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數”統攝“人”與(yu) “政”

——董仲舒數哲學的理論構架及價(jia) 值展開

作者：王傳(chuan) 林（哲學博士，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來源：《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20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四月十六日辛亥

          耶穌2020年5月8日

摘要：

從(cong) 數之維度探尋董仲舒視域中的天數、人身與(yu) 政製之內(nei) 在關(guan) 聯有利於(yu) 建立董子哲學研究的新理路與(yu) 新範式，有利於(yu) 探明儒學在西漢前期的發展路向與(yu) 水平，有利於(yu) 重估董子哲學的時代價(jia) 值與(yu) 曆史地位。基於(yu) 此，我們(men) 依循探因、述學、明變之路徑與(yu) 方法，從(cong) 解釋學的維度還原與(yu) 重構董仲舒數哲學的理論構架與(yu) 價(jia) 值向度。董仲舒數哲學是建基於(yu) “天數”統攝“人”與(yu) “政”之內(nei) 在關(guan) 聯之上的。董子基於(yu) 數與(yu) 比數而建立的天人關(guan) 係、天政關(guan) 係不應隻從(cong) 宗教信仰與(yu) 政治神學的角度來詮釋，因為(wei) 董子之論隱藏著通過比之天數而轉借自然理性為(wei) “人”與(yu) “政”尋找道德理性與(yu) 製度理性的理論動因。董仲舒眼中的天數作為(wei) 本源性存在貫通人與(yu) 政，是人之德性與(yu) 政之理性的價(jia) 值本源。從(cong) 玄遠之天到數度之天，天數的湧現使得宇宙秩序井然、倫(lun) 常秩序井然、政製秩序井然。從(cong) 天數到身體(ti) 之數，天數之德性漸次呈現；從(cong) 天數到政製之數，天數之價(jia) 值漸次展開。在天數的統攝下，身體(ti) 與(yu) 政製獲得存在的基礎與(yu) 生命力，以及道德理性與(yu) 製度理性。正是因為(wei) 天、人、政之間存在同數，天數得以貫通人與(yu) 政，隨之，天人合一與(yu) 天政合一有了可能，人與(yu) 政的價(jia) 值得以漸次展開。

關(guan) 鍵詞：天數；身體(ti) ；政製；數哲學；價(jia) 值向度；

西漢醇儒董仲舒(前179—前104)是推動景武之際漢帝國政治理念從(cong) 黃老的“無為(wei) ”向儒家的“有為(wei) ”轉變的重要人物之一。令人遺憾的是，近現代以來，董仲舒及其哲學思想多遭貶抑，其思想之精髓多被遮蔽，不少論者流於(yu) 神學目的論與(yu) 唯心主義(yi) 之判分，缺少客觀而公允之評價(jia) ，因此董子之學尚有諸多值得挖掘之處。漢初，賈誼、董仲舒以及《淮南子》與(yu) 《黃帝內(nei) 經》等對“數”的認知與(yu) 闡發形成了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數思維，建構了不同於(yu) 西漢前期源於(yu) 《周易》的術數之學的數哲學。其中，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數”與(yu) “官製象天”，構建出較為(wei) 典型的理論範式與(yu) 頗具特色的數哲學。

近現代以來，比較有代表性的《中國哲學史》著作關(guan) 涉董仲舒時多是言及天人感應，如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①、馮(feng) 友蘭(lan) 的《中國哲學史新編》②、鍾泰的《中國哲學史》③、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④等。於(yu) 古代思想史與(yu) 董學專(zhuan) 題研究言及人副天數者既有主張神學目的論的，也有主張政治哲學論的。其中，侯外廬等人的《中國思想通史》將董子哲學視為(wei) “中世紀神學正宗思想”(1)，並指出“這種神學，不啻是武帝雄才大略的代數學”②。徐複觀的《兩(liang) 漢思想史》認為(wei) “董氏與(yu) ‘天數’相副合，這隻可視作數字遊戲，與(yu) 上述的以五官配五行，同樣沒有一點意義(yi) ”(2)。周桂鈿的《董仲舒研究》將董仲舒的陰陽五行論視為(wei) “政治哲學的符號係統”(3)。餘(yu) 治平的《唯天為(wei) 大——建基於(yu) 信念本體(ti) 的董仲舒哲學研究》提出“‘十如更始’與(yu) 數的宇宙生成論性質”(4)。美國學者桂思卓的《從(cong) 編年史到經典:董仲舒的春秋詮釋學》洞見董仲舒哲學中的“同數”範疇(5)。另外，華友根認為(wei) “‘元’既是神秘的意識，又是有益於(yu) 人類和萬(wan) 物的物質”(6)。張祥龍認為(wei) “‘元’必定是一個(ge) 最原本的發生，一個(ge) 正在生成中的‘發端’”(7)。蔣重躍提出“‘元’乃更始，有斷與(yu) 續相統一的寓意”，“‘一’是對經驗事實進行抽象的結果”，“‘一’或‘元’本身就包含著一與(yu) 多的矛盾，矛盾運動就構成了事物的發展過程”(8)。由上可見，不少學者從(cong) 不同角度對董仲舒哲學中的數已有散論。紹述前人之論，筆者於(yu) 2011年發表《略論“數”的哲學意蘊與(yu) 董仲舒的邏輯理路》(《衡水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首度嚐試從(cong) 數的視角去剖析董仲舒的數思想，於(yu) 2015年發表《董仲舒之“數”》(《光明日報》，2015年11月23日，第16版)首提“董仲舒數哲學”之概念，並於(yu) 博士學位論文中繼續圍繞“董仲舒數哲學”展開深度探究。於(yu) 筆者提出“董仲舒數哲學”之研究範式而言，錢穆的觀點頗具啟發性。錢穆認為(wei) :“仲舒始以數理觀念代替先秦道家之自然觀念，謂宇宙間一切事象物質之變化，其背後皆有一種數與(yu) 理之作用引生而推動之。蓋凡事物之同類者，積至於(yu) 某程度、某數量，即可引起某種變化，此乃自然之理，實即一種使之然之理也。”(9)在此，我們(men) 圍繞董仲舒數哲學建構的“天數”統攝“人”與(yu) “政”的內(nei) 在關(guan) 聯與(yu) 價(jia) 值向度，探其學理之究竟。

