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英語譯介二百年

作者：田莎 朱健平

來源：《外語教學與(yu) 研究》2020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五月初三日丁酉

          耶穌2020年6月23日

摘要：朱學作為(wei) 中國最具影響的思想學說之一，在英語世界的譯介已走過二百多年的曆程，然而以往研究多聚焦於(yu) 某個(ge) 具體(ti) 的時期或地域，朱學西漸的整體(ti) 路徑仍是盲點。本文係統考察了19世紀初以來朱學在英語世界的譯介與(yu) 傳(chuan) 播曆程，將其分為(wei) 傳(chuan) 教士翻譯、以西釋朱、以朱釋朱和現代詮釋四個(ge) 階段，分析了不同階段譯介的目的和特征，最後總結了朱學譯介的整體(ti) 特征，並思考了它們(men) 對今後有效譯介朱學的啟示。

關(guan) 鍵詞：朱學；英語譯介；二百年；四個(ge) 階段

作者單位：田莎，湖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朱健平，湖南大學外國語學院。

1.引言

朱熹的學說不僅(jin) 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且跨越國界，先後影響了西方的懷疑論、偶因論、單子論等（林金水1997:300-305），成為(wei) 具有世界影響的學說。朱學英譯始於(yu) 19世紀初。1819年，馬禮遜（R.Morrison,1782-1834）發表《中國形而上學》（Chinese metaphysics），首次向英語讀者係統介紹朱學1。此後二百多年，朱學在英語世界被不斷譯介，對英語文化的多元構建產(chan) 生了積極影響。20世紀70年代以來，朱學英譯逐漸引起學界關(guan) 注，陳榮捷（1974）、林金水（1997）、朱謙之（2006）、司馬黛蘭(lan) （D.Sommer)(2009）、盧睿蓉（2011）、蔡慧清（2012,2014）、彭國翔（2012）、賴文斌（2016）、陳樹千（2017）、帥司陽（2018）等對朱學譯介做了深入研究，但均失之零散，二百多年來朱學西漸的整體(ti) 路徑尚無係統描述。為(wei) 此，本文將朱學西漸分為(wei) 四個(ge) 階段，即傳(chuan) 教士翻譯期、以西釋朱期、以朱釋朱期和現代詮釋期，試圖對不同時期的朱學英譯進行梳理，展現英語世界二百多年的朱學譯介曆程。

2.傳(chuan) 教士翻譯期（19世紀）：為(wei) God的漢語譯名尋找理據

傳(chuan) 教士翻譯朱學起因於(yu) God一詞的“譯名之爭(zheng) ”。19世紀，中國國門被西方炮火打開，傳(chuan) 教士獲得進入內(nei) 地傳(chuan) 教的特權。他們(men) 深知宗教經典對信仰形成的影響力，因而十分重視《聖經》翻譯，卻因God一詞的漢譯爆發了譯名之爭(zheng) ，於(yu) 是紛紛深入當時被奉為(wei) 官方正統的中國宇宙論——朱子理氣論中為(wei) 各自的主張尋找理據，朱學由此迎來第一個(ge) 英譯高潮。在這次浪潮中，馬禮遜率先登場，於(yu) 1819年發表《中國形而上學》，開啟了朱學英譯的先河。隨後，麥都思（W.H.Medhurst,1796-1857）、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麥麗(li) 芝（T.R.H.McClatchie,1812-1885）、湛約翰（J.Chalmers,1825-1899）等先後圍繞譯名之爭(zheng) ，以《禦纂朱子全書(shu) 》（以下簡稱《全書(shu) 》）為(wei) 中心，對朱學進行了長達半個(ge) 多世紀的譯介。這一時期的譯者均為(wei) 傳(chuan) 教士，翻譯目的都是為(wei) 傳(chuan) 教尋找依據，故可稱為(wei) 傳(chuan) 教士翻譯期。

2.1馬禮遜的英譯

馬禮遜作為(wei) 近代首位來華的新教傳(chuan) 教士，是向英語世界傳(chuan) 播朱學的第一人。他在1812年翻譯《大學》時便將朱子注釋融入譯文，並在1808-1822年編撰《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時大量引用朱熹之說釋字（陳樹千2017:64-67）。為(wei) 更好地翻譯《聖經》，他於(yu) 1819年在《印中搜聞》（The IndoChinese Gleaner）發表《中國形而上學》，用近十頁的篇幅譯介朱子理氣論中的“太極”、“理”、“氣”等關(guan) 鍵概念，以期在中國正統的宇宙論內(nei) 為(wei) God、Deity找到適切對譯，並利用其傳(chuan) 教。盡管他呈現的朱學被賦予了神學色彩，但他作為(wei) 朱學英譯的引領者，打破了耶穌會(hui) 士“尊先儒，抑新儒”的禁忌，其首譯之功不可埋沒。

在馬禮遜譯介後的20年間，朱熹逐漸為(wei) 後來的傳(chuan) 教士所接受，他們(men) 開始在文章中介紹和引用朱子思想。以當時最具影響的《印中搜聞》和《中國叢(cong) 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為(wei) 例，1820-1844年間論及朱學的文章不下十篇（見蔡慧清2014；賴文斌2016）。不過，這些文章都隻是一些簡單的譯述，而非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翻譯。朱學真正意義(yi) 上的英譯直到1844年麥都思等在重譯《聖經》期間爆發“譯名之爭(zheng) ”時才開始。

