要價(jia) 值。這種文化當然也代表了朱光潛自己的理想,所以盡管他在該文開頭即申明自己的意旨“重解說不重評判”,但字裏行間仍然不自覺地流露出對儒家禮樂(le) 文化的無比推崇。據他的考察,儒家文化的基本觀念是“樂(le) ”和“禮”。“樂(le) ”本於(yu) 情,“禮”則求情之當於(yu) 理。樂(le) 的精神是“和”——在衝(chong) 突中求和諧;禮的精神是“序”——在混亂(luan) 中求秩序。“和”與(yu) “序”這兩(liang) 個(ge) 偉(wei) 大的觀念,前者是個(ge) 人修養(yang) 和社會(hui) 伸展的勝境,後者是達到這勝境的途徑。既然如此,則樂(le) 之中必有禮(就“序”是“和”的條件而言),禮之中亦須有樂(le) (就“和”是“序”的目的而言)。朱光潛廣稽儒家文獻去窮究儒家禮樂(le) 的關(guan) 係。他發現,在儒家那裏,禮、樂(le) 盡管有內(nei) 外表裏、收放縱控之別,要之不能相離;儒家禮樂(le) 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通過禮樂(le) 的配合,調和情理,達成人生和社會(hui) 的和諧有序。也就是在禮樂(le) 的配合中,朱光潛發掘了儒家“盡性”說的另一層含義(yi) :儒家對於(yu) 人性的諸方麵(包括情欲的諸方麵)並不禁止或戕殘,而是節養(yang) 之使歸於(yu) 正,調節之使達於(yu) 中和。朱光潛認為(wei) 這是人生理想中特別值得表出的一個(ge) 觀念。他說:“一個(ge) 理想的人,或是一個(ge) 理想的社會(hui) ,必須具備樂(le) 的精神與(yu) 禮的精神,才算完美。”17又說:“禮樂(le) 兼備是理想……我們(men) 可以用這個(ge) 標準評論一個(ge) 人的修養(yang) ,一派學術的成就,一種藝術的風格,以至一個(ge) 文化的類型。”17理想的社會(hui) 不容易舉(ju) 出實例,理想的人生則有儒家的祖師孔子。朱光潛說孔子自己是最深於(yu) 禮樂(le) 的人,《論語》處處透露出他內(nei) 心的和諧和生活的秩序。朱光潛讚歎孔子七十而後“從(cong) 心所欲,不逾規”的境界,尤其能渾化樂(le) 與(yu) 禮的精神:“從(cong) 心所欲”是樂(le) ,“不逾矩”是禮17。這“渾化樂(le) 與(yu) 禮的精神”的境界,當然可說是人生的勝境,這勝境是最美的,也是最善的——正如他在1942年的另一篇文章中所說:“在人生勝境,善與(yu) 美常合二為(wei) 一。”18

餘(yu) 論：以儒家禮樂(le) 文化之木接西方近代美學之花

朱光潛在20世紀40年代用儒家禮樂(le) 文化闡發美善合一的人生理想,並非偶然,而是他思想發展的兩(liang) 條線索相匯合的結果。朱光潛早年思想的發展,有兩(liang) 條線索可尋。其一是他對儒家文化的態度。朱光潛自幼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對儒家文化本有較深的同情。青年時期他因為(wei) 主修西方文化,又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一度疏遠了儒家文化。然而新文化運動激烈抨擊儒家文化的20世紀20年代,也正是中西文化論爭(zheng) 最為(wei) 激烈的時代,至30年代,隨著論爭(zheng) 的深入,中西文化互有短長漸成共識,人們(men) 於(yu) 是漸拾起對儒家文化的信心。朱光潛也不例外。至1940年前後,因為(wei) 機緣巧合,他又結交了一些堅守傳(chuan) 統文化的人(如馬一浮),致使他重燃了對儒家文化的熱情。

