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春秋》書(shu) 法論的詮釋學意蘊

作者：張樹業(ye) （河南師範大學政治與(yu) 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20年第5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七月初六日己亥

          耶穌2020年8月24日

摘要：董仲舒對《春秋》書(shu) 法的探討是其《春秋》學建構的基礎。與(yu) 公羊學史上曆代學者重點關(guan) 注《春秋》條例不同，董仲舒對《春秋》書(shu) 法的闡釋以對其修辭特性和意圖的闡發為(wei) 主。《春秋繁露》通過《春秋》之隱微修辭進行考察，明確了這一寫(xie) 作形式對傳(chuan) 達《春秋》義(yi) 理的關(guan) 鍵作用。董仲舒又提出“《春秋》無達辭”的著名論斷，以凸顯政治哲學中的常變、經權之義(yi) 。對《春秋》詭辭避諱的書(shu) 法特征的考察則意在揭示其“不遺善”的苦心。董仲舒通過其《春秋》書(shu) 法論展示了公羊家政治哲學意義(yi) 上的詮釋風格和理論特色。

關(guan) 鍵詞：董仲舒；《春秋》書(shu) 法；《春秋繁露》；修辭；詮釋學；公羊學

《董仲舒與(yu) 儒學研究》專(zhuan) 欄特約主持人按語

拋開現代學科劃分的窠臼而回歸公羊春秋的經學語境研究董仲舒，實在有必要。張樹業(ye) 副教授指出，董仲舒依據《春秋》書(shu) 法而建構出自己的春秋學基礎。董仲舒不重條例，而主要闡釋修辭特性與(yu) 意圖。《春秋繁露》通過《春秋》之隱微修辭進行考察，明確了這一寫(xie) 作形式對傳(chuan) 達《春秋》義(yi) 理的關(guan) 鍵作用。董仲舒“春秋無達辭”的論斷，凸顯出公羊家政治哲學的常變、經權之義(yi) 。詭辭避諱的書(shu) 法特征則揭示其“不遺善”的苦心。文章如能閱讀並參考前輩和時人對董子春秋辭的許多研究成果，進一步展開並闡發隱微修辭、“無達辭”的具體(ti) 內(nei) 容，則有益於(yu) 把話題深入內(nei) 裏，升堂入室地探討更多學術問題。

上海交通大學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zhuan) 家

中華孔子學會(hui) 董仲舒研究委員會(hui) 會(hui) 長

董子學院、董仲舒國際研究院、董子講壇首席專(zhuan) 家餘(yu) 治平博士

《春秋》書(shu) 法是《春秋》學研究的基礎課題之一，從(cong) 一定意義(yi) 上說，理解《春秋》書(shu) 法是理解《春秋》的前提[1]。現代學界對《春秋》書(shu) 法的研究往往受製於(yu) 曆史學、政治學、哲學一類學科界限和理論方法差異，但實際上，人們(men) 根本無從(cong) 也不應在《春秋》研究中進行嚴(yan) 格的史學或政治哲學劃分，因為(wei) 《春秋》書(shu) 法的實質，就是借助特定修辭手段傳(chuan) 達對曆史事件之特性與(yu) 意義(yi) 的評斷。

對《春秋》書(shu) 法即其條例和修辭的研究以《春秋》公羊學最為(wei) 典型。公羊條例之學，蓋始於(yu) 西漢胡毋生。《公羊傳(chuan) 》本師徒口授相傳(chuan) ，至胡毋生始書(shu) 於(yu) 竹帛，又為(wei) 之作《條例》。後漢何休《春秋公羊傳(chuan) 解詁》的條例之學，即本於(yu) 此。董仲舒作為(wei) 西漢公羊學大師，與(yu) 胡毋生年輩相若，其《春秋》學亦以對《春秋》書(shu) 法的探討為(wei) 本，而特重對其修辭特色與(yu) 寫(xie) 作意圖的探究，與(yu) 單純闡發條例的《春秋》書(shu) 法研究又有不同。董子由此形成其獨特的《春秋》詮釋風格，奠定了漢代公羊學的基本義(yi) 理規模。與(yu) 傳(chuan) 統經學研究側(ce) 重於(yu) 對公羊義(yi) 例之學本身的探討不同，本文的目的並非闡發《春秋繁露》所揭示的書(shu) 法條例，而意在考察董仲舒如何通過對《春秋》修辭特性的精細辯說而推究其立言之旨，由此探討修辭對《春秋》這樣一部曆史－政治哲學經典的重要意義(yi) 。