2.2麥都思的英譯

麥都思是繼馬禮遜後影響最大的來華傳(chuan) 教士，也是最早將朱熹著作逐字譯成英語的漢學家。五口通商後外國勢力在華進一步擴張，馬禮遜等人的《聖經》譯本已不能適應新的傳(chuan) 教形勢。鑒於(yu) 此，麥都思於(yu) 1843年召集在華新教傳(chuan) 教士到香港討論《委辦譯本》（The Delegates’Version）的翻譯事宜，God的譯名之爭(zheng) 由此爆發。麥都思作為(wei) “上帝”譯名的擁護者，為(wei) 從(cong) 中國宇宙論中找到“最高存在”觀念的痕跡，論證“上帝”譯名的合理性，於(yu) 1844年翻譯了《全書(shu) 》第49卷反映朱子宇宙觀主體(ti) 的《理氣》和《太極》兩(liang) 篇，發表在《中國叢(cong) 報》第13卷第10和12期，開始了朱子著述真正意義(yi) 上的英譯。他以腳注暗指“無極”與(yu) “神”（deity）的相似性，更通過語態手段締造了一個(ge) 並非“理”的“最高存在”（見Medhurst 1844a,b）。總之，他從(cong) 基督教本位出發以傳(chuan) 教為(wei) 目的翻譯朱學，並據此提倡以“上帝”譯God，其譯本自然帶上了一定的神學色彩。

2.3裨治文的英譯

《中國叢(cong) 報》主編裨治文是“神派”支持者，他反對麥都思以中國的“上帝”與(yu) God類比，因而試圖重譯朱子理氣論作為(wei) 回應。裨治文於(yu) 1849年在《中國叢(cong) 報》先後發表《朱子生平》（Memoir of the philosopher Chu）和《全書(shu) 》第49卷中《天地》篇的節譯《中國宇宙論》（Notices of Chinese cosmogony），並通過預選文本、撰寫(xie) 評注等手法改寫(xie) 理氣論，將朱熹塑造成一個(ge) 思想落後的唯物論者，置其於(yu) 基督教的對立麵大加批判（帥司陽2018:25），目的是要論證“朱熹的宇宙論實則滑稽且荒謬”（Bridgman 1849:347），進而論證“上帝”不配與(yu) God相提並論，而類詞“神”才是God譯名的最佳選擇。“上帝”派與(yu) “神”派各執己見，導致譯經委員會(hui) 決(jue) 裂，從(cong) 而使兩(liang) 種不同的《聖經》中譯本同時問世。

2.4麥麗(li) 芝的英譯

“譯名之爭(zheng) ”在19世紀60年代短暫消停後，70年代又因北京官話譯本的翻譯而硝煙再起。為(wei) 此，英國聖公會(hui) 傳(chuan) 教士麥麗(li) 芝決(jue) 意再譯朱子理氣論。1874年，他翻譯了《全書(shu) 》第49卷理氣論全篇，以《儒家天體(ti) 演化論》（ConfucianCosmogony:A Translation of Section Forty-nine of the“Complete Works”of thePhilosopher Choo-foo-tze with Explanatory Notes）為(wei) 題出版，成為(wei) 朱學首部英文譯著。他與(yu) 裨治文一樣，反對“上帝”譯名，且出於(yu) 同化中國的傳(chuan) 教目的，對朱子太極觀進行基督神學比附，“將太極的無形部分定義(yi) 為(wei) ‘理’，並比附為(wei) 西方哲學中的第一神（Theo;Deus），有形部分定義(yi) 為(wei) 由原始的‘氣’凝聚成形的宇宙，並比附為(wei) 第二神‘上帝’”（McClatchie 1874:138-140），最終將理氣論塑造成了與(yu) 基督教義(yi) 相呼應的至神學說，並提出以“至神”譯God的主張，從(cong) 而“名正言順”地在中國當時的官方哲學中構建起了基督文明。可見，麥麗(li) 芝的翻譯開始呈現出鮮明的東(dong) 方主義(yi) 特質。

2.5湛約翰的英譯

麥麗(li) 芝此舉(ju) 引發了倫(lun) 敦布道會(hui) 傳(chuan) 教士湛約翰的批評。1875年，湛約翰在《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發表同題評論《儒家天體(ti) 演化論》，批評並修正了麥麗(li) 芝的誤譯和誤釋。同年，麥麗(li) 芝也在該刊發表同題文章予以回應。次年，湛約翰又節譯體(ti) 現朱子太極觀的《性理大全書(shu) ·太極圖》第8篇，載於(yu) 《中國評論》，竭力擯棄基督神學視域，以原文為(wei) 中心圍繞文本的字麵意義(yi) 進行詮釋，且呼籲“讀者要結合中文原文來讀譯文”(Chalmers 1876:244），以客觀展現朱學的真義(yi) 。對湛約翰而言，此次英譯不僅(jin) 是“譯名之爭(zheng) ”的手段，更是其立足文獻開展學術研究的渠道，可以說是朱學英譯走出神學導向、走向專(zhuan) 業(ye) 文獻翻譯的轉折點。

此外，還有兩(liang) 人也頗值一提：理雅各和衛三畏。為(wei) 了幫助傳(chuan) 教士理解儒學，更好地為(wei) 傳(chuan) 教服務，理雅各於(yu) 1861-1886年翻譯了四書(shu) 五經，其中援引了朱熹的注解；衛三畏於(yu) 1883年修訂了《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係統介紹了包括朱學在內(nei) 的中國宗教、政治、經濟等內(nei) 容。二者間接推動了朱學傳(chuan) 播。

