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獻之傳(chuan) ”內(nei) 涵嬗遞之考辨

作者：徐豔蘭(lan) （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博士生）

          朱漢民（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原載《原道》第36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月十三日庚戌

          耶穌2019年11月9日

（《呂祖謙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

內(nei) 容提要：細繹南宋以來“中原文獻之傳(chuan) ”詮釋史可以發現，“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內(nei) 涵在古代有一個(ge) 嬗遞的過程。

南宋時期，宋金對峙，為(wei) 了強調中原正統文化命脈並未因宋室南遷而斷裂，呂祖謙提出“中原文獻之傳(chuan) ”與(yu) 金朝所標榜的正統相抗衡。但隨著朱子學的發展和興(xing) 盛，“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內(nei) 涵由儒學之正統演變為(wei) 儒學內(nei) 部的道學之正統。

後來，隨著清代樸學的發展，人們(men) 對“中原文獻之學”的詮釋複歸到“文獻”二字上，將其詮釋為(wei) 具體(ti) 的“圖書(shu) 資料”。

而現當代學者對“中原文獻之傳(chuan) ”內(nei) 涵的多維詮釋，亦清晰地反映了其內(nei) 涵演變的軌跡。“中原文獻之傳(chuan) ”內(nei) 涵嬗遞的內(nei) 在理路，不僅(jin) 折射出宋元時期儒學的演進經曆了一個(ge) 由學統到道統的轉變過程，同時也表明了推動儒學發展的動因，除了外部動因外，更多的還是儒學內(nei) 部自我更新與(yu) 發展的訴求占主導地位。

關(guan) 鍵詞：中原文獻之傳(chuan) ；呂祖謙；學統；道統；宋元儒學；詮釋學；

一、引言

呂祖謙與(yu) 張栻、朱熹被後世尊稱為(wei) “東(dong) 南三賢”。長期以來，人們(men) 對呂祖謙的研究多側(ce) 重於(yu) 其史學或理學領域，忽略了呂祖謙學術的核心“中原文獻之傳(chuan) ”。

（張栻）

呂祖謙首次在《祭林宗丞文》中提到其伯祖呂本中躬受“中原文獻之傳(chuan) ”。[①]其弟呂祖儉(jian) 為(wei) 呂祖謙所作的《壙誌》亦雲(yun) ：“公之問學術業(ye) ，本於(yu) 天資，習(xi) 於(yu) 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chuan) ”。[②]

《宋史·呂祖謙傳(chuan) 》亦說：“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chuan) ”。[③]可見“中原文獻之傳(chuan) ”是深入了解呂祖謙學術的一把密鑰，也是呂祖謙得以與(yu) 張栻、朱熹、陸九淵鼎足而立，巋然自成一家的根坻。

細繹南宋以來“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詮釋史可以發現，“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內(nei) 涵在古代有一個(ge) 嬗遞的過程，其由最初所指的“儒學文化之正統”，嬗遞為(wei) 儒學內(nei) 部的“伊洛淵源之道學”，再由“伊洛淵源之道學”演變為(wei) 指具體(ti) 的“圖書(shu) 資料”。

而現當代學者對“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詮釋呈現出一種多維視域。他們(men) 沿著古代學人的詮釋路徑，自覺或不自覺的認同其中一種解釋，或者將二種或三種解釋雜糅在一起，進而使“中原文獻之傳(chuan) ”內(nei) 涵嬗遞有跡可循。

二、南宋時人：“中原文獻之傳(chuan) ”乃儒學正統

南宋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趙構為(wei) 了穩固建立不久的政權，派人向金太宗求和：“願削去舊號，是天地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由此，金與(yu) 宋的軍(jun) 事對峙暫告一段落，宋朝徹底喪(sang) 失了軍(jun) 事和政治上的優(you) 勢，雙方由軍(jun) 事對峙轉移到文化對峙。[④]

呂祖謙正好處在宋金文化對峙時期，當時的金朝雖在政治軍(jun) 事上取得了絕對優(you) 勢，但其文化仍遠遠落後於(yu) 南宋，於(yu) 是金朝統治者轉而致力於(yu) 漢化進程和文化建設。

在宋金從(cong) 軍(jun) 事對峙到文化對峙的背景下，自然出現了北方的金和偏安江南的宋，哪一方是中原儒學文化正統的問題。正如董迪所說：“正統觀在國家處於(yu) 分裂時期顯得更為(wei) 重要，不能實現大一統，便要爭(zheng) 取正統。”[⑤]

自金太宗完顏晟起，金王朝便以“正統天下，高視諸邦”的姿態與(yu) 宋打交道，軟弱的宋隻能對北方的金稱臣、稱侄。到了金世宗完顏雍即位，竟公然宣稱我國家絀遼、宋，主居天下之正，傲然以華夏文化正統地位自居，將己視作華，宋視為(wei) 夷狄，企圖確立金朝政權的合法性以及文化上的正統地位。

