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經學的發生與(yu) 《樂(le) 經》的成立

作者：王齊洲（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文學理論與(yu) 批評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20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正月廿七日癸巳

          耶穌2020年2月20日

摘要：

西漢建國後的近八十年裏，因各種原因，儒家經典和儒學教育一直處於(yu) 被忽視的沉寂狀態。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立《詩》、《書(shu) 》、《禮》、《易》、《春秋》五經博士，並置博士弟子員，經過三十多年努力，才完成了儒家經典和儒學教育的製度建設。不過，武帝所立全是今文經學，且《樂(le) 經》未立學官，古文經學隻在民間傳(chuan) 習(xi) 。宣帝時官方經學雖仍是今文經學的天下，但古文經學在民間得到較大發展，到成帝時已頗具影響。而今文經學內(nei) 部的學派之爭(zheng) ，也動搖著今文經學的學術信譽和權威地位。到平帝時，《毛詩》、《左傳(chuan) 》、《周官》、《古文尚書(shu) 》、《樂(le) 經》先後被立學官，奠定了古文經學的學術地位，也形成了今、古文經學紛爭(zheng) 的態勢。由於(yu) 古文經學立為(wei) 學官的主要推手是劉歆和王莽，而王莽新朝短命而亡，劉歆為(wei) 新朝國師，今文經學家遂指稱他們(men) 偽(wei) 造經典，居心不良。盡管《毛詩》、《左傳(chuan) 》、《周官》後來得到廣泛流傳(chuan) ，而《古文尚書(shu) 》、《樂(le) 經》卻若存若亡，引起巨大爭(zheng) 議。綜合考察劉歆和王莽奏立古文經學的客觀形勢和主觀動機，結合傳(chuan) 世文獻，可以確證他們(men) 都沒有作偽(wei) ，今文經學家的指控不能成立。至於(yu) 《樂(le) 經》文本失傳(chuan) 與(yu) 否，則需要跳出今、古文經學的思想藩籬來尋求解決(jue) 。

關(guan) 鍵詞：今文經學；古文經學；《樂(le) 經》；劉歆；王莽；

眾(zhong) 所周知，漢代的經學有古文經學、今文經學之分。所謂今文、古文，最初隻是指稱不同書(shu) 體(ti) ，今文是指秦漢人使用的篆書(shu) 和由其簡化而成的隸書(shu) ，古文是指先秦諸國(秦除外)所使用的其他書(shu) 體(ti) 。而漢代的今文經學，是指漢人研究今文所記述的儒家經典的學問；古文經學，則是指漢人研究古文所記述的儒家經典的學問。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自西漢後期開始便紛爭(zheng) 不斷。儒家經典在漢代被定型和被定義(yi) ，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紛爭(zheng) 正是經學家們(men) 為(wei) 了爭(zheng) 奪經典定型和定義(yi) 的權力，從(cong) 而鞏固其思想政治地位，擴大其社會(hui) 文化影響的重要手段。漢武帝立《詩》、《書(shu) 》、《禮》、《易》、《春秋》五經博士，獨《樂(le) 經》未立。漢平帝立《樂(le) 經》博士，不久王莽篡政，建立新朝，十餘(yu) 年即告滅亡，《樂(le) 經》也隨著王莽政權的垮台而湮沒。《樂(le) 經》之有無或存亡於(yu) 是成為(wei) 千古之謎，長期困擾學術界。而要解決(jue) 這一問題，必須結合漢代古文經學的發生以及今、古文經學之爭(zheng) 來討論，才能有深入的理解，從(cong) 而推進問題的解決(jue) 。故筆者不揣譾陋，嚐試從(cong) 古文經學的發生以及今、古文經學之爭(zheng) 入手，先來解決(jue) 《樂(le) 經》是否成立的問題。

一

據《史記》記載，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並六國，實現了國家統一，下令“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shu) 同文字”；二十八年(前219年)，始皇登琅琊山並刻石，文中有“器械一量，同書(shu) 文字”等語；三十四年(前213年)，李斯上書(shu) :“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shu) 》、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shu) 》，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ju) 者，與(yu) 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wei) 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shu) 。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wei) 師。”始皇製曰:“可。”1焚書(shu) 之令遂得以在全國施行。秦代“書(shu) 同文”，禁止使用六國文字，強製采用秦人的篆書(shu) 或隸書(shu) ，統一了境內(nei) 的文字書(shu) 寫(xie) 。篆隸後來也成為(wei) 漢人普遍使用的“今文”，而六國文字(即漢人所稱的“古文”)被拋棄；始皇“焚書(shu) ”，將《詩》、《書(shu) 》等儒家經典在民間徹底掃除，以便統一社會(hui) 思想，這一舉(ju) 措對漢代的經學發展也產(chan) 生了重大影響。

漢代經學的興(xing) 起和發展，經曆了一個(ge) 漫長的過程。《史記·儒林傳(chuan) 序》雲(yun) :“夫齊魯之間於(yu) 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xing) ，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xi) 大射、鄉(xiang) 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yi) 》，因為(wei) 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鹹為(wei) 選首，於(yu) 是喟然歎興(xing) 於(yu) 學。然尚有幹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後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後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xiang) (向)之，於(yu) 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yu) 魯則申培公，於(yu) 齊則轅固生，於(yu) 燕則韓太傅；言《尚書(shu) 》，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yu) 齊、魯自胡母生，於(yu) 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後崩，武安侯田蚡為(wei) 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wei) 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xiang) (向)風矣。”2在序言中，司馬遷準確地描述了“今上”漢武帝之前儒學發展的概況:由於(yu) 秦始皇焚書(shu) 坑儒，由於(yu) 漢初社會(hui) 尚不夠穩定，也由於(yu) 漢初統治者高祖、惠帝、呂後、文帝、景帝以及竇太後都不喜歡儒者，因此，儒學在漢初處於(yu) 被忽視和頗沉寂的狀態。具體(ti) 來說，《禮》雖然有叔孫通所作的《漢禮儀(yi) 》，但那是為(wei) 朝廷設計的區分上下等級秩序的儀(yi) 注，且主要采用的是秦人朝儀(yi) 3；文帝雖使晁錯赴濟南伏生受《尚書(shu) 》，但那已是《尚書(shu) 》的劫後之餘(yu) ，晁錯所受之《書(shu) 》也隻藏於(yu) 秘府，並未立於(yu) 學官或向社會(hui) 傳(chuan) 播4；景帝時，胡毋生、董仲舒先後為(wei) 《春秋公羊傳(chuan) 》博士5；《詩》雖然在文帝時立有魯申培公、燕韓嬰為(wei) 博士，在景帝時立有齊轅固生為(wei) 博士，但他們(men) 並非同時任職，罷官後也無弟子繼任。更為(wei) 重要的是，文、景時期的所有博士都不是儒家“經學”博士，也不從(cong) 事儒學教育，而是與(yu) 秦代相同的聊備顧問的文學侍從(cong) 。

博士之稱，並不始於(yu) 漢代，戰國時的魯、魏、秦皆有博士。“儒術之盛自魯、魏，是則博士建官本於(yu) 儒術”；齊之“‘稷下先生’，不稱‘博士’，二者蓋異名同實”6。不過，稷下先生“不治而議論”，最多時達“數百千人”7，並不限於(yu) 儒者；當時頗為(wei) 知名的學者如鄒衍、淳於(yu) 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宋鈃、騶奭等，便都不是儒者；其間先後問世的學術著作如《管子》、《宋子》、《接子》、《蜎子》、《田子》等，也並非儒學著作；著名儒家學者荀子雖然“三為(wei) 祭酒”、“最為(wei) 老師”8，但稷下學宮的主流思想卻是黃老道家和陰陽五行學說，而不是儒家學說。秦國博士也複如是，《漢書(shu) ·百官公卿表》謂:“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9與(yu) “稷下先生”的“不治而議論”同義(yi) ，也不限於(yu) 儒者；秦廷有占夢博士、歌詩博士，便是明證。漢文帝、景帝時期，《春秋》學博士也好，《詩》學博士也罷，其實都與(yu) 經學無關(guan) 。即是說，不是因其為(wei) 《詩》和《春秋》是儒家經典而立為(wei) 博士，而是因為(wei) 所立博士個(ge) 人有一學之長、可備顧問的緣故。“非謂文、景兩(liang) 朝博士，限於(yu) 儒生經師也。其他尚可考見者，如魯人公孫臣，以言‘五德終始’召拜博士，在文帝時。賈誼年二十餘(yu) ，以頗通諸子百家之書(shu) ，亦召為(wei) 博士。晁錯學申商刑名於(yu) 軹張恢生所，文帝時亦為(wei) 博士。轅固生與(yu) 黃生爭(zheng) 論於(yu) 景帝前，黃生無所考見，疑亦博士也。《漢舊儀(yi) 》:‘文帝時，博士七十餘(yu) 人，朝服玄端章甫冠，為(wei) 待詔博士。’是其時博士員數，仍仿秦舊，亦七十餘(yu) 人”。總之，“漢代儒術之盛，與(yu) 夫博士之限於(yu) 儒生經師，其事始武帝，而其議則創自董仲舒”10。因此，劉歆在《移太常博士書(shu) 》中說:

