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論語》看“樂(le) 感文化”的四重內(nei) 涵

作者：張鵬舉(ju) （大連理工大學人文學部博士生）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六月十二日丙子

          耶穌2020年8月1日

“樂(le) 感文化”是李澤厚提出的，它不僅(jin) 是對以儒家為(wei) 核心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特質的高度概括，更是一種深層的“文化—心理”結構，是對中國人詩性智慧的精審總結。在李澤厚看來，中國的“樂(le) 感文化”不同於(yu) 西方的“罪感文化”和日本的“恥感文化”，是本民族所特有的一種文化模式。“樂(le) 感文化”以“一個(ge) 世界”為(wei) 立足點，以“情本體(ti) ”為(wei) 核心，注重個(ge) 體(ti) 的感性生命，強調自強不息、韌性奮鬥精神，關(guan) 注世間幸福、人際和諧，是一種注重涵養(yang) 人性、尋求人性完滿的文化。

《論語》作為(wei) 儒家經典，不僅(jin) 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占有舉(ju) 足輕重的地位，而且在中華民族民族性格塑造過程中亦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對“誌於(yu) 道”“據於(yu) 德”“興(xing) 於(yu) 詩”“立於(yu) 禮”“遊於(yu) 藝”和“成於(yu) 樂(le) ”等“學以成人”過程的提示，“孔顏樂(le) 處”所揭示的安貧樂(le) 道、豁達自信的處世理想和人生態度，“曾點氣象”所描述的寓無限於(yu) 有限、即自由而超自由的審美精神，無不體(ti) 現著中國“樂(le) 感文化”的詩性智慧。因此，筆者嚐試從(cong) 《論語》來看“樂(le) 感文化”的內(nei) 涵並進行分析。

第一，“樂(le) 生”的生命精神。《論語·鄉(xiang) 黨(dang) 》雲(yun) ：“廄焚，子退朝，曰：‘傷(shang) 人乎？’不問馬。”馬廄失火，孔子從(cong) 朝廷回來之後首先問“傷(shang) 人了沒有”，沒有問馬，這是值得我們(men) 重視的。“傷(shang) 人乎”之問可以說是孔子的第一反應，在春秋那個(ge) 朝不保夕的亂(luan) 世，當夫子得知馬廄失火之後，並沒有關(guan) 心自己的財產(chan) 損失了沒有、損失了多少，而是出於(yu) 本能地問人怎麽(me) 樣、有沒有傷(shang) 亡，可以看出夫子對個(ge) 體(ti) 生命價(jia) 值的尊重，此其一。其二，《論語》中這種“樂(le) 生”的生命精神還體(ti) 現為(wei) 強調人們(men) 要自強不息、韌性奮鬥。《子罕》篇講：“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凋也。”這其實是在提醒我們(men) 隻有在冰雪嚴(yan) 寒這般惡劣的環境之中，才能磨礪人的意誌，最大程度激發人的生命潛能。夫子告誡我們(men) 要耐得住困苦，要有自強不息、韌性奮鬥的精神，無論遇到多麽(me) 大的苦難都不要改變我們(men) 的初心，“這正是中國樂(le) 感文化不同於(yu) 俄羅斯‘苦難即得救，即歡娛’之所在”（李澤厚《論語今讀》，三聯書(shu) 店2008年版）。其三，《論語》中這種“樂(le) 生”的生命精神，還體(ti) 現為(wei) “慎終，追遠”的生命關(guan) 懷。眾(zhong) 所周知，孔子對生死的態度是“未知生，焉知死”（《先進》），對祭祀的態度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於(yu) 祭，如不祭”（《八佾》）。可見孔子認為(wei) ，要想懂得什麽(me) 是死，首先得懂得什麽(me) 是生，他對鬼神是否存在持的是一種未置可否的態度，但卻強調行祭的時候必須設想祖先（鬼神）是存在著的。這就決(jue) 定了我們(men) 中國人的生命關(guan) 懷之中不僅(jin) 較為(wei) 重視此生此世的生命和意義(yi) ，而且也重視死後的哀榮，因此《論語》要求我們(men) 要“慎終追遠”（《學而》）。“慎終者，喪(sang) 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朱熹《四書(shu) 章句集注》，中華書(shu) 局1983年版）之所以要“喪(sang) 盡其禮”“祭盡其誠”，乃是由於(yu) 我們(men) 以儒家文化為(wei) 核心的中國“樂(le) 感文化”相較於(yu) 西方的“罪感文化”和日本的“恥感文化”而言，是一種立足於(yu) 此世間的文化，正是由於(yu) 對此世間的“人倫(lun) 日用”的無比眷戀與(yu) 喜愛，才產(chan) 生這種以“慎終”“追遠”為(wei) 核心的生命關(guan) 懷。