一、董仲舒的《春秋》書(shu) 法觀

公羊家認為(wei) ，《春秋》乃是孔子“素王立法”之作。《春秋繁露·俞序》（以下隻注篇名）雲(yun) ：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天端，正王公之位，萬(wan) 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心。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wei) 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wei) 國家資也。

《春秋》之作，意在即事明義(yi) ，這必須通過一定的“書(shu) 法”即修辭性寫(xie) 作方能實現。對這種將義(yi) 理精神貫注於(yu) 曆史寫(xie) 作的立言方案而言，修辭幾乎是表達義(yi) 理的唯一途徑。而且，這種寫(xie) 作方式勢必使其意圖變得幽隱深微，文辭暗藏玄機。如董仲舒所言：“今《春秋》之為(wei) 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ti) 天之微，故難知也，弗能察，寂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為(wei) 《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精華》）理解《春秋》，必須以承認其微言大義(yi) 之存在為(wei) 前提。事實上，“隱微寫(xie) 作”也是古典哲人著述的重要特征之一[2]。這要求人們(men) 在閱讀時，必須注意經典作品謀篇布局、遣詞造句的細節，尤其是對那些關(guan) 鍵性內(nei) 容的特殊表述方式和微妙行文差異，必須用心精微，方能領會(hui) 其意旨。這也是曆代《春秋》學者的共識。

對後人而言，理解《春秋》這樣一部以隱微辭說為(wei) 主要特色的經典，必須通過對《春秋》書(shu) 法的精細考察來進行。但我們(men) 該如何進入這樣一個(ge) “微言”的語境，並把握其義(yi) 理主旨？在董仲舒看來，首先人們(men) 要明白《春秋》“慎辭”之義(yi) 。即是說，《春秋》的每段話，甚至每個(ge) 字都是以極謹慎的態度，經過深思熟慮而寫(xie) 出。“慎辭”的首要內(nei) 涵是對事件的記述依循特定的辭例和義(yi) 理。《精華》雲(yun) ：

《春秋》慎辭，謹於(yu) 名倫(lun) 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lun) 弗予，嫌於(yu) 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lun) ，義(yi) 之正也。

正因《春秋》乃大義(yi) 微言所在，故而其用辭至為(wei) 謹慎。“慎辭”的理由可以是多樣的。《春秋》辭有五等，曰正辭，曰婉辭，曰溫辭，曰微辭，曰詭辭。所謂“謹於(yu) 明倫(lun) 等物”，乃從(cong) 正辭立論。馬一浮先生以為(wei) ，董子此說即《論語》正名思想的引申，而“正名”乃《春秋》之根本要義(yi) 。“約而言之，《春秋》之大用在於(yu) 夷夏、進退、文質、損益、刑德、貴賤、經權、予奪，而其要則正名而已矣”。所謂“名倫(lun) 等物”，馬先生雲(yun) ：“深察名號為(wei) 名倫(lun) ，因事立義(yi) 為(wei) 等物，名倫(lun) 即屬辭，等物即比事也。名倫(lun) 等物，得其理則治，失其理則亂(luan) ，故曰《春秋》長於(yu) 治人。”[1]《春秋》正辭之例繁多，不勝枚舉(ju) ，其最突出者如君臣之分、夷夏之別，都有固定的修辭體(ti) 例。這也是各類《春秋》學著作中討論最多的內(nei) 容，本文不複贅述。

在董仲舒看來，理解此類“正辭”固然重要，但《春秋》書(shu) 法的一個(ge) 重要特征便是並不拘泥於(yu) 此類條例，即使同類型事件，在具體(ti) 的表述中也往往存在微妙的修辭差異，故董子稱：“《春秋》無通辭。”因此，對各類修辭細節的考察才是領會(hui) 聖人之用心的根本途徑。為(wei) 此，董仲舒提出，治《春秋》者必須以對整個(ge) 《春秋》的通盤觀照和參伍比類為(wei) 本：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為(wei) 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玉杯》）

這一思路與(yu) 前文所言“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實相呼應，正是《春秋》之教“屬辭比事”精神的體(ti) 現。董仲舒認為(wei) ，《春秋》的義(yi) 理散布於(yu) 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史事的修辭性書(shu) 寫(xie) 之中，彼此呼應，相互發明，並非“襲古”式的文獻整理，而是聖人創製立法，“以《春秋》當新王”。欲明其理，必須“合而通之”，將對各類史實的書(shu) 寫(xie) 方式進行比類參伍的考察，方能有所獲。

