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張立文先生宋明理學研究的邏輯進路 

 作者：張瑞濤（中國石油大學（華東(dong) ）馬克思主義(yi) 學院）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貴州文史叢(cong) 刊》2020年第一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三月初二日丁卯

          耶穌2020年3月25日

摘 要：當代中國著名哲學史家、哲學家張立文先生的宋明理學研究，堅持問題意識和人文關(guan) 懷，梳爬經典，篤思明辨，遵循以下邏輯進路：從(cong) 宋明理學家經典詮釋文本之一的《周易》入手，撰著《周易思想研究》，奠定了全麵論述宋明理學家哲學思想的學術根基；以朱熹研究為(wei) 宋明理學研究的初步嚐試，所撰《朱熹思想研究》成為(wei) “文化大革命”後學術界中國哲學史人物研究的典範之作；以周敦頤、張載、二程、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王夫之為(wei) 核心，係統考察宋明理學家思想演進脈絡的《宋明理學研究》，主張宋明理學有主流與(yu) 非主流之分、主流又有三係之別，明晰了宋明理學的基本內(nei) 涵與(yu) 思想特質；因緣際會(hui) ，由朱子學研究而推演為(wei) 韓國大儒李滉研究，以退溪學研究拓展到東(dong) 亞(ya) 儒學研究，並明確提出“東(dong) 亞(ya) 意識”的蘊涵及其和合精神的關(guan) 係。當然，無論是宋明理學名家“個(ge) 案”研究，還是宋明理學“整體(ti) ”研究，始終遵循“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研究方法，這一方法也構成為(wei) 他後來所倡導的“自己講”“講自己”哲學範式的邏輯內(nei) 核。

關(guan) 鍵詞：張立文 宋明理學 邏輯進路

中圖分類號：B2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05（2020）01-08-19

張立文先生，男，漢族，1935年4月28日生，浙江省溫州市人，榮休一級教授，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院長。於(yu) 1956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曆史係中國革命史專(zhuan) 業(ye) ，1960年畢業(ye) 留校，分配至哲學係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任教，曾任教研室主任。迄今為(wei) 止，張先生已出版學術專(zhuan) 著三十餘(yu) 部，主編、合編著作近四十部，發表論文近六百篇，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末提出並創構的“和合學”體(ti) 係，蜚聲海內(nei) 外，是當代中國名副其實的哲學史家和哲學家。張先生的宋明理學研究，堅持問題意識和人文關(guan) 懷，梳爬經典，篤思明辨，創新迭顯，大致遵循了這樣的邏輯進路：以《周易》思想研究入手，奠定宋明理                  學研究的學術根基；以朱熹思想研究為(wei) 宋明理學研究的初步嚐試；以《宋明理學研究》為(wei) 標誌，邏輯地闡論了宋明理學的思想內(nei) 涵與(yu) 分係；由韓國朱子學大儒李退溪研究拓展到東(dong) 亞(ya) 儒學研究，並倡導“東(dong) 亞(ya) 意識”；以“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為(wei) 宋明理學的基本研究方法。

一、以《周易》思想研究入手，奠定宋明理學研究的學術根基

《周易》研究開張先生宋明理學研究乃至學術創新之端緒。張先生於(yu) 1960年6月提前畢業(ye) 後即留校從(cong) 事宋明理學研究。是時，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為(wei) 石峻先生，黨(dang) 支部書(shu) 記為(wei) 尹明先生，二位先生要求張先生搞通中國哲學史，能講中國哲學通史，同時根據教研室人員研究方向，要求張先生重點研究宋元明清理學。1949年後，中國哲學史界一直在批判馮(feng) 友蘭(lan) 的“新理學”，宋元明清理學幾乎是中國哲學史的禁區，幾乎無年輕人敢於(yu) 研究，而張先生則欣然接受，並開拓出一片宋明理學研究的新天地。[①]須知，宋明理學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ge) 頂峰，是中國哲學發展的新階段，亦是儒釋道三家理論思維融合的集中體(ti) 現。其本旨是對漢唐以來章句注疏之學的逆向運動，是“疑經改經”形式下的新儒學複興(xing) 運動。有學者指出，作為(wei) 儒學第二期的宋明理學，為(wei) 應對佛道二家的籠罩性影響，以為(wei) 儒家生活方式奠定哲學基礎，能夠在哲學形態上更凸顯出思辨性。[②]故而，近現代的中國哲學史學家，幾乎都是從(cong) 宋明理學研究起步攀登。因此，張先生明確指出：“總結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展望未來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宋明理學是一把鑰匙。”[③]但是，宋明理學家又多從(cong) 研究《周易》入手，闡述《周易》思想是宋明理學家普遍的治學選擇，如：宋明理學開山鼻祖周敦頤作《太極圖說》《通書(shu) 》(即《易通》)，氣學派代表人物張載有《橫渠易說》，理學家程頤著有《程氏易傳(chuan) 》、朱熹作有《周易本義(yi) 》，心學集大成者王陽明雖無專(zhuan) 門易學著作，但因讀《周易》而龍驛場悟道，宋明理學殿軍(jun) 劉宗周也著有《周易古文鈔》《讀易圖說》等。

張先生曾指出，中國哲學的創新有“三個(ge) 分析維度”，即核心話題的轉向、人文語境的轉移和詮釋文本的轉換：核心話題體(ti) 現特定時代的意義(yi) 追尋和價(jia) 值創造，人文語境是中華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曆史變遷的集中體(ti) 現，詮釋文本是學術思想的符號蹤跡，是智慧覺解的文字報告。[④]宋明理學作為(wei) 儒釋道三教思想長期融突和合的智慧結晶，理學家們(men) 普遍以《論》《孟》《學》《庸》《易》為(wei) 詮釋文本，從(cong) 而實現哲學體(ti) 係的創新。盡管張先生提出中國哲學創新的標誌晚於(yu) 對宋明理學家哲學思想的全麵展開研究，但對理學家治學路向的把握確實精準和獨到。故而，張先生一邊熟讀宋明理學家文獻資料，一邊研究《周易》，並在1962至1963年間注釋《周易》，且從(cong) 哲學的角度對《周易》的思想進行研究，撰著了《周易思想研究》。該著作在辛冠潔教授的推薦和聯係下，該書(shu) 最終作為(wei) 湖北人民出版社《中國哲學史叢(cong) 書(shu) 》的第一本於(yu) 1980年8月出版。

整體(ti) 而言，《周易思想研究》完成三個(ge) 學術目的：其一，按照曆史的本來麵目研究古代思想，恢複了《易經》的原貌；其二，明晰了《易傳(chuan) 》與(yu) 《易經》是兩(liang) 個(ge) 不同曆史時期與(yu) 思想體(ti) 係的著作，並把他們(men) 放在各自的曆史範圍內(nei) ，聯係當時的社會(hui) 政治、經濟關(guan) 係，進行階級的、理論的分析，做出了符合曆史實際的研究結論；其三，通過《易經》思想的研究，弄清了我國科學思維萌芽的開端，以及科學思想的萌芽與(yu) 宗教相聯係的內(nei) 在邏輯必然性。[⑤]該書(shu) 是國內(nei) “文化大革命”後第一本研究《周易》的學術專(zhuan) 著。該書(shu) 出版後，在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有學者發表書(shu) 評給予較高評價(jia) ，如：金隆德教授指出：“這部書(shu) 的問世，對學術研究的影響和意義(yi) 值得重視”，“是近年來中國哲學史領域取得的可喜成果”，“作者把成書(shu) 年代、思想體(ti) 係迥然不同的《易經》和《易傳(chuan) 》嚴(yan) 格區分，理清了長期以來‘援傳(chuan) 於(yu) 經’‘以傳(chuan) 解經’的混亂(luan) 現象”，“作者對於(yu) 文字古奧的《周易》不僅(jin) 逐字逐句地推敲，……同時還鑽研了甲骨文和金文。”[⑥]該著作不僅(jin) 僅(jin) 是張先生以堅韌的學術毅力一心一意從(cong) 事中國哲學史學術研究的體(ti) 現，還是後來展開宋明理學研究的思想基石，誠如張先生所言：“《周易思想研究》也是為(wei) 掌握宋明理學家的思維方式、邏輯結構、觀念體(ti) 係提供參照。”[⑦]同時，《周易》研究還對張先生後來的和合哲學體(ti) 係的創構有直接影響，張先生即明確指出，和合學提出的很多概念，如作為(wei) 和合學體(ti) 係結構進路的地(生存世界)、人(意義(yi) 世界)和天(可能世界)“三界”理念就是從(cong) 《周易》直接推理出來的，即是把《周易》中天、人、地三才的空間次序(六十四卦每卦都蘊涵天、人、地三才)轉化為(wei) 地、人、天的邏輯次序，即《泰》卦乾下坤上的次序，期求“天地交合而萬(wan) 物通，上下交合而誌同”的三界圓融。[⑧]