董仲舒眼中的“數是天道的一種表現”(11)，“天地及萬(wan) 物會(hui) 表現而為(wei) 數，故通過數可以把握天道及萬(wan) 物的活動”(12)。他說:“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動》)；“人之形體(ti) ，化天數而成”(《春秋繁露·為(wei) 人者天》)；王者製官，“用歲之度，條天之數”(《春秋繁露·官製象天》)。換言之，“數”作為(wei) 本源性所在向“人”揭示宇宙的圖景、結構與(yu) 本質。其中，天數以陰陽、四時與(yu) 五行等所呈現的自然世界蘊藉著天道、善與(yu) 美。所以，董子基於(yu) 天數所想象的自然世界與(yu) 其說是算術世界，不如說是理念世界與(yu) 善的世界。其實，董子視域中的“數”既有理念數之義(yi) ，又有數學數之義(yi) ；理念數強調的是數之道、規律性或必然性之義(yi) ，是很難被抽繹成數字的，而數學數強調的是數字、數列與(yu) 數理，則是通過數字來呈現的。另外，董子曰“九句者，陽數也”(《春秋繁露·郊祀》)中的“陽數”蘊有術數之義(yi) ，其言“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yu) 身，身猶天也，數與(yu) 之相參，故命與(yu) 之相連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數》)則闡明“數”中蘊含命運之義(yi) 。當“數”作為(wei) 哲學範疇出現在董子視域中時，它便成了董子形而上學的主題。同時，“數”成了統攝天、人與(yu) 政的共同的本源性所在，恰恰是因天、人與(yu) 政皆擁有“數”，“人副天數”與(yu) “官製象天”才有了可能，才有了意義(yi) 。值得指出的是，數與(yu) 數字於(yu) 漢初被深入而係統地融入儒學不僅(jin) 反映出儒學在新時期向體(ti) 係化發展的理論需求，而且反映了西漢前期哲學思辨水平的新趨向與(yu) 新高度。

一、仰觀蒼天，數在其間

從(cong) 直觀與(yu) 思辨之數繹出數字是對數本身的一種量化與(yu) 解構，在從(cong) 數繹出數字的過程中，“數字是最純靜、最明晰和最抽象的觀念，因此它們(men) 特別為(wei) 人所稱道。從(cong) 而，每一事物都成了可度量、可重複或可顯現的圖式”(10)。從(cong) 認知對象中繹出數，又從(cong) 數中繹出數字，並且再由此反向去把握認知對象，這種哲學思維可以視為(wei) 是一種基於(yu) 數與(yu) 數字的理解的藝術，這種理解的藝術洋溢著豐(feng) 富的想象力。從(cong) 數繹出數字，將源於(yu) 直觀與(yu) 感性的甚至模糊的認知與(yu) 思辨逐漸清晰化、序列化，這是人們(men) 從(cong) 數量的維度進一步把握存在與(yu) 物自體(ti) 的重要路徑之一，盡管其中會(hui) 出現某種背離化與(yu) 差異化。大體(ti) 而言，數作為(wei) 感知與(yu) 思辨的對象可以分殊為(wei) 理念數與(yu) 數學數，不過，有時理念數與(yu) 數學數又是融合的；或曰“數就是感官事物本身的思。因此我們(men) 在將宇宙解釋為(wei) 數的嚐試裏，發現了到形而上學的第一步”(11)。這一點在董仲舒的數哲學中體(ti) 現得尤為(wei) 顯著。