這一階段的朱學英譯中，傳(chuan) 教士扮演了主要角色，他們(men) 在“譯名之爭(zheng) ”的曆史語境下，聚焦朱子理氣論，圍繞翻譯進行了相應的研讀和詮釋，試圖更好地為(wei) 漢譯《聖經》、傳(chuan) 播福音服務。他們(men) 出於(yu) 不同的譯名立場和傳(chuan) 教目的，對理氣論做了不同英譯，客觀上促進了朱學在英語世界的初步傳(chuan) 播，構成了英語世界認識朱學的起點。

3.以西釋朱期（20世紀上半葉）：為(wei) 重釋西方哲學尋找參照

20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給西方帶來了深重災難，導致西方世界彌漫著深刻的文化危機意識。為(wei) 了尋找新的精神寄托，他們(men) 不斷地進行價(jia) 值反思，並將注意力轉向了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朱學也因此成為(wei) 他們(men) 關(guan) 注的焦點。1922年，卜道成（J.P.Bruce,1861-1934）借助西方神學框架係統翻譯了朱學的哲學內(nei) 核，從(cong) 此朱學作為(wei) 西方哲學參照的價(jia) 值開始凸顯，朱學英譯也隨之進入以西釋朱期。這一時期跨越半個(ge) 世紀，譯者和研究者多為(wei) 專(zhuan) 攻中國問題的漢學家，他們(men) 借用西哲思想和概念來翻譯和研究朱學，其目的其實並非譯介朱學，而是為(wei) 重釋並豐(feng) 富西方思想尋找參照。

3.1以西釋朱期的朱學英譯

這一時期主要有兩(liang) 個(ge) 譯本，一是卜道成譯本，一是卜德（D.Bodde,1909-2003）譯本。二卜在選材上跳出了理氣論，開始關(guan) 注朱熹的整個(ge) 哲學體(ti) 係，理解更係統，學術性更強，“以西釋朱”特征明顯。

3.1.1卜道成的英譯

卜道成是英國浸禮會(hui) 牧師，也是以西釋朱第一人。他1887年來華，不久便開始關(guan) 注朱學，1918年發表《宋代哲學的神學意義(yi) 》（The theistic import of the Sung philosophy），認為(wei) 朱子之“理”當包含仁、智兩(liang) 麵，具有宗教性質（Bruce1918:123,127），斷定理學與(yu) 基督教義(yi) 相通。1919年卜道成返回英國，在倫(lun) 敦大學攻讀博士，專(zhuan) 攻朱學，逐漸認識到“朱熹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偉(wei) 大的思想家之一”（Bruce 1922:xi）。但當時英語世界對中國的認識多靠理雅各等翻譯的先秦典籍，對中國的了解也僅(jin) 限於(yu) 先秦。卜道成試圖彌補這一缺失，通過翻譯朱學思想，“向西方係統介紹孔孟之外塑造中國思想的朱學”（同上：xi）。然而其最終目的是“使西方哲學和宗教學界可以對照朱熹哲學進行比較哲學和宗教學研究，以進一步豐(feng) 富西方思想的理論內(nei) 涵”（同上：xi）。為(wei) 此，他於(yu) 1922年翻譯《全書(shu) 》第42-48卷，即朱學中最具廣泛意義(yi) 的性理哲學，並以《朱熹的人性論》（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by Chu Hsi）為(wei) 題出版，譯文中大量引用聖經箴言和神學理論，並將朱子思想與(yu) 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茲(zi) 的理論進行對比。為(wei) 幫助讀者更多了解朱學，他還撰寫(xie) 了《朱熹和他的前輩們(men) ：朱熹與(yu) 宋代新儒學導論》（Chu Hsi and His Masters: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作為(wei) 譯著導論，通過介紹北宋五子闡明朱學的理論來源，並從(cong) 宇宙論、人性論、有神論三方麵介紹朱熹的哲學體(ti) 係，“為(wei) 英語讀者提供必要的文化背景”（Bruce 1923:ix）。該導論1923年出版，成為(wei) 西方第一部係統研究朱學的英文專(zhuan) 著。

3.1.2卜德的英譯

朱學更係統的英譯是在20多年以後。1935年美國漢學家卜德著手翻譯馮(feng) 友蘭(lan) 的《中國哲學史》（上），1942年在《哈佛亞(ya) 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發表其朱學一章，即《朱熹哲學》（The philosophy of Chu Hsi），此章分七節，幾乎涵蓋整個(ge) 朱子哲學體(ti) 係。但此譯並非基於(yu) 朱子原著而譯，而是基於(yu) 馮(feng) 友蘭(lan) 對朱子思想詮釋的跨文化再詮釋。馮(feng) 友蘭(lan) 本就傾(qing) 向以新實在論等西方哲學思想詮釋朱學（劉笑敢2006:34），如將“理”、“氣”分別詮釋為(wei) 希臘哲學中的“形式”（Form）和“材質”（Matter），而且認為(wei) 朱子重倫(lun) 理的傾(qing) 向也與(yu) 柏拉圖一致。可見，卜德的英譯已是基於(yu) 比較哲學的跨文化再詮釋，其關(guan) 注點自然也落在了朱學與(yu) 西哲的互相參照和比較上。更有甚者，卜德（Bodde 1942:51）還特別指出，“朱熹哲學盡管以倫(lun) 理為(wei) 最終旨趣，但他將邏輯與(yu) 倫(lun) 理融於(yu) 一‘理’，這一做法十分可貴”，試圖以此反思西哲鮮明的邏輯特色。