《周易》是中華禮樂(le) 文明的源頭，是民族生命智慧的活水。張先生在完成《周易思想研究》之後，又據發表於(yu) 1984年《文物》第三期的《馬王堆帛書(shu) 六十四卦釋文》，參考原先對《周易》的注譯，先後出版《周易帛書(shu) 今注今譯》、《帛書(shu) 周易注譯》、《白話帛書(shu) 周易》等[⑨]。尤其《帛書(shu) 周易注譯》，張先生不僅(jin) 從(cong) 文字、音韻、訓詁等方麵對帛書(shu) 文字做注釋和考證，還對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卦辭和爻辭均校勘原文以辨別正誤，並對每一字詞細加串通句意，最終整體(ti) 闡釋以疏通卦旨。該書(shu) 擺脫了各家各派以自己的偏見而進行說教的色彩，著力於(yu) 字詞本義(yi) 的考證，盡可能的還原卦辭與(yu) 爻辭的本來麵目，避免恣意附會(hui) 、虛妄不實之辭，樸實無華，但具有概括力，在易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yi) 。

二、以朱熹思想研究為(wei) 宋明理學研究的初步嚐試

張先生在完成《周易思想研究》的初稿後即遵哲學史教研室分配任務而轉入宋元明清具體(ti) 人物的研究，這就是朱熹研究。統觀張先生的宋明理學研究，大致遵循了“由點到麵、以麵提點”的研究邏輯。即是說，張先生先是研究了一個(ge) 宋明理學至為(wei) 關(guan) 鍵的人物——朱熹，然後是展開宋明理學係統研究並出版《宋明理學研究》，同時又以此專(zhuan) 著為(wei) 基礎，分別就宋明理學大家展開“個(ge) 案”研究，體(ti) 現出全麵、立體(ti) 的宋明理學研究架構。張先生自身亦明確指出：“我的研究思路是由點到麵、由微觀到宏觀，即通過具體(ti) 人物哲學思想的研究而把握宋明理學，以至整個(ge) 中國哲學。”同時，張先生還告誡自己，不能深陷於(yu) 點和微觀研究，應該有麵和宏觀的眼光，做到“以麵和宏觀來觀照點和微觀，這樣才有可能較真切地詮釋點與(yu) 麵、微觀與(yu) 宏觀”[⑩]。所以，朱熹思想研究成為(wei) 張先生宋明理學研究的初步嚐試，當然也是張先生宋明理學研究基本方法論——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的最早實踐展開。

朱熹是宋明理學中的關(guan) 鍵人物。在張先生看來，朱熹繼承融合張載關(guan) 學和二程洛學，深究自然、社會(hui) 和人生的所當然之理與(yu) 所以然之則，遵循“涵養(yang) 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的道德修養(yang) 理念，創造性地建構了“融合理氣、統攝心性、圓融道器、貫通格致”的理學理論思維邏輯結構，化解了時代所麵臨(lin) 的社會(hui) 的、政治的、道德的、價(jia) 值的、民族的種種危機，以其“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的哲學理論思維，將中國哲學推向新的高潮，使兩(liang) 宋學術呈現出“造極”之勢。[11]而且，宋明理學諸家處處會(hui) 涉及朱熹的問題，朱熹搞不清楚，宋明理學其他人物也搞不清楚，張先生據此指出：“在宋明理學當中，朱熹是一個(ge) 關(guan) 鍵人物。如果我把朱熹思想搞清楚了，順下來我就可以搞王陽明這一派。橫向的我就可以通陸九淵、張栻和呂祖謙。所以我就抓了朱熹，朱熹一抓，宋明理學上下左右基本上就通了。”[12]在“文化大革命”當中，中國人民大學解散，中國哲學史教研室轉到北師大，張先生在北師大圖書(shu) 館熟讀朱熹的著作和研究朱熹的學術論著，係統的掌握了朱熹的思想。張先生完成於(yu) “文化大革命”、出版於(yu) 1981年的《朱熹思想研究》[13]以求道為(wei) 目標，以“哲學邏輯結構論”為(wei) 具體(ti) 方法，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從(cong) 朱熹的思想實際出發，充分遵循具體(ti) 問題具體(ti) 分析的研究邏輯，客觀的研究了朱熹的哲學、史學、經學、佛學、文學、樂(le) 律乃至自然科學。任繼愈先生為(wei) 《朱熹思想研究》所作的“序”，對張立文先生的好學和治學精神給予高度評價(jia) ：“朱熹這個(ge) 人很重要，應當有專(zhuan) 門研究著作問世。新中國成立後學術界缺少這方麵的係統研究，現在有了這方麵的著作，是件好事。在政治運動接連不斷的年月裏，社會(hui) 風氣不鼓勵讀書(shu) ，甚至打擊讀書(shu) 的情況下，張立文同誌居然擠時間，甘於(yu) 寂寞，埋頭讀書(shu) ，不怕坐冷板凳，這種好學態度值得提倡。”張岱年先生在寫(xie) 給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的推薦信中指出：“《朱熹思想研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關(guan) 於(yu) 朱熹思想學說的最詳細的論述……對於(yu) 朱氏體(ti) 係的各個(ge) 方麵作了比較全麵的說明，對於(yu) 朱氏學說中的細微曲折之處作了比較深入細致的分析。條理清楚，論證詳明。”張岱年先生還總結了書(shu) 中許多發前人所未發的獨到之處，如：朱氏關(guan) 於(yu) 理與(yu) 事物的關(guan) 係的思想，朱氏關(guan) 於(yu) 太極動靜問題的思想，張立文先生都提出了新見解。[14]

《朱熹思想研究》出版後，在國內(nei) 外引起很大反響，《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中國社會(hui) 科學》都發表了評論。如，趙宗正、黃德誌發表於(yu) 《光明日報》(1982年6月19日)的《於(yu) 平實中見新意——評<朱熹思想研究>》指出：“解放30多年來，不僅(jin) 沒有出版過一本有關(guan) 朱熹研究的專(zhuan) 著，就連一本普通論朱熹的小冊(ce) 子也很難找到。張著《朱熹思想研究》的出版為(wei) 中國哲學史、思想史重點人物的研究填補了一大空白”。而且，該書(shu) 評還指出了該著作的四方麵研究特色，其一，“寓獨見於(yu) 平實”；其二，沒有采用傳(chuan) 統哲學史研究中按照哲學的自然觀、認識論、辯證法、曆史觀“四大塊”方法，而是從(cong) 朱熹思想中固有的範疇和邏輯結構立體(ti) 的解剖朱熹思想，實現“研究方法上的新嚐試”；其三，“重視總結理論思維的經驗教訓”；其四，“批判繼承上的具體(ti) 性”。[15]張先生能夠在十年的學術浩劫中悉心鑽研朱熹，在改革開放大門初開之時即隆重推出這樣的研究成果，的確令人耳目一新，不自覺中散發出濃鬱的中國芬芳，也代表著中國青年學者的學術誌向和中國學術的光明方向。