仰觀蒼天，數在其間。董仲舒視域中的“天數”是“天”作為(wei) 本源性存在的映現，正是在“天”呈現自身的過程中，數與(yu) 數字出現了。董子認為(wei) “求天數之微，莫若於(yu) 人”(《春秋繁露·官製象天》)，並且用“天數”統攝“人”與(yu) “政”，其旨在“尋求建立一個(ge) 形上學和宇宙論的體(ti) 係，以為(wei) 當時政治的合法性和社會(hui) 價(jia) 值體(ti) 係的重建，奠定一超越性的基礎”(12)。聖人觀天知數，寄道於(yu) 《春秋》，《春秋》貴元、重一，董子曰:“謂一元者，大始也”(《春秋繁露·玉英》)，“《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yi) 以隨天地終始也”(《春秋繁露·重政》)。其實，《春秋》變“一”謂之“元”是在強調“一”與(yu) “元”是萬(wan) 物之本，“乃在乎天地之前”，或曰，“一”與(yu) “元”具有本源性與(yu) 形上性，是一切存在的本源與(yu) 價(jia) 值的源泉。數起於(yu) 一，至十而複；“人本於(yu) 天，天本於(yu) 元，元生於(yu) 一，是故數始於(yu) 一，萬(wan) 物之本也”(13)。董子眼中的天擁有數並通過“十端”來呈現其數——“天之數畢於(yu) 十”——“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yu) 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春秋繁露·天地陰陽》)。在他看來，“天之大數，畢於(yu) 十旬。旬天地之間，十而畢舉(ju) ；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十者，天數之所止也。古之聖人，因天數之所止，以為(wei) 數紀。十如更始，民世世傳(chuan) 之，而不知省其所起。知省其所起，則見天數之所始；見天數之所始，則知貴賤逆順所在；知貴賤逆順所在，則天地之情著，聖人之寶出矣”(《春秋繁露·陽尊陰卑》)。由是觀之，董子視“一”為(wei) 天數與(yu) 天道之本根，視“十”為(wei) 天之大數且有圓滿與(yu) 善美之義(yi) ，他認為(wei) 天道無二，“至畢時而止，終有複始於(yu) 一”(《春秋繁露·天道無二》)。較之，董子對天的數度化想象與(yu) 思辨突破了前儒對天的直觀與(yu) 臆測。他一方麵繼承了前人對天的人格化論證，另一方麵又將陰陽、五行與(yu) 人一起納入到天的架構中，凡此使得天不僅(jin) 有了人格屬性，而且有了具體(ti) 內(nei) 容。其實，董子眼中的天數正是通過具體(ti) 內(nei) 容——陰陽、四時、五行與(yu) 人來呈現的。反觀之，人正是通過天湧現出的具體(ti) 內(nei) 容——陰陽、四時、五行與(yu) 人自身來認知天數與(yu) 天道的。

麵向自然存在本身，繹出數與(yu) 數字(繹出數度之道)。數字源於(yu) 數，是最純靜、最明晰和最抽象的概念。數作為(wei) 本源性所在通過定數、變數、數度與(yu) 數目等麵相和方式呈現自身，猶如花朵、花色、花香、花枝、花葉與(yu) 花瓣等對花的呈現。數在定數、變數、數度與(yu) 數目等麵相和方式呈現自身的過程中進入現象界並持存於(yu) 天地萬(wan) 物之中，進而，呈現於(yu) 世界、呈現於(yu) 人。董子眼中的天地萬(wan) 物之中皆有數，其中，天數統攝萬(wan) 物之數；在天數的光芒中，自然萬(wan) 物呈現出可以度量與(yu) 可以顯像的數理圖景。所以在董子那裏，天數並不是一般意義(yi) 上的量詞，而是具有形而上學之意蘊的名詞。從(cong) 自然世界到人化世界再到精神世界，從(cong) 自然法則到人倫(lun) 法則再到道德理性，數字不再像空洞的符號帶著飄忽不定的含義(yi) ，而是被賦予了倫(lun) 理、道德與(yu) 政治等意涵；數字作為(wei) 一種語言符號甚至比文字更為(wei) 抽象、更為(wei) 單純，而且富於(yu) 直觀與(yu) 澄明。天地氤氳，萬(wan) 物混雜，天數湧現為(wei) 之安排，宇宙遂以秩序井然，人倫(lun) 遂以秩序井然，政治遂以秩序井然。所以，董子眼中的天數是人與(yu) 政、道德與(yu) 倫(lun) 常乃至一切存在的本源性所在。無獨有偶，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wei) “數乃萬(wan) 物之原”(14)，甚至認為(wei) “數”是“終極的原因”(15)。他們(men) 有時將宇宙萬(wan) 物之中的神秘之數混同於(yu) 表達數學理性的純粹之數，有時又將數的內(nei) 涵(本質、德性、規則等)和現實生活現象相比附。這一點和董仲舒提出的“人副天數”與(yu) “官製象天”以及由此展開的天人感應和天譴機製頗為(wei) 相似。畢達哥拉斯學派將“數的恰當排列”視為(wei) “宇宙的法則”，認為(wei) “萬(wan) 物皆可以數來說明”③，他們(men) 相信數中蘊含和諧、規律、秩序與(yu) 美善。與(yu) 畢達哥拉斯學派略有不同，董仲舒將身體(ti) 與(yu) 政製納入天數之中，強調天數通過陰陽出入、四季輪回、歲月更續與(yu) 大道流行而綻放，“人”通過“人副天數”窺見自身與(yu) 上天的奧秘，同時又通過“條天之數”與(yu) “官製象天”去揭櫫政治法則與(yu) 自然法則之間的內(nei) 在關(guan) 聯。可以說，在董仲舒與(yu) 畢達哥拉斯學派那裏，通天下一數而已或曰宇宙的統一性在於(yu) 數；隻是，他們(men) 未經邏輯分析與(yu) 科學實證的觀察與(yu) 體(ti) 悟往往是全憑詩意化的想象與(yu) 宗教式的信仰。換言之，他們(men) 的思想深處殘存著一種原始宗教與(yu) 數度推理的密切交織，“一種道德的追求與(yu) 對於(yu) 不具時間性的事物之邏輯的崇拜的密切交織”(16)。這種思想的起點往往是“從(cong) 宗教的靈感中引申出來的”(17)，故多流於(yu) 神秘與(yu) 超驗。