二卜的英譯將朱學以參照的形式帶入英語世界，二人以西釋朱的譯本成為(wei) 許多西方學者研究朱學的藍本，並在西方不斷催生對朱學的參照性研究。

3.2以西釋朱期的朱學研究

20世紀20年代以後，國際漢學中心逐漸移至美國，美國學者開始借助二卜的譯本研究朱學，不過目的不是了解朱子思想，而是以其為(wei) 參照化解西方精神危機。這方麵較有代表性的學者是霍金（W.E.Hocking,1873-1966）和李約瑟（J.T.M.Needham,1900-1995）。

3.2.1霍金的研究

1936年，哈佛大學哲學係主任霍金在《哈佛亞(ya) 洲研究》發表《朱熹的知識論》（Chu Hsi’s theory of knowledge），比較朱學與(yu) 康德、柏格森等人思想的異同，認為(wei) 朱熹哲學盡管沒有明確談及民主，但其倡導的“人性本善，人人皆可為(wei) 聖”等觀點卻呼應了其中最根本的平等原則，試圖借此找尋真正推動民主進程的真理（Hocking 1936:127）。

3.2.2李約瑟的研究

1956年，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2卷《科學思想史》（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中也論及朱子思想，並通過與(yu) 懷特海和萊布尼茲(zi) 哲學思想進行類比，發現朱熹將最高倫(lun) 理與(yu) 自然界融合為(wei) 有機體(ti) ，因而將朱子哲學界定為(wei) “有機論哲學”（the philosophy of organism），強調其與(yu) 自然科學的一致性（Needham 1956:490-493），並斷言歐洲近代自然科學的理論基礎得益於(yu) 周敦頤、朱熹等人的思想（同上：505）。總體(ti) 而言，李約瑟的研究從(cong) 科學入手，旨在從(cong) 中挖掘科學要素以觀照現代科學的發展。

綜上，20世紀上半葉，西方學者2發現了朱子思想的哲學參照價(jia) 值，開始係統譯介朱子哲學，並將之與(yu) 斯賓諾沙、萊布尼茲(zi) 等的西方哲學比較，隻是目的不在朱學本身，而在其對西方哲學的參照價(jia) 值，他們(men) 試圖通過對朱學的譯介強化對自身知識體(ti) 係和價(jia) 值觀念的認同。

4.以朱釋朱期（20世紀下半葉）：為(wei) 北美新儒學運動提供催化劑

以西釋朱期的朱學譯介因過分強調比較而忽略朱子思想本身，致使朱學的真義(yi) 難以彰顯。為(wei) 此，20世紀中期，北美“儒家拓荒人”陳榮捷試圖改變這一局麵，以朱學的精髓譯介朱學體(ti) 係，還朱學以本來麵目，從(cong) 而開創了以朱釋朱的英譯模式，關(guan) 注的焦點也從(cong) 朱子哲學的理論內(nei) 核向外延伸到朱學的方方麵麵。

4.1以朱釋朱期的朱學英譯

以朱釋朱期的到來得益於(yu) 陳榮捷對朱學的係統譯介。陳榮捷不僅(jin) 係統翻譯了朱熹的哲學思想，更翻譯了以周敦頤、張載、二程等一線貫之的《近思錄》，縱向闡明了朱子思想的來源，並關(guan) 注到了朱學的其他方麵。繼陳榮捷後，惠騰邦（A.J.Wittenborn）、賈德訥（D.K.Gardner）、伊沛霞（P.B.Ebrey）等也相繼出版朱學譯著，使朱學英譯呈現出多維度、集大成的特征。

4.1.1陳榮捷的英譯

陳榮捷為(wei) 朱學在英語世界的譯介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對朱學的譯介可追溯至20世紀30年代。1939年，他初到美國任教時便與(yu) 摩爾（C.A.Moore,1901-1967）合辦東(dong) 西方哲學家會(hui) 議，首次介紹朱學。1960年，與(yu) 狄百瑞（W.T.de Bary,1919-2017)3合編《中國傳(chuan) 統諸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摘譯了《全書(shu) 》關(guan) 於(yu) 理氣、太極等內(nei) 容的數十個(ge) 段落。1963年出版譯著《中國哲學文獻選編》（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其中第34章《集大成者朱熹》（The great synthesis in Chu Hsi）除翻譯朱熹四篇重要哲學短文外，還選譯了《全書(shu) 》中的147條語錄，係統呈現了朱熹哲學，並斷言“朱學賦予了儒學新的內(nei) 涵”（Chan 1963:588）。1967年完整翻譯朱熹和呂祖謙合編的《近思錄》，不僅(jin) 包含了原作的622條語錄，還從(cong) 《朱子文集》、《朱子語類》等書(shu) 中選譯了280餘(yu) 條相關(guan) 條目，各條目下附加215條宋明清以及日韓眾(zhong) 注家的注解（見Chan 1967:xii-xiii），並附長篇引言介紹《近思錄》中各語錄的作者以及他譯注的經過（同上：xvii-xli），還附有中國哲學術語翻譯和《近思錄》英譯術語表等，內(nei) 容十分豐(feng) 富，為(wei) 英語讀者係統呈現了朱學的來源。