外國學者亦給予《朱熹思想研究》高度評價(jia) 。如，美國著名學者陳榮捷教授指出：“此書(shu) 學術水準很高，肯下死工夫做學問”，其“治學之嚴(yan) ，所用材料皆第一手，且每有新見，令人起敬”；日本《朝日新聞》1982年6月13日的學術欄發表專(zhuan) 文，介紹該書(shu) 的內(nei) 容及評價(jia) ；《國家學會(hui) 雜誌》第96卷第11、12號，發表渡邊浩教授文章，給予很好的評價(jia) 。[16]因《朱熹思想研究》具有重大學術價(jia) 值和意義(yi) ，張先生與(yu) 馮(feng) 友蘭(lan) 教授、任繼愈教授、邱漢生教授、鄧艾民教授等受陳榮捷教授邀請，參加1982年在美國夏威夷東(dong) 西文化交流中心召開的“國際朱熹學術研討會(hui) ”，並在大會(hui) 上發表《朱熹易學思想辨析》的學術論文。作為(wei) 該論文評議人的日本著名學者島田虔次教授指出，他的老師曾告訴他，朱熹的《易學啟蒙》是連魔鬼都搞不清楚的問題，但“張立文在論文中說清楚了”。邱漢生教授作詩記“國際朱熹學術研討會(hui) ”宣讀論文情況雲(yun) ：“任君超卓世無雙，張鄧文章動異邦。一席高談驚四座，掌聲如雨擊寒江”，並有注曰：“鄧艾民、張立文談太極，異邦學人詫為(wei) 難得。任繼愈君最後發言，論朱熹消極影響，掌聲雷動。”[17]

張先生“十年磨一劍”而成的《朱熹思想研究》經受了各方麵的考驗，至今還是朱子學研究領域的典範之作，更是張先生展開宋明理學研究的初步嚐試和成功實踐。而且，開展朱熹思想研究，當看作是張先生後來所倡導的“自己講”“講自己”中國哲學研究範式的最早實踐。“自己講”“講自己”是張先生於(yu) 2000年明確提出的。在他看來：“中國哲學的未來走向必須像王陽明那樣‘自己講’。這雖然很難，要從(cong) ‘百死千難’的體(ti) 悟中得來，但百年中國哲學經煉獄般的煎熬和中國學人深受其難的體(ti) 悟，具備了‘自己講’的內(nei) 外因緣。自己講自己的哲學，走自己的中國哲學之路，建構中國自己的哲學理論體(ti) 係，才能在世界多元哲學中有自己的價(jia) 值和地位，照搬照抄西方哲學隻能是西方哲學的附庸或‘小夥(huo) 計’。”[18]所謂“講自己”，就是通過中國哲學自身的發展邏輯來講述中國哲學的“話題本身”。朱熹自身到底有怎樣的思想，不能憑借後人的哲學體(ti) 係來分疏，而是“回到朱熹”，由“我注六經”式的依附他者的哲學範式，轉變為(wei) “六經注我”的“講自己”範式。張先生從(cong) 中西“哲學”的特征出發，曾給出中國“哲學”作這樣的定義(yi) ：“哲學是指人對宇宙、社會(hui) 、人生之道的道的體(ti) 貼和名字體(ti) 係”；所謂“道的道”，主要包括：一，人對宇宙、社會(hui) 、人生的體(ti) 貼、體(ti) 認導向某一方向的道路；二，宇宙、社會(hui) 、人生的根本道理；三，不可言說的、無名無為(wei) 的、萬(wan) 物之奧的形而上之道，即萬(wan) 物的根據；四，宇宙、社會(hui) 、人生的必然性和趨勢；五，大化流行、唯變所適的過程；六，知與(yu) 行及其關(guan) 係的方法；七，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道理、規範及價(jia) 值理想。簡言之，道的道是指一種道理、原理的所當然的所以然之故。[19]從(cong) 張先生關(guan) 於(yu) “哲學”的定義(yi) 可以看出，中國哲學既重社會(hui) 、人生之道的道的探索，又重宇宙之道的道的探索。這一定義(yi) 既有對哲學研究問題普遍性的把握，又體(ti) 現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意識。[20]“講自己”意味著回到被講對象、回到中國本身。而“自己講”，則是實現“講自己”的方式方法。所謂“自己講”，歸根到底就是堅持“以中解中”，“以中國哲學的核心靈魂解釋中國哲學。隻有這樣的解釋，中國哲學才不會(hui) 走樣，才能真正講述中國哲學‘話題本身’。”[21]中國哲學的核心靈魂便是《朱熹思想研究》所提出的“中國哲學邏輯結構”，即從(cong) 整體(ti) 上分析、確定中國哲學諸概念、範疇在特定時代的思想體(ti) 係或某哲學家哲學體(ti) 係中的地位、功能、性質與(yu) 作用。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不僅(jin) 是張先生開展朱熹思想研究所運用遵循的基本研究方法，更是張先生開展整個(ge) 宋明理學研究和中國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所以說，《朱熹思想研究》是張先生“自己講”、“講自己”哲學範式的最早實踐，是中國哲學史研究曆程中先有學術實踐後有研究範式創新的最好例證。

三、以《宋明理學研究》為(wei) 標誌，邏輯地闡論了宋明理學的思想內(nei) 涵與(yu) 分係

宋明理學是中國特定曆史階段時代精神精華的凸顯，是儒釋道三家學術思想交融互動、和合創生的中國哲學典範。從(cong) 中國哲學曆史發展邏輯來看，自漢以來，異於(yu) 中國傳(chuan) 統儒家思想的印度佛教便傳(chuan) 入中國，尤其是到南北朝、隋唐時期，佛教獨尊為(wei) 大，且開創了天台宗、華嚴(yan) 宗和禪宗等中國化的佛教宗派，而此時的儒學無論是作為(wei) 政治意識形態，還是作為(wei) 哲學思辨，已然失去了先秦時期剛健生動、積極創新的風格，在“疏不破注”的陋規下，專(zhuan) 注於(yu) 經學章句，學理影響日漸衰微。當然，自中唐開始，像韓愈、李翱、柳宗元、歐陽修等人，在力辟佛學的過程中積極探索重建儒學的學理道路；宋明時期的程朱道學以“無極而太極”、“窮理盡性以至於(yu) 命”為(wei) 路向，陸王心學以“天地萬(wan) 物本吾一體(ti) ”的“致良知”為(wei) 路向、張(載)王(夫之)氣學以“太虛即氣”、“心統性情”為(wei) 路向、胡(宏)張(栻)以“性立天下之有”、“心妙性情之德”為(wei) 路向，融通外來佛教哲學和本土道教哲學，將傳(chuan) 統儒學以心性為(wei) 核心的倫(lun) 理道德和價(jia) 值理想建構於(yu) 形上學本體(ti) 論思維之上，成功化解儒、釋、道三教衝(chong) 突的文明危機，中國儒學獲得了新生。[22]

