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渠道的通塞：從(cong) 宋代“言路”看製度文化

作者：鄧小南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2019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十五日辛巳

          耶穌2019年12月10日

作者簡介：鄧小南，北京大學曆史係。

項目成果：本文為(wei) 教育部人文社會(hui) 科學重點科研基地項目“7—16世紀的信息溝通與(yu) 國家秩序”(17JJD770001)階段性成果。修訂過程中得到北京大學曆史係碩士生邴文彬、徐陽協助，謹致謝忱。

信息是曆朝曆代決(jue) 策的依據，在國家政治事務中更是如此。對於(yu) 信息的搜集、處理、掌控、傳(chuan) 布，統治者從(cong) 來不曾掉以輕心。在曆代史料中，我們(men) 都會(hui) 注意到相關(guan) 的製度化舉(ju) 措，以及君臣之間長期持續的若幹“熱點”議題。其中，有關(guan) 防範壅蔽、窮盡實情、言路通塞等話題，始終處於(yu) 聚焦的中心。

所謂“言路”，廣義(yi) 上是指傳(chuan) 統社會(hui) 實現下情上達的製度化渠道，狹義(yi) 則特指官員上呈消息、意見的途徑。就宋代朝廷而言，獲取信息並在此基礎上決(jue) 策，進而下達、反饋，是一複雜係統；牽涉到整體(ti) 的層疊式布局、內(nei) 外機構的設置、相關(guan) 人員的選用、政務文書(shu) 的運行、多途消息的匯總核驗、文牘邸報的散發、上下之間的互動溝通，等等。種種表象背後，關(guan) 係到施政者的意圖、官僚體(ti) 係運轉的內(nei) 在機製；製度運作的實態，也讓觀察者注意到當時的“製度文化”氛圍。

宋人將製度視為(wei) “綱紀”。應該說，在章奏、麵奏等曆代類似的製度安排下，宋代對於(yu) 信息的搜集匯聚方式有其獨特之處。例如百司官員的“轉對”、“輪對”，對地方官員在任表現的巡視“按察”，強調實地調查的“察訪”聞奏，鼓勵多方詢訪體(ti) 問的“訪聞”，專(zhuan) 人專(zhuan) 項覆實事由的“體(ti) 量”，比對核驗信息的“會(hui) 問”、“照勘”，等等。此外，君主禦用的渠道及伺察手段愈益廣泛，諸如扼守信息溝通要路的通進司與(yu) 閤門司，親(qin) 從(cong) 近臣掌控、在京師偵(zhen) 伺譏察的皇城司，宦官任職、傳(chuan) 遞內(nei) 廷信息的禦藥院，作為(wei) “廉訪使者”、按刺物情的走馬承受，博訪外事的軍(jun) 校、密探，登聞鼓檢院的設置；亦有帝王出行時偶然興(xing) 起與(yu) 民庶的接觸……諸如此類，無不反映出帝王麵對政事民情的渴求與(yu) 焦慮。

對於(yu) 上述內(nei) 容，學界已經有所研究。①本文關(guan) 注的重點在於(yu) ：(1)作為(wei) 重要信息通進渠道的宋代“言路”建設，(2)“言路”上的活動與(yu) 滯礙，(3)“言路”通塞與(yu) 製度文化的關(guan) 聯。

一、信息與(yu) 言路：防範壅蔽的努力

(一)中古時期的“信息”

中古時期的“信息溝通”，發生於(yu) 當時各類人際交往活動中，包括君臣之間、朝廷與(yu) 地方、官方與(yu) 民間、敵對勢力之間、各類關(guan) 係網絡內(nei) 部及相互之間的往複傳(chuan) 達，消息探訪、遞送與(yu) 交換。可以說，信息是時人思考的依據和產(chan) 物，也是一切政務決(jue) 策的基礎。

說到“信息”，需要注意的至少有兩(liang) 層含義(yi) ：首先是指音信，指命令、消息、數據、符號等傳(chuan) 遞的內(nei) 容與(yu) 包含的知識；其次，信息大多具有時效性、流動性，凡提及“信息”，大多與(yu) “通”“塞”、“傳(chuan) 遞”“隔絕”相關(guan) 聯，顯示出其溝通傳(chuan) 播的本性及渠道途徑的重要。②

在中古時期，“信息”一詞作為(wei) 音信、消息的概括語，至少在唐代已經頻頻出現。類似的說法，宋代則更為(wei) 常見。臣僚章奏、官府文書(shu) 、私人信函詩作中，常有“信息濃”、“信息稀”、“信息疏”、“無信息”一類表述。③當時人對於(yu) 信息的渴盼，予人以深刻印象。信息承載的既是音訊，也是周邊暢通與(yu) 隔絕的表征；信息的溝通對於(yu) 民情撫慰具有重要意義(yi) ，而渠道的封閉阻斷，則是人身禁錮或環境動蕩的體(ti) 現。學界通常討論的社會(hui) 網絡，正是由有形的人群、觀察可見的人際關(guan) 係和無形的信息流動脈絡組合而成。網絡中的活動，既有物品人情的往來，也有大量消息、言論、品評的交流；網絡中心，往往就是信息漩渦議論場。

對於(yu) 國家政治而言，信息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yi) ，曆代朝廷對於(yu) 軍(jun) 政信息、社情民意動向都十分關(guan) 注。④熙寧十年(1077)五月，宋神宗親(qin) 筆批示，令前線指揮戰事的李憲“候董氈有信息，及措置鬼章見得次第，發來赴闕”。⑤元豐(feng) 七年(1084)正月辛亥，神宗手詔李憲，再度流露出對於(yu) 前方“信息不通”的深切擔憂。⑥靖康年間，東(dong) 京“信息不通”，內(nei) 外困敝，人心惶惑。⑦凡此種種，都證明了軍(jun) 政活動中信息通塞關(guan) 係攸重。

宋代的疆域，是中國曆史上主要王朝中最為(wei) 拘狹的；而其統治所達到的縱深程度，卻是前朝所難於(yu) 比擬的。宋人在頌揚本朝集權成就時，稱道“本朝之法，上下相維，輕重相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⑧而連結這“身”—“臂”—“指”的脈絡神經，顯然包括流淌在其中的信息。朝廷對於(yu) 實際權力的把握，對於(yu) 地方官員的督覈，對於(yu) 民間動態的掌控，都是圍繞著對信息的控製而展開的。⑨

渠道通塞，包括上下雙向甚至多向流通的順暢或阻滯；本文關(guan) 注的“言路”，主要指信息的向上匯聚渠道，尤其是官員的進言途徑。

(二)戒惕壅蔽的“言路”

中國古代文獻中，無論政書(shu) 會(hui) 要、編年史籍還是人物傳(chuan) 記，對於(yu) 臣僚“言事”的記載史不絕書(shu) 。宋人向有“好諫納言者，自是宋家家法”⑩之說。好諫納言，曆來被認為(wei) 是君主政治開明的反映，而其背後的深層關(guan) 切，則在於(yu) 防範壅蔽。所謂“防範壅蔽”，不僅(jin) 是防範基層信息收集不及時不暢通，更是戒備高層臣僚的選擇性報告或攬權阻塞。唐初魏徵向唐太宗解釋“兼聽”意義(yi) 時，明確地說：“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11)話語中所指的戒惕對象，應該說十分清楚。(12)

宋王朝生於(yu) 憂患，長於(yu) 憂患，始終承受著來自北方的沉重壓力。從(cong) 培根植本、防患未然的意義(yi) 出發，宋人對於(yu) 開廣言路尤為(wei) 重視。孝宗朝名臣羅點曾說：

祖宗立國以來，言兵不如前代之強，言財不如前代之富；惟有開廣言路，涵養(yang) 士氣，人物議論足以折奸枉於(yu) 未萌，建基本於(yu) 不拔，則非前代所及。(13)

南宋後期，張端義(yi) 曾比較曆代治政特點，稱“周隋尚族望，唐尚製度文華，本朝尚法令議論”。(14)相對而言，寬容議論、鼓勵進言，確實是宋代治國特點之一。歐陽修在其《鎮陽讀書(shu) 》詩作中，自稱“平生事筆硯，自可娛文章；開口攬時事，論議爭(zheng) 煌煌”。(15)“言路之通塞，係乎人材之消長”，(16)這樣的意見成為(wei) 朝野共識。盡管後世有“(宋之)儒者論議多於(yu) 事功”之譏，(17)而在當時，這既是士大夫報效社稷、建樹風采的途徑，也是君主宣導下情、補益聰明的方式。

呂中在《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中說：

祖宗紀綱之所寄，大略有四：大臣總之，給舍正之，台諫察內(nei) ，監司察外。(18)

這種紀綱，很大程度上是靠言責來維持的。從(cong) 執政臣僚、給舍、台諫到各路監司，對於(yu) 朝政得失、官員臧否、內(nei) 外物情，無疑都負有言責，這具有監察意義(yi) ，也是朝廷信息來源所在。(19)民意的把握、政策的製訂、製度的調整，正應以此為(wei) 據。

盡管曆代都強調官員言責，但“言路”一說的集中出現，是在宋代。宋代的進言渠道應該說是多層多途的，也有各類臨(lin) 時性加急性的特別處置。南宋後期魏了翁曾回顧說：

所謂宰輔宣召、侍從(cong) 論思、經筵留身、翰苑夜對、二史直前、群臣召歸、百官轉對輪對、監司帥守見辭、三館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扣匭、太學生伏闕、外臣附驛、京局發馬遞鋪，蓋無一日而不可對，無一人而不可言。(20)

