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走進天安門是中華民族之幸（下篇）
作者：羅豎一
來源：作者賜稿

　　
 　　　 盡管前文中已就有關問題間接地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解答，而欲得以完全解答，並知曉孔子及其學說等的真實“全貌”，還需展開來談。可篇幅所限，故筆者隻能概而言之。
　　　　
　　　　 孔子是偉大的教育家
　　　　
　　　　 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祖上係周朝宋國王室。大約在公元前1063年，周公以成王之命封忠正的微子於商發祥地宋，即今河南商丘一帶。微子以賢能為政，深受殷民愛戴。微子去世後，其弟微仲即位，是為孔子先祖。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曾擔任宋國大司馬，後在宮廷內亂中被殺。孔父嘉之後其子孫開始以孔為氏，其曾祖父孔防叔為了逃避宋國內亂，從宋國逃到了魯國。孔子的父親叔梁紇是魯國有名的勇士。

　　　　 孔子3歲時，父親叔梁紇病逝。此後，孔子的家境相當貧寒。17歲時，孔母顏徵在也去世了。

　　　　 此時孔子可謂“貧賤”到極點了。然其始終“誌於學”，終成一代大家。可麵對當時魯國君臣權鬥的異常之政治氛圍，孔子實在難以推行其包含“惠民”、“選賢與能”等思想在內的仁政、德治。

　　　　“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孔子，毅然選擇了興辦“私學”，廣播思想種子的教育之路。換句話說，孔子將自己的推行“仁政”以愛民、惠民之理想寄托於學生、寄托於後世。

　　　　 可其時“學在官府”，即學術和教育等資源基本被官府壟斷，基本為貴族子弟獨享，一般民眾幾乎沒有可能進入其中接受教育。

　　　　 但孔子所興辦的私學，不僅收諸如顏淵這樣的“國人”（住在都城之內的平民）和子路這樣的“野人”（居住在郊外的人）為學生，而且孔子還一視同仁地接納南宮敬叔、孟懿子和孟武伯等出身貴族的官員做弟子。另外，孔子也容許子貢這樣的富商走進學堂。換言之，孔子是麵向全社會招生，不論求學者的出身，隻要好學者皆可為其弟子，即“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

　　　　 接受教育的問題，這在近現代、當代很多國人的心目中根本不算什麽問題，然在2000多年前的孔子時代，那可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因為那時並不是誰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力。

　　　　 但在以孔子為代表的敢吃螃蟹的隨時可招來殺身之禍的為數罕見之先哲們的努力下，終於打破了“學在官府”的貴族教育壟斷之畸形社會生態，讓無數平民（國人和野人等）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當時和後世接受了“平民教育”的無數華夏子孫中的不少人恐怕就是我們這些近現代、當代人的祖先。

　　　　 直至當代，很多國家都把保障“教育”權利的相關條款實現寫進了憲法。因為教育問題關係重大，而如果沒有法律作為保障，有些人接受教育的權利可能就會被剝奪。

　　　　 至於教育的作用和意義，筆者就不贅言了，因為相信任何一個接收過教育而思想比較成熟的人，都會明白教育對一個人，對一個家庭，對一個社會，對一個國家，對一個民族，乃至對人類的作用和意義究竟有多麽大。

　　　　 那麽作為一代教育大家，孔子給學生們教授的內容包括哪些呢？孔子是怎樣教育學生的呢？他又教育出多少學生呢？孔子為社會教育出了多少棟梁之才呢？

　　　　 據《史記－孔子世家》等有關史料記載，孔子有弟子3000多人，身通“六藝”者70多人。所謂“六藝”，是指禮、樂、射、禦、術、術。譯成白話文，就是全麵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和技能的提升。

　　　　 在教學中，孔子依據學生自身條件的不同，重視學生的個體差異，並特意引導個性相異的學生朝著良性方向發展，即“因材施教”（《論語－為政》中體現了此思想）。換言之，孔子按照學生不同的品行和專長等，曾把學生分為“四科”，即“德行”（代表人物為顏淵和閔子騫）、“政事”（ 代表人物為冉有和子路）、“言語”（ 代表人物為子貢和宰我）、“文學”（代表人物為子遊和子夏）。也就是說，孔子既重視學生素質和技能等的全麵提升，又重點培養專門人才、特長人才（譬如子貢就是名副其實的外交家）。這事實上跟當代所倡導的素質教育、專業教育和特長教育等就其本質毫無二致。