漢興(xing) ，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yi) 》。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shu) 。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shu) 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鹹介胄武夫，莫以為(wei) 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晁)錯從(cong) 伏生受《尚書(shu) 》。《尚書(shu) 》初出於(yu) 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shu) 見在，時師傳(chuan) 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眾(zhong) 書(shu) 往往頗出，皆諸子傳(chuan) 說，猶廣立於(yu) 學官，為(wei) 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yu) 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wei) 《雅》，或為(wei) 《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shu) 曰:“禮壞樂(le) 崩，書(shu) 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xing) 已七八十年，離於(yu) 全經，固已遠矣。11

劉歆說的“全經”，是指先秦儒家的“六經”(《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全本。“六經”之說見於(yu) 《莊子·天運》，荊門郭店楚簡《六德》、《語叢(cong) 一》以及《禮記·經解》也有類似表述12。這些經典除《易》外，在秦代都在禁毀之列，而《易》也僅(jin) 用於(yu) 卜筮，並非指儒家《易經》傳(chuan) 論，與(yu) 經學無關(guan) 。因此，在高祖時期，實際上是沒有儒家經典的學習(xi) 和傳(chuan) 播的。惠帝四年(前191年)三月，朝廷下令除挾書(shu) 之律，即解除了秦代給與(yu) 挾書(shu) (包括藏書(shu) )人滅族(“挾書(shu) 者族”)的律令，於(yu) 是有了山崖屋壁所藏儒家經典的出現。而當時發現的《尚書(shu) 》已經不是全本，僅(jin) 剩29篇(後亡佚1篇)。詔書(shu) 所雲(yun) “禮壞樂(le) 崩，書(shu) 缺簡脫”，確是當時的實情。根本原因，是秦代的焚書(shu) 坑儒造成了儒學典籍的散佚，漢初對儒學的輕忽又造成了儒家教育的衰敗。從(cong) 漢興(xing) (前206年)到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采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直到建元五年(前136年)阻擾推行儒術的竇太後死，朝廷才正式設立五經博士，再到元朔五年(前124年)為(wei) 博士置弟子員，“複其身”(即免除其賦役)，把博士由文帝、景帝時的顧問官改為(wei) 掌教弟子的教育官，才真正完成了儒家經典與(yu) 儒學教育的製度建設，其間有近八十年光景。

關(guan) 於(yu) 西漢博士官的設立，胡秉虔《西京博士考》、張金吾《漢魏博士考》、王國維《漢魏博士考》等都有考辨，皮錫瑞《經學通論》也有論說，但都比較粗略。即便是後來的錢穆《兩(liang) 漢博士家法考》，也仍然不夠細致。沈文倬在《從(cong) 漢初今文經的形成說到西漢今文〈禮〉的傳(chuan) 授》和《黃龍十二博士的定員和太學郡國學校的設置》等文中進行了細致考辨，他認為(wei) :“漢初博士的職掌仍然沿襲秦製的所謂‘通古今’，也就是在它專(zhuan) 業(ye) 知識範圍內(nei) 備皇帝的顧問。文、景時代增加《詩》、《春秋》博士，與(yu) 以前的傳(chuan) 記博士性質並無不同，轅固生與(yu) 黃生在景帝前爭(zheng) 論湯武受命，就是‘通古今’備顧問的例證。從(cong) 製度上看，這時候博士還不是教育官，自然不可能在太常官署傳(chuan) 授弟子，因此申公等《詩》、《春秋》今文大師，雖曾一度擔任博士官，而他們(men) 的傳(chuan) 授弟子仍然在民間。”13到武帝時，由於(yu) “漢興(xing) 以來第一代大師都已老病或死亡；他們(men) 的弟子中能承受師說而微有發揚者，寥寥無幾；新學後進完成家法，也需要時間”，所以，“武帝建立經學五博士和博士弟子員並不一帆風順，經過三十多年搜訪遺逸、培養(yang) 後進的努力，才陸續完備和健全起來”14。這一認識是正確的。他還考定，“西漢今文《易》三大家(施讎、孟喜、梁丘賀———引者)都出於(yu) 田王孫的傳(chuan) 授”，“楊何與(yu) 丁寬師法略同，而武帝又傾(qing) 向楊何，所以田王孫即用楊何師法而立於(yu) 學官的。這就是武帝時‘《易》楊’的由來”15。據班固《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載:“丁寬，字子襄，梁人也……遂事(田)何。學成，何謝寬，寬東(dong) 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dong) 矣。’景帝時，寬為(wei) 梁孝王將軍(jun) 距吳、楚，號丁將軍(jun) ，作《易說》三萬(wan) 言，訓故舉(ju) 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16《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又載:“讎為(wei) 童子，從(cong) 田王孫受《易》。……田王孫為(wei) 博士，複從(cong) 卒業(ye) 。”17田王孫雖受丁寬《易》學，但朝廷所授卻是楊何師法的《易》學博士。因此，《史記·儒林列傳(chuan) 》載雲(yun) :“漢興(xing) ，田何傳(chuan) 東(dong) 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chuan) 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wei) 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lin) 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yu) 楊何之家。”18當然，楊何《易》的源頭其實也是田何《易》學。沈先生的這些結論也可以成立。此外，《禮經》博士在武帝時立有博士，隻是時間最晚。沈先生考定後認為(wei) :“從(cong) 漢初高堂生傳(chuan) 《禮經》十七篇，曆蕭奮、孟卿都未完成師法……後倉(cang) 從(cong) 夏侯始昌受齊《詩》在武帝建元、元光間，從(cong) 孟卿受《禮經》在元狩、元鼎間，以後撰作《曲台記》，完成師法，從(cong) 征和以後開始傳(chuan) 授弟子，即在此時立為(wei) ‘《禮》後’博士，已是武帝末年。”19這些考證都很細致精確。同時，他又認為(wei) ，武帝“元狩五年為(wei) 《五經》博士置弟子員後，隨即有博士到職講授的，隻有兩(liang) 經”，即《書(shu) 經》和《春秋經》，並推定《書(shu) 經》可能是“一個(ge) 世守歐陽生師法為(wei) 夏侯勝所師事的歐陽某擔任過博士”，而“有明文記載的隻有兩(liang) 人，即孔安國及其兄子孔延年”，“至於(yu) 任職時間，綜合《倪寬傳(chuan) 》、《張湯傳(chuan) 》、《百官公卿表》的記載，推定為(wei) 元狩五年以後”。《春秋經》最初是傳(chuan) 公羊學師法的公孫弘，而“元狩五年招收博士弟子員，講授經學，隻有孔安國講《尚書(shu) 》歐陽學，褚大講《春秋》公羊董氏學”20。沈先生這裏講的漢人傳(chuan) 經之“師法”，是和“家法”相對而言的。所謂“師法”，一般是指撰有訓詁某經大義(yi) 且自成體(ti) 係的章句記傳(chuan) 的經師之學，師徒傳(chuan) 授。所謂“家法”，一般指某經於(yu) 某家有某氏之學，世代傳(chuan) 授。朝廷立經學博士後，凡言某經有某氏之學，實為(wei) “師法”，此博士由朝廷選聘，博士弟子員也由朝廷遴選；而未立學官者則稱“家法”，其傳(chuan) 授在民間。自宣帝以後，一經“師法”又分為(wei) 數家之學，同時立於(yu) 學官，於(yu) 是“師法”、“家法”紛爭(zheng) 延於(yu) 朝廷。由“師法”入手探討武帝五經博士設立的情況，無疑是正確的方法。

不過，沈先生的考證及其結論也存在一些疏漏，需要加以補充和糾正。其疏漏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對武帝置博士弟子員的時間記述有誤。武帝置五經博士的時間是建元五年(前136年)，為(wei) 博士官置弟子員則在元朔五年(前124年)，而非元狩五年(前118年)。據《史記·儒林列傳(chuan) 》載:“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wei) 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xiang) (向)風矣。公孫弘為(wei) 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為(wei) 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複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yi) 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xiang) 裏、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yu) 計偕，詣太常，得受業(ye) 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wei) 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21《史記·平津侯列傳(chuan) 》載:“元狩二年(公孫)弘病，竟以丞相終。”裴駰集解引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醜(chou) ，公孫弘為(wei) 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醜(chou) ，封平津侯。”22公孫弘請“為(wei) 博士官置弟子”在元朔五年(前124年)，而非元狩五年(前118年)，元狩五年公孫弘去世已三年。沈先生將置博士弟子員誤記為(wei) 元狩五年(前118年)，造成了一些推斷上的失誤。