通過這樣的參伍比類，董仲舒認為(wei) ，我們(men) 可以發現《春秋》的一些重要義(yi) 理線索，如《盟會(hui) 要》中稱：

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貴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書(shu) 天下之患遍矣。以為(wei) 本於(yu) 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何謂哉？天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王道舉(ju) 、禮樂(le) 興(xing) ，其心在此矣。

《春秋繁露》中又有“六科”“十指”等提法，鑒於(yu) 本文的主題是考察董子對《春秋》書(shu) 法修辭的詮釋，對之不複贅論。

董仲舒對《春秋》的修辭有眾(zhong) 多精彩考論，辨析入微，在《春秋》詮釋史上堪稱典範。本文試圖將董子的《春秋》書(shu) 法詮釋分為(wei) 三個(ge) 主題：一曰隱微辭說，二曰《春秋》無通辭，三曰詭辭避諱。下麵筆者結合《春秋繁露》對之進行考察。

二、董仲舒對《春秋》隱微辭說的詮解

對於(yu) 《春秋》辭義(yi) 隱微之特性，前文所引董子之說最善名狀，即所謂“體(ti) 天之微”。天道至深遠難見，《春秋》辭義(yi) 之微，恰顯示其與(yu) 天道同體(ti) ，深微難知。因而古人稱《春秋》代表儒家天人之學的極致，其哲思水準不在《周易》之下。恰是這一深微特征，使其“弗能察，寂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對天道而言，唯其“寂若無”，故能“無物不在”。《春秋》之用辭亦然，其隱微特性，乃在於(yu) 自其表言之，《春秋》似乎不過是至為(wei) 簡約的曆史事件記錄，然而，恰恰是在這“大事年表”般的記錄中，通過對其所述史實和敘述方式的排比分析，人便可以有所領悟。董子雲(yun) ：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chuan) 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為(wei) 大，弗察弗見，而況微眇者乎？故案《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得誌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竹林》）

為(wei) 證明上述論斷，董仲舒舉(ju) 齊頃公之事為(wei) 例，言其以驕奢傲慢，侵淩諸侯之故，被諸侯之軍(jun) “大困於(yu) 鞌”，以至於(yu) “大辱身，幾亡國”。之後恐懼修省，“內(nei) 愛百姓，問疾吊喪(sang) ；外敬諸侯，從(cong) 會(hui) 於(yu) 盟”，最終轉危為(wei) 安。由此可見，“福之本生於(yu) 憂，而禍起於(yu) 喜也”。正因此，董仲舒認為(wei) 《春秋》的重要特征乃是“博而明，深而切”（《重政》）。

當然，這還隻是一個(ge) 以史為(wei) 鑒而知興(xing) 替的例子，並未涉及《春秋》書(shu) 法隱微寫(xie) 作的重心。董仲舒指出，《春秋》的一個(ge) 重要思想乃是“貴微重始”，《二端》雲(yun) ：

《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二端之所從(cong) 起，亦未可與(yu) 論災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yu) 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為(wei) 大也，微之將為(wei) 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cong) 之，末由也已”，此之謂也。……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nei) 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故書(shu) 日蝕，……《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luan) 之征，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甚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重始是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yu) 前，然後圖安危禍亂(luan) 於(yu) 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ju) 之以為(wei) 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nei) 動於(yu) 心誌，外見於(yu) 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終推效者哉？

“二端”之說，與(yu) 漢儒論陰陽災異有密切關(guan) 聯。董仲舒認為(wei) ，這恰也是《春秋》根本精神之體(ti) 現，即從(cong) 事物之微細發端處入手，以防患於(yu) 未然，除禍於(yu) 未形。董仲舒由此闡發了《春秋》學史上著名的“五始”說，認為(wei) 《春秋》所書(shu)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即在修辭上蘊含了對事物之開端之重要性的關(guan) 注：“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nei) 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春秋》對細小災異也一一記錄，如此鄭重其事，亦是其“貴微重始”精神的體(ti) 現，目的在於(yu) 使人“省天譴而畏天威”，從(cong) 而“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

《春秋》之修辭的隱微特性還體(ti) 現在其“別嫌明微”，通過對用詞和寫(xie) 作體(ti) 例的調整而使人們(men) 對一些容易被忽視、混淆的事物和義(yi) 理獲得更明確的認知。《玉英》雲(yun) ：“《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疑，修本末者也。”“別嫌明微”從(cong) 內(nei) 涵上看意在使嫌疑之事分判清晰，使隱微之理顯白明朗，似乎與(yu) 隱微寫(xie) 作的修辭特性相反。但事實上，《春秋》的“別嫌明微”恰是通過非常深微巧妙的修辭來實現的。其典型例證即《春秋繁露》開篇對楚莊王殺夏征舒一事的辨析。