　　　　正因如此，所以在中華大地上才會出現“孔門十哲”（子淵、子騫、伯牛、仲弓、子有、子貢、子路、子我、子遊、子夏），才會出現孔門3000弟子和72賢人，而其門下弟子及其儒家學派才會對2500多年的中國社會，乃至日本、韓國等外國社會產生影響的深遠。於是，才會出現“萬世師表”、“大成至聖文宣王”、“大成至聖先師”之類的尊號或封號，而孔子直係後裔才會被封為“衍聖公”（民國時改稱“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盡管這些封號無不包含濃厚的政治色彩。

　　　　 眾所周知，我們大家津津樂道的“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後人謂之為“寓教於樂”、“快樂學習法”）、“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即今人所言之“學思結合法”）、 “溫故而知新”、“仁者愛人”、“節用而愛人”、“見賢思齊”、“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小不忍則亂大謀”、“發憤忘食：、 “夫子溫良恭儉讓”、“吾日三省吾身”、“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禮之用，和為貴”、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和“舉一反三”等等的話語，其實都是孔子或其弟子的思想、智慧。

　　　　 這些思想，這些智慧，在後世，在我們無數人的心目中都覺得非常不錯，但為何不少國人明知，卻還會鞭撻，甚者否定而謾罵孔子呢？——是不知道這些思想、這些智慧都來自於孔子，來自於其門人，來自於其儒家學派嗎？抑或另有原因呢？

　　　　 換而言之，2500多年來，我們的先祖，包括我們自己，都是在孔子所倡導的“有教無類”之甘露滋潤下成長起來的。眾多國人還是在孔子所倡導而生發出來的“私塾”（著名的“三味書屋”即是魯迅先生幼時就讀的私塾）中奠定了進一步接收教育的基石。

　　　　 但近百年來，尤其是近些年來，每每提及孔子，總會有包括某些時代精英在內眾多國人予以否定，乃至辱罵孔子，更有甚者會轉而攻擊敬重孔子、好學儒家和好學中華傳統文化者。就像母親用甘甜的乳汁撫育我們成長，而到頭來我們卻對母親妄加指責，甚者對規勸其應該孝敬母親之人予以鞭撻，這是一種什麽樣的群體邏輯、社會心態呢？

　　　　 試想：如果沒有孔子這些先哲身體力行地倡導“有教無類”，那麽我們的先祖有多少都不能接收文化教育呢？會有多少中華兒女生活在無知無能的世界呢？

　　　　 試問：假如世界上不存在“有教無類”的教育，那我們有多少人能無師自通，而用先哲留給我們的漢字，留給我們的中華智慧基因，留給啟迪我們茁壯成長的思想寶典而肆意攻擊一代教育大家孔子，以及否定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呢？

　　　　 事實上，世人日常所謂的孔子之教育了束縛學生的個性，不利於思想解放，不利於學生的全麵發展等有關的說辭，其實都是毫無曆史事實之依據的想當然，甚者是別有用心。

　　　　 另外，按照說文解字，孔子所創立的“儒”學也是人所需要的：左邊一個“人”子字，右邊一個“需”字，合二為一，難道不是“人需”之“儒”嗎？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學派眾多，但古人為何惟獨把孔子所創立之學說定義為“儒”學，難道不值得我們這些後人深思嗎？

　　　　 孔子之道，簡而言之，其核心思想就是“仁”、“禮”與“和”等。具體而言就是“仁、義、禮、智、信、孝、悌、忠、恕”等。譬如要孝敬父母長輩，做人要講求信義，對人要忠誠，為人胸懷要寬大，處事要把握和為貴的原則，在貧富與道義發生矛盾時寧可受窮也不能放棄道義等等。換言之，其實就是告訴我們做人的道理，是希望世人應該擁有一種什麽樣的人類倫理道德，即道德規範。

　　　　 綜上所述，孔子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
　　　　
　　　　 孔子為天下蒼生四處奔波
　　　　
　　　　 孔子在興辦“私學”，大力教育弟子期間，也在魯國做過官，甚至 “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曾經努力推行其“仁政”以“惠民”，並通過外交手段，逼迫齊國將在戰爭中侵略魯國的大片領地還給了魯國，且盡力“墮三都”——以“正位”——讓總經理（魯國 “三桓”）不再越權而代替董事長（魯國國君）做主。