陳榮捷在翻譯中基於(yu) 自己對朱學文獻的深入研究，從(cong) 朱學深層話語出發，做到以朱釋朱，最大程度地保留原作語體(ti) 風格，還原原作思想。他所譯題材廣泛，內(nei) 容詳盡，為(wei) 西方學界研究朱學提供了權威文本，推動了新儒學運動的深入開展。在其譯介影響下，美國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哈佛大學等先後開設朱學博士課程，定期舉(ju) 辦朱學、宋學研討會(hui) ，使朱學英譯和研究在北美忽發雄勃之勢。

4.1.2惠騰邦的英譯

惠騰邦在亞(ya) 利桑那大學攻讀博士時就開始專(zhuan) 研朱學。1979年在博士論文中翻譯了《續近思錄》格物致知篇的第1至5章，並探討了朱子“心”的概念的哲學涵義(yi) ；1991年翻譯了《續近思錄》（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A Reader）的全部內(nei) 容，不僅(jin) 包含朱子理氣、性理等哲學思想，更涉及朱熹家禮、政治等思想。不過，該譯略去了原作中清人張伯行的注釋，而僅(jin) 將朱熹的語錄譯成英文，並以音譯加注的方式保留了朱學術語的原始性，試圖“通過此譯盡量顯現朱學的廣博內(nei) 容”（Wittenborn 1991:ix）。

4.1.3賈德訥的英譯

賈德訥1990年出版譯著《學會(hui) 成為(wei) 聖賢——〈朱子語類〉選譯》（Learningto Be a Sage:Selections from the Conversations of Master Chu,Arranged Topically),從(cong) 《朱子語類》第7-13章按主題選譯了一些語錄，不僅(jin) 包含朱熹的工夫論哲學，而且涉及其經學思想。他在譯序中明確指出，盡管《朱子語類》的語言是非正式的口語，理解難度大，但他盡力不以英語俚語對譯，而是遵循原文風格（Gardner1990:85-86）。更值一提的是，該譯花了數十頁篇幅介紹朱熹生平及其思想形成的過程，試圖為(wei) 英語讀者理解朱學提供豐(feng) 富的文化語境。

4.1.4伊沛霞的英譯

伊沛霞1991年翻譯了黃瑞節在《朱子成書(shu) 》（1305）中收錄的《家禮》篇，並以《朱熹家禮：12世紀中國禮儀(yi) 行為(wei) 指南》（Chu Hsi’s Family Rituals:A Twelfth-Century Chinese Manual for the Performance of Cappings,Weddings,Funerals,andAncestral Rites）為(wei) 題出版。伊沛霞在翻譯時參考了陳榮捷的朱學譯本，並試圖借鑒陳榮捷以朱釋朱的英譯策略，還請陳榮捷幫助對照原文嚴(yan) 格審校譯文，試圖“最大程度地還原朱熹家禮的文化內(nei) 涵”（Ebrey 1991:x），並“透過朱熹家禮管窺中國曆史中觀念、禮儀(yi) 、權力和社會(hui) 生活的互相作用”（同上：xiv）。

相比以西釋朱期，這一時期翻譯的焦點已回到朱學思想本身，無論是翻譯目的還是翻譯策略，都能以朱學思想的內(nei) 涵為(wei) 出發點來進行考量，盡量做到以朱釋朱，而且譯著內(nei) 容廣泛，不僅(jin) 係統涵蓋了朱熹的哲學思想，還含括了其眾(zhong) 多的其他興(xing) 趣，為(wei) 朱學在英語世界的多元化研究奠定了基礎。

4.2以朱釋朱期的朱學研究

陳榮捷不僅(jin) 係統翻譯了朱熹著作，還對朱學展開了深入研究，發表了大量著論，不僅(jin) 係統研究了朱熹哲學，更“將朱子的生平、日常行為(wei) 、市井傳(chuan) 說、朱學的後繼發展與(yu) 在歐美的傳(chuan) 播等提升到與(yu) 朱子哲學同樣的高度展開探討”（盧睿蓉2011:125），實現了朱學研究由“內(nei) 在進路”到“外在進路”的深化和擴展。

4.2.1朱學研究的“內(nei) 在進路”

內(nei) 在進路是指從(cong) 哲學思想內(nei) 部闡釋朱學的研究路徑（同上：125）。繼陳榮捷後，西方學者開始係統研究朱熹哲學，內(nei) 容涉及理氣論、心性論、工夫論等各方麵，有力推動了朱學研究在英語世界的發展。比如，加得利西亞(ya) （D.Gedalecia）專(zhuan) 注朱熹理氣體(ti) 用思想研究，1974年發表《體(ti) 用初探——朱熹體(ti) 用論發展研究》(Excursion into substance and function—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yung paradigmin Chu Hsi）；劉述先1978年發表《朱熹的心用哲學》（The function of mind in Chu Hsi’s philosophy），探討朱子“心”的涵義(yi) ；黃秀璣1978年發表《朱子理之道德性》（Chu Hsi’s ethical rationalism），係統闡釋了朱子以“理”展開的理氣論與(yu) 心性論；艾周思（J.A.Adler)1984年完成博士論文《卜筮與(yu) 哲學：朱熹對周易的理解》（Divination and Philosophy:Chu Hsi’s Understanding of the I-Ching），探討朱子的易學思想。

4.2.2朱學研究的“外在進路”