第二，“樂(le) 群”的生存智慧。中國“樂(le) 感文化”以“一個(ge) 世界”的預設為(wei) 立足點，不構想超出此岸世界的天堂或地獄的存在，因此沒有上帝天國可以依賴，隻得靠個(ge) 人自己的奮鬥、靠人與(yu) 人彼此之間從(cong) 物質上到精神上的相互扶持，這就決(jue) 定了中國人對儒家所強調的忠、孝、禮、義(yi) 、仁的重視，對人際和諧的強調。因此，《學而》中才會(hui) 有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為(wei) 人謀而不忠乎？與(yu) 朋友交而不信乎？傳(chuan) 不習(xi) 乎”的言論。曾子說“我”每天都要多次反省自己。反省什麽(me) 呢？反省自己在替他人謀劃考慮的過程中是否用了心，反省自己在交朋友的過程中是否有不信實的地方，反省自己在傳(chuan) 授他人知識的時候，這些知識是否是自己經常講授的，自己是否真的實踐過。為(wei) 什麽(me) 《論語》要求我們(men) 這麽(me) 做呢？這是由於(yu) “樂(le) 感文化”影響下的中國人認為(wei) ，我們(men) 人類走不若馬、力不若牛，又沒有外在的上帝可以依靠、沒有一個(ge) “超人”幫助我們(men) 。怎麽(me) 辦呢？隻能自己依靠自己，隻能相互依靠，彼此團結，正如李澤厚所言：“人處於(yu) ‘與(yu) 他人共在’的‘主體(ti) 間性’之中。要使這‘共在’的‘主體(ti) 間性’真有意義(yi) 、價(jia) 值和生命，從(cong) 儒學角度看，便須先由自己做起。”（李澤厚《論語今讀》，三聯書(shu) 店2008年版）這就迫使中國的“樂(le) 感文化”具有一種“樂(le) 群”的生存智慧，所以才會(hui) 要求我們(men) “入則孝，出則第，謹而信，泛愛眾(zhong) ，而親(qin) 仁”（《學而》），我們(men) 才會(hui)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le) 乎”（《學而》）。

第三，“樂(le) 觀”的生活態度。前文提到以儒學為(wei) 核心的“樂(le) 感文化”不提倡宗教信仰，認為(wei) 沒有上帝、天主可以依賴，“人生一無所本，被偶然扔擲在此世間，無所憑依，無所依皈”（李澤厚《論語今讀》，三聯書(shu) 店2008年版）。但我們(men) 並沒有因此而對生活悲觀失望，而是相信“物不可以終難”（《周易·序卦》），堅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衛靈公》），以人為(wei) 本，依靠“樂(le) 群”的生存智慧，相信人自身的力量。這種堅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精神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便體(ti) 現為(wei) “樂(le) 觀”的生活態度，體(ti) 現為(wei)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le) 亦在其中矣”（《述而》），體(ti) 現為(wei)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le) ”（《雍也》）。梁漱溟先生將這種“樂(le) 觀”的生活態度概括為(wei) “孔子生活之樂(le) ”（梁漱溟《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商務印書(shu) 館1999年版），並對之闡釋說：“一個(ge) 人不過幾十年頂多一百年的活頭，眼看要老了！要死了！還不趕快樂(le) 一樂(le) 麽(me) ？”（梁漱溟《東(dong) 方學術概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第四，“樂(le) 感”的人性追尋。就人性完滿的角度而言，“樂(le) 感文化”表現為(wei) “樂(le) 感”的人性追求。所謂人性完滿、“成於(yu) 樂(le) ”從(cong) 個(ge) 體(ti) 心理角度來說，指的即是孔子所謂的“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憲問》）的集合，是通過“詩”“樂(le) ”等藝術形式的熏陶塑造一個(ge) 完人，更是“樂(le) 生”的生命精神、“樂(le) 群”的生存智慧和“樂(le) 觀”的生活態度的完滿呈現。這是一種審美結構的呈現，更是一種內(nei) 在心靈的形上超越。通讀《論語》可以發現，在以儒家為(wei) 代表的人生哲學中，很重視“詩”“樂(le) ”在君子人格培養(yang) 中的重要作用。在總共一萬(wan) 餘(yu) 字的《論語》之中引《詩》、論《詩》之處竟多達十八處，這充分說明了“詩”“樂(le) ”教化在孔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正所謂“興(xing) 於(yu) 詩，立於(yu) 禮，成於(yu) 樂(le) ”（《泰伯》），此即孔子所理想的“成人之道”，並由之決(jue) 定了中國“樂(le) 感文化”的導向是人的主體(ti) 性的不斷進步與(yu) 滿足，是尋求“人道”的不斷完成，是在音樂(le) 和藝術的熏陶下達到對人生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藝術化把握。因之，當孔子問及曾點之誌時，曾子不假思索地答出“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先進》）的“曾點氣象”。由此可見，此一“樂(le) 感”的人性追尋，僅(jin) 靠“詩”“樂(le) ”等藝術形式的熏陶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樂(le) 生”的生命精神、“樂(le) 群”的生存智慧和“樂(le) 觀”的生活態度的相互配合，這樣才能最終培養(yang) 出理想型的“君子”，最終將中國“樂(le) 感文化”這一“文化—心理”結構內(nei) 在的詩性智慧完滿呈現出來。

總之，“樂(le) 感文化”包含“樂(le) 生”的生命精神、“樂(le) 群”的生存智慧、“樂(le) 觀”的生活態度和“樂(le) 感”的人性追尋等多重內(nei) 涵，蘊含著豐(feng) 富的學術價(jia) 值。對“樂(le) 感文化”的研究在堅持中華文化文化自信，增強中華民族文化軟實力，應對異質文化之間的價(jia) 值衝(chong) 突，特別是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等方麵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價(jia) 值和現實意義(yi) ，理應引起我們(men) 的重視。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