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魯迅與左翼文化的意義 
作者：李詰
來源：作者賜稿



    國學複興在今天的時代是大趨勢，這是一種凡努力過的有道德價值的民族文化精神養分必將瀝沙見金在新的時期重獲意義的必然性的體現。在技術傾向日益受到質疑國學的道德本體價值日益凸顯的時代，縷清中國現代曆史上的反傳統派魯迅及其在文化與政治上做了孤立國學與傳統價值選擇的左翼文化陣營的觀念與實質，對於旨在繼承過去曆史中一切有利有益的文化營養的當今時代的人們，其中蘊含的道德意義的啟示也是意味深長的。

    王元化先生在《杜亞泉文集序言》中，將現代文化思想梳理為四派：中西文化調和派，代表人物是杜亞泉；反對調和主張西學為人類公有之文明派，代表人物是陳獨秀；不排拒傳統但主張以西學為主體不重視中國文化的特性派，代表人物是胡適；強調中西文化之共性主張以中學為主體派，代表人物是吳宓。

    從全部思想傾向來看，作為現代曆史上卓有影響的學者魯迅無疑傾向於以上四派中的第二派，魯迅對於國學與傳統文化的攻擊是尖利而毅然決然的。例如他在《關於新文字》一文中表示：“方塊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裏麵，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隻有自己死。”又例如他在《忽然想到》一文中這樣寫道，“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

    就思想的積極性而言，魯迅攻擊的一個關鍵點集中在國學與傳統文化和專製統治不能截然分離的“吃人性”與“奴役性”上。在小說《故鄉》中，當成年的閏土與童年的玩伴“我”相遇，恭敬地喊“老爺”時，魯迅為人與人之間的隔閡而倍感沉重；當“我”的侄兒宏兒與閏土的兒子水生玩到一起時，魯迅感到希望尚存。人與人之間的隔閡，人與人之間的壓迫，是魯迅一生的敵人。今天看來，魯迅的全盤的反擊傳統的文化態度無疑可商議之處甚多，但魯迅思想中這種堅定的人民性，卻是倡導國學與傳統文化複興的人們在反人民性依然恣肆與無所不在的新的曆史時期，需要格外預防與警惕的。

    中國現代史上，在一九三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前後的十年中，有一個號稱左翼十年的時期。魯迅，實際上是這個時期左翼文化的精神領袖。左翼文化中的平民主義精神與魯迅思想中的人民性是一貫相承的。平民主義與反帝愛國主義是是中國左翼文化占據的兩個道德至高點。一九四九年前，中國的左翼文化長期占據中國思想意識的很大的空間，就是由於占據了這兩個道德至高點。而我們今天的學者們在批評三十年代的中國左翼文化人“理想主義”與“道德的自我迷戀”時 ，卻似乎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魯迅與左翼文化有精神聯係的這種平民主義與反帝愛國主義相結合的基於時代性與人民性的堅定的道德力量。

    平民主義訴諸人民的力量，將代表社會大多數人的平民性與大眾性作為觀念與政治運動的最終的力量來源，對於生活於幾千年專製製度壓迫下的受苦受難的勞動人民而言無疑具有極其巨大的解放性的精神與道德力量。時至今日，中國的平民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政治運動遭遇了重大挫折，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也確實存在一個民主建設乏力的問題。然而在紛繁複雜的世界形勢下，我們亦應看到當代資本主義世界在道德建設上的首鼠兩端性質，其科學發展與道德發展、意識形態政治製度與宗教信仰之間隱藏著深刻的歧異與矛盾。

    資本主義世界最重大而本質的不平等是經濟上的不平等，而經濟平等是其他一切形式的平等的基礎，我覺得凡事實上鼓勵經濟不平等的社會也肯定談不上對自由與博愛等資本主義時代言之鑿鑿的價值理念的實質意義上的珍視。經濟收入上的巨大的貧富差距不僅有害於社會平等，也在助長社會整體性質的享樂主義。你說那些收入在幾千萬上億的資本家們積累著那樣多的私人財富，除了變著法子享樂他們還能幹什麽呢？西方人這種生活方式上包括性方麵的大麵積的享樂主義與他們普遍的宗教信仰是背道而馳的。耶穌怎麽說的？“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摩西十誡的第七條是“不可奸淫。”就是說大量地積累財富放肆享樂與任何一種正教道德規定及其在對人最終最後的歸宿問題上都是相違背與顯然有害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政治製度民主建設上有欠缺現實中也有種種不如意處，但其在對一種世俗與宗教道德有貫通聯係的社會公正與社會道德觀的義無反顧的堅持上，反更具堅定性與邏輯一貫性。因此人民性問題，資本主義科學與道德之間 、政治製度意識形態與宗教信仰之間深刻的歧異與矛盾的問題，以及凸顯道德本體的國學傳統文化與左翼文化理想主義運動之間如何尋找彼此的結合點以臻至新的更高的道德代價與力量的問題等等，在一個理性的時代尤其應該引起我們深深的思考與警示。

    站在一個嶄新時代的當口，我們看到曆史眼光下的國學、魯迅與左翼文化等種種觀念與意識形態之間呈現著一種彼此角力、各據要害，各自都隱含著曆史性的缺憾，而又欠缺一個相互整合的曆史性的嶄新機遇的錯綜複雜的悲劇性意味。這種悲劇性意味是我們這個曆史悠久苦難深重的民族的悲喜交集不配完善的命運的一個關鍵性質的表征，它映襯著一幅善惡交錯、美醜雜陳的充滿乖戾與曲解的曆史圖景，一切都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一切正善融合的機會都曆史性地錯過了。然而社會的長遠發展是一個正、反、合，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揚棄的過程的規律卻是必然性質的。在這個過程中，既往曆史中消極與負向的東西要予以剔除，積極與正善的東西要予以保留與繼承。曆史的悲劇在一種辯證的、更長遠的視域之下，毋寧說是將待轉化的一種曆史喜劇與曆史正劇的不可避免與不可缺少的環節，它必將在能量的釋放和觀念與曆史的綜合與發展的意義上於嶄新的曆史時期重新獲得轉化與意義。一種國學的精髓與人民性和愛國主義精神之間、傳統文化強調道德本體的深刻性與新的世界形勢下突出平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科學與道德性之間共通共融、圓融無礙，並在新的基礎上導致更大與更堅定的道德一貫性的局麵將曆史性地降臨。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