宋明理學是中國哲學發展史鏈條上一個(ge) 重要的階段，不僅(jin) 適應了社會(hui) 發展的需要，維護傳(chuan) 統封建社會(hui) 的意識形態，維護社會(hui) 穩定、倫(lun) 理秩序和價(jia) 值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製約了人們(men) 的思想觀念。因而，明末時代的哲學思想家們(men) 批判總結作為(wei) 官方意識形態的宋明理學，不斷突破傳(chuan) 統價(jia) 值觀念的思想牢籠，為(wei) 近現代中國的思想啟蒙和文化創新打開了思想豁口。張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以及整個(ge) 運動過程中並未停止宋明理學研究，運動結束以後，開放的国际1946伟德活動更進一步激發張先生的思想活力和研究熱情，便於(yu) 1982年秋根據自己長期講授宋明理學的講稿和相關(guan) 研究論文修改而成《宋明理學研究》一書(shu) ，中國人民大學資深編審王穎先生不畏張先生《朱熹思想研究》被冠以“精神汙染”政治帽子的風險，毅然親(qin) 任《宋明理學研究》的責任編輯，在《哲學研究》編輯默明哲幫助下，於(yu) 1985年出版了《宋明理學研究》。[23]後來，《宋明理學研究》多次再版印刷，[24]並在台灣出版繁體(ti) 字版《宋明理學邏輯結構的演化》[25]，從(cong) 整體(ti) 、立體(ti) 的視角全麵分疏了宋明理學的內(nei) 涵、特質與(yu) 思想演進曆程，是張先生宋明理學觀的直接呈現。

張先生《宋明理學研究》提出和解決(jue) 的最富創新性的問題是宋明理學的分係問題。宋明理學的分係問題由來已久，是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一大課題。因為(wei) ，在宋明理學發展史上，由於(yu) 理學家們(men) 建構理論的自覺意識的不同，他們(men) 不斷對宋明理學的內(nei) 在結構、理論模型、學術特點和思維風格努力探索。[26]關(guan) 於(yu) 宋明理學的分係問題，較早提出並最具影響的當屬牟宗三先生，他的《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一書(shu) 不同於(yu) 傳(chuan) 統的將宋明理學分“理學”和“心學”兩(liang) 派的觀念，而是將宋明理學分為(wei) 三係，即五峰(胡宏)蕺山(劉宗周)一係、象山(陸九淵)陽明(王陽明)一係、伊川(程頤)朱子(朱熹)一係，並視五峰、蕺山與(yu) 象山、陽明兩(liang) 係為(wei) 儒學之正宗，而伊川、朱子係為(wei) 儒學之歧出。[27]理學派重視外在道德約束和實踐躬行，希圖透過外爍的實證知識即“物理”主動地轉化、映射成其內(nei) 在的道德知識，由物理而自覺地張揚道德修養(yang) 和心性義(yi) 理；心學派自有其積極性，通過倡明個(ge) 體(ti) 主體(ti) 性，強調頓悟心性本體(ti) ，重簡約易行，謀求現成良知的自覺成德。但陽明後學王龍溪等人視良知為(wei) “現成”玄說，不待修為(wei) ，先天所就；而王艮等人從(cong) 現成良知立學，從(cong) 日用常行處指點良知，不重道德修養(yang) 。陽明後學的這兩(liang) 種治學路向導致社會(hui) 道德倫(lun) 常秩序的破壞和缺失，以及個(ge) 體(ti) 人行為(wei) 的無拘無束與(yu) 放蕩不羈，明末大儒劉宗周即批評這兩(liang) 種不良傾(qing) 向：“今天下爭(zheng) 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參之以情識，而一是皆良；超潔者蕩之以玄虛，而夷良於(yu) 賊，亦用知者之過也。”[28]無論是心學，還是理學，都有其自身的弊病，心學的問題是容易陷入雙重的流弊，理學的問題是難以有效保證道德成為(wei) 可能。有學者指出，牟宗三的三係論將五峰蕺山、象山陽明、伊川朱子分別開來，以五峰、蕺山一係重視性體(ti) 的特點解決(jue) 心學麵臨(lin) 的問題，使其具有客觀性，又以象山、陽明一係道德本心活潑有力的特點解決(jue) 理學麵臨(lin) 的問題，使其具有活動性，體(ti) 現出三係論重要的理論價(jia) 值。[29]而張先生《宋明理學研究》則重在明晰宋明理學的思想內(nei) 涵以及將宋明理學劃分為(wei) 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並把主流學派區分為(wei) 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和張王氣學三派。

張先生在《宋明理學研究》中首先界定了“宋明理學”的內(nei) 涵。在他看來，“理學”與(yu) “道學”是上下關(guan) 係，“宋明理學”內(nei) 涵了“程朱道學”，原因在於(yu) ：“道學”概念不包括心學，因為(wei) “道學”一詞雖在北宋出現，但最早指稱“與(yu) 政術相對稱的學術”，而整個(ge) 兩(liang) 宋時期，“道學”都不包括陸九淵的心學在內(nei) 。[30]在當時，“道學”概念的使用都是指程朱一係，元丞相脫脫修《宋史》，特立《道學傳(chuan) 》而置於(yu) 《儒林傳(chuan) 》之前，僅(jin) 列周、程、張、邵、朱及其門人，陸九淵、呂祖謙、陳亮等人入《儒林傳(chuan) 》。這說明，在元人心目中，道學與(yu) 心學、婺學、永康之學不類：一屬示隆，一屬非示隆之列。故，“程、朱理學，須加正名，稱謂為(wei) 程朱道學更貼切。”[31]但是，“理學”包括道學和心學。據張先生考證，理學之名在南宋已有，朱熹說“理學”，不僅(jin) 僅(jin) 指伊洛二程門人，亦指蜀學二蘇；陸九淵則以“理學”為(wei) 聖賢之學，指整個(ge) 儒家道統，而不是指宋時哪一學派的特稱。另外，南宋亦有“心學”稱謂，乃指稱象山“發明本心之學”。元、明時期，程朱“道學”成為(wei) 主導意識形態，陸學式微。陽明學出，發揚心學，並以陸學為(wei) 孔孟道統的真正繼承者。元末張九韶輯集周、邵、張、程、朱之言，輔以荀子以下數十人之說，成《理學類編》，但不輯錄陸九淵之言。至明永樂(le) 年間，朱棣敕胡廣纂修《五經大全》、《四書(shu) 大全》、《性理大全》，該係列叢(cong) 書(shu) 以性理學為(wei) 中心，把程朱道學和陸九淵心學一起編纂，從(cong) 而融合了道學與(yu) 心學。至王陽明時代，道學與(yu) 心學又皆納入理學的範囿。自明以後，理學稱謂盛行，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孫奇逢的《理學宗傳(chuan) 》皆明確將程朱與(yu) 陸王統稱為(wei) “理學”。因此，張先生明確做出論斷，認為(wei) “理學”作為(wei) 總稱要優(you) 於(yu) “道學”之稱謂，其原因就在於(yu) ：第一，明清以來“理學”包括了程朱道學和陸王心學，不會(hui) 發生概念上的混亂(luan) ；第二，道學既容易與(yu) 後來的“假道學”相混，也容易與(yu) 道教之學、道家之學相混；第三，“道學”並不能十分確切地反映這個(ge) 時代哲學的本質特征和最高範疇，反而會(hui) 給人以重道德倫(lun) 理輕宇宙本體(ti) 的研究之嫌。[32]