這段話常被學者用來證明宋代君臣溝通的途徑，所列舉(ju) 的方式，在曆史上確實都能尋得例證。諸如禦前會(hui) 議、近臣宣召、官員入對、書(shu) 疏章奏、經筵谘詢、私下訪談，都提供了君主了解外情的機會(hui) ，也都曾行之有效；但這並不意味著“無一日而不可對，無一人而不可言”。魏了翁這一說法，即便在宋人引以為(wei) 傲的“祖宗朝”，也是“非常”的現象；他出於(yu) 對下情不通的憂慮，才以集萃的方式將“祖宗舊典”合並托出。

進言渠道中，首當其衝(chong) 的言事者，應該是宰輔、侍從(cong) 等，也就是呂中所說“大臣”。正因為(wei) 如此，真宗朝的“聖相”李沆，才因其寡言而被批評為(wei) “無口匏”。(21)一般來說，宰輔進言、與(yu) 皇帝對話，會(hui) 有當時的記錄；像王安石的熙寧奏對《日錄》、曾布的《遺錄》、李綱的《建炎時政記》、史浩所記《聖語》、周必大的《思陵錄》《奉詔錄》等，都是宰輔近臣對於(yu) 政務對話情境、往複進言及皇帝旨意的筆錄。“論思獻納，侍從(cong) 之職”，(22)侍從(cong) 臣僚亦“於(yu) 事無不可言”。(23)我們(men) 在宋代史冊(ce) 中看到，每逢重要的人、事調整，政策變更之際，往往有這些大臣的若幹章疏及連篇累牘的君臣對談。

不過，在宋代，“言路”一說有其特指。所謂“言路”，是指官員向皇帝進言的專(zhuan) 有途徑，也是指擔負言職的機構及官員。時人通常會(hui) 說，“言路，台諫給舍也”，(24)這可以說是狹義(yi) 或曰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言路官職。所謂“台諫”，是宋代監察部門禦史台、諫諍部門諫院的合稱。有關(guan) 二者的職任區分與(yu) 關(guan) 聯，學界已有許多研究，(25)今不贅。就其突出的“言事”功能來說，二者責任有所區分，諫官職在論奏諫正，而台官則是彈舉(ju) 糾正。(26)所謂“給舍”，則是指從(cong) 屬於(yu) 宰相機構中書(shu) 省、門下省，擔當草擬詔旨與(yu) 審覆封駁職責的中書(shu) 舍人與(yu) 給事中。北宋元豐(feng) 年間官製改革之後，二者分處兩(liang) 省，職事既有分工合作，亦有先後程序中相互防察處。中書(shu) 舍人“掌行命令為(wei) 製詞……事有失當及除授非其人則論奏，封還詞頭”；(27)給事中“掌讀內(nei) 外出納之事。若政令有失當，則論奏而駁正之”。(28)給舍的繳駁通常伴隨進言，“先其未行而救正其失”，(29)給舍之言常被視為(wei) “公論之氣”的代表。(30)

元豐(feng) 後即常見給舍、台諫並提：

朝廷者，命令之所自出也。設為(wei) 給舍、台諫之官，以封駁、論列為(wei) 職，所以彌縫其闕，糾正其非，歸於(yu) 至當也。(31)

也就是說，給舍掌管封駁，台諫職在論列。就時人心目中的理想狀態而言，給舍、台諫在言路上發揮著前赴後繼的接力遞補作用：

政事歸於(yu) 廟堂，而言路通於(yu) 天下。廟堂之有所失，給舍得言；給舍之有所不及，台諫得言；台諫之有所不能言，天下能言之矣。(32)

給舍與(yu) 台諫，是性質不同的兩(liang) 類官員；前者位於(yu) 行政體(ti) 製之中，後者則屬於(yu) 監察規諫體(ti) 係。(33)二者得以並提，與(yu) 宋代“言路”的運行機製相關(guan) ，既反映出二者在政治運作過程中的職能互補，也凸顯出這些部門共有的進言作用，強調在其位者針對朝政發表意見的權利。朝廷重大事務的運行鏈條，離不開出令—審覆—執行—監督的關(guan) 鍵環節。中樞決(jue) 策形成過程中，給舍若有不同意見，或封還詞頭，或封駁詔令，是其進言機會(hui) ；頒出的政策內(nei) 容失當或朝政措置疏舛，台諫可以規諫廷辯。這些做法，既是為(wei) 減少決(jue) 策過程失誤，也對居於(yu) “廟堂”之高的君王宰執構成某種牽製。

我們(men) 經常看到官員“極言時政”、“極論闕失”之類說法，一般是指不憚風險竭力陳說。宋人常說，“任言責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34)事實上，位於(yu) 言路之上的官員，有剛勁者，亦有猥懦者。(35)諫說之難，自古以然。(36)司馬光曾經比較裴矩在隋煬帝、唐太宗時期的表現，評議說：

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yu) 隋而忠於(yu) 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wei) 佞；君樂(le) 聞直言，則佞化為(wei) 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37)

總體(ti) 上講，宋代朝野風氣相對開放，士人意識到對於(yu) 國家社會(hui) 的責任，亦追求清譽，當時“雖庸庸瑣瑣之流，亦為(wei) 挺挺敢言之氣”，以致“失在諫垣，救在縉紳”。(38)即便不在言路的官員，像翰林學士、六曹長貳，也是“職在論思”，“雖非言責，亦未嚐不因事獻言也”；(39)其他官員也會(hui) 利用朝廷求言、輪對等機會(hui) 進言。士人間的清議評騭，亦是朝廷得知外情的途徑。

為(wei) 防範來自“在位者”之壅蔽，宋代帝王容忍甚至鼓勵朝廷上“異論相攪”。(40)紹聖四年(1097)五月，樞密院奏事時，親(qin) 政數年卻仍涉世不深的哲宗，詢問知樞密院事曾布：“大臣所見，豈可不言？言之何害？”老於(yu) 官場世故的曾布，順勢談起“先帝”神宗皇帝的禦臣之術：

臣自初秉政即嚐奏陳，以謂先帝聽用王安石，近世罕比。然當時大臣異論者不一，終不斥逐者，蓋恐上下之人與(yu) 安石為(wei) 一，則人主於(yu) 民事有所不得聞矣。此何可忽也！……願陛下以先帝禦安石之術為(wei) 意。(41)

按照這一邏輯，允許上下之人持有“異論”，是為(wei) 避免“人主於(yu) 民事有所不得聞”。

盡管如此，廣開言路在宋代並非自然而然、順理成章。政爭(zheng) 中控製言路，封鎖消息；災傷(shang) 時“遞相蒙蔽，不以上聞”；(42)日常事務中大事化小，敷衍應對……利益驅動使得官員們(men) 瞞報虛報的動力從(cong) 來不曾缺乏；君王態度的好惡，更成為(wei) 群僚窺伺的焦點。圍繞言路通塞問題，朝廷之上始終呈現著拉鋸戰般的狀態。元符三年(1100)，麵對登極伊始的徽宗，目睹多年朝政翻覆的晁說之帶有幾分激憤地說：

言路之通塞，豈一夫獨鳴之力哉！臣願陛下詢諸廷之臣，其由諫諍而進者幾人，其以麵折庭諍稱者幾人，其博古今、達治體(ti) 、善議論者幾人，其骨鯁諒直、不反覆變改者又幾人？(43)

南宋初建，被召為(wei) 宰相的李綱，回顧北宋末年的情形，也指出：“靖康間雖號開言路，然議論鯁峭者皆遠貶，其實塞之也。”(44)

(三)廣植“耳目”的努力

信息征集背後，是控製效力的問題。無論從(cong) 君主還是朝廷的角度，掌控信息來源都是嚴(yan) 峻的挑戰。以朝廷君王為(wei) 體(ti) ，“耳目”作為(wei) 視聽的器官與(yu) 途徑，成為(wei) 與(yu) 信息溝通分不開的關(guan) 鍵詞。廣植耳目成為(wei) “明目達聰”的重要方式，即仁宗所說“善治之主不自任其聰明，以天下耳目為(wei) 視聽”。(45)

不僅(jin) “台諫給舍皆耳目之任”，(46)執政、侍從(cong) 、講讀官與(yu) 京都長官等，都被視為(wei) 帝王耳目。元祐三年(1088)，時任翰林學士兼侍讀的蘇軾，苦口婆心地提醒太皇太後與(yu) 哲宗：

自祖宗以來，除委任執政外，仍以侍從(cong) 近臣為(wei) 耳目，請間論事殆無虛日。今自垂簾以來，除執政、台諫、開封尹外，更無人得對。惟有邇英講讀，猶獲親(qin) 近清光，若複瘖默不言，則是耳目殆廢。(47)

兩(liang) 年之後，蘇轍陳訴本朝故事說：

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台諫更迭進見；內(nei) 有兩(liang) 省、侍從(cong) 、諸司官長以事奏稟，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為(wei) 上耳目者，其眾(zhong) 如此。然至於(yu) 事有壅蔽，猶或不免。(48)

除台諫外，兄弟二人先後列舉(ju) 了宰執、在內(nei) 兩(liang) 省、侍從(cong) 、諸司官長，在外監司、郡守、走馬承受等眾(zhong) 多的君主耳目。這些耳目，遍布朝廷、地方。

