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不會說“中國話”是一種悲哀
作者：慕朵生
來源：作者賜稿


頻繁舉辦多領域、大規模的國際學術會議，是一個國家躋身世界強國和主導國際話語權的直觀體現。據不完全統計，1990年以來，歐美舉辦的大型國際學術會議，占了世界各國舉辦總和的80％左右，其中僅美國就占一半左右。顯然，中國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經濟建設狂飆突進的同時，在成功舉辦奧運會和世博會之後，開始頻頻向世界各國學者伸出橄欖枝，邁開舉辦大規模國際學術會議的步伐。僅今年下半年，中國就舉辦了尼山文明論壇、世界儒學大會、中國學論壇等數個較有影響的大會。

筆者回國休假期間，應朋友之邀列席了一個以“中國文化與普世價值”為主題的小型國際學術研討會。雖然會議提出的有些觀點頗具啟發性，但令筆者感到有些遺憾的是，中國學者似乎越來越不會說“中國話”了。“中國話”當然首先指漢語或中文，亦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國語”。在會議上，幾個英文不錯的中國學者幾乎全程用英演講和討論；即使英文發音有點“洋涇浜”味道的中國學者，口中也會時不時蹦出些莫名其妙的英文單詞。相反，倒是有幾個歐美的華人學者和漢學家一直堅持用漢語發言。

筆者絕不是反對中國學者使用英文，甚至對那些用英文發言的人還抱有些許的同情。畢竟，在“英語霸權”和“西方文化中心論”泛濫成災的今天，要想讓“洋人”聽懂並理解中國的文化觀念和價值訴求，借助英文也是迫不得已。但是，如果在討論中國文化且中外學者都懂漢語的場合下，還以說英文為榮，那就有些“過猶不及”甚至是“挾洋自重”了！特別是，如果在學術研究中借助甚至是通篇使用西方文化的學術範疇和價值觀念來闡釋中國文化，更是犯了文化交流和文明對話的大忌。

一般來看，借助或使用外來文化闡釋本土文化，可以不同程度地豐富和促進本土文化的發展，但前提是本土文化具備吸收和消化外來文化的能力，且闡釋者心中不存在外來文化比本土文化更優秀的價值預設。否則，本土文化必然成為外來文化尤其是所謂“普世價值”的地域性“注腳”：闡釋成功證明的是外來文化的優越，闡釋失敗證明的則是本土文化的落後。

在中國曆史上，隋唐時期就有一大批佛學人士致力於用中國的語言和概念來消化印度傳來的佛教文化，從而創建了中國佛教；宋明時期又一大批儒學人士借助中國佛教來豐富儒家文化，最終建立了影響深遠的宋明理學，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大巔峰。相反的例子是，唐朝玄奘法師創建的佛教“唯識宗派”，因為缺少這些轉化環節而成為絕學。

九十多年前，現代新儒家梁漱溟先生指出：中西醫學異質，中醫基於經驗性，西醫則基於實證性即科學實驗。中醫在西醫的衝擊下，已經到了借助西醫的實證性來闡釋自身合法性的局麵，否則就無人相信——這是一個莫大的悲哀！不幸的是，在今天，中國文化似乎也淪落到了無法通過中國的語言和概念來闡釋自己的地步，或者說即使有所闡釋也已無人相信，以至於有些中國學者不得不“言必稱美國，文必用英語”。

但是，假如中國學者拒絕中國成為西方文化的“跑馬場”和“殖民地”，而且還有點讓中國文化為世界做出獨特貢獻的夢想，那麽僅憑對西方文化的“鸚鵡學舌”，或僅做西方思潮的“二道販子”，肯定是行不通的。就是說，中國學者如果沒有一點文化上的自覺乃至“自戀”，沒有一點價值上的“頑固”和“保守”，中國文化早晚會如“邯鄲學步”般迷失自己，成為博物館裏讓人憑吊和感歎的古董。

值得慶幸的是，筆者發現有些中國學者已經意識到了“中國話”問題的存在。著名儒者蔣慶和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彭永捷，就分別提出了“以中解中”和“漢話漢說”的命題，即要用中國的語言、學術概念和價值觀念來解釋中國和世界，而青年哲學家趙汀陽則主張用“天下主義”來重構“世界體係”，香港學者甘陽的“儒家社會主義”也非常有創意。無疑，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探索。希望在國際學術性會議上能聽到更多中國學者的類似聲音。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