《宋明理學研究》以主流和非主流劃分宋明理學。在張先生看來，宋明理學作為(wei) 社會(hui) 思潮，有主流與(yu) 非主流之分，其區別就在於(yu) 其作用和影響不同，社會(hui) 效果不同。也就是說，主流與(yu) 非主流的根本區別，就是要看一種社會(hui) 思潮是起主導作用或居於(yu) 重要地位，還是起非主導作用和居於(yu) 次要地位。[33]按照這一劃分，宋明理學的主流派主要包括：濂(周敦頤)、洛(程頤、程顥)、關(guan) (張載)、閩(朱熹)，以及邵雍、司馬光、張栻、陸九淵和王守仁等，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及其門人為(wei) 正統派；非主流派主要包括：王安石、蘇軾、蘇轍、呂祖謙等。整體(ti) 而言，周敦頤是宋明理學的開創者，能“暗破心性義(yi) 理之學”；濂、洛、關(guan) 、閩一脈相承，是“理學”中的正統派，曆代統治者皆奉程朱為(wei) 正統，且成為(wei) 後期社會(hui) 發展中居統治地位的官方哲學，強烈影響了上層建築的各個(ge) 領域；朱熹是“道學”的集大成者，繼承和發揮濂、洛、關(guan) 學的思想，亦汲取歐陽修的疑經觀、王安石的“道器論”，二蘇的“道”的思想，糅合諸家，綜羅百代；以呂祖謙為(wei) 代表的婺學力圖調和朱陸，並吸收永嘉、永康學派的經世致用之學，但從(cong) 整體(ti) 上看，傾(qing) 向於(yu) “心學”；永嘉、永康之學上承張載實事事功思想，反對空談“心性”，與(yu) 朱、陸鼎足三立；明代陳獻章由宗朱而轉為(wei) 宗陸，王守仁承“心學”而為(wei) 心學之集大成者，並成為(wei) 理學的主流派；劉宗周為(wei) 明末大師，其學推本周、程，得源於(yu) 王守仁，以“慎獨為(wei) 宗”，針砭王學各派的王畿、羅汝芳、王艮等，承朱熹之道德倫(lun) 理，舍空談而趨道德之實踐，但終究與(yu) 朱、王皆異。[34]總之，理學各派與(yu) 其他學派相互交錯，既互相否定，又相互吸收，形成了螺旋式的前進運動，而絕不是並行不悖、筆直發展的。

張先生在論述宋明理學分主流和非主流的同時，也提出了關(guan) 於(yu) 宋明理學的“三係說”。在他看來，宋明理學的主流可分為(wei) “三係”，即程朱道學(或可說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和張王氣學。張先生在《宋明理學研究》的第一版中就已在“宋明理學的性質”和“宋明理學主要範疇的演變”部分[35]中詳細論說了理學、心學和氣學的曆史演變。之後，張先生在《善惡之上·序》中進一步指出：“宋明理學中從(cong) 張載到王夫之為(wei) 一係，與(yu) 程朱、陸王並稱為(wei) 三係，筆者認為(wei) 是可以成立的。”[36]實際上，張先生在撰寫(xie) 《王船山哲學思想》一書(shu) 中就指出：“筆者曾據此把船山接續張載一脈，而從(cong) 程朱一係中分離出來成為(wei) 獨立的一係，即與(yu) 程朱道學(或理學)的絕對理學派、陸王心學的主體(ti) 理學派鼎足而立的張王氣學的客體(ti) 理學派。然宋明理學分此三係，非拙著《宋明理學研究》所獨創，清人已有以張載、王夫之為(wei) 一係者，或謂船山繼張載之學脈。”[37]從(cong) 康熙、雍正時的李周望到乾隆、嘉慶、道光時的鄧顯鶴，從(cong) 晚清的孔祥麟到現代的熊十力，都把張載和船山看做一係。接受宋明理學的古代朝鮮主理派、主氣派的發展史，亦可旁證宋明理學中氣學一係的成立。[38]總之，船山發宋明理學中張載氣學一脈，而成為(wei) 氣學的集大成者，從(cong) 學術意義(yi) 上可與(yu) 宋明理學中朱熹集道學大成、王陽明集心學大成相當。

《宋明理學研究》是張先生總體(ti) 上探討宋明理學家思想特質和發展演進邏輯的專(zhuan) 題著作，以此為(wei) 契機，張先生又陸續出版陸九淵、王夫之、戴震等宋明理學家“個(ge) 案”的研究專(zhuan) 著。[39]當然，作為(wei) “個(ge) 案”展開的朱熹、陸九淵、王夫之、戴震等哲學思想研究和作為(wei) “整體(ti) ”考察的《宋明理學研究》，共同構成了張先生宋明理學研究的縱橫邏輯脈絡，充分體(ti) 現著他研究宋明理學的學術進路。

四、由韓國朱子學大儒李退溪研究拓展到東(dong) 亞(ya) 儒學研究，並倡導“東(dong) 亞(ya) 意識”

張先生因研究朱熹而偶然拓展到韓國大儒李退溪思想研究，從(cong) 而將儒學研究由中國的儒學研究延伸為(wei) 東(dong) 亞(ya) 儒學研究。韓國大儒李滉，號退溪，生於(yu) 李氏朝鮮第十代燕山君七年(1502年，中國明代孝宗朱祐樘弘治十四年)，卒於(yu) 宣祖三年(1571年，中國明代穆宗朱載垕隆慶四年)。李退溪乃“朝鮮之朱子”，“東(dong) 方百世之師”，是朝鮮一代哲人。故而，張先生關(guan) 於(yu) 李退溪的研究理應視為(wei) 其宋明理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張先生從(cong) 事李退溪思想研究是機緣巧合造就。1981年10月，張先生攜《朱熹思想研究》專(zhuan) 著出席在杭州召開的宋明理學國際會(hui) 議，美國的陳榮捷、狄百瑞，日本的山井湧，加拿大的秦嘉懿，西德的餘(yu) 倍荷和香港的劉述先都參加會(hui) 議，會(hui) 上，陳榮捷教授在閱讀了張先生《周易思想研究》和《朱熹思想研究》後，建議張先生撰寫(xie) 關(guan) 於(yu) 朱熹易學思想的論文以參加1982年在美國舉(ju) 辦的朱子學國際研討會(hui) ，張先生欣然接受邀請。這次的朱子學會(hui) 議，不僅(jin) 使張先生認識了各國學者，還開拓了眼界，知道了朱子學對日本、朝鮮和越南的影響，開始關(guan) 注朱子學在各國的發展與(yu) 結合等問題。因此，在1983年，張先生受邀參加在美國哈佛大學召開的第六屆退溪學國際學術會(hui) 議，雖未成行，但撰寫(xie) 了《朱子與(yu) 退溪的易學思想比較研究》，正是他參加朱子學國際會(hui) 議所提交論文《朱熹易學思想辨析》的續篇。之後，張先生受邀參加曆屆退溪學國際會(hui) 議。這樣，張先生從(cong) 各個(ge) 層麵、角度研究李退溪，並將論文陸續發表於(yu) 韓國退溪學研究院主辦的《退溪學報》及其他雜誌上。1985年，張先生發表於(yu) 《哲學研究》第二期上的《李退溪哲學邏輯結構探析》是國內(nei) 首次發表研究韓國最著名哲學家思想的文章。因張先生在退溪學研究的成就，1987年被國際退溪學會(hui) 授予“國際退溪學學術獎”，1988年應邀參加漢城奧林匹克運動會(hui) 組委會(hui) 召開的世界學術會(hui) 議和第十屆退溪學國際會(hui) 議，並被邀出席奧林匹克運動會(hui) 開幕式，亦是是時韓國盧泰愚總統接見的世界八位學者之一，並促成1989年10月中韓建交前，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第十一屆退溪學國際學術會(hui) 議。圍繞李退溪，張先生先後出版《退溪哲學入門》、《朱熹與(yu) 李退溪比較研究》、《李退溪思想研究》，主編《退溪書(shu) 節要》[40]等，皆是退溪學研究領域的扛鼎之作。

退溪研究深化了張先生的朱子學研究。朱子學在東(dong) 亞(ya) 各國傳(chuan) 播和發展，在與(yu) 東(dong) 亞(ya) 諸國的傳(chuan) 統思想衝(chong) 突與(yu) 融合中適應了各國社會(hui) 發展的需要。朱子學已經不僅(jin) 僅(jin) 是中國的朱子學，還包括了日本的朱子學、朝鮮的朱子學、越南的朱子學，我們(men) 不可以執著於(yu) 中國的朱子學而評價(jia) 其他各國的朱子學，而應把朱子學看做是動態的、靈活的、發展的生命智慧，以此觀東(dong) 亞(ya) 諸國的朱子學，才會(hui) 賦予朱子學以新的生命力。李退溪的貢獻就在於(yu) 把中國的朱子學與(yu) 朝鮮傳(chuan) 統思想融合起來，並與(yu) 其他學者創造和發展了朝鮮的性理學，適應了朝鮮社會(hui) 的需要，豐(feng) 富了朱子學的內(nei) 涵。[41]張先生的退溪學研究拓寬了朱熹研究的視域，是中國學者以世界眼光看哲學發展史的良好開端。