楚莊王殺陳夏征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zhuan) 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征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yu) 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yu) 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zhuan) 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zhuan) 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楚莊王》）

《春秋》有褒貶義(yi) 例，如“不予諸侯專(zhuan) 討”，即為(wei) 《春秋》大義(yi) 之一，是公羊學所重點發揮的《春秋》尊王思想的體(ti) 現。楚莊王殺陳夏征舒，事在魯宣公十一年冬十月，《春秋》經記之雲(yun) ：“楚人殺陳夏征舒。”《公羊傳(chuan) 》雲(yun)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wei) 貶？不與(yu) 外討也。……諸侯之義(yi) ，不得專(zhuan) 討也。”據《公羊傳(chuan) 》，此為(wei) 典型的《春秋》書(shu) 法正例，至於(yu) 《公羊傳(chuan) 》於(yu) 此又引申的“實與(yu) 而文不與(yu) ”，可姑置毋論。但這些都不構成董仲舒詮釋的重點。真正的問題在於(yu) ，《春秋》經中似乎存在著明顯的反例，即靈王殺齊慶封而經中稱之為(wei) “楚子”，既然《公羊傳(chuan) 》以為(wei) 稱“人”乃是《春秋》修辭意義(yi) 上的“貶”例，此處稱“楚子”則非貶詞，這顯然與(yu) 前述“不予諸侯專(zhuan) 討”之義(yi) 相矛盾。對董仲舒而言，《公羊傳(chuan) 》的義(yi) 例已為(wei) 人所熟知，不必再行申論，他所要著力探究闡發的，恰是《春秋》經傳(chuan) 中此類疑難之處。如果我們(men) 將董仲舒的辨析理解為(wei) 一種對於(yu) 經傳(chuan) 漏洞疏謬之處的彌縫和辯白，勢必會(hui) 以一種輕易隨便的心態對待之，而恰恰錯過董仲舒《春秋》學最為(wei) 精彩的內(nei) 容。

董仲舒指出，《春秋》一褒一貶，皆非泛泛而發。如諸侯專(zhuan) 討，於(yu) 義(yi) 固當貶，但在楚莊王殺夏征舒一事中，並非循例行文而已，實亦有微義(yi) 存焉，即“《春秋》常於(yu) 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因為(wei) “莊王之行賢而征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yu) 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生活中，當一件事本身的是非曲直比較明確，或人們(men) 對此事的是非曲直形成某種共同意見時，自然會(hui) 基於(yu) 正義(yi) 感和道德熱情而支持被認為(wei) 代表善和正義(yi) 的一方，並傾(qing) 向於(yu) 寬容其在事件中的過失行為(wei) 。這作為(wei) 一種社會(hui) 心理本身無可厚非，但不能因此而影響到對“正經”即正當性原則本身的判斷，更不能因此而隨意質疑和修改“正經”。“正經”的存在是基於(yu) 更全麵深遠的製度考量而確立。《春秋》對楚莊王的貶，恰恰就是為(wei) 了防止人們(men) 因為(wei) 其行為(wei) 之“嫌得”而忽略其“不得”，並通過“責備賢者”的方式而凸顯“正經”之不可陵越。同樣的事例又有晉趙盾“弑君”一事。

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yu) 在，惡有厚薄。《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係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wei) 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yu) 理，皆見其善，莫見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係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籲！君臣之大義(yi) 、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鬥筲之民，何足數哉！弗係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chuan) 》曰：“輕為(wei) 重，重為(wei) 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為(wei) 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yi) 畢矣。（《玉杯》）

董仲舒由此指出《春秋》的一個(ge) 修辭特征，“《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多所況”並非《春秋》經傳(chuan) 自身明確宣示的修辭原則，而是暗含於(yu) 經文中，通過深入閱讀，人們(men) 可以發現其內(nei) 在的關(guan) 聯，通過“引譬連類”的方式予以闡明。

對於(yu) 楚靈王之稱“楚子”，董子以為(wei) 從(cong) 《春秋》“辭多所況”“文約法明”的角度看，《春秋》此處絕非予其專(zhuan) 討，因此，這並不與(yu) 前述原則矛盾，而是通過對靈王之褒揭示另外的重要政治原則。

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zhuan) 封，複見於(yu) 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zhuan) 討，獨不複見於(yu) 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己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zhuan) 討，固己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霸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為(wei) 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luan) 國之臣，雖不纂殺，其罪皆宜死，比於(yu) 此其雲(yun) 爾也。（《楚莊王》）