麵對金朝咄咄逼人的文化自信，呂祖謙作為(wei) 南宋士大夫不得不做出回應。

中原儒學正統雖隨宋室載之而南，但是南宋統治者對另立新說地提倡使得宋儒好以己意解經、舍訓詁而求義(yi) 理，此與(yu) 金朝經學注重傳(chuan) 統的繼承已經大不相同。

以致清代四庫館臣一度認為(wei) ：“宋自南渡後，議論多而事功少，道學盛而文章衰，中原文獻實並入金。”[⑥]

呂祖謙深知中原儒學正統命脈並沒有因宋室南渡而斷滅，於(yu) 是淳熙五年在給其師林之奇寫(xie) 的祭文《祭林宗丞文》中，旗幟鮮明的提出了“中原文獻之傳(chuan) ”來回應宋金何為(wei) 正統。

其言曰：“嗚呼！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chuan) ，載之而南，裴回顧瞻，未得所付。逾嶺如閩，而先生與(yu) 二李伯仲實來，一見意和，遂定師生之分。

於(yu) 是，崇洛關(guan) 輔諸儒之源流靡不講，慶曆元祐群叟之本末靡不谘。以廣大為(wei) 心，而陋專(zhuan) 門之暖殊；以踐履為(wei) 實，而刊繁文之枝葉。……長樂(le) 之士知鄉(xiang) 大學，知尊前輩，知宗正論，則皆先生與(yu) 二李公之力。”[⑦]

呂祖謙認為(wei) 其伯祖呂本中繼承了正統儒學，並以此來與(yu) 金人所標榜的正統相抗衡。呂本中躬受“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然後傳(chuan) 給了林之奇和二李即李楠、李樗兄弟，後來呂祖謙又從(cong) 林之奇受學，便順理成章的得“中原文獻之傳(chuan) ”。

為(wei) 什麽(me) 呂祖謙認為(wei) 其伯祖呂本中繼承了正統儒學？宋代是中國古代社會(hui) 的一個(ge) 轉型期，一方麵是人文精神的進一步覺醒，另一方麵是理學文化的鼎盛。呂氏家族成員一方麵被理學文化思潮所裹挾，另一方麵又保持了正統儒者相對獨立的清醒。

呂祖謙的家族作為(wei) 簪纓世家，以儒傳(chuan) 家，其先祖呂好問的學問和功業(ye) 較為(wei) 顯著。呂祖謙言：“宣和之際，諸老踵相躡下世，獨公與(yu) 楊中立無恙，諸儒為(wei) 之語曰：‘南有楊中立，北有呂舜徒’。蓋天下倚以任此道者，惟二公雲(yun) 。”[⑧]

靖康之難後，呂好問臥薪嚐膽於(yu) 張邦昌偽(wei) 政權中，協助康王趙構建立了南宋小朝廷。宋高宗曾對呂好問說：“宗廟獲全，皆卿之力也”。[⑨]可見呂氏家族在南宋地位之顯赫，但南宋朝廷剛建立不久，呂好問便駕鶴西去。

（靖康之難）

呂好問將其所學傳(chuan) 給了長子呂本中，呂本中親(qin) 曆了靖康之變，轉益多師，不主一說，遍交當世名師碩儒，博采眾(zhong) 家之長。

據《宋元學案·紫薇學案表》雲(yun) ：“呂本中，滎陽孫。元城、龜山、廌山、了翁、和靖、震澤（王蘋）門人。安定、泰山、涑水、百源、二程、橫渠、清敏、焦氏再傳(chuan) 。廬陵、濂溪、鄞江、西湖三傳(chuan) 。”[⑩]

呂本中所師從(cong) 的對象正如呂祖謙所雲(yun) 囊括了“崇洛關(guan) 輔諸儒”及“慶曆元祐群叟”。呂本中提倡“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為(wei) 本，熟味詳究，然後求通之《詩》《書(shu) 》《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張，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為(wei) 吾用。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hui) 《曲禮》《儀(yi) 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hui) 《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語上。”[11]

可見，呂本中既傳(chuan) 承了伊洛以來的心性之學，亦沒忽略傳(chuan) 統的《五經》，注重有體(ti) 有用之學。此外，他還精通詩文，不廢辭章，作《江西詩社宗派圖》，提倡“活法”。由此可知，道德、文章、事功是呂本中一以貫之的學術主張。