“耳目”服務的對象不言而喻。當政者都利用耳目，也控製耳目。宋人會(hui) 在章奏中提醒皇帝，言路乃聖上耳目之官，不能作執政鷹犬之用。(49)實際上，言路不僅(jin) 可能是執政鷹犬，更是君主鷹犬，挾主上之勢縱威逞虐，攻擊不肯馴順之人。宋代黨(dang) 禁等政治整肅中，此類事例頗多。君主不願意直接出麵罷斥臣下時，也會(hui) 誘使台諫官上言。英宗授意傅堯俞彈劾蔡襄、哲宗授意陳次升再劾章惇，(50)盡管並未如願，仍可看出，言路的作用絕非限止於(yu) “耳目”，帝王意欲用作喉舌、鷹犬。而此類作用的強化，必然會(hui) 打破君主—行政體(ti) 製—監察體(ti) 製之間的製衡關(guan) 係，(51)使製度淪為(wei) 權勢意誌的附庸。

南宋蔡戡曾經說，“夫監司者，號為(wei) 外台，耳目之寄”；(52)其溝通內(nei) 外的功能，不僅(jin) 在於(yu) 入奏之際。來自地方路級監司、州郡長貳的上報訊息，對於(yu) 地方事務、地方官員“訪察”、“體(ti) 量”的消息呈遞，都是事實上的言路。官方的民政係統、巡視、探報、郵遞進奏，都圍繞信息上傳(chuan) 下達而有所建設。

帝王禦用的“耳目”，並不限於(yu) 體(ti) 製之內(nei) 、“言路”之上的正規職任。“掌宮城出入之禁令”(53)的皇城司，“每遣人伺察公事，民間細務一例以聞”，(54)以致被呼為(wei) “察子”。(55)仁宗年間，臣僚進奏稱，“皇城司在內(nei) 中最為(wei) 繁劇，祖宗任為(wei) 耳目之司”。(56)宦官入內(nei) 內(nei) 侍省，“通侍禁中，役服褻(xie) 近”，(57)亦會(hui) 通進訊息。仁宗曾問入內(nei) 內(nei) 侍省都知王守忠，

曰：“卿出入中外，聞有甚議論？”守忠曰：“皆言陛下仁慈聖德；但朝廷好官美職及清要差遣，皆是兩(liang) 府親(qin) 舊方得進用，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置於(yu) 清近。又曰天下事皆由宰相，陛下不得自專(zhuan) 。”上默然良久。(58)

在宮廷中“掌按驗秘方，以時劑和藥品以進禦及供奉禁中之用”的禦藥院，(59)搜討進呈消息、溝通內(nei) 外，(60)“素號最親(qin) 密者”。(61)此外，太祖太宗朝信用的史珪、丁德裕、柴禹錫、趙鎔等軍(jun) 校親(qin) 隨、藩府舊僚，伺察外事，偵(zhen) 人陰私，也被用作耳目之職、鷹犬之任。孝宗朝，士大夫曾強烈批評皇帝對側(ce) 近佞臣的寵遇，事實上，這正與(yu) 他對此類私人消息渠道的倚信有關(guan) 。

曆代都有許多敏感信息是靠正式體(ti) 製之外的方式，靠皇帝“私人”打探傳(chuan) 遞的。貌似繁複重疊的信息來源各有其特殊意義(yi) 。這些訊息通常不經正式途徑，不公之於(yu) 眾(zhong) ，類似清代的秘密奏折，是皇帝個(ge) 人的“直通”信息渠道。這類情形之所以在宋代被視為(wei) 正常，如蘇轍所說：

蓋人君居高宅深，其勢易與(yu) 臣下隔絕。若不務廣耳目，則不聞外事，無以豫知禍福之原。(62)

“廣耳目”以“聞外事”，隨其意旨拓寬信息來源，看上去是人君特有的地位優(you) 勢；而實際上，“居高宅深”決(jue) 定著他們(men) 在信息獲取中根本性的劣勢，也迫使他們(men) 多方尋求獲得外情的機會(hui) 。

(四)召對谘訪與(yu) 經筵賜坐

從(cong) 麵對麵“詢訪”與(yu) “進言”的角度來看，宋代的百官轉對輪對無疑是富有特色的製度。參與(yu) 轉對輪對者並非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言官”，這種進言的途徑在宋代亦不被直接歸為(wei) “言路”；但其議政意義(yi) 卻不容小覷。學界對此已有不少研究，(63)本文不贅。在常程製度之外，宋代君王與(yu) 臣僚的麵談，也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就帝王而言，侍從(cong) 近臣皆係親(qin) 擢，“時賜召對，從(cong) 容講論，以盡下情”(64)理應是常態，時間、場合亦不受限製。但君臣之間“從(cong) 容講論”的情形，顯然並非普遍。從(cong) 留至目前的材料來看，北宋的太祖、太宗、神宗，南宋的孝宗、理宗等，與(yu) 臣僚直接講論較多；談話的對象，包括宰輔之外的切近臣僚。政事得失、外廷是非、民間情偽(wei) ……凡皇帝牽念係懷而在廟堂之上未便公開從(cong) 容議論之事，往往利用各類機會(hui) 探詢。宰輔重臣無不關(guan) 注這些對話內(nei) 容，對話者通常也有所記錄，以便留此存照。

孝宗趙眘，是南宋曆史上最為(wei) 注意君臣溝通的帝王。不僅(jin) 正式上朝理政與(yu) 臣屬直接對話，晚間也會(hui) 個(ge) 別宣召谘訪。(65)胡銓紹興(xing) 年間因力主抗金被貶，孝宗即位後召回。在其《經筵玉音問答》中，詳悉記載了隆興(xing) 元年(1163)五月三日晚“侍上於(yu) 後殿之內(nei) 閤”的情形。孝宗優(you) 渥禮遇，囑其修訂答金人書(shu) 稿，當晚賜酒宴唱曲詞，談話直至淩晨。次日胡銓對朋友稱，有“歸自天上”之感。(66)乾道年間，胡銓再以侍講夜對，孝宗囑咐他說：“卿直諒，四海所知，且留經筵。事無大小，皆以告朕。”(67)反複叮嚀，讓人感覺到君王心中難以排解的隱憂。翰林侍讀學士劉章夜對時，

上(孝宗)從(cong) 容問曰：“聞卿監中有人笑朕所為(wei) 者。”公初不知端倪，徐對曰：“聖主所為(wei) ，人安敢笑！若議論不同，則恐有之。”上意頓解，亦曰：“止是議論不同耳。”(68)

對於(yu) 信息阻滯的警惕，對於(yu) 外朝譏笑的擔心，成為(wei) 孝宗“訪問不倦”的動力。樓鑰在為(wei) 其舅父汪大猷寫(xie) 的行狀中，說到汪大猷乾道年間兼權給事中時，君臣間“造膝啟沃”的情形：

孝宗厲精民事，訪問不倦。宿直玉堂，夜宣對選德殿，賜坐，從(cong) 容導公使言。……公首以一言移主意。自爾每遇夜對，上多訪以時事。嚐曰：“卿為(wei) 侍從(cong) ，天下之事無所不當論。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yu) 卿等款語，正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公悉進所欲陳者，奏對明白，曲盡情偽(wei) ，上多聳聽而行之。(69)

君王對於(yu) 政務的急切，對於(yu) 臣僚的賞識及籠絡，產(chan) 生了明顯的回饋效應。理宗朝，吳泳曾經回顧孝宗“故事”，不無渲染地說：

故事，禁從(cong) 講讀官及掌製學士更直遞宿，以備谘訪。或問經史，或談時事，或訪人才，或及宰執所奏，凡所蘊蓄靡不傾(qing) 盡。……恩意浹密則就澄碧殿錫燕，職業(ye) 修飭則上清華閣賜詩，從(cong) 容造膝過於(yu) 南衙麵陳，先事獻言加於(yu) 路朝顯諫。(70)

當時的兵部尚書(shu) 宇文價(jia) 、中書(shu) 舍人陳騤、直學士倪思、侍講金安節、馬騏、侍禦史周操等人，都曾經在夜對時就朝政提出建議。由於(yu) 君王特示寵渥，場合比較隨意，彼此態度放鬆，對話也相對從(cong) 容深入。當時即有人援引李賀的詩句，稱進言者“帝前動笏移南山”。(71)盡管如此，對話中的引導者顯然是君主，君主意旨所向，常在臣僚觀察揣摩之中。

宋代的經筵講讀，也是君臣溝通的機會(hui) 。(72)講讀官並非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言官”，但經筵進讀完畢後，通常“複坐賜湯而從(cong) 容焉”。(73)真宗鹹平時，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日給尚食珍饌，夜則迭宿，多召對詢訪，或至中夕焉”，(74)利用此類機會(hui) “親(qin) 近老成”。楊億(yi) 在楊徽之的行狀中描述講讀時的情景，說：

執經待問，前席疇谘。上從(cong) 容言天下事甚眾(zhong) ，借筯之畫莫非沃心，更仆之談或至移晷。然奏稿多削，溫樹不言，其慎密也如此。(75)

看來君臣之間的談話內(nei) 容既深且廣，有涉機密者。

其後的君主，也經常利用經筵之機詢訪講讀官員的意見。寶元年間，李淑在經筵，仁宗皇帝即“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76)南宋建炎時，高宗接受翰林學士朱勝非的建議，允許侍讀官“讀畢具劄子奏陳”。(77)光宗時，黃度進言，“乞令侍從(cong) 講讀官反覆議論治忽所係”。(78)淳祐年間徐元傑在經筵講讀《論語》，賜茶之後，理宗與(yu) 其一番對話，君臣之間的問答往複達47次之多。(79)