誠然，人們(men) 對數與(yu) 天數的最初認知多是源於(yu) 經驗與(yu) 直觀，人們(men) 在日常生活生產(chan) 中根據季節變化、晝夜更替等自然現象總結出自然規律——天地之數。比如，基於(yu) 對自然物質、自我身體(ti) 、社會(hui) 倫(lun) 常與(yu) 政治管理的經驗與(yu) 直觀，人們(men) 發現“五行”(金、木、水、火與(yu) 土)與(yu) “五髒”(心、肝、脾、肺與(yu) 腎)，人們(men) 提出“五常”(仁、義(yi) 、禮、智與(yu) 信)與(yu) “五官”(司農(nong) 、司馬、司營、司徒與(yu) 司寇)等，並依據對應性與(yu) 生克性、有序性與(yu) 和諧性等特性來建構它們(men) 彼此之間的關(guan) 係。盡管通過經驗與(yu) 想象建構的天人關(guan) 係、倫(lun) 常關(guan) 係、天政關(guan) 係並不具有懷疑與(yu) 反思精神，隻是印證想象與(yu) 信仰。或因於(yu) 此，董仲舒的這種看起來理路清晰的理論建構，其實隱藏著晦暗乃至神秘的一麵。這一點在他以比德與(yu) 比數的論式解釋自然現象時有所體(ti) 現。麵對聲比則應與(yu) 磁石取鐵的自然現象，董仲舒沒能給出精致而科學的合理解釋，他隻是清楚地意識到諸如此類的自然現象“奇而可怪，非人所意也”(《春秋繁露·郊語》)，並且明確指出“非有神，其數然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動》)。不僅(jin) 如此，董仲舒從(cong) 道德形上學的維度指出天數之中蘊涵道德理性。他說:“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春秋繁露·陽尊陰卑》)。同時，他通過自然現象繹出人倫(lun) 之理。他言:“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諦，類死義(yi) 者；羔食於(yu) 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春秋繁露·執贄》)，又曰:“山則巃嵸藟崔，嶊嵬嶵巍，久不崩阤，似夫仁人誌士”，“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既似力者；……鹹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春秋繁露·山川頌》)。可以說，正是通過對自然萬(wan) 物與(yu) 自然現象的觀察和類喻，董仲舒從(cong) 自然法則中繹出了人倫(lun) 法則與(yu) 政治法則，同時他有意突出了德性的本體(ti) 意蘊以及萬(wan) 物皆有德性的價(jia) 值旨趣。誠然，董仲舒從(cong) 比數與(yu) 比德維度展開的觀察與(yu) 想象既有樸素的科學性，又有非科學性，同時充溢著詩意化的描繪與(yu) 道德化的比類，致使其對數的想象夾雜著原始宗教的神秘性與(yu) 泛道德主義(yi) 的非理性。尤其是他將宇宙的統一性理解為(wei) 數，盡管凸顯了數之於(yu) 其理論建構的重要性，但卻沒能消解天人感應與(yu) 天譴過程中的宗教性與(yu) 神秘性。

二、俯察自身，數在其身

通過“察身以知天”與(yu) “以身度天”(《春秋繁露·郊語》)，人在觀照自身與(yu) 上天時窺見身之數與(yu) 天之數及其內(nei) 在機緣。董仲舒眼中的自然世界與(yu) 身體(ti) 世界基於(yu) 數與(yu) 比數而擁有同構與(yu) 同質之關(guan) 聯，其間，天數以其自身的圓滿性引領人、教化人。正是在追尋天數、領悟天數的過程中，人由自然存在變成道德存在，實現天人感應與(yu) 天人合一，進而完成自我道德水平的提升與(yu) 自我價(jia) 值的展開。