外在進路是指從(cong) 政治、曆史等外圍角度探討朱熹思想的研究路徑（同上：125）。20世紀下半葉，西方學界還將朱學研究擴展到其哲學以外的領域。

1）著眼朱學的政治曆史因素。謝康倫(lun) （C.Schirokauer)1962年發表《朱熹的政治生涯：一個(ge) 兩(liang) 難的問題》（Chu Hsi’s political career:A study in ambivalence），曆述朱熹出仕入仕的經曆；劉子健1973年發表《新儒學如何成為(wei) 國家正統》（How did a neo-confucian school become the state orthodox?），探討朱學成為(wei) 正統的曆史因素；赫格（J.W.Haeger)1975年出版《中國宋朝的危機與(yu) 繁榮》（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考察朱子的政治生涯；田浩（H.C.Tillman)1992年出版《儒學話語與(yu) 朱學的主流化》（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通過重構曆史考察朱學的形成和發展。

2）關(guan) 注朱子詩學。李祁1972年發表《詩人朱熹》（Chu Hsi the poet），探討朱子的詩與(yu) 文藝特色，其中還英譯了數十首朱子的詩作；陳榮捷1975年發表《新儒學之詩》（Neo-confucian poems），認為(wei) “相比詩人，朱熹更是位哲學家”（Chan 1975:12），因而考察了朱子詩中的理學思想痕跡，並譯詩四首。

3）探討朱子經學。賈德訥1978年完成博士論文《宋代的經典：朱子對〈大學〉的詮釋》（The Classics During the Sung:Chu Hs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Ta-Hsueh）後，開始鑽研朱子經學，並於(yu) 1986年出版《朱熹與(yu) 大學：新儒家對於(yu) 儒家經典的反思》（Chu Hsi and the Ta-Hsueh:Neo-Confucian Reflection on the Confucian Canon）。

4）關(guan) 注朱學後繼。白詩朗（J.H.Berthrong)1979年完成探討朱子和陳淳思想的博士論文後，開始關(guan) 注朱學後繼。

“內(nei) 在路徑”與(yu) “外在路徑”的交叉融合，使英語世界朱學研究視角不斷擴大，範式不斷融合，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新局麵。

總之，20世紀下半葉，朱學在英語世界的翻譯與(yu) 研究蔚為(wei) 大觀4。陳榮捷等人的翻譯為(wei) 西方提供了權威的朱學研究文本，也因此開創了以朱釋朱的朱學西傳(chuan) 模式。這一階段譯介的目的不再是為(wei) 了西方哲學，而是為(wei) 朱學本身。以此為(wei) 導向，朱學譯介開始由簡單比附走向係統多元，譯者大都學養(yang) 深厚，選材範圍不斷擴展，不僅(jin) 深入朱學內(nei) 核，而且廣涉曆史、詩學、闡釋等外在因素，譯介成果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有顯著提高，極大地推動了朱學在英語世界的傳(chuan) 播，並推動了北美新儒學運動的蓬勃發展。當然，這一時期的朱學譯介仍有兩(liang) 個(ge) 問題值得注意：一是譯介主力仍為(wei) 華裔學者，二是傳(chuan) 播範圍仍局限於(yu) 漢學研究圈，普通讀者對朱學仍知之甚少。

5.現代詮釋期（21世紀）：為(wei) 解決(jue) 時代問題提供新途徑

進入21世紀以來，由於(yu) 缺乏類似陳榮捷這樣的推動者，西方並未再有係統的朱學英譯問世，僅(jin) 有艾周思在2014年出版的《儒家之道的重建：朱熹對周敦頤思想的運用》（Reconstructing the Confucian Dao:Zhu Xi’s Appropriation of Zhou Dunyi）中對朱子《太極圖說解》做過簡要節譯。不過，朱學英譯雖已無上世紀的繁榮之勢，但相關(guan) 研究仍在繼續5，且出現了兩(liang) 大新趨勢。

5.1西方朱學譯介的新趨勢

新世紀以來，西方朱學譯介開始展現時代意識。司馬黛蘭(lan) （2009:42）在梳理新世紀朱學研究趨勢時發現“很奇怪，朱熹思想在自然、家庭、性別等研究中出現率特別高”，這看似不合常理的現象正是新世紀朱學英譯時代意識的體(ti) 現。比如，在特別關(guan) 注生態問題的背景下，桑子敏雄（Kuwako Toshio）開始挖掘朱熹的自然思想，1998年發表《朱熹的環境關(guan) 聯哲學》（The philosophy of environmental correlation in Chu Hsi）；金永植（Yung Sik Kim)2000年出版《朱子的自然哲學》（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Chu Hsi），以期從(cong) 朱熹“人與(yu) 自然不可分割、和諧統一”的自然觀中找到解決(jue) 生態問題的辦法（Yung 2000:316）。在性別和身體(ti) 研究興(xing) 盛的背景下，布朗寧（D.S.Browning)2006年在專(zhuan) 著《世界宗教的性別、婚姻和家庭》（Sex,Marriage,and Family in World Religions）中探討了朱熹對家庭和婚姻的態度。田浩2011年出版的論文集《旁觀朱子學——略論宋代與(yu) 現代的經濟、教育、文化、哲學》，以及安靖如（S.C.Angle)2009和2012年出版的專(zhuan) 著《聖境：新儒家哲學的當代意義(yi) 》（Sagehood: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Neo-Confucian Philosophy）及《當代儒家政治哲學》（Contemporar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更是直接關(guan) 聯朱學與(yu) 新時代的發展，解析朱學對當下社會(hui) 的現實意義(yi) 。新世紀，西方朱學譯介秉持強烈的時代意識，以期找到解決(jue) 時代問題的可行辦法，朱學也因此成為(wei) 西方解決(jue) 時代問題的積極參與(yu) 者。