司馬光的《手錄》中，保留著他與(yu) 宋神宗談話的原始記錄。熙寧元年至三年，司馬光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知審官院，在邇英閣為(wei) 神宗講授《資治通鑒》。課後，神宗經常征詢他對於(yu) 朝廷事務的意見，不僅(jin) 問及擢用台諫州縣官、賑災、郊賚等事，也常問及對於(yu) 新法乃至對當政諸臣的意見，甚至“曆問群臣”，詢問“朝廷每更一事，舉(ju) 朝洶洶，何也”；司馬光應對無所顧忌，甚至當麵指教皇帝說：

此等細事皆有司之職所當講求，不足以煩聖慮。陛下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乃陛下職耳。(80)

有學者認為(wei) “他們(men) 之間的談話十分坦率、誠懇，簡直像朋友一樣”。(81)

南宋後期留至今日的相關(guan) 材料更多。目前存世的曹彥約《昌穀集》、真德秀《西山集》、魏了翁《鶴山集》、劉克莊《後村集》、徐元傑《楳野集》、姚勉《雪坡集》等，記錄了大量的君臣對話，場景栩栩如生。即如真德秀文集中，不僅(jin) 有任職地方時的章奏，有應詔所上封事，也有麵對君主直接上呈的上殿奏劄、輪對奏劄、內(nei) 引劄子、直前奏事劄子、朝辭奏事劄子、召還上殿奏劄，更有與(yu) 皇帝對話的記錄(如“得聖語申省狀”、“得聖語申後省狀”、“奏對手記”等)。對話時，包括前線戰事、敵使禮儀(yi) 、地方安危、官員選任、財用窘困、軍(jun) 籍虛額、福建鹽法、楮幣得失，乃至誠意正心等等，都在君臣議題之中。端平初，真德秀在講筵進讀四書(shu) 章句並進呈故事，隨後理宗問及與(yu) 蒙古議和事：

賜茶畢，上問“虜人議和未可輕信”，奏曰：“臣適嚐言之矣。”李侍禦奏：“臣得楊恢書(shu) ，雲(yun) 在襄陽聞虜酋元不曉‘和’字，隻是要人投拜，而其臣下乃將投拜之語改為(wei) 講和。”其說頗詳。上然之。奏雲(yun) ：“朝見一節如何？”上曰：“且候使人到來商量，待從(cong) 吉後引見。”李奏：“虜兵已取蔡了，忽然都去；攻息方急，亦忽然都去；其情叵測。”奏雲(yun) ：“此臣所謂鷙鳥將擊之形也。”遂退。(82)

這些對話，明顯體(ti) 現出身居九重的帝王之深切憂慮。當時的經筵講讀，似乎並非君臣著意的重點，反而是讀畢之後的賜茶對談，才反映出皇帝關(guan) 注的重心，也是講讀臣僚期待進言的時分。

二、端點與(yu) 關(guan) 節：滯礙的關(guan) 鍵

在帝製社會(hui) 中，帝王顯然高居於(yu) 權力頂端，製度設計、人事安排、官員驅策，無不圍繞這一核心構成。而正因其處於(yu) “頂端”，相對明智的帝王自有“高處不勝寒”的感覺。政治上的獨尊，並不能保證充分的知情與(yu) 駕禦。信息通進的路徑不斷增加，技術手段愈益多樣，投注的心思縝密繁複，但溝通中阻滯仍舊，渠道通塞不常。

進言渠道的延展卯合方式，大體(ti) 上契合於(yu) 帝國時期的行政與(yu) 信息網絡。(83)網絡中的次第關(guan) 節控禦著開閉的可能，位於(yu) 不同位置的言者，有活動有顧忌，從(cong) 中亦可觀察到當時的政治秩序與(yu) 權力格局。南宋程珌曾說，“今天下利害所當施置罷行者，人皆能言之；所患者在於(yu) 其言未必上聞，聞之未必下行耳”。(84)前一“未必”，滯礙出在言路關(guan) 節，九重之內(nei) 的君主最終獲取的信息，實際上是次第篩選的結果；而後一“未必”，則顯示出君主的態度與(yu) 抉擇。這裏需要關(guan) 注的是，這“篩選”與(yu) 君主態度是否相關(guan) ，渠道自下向上的滯礙究竟如何形成。

(一)製度與(yu) 人事

王安石在為(wei) 《周禮義(yi) 》所作序言中，說“製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85)也就是說，製度規定與(yu) 人事操作二者密不可分。這裏的“人事”，是指人的主觀作用，包括君主的意向，官員對君主旨意的領略、對朝廷趨向的忖測，以及官場交際網絡對於(yu) 製度的影響。進言製度是否能夠按照設想實施，除去必要的機會(hui) 安排與(yu) 技術手段外，起作用的重要因素，是官員麵對可能的效果與(yu) 風險之考慮；更有許多情況下的製度變異失靈，並非由於(yu) 貪鄙者作弊、怠惰者失職，而是朝廷政治取向、官僚層級操控下的必然結果。

朝廷能夠得到的信息，顯然並非完全；在很多情形下，也並非真實。考慮到信息上達帶來的效應，各層官署、官僚從(cong) 來不乏欺瞞的動力。例如，財物賬目稽違侵隱；(86)“內(nei) 外之官雖有課曆，率無實狀”；(87)“法出奸生，令下詐起”；(88)各級官員利害相關(guan) ，上司巡視，下級“刷牒”，因而“檢按失實”。(89)軍(jun) 機要事，同樣有此類情形。韓侂胄北伐前派陳景俊使金，本為(wei) 審敵虛實，金人強硬告誡“不宜敗好”，陳自強卻窺探上峰意誌，“戒使勿言”。(90)

平田茂樹在《宋代的言路》一文中，曾經討論以言路官為(wei) 中心形成的政治勢力作為(wei) “政治促進者”的作用，他認為(wei) “幾乎可以明確以宰相、言路官為(wei) 政治之兩(liang) 極，以兩(liang) 者的結合為(wei) 核心形成的元祐時代政治結構”。(91)這兩(liang) 極之間的互動，確實是值得關(guan) 注的問題。研究者通常注意到宋代台諫對於(yu) 宰相的牽製，而所謂牽製，從(cong) 來都不是單方單向的。宋人對慶曆、元祐的言路評價(jia) 甚高，回顧本朝故事會(hui) 說“本朝給舍台諫，慶曆元祐時實賴其力”。(92)而求諸史事，歐陽修慶曆時批評“朝廷欲人不知以塞言路”，“聾瞽群聽，杜塞人口”；(93)元祐年間蘇轍更說：“今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惟有台諫數人”卻“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94)如此看來，言路官得以獨立進言的機會(hui) ，即便慶曆、元祐也非尋常；言路受到幹預限製、政治運行“不正常”的狀態，帝製時期反而屬於(yu) 常態。

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時任敕令所刪定官的陸九淵在輪對時，精心準備了五份奏劄，闡述個(ge) 人建議，其中直截了當地批評孝宗：

(陛下)臨(lin) 禦二十餘(yu) 年，未有(唐)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仇恥未複，生聚教訓之實可為(wei) 寒心。(95)

進言之時，君臣之間有從(cong) 容的對話，陸九淵感覺甚好。後來他對友人說：

去臘麵對，頗得盡所懷。天語甚詳，反複之間不敢不自盡。至於(yu) 遇合，所不敢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與(yu) 也。(96)

兩(liang) 年之後的十一月，陸九淵又近轉對之日，忽被改命為(wei) 將作監丞，因而失去了麵奏的機會(hui) 。對於(yu) 此事，陸九淵自己後來說：

某去冬距對班數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給事遂見繳。既而聞之，有謂吾將發其為(wei) 首相爪牙者，故皇懼為(wei) 此，抑可憐也。(97)

預先將可能不利於(yu) 己的進言者調離，恰恰是當政者密切關(guan) 注既往信息，予以及時反應的結果，通向君主的信息鏈條由此阻斷。正如南宋史家李心傳(chuan) 在其《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百官轉對”條所說：

士大夫不為(wei) 大臣所喜者，往往俟其對班將至，預徙它官。至有立朝踰年而不得見上者。蓋輪其官而不輪其人，此立法之弊。(98)

執掌朝政“大臣”的這種做法，利用了製度法規的漏洞，手段頗為(wei) 高明。某些骨鯁敢言的臣僚因此失去了麵奏機會(hui) ，而當政者刻意壅蔽的努力，卻被遮掩在製度如常、輪對依舊的表象背後。

(二)“玉音”與(yu) “玉色”

談及信息的“壅蔽”，不能隻將問題歸咎於(yu) 逐級官僚。“防範壅蔽”說法的潛在前提，顯然預設君主和朝廷是真正希望了解各類實情的——無論“信息”帶來的是喜是憂。但事實上，君主與(yu) 朝廷的執政傾(qing) 向，可能助成或者說導致了某些實情的滯礙乃至隱瞞。宋人文集、筆記中，有大量關(guan) 於(yu) 君主言談(“玉音”、“聖語”)、神情(“玉色”)的細致描述，反映出臣僚的小心觀望。

早在建隆三年(962)二月，太祖就曾表示“渴聽讜言，庶臻治道”，要求百官“無以逆鱗為(wei) 懼”。(99)真宗天禧元年二月的詔書(shu) 中，也明確表示，諫官奏論、憲臣彈舉(ju) 時，“雖言有過當，必示曲全”；並且安撫群僚說：“是為(wei) 不諱之朝，豈有犯顏之慮。”(100)這樣的說法，被包拯、劉隨、陳次升等人多次征引，稱頌的同時，是希望“聖朝廣開言路，激昂士氣，不以人言失當為(wei) 慮，而患在人之不言也”。(101)