二是忽略了《詩經》在武帝時也有博士到職講授的史實。據《史記·平準書(shu) 》載:“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wan) 人……犯者眾(zhong) ，吏不能盡誅取，於(yu) 是遣博士褚大、徐偃分曹循行郡國，舉(ju) 兼並之徒，守相為(wei) 利者。”23其循行時間在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褚大乃董仲舒弟子，為(wei) 《春秋》公羊學博士，徐偃乃申培公弟子，為(wei) 《魯詩》學博士，既同為(wei) 在職博士官，在太常中必定都有對弟子員的講授，不能隻承認褚大講《春秋》公羊學，不承認徐偃講《魯詩》學。又《漢書(shu) ·終軍(jun) 傳(chuan) 》載:“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製，使膠東(dong) 、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為(wei) 太常丞。禦史大夫張湯劾偃矯製，大害，法至死。偃以為(wei) 《春秋》之義(yi) ，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wan) 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yi) 。有詔下(終)軍(jun) 問狀。……軍(jun) 奏偃矯製顓行，非奉使體(ti) ，請下禦史征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禦史大夫。”24《史記·孝武本紀》載:元鼎四年(前113年)，“上為(wei) 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與(yu) 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於(yu) 是上絀偃、霸，盡罷諸儒弗用”25。即是說，徐偃為(wei) 武帝時《魯詩》學博士，元鼎四年(前113年)因封禪祠器和禮儀(yi) 事忤上意而被罷去。

三是對武帝所立博士規模的理解有些狹隘和保守。武帝設立《五經》博士，罷黜此前設置的諸子百家、詩歌技藝等各種博士數十人，其時選為(wei) 博士者都是通《五經》之人，一定不隻沈先生所舉(ju) 數人。沈先生所舉(ju) 僅(jin) 是姓名可考、師法傳(chuan) 承清楚者。而史闕有間，有些武帝所立博士，因為(wei) 各種原因，有的無法確定他們(men) 的姓名，也多不知他們(men) 究竟立為(wei) 何種經學博士，但他們(men) 確是武帝所立經學博士，則是肯定的。例如，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孫弘奏請為(wei) 博士置弟子員，引“(馬)謹與(yu) 太常臧、博士平等議”26，此博士名“平”，其為(wei) 經學博士可以肯定。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立《五經》博士，至此時已過12年，所有博士都一定是《五經》博士，隻是我們(men) 隻知其名，不知其姓，也不知其為(wei) 何經博士。再如，《漢書(shu) ·張湯傳(chuan) 》載:“匈奴求和親(qin) ，群臣議前，博士狄山曰:‘和親(qin) 便。’”張湯稱:“此愚儒無知。”27此時張湯為(wei) 禦史大夫，湯任禦史大夫始於(yu) 元狩三年(前120年)，元鼎二年(前115年)自殺，這位名“狄山”的博士應該在元狩之前就已任職，至於(yu) 他是何種經學博士，我們(men) 也無法落實。另外，《漢書(shu) ·武帝本紀》載:元鼎二年(前115年)夏大水，關(guan) 東(dong) 餓死者以千數，秋九月，詔“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28。這位名“中”的巡行博士也該是經學博士。總之，武帝所立《五經》博士也許沒有文帝、景帝時博士那樣多(一般為(wei) 七十人)，但一定不是沈先生所指數人是毋庸置疑的。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漢武帝通過三十多年努力，才形成了《五經》“師法”博士的完全在崗，並遴選出博士弟子員在太常署接受博士教育，最終完成了《五經》博士的設立和經學教育的製度建設。

需要指出的是，武帝時期的五經博士所教的經學都是“今文經學”。所謂“今文經學”，是指用秦漢篆隸書(shu) 所記錄的經學。具體(ti) 而言，關(guan) 於(yu) 《詩》，《漢書(shu) ·藝文誌》雲(yun) :“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29即是說，雖然秦人焚《詩》、《書(shu) 》，但由於(yu) 《詩》能夠諷誦而保存在人們(men) 的記憶裏無法焚毀，漢興(xing) 後很容易恢複，《魯詩》、《韓詩》、《齊詩》便都是漢初人憑記憶以漢隸記錄的文本，故都是今文經學。《書(shu) 》雖是齊人伏生(名勝)所傳(chuan) ，但伏生是秦博士，其所藏屋壁的《尚書(shu) 》應該是用秦篆隸文書(shu) 寫(xie) ，而後來傳(chuan) 其師法的張生、歐陽生等所撰大意的傳(chuan) 文更毫無疑問是今文30。《春秋公羊傳(chuan) 》據說源於(yu) 子夏弟子公羊高，其出現卻是在漢景帝時，由胡毋生著於(yu) 竹帛31，至董仲舒形成師法，自然是今文經學。《春秋穀梁傳(chuan) 》據說源於(yu) 子夏弟子穀梁赤(一名俶，字元始)，由瑕丘江生著於(yu) 竹帛，其書(shu) 出現於(yu) 漢武帝元朔、元狩年間，在《公羊傳(chuan) 》之後，並受到《公羊傳(chuan) 》的影響，也是用漢隸書(shu) 寫(xie) ，同樣屬於(yu) 今文經學32。至於(yu) 《禮》與(yu) 《易》，秦焚《詩》、《書(shu) 》、百家語，本不包括《禮》和《易》。《易》在秦代被用於(yu) 卜筮，取其日用，自然是用今文書(shu) 寫(xie) 。而漢武帝所立《易經》博士田王孫，因用楊何師法而立於(yu) 學官，楊何“以《易》元光元年(前134年)征，官至中大夫”24，楊何師法為(wei) 今文經學自無異議。《禮》也與(yu) 日用相關(guan) ，叔孫通製作《漢禮儀(yi) 》，頗采古禮與(yu) 秦儀(yi) 雜就之，便是朝廷禮儀(yi) 的實用需要，也必用今文記錄。《漢書(shu) ·衛宏傳(chuan) 》載:“魯高堂生漢興(xing) 傳(chuan) 《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以授同郡後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於(yu) 是德為(wei) 《大戴禮》，聖為(wei) 《小戴禮》，普為(wei) 《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33後倉(cang) 《禮》立為(wei) 博士已是武帝晚年，同樣為(wei) 今文經學。總之，武帝時期的五經博士都是今文經學，沒有例外34。

二

宣帝以降，漢代經學發生了重大變化，古文經學的出現是產(chan) 生這些變化的導火索。大體(ti) 而言，宣帝時期的官方經學仍然是今文經學的天下，但古文經學在民間得到有效傳(chuan) 播和較大發展，到成帝時已經頗具社會(hui) 影響，對今文經學產(chan) 生了巨大的衝(chong) 擊。因利益驅動而產(chan) 生的今文經學內(nei) 部的學派之爭(zheng) ，也動搖著今文經學的學術信譽和權威地位。哀帝時期，劉歆請立古文經學博士，受到今文經學博士抵製和朝中大臣們(men) 的反對，雖然劉歆隻能以請求外放以平息眾(zhong) 怒，但已經顯示出了人們(men) 對今文經學信仰的動搖，同時也展示了古文經學的力量。到平帝時期，古文經學受到朝廷重視，被設立博士學官，從(cong) 而奠定了古文經學的學術地位，也形成了今、古文經學紛爭(zheng) 的態勢。從(cong) 此，今、古文經學互相攻擊，勢同水火，影響中國學術發展二千年之久，許多學者囿於(yu) 自己的學術立場而不能客觀公平看待對手，因而形成許多錯誤的認識。而《樂(le) 經》博士的設立正是在平帝時期，由王莽提議。其後不久，《樂(le) 經》文本便被湮沒在今、古文經學的紛爭(zheng) 和國家政權的頻繁更替之中，成為(wei) 經學史上的千古之謎。

清理西漢古文經學的誕生與(yu) 發展，必須首先正視古文經學文獻的發現及其傳(chuan) 播，獻王劉德和孔子十世孫孔安國與(yu) 其有著直接的關(guan) 係。