何謂“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簡言之，它就是一種學統，是儒家自創立以來一以貫之的學術傳(chuan) 統。這個(ge) 學術傳(chuan) 統是一個(ge) 多方麵，多層次多維的係統，它包含道德、文章、事功三個(ge) 層次，甚至可以毫不誇張的說，隻有包含這三個(ge) 層次的學問，方稱得上是真正的儒學。

鑒於(yu) 此，呂祖謙才認為(wei) 其伯祖呂本中是儒學學統的正宗傳(chuan) 人。此處需要指明的是，儒學之正統與(yu) 儒學學統之正是一回事。本文並不是要為(wei) 呂祖謙之學爭(zheng) 正統，而是想通過“中原文獻之傳(chuan) ”概念的演變來厘清宋代儒學是如何由學統之正演變為(wei) 道統之正，即學統到道統的轉變過程。

呂祖謙雖然在淳熙三年給汪應辰寫(xie) 祭文的時候沒有提到“中原文獻之傳(chuan) ”，但也指出了汪應辰“學則正統，文則正宗”，[12]亦暗含了汪應辰得“中原文獻之正傳(chuan) ”的意味。

呂氏家族得中原儒學文化之正統，不僅(jin) 是祖謙自己的表述，也得到了南宋時人的認可。

如紹興(xing) 十五年，呂祖謙叔父呂大倫(lun) 為(wei) 武義(yi) 縣丞，嚐築豹隱堂於(yu) 廳西，汪應辰為(wei) 之記雲(yun) ：“惟呂氏之學，遠有端緒，粹然一出於(yu) 正，為(wei) 世師表者相繼也”，[13]汪氏認為(wei) 呂氏家學“粹然一出於(yu) 正”。

再如朱子在《祭呂伯恭著作文》曰：“矧涵儒於(yu) 先訓，紹文獻於(yu) 厥家”。[14]祖謙弟子鞏豐(feng) 在給其師寫(xie) 的祭文中也有：“文獻紹家學，刻意稽虞唐”[15]的讚譽。

朱子後學真德秀在對袁燮的評價(jia) 也雲(yun) “東(dong) 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chuan) ，公從(cong) 之遊，所得益富”。[16]嶽飛之孫嶽珂在看完呂本中《瞻仰收召二帖》後亦感慨道：“中原文獻之傳(chuan) 如呂氏一門，道徳文章世載厥媺，固難乎？……其正人心，扶世教，功不淺矣，所謂負荷複何議哉。”[17]

可見，在南渡宋人的心中，由北宋南遷的名門望族呂氏家族傳(chuan) 承了中原正統儒學。

“中原文獻之傳(chuan) ”指稱由北宋中原地區遷到南方，且得儒學正統的世家大族之家學也有其他旁證。如與(yu) 呂祖謙同時的陳傅良認為(wei) 宋文仲之家學為(wei) “中原文獻”，他在《湖南提舉(ju) 薦士狀》中說：“竊見通直郎知長沙縣宋文仲，有通務之材而發於(yu) 謙和，有及物之誌而安於(yu) 靜退，蓋文仲雖生長南土，其家學則中原文獻也”。[18]

據《宋元學案》載：“宋文仲，字伯華，安陸人也。景文（宋祁）之後，寓居衡陽。南軒高弟”。[19]即宋文仲為(wei) 北宋工部尚書(shu) 宋祁的後代，湖湘學派大儒張栻的弟子，宋氏家族為(wei) 北宋中原地區遷往南方的名門望族。

再如中興(xing) 詩人陸遊為(wei) 晁公邁詩集作序，指出晁氏家族百餘(yu) 年的文化傳(chuan) 承時，也用了“文獻”一詞，其雲(yun) ：“汪洋渟滀，五世百餘(yu) 年，文獻相望，以及建炎、紹興(xing) ，公獨殿其後”。[20]

曾為(wei) 宰相的周必大亦雲(yun) ：“古者公卿大夫之家，其父兄既植德累功於(yu) 前，其子孫複修積美於(yu) 後，傳(chuan) 祀數百不隕其名，是之謂世臣巨室。及其季也，蓽門圭竇之人暴登貴仕而公侯子孫往往降在皂隸。

國之興(xing) 替常於(yu) 是乎？卜之本朝，盛時如文元晁氏、忠憲忠獻二韓氏、文正範氏、宣獻宋氏、申國呂氏，或文獻相承、或德業(ye) 交著、因事立功，與(yu) 國同休，至今賴之。”[21]

指出晁氏、宋氏、呂氏等皆為(wei) 宋代有名望的公卿大夫之家。元代趙孟頫之所以稱陳元凱“得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為(wei) 詩文務實去華”[22]也是基於(yu) 陳元凱的祖先為(wei) 京兆大族而且陳氏家族在宋元時期綿延不絕。