“言路通塞，天下治亂(luan) 係焉。”(102)多數情況下，君主出於(yu) 對信息的關(guan) 注、對輿論風向的在意，會(hui) 表示容受意見的姿態；但對臣僚影響更為(wei) 直接的，顯然是姿態背後君主對於(yu) 進言的實際態度。征諸史實，即便勤政如太宗者，當田錫任職諫垣時，也在其章奏《上太宗論軍(jun) 國要機朝廷大體(ti) 》中批評說，今來諫官寂無聲影，禦史不敢彈奏，給事中不敢封還，“給諫既不敢違上旨，遺補又不敢貢直言”；中書(shu) 舍人於(yu) 起居之日，“但見其隨班而進，拜舞而回，未嚐見陛下召之與(yu) 言，未嚐聞陛下訪之以事”。(103)仁宗朝的諫官也曾批評“陛下雖喜聞諫爭(zheng) ，然考其施用，其實無幾”。(104)

君主初政或是政策調整之際，常有“詔求直言”之舉(ju) 。元符末年，徽宗即位，下詔求言，而“時上書(shu) 及廷試直言者俱得罪。京師有謔詞雲(yun) ：‘當初親(qin) 下求言詔，引得都來胡道。人人招是駱賓王，並洛陽年少。”(105)政治取向逆轉導致的高層態度翻覆，不僅(jin) 在當時直接阻塞了言路，而且示後來者以忌諱。

軍(jun) 政情勢緊張時，君王對於(yu) 信息的焦慮更為(wei) 突出。但這種渴求並不等於(yu) 對進言內(nei) 容、通進渠道的真正重視。靖康年間，金軍(jun) 圍困開封，欽宗“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複沮抑言者。故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諺”。(106)一“開”一“閉”的狀態，活脫勾勒出君王麵對言路的複雜抉擇。

孝宗朝是政治相對清明的階段。乾道初，針對中書(shu) 舍人洪適的繳奏，孝宗明確表示：“如有出自朕意，事不可行者，卿但繳來。”(107)而時至淳熙，羅點還是痛切地指出：

國無盡心瘁力之臣則事不濟，今皆悅夫背公營私者矣；國無危言極論之臣則德不進，今皆悅夫偷合苟容者矣；國無仗節死義(yi) 之臣則勢不強，今皆悅夫全身遠害者矣。(108)

光宗朝，秘書(shu) 省著作郎衛涇批評“言路尚壅”，“聽納雖廣，誠意不加，始悅而終違，麵從(cong) 而心拒”。(109)理宗時的殿中侍禦史杜範批評皇帝“外有好諫之名，內(nei) 有拒諫之實”，(110)表麵崇獎台諫，實際阻抑直言。這正如劉子健先生在《南宋君主和言官》一文中指出的，南宋君主對於(yu) 言官，除去控製之外，常用拖延敷衍的手段，或是調護、抑言獎身，虛偽(wei) 應付；意欲利用言官名望，卻不聽從(cong) 合理主張，結果是上下相蒙，人心渙散。(111)

帝製時期，盡管有對於(yu) 信息渠道的建設，有對於(yu) 綱紀製度的強調，但歸根結底，紀綱“總於(yu) 人主之威權”。(112)言路為(wei) 人主所需，其“建設”必定要服從(cong) 人主與(yu) 官方的期待；言路既無法超越君主威權，“獨立”言事、“開廣”範圍，必定有其限製。南宋後期，呂中在討論台諫職任輕重時，指出差異的關(guan) 鍵在於(yu) “以天下之威權為(wei) 紀綱”，還是“以言者之風采為(wei) 紀綱”。(113)

統治者曆來警惕言路批評“過度”，更不容其站到君王意誌的對立麵。台諫官員常有畏葸避事者，不敢“論天下第一事”，而“姑言其次”，藉以塞責。(114)言官“沽名”、“陵犯”，皆涉大忌。仁宗親(qin) 口告誡禦史中丞王拱辰說：“言事官第自舉(ju) 職，勿以朝廷未行為(wei) 沮己，而輕去以沽名。”(115)紹興(xing) 八年宋金議和，樞密院編修官胡銓等人出麵抗議，朝廷下詔嚴(yan) 厲指責說：

初投匭而未出，已謄稿而四傳(chuan) 。導倡陵犯之風，陰懷劫持之計。倘誠心於(yu) 體(ti) 國，但合輸忠；惟專(zhuan) 意於(yu) 取名，故茲(zi) 眩眾(zhong) 。(116)

引惹高宗、秦檜不滿的原因，既是胡銓對和議的抵製，也是由於(yu) 文稿四傳(chuan) ，導致“陵犯之風”，觸犯了朝廷忌諱。孝宗曆來被認為(wei) 是勵精圖治的君主，但他對於(yu) “議論群起”的警惕，與(yu) 高宗如出一轍。隆興(xing) 元年，時任中書(shu) 舍人的周必大、給事中金安節，因論列近臣龍大淵、曾覿等，被宰相呼召至都堂，

宣示禦劄，大略謂給舍論大淵等，並為(wei) 人鼓惑，議論群起，在太上時豈敢如此。(117)

就統治者看來，即便需要“言路”，這進言的路徑也隻能是通向他們(men) 一端；若有溢出，則被認為(wei) 是鼓惑眩眾(zhong) 。這種戒惕，較之“壅蔽”，毋寧說更為(wei) 切近肌膚，刻骨銘心。

言事稟承上司意圖、人主風旨，本是台諫之戒忌。宋高宗曾經告誡張九成，台諫不可承宰相風旨；九成回答說：“以臣觀之，非特不可承宰相風旨，亦不可承人主風旨。”(118)而事實上，禦史“承望要人風指，陰為(wei) 之用”的情形十分普遍，(119)台諫往往“取旨言事”。(120)在宋代史料中，常會(hui) 看到官員由於(yu) “領會(hui) ”上意、“體(ti) 恤”上情而刻意迎合，乃至隱瞞實情的做法。朱熹曾經說：

今日言事官欲論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進文字。(121)

逢迎諂佞、畏縮不言之例皆非鮮見。更可喟歎的是，一些忠於(yu) 職守的官員，也會(hui) 出於(yu) 避免朝廷困擾的立場，傾(qing) 向於(yu) 回避實情。哲宗元祐中地方財政吃緊，朝廷派員調查，範祖禹出麵反對：

臣伏見近遣戶部郎官往京西會(hui) 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自來諸路每告乏，朝廷詳酌應副，其餘(yu) 則責辦於(yu) 外計。今既遣郎官會(hui) 計，必見闕少實數。若其數不多，則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應副邪？(122)

他主張讓地方自行處理，朝廷不宜過問“實數”，以免麵對實際窘困帶來尷尬。

乾道時江西水災，孝宗全不知情，事後追問，參政蔣芾解釋說：

州縣所以不敢申，恐朝廷或不樂(le) 聞。聞今陛下詢訪民間疾苦，焦勞形於(yu) 玉色，誰敢隱匿！(123)

這就是說，在眾(zhong) 多消息之中，地方官員選擇“上傳(chuan) ”的內(nei) 容，取決(jue) 於(yu) 他們(men) 對君主“玉色”及朝廷態度的揣摩。這種對於(yu) “玉色”、“玉音”的小心觀察與(yu) 測度，記載中比比皆是。凡當奏聞之事引惹“上變色不悅”時，通常“同列皆止之”。(124)真德秀在《講筵進讀手記》中，曾經記錄下他讀“漢成帝荒淫一節”時，對於(yu) 理宗態度的觀察：“敷陳之間語頗峻切，仰瞻玉色略無少忤。”(125)而遇到皇帝“玉音峻厲”、“玉色怫然”(126)之際，則少有敢於(yu) 堅持進言的官員。

這種情形不能簡單歸結於(yu) 官員個(ge) 人素質問題，而是由製度周邊的整體(ti) 氛圍、由深入脊髓的“奉上”、“唯上”文化所導致。盡管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製度設計的核心、官員取舍的依據、衝(chong) 突周旋的落腳，卻是效忠君主，順從(cong) 上峰。這是官僚文化根深蒂固的選擇傾(qing) 向。

餘(yu) 論：信息通塞與(yu) “製度文化”

信息渠道的路向、製度的針對性及運作形式，顯然受到政治局勢左右。宋代日常治理體(ti) 係下有百官轉對輪對，有給舍台諫進言、監司郡守稟報，慶曆熙寧等變法活動期間則會(hui) 集中出現成規模的按察巡視，不同方式並存互補。而信息的通達與(yu) 否，並不僅(jin) 僅(jin) 在於(yu) 是否有相應的輸送呈遞渠道；即便渠道設置周全，亦不意味著信息溝通流暢。(127)

一般說來，高踞於(yu) 臣民之上的“人君”，明白居高宅深的不利，開廣言路是其延展視聽的重要手段；當政宰輔亦須了解內(nei) 外信息，以便施政。有關(guan) “直言朝廷闕失”的表態及相應規定，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出台。但從(cong) 現實中，我們(men) 看到，宋代既有“養(yang) 臣下敢言之氣”的呼籲，(128)也有對言者“沽名賣直”的反感；既有敢批逆鱗而得青睞的事例，也有言事忤旨譴謫貶斥的情形；既有“諫官禦史為(wei) 陛下耳目，執政為(wei) 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為(wei) 用”的說法，也有“言事者數與(yu) 大臣異議去”的狀況；(129)既有“明目張膽”的危言正論，也有專(zhuan) 意迎合的欺瞞誕謾；帝王與(yu) 朝廷，既為(wei) 信息焦慮，又懼怕麵對“不樂(le) 聞”的現實……凡此種種，構成了一幅幅盤根錯節的萬(wan) 象圖。