此外，張先生由退溪學研究邏輯地推導出了東(dong) 亞(ya) 意識。東(dong) 亞(ya) 文化發展史表明，不僅(jin) 僅(jin) 中國的朱子學影響了東(dong) 亞(ya) ，整個(ge) 中國儒學也在不斷影響東(dong) 亞(ya) 社會(hui) 與(yu) 意識形態。儒學既是中國的又是東(dong) 亞(ya) 的。儒學在公元前3世紀便傳(chuan) 播東(dong) 亞(ya) 和南亞(ya) 的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形成了儒家文化圈，構成為(wei) “東(dong) 亞(ya) 儒學”。就中國儒學而言，作為(wei) 文化核心、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學，主要包括以孔、孟、荀為(wei) 核心的元典儒學、漢唐經學儒學以及宋明新儒學。就東(dong) 亞(ya) 儒學而言，不僅(jin) 包括中國儒學，還包括朝鮮的性理學(主理派、主氣派、折衷派、實學派)，日本的朱子學、陽明學和古學學派，從(cong) 根本上言，儒學對東(dong) 亞(ya) 地區的社會(hui) 結構、典章製度、倫(lun) 理道德、風俗習(xi) 慣、心理結構、行為(wei) 模式以及價(jia) 值觀念都有極為(wei) 重要的影響，從(cong) 而形成以東(dong) 亞(ya) 為(wei) 載體(ti) 的要求改變世界不均衡、不公正、不平等狀況的意識，這也就是張先生所言“以儒學為(wei) 核心的文化意識”的本質。[42]當然，在《亞(ya) 文》發刊詞中，張先生疏解了“東(dong) 亞(ya) 意識”的基本構成，即“主體(ti) 意識、憂患意識、危機意識、批判意識、反省意識等”；所謂“主體(ti) 意識”即東(dong) 亞(ya) 主體(ti) 意識，充分展現在獨立和自由意識之中，而摒棄依賴意識；“憂患意識”是以人類共同之憂而憂、共同之樂(le) 而樂(le) ，東(dong) 亞(ya) 學人要轉變國家的憂患責任意識為(wei) 人類的憂患責任意識，期求在世界意識中確立、認同東(dong) 亞(ya) 意識；“危機意識”是東(dong) 亞(ya) 各國21世紀共同麵臨(lin) 的人與(yu) 自然危機、人與(yu) 社會(hui) 危機、人與(yu) 人危機、精神與(yu) 肉體(ti) 危機和文明與(yu) 文明危機等五大衝(chong) 突和危機的嚴(yan) 峻挑戰，需要和合學的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五大原理來應對；“批判意識”和“反省意識”即重視和強調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是自我激勵意識和自我實現意識的凸顯，是摒棄封閉意識和保守意識，敞開胸懷，開放包容，迎接未來的意識。[43]

後來，張先生還將東(dong) 亞(ya) 意識歸結為(wei) 和合精神的體(ti) 現。在他看來：“‘東(dong) 亞(ya) 意識’的主體(ti) 意識、獨立意識、憂患意識、危機意識、經世意識、反省意識、批判意識，歸根結蒂是融突的和合意識”。東(dong) 亞(ya) 意識作為(wei) 和合意識，或和合的“東(dong) 亞(ya) 意識”，是東(dong) 亞(ya) 的多元化意識或多元化的東(dong) 亞(ya) 意識。所謂“和合”，和是和平、和諧、祥和；合是融合、合作、結合等等意思；和合就是指自然、社會(hui) 、人際、人的心靈及文明中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衝(chong) 突、融合，與(yu) 在衝(chong) 突、融合的動態過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為(wei) 新生命、新事物的總和。[44]東(dong) 亞(ya) 意識意味著東(dong) 亞(ya) 的中、日、韓等儒家文化圈的人們(men) 在長期的社會(hui) 生活和交往中既遵從(cong) 了本民族的自我價(jia) 值觀和人文追求，又創造了共同的價(jia) 值觀念和理想信念。正是基於(yu) 東(dong) 亞(ya) 儒學、東(dong) 亞(ya) 意識的思考，張先生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東(dong) 亞(ya) 哲學與(yu) 21世紀》，主編《東(dong) 亞(ya) 哲學與(yu) 21世紀叢(cong) 書(shu) 》，[45]並編纂出版《國際儒藏》，[46]客觀的展示了東(dong) 亞(ya) 人民共同的價(jia) 值訴求和文化認同。

五、以“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為(wei) 宋明理學的基本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創新是哲學研究創新的先導。中國哲學研究產(chan) 生於(yu) 西方強勢文化迅猛傳(chuan) 入中國的特殊時代，從(cong) 產(chan) 生伊始就存在著依傍西方哲學、照著西方哲學講的尷尬，最典型表現就是以唯物唯心來分析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家。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哲學界就是以此為(wei) 指導來撰寫(xie) 中國哲學史研究著作、編寫(xie) 教科書(shu) 。而隨著中國哲學學科的發展，如何從(cong) 中國文化自身、中國哲學本來的演進邏輯探尋中國哲學的發展規律，考察中國哲學的內(nei) 涵與(yu) 特質，便成為(wei) 中國哲學學科建設的一大任務。對此問題的思索，張先生便體(ti) 悟出了“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

張先生明確提出“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可追溯到他給1979年中國哲學史研討會(hui) 提交的論文。1979年10月14日至19日，於(yu) 太原迎澤賓館召開第一次中國哲學史學術研討會(hui) ，張先生提交論文《關(guan) 於(yu) 哲學史方法論的幾個(ge) 問題——從(cong) 朱熹思想評價(jia) 問題談起》，雖重點講述朱熹，實是談當時的哲學史方法論問題，其目的是通過朱熹思想研究，“立足度越，開辟新路徑，拓展新思路，走出舊困境”。這篇論文受到張岱年先生的充分肯定：“文章精湛，文字簡練明暢，內(nei) 容準確深刻，可說成熟之作”。[47]文章中，張先生提出了“哲學邏輯結構論”的研究方法，並主張以此分析朱熹思想，後來還陸續撰寫(xie) 《朱熹哲學邏輯結構論》和《王陽明哲學邏輯結構論》。而《朱熹哲學邏輯結構論》一文後來成為(wei) 《朱熹思想研究》中的一章。因此，1981年出版的《朱熹思想研究》是張先生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哲學研究方法的初步嚐試和實踐。對於(yu) 為(wei) 何運用哲學邏輯結構論開展哲學思想研究，張先生在《朱熹思想研究》的前言中有明確論述：“哲學家哲學體(ti) 係的各個(ge) 方麵及其基本範疇之間，是緊密聯係的，從(cong) 而構成了一個(ge) 整體(ti) 。‘分門別類’的研究，往往於(yu) 整個(ge) 哲學體(ti) 係內(nei) 在的邏輯聯係注意不夠，而隻有深入揭示某一哲學體(ti) 係的內(nei) 在邏輯或聯係，才能如實地反映該哲學體(ti) 係的本來麵目。”[48]這表明，隻有明晰哲學概念之間的縱橫邏輯關(guan) 係和曆史演進脈絡，才能明晰哲學家自身哲學體(ti) 係創構的必然性、內(nei) 在進路及其與(yu) 其他同時代哲學家和前代哲學家之間遞嬗關(guan) 係。