關(guan) 於(yu) 劉德與(yu) 古文經學的關(guan) 係，《漢書(shu) ·景十三王傳(chuan) 》載:“河間獻王(劉)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cong) 民得善書(shu) ，必為(wei) 好寫(xie) 與(yu) 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裏，或有先祖舊書(shu) ，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shu) 多，與(yu) 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劉)安亦好書(shu) ，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shu) ，皆古文先秦舊書(shu) ，《周官》、《尚書(shu) 》、《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chuan) 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ju) 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le) ，被服儒術，造次必於(yu) 儒者。山東(dong) 諸儒多從(cong) 而遊。”35獻王劉德所得善書(shu) 皆民間所藏“古文先秦舊書(shu) ”，並在自己的王國設立《毛詩》、《左傳(chuan) 》古文經學博士，對漢代古文經學的誕生起到了發凡起例的作用，意義(yi) 特別重大。盡管武帝時古文經學在朝廷未能立為(wei) 學官，但地方和民間對古文經學的重視以及傳(chuan) 習(xi) ，無疑改變了今文經學統治漢代思想領域的獨霸局麵，對於(yu) 漢代學術的繁榮和中國文化思想的發展是具有積極意義(yi) 的。

關(guan) 於(yu) 孔安國與(yu) 古文經學的關(guan) 係，《漢書(shu) ·藝文誌·六藝略》書(shu) 類小序雲(yun) :“《古文尚書(shu) 》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shu) 》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yu) 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shu) 。”36孔安國從(cong) 孔子宅中得《古文尚書(shu) 》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這是古文經學文獻的一次重要發現。其時間在武帝末，比獻王劉德得古書(shu) 的時間為(wei) 晚，但意義(yi) 同樣巨大。據《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載:“孔氏有《古文尚書(shu) 》，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shu) 》，得十餘(yu) 篇，蓋《尚書(shu) 》茲(zi) 多於(yu) 是矣。遭巫蠱，未立於(yu) 學官。安國為(wei) 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cong) 安國問故，遷書(shu) 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dong) 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為(wei) 博士、部刺史，又傳(chuan) 《左氏》；常授虢徐敖；敖為(wei) 右扶風掾，又傳(chuan) 《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37不僅(jin) 司馬遷撰《史記》吸收了孔安國古文經學的一些說法，而且古文經學被民間傳(chuan) 承，《古文尚書(shu) 》、《毛詩》及《禮記》、《論語》、《孝經》在王莽時都被立為(wei) 學官，古文經學的勢力由此壯大，直可以與(yu) 今文經學相抗衡。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孔安國熟悉《古文尚書(shu) 》，但在武帝時，他隻是《尚書(shu) 》今文經學博士，而非《古文尚書(shu) 》博士38。這充分說明，武帝之前的古文經學是備受朝廷壓抑的。

盡管武帝前的漢朝廷是今文經學的天下，然而，古文經學在民間傳(chuan) 習(xi) ，影響逐漸擴大，而今文經學內(nei) 部的學派之爭(zheng) 也為(wei) 古文經學的發展創造了空間。到宣帝時，今文經學各學派分歧越來越大，朝廷不得不在石渠閣舉(ju) 行會(hui) 議，企圖統一今文經義(yi) 。據《漢書(shu) ·宣帝紀》載:甘露三年(前51年)“三月己醜(chou) ，丞相(黃)覇薨。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qin) 稱製臨(lin) 決(jue) 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shu) 》、穀梁《春秋》博士”39。會(hui) 議由太子太傅蕭望之(《齊詩》學者)主持，由黃門侍郎梁丘臨(lin) (梁丘《易》學者)擔任“奉使問”和監議，傳(chuan) 達宣帝提出的問題並宣布宣帝的裁決(jue) 。參加會(hui) 議的有《魯詩》學、《齊詩》學、歐陽《尚書(shu) 》學、大小夏侯《尚書(shu) 》學、後倉(cang) 《禮》學、施孟《易》學、梁丘《易》學、公羊《春秋》學、穀梁《春秋》學等今文經學派的著名學者，以及對某經某學有成就者若幹人，除已經立為(wei) 學官的博士外，也有未立學官的今文經學者，他們(men) 在會(hui) 後也多被立為(wei) 學官。會(hui) 議討論的問題最後編輯為(wei) 《石渠奏議》，按照《漢書(shu) ·藝文誌》著錄，分別有《〈尚書(shu) 〉奏議》42篇、《〈禮〉奏議》38篇、《〈春秋〉奏議》39篇、《〈論語〉奏議》18篇、《〈五經〉雜議》18篇。不過，這些文獻後來都沒有能夠保存下來，僅(jin) 存後人引用的佚文二十餘(yu) 條。從(cong) 這些佚文來看，當時討論的所有問題都是今文經學的問題，所有分歧都是今文經學內(nei) 部學派的分歧。然而，這些分歧和爭(zheng) 論表明，今文經學各經的論傳(chuan) 解說沒有一家一派能夠被其他各家各派完全接受，隻能依靠皇帝的政治權威來解決(jue) 學術爭(zheng) 議問題。這一現狀和事實，為(wei) 古文經學的成長壯大提供了充分的學術空間和實際的社會(hui) 需求。

古文經學受到有識之士的重視，劉歆是其中的關(guan) 鍵人物。據《漢書(shu) ·劉歆傳(chuan) 》載:“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shu) 》，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為(wei) 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yu) 父向領校秘書(shu) ，講六藝、傳(chuan) 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複為(wei) 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ju) 歆宗室，有材行，為(wei) 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複領五經，卒父前業(ye) 。歆乃集六藝群書(shu) ，種別為(wei) 《七略》。語在《藝文誌》。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yu) 年大明習(xi) 。及歆校秘書(shu) ，見古文《春秋左氏傳(chuan) 》，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鹹以能治《左氏》，與(yu) 歆共校經傳(chuan) 。歆略從(cong) 鹹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yi) 。初，《左氏傳(chuan) 》多古字古言，學者傳(chuan) 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chuan) 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yi) 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強誌，過絕於(yu) 人。歆以為(wei) 左丘明好惡與(yu) 聖人同，親(qin) 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chuan) 聞之與(yu) 親(qin) 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yi) 。及歆親(qin) 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shu) 》，皆列於(yu) 學官。哀帝令歆與(yu) 《五經》博士講論其義(yi) ，諸博士或不肯置對。”40劉歆隨其父劉向校讎中秘書(shu) 事始於(yu) 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見中秘藏古文《春秋左氏傳(chuan) 》，大好之，丞相史尹鹹與(yu) 他同好，而丞相翟方進也熟習(xi) 《左傳(chuan) 》，說明朝廷秘閣藏有古文經《左傳(chuan) 》、《毛詩》、《逸禮》、《古文尚書(shu) 》，而古文經學在民間和學者中均頗有市場。自劉歆引傳(chuan) 解經後，《左傳(chuan) 》章句義(yi) 理始備。而劉歆曾以《左傳(chuan) 》難明習(xi) 《穀梁春秋》的父親(qin) 劉向，更說明劉歆對古文經學的喜愛和信心。漢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劉歆請將古文經《左傳(chuan) 》、《毛詩》、《逸禮》、《古文尚書(shu) 》立於(yu) 學官，遭到朝廷大臣反對。哀帝令劉歆與(yu) 《五經》博士講論其義(yi) ，希望以此確立古文經學的學術地位，但“諸博士或不肯置對”。這一狀況既可以看出朝廷大臣和今文經學博士的保守，也可從(cong) 中感受到古文經學對今文經學的巨大威脅，以及古文經學家為(wei) 爭(zheng) 取古文經學地位的艱苦努力。無奈之下，劉歆隻得以書(shu) 信形式責讓太常博士，以表達自己的不滿，同時也為(wei) 古文經學進行宣傳(chuan) 。其書(shu) 有雲(yun) :

周室既微，而禮樂(le) 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曆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le) 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shu) 》，製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yi) 乖……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wei) 宮，而得古文於(yu) 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shu) 》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cang) 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shu) ，多者二十餘(yu) 通，臧於(yu) 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chuan) ，經或脫簡，傳(chuan) 或閑編。傳(chuan) 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dong) 庸生之遺學，與(yu) 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chuan) 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yu) 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廵狩之儀(yi) ，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cong) 善服義(yi) 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cong) ，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shu) 》為(wei) 不備，謂《左氏》為(wei) 不傳(chuan) 《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ye) ，亦閔文學錯亂(luan) ，學士若茲(zi) ，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le) 與(yu) 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衘命，將以輔弱扶微，與(yu) 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yu) 道，絕滅微學。夫可與(yu) 樂(le) 成，難與(yu) 慮始，此乃眾(zhong) 庶之所為(wei) 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qin) 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shu) 皆有征驗，外內(nei) 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yu) 野，古文不猶愈於(yu) 野乎?往者博士《書(shu) 》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複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shu) 》，義(yi) 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yu) 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chuan)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yu) 地，在人。賢者誌其大者，不賢者誌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yi) ，豈可偏絕哉!若必專(zhuan) 己守殘，黨(dang) 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yu) 文吏之議，甚為(wei) 二三君子不取也。41