信息渠道本身無所謂“通”“塞”，造成通塞的是其中發揮作用的“人事”。渠道不暢、信息不實，當然與(yu) 國家的實際能力有關(guan) ，既有技術層麵的原因，例如交通條件差、訊息收集傳(chuan) 遞不便等；也有措置安排的原因，例如言者得知訊息的途徑有限、處理人手數量資質不足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縱橫交錯的等級體(ti) 製下，渠道層級的接卯處或曰權力樞紐處，都是信息的篩選流失處。

本文討論的“言路”活動，涉及各層級官員對態勢消息的解讀、對政策方針的建議。其中傳(chuan) 遞的信息，通常經過篩選提煉加工，以供決(jue) 策。構成這一路徑的諸多環節上，少有原始消息，多是經由處理的信息；既有信息收集遲滯片麵、缺漏模糊帶來的影響，又是特定製度環境下官員主觀抉擇造成的結果。言路的阻滯、信息的扭曲，往往並非出於(yu) 忽視，反而出於(yu) 官員對其重要性的體(ti) 認；不僅(jin) 來自權相佞臣，也來自顧及仕宦前途的各層級官員。庸散不職者、作偽(wei) 蒙蔽者、奉承逢迎者，無不在信息申報選擇上下功夫。判斷抉擇與(yu) 官員追求相關(guan) ，仕途生涯的選拔任免雖有規矩準繩，而長官舉(ju) 薦、君相賞識無疑起著關(guan) 鍵作用；前程既然操控在上，規避個(ge) 人風險自然要向上窺伺。

有關(guan) 言路的規定，提供著施行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製約著事態的走勢；而施行的實態，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設計者通常希望製度便於(yu) 把控，而任何製度一經推出，其彈性空間，其內(nei) 在罅隙，都會(hui) 在施行過程中逐次顯現，其溢出效應與(yu) 潛在風險可能是製度推出者始料不及的。史籍記載所呈現的，往往是被當作“國家之典法”被記錄的應然狀態，希望以此“垂勸戒、示後世”。(130)我們(men) 不能僅(jin) 依據條目規定及二三範例，就認為(wei) 製度實施有效；同時，也不能因為(wei) 製度變形扭曲，就以“具文”一語草率交代。製度實施的“萬(wan) 象圖”，應該說與(yu) 環繞製度的政治文化氛圍直接相關(guan) 。

環繞製度的政治文化氛圍，或可徑稱為(wei) “製度文化”。(131)筆者所謂“製度文化”，不是單純指特定時代創製的規範體(ti) 係，而是指影響製度實施的環境，指多種因素互動積澱產(chan) 生的綜合狀態。觀察製度文化，不能忽視製度設計者、執行者、幹預者、漠視者、抵製者的意識、態度、行為(wei) 與(yu) 周旋互動。朝廷意誌並非唯一的決(jue) 定因素，圍繞言路有著不同的認知與(yu) 多方實踐。張力與(yu) 轉圜的結果，可能深化製度的影響力，可能消解製度的權威性和執行力，也可能導致製度的更新。從(cong) 這一角度，或許能觀察到影響製度走向的多種因素。一方麵，特定製度的實施會(hui) 影響到文化的趨向，製度上包容言者，台諫才會(hui) 養(yang) 成“元氣”；另一方麵，製度也為(wei) “製度文化”所包裹，例如對於(yu) 進言利害的認知、進言者的聲望、納言者的公信力、以往進言的影響等因素，都左右著製度的預期和運行的結果。製度文化可以說是一種彌漫性的政治生態環境，浸潤滲透於(yu) 製度之中，影響著製度的生成及其活動方式。縱觀曆史上的各個(ge) 時期，幾乎沒有任何製度按照其設計模式原樣施行；調整修正甚至於(yu) 變異走形，大致是其常態。或許可以說，製度麵臨(lin) 的生態環境，決(jue) 定著製度實施的基本前景。真正有意義(yi) 的問題，不在於(yu) 當時是否製訂過相關(guan) 的製度，而是被稱作“製度”的那套規則和程序，在現實中如何實踐並且發揮作用；當時的官僚體(ti) 係如何執行(或曰對待)這套製度，當時的社會(hui) 人群如何感知這套“製度”。

中國古代的製度文化顯然是與(yu) 官場文化交叉迭合的。“官場”是製度相關(guan) 者集中活動的場合，是官僚文化存在的載體(ti) 和基本空間。與(yu) 官僚製度、官僚生存狀態相關(guan) 的慣例習(xi) 俗、潛在規則，其特有的能量氣息、風氣的浸染與(yu) 傳(chuan) 播方式，都體(ti) 現出官場作為(wei) “場”的輻射及感應特征。

信息製度的建設，無疑是政治權衡的結果；利害取舍、輕重緩急，取決(jue) 於(yu) 判斷與(yu) 抉擇。製度注重程序，而許多背離流程的逆向措置，可能被包裝在順勢的外表中。即便被認為(wei) 成功的製度，其路徑中亦可能有諸多變形，可能看上去端點與(yu) 初衷形似，也可能勉強達致表麵目標而傷(shang) 及深層。有些看似被製度“防範”的做法，事實上可能是體(ti) 製習(xi) 用而不可或缺的運行方式。對於(yu) 某些製度的“空轉”，觀察者批評其“空”，體(ti) 製內(nei) 注重其“轉”；今天的研究者批評其渠道不暢，當年的操控者在意這係統格套俱在，可供驅使。

官方“言路”的節點留有層級式的閥門，掌握開關(guan) 者，既有不肯盡職甚至刻意壅蔽者，也有忠於(yu) 體(ti) 製小心行事者。即便是後者，對於(yu) 節門啟閉的方式程度無疑也需要斟酌，除去觸逆鱗帶來的風險之外，上下之間失察不報是風險，打破安寧平衡同樣是風險。其間深層的考慮往往在於(yu) 預期的“政治秩序”(盡管實際上可能帶來民情不安甚至社會(hui) 動蕩)；而這些判斷與(yu) 抉擇，正與(yu) 抉擇者身處的製度文化環境相關(guan) 。

進言事，從(cong) 來被認為(wei) 是“朝政之大者”。(132)宋廷有關(guan) 言路建設的意向不乏清晰表述，但作為(wei) 加強專(zhuan) 製皇權的手段，這“建設”的指向性十分明顯。言路承載著言論開放與(yu) 意見進呈的特定方式，是士大夫政治參與(yu) 的重要途徑；但根本上講，其運行從(cong) 屬於(yu) 政權的需求。研究者會(hui) 注意到，宋代官員的進言活動及其效應，有明顯的運行曲線，其波峰高下與(yu) 政治生態環境密切相關(guan) 。(133)當軸者關(guan) 切的，主要是控禦的維係及朝政的安寧；作為(wei) 言路及其延展，如給舍台諫之封駁進言，輪對、經筵等君臣對話機會(hui) ，按察、體(ti) 量等信息搜討途徑，節門啟閉、開放程度，都被製約在這一限度之內(nei) 。有製有度，這正是“製度”一語的另一方麵意義(yi) 所在。

注釋：

①參見朱瑞熙：《決(jue) 策的依據和信息傳(chuan) 遞渠道》，《中國政治製度通史·宋代卷》，北京：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02—121頁；平田茂樹：《宋代政治結構試論——以“對”和“議”為(wei) 線索》，《宋代政治結構研究》，林鬆濤、朱剛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1—189頁；鄧小南主編：《政績考察與(yu) 信息渠道》，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②參見鄧小南：《宋代信息渠道舉(ju) 隅：以宋廷對地方政績的考察為(wei) 例》，《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③參見《蘇軾文集》卷53《與(yu) 王元直二首(黃州)》，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6年，第1587頁；趙彥衛撰：《雲(yun) 麓漫鈔》卷14引李清照：《上韓公樞密詩》“隻乞鄉(xiang) 關(guan) 新信息”，傅根清點校，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6年，第246頁；王庭珪：《盧溪先生文集》卷16《辰州僻遠乙亥十二月方聞秦太師病忽蒙恩自便始知其死作詩悲之》，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cong) 刊》，北京：線裝書(shu) 局，2004年影印本，第34冊(ce) ，第593頁下欄b—594頁上欄a；《楊萬(wan) 裏集箋校》卷36《寄陸務觀》，辛更儒箋校，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7年，第1866頁；等等。

④在《中國政治製度通史·宋代卷》中，朱瑞熙先生專(zhuan) 門辟出“決(jue) 策的依據和信息傳(chuan) 遞渠道”一節，對此予以討論。(第102—121頁)

⑤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282，熙寧十年五月辛未條，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4年，第6918頁。

⑥李燾：《長編》卷342，元豐(feng) 七年正月辛亥條，第8222—8223頁。

⑦徐夢莘：《三朝北盟會(hui) 編》卷81，靖康二年(1127)二月十八日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609頁下欄b。

⑧範祖禹：《太史範公文集》卷22《轉對條上四事狀》，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cong) 刊》，第24冊(ce) ，第276頁下欄b。

⑨參見鄧小南：《關(guan) 於(yu) 宋代政績考察中的“實跡”：要求與(yu) 現實》，《李埏教授九十華誕紀念文集》，昆明：雲(yun) 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18—132頁。