不過，張先生“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理念的肇端，最早可追溯到1964年關(guan) 於(yu) 譚嗣同哲學思想的研究論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譚嗣同思想成為(wei) 近代哲學中論爭(zheng) 的亮點，張先生結合教學過程中研讀《譚嗣同全集》和相關(guan) 論爭(zheng) 論文的心得，撰寫(xie) 了《論譚嗣同“仁學”哲學的唯心主義(yi) 實質》一文，認為(wei) 譚嗣同仁學哲學的最高範疇是“仁”(“心”“識”)，“仁”的重要特性是“通”，“以太”、“心力”是用以表示“仁”的“通”特性的工具，“通”的目的是通過“破對待”達到“仁”、“平等”，“仁—通—平等或平等—通—仁，是譚嗣同對於(yu) 他的仁學哲學體(ti) 係的簡要表述”，意味著“仁—通—平等”構成為(wei) 譚嗣同仁學的邏輯結構。按照張先生的邏輯，這樣的對哲學史人物哲學範疇關(guan) 係的解釋方法，就是“哲學邏輯結構的方法論”[49]。

究竟什麽(me) 是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張先生的專(zhuan) 著《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專(zhuan) 門研究這一問題。[50]張先生自敘該書(shu) 撰著始末指出，1984年10月至11月，他應香港中文大學新亞(ya) 書(shu) 院院長金耀基教授和哲學係主任劉述先教授邀請，擔任“新亞(ya) 書(shu) 院龔雪因先生訪問學人”講席，便是講授《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這個(ge) 講稿是在酷暑中完成，把受到批判的《朱熹思想研究》中“朱熹哲學的邏輯結構”中的“哲學邏輯結構”發展為(wei) 中國哲學研究方法。而且，張先生還給所在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研究生講授《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因學生手中有打印的講義(yi) ，講授過程中便重點講述提出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的原因、根據以及理論的運用、意義(yi) ，特別是這一方法對中國哲學方法的創新、處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思想與(yu) 現代化的關(guan) 係、展開中西傳(chuan) 統文化比較、探索中國哲學邏輯結構演進規律等等的推動價(jia) 值。[51]張先生明確指出，所謂中國哲學邏輯結構，“是指研究中國哲學範疇的邏輯發展及諸範疇間的內(nei) 在聯係，是中國哲學範疇在一定社會(hui) 經濟、政治、思維結構背景下所構築的相對穩定的邏輯理論形態。”[52]這包含三層涵義(yi) ：一是就中國哲學的同一範疇而言，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強調要厘清該範疇在不同的曆史時期、不同思想體(ti) 係中的具體(ti) 含義(yi) 和發展脈絡；二是就不同的範疇而言，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強調要明晰哲學體(ti) 係中不同範疇之間的思想差分和內(nei) 在邏輯關(guan) 係；三是就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與(yu) 社會(hui) 的經濟、政治、思維結構之間的關(guan) 係而言，它強調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總是直根於(yu) 一定社會(hui) 的經濟、政治、思維結構而構建的邏輯體(ti) 係和理論形態。

因此，以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研究中國哲學，可從(cong) 三方麵入手：一是縱向的哲學範疇、邏輯結構的研究，以揭示整個(ge) 曆史長河中本質相同或不同範疇之間的繼承關(guan) 係及其演變發展規律；二是橫向的哲學範疇、邏輯結構的研究，以揭示各個(ge) 哲學範疇在同一個(ge) 曆史發展階段中的相互關(guan) 係，進而把握一個(ge) 時代的哲學思潮，反映一個(ge) 時代的思維水平；三是縱橫結合的哲學範疇、邏輯結構的研究，以揭示範疇在各個(ge) 曆史階段之間和各個(ge) 時代哲學思潮之間的中間環節，明確它們(men) 之間相互滲透、相互過渡的關(guan) 係。通過這三個(ge) 方麵的研究，便可以對中國哲學的總體(ti) 發展曆程、各個(ge) 時代的哲學思潮、各個(ge) 哲學流派或哲學家思想的演化路徑、發展規律及其內(nei) 在特點進行全麵深入的多維了解。

《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創造性的建構了中國哲學研究的“範疇解釋學”。按照張先生觀念，“要正確把握中國哲學邏輯結構中的範疇，需要有具體(ti) 、義(yi) 理、真實三層次的句法、語義(yi) 、網狀、時代、曆史、統一等六層麵的詮釋，以揭示哲學範疇的本意、義(yi) 理蘊含和整體(ti) 本質。”[53]而所謂表層結構的具體(ti) 詮釋，是客觀地再現思想邏輯結構中概念、範疇的本意，是對哲學家的言論、著作的句法層麵結構和語義(yi) 層麵結構的詮釋；所謂深層結構的義(yi) 理詮釋，是從(cong) 整體(ti) 思想的邏輯結構，即範疇之網和時代思潮之網中，再現哲學家思想邏輯結構中範疇的義(yi) 理蘊含，從(cong) 宏觀的整體(ti) 來透視微觀的局部範疇的義(yi) 理；所謂整體(ti) 結構的真實詮釋，是指從(cong) 曆史的發展演變的連結中，掌握範疇演變的必然趨勢，以驗證概念範疇的本質義(yi) 蘊。[54]經過對中國哲學範疇的三層次的詮釋，便可以多角度、多層麵地把握中國哲學範疇的詳細含義(yi) 。

依此方法論，張先生將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的思想廣泛運用於(yu) 中國哲學史各領域的研究，先後撰著《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天道篇、人道篇)[55]，並主編《道》《氣》《理》《心》《性》《天》《變》等“中國哲學範疇叢(cong) 書(shu) ”[56]。經過長期教學研究的涵泳砥礪，他的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的思想也日益豐(feng) 富和完善，成為(wei) 目前中國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論之一。[57]

總之，張先生的宋明理學研究大致遵循了這樣的邏輯進路，即：因為(wei) 宋明理學家無不精研《周易》，《周易》是宋明理學的重要詮釋文本之一，張先生便以《周易》研究為(wei) 切入點，撰著《周易思想研究》，奠定了全麵闡述宋明理學的學術根基；朱熹是宋明理學的集大成者，明晰朱熹思想是探索其他宋明理學諸家學派思想繞不開的關(guan) 鍵環節，張先生的《朱熹思想研究》可看作是他宋明理學研究和哲學體(ti) 係創新的初步嚐試，也是“文化大革命”後中國哲學史人物研究的典範之作；隨著“文革”的結束，張先生先後撰著出版探索宋明理學整體(ti) 思想麵貌和演進理路的《宋明理學研究》、《宋明理學邏輯結構的演化》等綜論專(zhuan) 著以及研究陸象山、王夫之、戴震等宋明理學名家“個(ge) 案”的學術專(zhuan) 著，以主流和非主流劃分宋明理學流派，重新定義(yi) “宋明理學”的內(nei) 涵，邏輯的還原了宋明理學的思想特質；因機緣巧合，張先生由朱子學研究而拓展研究韓國大儒李滉的哲學思想，在國內(nei) 首次發表研究韓國哲學家思想的成果，先後出版《退溪哲學入門》、《朱熹與(yu) 李退溪比較研究》等著作，既深化了朱子學研究的視域，還推導出“東(dong) 亞(ya) 意識”及其在維護東(dong) 亞(ya) 地區文化認同、社會(hui) 穩定、價(jia) 值信仰中的時代價(jia) 值；哲學創新的基礎是方法論的創新，張先生宋明理學研究的方法支撐是他創構的“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一書(shu) 即創造性的建構了中國哲學研究的範疇解釋學，而且廣泛應用於(yu) 中國哲學史各研究領域，成為(wei) 目前中國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構成為(wei) 張先生後來所提倡的“自己講”“講自己”哲學研究範式的邏輯內(nei) 核。

Study On the Logic of Mr. Zhang Liwen's Song Ming Confucianism Studies

Zhang Ruitao

(School of Marxism，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Qingdao China，266580)