　　　　 但身處魯國宦海的孔子，終未能將其所崇尚“惠民”、“利國”之“仁政”推行成功。

　　　　 孔子沒有因此而氣餒，依然“知其不可而為之”地選擇了奔走於列國以尋求能大力推行其“仁政”理想之國度的荊棘之途。
　　　　 
　　　　 從小飽含饑寒，深知民間疾苦的孔子帶領著眾弟子，在長達14年的長途跋涉之苦苦尋覓中，曾經先後到過衛、宋、曹、鄭、陳、蔡和楚等諸侯國。

　　　　 由於當時的諸侯國之決策者基本都熱戀戰火，或者隻求自保而不思進取，所以結果孔子所主張的“仁政”照舊缺乏施展的政治空間。

　　　　非常欣賞而意欲重用孔子之楚昭王的離世，終於熄滅了孔子的政治抱負之火，而加之年邁體弱，且魯國又盛情邀請他返國，於是孔子最終又回到了生養他的故國——魯國。

　　　　 盡管孔子失意而歸，但與眾弟子周遊列國多年，難道不是去尋求一種善意納諫而富有民主氣息的國度嗎？
　　　　
　　　　 當代文明可與孔子學說優勢互補
　　　　
　　　　 政治上的不得誌，促使孔子晚年將主要的精力用在“私學”上。他興辦“私學”，廣收門徒。

　　　　 孔子在辦學和從政之餘，還整理了文化典籍：修《詩》《書》，定《禮》《樂》，序《周易》（被譽為“十翼”，或稱易傳)，作《春秋》。

　　　　 孔子堅信教育的力量，堅信思想的力量，堅信文化的力量，堅信書籍的力量，堅信通過艱苦的努力，“仁政”之火苗定能在其弟子身上，定能在有識之國度燃起，而惠及天下蒼生，即實現“大同世界”。

　　　　 儒家重要經典《禮記》對孔子心目中的“大同世界”有詳細的記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此為孔子、為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這是天道精神的社會（人道）體現。 

　　　　 由此可見，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主張“天下為公”，世人都應尊老愛幼，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人間該互相關愛，使社會風氣良好，讓民眾生活得快樂、幸福。

　　　　 事實上孔子去世後200多年時，《呂氏春秋•貴公》篇也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的著名論斷。也就是，與孔子所創立的儒學同為發端於中華易文化的《呂氏春秋》這一中華曆史文化寶典，也與孔子之思想一脈相承，即都認為天下為公，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另外，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會改革家康有為在其《大同書》一書也提出了“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 

　　　　 但有趣是，世人在近百年的曆史中，幾乎清一色地否定孔子，否定儒學，甚至進而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而很少有人抨擊在事實上同樣提出了天下為公之思想的呂不韋和康有為等人。

　　　　 然當孫中山先生提出“天下為公”、“建設大同世界”時，國人又開始高歌“天下為公”和“大同世界”了，但似乎忘記了這些早在2000多年，孔子和呂不韋等人就提出來了的曆史事實。甚至連與孫中山年齡相差僅8歲的康有為先生都拋到爪哇國去了。

　　　　 似乎基於同樣的邏輯，當眾多國人，尤其是一些所謂的“時代精英”麵對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書中所提出的 “天子受命於天”時，就有意無意地將其誤解或者曲解為“君權神授”，而把“君權神授”的真正發明者西方人 “健忘”到了九霄雲外。

　　　　 但當言及歐洲的啟蒙運動時，眾多國人，尤其是某些所謂的“時代精英”，以及某些政客之類的社會群體，卻會高聲讚美18世紀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先驅盧梭等人提出的“天賦人權”等，而大力鞭撻“君權神授”，認為其為維護專製和暴政的工具。

　　　　 也就是說，董仲舒、盧梭等人同樣提及“天”，孔子、孫中山等人都提出了“天下為公”和“大同”，但遭遇卻截然相反：孔子和董仲舒等人被抨擊，甚至有人似乎想剝了人家的皮，而盧梭、孫中山等人卻被眾多國人頂禮膜拜，甚至被戴上諸如“思想先驅”、“革命先行者”等之類的高帽子。

　　　　 誠然，歐洲啟蒙運動的曆史意義非同尋常，其時伏爾泰、盧梭和孟德斯鳩思想家的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法製、人權、三權製衡”等思想，從理論上來證明封建製度的不合理，並提出了一整套政治綱領和社會改革方案，要求建立一個以“理性”為基礎的社會。他們用“天賦人權”的口號來反對“君權神授”的觀點，用“人人在法律麵前平等”來反對貴族的等級特權。