⑩晁說之：《嵩山文集》卷1《元符三年應詔封事》，《四部叢(cong) 刊》續編本，上海：上海書(shu) 店出版社，1985年，第41葉b。

(11)吳兢：《貞觀政要》卷1《君道》，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頁。

(12)北宋中期歐陽修、宋祁《新唐書(shu) 》之《魏徵傳(chuan) 》(卷97，北京：中華書(shu) 局，1975年，第3869頁)中，此處表述作“君能兼聽，則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從(cong) “貴臣”到“奸人”，顯然是有意的更動：從(cong) 道德判斷上看，是縮小了圈子，劃定了範圍；從(cong) 人員層次上看，不再限於(yu) “貴臣”，則擴大了警惕的對象麵。

(13)袁燮：《絜齋集》卷12《簽書(shu) 樞密院事羅公(點)行狀》，《叢(cong) 書(shu) 集成》初編排印聚珍版叢(cong) 書(shu) 本，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5年，第189頁。

(14)張端義(yi) ：《貴耳集》卷中“古今治天下各有所尚”，《叢(cong) 書(shu) 集成》初編影印津逮秘書(shu) 本，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5年，第41頁下。

(15)《歐陽修全集》卷2《古詩·鎮陽讀書(shu) 》，李逸安點校，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1年，第35頁。

(16)樓鑰：《攻媿集》卷31《薦沈端叔王度劄子》，《叢(cong) 書(shu) 集成》初編排印聚珍版叢(cong) 書(shu) 本，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5年，第418頁。

(17)《宋史》卷173《食貨誌·總序》，北京：中華書(shu) 局，1977年，第4157頁。

(18)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卷22《徽宗皇帝》“小人創禦筆之令”，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2頁。

(19)有關(guan) 宋代多層多途的信息處理機製，參見鄧小南：《多麵的な政治業(ye) 績調查と宋代の情報處理システム》，平田茂樹等編：《宋代社會(hui) の空間とコミユ二ケーション》，東(dong) 京：汲古書(shu) 院，2006年，第97—130頁。

(20)魏了翁：《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8《應詔封事》，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cong) 刊》，第76冊(ce) ，第758頁下欄b。

(21)《宋史》卷282《李沆傳(chuan) 》，第9540頁。

(22)《宋史》卷348《趙遹傳(chuan) 》，第11045頁。

(23)《蘇軾文集》卷36《司馬溫公行狀》，第487頁。有關(guan) 宋代侍從(cong) 官員的範圍，可參見王宇：《試論宋代“侍從(cong) ”內(nei) 涵與(yu) 外延的變化》，《浙江學刊》2011年第2期；張禕：《宋代侍從(cong) 官的範圍及相關(guan) 概念》，《國學研究》第34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24)趙升編：《朝野類要》卷2《稱謂》，王瑞來點校，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7年，第48頁。

(25)參見賈玉英：《宋代監察製度》，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刁忠民：《宋代台諫製度研究》，成都：巴蜀書(shu) 社，1999年；虞雲(yun) 國：《宋代台諫製度研究》，上海：上海社會(hui) 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對於(yu) 言路上信息的來源、相關(guan) 機構設置、言路官的選任及考核等問題，亦可參見這幾部著述。

(26)參見徐鬆輯：《宋會(hui) 要輯稿》職官3之55，崇寧二年(1103)八月條，劉琳等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074頁。

(27)《宋史》卷161《職官誌(一)》，第3785頁。

(28)謝維新編：《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20《給舍門》“給事中”引《神宗正史·職官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shu) 館，1986年，第939冊(ce) ，第698頁上欄a。

(29)徐鬆輯：《宋會(hui) 要輯稿》職官1之80引《宋續會(hui) 要》，第2981頁。

(30)高斯得：《恥堂存稿》卷2《經筵進講故事》“七月二十八日進”，《叢(cong) 書(shu) 集成》初編排印聚珍版叢(cong) 書(shu) 本，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5年，第28頁。

(31)袁燮：《絜齋集》卷6《策問·封駁》，第71頁。

(32)林駉、黃履翁編：《新箋決(jue) 科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2“君權(攬權不必親(qin) 細務)”，台北：新興(xing) 書(shu) 局，1970年，第994頁。

(33)元豐(feng) 改製後，諫官曾經分屬中書(shu) 、門下兩(liang) 省，“自中興(xing) 建炎間，詔諫院不隸兩(liang) 省”(徐鬆輯：《宋會(hui) 要輯稿》職官1之78引《宋續會(hui) 要》，第2980頁)，恢複為(wei) 獨立的言事機構。

(34)林駉：《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6“諫垣”，台北：新興(xing) 書(shu) 局，1970年，第814—815頁。

(35)參見《資治通鑒》卷237，元和二年(807)十一月，李絳語，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1年，第7768頁。

(36)洪邁：《容齋隨筆》卷13《諫說之難》，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5年，第165頁。

(37)《資治通鑒》卷192，武德九年(626)末，第6142頁。

(38)林駉：《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6“諫垣”，第815頁。

(39)魏了翁：《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8《應詔封事·貼黃》，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cong) 刊》，第76冊(ce) ，第754頁下欄a。

(40)李燾：《長編》卷213，熙寧三年七月壬辰條，第5169頁。

(41)李燾：《長編》卷488，紹聖四年五月，曾布語，第11581—11582頁。

(42)張田編：《包拯集》卷7《請差災傷(shang) 路分安撫》，北京：中華書(shu) 局，1963年，第84頁。

(43)晁說之：《嵩山文集》卷1《元符三年應詔封事》，第44葉a。

(44)李心傳(chuan) ：《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6，建炎元年(1127)六月甲子條，胡坤點校，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3年，第172頁。

(45)《宋大詔令集》卷194《政事(四七)》“誡約台諫詔”，司義(yi) 祖整理，北京：中華書(shu) 局，1962年，第712頁。

(46)李燾：《長編》卷489，紹聖四年七月甲寅條，曾布語，第11609頁。

(47)李燾：《長編》卷414，元祐三年九月戊申條，第10057頁。

(48)蘇轍：《欒城集》卷45《論用台諫劄子》，曾棗莊、馬德富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95頁。

(49)參見李燾：《長編》卷437，元祐五年正月己醜(chou) 條，第10538頁。

(50)參見《楊時集》卷11《語錄·餘(yu) 杭所聞》，林海權校理，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8年，第324頁；李燾：《長編》卷510，元符二年五月戊辰條，第12148頁。

(51)王夫之鑒於(yu) 明代亡國教訓，曾經回溯宋代中葉的上書(shu) 言事，憤懣批評“以賞勸言之害，較拒諫而尤烈”。(《讀通鑒論》卷10，舒士彥點校，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3年，第303頁)

(52)蔡戡：《定齋集》卷2《乞選擇監司奏狀》，王德毅主編：《叢(cong) 書(shu) 集成續編》，台北：台灣新文豐(feng) 出版社，1989年，第22頁下欄a。

(53)《宋史》卷166《職官誌(六)》“皇城司”，第3932頁。

(54)徐鬆輯：《宋會(hui) 要輯稿》職官34之21，天禧元年(1017)八月十五日，第3860頁。

(55)吳曾：《能改齋漫錄》卷2《事始》“探事察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1頁。

(56)李燾：《長編》卷162，慶曆八年(1048)正月，第3913頁。

(57)《宋史》卷166《職官誌(六)》“入內(nei) 內(nei) 侍省”，第3939頁。

(58)張綱：《華陽集》卷22《進故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131冊(ce) ，第135頁下欄a。

(59)徐鬆輯：《宋會(hui) 要輯稿》職官19之13“禦藥院”引《兩(liang) 朝國史誌》，第3553頁。

(60)參見友永：《禦薬院考》，《別府大學短期大學部紀要》第6號，1987年；程民生：《宋代禦藥院探秘》，《文史哲》2014年第6期。

(61)李心傳(chuan) ：《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146，紹興(xing) 十二年(1142)八月丙子條，第2755頁。

(62)李燾：《長編》卷448，元祐五年九月丁卯條，蘇轍語，第10767頁。

(63)例如平田茂樹：《宋代政治結構試論——以“對”和“議”為(wei) 線索》，《宋代政治結構研究》，第161—189頁；陳曄：《北宋政情、政風下的轉對製》，《史學月刊》2010年第11期；徐東(dong) 升：《從(cong) 轉對、次對到輪對——宋代官員輪流奏對製度析論》，《廈門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朱瑞熙：《中國政治製度通史·宋代卷》，第110—112頁。

(64)魏了翁：《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7《封事奏體(ti) 八卦往來之用玩上下交濟之理以盡下情(七月二日)》，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cong) 刊》，第76冊(ce) ，第748頁下欄a。

(65)相關(guan) 情況參見王化雨：《宋朝的君臣夜對》，《四川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

(66)胡銓：《澹庵文集》卷2《經筵玉音問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137冊(ce) ，第25頁下欄b—29頁下欄b。

(67)周必大：《文忠集》卷30《資政殿學士贈通奉大夫胡忠簡公神道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147冊(ce) ，第337頁下欄b。

(68)樓鑰：《攻媿集》卷77《跋劉資政遊縣學留題》，第1049頁；《宋史》卷390《劉章傳(chuan) 》，第11959頁。

(69)樓鑰：《攻媿集》卷88《汪公行狀》，第1194頁。

(70)吳泳：《鶴林集》卷19《論今日未及於(yu) 孝宗者六事劄子》，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176冊(ce) ，第181頁上欄a—b。

(71)樓鑰：《攻媿集》卷77《跋劉資政遊縣學留題》，第1049頁。

(72)有關(guan) 宋代經筵及經筵官人選等問題的研究，參見朱瑞熙：《宋朝經筵製度》，錢伯城主編：《中華文史論叢(cong) 》第5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鄒賀：《宋朝經筵製度研究》，博士學位論文，陝西師範大學，2010年。