如果僅(jin) 僅(jin) 關(guan) 注於(yu) “諸侯不得專(zhuan) 討”這一“正經”，對一切“專(zhuan) 討”行為(wei) 都痛加貶抑，人們(men) 可能會(hui) 僅(jin) 關(guan) 注“不得專(zhuan) 討”之義(yi) 而忽略“專(zhuan) 討”對象之善惡是非。“不得專(zhuan) 討”固然是“正經”，懲處罪惡同樣是“正經”。對楚莊王的貶，並不是“不得專(zhuan) 討”之義(yi) 一定大於(yu) 或高於(yu) 懲處弑君者之義(yi) ，而是借一個(ge) 眾(zhong) 人皆容易因情感傾(qing) 向而忽視“不得專(zhuan) 討”之義(yi) 的典型事例申明此義(yi) 之重大。對楚靈王的褒，則是在“不得專(zhuan) 討”之義(yi) 已明的情況下，申明其討伐對象之罪不容赦。

董仲舒由此提出與(yu) 前麵所言《春秋》修辭特征相關(guan) 的另一個(ge) 修辭特性，“《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由此可見，董仲舒對《春秋》書(shu) 法的詮釋，不是片段而孤立地闡發個(ge) 別的義(yi) 例，而是將《春秋》全文前後連貫、呼應，視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

三、董仲舒“《春秋》無通辭”說釋例

董仲舒《春秋》學的一個(ge) 重要論斷即是“《春秋》無通辭”。這一思想在《春秋繁露》中多次出現，《竹林》雲(yun) ：“《春秋》無通辭，從(cong) 變而移。”《精華》雲(yun) ：“《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cong) 變從(cong) 義(yi) 而一以奉人。”所謂“無通辭”，乃言《春秋》並無一成不變而絕對固定的修辭體(ti) 例。董子此說在思想史上影響巨大，但同樣也不免受到後世學者的質疑[3]。《春秋》必有義(yi) 例，前文已述。董子作為(wei) 公羊學大師，對公羊義(yi) 例也必曉然於(yu) 心。“《春秋》無達辭”之說並非否定義(yi) 例的存在，而是強調義(yi) 例的變通性。隻有在變通中，《春秋》所體(ti) 現的“王心”才是閎通闊達的。董仲舒曾如此分析《春秋》關(guan) 於(yu) 晉楚邲之戰的記載中展現的修辭變化之原因：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wei) 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cong) 變而移。今晉變而為(wei) 夷狄，楚變而為(wei) 君子，故移其辭以從(cong) 其事。……《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shu) ，傷(shang) 其害所重也。問者曰：“其書(shu) 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hui) 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wei) 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shang) 民乎？傷(shang) 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yu) 民，其為(wei) 害幾何！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yi) 以服之也。”……不義(yi) 之中有義(yi) ，義(yi) 之中有不義(yi) 。辭不能及，皆在於(yu) 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yu) 適道矣。（《竹林》）

重夷夏之辨，“內(nei) 中國而外夷狄”，是《春秋》基本精神之一，董仲舒稱之為(wei) “《春秋》之常辭”。常辭即通辭、達辭之意，足見董子首先承認“通辭”的存在。如果沒有通辭，我們(men) 幾乎無法理解《春秋》之大義(yi) 所在。但《春秋》對邲之戰的書(shu) 寫(xie) 方式不合常例，這便應當引起格外的注意。案《春秋》宣公十二年夏，經雲(yun) ：“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yu) 邲，晉師敗績。”《公羊傳(chuan) 》：“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yu) 晉而與(yu) 楚子為(wei) 禮也。”春秋前期的楚國，因為(wei) 其文化和政治諸方麵的原因，一直被中原華夏諸國視為(wei) 蠻夷，《春秋》在修辭上一直予以貶抑，並對遏製其發展的齊桓、晉文極力稱美褒揚。但邲之戰中，情況發生了變化，“晉變而為(wei) 夷狄，楚變而為(wei) 君子”。楚莊王在鄭國表示屈服之後，並未乘機滅鄭，而是退軍(jun) 講和，顯示出禮義(yi) 君子之風。《春秋》夷夏之辨的根據，不在種族之分別而在禮義(yi) 之存廢，故對楚莊王的行為(wei) 表示讚許。而晉國雖本為(wei) 援救鄭國而來，但在楚、鄭已經罷兵的情況下，再度挑起戰爭(zheng) ，表明晉國將帥“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故而《春秋》通過書(shu) 法上的貶抑，“賤之而不使得與(yu) 賢者為(wei) 禮”。