俯察自身，數在其身。董仲舒認為(wei) 天以終歲之數而成人之身，人之身體(ti) 所呈現的具體(ti) 數字皆副之於(yu) 天，骨之小節副日數、骨之大節副月數、內(nei) 之五髒副五行數、外之四肢副四時數、人之視瞑副晝夜、人之剛柔副冬夏、人之哀樂(le) 副陰陽、行有倫(lun) 常副天地，一言以蔽之，人與(yu) 天以數相合。“任何敏銳的反思性身體(ti) 自我意識，所意識到的總是超過身體(ti) 自身。”(18)正是在將天與(yu) 人相比數、副類與(yu) 偶合的過程中，董子看見了天與(yu) 人在數量維度上的偶合性與(yu) 統一性，為(wei) 天誌的下落與(yu) 人意的上達建構了縝密的邏輯理路，由此完成了基於(yu) 身體(ti) 經驗與(yu) 直觀之上的對天的人格化與(yu) 數度化想象和演繹，從(cong) 而彌合了天人相分的距離，為(wei) 天人感應與(yu) 天人合一找到了通路。身體(ti) 是感知自然界的媒介，基於(yu) “以身度天”，董子發現“天，……與(yu) 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義(yi) 》)，提出“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le) 之心，與(yu) 人相副”(《春秋繁露·陰陽義(yi) 》)與(yu) “天之副在乎人”(《春秋繁露·為(wei) 人者天》)，這是董子天人互副思想的依據所在。基於(yu) 此，董仲舒指出“人”之身體(ti) 所呈現的圖景與(yu) 數字和“天”所蘊含的圖景與(yu) 數字是相同的。他說:“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數》)同時，他指出“天之大數，畢於(yu) 十旬；……人亦十月而生，合於(yu) 天數也”，並且強調“天道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合於(yu) 天道也”(《春秋繁露·陽尊陰卑》)。可以說，正是因為(wei) 天人同數，董子數哲學間架中的“天人的關(guan) 係，扣得更緊”(19)。盡管董子提出的天人相副略有牽強附會(hui) 之嫌，但是其論卻有著非常清晰的政治隱喻與(yu) 理論指向，那就是他強調的“為(wei) 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春秋繁露·為(wei) 人者天》)；人主通過觀身、省身、治身而治國理政:“答天之四時而忠受”，循時而修身，法時而為(wei) 政；其身在四時之中展開，其政隨四時之序而展開。或曰，人主循時而修身——成德行，依時而為(wei) 政——成德政；由感時憂世演繹循時成德與(yu) 依時成政，如此一來，時與(yu) 德、政三者之間便有了內(nei) 在關(guan) 聯，天、人與(yu) 政三者之間便有了內(nei) 在關(guan) 聯。所以，董子強調“君子治身，不敢違天”，“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並”(《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即強調人君治身不可違天、不可縱欲，當循天道以修身，隨天數以節欲。不僅(jin) 如此，董子還強調“身之名，取諸天。天兩(liang) 有陰陽之施，身亦兩(liang) 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與(yu) 天道一也”，又曰“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禁天所禁，非禁天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董子之意是說天有陰陽、身有貪仁，身應如天一樣有所禁止，但是，身對天則無禁止。對於(yu) 人主而言，“為(wei) 人主之道，莫明於(yu) 在身之與(yu) 天同者而用之”(《春秋繁露·陰陽義(yi) 》)。可見，董子的天人相副與(yu) 天人感應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數哲學旨在通過借助客觀的形而上的依據去尋繹道德理性、構建人倫(lun) 規範，並試圖以此實現約束王權、理順秩序、教化人心。

麵向人之身體(ti) ，尋求價(jia) 值所在。通過“治身”喻證“治國”，董子認為(wei) 人的健康是基於(yu) 人體(ti) 內(nei) 部係統的和諧以及天人關(guan) 係的和諧，良好的政治秩序是基於(yu) 社會(hui) 道德秩序的和諧以及君民關(guan) 係的和諧。他說:“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ti) 也。心之所好，體(ti) 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cong) 之。”(《春秋繁露·為(wei) 人者天》)正是基於(yu) 對身心的觀照，董子用人體(ti) 呈現的有機性與(yu) 和諧性比類政治運行的優(you) 良狀態，並以此喻證人君與(yu) 百姓的和洽關(guan) 係。不僅(jin) 如此，董子又用身心關(guan) 係比類君臣關(guan) 係:“一國之君，其猶一體(ti) 之心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而體(ti) 得以全；臣賢，君蒙其恩，若形體(ti) 之靜而心得以安”(《春秋繁露·天地之行》)，“身以心為(wei) 本，國以君為(wei) 主。……形體(ti) 無所苦，然後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後國可得而守也”(《春秋繁露·通國身》)。治身在治心，治國在治君。董子基於(yu) 心體(ti) 關(guan) 係喻證君臣關(guan) 係與(yu) 君民關(guan) 係流溢出從(cong) 道德理想主義(yi) 之維度建構君臣關(guan) 係與(yu) 君民關(guan) 係的價(jia) 值旨歸。這種喻證似乎刻意地回避了政治與(yu) 道德之間的內(nei) 在張力以及君、臣與(yu) 民之間的權力衝(chong) 突與(yu) 人格衝(chong) 突。較之可見，董子對人之身體(ti) 的洞見與(yu) 先秦儒家的見解並不盡同。盡管他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先秦原儒以性情、道德與(yu) 倫(lun) 常來理解人、把握人的要義(yi) ，但是他基於(yu) 直觀與(yu) 經驗之上的以數度來全麵理解人之身體(ti) 和精神、道德與(yu) 倫(lun) 理的路數，卻是先秦原儒不曾涉足的。其實，董子對身體(ti) 的數度化想象與(yu) 比類拓展了前儒的身體(ti) 哲學之論域，而其對治身與(yu) 治國的喻證則豐(feng) 富了前儒的政治哲學之範式；同時，其建構的天人同數、同構與(yu) 同律的理論範式拓寬了先秦傳(chuan) 統儒學在西漢前期的發展路徑，形成了獨樹一幟的理論特色。