劉歆所述古文經學之事理不謂不清楚，對《左傳(chuan) 》、《逸禮》、《古文尚書(shu) 》“三事”的來曆交代得不謂不明白，對今文經學博士們(men) 的批判也不謂不嚴(yan) 厲，其憫學之心和憤怒之情溢於(yu) 言表。由此可見，直到西漢末年的哀帝時期，為(wei) 古文經學爭(zheng) 取學術地位仍然是多麽(me) 艱難，爭(zheng) 取者幾乎要搭上身家性命。由於(yu)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shu) 》“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shu) 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wei) 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luan) 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為(wei) 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wei) 眾(zhong) 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為(wei) 河內(nei) 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複轉在涿郡，曆三郡守數年”42。今文經學博士的怨恨可以理解，而光祿大夫龔勝以退休相要挾，大司空師丹以“改亂(luan) 舊章，非毀先帝所立”相構陷，一軟一硬，顯然是要置劉歆於(yu) 死地，因為(wei) 他們(men) 本來都是今文經學者，立古文經學博士就會(hui) 動搖今文經學的統治地位，這是他們(men) 與(yu) 劉歆勢不兩(liang) 立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是哀帝的支持，劉歆恐怕隻有死路一條了。今文經學對古文經學的壓製，古文經學爭(zheng) 取學術地位的努力，在這裏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現。

古文經學真正被朝廷認可，並被立於(yu) 學官，發生在漢平帝(1—5年在位)時，而這時的西漢王朝已經名存實亡了。漢哀帝死後，年僅(jin) 九歲的平帝繼位，實權落入王莽之手。而王莽頗好古文經學，這便為(wei) 古文經學的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漢書(shu) ·儒林列傳(chuan) 》有讚雲(yun)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yu) 元始，百有餘(yu) 年，傳(chuan) 業(ye) 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yu) 萬(wan) 言，大師眾(zhong) 至千餘(yu) 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shu) 》唯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複立大、小夏侯《尚書(shu) 》，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複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shu) 》，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39班固在這裏所述平帝之前的漢代所立經學都是今文經學，而平帝所立經學都是古文經學，於(yu) 是今、古文經學對峙的局麵終於(yu) 形成，而學術紛爭(zheng) 與(yu) 政治鬥爭(zheng) 也如影隨形地糾結在一起，成為(wei) 西漢末年至東(dong) 漢時期學術與(yu) 政治發展的一個(ge) 顯著特點。

平帝元始四年(4年)，剛加尊號宰衡的王莽“奏起明堂、辟雍、靈台，為(wei) 學者築舍萬(wan) 區，作市常滿倉(cang) ，製度甚盛。立《樂(le) 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shu) 》、《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37。所謂“異能之士”，主要是指掌握古文經學的士人。王莽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nei) 網羅“前後千數”的“異能之士”，這充分說明古文經學在民間已經有了深厚基礎，培養(yang) 出了大批傑出人才。王莽希望倚靠他們(men) 能夠實現社會(hui) 的轉變，這種轉變既是學術思想的轉變，也是現實政治的轉變。這時的王莽已經完全掌握朝廷權力，正在醞釀如何仿效周公故事，居攝踐祚，實現他的社會(hui) 政治理想。他所依據的儒家經典不是今文經學，而是《周官》(《周禮》)、《古文尚書(shu) 》、《毛詩》、《左傳(chuan) 》等古文經典及古文經學，史書(shu) 的記載是很清楚的。就在王莽上奏的第二年，平帝死，已經加九錫的王莽被太皇太後詔立為(wei) “假皇帝”。次年春，立二歲“孺子”劉嬰為(wei) 皇太子，兩(liang) 年後王莽正式登基，成為(wei) “真天子”，定國號為(wei) “新”。十五年後，王莽被反莽漢軍(jun) 攻殺於(yu) 未央宮之漸台，新朝滅亡。

從(cong) 平帝即位(1年)到王莽垮台(23年)的二十多年時間裏，古文經學被正式立為(wei) 學官，得到朝廷重視，根本改變了它在西漢二百餘(yu) 年被壓製、被排斥的命運。而古文經《左傳(chuan) 》、《毛詩》、《周官》(《周禮》)、《古文尚書(shu) 》、《樂(le) 經》等從(cong) 民間學術走向官方學術，其強力推動者便是劉歆和王莽。在王莽主政和踐祚之後，古文經學成為(wei) 朝廷重大決(jue) 策的學理依據，並被用來進行社會(hui) 政治改革和文化建設，然而，其效果並不理想，不僅(jin) 原有的社會(hui) 矛盾未能解決(jue) ，反而造成了新的社會(hui) 問題，新莽政權也在此伏彼起的反對浪潮中被推翻。《左傳(chuan) 》、《毛詩》、《周官》(《周禮》)得以流傳(chuan) 下來，至東(dong) 漢大儒鄭玄大量采用古文經學成果遍注群經之後，古文經學的學術地位更加鞏固，後來竟壓倒今文經學而被學術界普遍接受。而《古文尚書(shu) 》、《樂(le) 經》則若存若亡，成為(wei) 經學的兩(liang) 個(ge) 懸案，也是曆代今文經學家與(yu) 古文經學家爭(zheng) 議最多、鬥爭(zheng) 最為(wei) 激烈的兩(liang) 個(ge) 話題。

三

古文經學在西漢末年的“輝煌”給予今文經學以沉重打擊，今文經學家自然不能接受，而這一“輝煌”的主要推手是劉歆和王莽，於(yu) 是他們(men) 二人便成為(wei) 今文經學家攻擊的口實。清末今文經學家康有為(wei) 撰《新學偽(wei) 經考》，全麵否定古文經學，認為(wei) 古文經都是偽(wei) 經，而古文經學是“新學”，不是真“古”學，“始作偽(wei) ，亂(luan) 聖製者，自劉歆；布行偽(wei) 經，篡孔統者，成於(yu) 鄭玄”，矛頭直指劉歆和鄭玄，同時也涉及王莽新朝。他在《新學偽(wei) 經考》凡例中說:

夫“古學”所以得名者，以諸經之出於(yu) 孔壁，寫(xie) 以古文也。夫孔壁既虛，古文亦贗，偽(wei) 而已矣，何“古”之雲(yun) !後漢之時，學分今古，既托於(yu) 孔壁，自以古為(wei) 尊，此新歆所以售其欺偽(wei) 者也。今罪人斯得，舊案肅清，必也正名，無使亂(luan) 實。歆既飾經佐篡，身為(wei) 新臣，則經為(wei) “新學”，名義(yi) 之正，複何辭焉!後世漢宋互爭(zheng) ，門戶水火。自此視之，凡後世所指目為(wei) “漢學”者，皆賈、馬、許、鄭之學，乃新學，非漢學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經，乃多偽(wei) 經，非孔子之經也。“新學”之名立，學者皆可進而求之孔子；漢宋二家退而自訟，當自咎其夙昔之眯妄，無為(wei) 謬訟者矣。43

實事求是地說，康有為(wei) 是著名政治家，而不是嚴(yan) 謹的學者。古文經學雖然曆代有人批判44，但還沒有人像康有為(wei) 這樣對古文經學采取徹底否定的態度，更沒有人像康有為(wei) 這樣完全不顧曆史事實，信口雌黃。康氏不實之辭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康氏以為(wei) 劉歆“既飾經佐篡，身為(wei) 新臣”，所以古文經學應該稱為(wei) “新學”。即是說，劉歆偽(wei) 造古文經是為(wei) 王莽新朝服務的，不僅(jin) 學術上是作偽(wei) ，政治上也不正確。這是故意混淆視聽之說。誠然，劉歆在成帝時與(yu) 王莽同為(wei) 黃門郎，有舊交，成帝綏和二年(前7年)，新任大司馬不久的王莽曾薦劉歆為(wei) 侍中，領校《五經》；平帝元始元年(1年)王莽為(wei) 安漢公後，又舉(ju) 薦劉歆為(wei) 光祿大夫、典文章，後來朝廷立古文經《左傳(chuan) 》、《毛詩》、《逸禮》、《古文尚書(shu) 》，都與(yu) 劉歆有關(guan) ，似乎這些經典就是劉歆偽(wei) 造而服務於(yu) 王莽篡政的。然而，劉歆於(yu) 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隨其父劉向入中秘校書(shu) ，就已經看到了在中秘所藏的這些古文經典，並且對《左傳(chuan) 》進行了整理和疏解，使其經傳(chuan) 有機結合，在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就提議將《左傳(chuan) 》、《毛詩》、《逸禮》、《古文尚書(shu) 》皆列於(yu) 學官，怎麽(me) 可能是他“飾經佐篡”，為(wei) 王莽篡奪政權而偽(wei) 造了這些經典呢?何況那時的王莽因得罪哀帝而遭罷免，師丹已經接替其大司馬職務(詳見下麵的論述)，劉歆請立古文經學博士與(yu) 王莽毫無關(guan) 涉。並且，《毛詩》的傳(chuan) 承線索清晰，與(yu) 劉歆本無關(guan) 係，且其“家法”的確立也早在劉歆事王莽之前45。康氏提供的證據完全站不住腳，卻為(wei) 劉歆扣上一頂政治騙子的大帽子，這是政治家的做派，不是學者應有的態度。