因此，董子“《春秋》無通辭”說意在提醒人關(guan) 注辭例的變化與(yu) “反常”。書(shu) 法的“反常”說明通例和通例背後的一些原則並非不可調整，甚至必須根據實際情況而變化，而這些變化是為(wei) 了突出一些更為(wei) 重要的義(yi) 理原則。對邲之戰而言，這一變化一方麵是對楚變而為(wei) 君子，踐行禮義(yi) 的肯定，另一方麵則是出於(yu) 對民眾(zhong) 之生命的關(guan) 注，即“敬賢重民”。董仲舒由此分析《春秋》在書(shu) 法修辭中的反戰即“惡戰伐”思想。通過對《春秋》的考意觀指，闡明了“《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yi) 以服之也”。董子又進而認為(wei) ，在複雜的曆史事件中，“不義(yi) 之中有義(yi) ，義(yi) 之中有不義(yi) ”，我們(men) 對之很難作出簡單而明確的道德判斷。這時，人們(men) 更不能拘泥於(yu) 辭例，而應專(zhuan) 力發明《春秋》旨意，所謂“見其指者不任其辭”。董仲舒對《春秋》學的重大貢獻在於(yu) ，超越義(yi) 例，而直探《春秋》修辭之用心。這不是否定義(yi) 例，而是對拘執義(yi) 例的破斥。春秋無通辭，卻有常道。

《春秋》無常辭的意義(yi) 在於(yu) “達變”，而曆史本身就是事物變化的曆程，因而書(shu) 法和修辭便應隨之變化。而且，因應於(yu) 曆史的變化曆程，人與(yu) 曆史事件的關(guan) 係也有一內(nei) 在變化軌跡。董仲舒雲(yun) ：

《春秋》分十二世以為(wei) 三等，有見，有聞，有傳(chuan) 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chuan) 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chuan) 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chuan) 聞九十六年。於(yu) 所見，微其辭；於(yu) 所聞，痛其禍；於(yu) 所傳(chuan) 聞，殺其恩：與(yu) 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書(shu) 日，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shu) 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誌、詳略之文皆應之，吾有以見其近近而遠遠，親(qin) 親(qin) 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然則《春秋》，義(yi) 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yu) 外道而不顯，於(yu) 內(nei) 諱而不隱，於(yu) 尊亦然，於(yu) 賢亦然。此其別內(nei) 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yi) 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yi) 諱，近者以智畏。畏與(yu) 義(yi) 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楚莊王》）

公羊三世說固然為(wei) 人所熟知，我們(men) 這裏感興(xing) 趣的是董仲舒所指出的相應於(yu) 三世變改的《春秋》書(shu) 法差異及其原因。即“於(yu) 所見，微其辭；於(yu) 所聞，痛其禍；於(yu) 所傳(chuan) 聞，殺其恩”，這意味著《春秋》的寫(xie) 作中——無論是哲學還是史學意義(yi) 上的寫(xie) 作——內(nei) 在包含了一種情感性原則。這與(yu) 現代曆史書(shu) 寫(xie) 或理論研究中極力標榜“客觀性”和“價(jia) 值中立”截然不同，耐人尋味。在董仲舒看來，這體(ti) 現出《春秋》明確的價(jia) 值立場：近近而遠遠，親(qin) 親(qin) 而疏疏，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等。對古人而言，情感性原則並不可怕，現代人隻不過是有意識地隱藏了自己寫(xie) 作中的情感和價(jia) 值傾(qing) 向。承認並肯定情感性原則，並不就意味著全憑主觀和私意而動，情感也可以是基於(yu) 對事實之真實本然形態的確切把握後的正當反應。在董仲舒看來，這恰構成人類麵對曆史的根本方式。

常與(yu) 變、經與(yu) 權的關(guan) 係也在《春秋》書(shu) 法中得到全麵揭示。《竹林》雲(yun) ：

司馬子反為(wei) 君使，廢君命，與(yu) 敵情，從(cong) 其所請，與(yu) 宋平，是內(nei) 專(zhuan) 政而外擅名也。專(zhuan) 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為(wei) 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為(wei) 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間，故大之也。……《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yu) 變，常用於(yu) 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yi) 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獨修之意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yu) 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yi) ，疑變故之大，則義(yi) 幾可諭矣。