　　　　 這些思想和口號迅速在歐美傳播，對歐美的資產階級革命起了到了不小的影響和較大的推動作用，對世界其它地方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孫中山先生確確實實對中國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然而我們理應尊重曆史，不能厚此薄彼，不能照人下菜碟，不能因人廢言，更不能妄加指責或者人為地拔高其人。

　　　　 據有關資料記載，17、18世紀交替之際，歐洲人把儒學用輪船運往西方世界，在那裏曾經形成過100年的中國文化熱，儒家思想文藝複興以來所形成的歐洲新思想相結合，成為歐洲近代曆史發展的主導精神——啟蒙思想的一個重要思想淵源。法國啟蒙運動的領袖伏爾泰是中國儒學在歐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書派”把中國儒學，作為反對神權統治下歐洲君主政治的思想利器。

　　　　 但是近百年來西方世界的崛起，尤其是某些人利用其所謂的“西方中心論”來影響中國，加之當年清政府確實腐敗無能而導致中國落後於世界列強。久而久之，國人普遍對中華民族的曆史、文化和思想智慧等產生了懷疑，甚至徹底否定，而把目光時而投向日本，時而投向歐洲，而今又主要投向美國，似乎西方的一切都比中國的好，好像西方、好像美國的月亮都比咱們中國的圓。

　　　　 於是乎，大凡提起中國傳統文化，就是鄙視，甚至全盤否定，而令人非常可悲的是，如今中國知識階層，乃至某些決策者之中迷信西方、迷信美國者比比皆是。有人甚至認為隻有把西方、把美國的那一整套都照搬過來，那麽中國的一切問題就都立馬解決了，民眾的任何問題就都很好地得到解決了。

　　　　 換而言之，近百年之中華民族，成了一個越來越沒有自信的民族，而愈來愈迷信西方、迷信美國的那一套東西了。

　　　　所有這些，其實現在已經成為中國人心靈上一副副沉重的精神枷鎖了。

　　　　 但很多知識精英至今不以為然，而為數不少的決策者也似乎認為必須把人家西方，把人家美國的都搬過來，那中華民族就會再度崛起。

　　　　 因此，孔子也罷，老子也罷，大凡中華傳統文化，基本都被視為自慰，基本都被眾多國人，尤其是一些精英和部分迷戀西方世界的決策者當作眼中釘，肉中刺。

　　　　 另外，還有部分至今迷失於浩劫時代的思維理念之中而不能自拔的國人，也把孔子、儒學，以及中華民族的其他先哲和中華傳統文化視為異端而大加批判、

　　　　 但是，一味倡導西方、美國文明或迷戀浩劫之方式的同胞們、先生們、朋友們：捫心自問，你們真正了解孔子、真正明白儒學，真正懂得了多少中華傳統文化呢？

　　　　 當代社會，不少國人都在談及“藏富於民”。

　　　　 但事實上孔子早就提出了此思想。孔子強調要“惠民”，而“惠民”（《論語》：“其養民也惠”）翻譯成白話文其實就是“藏富於民”，且更為深邃。這是孔子德治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

　　　　 另外，孔子的德治思想還包括“其使民也義”（《論語》），即在領導民眾時，應符合道義、合情合理，而使民眾樂意接受。

　　　　孔子指出：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翻譯成白話文，其實就是：為政者有德，是因為內心有道，表現在行為上就是高風亮節。有了這樣的高風亮節，就有了號召力，有了凝聚力，好像天上的北鬥星，滿天的星座都會跟著它的方向轉動。

　　　　 這其實就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論語•子路》）孔子反對苛政嚴刑。他認為“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論語.堯曰》）孔子利用對比的方法告訴世人，道德教化比單純的刑罰要好得多。他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論語•為政》)這就是說，治理一個國家，如果僅用行政命令來管理，僅用刑法來整頓和懲罰，民眾雖然可以為了逃避處罰而避免犯罪，但是他們卻毫無廉恥之心。如果用道德來引導，用禮義來規範和教化，民眾就會有廉恥之心，就會自覺糾正自我的過錯，不做不道德的事，從而達到徹底說服人心的目的。