(73)鄒浩：《道鄉(xiang) 集》卷39《蘇公行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121冊(ce) ，第522頁下欄b。

(74)陳均編：《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6，鹹平二年七月“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條，許沛藻等點校，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6年，第120頁。

(75)楊億(yi) ：《武夷新集》卷11《楊徽之行狀》，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cong) 刊》，第2冊(ce) ，第300頁下欄a。

(76)《宋史》卷155《選舉(ju) 誌(一)》，第3612頁。

(77)李心傳(chuan) ：《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11，建炎元年十二月丙子條，第292頁。紹興(xing) 十二年以後，秦檜把持朝政，“每除言路，必兼經筵”成為(wei) 其控製進言途徑的舉(ju) 措。參見李心傳(chuan)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13《官製一》“祖宗時台諫不兼經筵”，徐規點校，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0年，第716頁。

(78)袁燮：《絜齋集》卷13《龍圖閣學士通奉大夫尚書(shu) 黃公行狀》，第212頁。

(79)參見徐元傑：《楳野集》卷1《進講日記》“四月十二日進講”，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cong) 刊》，第83冊(ce) ，第667頁上欄a—669頁上欄a。

(80)參見司馬光：《手錄》“呂惠卿講鹹有一德錄”，李裕民、佐竹靖彥編：《增廣司馬溫公全集》卷1，東(dong) 京：汲古書(shu) 院，1993年，第27頁下欄a；羅從(cong) 彥：《遵堯錄·司馬光》，《羅豫章集》卷7，《叢(cong) 書(shu) 集成》初編排印正誼堂全書(shu) 本，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5年，第79頁。

(81)李裕民：《司馬光日記校注》，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1994年，“前言”，第11頁。

(82)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8《講筵進讀手記(二十六日)》，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cong) 刊》，第76冊(ce) ，第94頁下欄a。

(83)有關(guan) 宋廷與(yu) 進言渠道相關(guan) 的行政與(yu) 信息網絡設置，參見朱瑞熙：《決(jue) 策的依據和信息傳(chuan) 遞渠道》，《中國政治製度通史·宋代卷》，第101—121頁；以及鄧小南：《略談宋代對於(yu) 地方官員政績之考察機製的形成》，《鄧廣銘九十華誕祝壽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39—247頁；《“訪聞”與(yu) “體(ti) 量”：宋廷考察地方的路徑舉(ju) 例》，《鄧廣銘教授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8年，第900—924頁；《從(cong) “按察”看北宋製度的運行》，柳立言主編：《近世中國之變與(yu) 不變》，台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第53—104頁。

(84)程珌：《洺水集》卷13《上執政書(shu)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171冊(ce) ，第398頁下欄b—399頁上欄a。

(85)王安石：《臨(lin) 川先生文集》卷84《周禮義(yi) 序》，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cong) 刊》，第13冊(ce) ，第695頁上欄b。

(86)李心傳(chuan) ：《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70，紹興(xing) 三年十一月癸亥條，第1363頁。

(87)龐籍：《上仁宗答詔論時政》，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卷146，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66頁。

(88)張方平：《樂(le) 全先生文集》卷22《論點選河北強壯事》，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cong) 刊》，第5冊(ce) ，第498頁下欄b—499頁上欄a。

(89)監司按察本路州縣時，經常事先通知下屬即將“按行”、“指摘”、“點檢”的事由，號稱“刷牒”。州縣官吏接到通報，必然預先作好準備，這就為(wei) 下級敷衍上級按察造成了方便。

(90)《宋史》卷394《陳自強傳(chuan) 》，第12035頁。

(91)平田茂樹：《宋代的言路》，《宋代政治結構研究》，第67—75頁。

(92)袁燮：《絜齋集》卷13《黃公(度)行狀》，第219頁。

(93)歐陽修：《上仁宗論台諫論列貴在事初》，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卷51《百官門》，第561頁。

(94)蘇轍：《欒城集》卷45《論用台諫劄子》，第996頁。

(95)《陸九淵集》卷18《刪定官輪對劄子》，鍾哲點校，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0年，第221頁。

(96)《陸九淵集》卷7《與(yu) 詹子南》，第96頁。

(97)《陸九淵集》卷10《與(yu) 李成之》，第129頁。

(98)李心傳(chuan)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9“百官轉對”，第170頁。

(99)徐鬆輯：《宋會(hui) 要輯稿》職官60之1，第4665頁。

(100)劉隨：《上仁宗繳進天禧詔書(shu) 乞防泄漏》注文，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卷51，第556頁；又見徐鬆輯：《宋會(hui) 要輯稿》職官3之51，第3068頁。

(101)陳次升：《讜論集》卷1《上哲宗乞留正言孫諤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427冊(ce) ，第331頁下欄a。

(102)彭龜年：《止堂集》卷1《論優(you) 遷台諫沮抑忠直之弊疏》，《叢(cong) 書(shu) 集成》初編排印聚珍版叢(cong) 書(shu) 本，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5年，第13頁。

(103)田錫：《鹹平集》卷1《上太宗論軍(jun) 國要機朝廷大體(ti) 》，羅國威點校，成都：巴蜀書(shu) 社，2008年，第12頁。

(104)徐鬆輯：《宋會(hui) 要輯稿》職官55之7，至和二年(1055)，知諫院範鎮言，第4500頁。

(105)龔明之：《中吳紀聞》卷5“陸彥猷”，孫菊園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2頁。

(106)陳均編：《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30“靖康元年春正月朔詔求言”，第771—772頁。

(107)徐鬆輯：《宋會(hui) 要輯稿》職官3之19，乾道元年(1165)五月一日條，第3037頁。

(108)袁燮：《絜齋集》卷12《簽書(shu) 樞密院事羅公(點)行狀》，第189頁。

(109)衛涇：《後樂(le) 集》卷10《辛亥歲春雷雪應詔上封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169冊(ce) ，第603頁下欄a。

(110)《宋史》卷407《杜範傳(chuan) 》，第12282頁。

(111)劉子健：《南宋君主和言官》，《兩(liang) 宋史研究匯編》，台北：聯經出版事業(ye) 公司，1987年，第11—19頁。

(112)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卷8《仁宗皇帝》“正紀綱抑內(nei) 降”，第171頁。

(113)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卷9《仁宗皇帝》“台諫”，第189頁。

(114)《宋史》卷387《杜莘老傳(chuan) 》，第11894頁。

(115)《宋史》卷318《王拱辰傳(chuan) 》，第10360頁。

(116)李心傳(chuan) ：《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124，紹興(xing) 八年十二月丙辰條，第2327頁；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5“胡忠簡上書(shu) ”，王瑞來點校，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3年，第327頁。

(117)參見周必大：《文忠集》卷165《歸廬陵日記》、卷99《同金給事待罪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148冊(ce) ，第778頁下欄b、75頁上欄a。

(118)謝采伯：《密齋筆記》卷1“張子韶在經筵”，《叢(cong) 書(shu) 集成》初編排印琳琅秘室叢(cong) 書(shu) 本，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5年，第8頁。

(119)《司馬光集》卷76《太子太保龐公墓誌銘》，李文澤、霞紹暉校點整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542頁。

(120)《宋史》卷247《宗室·趙子崧傳(chuan) 》，第8744頁。

(121)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12《論官》，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6年，第2733頁。

(122)範祖禹：《太史範公文集》卷15《論封樁劄子》，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cong) 刊》，第24冊(ce) ，第237頁下欄a—b。

(123)徐鬆輯：《宋會(hui) 要輯稿》食貨68之127，乾道四年六月四日條，第8030頁。

(124)高斯得：《恥堂存稿》卷2《經筵進講故事》“七月二十三日進”，第27頁。

(125)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8《講筵進讀手記(初八日)》，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cong) 刊》，第76冊(ce) ，第95頁上欄b。

(126)參見嶽珂：《桯史》卷8“袁孚論事”、卷9“黑虎王醫師(繼先)”，吳企明點校，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1年，第89、109頁；樓鑰：《攻媿集》卷88《汪公行狀》“玉色不悅”，第1198頁。

(127)孔飛力針對清代“叫魂”事件，對於(yu) 清政府“內(nei) 部通訊體(ti) 係”進行了分析，見《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上海：三聯書(shu) 店，2012年；社會(hui) 學意義(yi) 上的相關(guan) 討論，可參見周雪光：《運動型治理機製：中國國家治理的製度邏輯再思考》，《開放時代》2012年第9期。

(128)樓鑰：《攻媿集》卷27《繳林大中辭免權吏部侍郎除直寶文閣與(yu) 郡》，第382頁。

(129)《宋史》卷311《呂公弼傳(chuan) 》，第10213頁。

(130)《歐陽修全集》卷111《論史館日曆狀》，第1687頁。

(131)柳立言對於(yu) “動態的法律文化”的界定與(yu) 說明，參見《宋代的社會(hui) 流動與(yu) 法律文化：中產(chan) 之家的法律？》，《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本節討論受其啟發。

(132)樓鑰：《攻媿集》卷99《端明殿學士致仕贈資政殿學士黃公墓誌銘》，第1390頁；《宋史》卷393《黃裳傳(chuan) 》作“朝廷之大者”。(第12005頁)

(133)參見虞雲(yun) 國：《宋代政治生態視野下台諫監察信息渠道的通塞》，北京大學人文社會(hui) 科學研究院“菊生學術論壇：7至16世紀信息溝通與(yu) 國家秩序”主題報告，北京，2017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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