其二，康氏以孔安國得孔子壁中書(shu) 為(wei) 虛構，因此根本否認“古學”，企圖釜底抽薪，也是既不符合學術規範，也不合乎學術道德的。因為(wei) 有許多反證他沒有采用而刻意隱匿，隱匿證據即為(wei) 不德。關(guan) 於(yu) 魯恭王壞孔子宅，孔子後裔孔安國得古文典籍於(yu) 壞壁之中，不僅(jin) 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shu) 》都有記載，而且劉歆於(yu) 哀帝時所撰《移讓太常博士書(shu) 》中也說得清清楚楚。如果不承認司馬遷、班固為(wei) 誠實史家，不會(hui) 刻意造假，至少也應該承認，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shu) 》中所述是真實可信的，不敢造假。這是因為(wei) ，劉歆是以孔壁中所出古文經典為(wei) 依據，來指責今文經學博士的保守與(yu) 蠻橫的，而且將孔壁所出“《逸禮》有三十九篇，《書(shu) 》十六篇”寫(xie) 得明明白白，如果造假，今文經學博士肯定會(hui) 抓住把柄，奏他欺瞞皇上、侮辱聖賢，其罪不可謂不大。況且，劉書(shu) 上還有“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cang) 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shu) ，多者二十餘(yu) 通，臧於(yu) 秘府，伏而未發”之說，這些都是可以到中秘去查驗的事情。劉歆再蠢，也不敢當眾(zhong) 扯謊，讓自己死無葬身之地。劉歆敢如此說，是因為(wei) 他多年在中秘校書(shu) ，看過這些古文典籍。康氏棄這些反證於(yu) 不顧，一口咬定劉歆作偽(wei) ，實在讓人驚訝。這主要是今文經學的立場讓他蒙蔽了雙眼，也或許是政治考量讓他有意去曲解史實。至於(yu) 孔壁所出“《書(shu) 》十六篇”是否即東(dong) 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shu) 》，二者有何種關(guan) 係，這是另外的問題，不該由劉歆負責。

其三，撇開孔壁不談，康氏說漢代的“古”學都托於(yu) 孔壁，也與(yu) 曆史事實不符，是不負責任的妄說。在孔壁之前，已有古文經麵世。《漢書(shu) 》劉德本傳(chuan) 載其“從(cong) 民得善書(shu) ”，“獻王所得書(shu) ，皆古文先秦舊書(shu) ，《周官》、《尚書(shu) 》、《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chuan) 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ju) 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46，其時在武帝前期。這說明先秦舊書(shu) 在漢代出現不是出於(yu) 有人偽(wei) 造，而是漢文帝“除挾書(shu) 律”後漢代文化政策發生變化，促進了先秦學術的複興(xing) ，從(cong) 而讓藏於(yu) 民間的先秦古書(shu) 重見天日，也證明漢代確有一部分學者喜愛古文經學，不始於(yu) 西漢末年。漢成帝綏和二年(前7年)，劉歆受命典領經籍，卒父前業(ye) 。劉歆在劉向《別錄》的基礎上“總群書(shu) 而奏其《七略》”，成為(wei) 《漢書(shu) ·藝文誌》的藍本。劉歆對今、古文經典都很熟悉，他在撰寫(xie) 《七略》時對今、古文經采取了同等對待的正確態度，東(dong) 漢鄭玄注經時繼承的正是劉歆的傳(chuan) 統，他們(men) 都是值得後人尊敬的傑出學者。康氏罔顧事實，硬說古文經都是劉歆偽(wei) 造，實在是既大膽又蠻橫。

其四，康氏將劉歆與(yu) 王莽綁在一起，暗示劉歆有道德瑕疵，從(cong) 而加強其作偽(wei) 的指控，也是很不合適的。成帝綏和二年(前7年)，因劉向於(yu) 上一年去世，王莽薦劉歆為(wei) 侍中，奉車都尉，遷光祿大夫，複領《五經》，卒父前業(ye) ，並非出於(yu) 私心，而是因為(wei) 劉歆堪當此任。劉歆接替劉向職務後，典領經籍，總群書(shu) 而奏《七略》，完成了中國文化史上第一部校讎學和目錄學著作，開藝文經籍誌之先河，證明王莽舉(ju) 薦得人。哀帝元壽二年(前1年)，哀帝崩，太皇太後詔王莽為(wei) 大司馬，王莽舉(ju) 薦劉歆為(wei) 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典文章，促成古文經《左傳(chuan) 》、《毛詩》、《逸禮》、《古文尚書(shu) 》立為(wei) 學官，對中國文化思想的發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能說舉(ju) 薦非人，培植黨(dang) 羽。試問，當時還有誰比劉歆更有學問更有資格“典文章”呢?何況，劉歆並非阿諛之人，從(cong) 他在哀帝時所撰《移讓太常博士書(shu) 》中即可看出。王莽始建國，盡管以劉歆(此時已經改名劉秀)為(wei) 國師，封嘉新公，不可謂不倚重，劉歆也參與(yu) 了王莽建國的一些製度建設和禮樂(le) 活動，但始建國二年(10年)，王莽以符命事誅殺劉歆子棻、泳和門人丁隆，說明劉歆與(yu) 王莽之間存有矛盾，並非鐵板一塊。新莽地皇四年(23年)，反莽漢軍(jun) 立淮陽王劉玄為(wei) 漢更始皇帝後，劉歆與(yu) 王莽大司馬董忠謀劫王莽降漢，事泄自殺，也說明他並非與(yu) 王莽沆瀣一氣，狼狽為(wei) 奸。

錢穆對康有為(wei) 不顧基本事實汙陷劉歆偽(wei) 造經典深為(wei) 不滿，在《劉向歆父子年譜》中反複予以批駁。他說:

康氏亦知劉歆爭(zheng) 立古文諸經時，王莽尚未有篡漢之兆，則謂歆造偽(wei) 經，預為(wei) 莽者非矣。乃轉辭自遁，謂歆畜誌篡孔學，又點竄偽(wei) 經以媚莽，是歆一偽(wei) 再偽(wei) 也。然《周禮》不似媚書(shu) ，因又謂莽受歆欺，則進退失據矣。且歆又能預布為(wei) 其學者千餘(yu) 人以待莽征，白日行詐，天下絕無知，寧不可怪?康說前後橫決(jue) ，無一而可。彼固徒肆臆測，全無實證。然即就其臆測者論之，亦未能條貫，更不需再責實證也。(1)

根據政治需要隨意曲解史料，甚至純憑臆測即為(wei) 學術下斷，難免顧此失彼，不能自圓其說，處處露餡。從(cong) 這一角度來看，康氏《新學偽(wei) 經考》是為(wei) 了政治目的罔顧學術事實的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

就《樂(le) 經》而言，奏立學官的其實不是劉歆，而是王莽。這就帶來另一個(ge) 問題:《樂(le) 經》是否王莽偽(wei) 造?而要回答這個(ge) 問題，必須了解王莽其人，回答他為(wei) 何要奏立《樂(le) 經》，以及他所奏立的《樂(le) 經》是否有造假的可能。