雖然經權問題在倫(lun) 理生活中也存在，且曆史上對經權問題的討論，往往以人之道德抉擇為(wei) 案例，但經權問題實更多地涉及政治領域。在倫(lun) 理學中，經權問題並不具有特別的重要性，而在政治哲學中，經權問題則變得格外突出。這並不意味著經權問題與(yu) 道德無關(guan) ，而是在政治語境中，人的行為(wei) 抉擇之困境變得更為(wei) 突出。最典型的例子是《春秋》對司馬子反的褒揚。司馬子反在未請命的情況下擅自與(yu) 宋人講和，顯然屬於(yu) 越權行為(wei) ，而且有獨擅美名之嫌。而《春秋》並未因此指責子反，反而稱美其行為(wei) ，正是出於(yu) 對更為(wei) 重要的原則即仁德的關(guan) 注。董仲舒指出，《春秋》有常有變，大夫無專(zhuan) 政、不擅名美乃是普通情境中的一般性原則，是所謂“常”或“經”，而在司馬子反一事中，其特殊情境使之無法慮及此類常法，因為(wei) 宋國在圍城中已經到了“易子而食，析骸而炊”的地步，這使子反“大驚而哀之”，因而“心駭目動而違常禮”。子反的反應乃是因為(wei) “變故之大”已超出了“平定之常”。更重要的是，在董仲舒看來，子反的表現最真實地體(ti) 現了仁的特性，即“自然而美”，仁必須完全發自內(nei) 心而不受外在因素影響，較之其他製度意義(yi) 上的“常”，仁是更高更根本的原則，是“貴乎貴”者。董仲舒曾指出，仁、義(yi) 乃是整個(ge) 《春秋》的義(yi) 理內(nei) 核：

聖人所欲說，在於(yu) 說仁義(yi) 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yi) 之所審，勿使嫌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傅於(yu) 眾(zhong) 辭，觀於(yu) 眾(zhong) 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為(wei) 哉？聖人思慮不厭晝日，繼之以夜，然後萬(wan) 物察者，仁義(yi) 矣。由此言之，尚自為(wei) 得之哉？故曰：於(yu) 乎！為(wei) 人師者，可無慎耶？（《重政》）

這意味著，《春秋》書(shu) 法中的“反經”和“變常”式修辭，乃是為(wei) 了體(ti) 現更根本的價(jia) 值。在日常生活的一般情境中，不同價(jia) 值之間的衝(chong) 突不甚顯著，即或有，也很難確立一個(ge) 絕對的價(jia) 值秩序。正是在各種變故情境中，仁義(yi) 的優(you) 先性才凸顯出來。因此，《春秋》中的變例，並非對常經的否定，而是展示出生活中存在著不同層次和意義(yi) 的常，當不同的原則和價(jia) 值出現衝(chong) 突時，人必須明確其價(jia) 值選擇的依據。董仲舒認為(wei) ，《春秋》修辭條例正體(ti) 現出這種深邃用意。仁、義(yi) 也並非抽象的單一準則，因此必須“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yi) 之所審，勿使嫌疑”。《春秋》之修辭的微妙變化，並非為(wei) 了製造理解困難，而恰是基於(yu) 對義(yi) 理的審慎考察，為(wei) 的是避免人對事物做出各種表麵疑似的評斷。對《春秋》書(shu) 法的深刻理解和精細梳理，正是“為(wei) 人師”者即漢代經學家的根本任務。

四、董仲舒論《春秋》之詭辭避諱

值得注意的是與(yu) 正辭相對而言的“詭辭”。董仲舒在《玉英》篇論紀季之事時對此種修辭的原因與(yu) 用意進行了詳細闡釋。紀季事見《春秋》莊公三年，經曰：“秋，紀季以酅入於(yu) 齊。”《公羊傳(chuan)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紀季之事也違反了《春秋》所設常法，故招致疑問。

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yi) 。”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為(wei) 賢？賢臣故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難乎？”曰：“賢者不為(wei) 是，是故托賢於(yu) 紀季以見季之弗為(wei) 也。紀季弗為(wei) ，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shu) 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shu) 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誌之實，以代[4]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shu) 專(zhuan) ，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yu) 所賢也，固順其誌而一其辭，章其義(yi) 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誌，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春秋》賢死義(yi) 且得眾(zhong) 心也，故為(wei) 諱滅。以為(wei) 之諱，見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yi) 也。”（《玉英》）