　　　　 如今我們製定了很多法律條文，也懲治了不少貪官汙吏，但為何腐敗問題依然十分嚴重呢？究其根本原因，其中一個就是缺乏有效的道德教育，結果導致一些人精神空虛、價值觀錯位，而品德素質低下。這事實上恰恰印證了孔子之語。

　　　　 由此可見，我們大家理應好好地深思，而不應在尚未真正了解孔子、尚未真正理清中華傳統文化之前就貿然否定之，更不要繼續把中華民族推向越發不自信的深淵了。

　　　　 其實，孔子所主張的“為政以德”，即把德、禮施之於民，實際上已打破了傳統的禮不下庶人的信條，打破了貴族和庶民之間原有的一條溝壑。

　　　　 這種治國方略事實上為人權、民主等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試問：孔子主張“有教無類”，是不是保障更多人接受教育的權利呢？

　　　　 ——答案是肯定的。既然是，那這不是保障人權又是什麽？當代所倡導的“人權”難道不包括保障民眾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嗎？

　　　　 如此，某些時代精英把現當代所謂之“人權”與孔子的“有教無類”對立起來，是否妥當呢？難道還要把孔子、儒學、中華傳統文化視為實現人權的絆腳石嗎？是否還要把其當作眼中釘、肉中刺呢？

　　　　 公民社會倡導民主，而民主倡導選舉，但孔子主張“選賢與能”，這難道不是選舉的一種嗎？而且孔子的主張更為全麵，即所選舉之人既要有能力，更要賢德。

　　　　 孔子主張“為政以德”，主張“賢與能”之人為民眾辦事，這難道有錯嗎？

　　　　 當代民主重視選舉，而不言及“賢”，僅談“能”。但如果選舉上去的是一些不為民眾、不為國家利益而著想的人，那不是禍國殃民嗎？換言之，難道選舉一幫子無德之人去行政，我們才可放心？

　　　　 是的，選舉上去的不行了可以撤掉，但是難道不會付出或多或少的代價嗎？為何不按照孔子所主張的“選賢與能”而盡可能地加以避免呢？

　　　　 綜上所述，其實孔子、儒家對於現代文明之世界和公民社會是有益的。也就是說，生發於2000多年前的孔子及其學說，依然適用於當代社會。當代文明如與其結婚，一定能生出更加健康的政治成果——古今政治智慧的結晶——自由、民主、大同的社會。換言之，中華傳統文明與當代文明可形成優勢互補的良好態勢。

　　　　 當然了，孔子的儒家學說，跟現當代某些思想家的治國理念還是存在一定的差異，這些需要我們進行深入研究，而不可貿然予以否定。

　　　　 據筆者不完全查證，1988年，在巴黎召開的主題為“麵向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屆諾貝爾獎獲得者國際大會上，75位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呼籲全世界“人類如果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裏汲取智慧。” 

　　　　 孔子及其所創立的儒學，2500多年來，不僅僅對中國造成了十分深遠的影響，而且對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以及西方社會都產生了非同小可的影響。

　　　　 因此，世界著名的思想家、“美國文明之父”愛默生認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榮”。 

　　　　 任何形態社會都會像人一樣地經曆“生老病死”，任何國家都會經曆出生、成長、壯大、鼎盛、衰敗，甚至死亡的命運。這是社會發展規律，這是自然法則，不會以任何人的意誌為轉移。譬如15世紀以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俄國、德國、美國和日本等國家先後憑借各自獨特的民族優勢，成為世界強國，甚至獨霸世界。既然如此，那中國近代落伍，又有什麽可奇怪的呢？

　　　　 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所在的法國在百年前就衰弱了，而其國際領先地位先後早被德、美國等國家取代了。難道責任也在於盧梭、伏爾泰等這樣的思想家嗎？

　　　　 同理，包括部分時代精英在內眾多國人把中國近代落伍等責任強行加在孔子身上，牽強附會於中國傳統文化，實在是既不明白社會發展之規律，也不尊重曆史事實，而且有失公允。

　　　　 綜上所述，既然“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榮”，而天安門地區又富有特殊的政治意義，那麽將孔子塑像矗立於天安門地區有何不好呢？

　　　　 另外，既然有關決策層已經將倡導“惠民”（“藏富於民”）等“仁政”、“德治”之理念的孔子“請”了出來，那麽作為民眾為何不能因勢利導呢？

　　　　 故而，筆者認為孔子走進天安門是中華民族之幸。


    （作者係中國傳統文化論壇常務理事、中華伏羲文化研究會會員、時評人、媒體人士）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