先說王莽其人。

據《漢書(shu) ·王莽傳(chuan) 上》載:“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後之弟子也。元後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群兄弟皆將軍(jun) 、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wei) 恭儉(jian) ，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yang) 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nei) 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jun) 鳳病，莽侍疾，親(qin) 嚐藥，亂(luan) 首垢麵，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托太後及帝。拜為(wei) 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shu) ，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le) 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閎、上穀都尉陽並、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鹹為(wei) 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為(wei) 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xiang) ，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yu) 。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zhong) ，故在位更推薦之，遊者為(wei) 之談說，虛譽隆洽，傾(qing) 其諸父矣。”46成帝綏和元年(前8年)十一月，王莽被擢為(wei) 大司馬，仍然克己不倦。綏和二年(前7年)三月，成帝崩，哀帝即位。朝廷在未央宮置酒，王莽以為(wei) 哀帝祖母傅太後、母親(qin) 丁姬按禮製不應在乘輿幄坐，於(yu) 是責內(nei) 史令撤去，更設坐，從(cong) 而觸怒傅太後，得罪哀帝。其後哀帝將其罷免，王莽卻因此獲得犯顏守禮的好名聲。元壽元年(前2年)，群臣上書(shu) 訟冤莽者以百數，在朝中許多大臣的呼籲下，哀帝重新將王莽征召回京。次年，哀帝死，太皇太後以王莽為(wei) 大司馬、領尚書(shu) 事，迎元帝庶孫中山王箕子為(wei) 嗣，主持新皇帝登基，是為(wei) 平帝。王莽勉力輔佐幼主(平帝當時年僅(jin) 九歲)，以周公輔佐成王自比，勤勤懇懇。元始元年(1年)，王莽以劉歆為(wei) 羲和官(即漢京兆尹)，始治明堂、辟雍。元始二年(2年)，平帝嘉獎功臣，王莽辭讓不受，條奏孔光、王舜、甄豐(feng) 功賞。元始三年(3年)，王莽奏建製度、立官稷，郡國、邑縣、鄉(xiang) 聚皆立學校，置經師。元始四年(4年)，王莽加號宰衡，位上公，奏立明堂、辟雍，為(wei) 學者築舍萬(wan) 區，立《樂(le) 經》博士。

從(cong) 以上簡略描述中，可以看出，奏立《樂(le) 經》之前的王莽，秉持了“克己複禮”的精神，在世人麵前所展示的是一個(ge) 簡樸、勤勉、忠君、愛民的股肱大臣形象。王莽秉政以後，平帝元始元年(1年)，“頒教化，禁淫祀，放鄭聲”，封周公後裔公孫相如為(wei) 褒魯侯、孔子後裔孔均為(wei) 褒成侯，追祀孔子為(wei) 褒成宣尼公，罷明光宮及三輔馳道，遣大司農(nong) 部丞下州郡勸農(nong) 桑；元始二年(2年)，時郡國大旱，蝗蟲成災，王莽捐錢百萬(wan) 、田三十頃，付大司農(nong) 助給貧民，帶動公卿大臣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遣使者捕蝗，獎勵民眾(zhong) 捕蝗；令“天下民貲不滿二萬(wan) ，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wan) ，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wei) 置醫藥；賜死者一家六屍以上葬錢五千，四屍以上三千，二屍以上二千；罷安定呼池苑以為(wei) 安民縣，起官寺市裏，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yu) 犂、牛、種、食；又起五裏於(yu) 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47。朝廷賞賜王莽錢三千萬(wan) ，莽複以其千萬(wan) 分予九族貧者；勸降江漢劫擾者成重等二百餘(yu) 人送還鄉(xiang) 裏，賜田宅。元始三年(3年)，大興(xing) 學校，郡國、縣道邑、侯國學校各置經師一人，鄉(xiang) 村庠序也置《孝經》師一人。元始四年(4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46；“敇百寮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它皆無得係。其當驗者即驗問”；遣太仆置副假節分行天下，覽觀風俗；賜天下鰥寡孤獨高年帛。每有水旱，王莽輒素食。所有這些，為(wei) 王莽帶來巨大聲譽。這隻要看看此時孫竦為(wei) 大司徒司直陳崇草奏的上王莽功德表，就不難明白王莽當時聲譽之隆，如日中天。所謂“受策以至於(yu) 今，斖斖翼翼，日新其德:増修雅素，以命下國；俊儉(jian) 隆約，以矯世俗；割財損家，以帥群下；彌躬執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以致“公卿鹹歎公德，同盛公勳，皆以周公為(wei) 比”48。其所述並非全是編造，確有現實依據。不論篡政以後的王莽有多少乖張的舉(ju) 措，可以肯定的是，奏立《樂(le) 經》時的王莽正是積累聲譽、愛惜羽毛的關(guan) 鍵時期，“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因此，符合邏輯的解釋隻能是，當時確有《樂(le) 經》文本，並且應該是古文，王莽仿效周公“製禮作樂(le) ”，故將其立為(wei) 學官，以完成其改革現行政治體(ti) 製、實現其社會(hui) 理想的製度建設。因為(wei) 就在元始三年(3年)春天，即立《樂(le) 經》的前一年，王莽已請太皇太後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禮儀(yi) ，夏天奏請頒布車服及吏民養(yang) 生、送終、嫁娶等禮製。這雖然能夠說明王莽奏立《樂(le) 經》是與(yu) 他的執政理念和國家製度改革聯係在一起的，但卻不能說他是在有意造假。因為(wei) 造假要付出高昂的代價(jia) ，喪(sang) 失社會(hui) 對他的信任，毀壞他多年積累起來的良好聲譽。以王莽之精明老練，這種造假肯定是他所不願意做也不會(hui) 去做的。況且，王莽年輕時從(cong) 禮學家沛郡陳參學習(xi) 《禮經》，對《禮》學有深入研究，此後一直注意《逸禮》的收集，“禮”與(yu) “樂(le) ”在先秦本來相輔相成，相須為(wei) 用，《禮經》與(yu) 《樂(le) 經》有著不可分割的緊密聯係，《禮記》中有《樂(le) 記》就是最好的證明。因此，我們(men) 有充分理由相信，《樂(le) 經》文本在當時確實是客觀存在的19，它是王莽奏立學官的文本依據，切不可因為(wei) 王莽後來的失敗而懷疑他此時的誠實，更不可說劉歆與(yu) 他共謀作偽(wei) 。白居易有《放言》詩雲(yun) :“贈君一法決(jue) 狐疑，不用鑽龜與(yu) 祝蓍。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wei) 複誰知?”36的確，如果王莽在奏立《樂(le) 經》以後去世，人們(men) 大概是不會(hui) 懷疑《樂(le) 經》的真實性的，作偽(wei) 之說也許根本不會(hui) 產(chan) 生。誠如錢穆所說:“(王)莽專(zhuan) 漢自此(指綏和元年十一月拜王莽為(wei) 大司馬———引者)始。亦會(hui) 哀帝不壽，無子，丁、傅二後皆先卒，王太後乃得重握朝柄。當其前，雖智者不能逆知莽之必出，何論於(yu) 篡?此數載中，莽、歆亦尚疏，謂二人先已同謀，預布偽(wei) 局以欺後世，乃踞中秘遍偽(wei) 群經，夫誰信之?”49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王莽確有依靠古文經學以仿效周公實現社會(hui) 改良的政治野心。元始五年(5年)正月祫祭眀堂後，王莽便上奏太皇太後，稱:“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製禮作樂(le) 事。事成以傳(chuan) 示天下，與(yu) 海內(nei) 平之。”50他希望能夠學習(xi) 周公“製禮作樂(le) ”，完成漢製改革的壯舉(ju) 。王莽居攝期間和稱製以後，按照《周官》改名官製，設置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以封功臣，實行由國家經營鹽、酒、鐵、名山大澤、錢布銅冶、五均賒貸稅收的“六筦”(一稱“六斡”)之法，試行井田製，禁止奴婢買(mai) 賣47，收諸軍(jun) 吏及邊吏大夫以上奸利致富者家產(chan) ，“製禮作樂(le) ，實考周爵五等”46。這些措施，都有模仿《周官》和《禮記》所述上古理想社會(hui) 的痕跡，其用心不能說是不好，隻是因為(wei) 這些改革並不適應西漢末年社會(hui) 經濟和政治的客觀實際，所以效果並不理想。而按照《周官》所設計的有些改革，如改官名為(wei) 古稱、定行政區劃為(wei) 十二州之類，拘古紛更，徒增滋擾，並無實際社會(hui) 效用，所以很快便失敗了。其迂闊誠有之，奸詐則未也。至於(yu) 王莽“毒殺平帝”之說，《漢書(shu) ·平帝紀》、《王莽傳(chuan) 》、《元後傳(chuan) 》皆不載，獨見於(yu) 翟義(yi) 《移檄》，恐怕是當時反莽勢力所構擬的討莽之辭，不能全信。當然，如何評價(jia) 王莽其人，是一個(ge) 異常複雜的課題，也不是本文的任務。這裏我們(men) 隻是想說明，對王莽的評價(jia) ，不能隨著今文經學家和一些正統史學家起舞，應該在全麵掌握材料、具體(ti) 問題具體(ti) 分析的基礎上，給以符合曆史和邏輯的科學評價(jia) 。