董仲舒指出，《春秋》中存在大量的“詭辭”，所謂詭辭，即有意改變對人物、地點和事件的正常或準確稱謂，而代之以其他方式，這樣做似乎偏離了事情的實際形態，但正是這種偏離或“扭曲”，使人注意到此類修辭的特殊意圖。“詭辭”說的前提是事件真實情況的保存，這一方麵凸顯了傳(chuan) 對經之解說的重要意義(yi) ，如果沒有傳(chuan) 中對事件的詳細解說，經的詭辭便不能為(wei) 人所察覺，從(cong) 而對其修辭意圖進行推究；另一方麵，詭辭的存在也證明《春秋》是一部以闡釋義(yi) 理為(wei) 中心的經書(shu) ，而非以記載事件為(wei) 中心的史書(shu) ，因而可以改變對事件正常的敘述方式。董仲舒認為(wei) ，紀季一事便屬於(yu) 《春秋》之詭辭。按照《春秋》常例，紀季的行為(wei) 非但不應褒揚，反而應當貶絕，但《春秋》對紀季之事予以讚揚，通過對紀季之賢的肯定暗示作為(wei) 賢者的紀季定然不會(hui) 做出如此悖謬之事，從(cong) 而使人注意到其行為(wei) 乃紀侯授意。既屬於(yu) 受命於(yu) 君，為(wei) 何不稱紀侯使之而詭稱紀季專(zhuan) 行？由此人們(men) 將發現，《春秋》此舉(ju) 是出於(yu) “賢紀侯”的立場。紀侯作為(wei) 國君，在麵對強大齊國以複仇為(wei) 名的攻伐時，決(jue) 心踐行君主死社稷之大義(yi) ，而又不忍祖先宗廟祭祀斷絕，故命其弟紀季向齊國表達對曆史上紀國先君譖殺齊哀公的“服罪”之意，以保存紀國五廟之祭，自己則與(yu) 紀國同存亡，其行為(wei) 合乎仁義(yi) 之道，故為(wei) 《春秋》所讚美。但向齊國“服罪”一事會(hui) 對其行義(yi) 之美有所損，出於(yu) 為(wei) 賢者諱的目的，《春秋》故意將此事僅(jin) 稱為(wei) 紀季所為(wei) ，使紀侯不受此辱，而同時又美紀季，既避免紀季受惡名，又可以使人注意到此處修辭的怪異而明了整個(ge) 事件中的大義(yi) 所在。

類似的例子還有關(guan) 於(yu) 晉文公踐土之會(hui) ，實召周天子，但直接如實書(shu) 寫(xie) 不但會(hui) 損害天子尊嚴(yan) 和君臣之義(yi) ，而且也會(hui) 埋沒晉文公保存諸夏，共尊天子的善舉(ju) ，故而稱“天王狩於(yu) 河陽”，以避諱“致王”這一違禮行為(wei) 。在董仲舒看來，《春秋》之詭辭和避諱往往實為(wei) 一事。無論是詭辭還是避諱，都基於(yu) 特定的政治和道德義(yi) 理動機，對此義(yi) 理動機的考察，是董仲舒《春秋》詮釋的主要內(nei) 容之一。

參考文獻：
 
[1]馬一浮.馬一浮全集:第一冊(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165.

注釋：

[1]近代以來，對《春秋》書法是否存在的疑問成為強勁思想潮流，這一疑問的前提是否認孔子作《春秋》，或認定孔子隻是修訂舊史。但即便是曆史寫作，也必然有書法問題。皮錫瑞雲：“凡修史皆有例，《史記》《漢書》自序，即其義例所在。後世修史，先定凡例。詳略增損，分別合並，或著錄，或不著錄，必有一定之法。……惟日錄、筆記，隨手紀載，乃無義例，再下則胥吏之檔案、市井之簿錄耳。聖人作經以教萬世，乃謂其全無例義，同於檔案簿錄，比後儒之著書作文猶不逮焉，誠不知何說也！”（《經學通論·春秋通論》）在古人看來，《春秋》從來不是一部單純的史書。自孟子起，即認為《春秋》乃孔子所作，而且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政治意義：“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上》）準此，須將《春秋》視為義理之書即經書，而非普通意義上的史書。就思想史角度言，可以肯定的是，古人之《春秋》研究，皆以《春秋》為孔子所作，乃聖人經世之大法。此下兩千餘年間，學界罕有異詞，蓋以此說絕非“盲從權威”，而實有所授受。今人對《春秋》的懷疑，完全脫離此思想史語境，因而其考據也就沒有了思想史價值。
[2]當然，這種方式難免會被無法認同此種寫作方式的人視為故弄玄虛，古人論《春秋》學，即頗有“說《春秋》者如射覆”之譏。但這一問題的出現主要源於不信傳和經傳分離，離傳解經，全然憑己意懸想揣摩。必須承認，後人理解《春秋》這樣的經書，隻能通過傳來進行，否則我們的解經將成為真正的“射覆”遊戲。
[3]如曾亦、郭曉東《春秋公羊學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稱：“觀乎董書，有《春秋》無達辭之說，殆疏於條例之學耳。”
[4]蘇輿曰：“代，疑作‘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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