其二是他美學思想的變化。在《文藝心理學》(修正稿)中,朱光潛曾提出“有機人生”觀,借以批評形式派美學信任過去的機械觀和分析法,把整個(ge) 的人分析為(wei) 科學的、實用的、美感的三種成分,單提“美感的”人出來討論。而他所謂的有機人生觀則視人生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認為(wei) 認識、實踐(倫(lun) 理/道德)、審美三種活動隻是理論上的分別,在實際人生中並不能分割開來。朱光潛本人曾是形式派美學的信徒,對形式派的批評也是他對自身的反省。有機人生觀的提出代表著一個(ge) 轉向,即他要反思把人生藝術化的偏頗,重新思考美與(yu) 善、審美與(yu) 道德的關(guan) 係。20世紀40年代他文章裏出現的“全人(完整人格)”概念,是其20世紀30年代“有機人生觀”的另一種表述——從(cong) 美學的方麵來考慮,也可以說是更恰當的一種表述。

這兩(liang) 條思想發展的線索在20世紀40年代相匯合,儒家的禮樂(le) 文化遂成為(wei) 他解決(jue) 美善關(guan) 係最有力的理論資源——禮樂(le) 的相融相攝、相反相成,無疑為(wei) 他融合美善的人生理想提供了最佳的範式。

由《談美感教育》與(yu) 《樂(le) 的精神與(yu) 禮的精神:儒家思想係統的基礎》兩(liang) 篇文章來看,朱光潛對儒家禮樂(le) 文化的闡發,是在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近代文化的參照下進行的。在朱光潛看來,禮樂(le) 文化的核心是情理調和,這是很健康的倫(lun) 理思想。然而在西方思想中,“靈與(yu) 肉,理智與(yu) 情欲,往往被看成敵對的天使與(yu) 魔鬼,一個(ge) 人於(yu) 是分成兩(liang) 橛”,他們(men) 的解決(jue) 辦法,往往是“用理智把情欲壓製下去甚至鏟除淨盡”。19以近代文化的眼光來看,如此戕賊一部分人性去發展另一部分人性,當然是一種不健全的人生理想。好在文藝複興(xing) 之後,西方人逐漸認識到這錯誤,於(yu) 是轉而提倡“全人”的理想。近代的心理學家則更清楚地揭示出壓抑情欲的弊端,朱光潛援英國人查理斯(Richards)《文學理論批評》裏的理論,指出“人類生來有許多生機如食欲、性欲、哀憐、恐懼、歡欣、愁苦之類,通常某一生機可自由活動時,相反的生機便須受壓抑或消滅。但是壓抑消滅是一種可惜的損耗。道德的問題就在如何使相反的生機調和融洽,並行不悖。這需要適宜的組織。”接著他又說,“儒家所提倡的禮樂(le) 就是求‘對於(yu) 人類生機損耗最少的組織’……孟子看這道理尤其明白”。19對儒家禮樂(le) 文化,尤其是孟子之“盡性”的這種理解,顯然帶有濃厚的西方近代文化的底色,它是在中西文化的互釋中形成的,甚至可能是西方近代文化之光所照見出來的。20由此我們(men) 或可以將他所謂“移西方美學之花接中國儒家傳(chuan) 統之木”,理解為(wei) “移西方近代美學之花接儒家禮樂(le) 文化之木”。他所移的西方美學之花固然是有所揀擇的,他所接的儒家傳(chuan) 統之木其實也是有所揀擇的。我們(men) 知道,儒家傳(chuan) 統不僅(jin) 隻有“禮樂(le) ”,但朱光潛特別拈出“禮樂(le) ”,甚至在表述上特意將“樂(le) ”放在“禮”之前,並重點闡發了兩(liang) 者相互涵攝、不可分離的關(guan) 係。這顯示了他特別的立場,即他雖然確立了美善協調甚至美善合一的人生理想,但絕不同意以善統帥美,以道德統帥審美,以倫(lun) 理統帥藝術。所以他絕口不提先秦儒家的“依仁遊藝”,更不提唐代儒家的“以文(藝)載道”。他提出以樂(le) 的精神與(yu) 禮的精神為(wei) 儒家思想係統的基礎,實可以說是在西方近代文明的背景下對儒家文化的一次創造性的闡釋和轉化:以禮樂(le) 的兼備互攝,激活儒家文化的活潑生機,一洗末流儒家刻板的道德主義(yi) 麵目,同時也為(wei) 儒家文化與(yu) 近代文化的接軌提供了一條可資借鑒的道路。