Abstract: Mr. Zhang Liwen is a well-known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 and historian of philosophy, studied on Song Ming Confucianism. He insists on problem awareness and humanistic care, to organize classics, to think clearly, to make innovations, and to achieve outstanding results. On the whole, Mr. Zhang's research on Song Ming Confucianism generally follows the logical approach. He starts from Zhou Yi, one of the classic interpretation texts of the Song Ming Confucianists, and writes Research on Zhou Yi Thought, laying down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n the academic found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ideas of Song Ming Confucianists. Taking Zhu Xi's research as a preliminary attempt to the study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his Zhu Xi Thought Research became a model work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history in the academic worl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ocusing on Zhou Dunyi, Zhang Zai, Cheng Hao Chengyi, Zhu Xi, Lu Jiuyuan, Wang Yangming, and Wang Fuzhi, it i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Song Ming Confucianism's ideological evolution of Song Ming Confucianism. Song Ming Confucianism is divided into mainstream and non-mainstream. There are three more factions in the mainstream. This clarifies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ong and Ming Confucianism. Due to coincidence, it was deduced from the study of Zhu Zi to the study of Korean Confucianist Li Huang, and the study of Tuxi was extended to the study of East Asian Confucianism, and put forward the implication of East Asian Consciousnes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spirit of harmony. Of course, whether it is a study of the famous Song Ming Confucianism of the individual case or a whole study of Song Ming Confucianism, it always follow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e Logical Structure The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is method also constitutes the logical core of the philosophy Speak for Yourself  and Speak Yourself  that Mr. Zhang advocates.

Key  words: Zhang Liwen； Song Ming Confucianism； Logical Approach

注釋：
 
[①]參見張立文：《學術生命與生命學術——張立文學術自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67～68頁。
[②]楊立華：《序》，《宋明理學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頁。
[③]張立文：《宋明理學邏輯結構的演化》，（台灣）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頁。
[④]張立文：《中國哲學的創新與和合學的使命》，《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年第一期。
[⑤]張立文：《周易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前言。
[⑥]金隆德：《喜讀<周易思想研究>》，《中國哲學史研究》1981年第三期。
[⑦]張立文：《學術生命與生命學術——張立文學術自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頁。
[⑧]張立文：《和合學——21世紀文化戰略的構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頁。
[⑨]張立文：《周易帛書今注今譯》（上、下冊），（台北）學生書局，1991年版；《帛書周易注譯》，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白話帛書周易》，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帛書周易注譯》（修訂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⑩]張立文：《學術生命與生命學術——張立文學術自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頁。
[11]參見張立文：《中國哲學思潮發展史》（下），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8頁。
[12]康香閣：《著名哲學家張立文先生訪談錄》，《邯鄲學院學報》2009年第二期。
[13]張立文：《朱熹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1994年9月修訂版；穀風出版社，1986年繁體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2001年12月修訂本，收入《社科學術文庫》。
[14]張立文：《學術生命與生命學術——張立文學術自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28～129頁。
[15]參見張立文：《學術生命與生命學術——張立文學術自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頁。
[16]參見張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修訂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2001年版，後記。
[17]參見張立文：《學術生命與生命學術——張立文學術自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34頁。
[18]張立文：《中國哲學：從“照著講”、“接著講”到“自己講”》，《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0年第二期。
[19]參見張立文：《“自己講”、“講自己”——中國哲學的重建與傳統現代的度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頁。
[20]參見張瑞濤：《“自己講”、“講自己”：中國哲學研究範式的創新》，《江海學刊》2009年第二期。
[21]張立文：《“自己講”、“講自己”——中國哲學的重建與傳統現代的度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頁。
[22]參見張立文：《儒佛之辯與宋明理學》，《中國哲學史》2000年第二期。
[23]參見張立文：《學術生命與生命學術——張立文學術自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40頁。
[24]張立文：《宋明理學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人民出版社2002年修訂版，收入《哲學史家文庫》；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再版。
[25]張立文：《宋明理學邏輯結構的演化》，（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版。
[26]參見向世陵：《理氣性心之間——宋明理學的分係和四係》，湖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頁。
[27]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3頁。
[28]劉宗周：《證學雜解》，載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第二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78頁。
[29]參見楊澤波：《牟宗三三係論的理論貢獻及其方法論終結》，《中國哲學史》2006年第二期。
[30]張立文：《宋明理學研究》（增訂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6頁。
[31]張立文：《宋明理學研究》（增訂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8頁。
[32]張立文：《宋明理學研究》（增訂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9～10頁。
[33]張立文：《宋明理學研究》（增訂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50頁。
[34]參見張立文：《宋明理學研究》（增訂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50～552頁。
[35]參見張立文：《宋明理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9頁。
[36]向世陵《善惡之上——胡宏·性學·理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0年版，第2頁。
[37]張立文：《正學與開新——王船山哲學思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2～403頁。
[38]張先生這樣的論說在《善惡之上·序》和《王船山哲學思想》中都說過，若論時間早晚，當以《王船山哲學思想》為早。張先生在《善惡之上·序》中曾說：“近年來筆者撰寫《王船山哲學思想》一書”，可見，稍早出版的《善惡之上》一書中張先生的觀點是淵源於稍晚出版的《王船山哲學思想》的。
[39]張立文：《心學之路——陸九淵思想研究》（修訂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收入《當代中國學術精品·哲學》；《船山哲學》，（台北）七略出版社2000年版；《正學與開新——王船山哲學思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收入《哲學史家文庫》；《戴震》，（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91年版；《戴震哲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走向心學之路——陸象山思想的足跡》，中華書局1992年版。張先生盡管未有研究王陽明哲學思想的專著，但曾編纂整理《王陽明全集》（4冊），紅旗出版社/大地出版社1996年版)。
[40]張立文：《退溪哲學入門》（韓文），（漢城）驪江出版社1990年版；《朱熹與退溪思想比較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李退溪思想研究》，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退溪書節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41]張瑞濤：《探賾索隱，開拓創新——張立文教授學術創新綜述》，載郝立新主編《哲學家·2009》，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7頁。
[42]張立文：《李退溪思想研究》，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自序。
[43]張立文：《東亞意識何以可能——<亞文>發刊之際的感想》，《亞文》1996年第一輯。
[44]張立文：《東亞意識與和合精神》，《學術月刊》1998年第一期。
[45] 張立文主編：《東亞哲學與21世紀叢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包括：《和合與東亞意識》(張立文著)、《東亞的轉生》(陸玉林著)、《和合之境》(李振綱、方國根著)、《和魂新思》(張玉柯、李甦平等著)、《君子國的智慧》(薑日天、彭永捷著)。
[46]張立文總編纂：《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華夏出版社2010年版。
[47]參見張立文：《學術生命與生命學術——張立文學術自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24～125頁。
[48]張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修訂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2001年版，前言。
[49]參見張立文：《學術生命與生命學術——張立文學術自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72頁。
[50]張立文：《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2002年修訂本，收入《社科學術文庫》。
[51]參見張立文：《學術生命與生命學術——張立文學術自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43頁。
[52]張立文：《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修訂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
[53]張立文：《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修訂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頁。
[54]參見李會富：《中國哲學“自己講”、“講自己”的新方法——記張立文先生的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邯鄲學院學報》2009年第二期。
[55]張立文：《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天道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繁體版；《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人道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年繁體版。
[56] 《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台北）漢興書局有限公司1994年版；（漢城）東文選出版社1995年朝文版、越南文版；《氣》（主編、合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台北）漢興書局有限公司1994年版；（漢城）東文選出版1993年朝文版、越南文版；《理》（主編、合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台北）漢興書局有限公司，1994年朝文版、越南文版；《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天》，（台北）七略出版社1996年版；《變》，（台北）七略出版社2000年版。
[57] 參見張瑞濤：《論中國哲學史人物研究的“四位一體”法》，《理論月刊》2012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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