5.2中國朱學譯介的新趨勢

中國學者積極投入朱學英譯是新世紀以來的又一大新趨勢。多年來，中國文化的對外譯介幾乎把重點都放在了先秦（潘文國2017:II）。為(wei) 響應“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時代號召，國內(nei) 近年來先後出版了王曉農(nong) 等翻譯的《〈朱子語類〉選》（2014）和《〈朱子語類〉選譯》（2017）以及潘文國（2017）譯注的傅惠生著《〈朱子全書(shu) 〉及其傳(chuan) 承》，標誌著國內(nei) 英語譯介朱學的開端。傅惠生先以“大家寫(xie) 小書(shu) ”的方式將朱學濃縮成幾萬(wan) 字的簡要專(zhuan) 著，潘文國再將其譯成英文，以通俗的語言引領讀者全麵了解朱熹“理氣妙合”、“心統性情”等哲學思想和曆史傳(chuan) 承，力圖借此引起海內(nei) 外對朱學的關(guan) 注。可見，中國新世紀的朱學英譯試圖走出象牙塔，成為(wei) 中華文化傳(chuan) 播的載體(ti) 。

總之，新世紀的朱學英譯盡管不複上世紀的繁榮之勢，卻已呈現出新時代意識。西方試圖借助朱學為(wei) 當代問題尋找新的解決(jue) 路徑，中國則期望通過朱學英譯傳(chuan) 播優(you) 秀文化，推動中西文化交流互鑒。至此，朱學西傳(chuan) 的時代意義(yi) 得以凸顯。

6.結語

朱學英語譯介已走過二百多年曆程，經曆了傳(chuan) 教士翻譯、以西釋朱、以朱釋朱和現代詮釋四個(ge) 階段。為(wei) 推動朱學今後更加有效地向西傳(chuan) 播，有必要總結其過去傳(chuan) 播的特征，並思考這些特征帶給我們(men) 的啟示。

總體(ti) 而言，朱學譯介具有以下特征：1）時代性。朱學英譯浸潤在每個(ge) 時代的變局中，扮演著不同角色，展現了時代變遷。傳(chuan) 教士翻譯期，朱學作為(wei) 中國宇宙論的代表參與(yu) 了傳(chuan) 教士God譯名的百年論爭(zheng) ；以西釋朱期，朱學作為(wei) 西方哲學的參照，幫助西學豐(feng) 富了思想內(nei) 涵；以朱釋朱期，朱學作為(wei) 漢學研究的主角，推動了北美新儒學運動的蓬勃開展；現代詮釋期，朱學作為(wei) 時代的參與(yu) 者，幫助解決(jue) 時代問題，並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2）片麵性。朱學在英語世界常被片麵地呈現和小範圍接受。一方麵朱學文獻英譯為(wei) 數甚少，盡管《近思錄》、《朱子語類》等均有譯本問世，但隻能體(ti) 現朱學的某些片段，完整體(ti) 現朱熹思想的《朱子全書(shu) 》尚未係統翻譯，英語世界仍未能窺見朱學全貌；另一方麵朱學過去二百年在英語世界的流行其實並不廣泛。19世紀僅(jin) 在傳(chuan) 教士內(nei) 部流傳(chuan) ，20世紀僅(jin) 限西方漢學界小範圍討論，21世紀走出象牙塔的嚐試才剛剛起步。3）務實性。西方譯介朱學體(ti) 現的是實用主義(yi) 目的，除20世紀下半葉陳榮捷等學者為(wei) 真正推介朱學而譯介外，其餘(yu) 的朱學譯介都有明顯的實用目的，試圖從(cong) 中尋找理據以為(wei) 我用。

上述特征為(wei) 我們(men) 進一步譯介朱學提供了重要啟示。時代性要求我們(men) 在未來的傳(chuan) 播中必須清晰思考朱學在新時代的定位。在中國文化走出去、中西文化交融互鑒的背景下，朱學不應隻是西方漢學家用來研究的古代儒學，更應成為(wei) 傳(chuan) 播中華優(you) 秀文化的重要載體(ti) ，成為(wei)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豐(feng) 富思想資源。在這種定位下，朱學不僅(jin) 屬於(yu) 中國，更屬於(yu) 世界。片麵性提醒我們(men) 要進一步加強朱子典籍英譯工作。要充分發揮朱學作用，必須首先為(wei) 英語世界係統呈現朱學全貌。20世紀下半葉以朱釋朱期朱學英譯的繁榮也是由陳榮捷對朱學的係統譯介帶來的。因此，我們(men) 需要培養(yang) 更專(zhuan) 業(ye) 的翻譯團隊，深刻領悟朱學精髓，以深厚的中西學術功底，係統英譯《朱子全書(shu) 》等文獻，這樣才能推動朱學英譯下一個(ge) 繁榮期的到來。務實性要求我們(men) 不能僅(jin) 停留在解釋朱學是什麽(me) ，而要進一步探明朱學的普世價(jia) 值及其在全球化時代的現實意義(yi) ，並將其譯介出去，這樣才有助於(yu) 朱學在英語世界更深入的傳(chuan) 播和接受，從(cong) 而進一步促進中西文明對話，推動世界文明共同發展。

參考文獻
 
Bodde,D.(trans.).1942.The philosophy of Chu Hsi by Fung Yu-Lan[J].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1-51.
 