【注釋】
 
1該文原題為“‘Crocianism’inChuKuang-ch'ien'sWen-ihsin-li-hsüeh”,發表在羅馬出版的《東方與西方》(EastandWest)新論叢第20卷(1970)第1、2期,中文節譯發表在《讀書》1981年第3期,題作《外國學者論朱光潛與克羅齊美學》,朱光潛在譯文後加了一個“按語”。參見《朱光潛全集》卷10(以下簡稱“全集10”,全集中其他卷亦同此簡化),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第550頁注釋。
 
2他說:“我當然接受了一部分道家影響,不過我接受的中國傳統主要的不是道家而是儒家,應該說我是移西方美學之花接中國儒家傳統之木。”朱光潛《答鄭樹森博士的訪問》(1983),全集10,第648頁。類似的回應還見於冬曉《朱光潛教授談美學》(1981)、朱光潛《關於我的〈美學文集〉的幾點說明》(1981)、《外國學者論朱光潛與克羅齊美學》(1981),全集10,第550—552、568、533頁。
 
3參見朱光潛:《最近學習中的幾點檢討》(1951),全集10,pp.19—20。
 
4參見朱光潛:《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1956),見全集5。此文中朱光潛對自己早期美學思想的發展(主要是走出克羅齊的影響)有清楚交代。
 
5具體分析參見張鬱乎:《朱光潛前期對康德-克羅齊美學的批判——從〈文藝心理學〉到〈克羅齊哲學述評〉》,《中國文學批評》2018年第2期,第25—35頁。
 
6朱光潛之“移西方美學之花接中國儒家傳統之木”有兩層含義:其一,他所要移的是西方美學之花,而不僅是克羅齊美學之花;其二,他用以接西方美學之花的木是儒家傳統,而非道家傳統。此即是說,他是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場,采攫西方美學之花。
 
7朱光潛:《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談讀書》,全集1,第8—9頁;第46頁。
 
8朱光潛:《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談十字街頭》,全集1,第22頁。對於早年的這段思想經曆,朱光潛後來有過細致的交代。他在《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1956)中說:“在悠久的中國文化優良傳統裏,我所特別愛好的而且給我影響最深的書籍不外《莊子》《陶淵明集》和《世說新語》那三部書以及和它們有些類似的書籍……(由此)我逐漸形成所謂‘魏晉人’的人格理想,作為我所追求的理想。根據這個‘理想’,一個人是應該‘超然物表’‘恬淡自守’‘清虛無為’,獨享靜觀與玄想樂趣的。”(全集5,第12—13頁)
 
9朱光潛:《作者自傳》,全集1,第2頁。
 
10朱光潛:《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談十字街頭》,全集1,第23頁。
 
11全集9,第16頁。
 
12朱光潛《談修養》中的22篇文章,是應《中央周刊》之約,於1940—1942年間寫成的,1943年由重慶中周出版社結集印行。
 
13朱光潛:《談修養·自序》,全集4,第5頁。
 
14朱光潛:《人文方麵幾類應讀的書》(1942),全集9,第118頁。
 
15參見朱光潛:《談修養·談美感教育》,全集4,第143—145頁。
 
16朱光潛:《談修養·談美感教育》,全集4,第145頁;第146頁;第144頁。
 
17朱光潛:《談修養·談美感教育》,全集4,第99頁;第111頁;第104—105頁。
 
18朱光潛:《談修養·談英雄崇拜》,全集4,第98頁。
 
19參見朱光潛:《樂的精神與禮的精神:儒家思想係統的基礎》,全集9,第103—104頁。
 
20禮樂之中,“樂”的功用可以說重在“泄”,“禮”的功用可以說重在“節”,禮樂結合就是“節養”。即此而言,儒家的禮樂文化確可以與西方的宣泄論互釋。但“孟子”是否可以作如是解,頗成問題。孟子是否有“盡性”一說,本就有疑問。《孟子·盡心上》隻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其中隻有“盡心”之語,並無“盡性”之語。此其一。其二,孟子所謂“性”,乃指四善端,若他真有“盡性”一說,也不過是伸展人性中的四善端而已,不至於有節養情欲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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