盡管董子在以數解人的過程中似乎支離了“人”的整體(ti) 性與(yu) 主體(ti) 性，但他提出“人之超然萬(wan) 物之上，而最為(wei) 天下貴”並且強調“人，下長萬(wan) 物，上參天地”(《春秋繁露·天地陰陽》)，則凸顯了“人”在天地之間的核心地位。“人”正是在參悟天地萬(wan) 物的過程中加深了對自身價(jia) 值的體(ti) 認與(yu) 把握，並使自我之善與(yu) 天地之善無限地切近。在此過程中，個(ge) 體(ti) 的完整性與(yu) 道德性則意味著將被更高級的秩序與(yu) 存在統攝，其實質是個(ge) 體(ti) 把那個(ge) 更高級的秩序與(yu) 存在內(nei) 化於(yu) 自己的生命之中。換言之，通過身體(ti) 的數度映像“重新發現的本體(ti) 論世界和身體(ti) ，不是觀念上的世界和觀念上的身體(ti) ，而是在一種整體(ti) 把握中的世界本身，而是作為(wei) 有認識能力的身體(ti) 的身體(ti) 本身”(20)。基此，“人”便擁有了兩(liang) 個(ge) 秩序——人倫(lun) 秩序與(yu) 宇宙秩序，這或許正是“人”能夠溝通天地、理解萬(wan) 物的關(guan) 鍵所在。人是創造並利用符號的理性存在，人的所有活動都映現符號的意象與(yu) 價(jia) 值的向度，這是人之為(wei) 人的重要標誌之一。在董子眼中，隻有“人”才是萬(wan) 物之靈，隻有“人”才能繼天立極，承天地之造化，建不朽之功業(ye) ，在生生不息的自然世界與(yu) 人化世界建立一個(ge) 屬“人”的價(jia) 值世界。因此，董子強調，“人”作為(wei) “天”的產(chan) 物能夠知天命、盡人事，並通過消解自身的劣根性實現個(ge) 體(ti) 生命的道德超越與(yu) 治國理政方麵的盡善盡美；或曰，“人”能夠以自我內(nei) 在善質的開顯融入到價(jia) 值世界、實現自我價(jia) 值，並且實現自我與(yu) 天地精神的近乎完美的融通與(yu) 合一。

其實，身體(ti) 化與(yu) 數度化是秦漢哲學的普遍特征，人們(men) 通過“以身度天”將散射的目光聚焦到“天”與(yu) “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漢書(shu) ·司馬遷傳(chuan) 》)。較之於(yu) 《淮南子》與(yu) 《黃帝內(nei) 經》，董仲舒建構的數哲學更具特色，因為(wei) 他將天人同數、同構與(yu) 同律推展到政治領域並藉此建構出天、人、政三者互動的數哲學。

三、王者製官，法天之數

董仲舒的數哲學不僅(jin) 關(guan) 切天人問題，而且關(guan) 切天政問題；前者的機製是相互感應，後者的機製是相互對應。誠然，在董子看來，無論是天人之間的感應還是天政之間的對應，皆因存在數與(yu) 比數，這種基於(yu) 數與(yu) 比數的感應和對應關(guan) 係是天道貫通人道與(yu) 政道的關(guan) 鍵。正因於(yu) 此，“官製象天”才有了理論憑依，王者製官才有了價(jia) 值之源。在董子眼中，天德與(yu) 天理皆在“天之數”中呈現，王者通過“用歲之度，條天之數”(《春秋繁露·官製象天》)以修身、製官、理政，因此，人之道德與(yu) 政之官製得以趨近“天之數”，直至實現“合而為(wei) 一”。

王者製官，法天之數。董子認為(wei) ，現實中理想政製的建構與(yu) 權力的合理分配機製應該融通天數，這是其合法性與(yu) 合理性的本源所在。基於(yu) 數與(yu) 比數，董子通過“官製象天”將現實政治中的權力與(yu) 道德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完成了以王者或聖人為(wei) 中心的道德係統與(yu) 權力係統相融合的雙重化製度建構。董子深信德政或德治之可能性是存在的，其本源是天數，其憑依是王者之德或聖人之德，即王者或聖人以其道德之力將道德與(yu) 政治統合起來，實現德、權與(yu) 責的完美統一。進而，董子提出“天之數，人之形，官之製，相參相得”，強調天、人、政三者之間有嚴(yan) 謹的對應關(guan) 係，其《春秋繁露·官製象天》曰:

天數→天有四時，每時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

人身→人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十二節相持而形體(ti) 立矣；

官製→官有四選，每選有三人，三四十二，十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

同時，董子指出“王道之三綱可求於(yu) 天”，並且強調“仁義(yi) 製度之數，盡取之天”(《春秋繁露·基義(yi) 》)。基於(yu) 此，董仲舒將天數融入倫(lun) 常與(yu) 政製之中，即將自然理性融入倫(lun) 理理性與(yu) 政製理性。或曰時間、空間、身體(ti) 、倫(lun) 常與(yu) 官製被董子用數與(yu) 數字統合在了一起，即天數將人與(yu) 政統合起來並湧現出通往至善的路向，由此倫(lun) 常與(yu) 政製、權力與(yu) 人本身的存在便有了理性之基與(yu) 價(jia) 值之源。其實，王者通過“條天之數”而“製官”是“立成數以為(wei) 植”、“備天數以參事”(《春秋繁露·官製象天》)。繼而，王者通過“官製象天”打通天政之間的阻隔，完成理想化的政治製度設計。於(yu) 此而言，用神學目的論概括董子哲學並不是十分恰當，那種將董子哲學視為(wei) 神學目的論的論調是流於(yu) 學術表麵的理解，未能從(cong) 深層次上看到董子哲學的基本特性與(yu) 價(jia) 值旨趣。況且，董子哲學亦非隻是為(wei) 漢武帝張本。董仲舒提出王者製官與(yu) 聖人知天，其潛台詞在於(yu) 規勸人君應當通過提升自身道德素養(yang) 而成為(wei) 王者或聖人，其言“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的深義(yi) 即在於(yu) 此。可見，董子之論隱藏著對聖王政治的殷殷期許。相較於(yu) 《淮南子》與(yu) 《黃帝內(nei) 經》而言，董子數哲學的創新點在於(yu) 他試圖通過“天數”統攝“人”與(yu) “政”，進而實現規約君權、伸張民意以及借天數為(wei) 當世與(yu) 後世立法。所以說，徐複觀所言“董氏與(yu) ‘天數’相副合，這隻可視作數字遊戲，與(yu) 上述的以五官配五行，同樣沒有一點意義(yi) ”(21)的說法是不妥切的。

麵向天數本身，尋繹製度理性。董仲舒通過比數天人與(yu) 比數天政發現數度之道，並將數列展開的基本路向視為(wei) 哲學建構的基本理路。他說:“天地之氣，合而為(wei) 一，分為(wei) 陰陽，判為(wei) 四時，列為(wei) 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在董子眼中，每一種語言、製度與(yu) 思想似乎都可以用純粹的語言——“數字”來闡述，他說:“天所起一，動而再倍”(《春秋繁露·陰陽終始》)，“《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wan) 物之所從(cong) 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wei) 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這無疑是洞見了“一”與(yu) “元”的本源性與(yu) 價(jia) 值性。進而，他指出“聖人見端而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wan) ，類之治也”(《春秋繁露·天道施》)。由“一”而衍，比數天地，董子將先秦儒學與(yu) 數度之道相融通，試圖以源於(yu) 天數的自然理性增加倫(lun) 理製度理性與(yu) 政治製度理性的絕對權威性，為(wei) 其數哲學走向現實尋找嚴(yan) 謹的邏輯論證與(yu) 堅實的理論基石。所以，董子的數哲學呈現出清晰的數度化圖景:自然世界在時空中敞開並湧現出動態化與(yu) 數度化的宇宙圖景，人之身體(ti) 在天數的映照中擁有了與(yu) 之相同的數度之道；聖人或王者通過“條天之數”將自然理性融通到人倫(lun) 領域與(yu) 政治領域，從(cong) 而實現宇宙圖景對人倫(lun) 圖景與(yu) 政治圖景的統攝。基於(yu) 此，董子依據“天有五行”設計出“政有五官”，並參照五行“比相生而間相勝”的基本原理比類出五官之間的協作與(yu) 製衡機製。並且，他從(cong) 官職與(yu) 爵製設計的維度指出:“其數何法以然?曰: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法天一歲之數”，同時強調“諸侯之爵或五何?法天地之數也。五官亦然”(《春秋繁露·爵國》)。董子認為(wei) 五行有序，社會(hui) 和諧；五行失序，社會(hui) 變亂(luan) ；凡此皆取決(jue) 於(yu) 人君修身與(yu) 為(wei) 政是否循天數而行。如果人君失德，天則會(hui) 降災異與(yu) 譴告；人君若要救過補失，則當躬身自省，以德救之，如是，災異就會(hui) 化解。這便是董子眼中的“五行變救”、“五行順逆”、“治亂(luan) 五行”、“治水五行”與(yu) “五行生克”的內(nei) 在理路的體(ti) 現。顯然，董子在強調人君的道德之於(yu) 政治具有重要性的同時，已經認識到過度依賴人君的道德修養(yang) 與(yu) 天賦德性的危險性，因為(wei) 人君的道德價(jia) 值提升與(yu) 擴散往往導致政權運行出現理性缺位，這一點的直接體(ti) 現就是人君的德、權與(yu) 責的不對等。故而，董子強調“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wei) 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春秋繁露·陽尊陰卑》)。董子意在借“天數”中的自然理性填補人君的道德價(jia) 值提升與(yu) 擴散所導致的理性缺失，促使人君由德、權與(yu) 責的不對等狀態歸位於(yu) 德、權與(yu) 責的對等狀態。因此，董子強調人君之修身與(yu) 為(wei) 政皆和五行有密切關(guan) 聯，因為(wei) 道德與(yu) 價(jia) 值正是因循天數湧現的五行而綻開的。不僅(jin) 如此，他還將人之五誌、五常、五事和五行相比附。如此一來，數與(yu) 比數消解了宇宙的神秘性並使之成為(wei) 可理解的宇宙，“數的純粹符號體(ti) 係取代並且取消了日常語言的符號體(ti) 係”(22)，從(cong) 而解決(jue) 了倫(lun) 理道德和政治製度的合法性與(yu) 合理性來源問題。