以上我們(men) 綜合考察了劉歆和王莽奏立古文經學的客觀形勢和主觀動機，結合傳(chuan) 世文獻，可以確證他們(men) 都沒有作偽(wei) 。王莽在漢平帝元始四年(4年)奏立的《樂(le) 經》文本是客觀存在的，《樂(le) 經》作為(wei) 儒家經典可以成立，不容懷疑。行文至此，本文的預定目標已經實現。至於(yu) 此《樂(le) 經》後來是否真的失傳(chuan) ，如果仍然存在，《樂(le) 經》的文本究竟是什麽(me) ，這些問題漢以後學界始終沒有放棄探尋與(yu) 爭(zheng) 論，直到今天仍然沒有結果。筆者新撰《〈樂(le) 經〉探秘》一文48，試圖跳出今、古文經學的思想藩籬，來尋求解決(jue) 這一長期困擾學界的複雜問題。讀者如有興(xing) 趣，可以參看。這裏就不贅述了。

注釋：
 
1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二十五史》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年，第29-30頁。
 
2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史記》卷121《儒林列傳》，《二十五史》本，第340頁。
 
3《史記·叔孫通列傳》載:漢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建議製定禮儀。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征魯諸生三十餘人”，“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以成朝儀。“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至禮畢，複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禦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嘩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4《史記·儒林列傳》:“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漢書·晁錯傳》:“晁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陗直刻深。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征，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
 
5《史記·儒林列傳》:“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又:“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
 
6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184頁。
 
7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史記》卷46《田敬仲完世家》，《二十五史》本，第224頁。
 
8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史記》卷74《孟子荀卿列傳》，《二十五史》本，第266頁。
 
9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19上《百官公卿表》，《二十五史》本，第437頁。
 
10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第193-194頁。
 
11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36《楚元王傳》附《劉歆傳》，《二十五史》本，第551頁。
 
12《莊子·天運》載雲:“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此為傳世文獻最早提到“六經”。郭店楚簡《語叢一》(李零校讀記題為《物由望生》)有言:“《禮》，交之行述也；《樂》，或生或教者也；(《書》，□□□□)者也；《詩》，所以會古今之詩也者；《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會古今之事也。”顯然也有“六經”之義。《禮記·經解》雲:“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這裏雖沒說“六經”，但“六經”之義甚明。
 
13沈文倬:《從漢初今文經的形成說到西漢今文〈禮〉的傳授》，《宗周禮樂文明考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02頁。
 
14沈文倬:《黃龍十二博士的定員和太學郡國學校的設置》，《宗周禮樂文明考論》，第465-470頁。
 
15沈文倬:《黃龍十二博士的定員和太學郡國學校的設置》，《宗周禮樂文明考論》，第473-474頁。
 
16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88《儒林列傳》，《二十五史》本，第697頁。
 
17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88《儒林列傳》，《二十五史》本，第697頁。
 
18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史記》卷121《儒林列傳》，《二十五史》本，第341頁。
 
19沈文倬:《黃龍十二博士的定員和太學郡國學校的設置》，《宗周禮樂文明考論》，第474頁。
 
20沈文倬:《黃龍十二博士的定員和太學郡國學校的設置》，《宗周禮樂文明考論》，第474-478頁。
 
21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史記》卷121《儒林列傳》，《二十五史》本，第340-341頁。
 
22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史記》卷112《平津侯列傳》，《二十五史》本，第325頁。
 
23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史記》卷30《平準書》，《二十五史》本，第179頁。文中“利”，原作“吏”，據《漢書·食貨誌下》改。
 
24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64下《終軍傳》，《二十五史》本，第625-626頁。
 
25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史記》卷12《孝武本紀》，《二十五史》本，第52頁。
 
26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史記》卷121《儒林列傳》，《二十五史》本，第340-341頁。
 
27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59《張湯傳》，《二十五史》本，第610頁。
 
28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4《武帝紀》，《二十五史》本，第384頁。
 
29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30《藝文誌》，《二十五史》本，第528頁。
 
30伏生(名勝)所教弟子甚多，最知名者為張生、歐陽生。《尚書大傳序》雲:“《中興書目》雲:伏生為秦博士，至孝文時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間，別作章句，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
 
31王應麟《漢書藝文誌考證》卷3:“《公羊傳》十一卷，戴宏《序》雲:‘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子平，平傳與子地，地傳與子敢，敢傳與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儒林傳》:‘胡毋生為景公博士，與董仲舒同業，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公羊傳》成書雖然定於胡毋生，但撰著解說、完成師法則應該是董仲舒。
 
32《史記·儒林列傳》:“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嚐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陳澧《東塾讀書記》卷10《春秋三傳》:“《穀梁》在《公羊》之後，研究公羊之說，或取之，或不取，或駁之，或與己說兼存之，其傳較《公羊》為平正者，以此也。”
 
33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史記》卷121《儒林列傳》，《二十五史》本，第341頁。
 
34範燁撰、李賢注:《後漢書》卷109下《儒林列傳·衛宏傳》，《二十五史》本，第1027頁。
 
35參見沈文倬:《從漢初今文經的形成說到西漢今文〈禮〉的傳授》，《宗周禮樂文明考論》，第194-243頁。
 
36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53《景十三王傳》，《二十五史》本，第590頁。劉德得“古文先秦舊書”之可信，與秦“焚書”執行方式有關，正如錢穆所說:“其所謂‘詣守、尉雜燒’，是未嚴切搜檢也。民間之私藏，以情事推之，不僅難免，實宜多有。自此以下，至陳涉起兵，不過五年，故謂秦廷焚書，而民間書籍絕少留存，絕非事實。惟《詩》、《書》古文，流傳本狹，而秦廷禁令，特所注重，則其遏絕，當較晚出百家語為甚。”(《兩漢博士家法考》，《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第188頁。)
 
37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30《藝文誌》，《二十五史》本，第527頁。
 
38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88《儒林列傳》，《二十五史》本，第698頁。
 
39《史記·儒林列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漢書·孫期傳》:“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為《尚書》古文經學，未得立。”
 
40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8《宣帝紀》，《二十五史》本，第391頁。
 
41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36《楚元王傳》附《劉歆傳》，《二十五史》本，第550-551頁。
 
42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36《楚元王傳》附《劉歆傳》，《二十五史》本，第551頁。
 
43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36《楚元王傳》附《劉歆傳》，《二十五史》本，第551頁。
 
44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88《儒林列傳》，《二十五史》本，第700頁。
 
45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99上《王莽傳上》，《二十五史》本，第741頁。
 
46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3頁。
 
47例如，唐賈公彥《序周禮廢興》雲:“《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秘而不傳。《周禮》後出者，以其始皇特惡之故也。……然則《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遍覽群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跡，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林孝存、何休等對《周禮》的批判，僅是《周禮》早期流傳時的反對派的代表而已，後世的批判者代不乏人。
 
48關於《毛詩》，鄭玄《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曰:“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據此，《毛詩》家法成於毛亨，遠早於劉歆。劉向、劉歆校中秘書，已有《毛詩》29卷，著錄於《別錄》、《七略》，也早於劉歆事王莽時。說《毛詩》為劉歆偽造，完全罔顧事實，無須多辯。
 
49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53《景十三王傳》，《二十五史》本，第590頁。
 
50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第124頁。
 
51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99上《王莽傳上》，《二十五史》本，第738頁。
 
52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12《平帝紀》，《二十五史》本，第397頁。
 
53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12《平帝紀》，《二十五史》本，第397頁。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稱:“此亦見莽尚無蓄誌篡漢之心。”(《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第99頁)
 
54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99上《王莽傳上》，《二十五史》本，第740頁。
 
55其實，《漢書·藝文誌》便透露過《樂經》的一些線索。例如，其《樂小序》雲:“周衰俱壞，樂猶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製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製氏不相遠。”這裏所說《周官·大司樂》和《樂記》的關係，是可以作為了解和尋覓漢代樂學發展和《樂經》存佚的線索的。因論題和篇幅所限，這裏不予展開。
 
56白居易:《白居易集》卷15《放言五首》，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319頁。
 
57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第90頁。
 
58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99上《王莽傳上》，《二十五史》本，第741頁。
 
59《漢書·王莽傳上》載王莽言:“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而漢代“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奸。……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裏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製度，敢有非井田聖製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60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99上《王莽傳上》，《二十五史》本，第741頁。
 
61王齊洲:《〈樂經〉探秘》，《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