Bridgman,E.1849.Notices of Chinese cosmogony[J].The Chinese Repository 7:342-347.
 
Bruce,J.1918.The theistic import of the Sung philosophy[J].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9:111-127.
 
Bruce,J.(trans.).1922.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by Chu Hsi[M].London:Probsthain.
 
Bruce,J.1923.Chu Hsi and His Masters: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M].London:Probsthain.
 
Chalmers,J.1876.One page from Choo Foo-Tsze[J].The China Review 4:243-246.
 
Chan,W.T.1963.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n,W.T.(trans.).1967.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The Neo-Confucian Anthology Compiled by Chu Hsi and LüTsu-ch’ien[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an,W.T.1975.Neo-confucian philosophical poems[J].Rendition 4:5-21.
 
Ebrey,P.(trans.).1991.Chu Hsi’s Family Rituals:A Twelfth-Century Chinese Manual for the Performance of Cappings,Weddings,Funerals and Ancestral Rite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ardner,D.(trans.).1990.Learning to Be a Sage:Selections from the Conversations of Master Chu,Arranged Topically[M].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ocking,W.1936.Chu Hsi’s theory of knowledge[J].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109-127.
 
Mc Clatchie,T.(trans.).1874.Confucian Cosmogony:A Translation of Section Forty-nine of the“Complete Works”of the Philosopher Choo-foo-tze with Explanatory Notes[M].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Medhurst,W.1844a.Philosophical opinions of Chu Futsz on the immaterial principle and primary matter[J].The Chinese Repository 10:552-559.
 
Medhurst,W.1844b.Philosophical opinions of Chu Futsz regarding Taikih or the great extreme of the Chinese[J].The Chinese Repository 12:609-619.
 
Needham,J.1956.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2.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M].Cambridge:CUP.
 
Wittenborn,A.(trans.).1991.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M].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Yung,S.K.2000.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Chu Hsi[M].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蔡慧清，2012，論朱子學在英語世界的最早傳播與研究(上)[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126-131。
 
蔡慧清，2014，論朱子學在英語世界的最早傳播與研究(下)[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38-43。
 
陳榮捷，1974，歐美之朱子學[J]，《華學月刊》(31):1-23。
 
陳樹千，2017，馬禮遜朱子學研究[J]，《曆史文獻研究》(2):63-71。
 
潘文國，2017，《漢英對照近世經典與傳統文化係列》總序[A]。載傅惠生(著)《〈朱子全書〉及其傳承》[M]，潘文國譯注。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I-IV。
 
賴文斌，2016，朱子學在英語世界的首次翻譯：以《中國叢報》為中心[J]，《上海翻譯》(3):67-71。
 
林金水，1997，《福建對外文化交流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劉笑敢，2006，反向格義與中國哲學方法論反思[J]，《中國哲學》(4):34-39。
 
盧睿蓉，2011，美國朱子學研究發展之管窺[J]，《現代哲學》(4):122-126。
 
孟德衛，2010，《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M]，陳怡譯。鄭州：大象出版社。
 
彭國翔，2012，近三十年(1980-2010)英語世界的朱子研究--概況、趨勢及意義[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34-38。
 
帥司陽，2018，重塑朱熹--“譯名之爭”語境下裨治文對《禦纂朱子全書》的節譯[J]，《翻譯界》(1):25-40。
 
司馬黛蘭，2009，近期西方對朱熹的研究[A]。載吳震(編)，《宋代新儒學的精神世界》[C]。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35-51。
 
朱謙之，2006，《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注釋
 
1.雖然利瑪竇等早在16世紀便已開啟“東學西漸”曆史，且據朱謙之(2006:201)考證，朱熹的名字也早在1741年前便已出現在英文文獻中，但由於耶穌會士發現，程朱理學不僅違背了儒學初衷，而且已從對經書的注釋中發展出了一種可與基督創世觀念相競爭的宇宙哲學(孟德衛2010:47)，於是將朱學視為“正統儒學的異端”加以抑製(朱謙之2006:200)，致使其在19世紀新教傳教士到來前在英語世界一直處於沉寂狀態。
 
2.除正文提到的學者外，1950年卡拉漢(P.E.Callahan)還曾發表《朱熹與聖多瑪斯之比較》(Chu Hsi and St.Thomas:A comparison)，隻是通篇所論以聖多瑪斯為主；1959年俞檢身(David C.Yu)完成了關於朱熹與懷特海比較研究的博士論文，但其關注的焦點亦非朱熹。
 
3.狄百瑞也曾對朱熹開展過研究，但仍沿用“以西釋朱”的做法，他研究朱熹“克己複禮”等思想的目的都是為了在朱學中發掘西方的自由主義精神(盧睿蓉2011:125)。
 
4.當然，該階段仍有學者從比較哲學視角譯介朱學，其中以白詩朗最典型，他於1998年出版《論創造性：朱熹、懷特海與南樂山的比較》(Concerning Creativity:A Comparison of Chu Hsi,Whitehead,and Neville)。
 
5.一方麵上世紀活躍的學者仍不斷推出新成果，如賈德訥完善了朱子經學研究；另一方麵，秦家懿、利維(M.A.Levey)、區建銘、哈特曼(C.Hartman)、李明輝、瓊斯(D.Jones)、馬克姆(J.Makeham)等新生力量也不斷對朱學由內至外進行探索，繼續推動朱學在英語世界的深入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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