四、結語

綜上而言，董子之學，默契天數，數統天人，數統天政，自成一家。董子之學不僅(jin) 促進了先秦傳(chuan) 統儒學在西漢前期的新發展，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理論特色與(yu) 敘述風格。數中有道，天數中有天道。天數蘊涵德性、理性與(yu) 價(jia) 值，天數作為(wei) 本源性所在映現在方方麵麵，並通過數度之道擴散到人的道德活動、社會(hui) 活動與(yu) 政治活動之中。從(cong) 天數到身體(ti) 之數，天數之德性漸次呈現；從(cong) 天數到政製之數，天數之價(jia) 值漸次展開。正是基於(yu) 數與(yu) 天數，董子數哲學構建出自然世界向人倫(lun) 世界與(yu) 政治世界展開的理論路徑和價(jia) 值向度。隻不過，董子通過觀察天地陰陽四時五行等自然存在與(yu) 自然現象所獲得的數度理性在某種程度上還隻是一種源於(yu) 自然表象的淺層次的理性與(yu) 天人感通的體(ti) 悟，而且，這種淺層次的理性與(yu) 天人感通的體(ti) 悟一旦獲得並通過道德與(yu) 聖王的轉化而成為(wei) 至上權威或神靈之力，則勢必導致數度理性難以擺脫宗教信仰式的感性與(yu) 神靈崇拜式的神秘，從(cong) 而致使源於(yu) 觀察與(yu) 體(ti) 悟的數度理性的光芒消失殆盡。簡言之，源於(yu) 觀察與(yu) 體(ti) 悟的數度理性盡管融貫了天數的自然理性與(yu) 神秘力量，但其似乎仍然隻是一種有限度的理性。客觀地說，作為(wei) 西漢時代精神的映現，董仲舒的數哲學折射出西漢前期人們(men) 對天、人與(yu) 政的認知深度與(yu) 思辨水平，其哲學作為(wei) 早期中國哲學的新突破對東(dong) 漢及後世均產(chan) 生了較為(wei) 深遠的影響。

注釋
 
1謝無量:《中國哲學史》，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228-237頁。
 
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102頁。
 
3鍾泰:《中國哲學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106頁。
 
4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頁。
 
5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4-110、85頁。
 
6徐複觀:《兩漢思想史》，第2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241、306頁。
 
7周桂鈿:《董仲舒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頁。
 
8餘治平:《唯天為大——建基於信念本體的董仲舒哲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362-367頁。
 
9[美]桂思卓:《從編年史到經典:董仲舒的春秋詮釋學》，朱騰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頁。
 
10華友根:《董仲舒思想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頁。
 
11張祥龍:《先秦儒家哲學九講:從〈春秋〉到荀子》，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頁。
 
12蔣重躍:《董仲舒〈春秋〉學的通史精神初探》，《求是學刊》，2010年第3期，第119-125頁。
 
13錢穆:《莊老通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331頁。
 
14[美]理查德·E·帕爾默:《詮釋學》，潘德榮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291頁。
 
15[德]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30頁。
 
16李景林:《教化視域中的儒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71頁。
 
17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69頁。
 
18[古希臘]亞裏士多德:《形而上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4頁。
 
19[美]梯利:《西方哲學史》，葛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8頁。
 
20[英]羅素:《西方哲學史》，上卷，何兆武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46頁。
 
21[法]羅斑:《希臘思想和科學精神的起源》，陳修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83頁。
 
22(18[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身體意識與身體美學》，程相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20頁。
 
23徐複觀:《兩漢思想史》，第2卷，第241頁。
 
24[法]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薑誌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512頁。
 
25徐複觀:《兩漢思想史》，第2卷，第259頁。
 
26[德]卡西爾:《人論:人類文化哲學導引》，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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