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孔子遺產裏痛苦掙紮
作者：許小年
來源：中國經濟網


   2011年1月11日，一座總高為9.5米的孔子青銅雕像在國家博物館北廣場落成，天安門地區又添文化新地標。

　　看到這條消息後，筆者發了條微博：“孔子被批60年，這銅像算是‘平反昭雪’麽?看來僅有GDP還是不行，一個民族要有精神和思想的認同，否則就會散掉。但認同誰呢?馬克思還是孔子?”改革開放30多年後，華夏民族碰上了前所未有的認同危機。

　　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意味著在不觸動基本的社會和政治結構的前提下，在經濟層麵上迅速推進市場化的改革，政府作為現有規則的執行者和現有秩序的維護者，發揮著較其他轉型國家政府更多的職能。然而強勢政府如同雙刃劍，一方麵保證了社會和經濟秩序的穩定，使中國免受前蘇聯、東歐國家經濟轉型之苦;另一方麵，由於缺少製約，政府越來越多地參與和幹預經濟活動，逐漸轉變成為帶有自身利益訴求的規則執行者，也就是通常所講的親自下場踢球的裁判。

　　這樣的裁判對社會公平的破壞是顯而易見的：機會嚴重不均，貪汙腐敗盛行，收入兩極分化。過去兩千年中困擾中國社會的痼疾再次顯現，人們自然想到用同樣悠久的儒家學說去應對。

　　與經濟的繁榮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思想的貧乏，生於“禮崩樂壞”時代的孔夫子勉為其難，再次披掛上陣。

　　孔子會發現，這一次賦予他的使命幾乎是無法完成的，他要為現代人找到新的核心價值觀，並為他們的精神尋求新的寄托。核心價值觀是現代社會秩序和遊戲規則的倫理基礎，社會精神則要滿足現代人對人生意義的探求。畢竟小康生活隻是延續生命的手段，對於亙古不變的問題——人為什麽活著，溫飽加深而不是緩解了精神上的焦慮。

　　孔子會發現，他所建立的儒家學說和現代的普世價值觀既有相容也有衝突之處。孔子主張“仁者愛人”，孟子講“民貴君輕”，與尊重個人權利的現代觀念不無呼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不失為樸素的理性主義。但在如何達成“仁”上，孔子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人特別是社會精英如君主和君子的自覺上。欲使“仁”成為他們的自覺，儒學就要成為他們的信仰。

　　現代社會卻是多元的，既有利益的多元，也有信仰的多元，帝王不可能再“獨尊儒術”，教皇也不能以基督的名義號令天下。在現代社會中，信仰是個人的私事，必須允許不同的信仰和平共存，允許儒、佛、道、基督、伊斯蘭等宗教以及無神論的和平共存。要想在多重信仰的環境中建立一致認同的遊戲規則，現代社會需要跨出重要的、也是儒家從未思考過的一步——私域和公域的分離，或者信仰和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分離。

　　信仰將被當作個人事務，完全留在私域中，公域中的機構特別是政府並不幹涉私域中的活動，這就是憲法所保證的公民信仰自由。公域的構建則需要從不同的信仰中，抽取共同的交集，作為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得到全體社會成員自覺和自願的認同。用中國人的話講，構建公域的原則就是“求同存異”。

　　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以個人為中心，主張每個人擁有同樣的權利，每個人是他自己的主人，任何人不得也不可能以任何名義決定他人的命運。儒家在個人權利上沒有也不可能像現代人這樣徹底，例如“小人”的權利就與君子的不同，婦女的權利就和男人的相異。

　　崇尚個人權利不會形成隔絕、分散的“個人孤島”，市場經濟消除了個人之間的冷漠。在為他人生產的市場經濟中，企業要想賣掉自己的產品賺錢，必先滿足他人的需求，利已必先利他。市場假借人的利已之心為社會服務，這是斯密的偉大發現。孔子講“克已複禮”，市場經濟中的個人不必克已，克己是不自然的，依靠克己維持的社會秩序因此是非常脆弱的。

　　在現代社會中，個人私欲的膨脹從外部受到法律的製約。為了保護每個人的權利，全體社會成員同意建立一組遊戲規則——法律，協調個人的活動，裁決個人之間的利益衝突。法律是眾多平等的個人簽訂的契約，而不是君王規範臣民行為的律令。法律具有強製力，而儒家一味宣揚的道德隻具精神的感召力。人是奇特的動物，“一半為天使，一半為野獸”，馴服野獸靠皮鞭——強製執行的法律，而儒家的失算就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假設上。

　　回顧曆史，孔子會發現，傳統其實並不在他一邊。雖說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祭上神壇的是董仲舒修改過的儒學，而不是孔子和孟子為代表的早期儒家。董仲舒抽掉了民權，保留了秩序，儒學就此變為君王的統治術。對此漢宣帝講得再清楚不過，“漢家自有製度，本以王霸道雜之”。王道就是講仁義道德的儒家，霸道就是講強權政治的法家。在尋找現代社會認同時，人們應特別關注早期儒家，即孔孟的、沒有被閹割的儒家。

　　從早期儒家的民貴君輕思想到現代的權利與自由，其間有著太多的斷裂鏈條，一一拾綴補齊，起碼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重豎一尊銅像容易，重塑民族精神難。

　　孔子帶著他一貫的寬厚笑容，正注視著現代人在他的偉大遺產上痛苦地掙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