明代的宋濂雲(yun) ：“吾鄉(xiang) 呂成公實接中原文獻之傳(chuan) ，公歿始餘(yu) 百年而其學殆絕，濓竊病之然，公之所學弗畔於(yu) 孔子之道者也，欲學孔子當必自公始，此生乎公之鄉(xiang) 者，所宜深省也，嗟夫！”[23]亦肯定的表明了呂祖謙是正宗的孔子之道的傳(chuan) 人。

可惜天不假年，呂祖謙壯年仙逝，但其所得“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無疑指“儒學學統之正”。

三、朱子後學：“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為(wei) 伊洛道學

呂祖謙作為(wei) 儒家學統的傳(chuan) 承者是毋庸置疑的，但宋代儒家學統卻遭遇了道統論的衝(chong) 擊。道統成為(wei) 宋代學者普遍關(guan) 注的問題，道統一詞由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首次提出，而且道統論的建構也在朱子手裏完成。

雖然從(cong) 中唐到宋初，學者們(men) 都倡導不同的道統譜係，但他們(men) 都沒有構建相應的經典體(ti) 係做根基。朱子的學術抱負使得他自覺的構建道統，而且把儒家道統論與(yu) 經典體(ti) 係的詮釋與(yu) 建構相結合。

通過《伊洛淵源錄》的編撰，朱子成功建構了他的道統說，聲稱堯授“允執其中”於(yu) 舜，舜授“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厥執中”於(yu) 禹，成、湯、文、武相承到孔子，孔子以下經顏子、曾子到子思，再由子思到孟子，再到二程”。

朱子又通過對四書(shu) 的詮釋撰寫(xie) 了《四書(shu) 章句集注》，從(cong) 經典詮釋的角度重建了道統。於(yu) 是作為(wei) 二程的四傳(chuan) 弟子，朱子儼(yan) 然以繼承道統者自居。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新校本）》，九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

但朱子主觀重建的道統之學即道學並不等於(yu) 儒學之全體(ti) ，它隻是從(cong) 儒學中抽離的出來的一部分。正如餘(yu) 英時先生所指出，以往的宋明理學研究是經過了兩(liang) 度“抽離”的結果。[24]

朱子後學在詮釋“中原文獻之傳(chuan) ”時，將“中原文獻之傳(chuan) ”詮釋為(wei) “伊洛淵源之道學”，把道學與(yu) 儒學等同起來，其背後的動機雖是為(wei) 了抬高朱子的學術地位，也標誌著儒學由學統向道統轉變的開始。

朱子高弟黃榦為(wei) 了強調朱子得伊洛之道統，進而強調朱子之父朱鬆“得中原文獻之傳(chuan) 。”[25]朱鬆為(wei) 羅從(cong) 彥之高弟，二程之再傳(chuan) ，其伊洛之淵源顯而易見。再如謝枋得說自己“愚忝中原文獻之傳(chuan) ，頗知大節，得安定體(ti) 用之學不事空談，辛苦兩(liang) 科，棲遲幾載。”[26]

考之《宋元學案》：“信州弋陽謝氏枋得，學淵於(yu) 朱晦翁，真西山私淑之，而西山傳(chuan) 之饒州安仁湯氏仲能（湯巾），仲能傳(chuan) 之徑畈（徐霖），後疊山從(cong) 而學之。”[27]

即謝枋得的學術傳(chuan) 承脈絡為(wei) ：朱熹-詹體(ti) 仁-真德秀-湯巾-徐霖-謝枋得。可知，謝枋得為(wei) 朱熹的五傳(chuan) 弟子，亦屬於(yu) 伊洛淵源之道學嫡傳(chuan) 。

再如蘇天爵雲(yun) ：“袁桷初從(cong) 王應麟講求典故製度之學，又從(cong) 天台舒嶽祥習(xi) 詞章，既又接見中原文獻之淵懿，故其學問核實精深”。[28]

王應麟為(wei) 東(dong) 萊三傳(chuan) 弟子，舒嶽祥為(wei) 葉適三傳(chuan) 弟子，袁桷從(cong) 王應麟學典故製度，從(cong) 舒嶽祥學辭章，既又接見中原文獻之淵懿，此“中原文獻之淵懿”必然有別於(yu) 前二者，可能指是伊洛性理之學。

可知，在朱子後學那裏，呂祖謙“得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內(nei) 涵已由中原儒學之正傳(chuan) 悄然轉變為(wei) 伊洛淵源之道學。原本是宋金兩(liang) 個(ge) 國家之間文化正統的爭(zheng) 端就化為(wei) 了儒學內(nei) 部何者為(wei) 正統的爭(zheng) 端。

朱子後學取得了勝利，他們(men) 在詮釋“中原文獻之傳(chuan) ”時成功用朱子的“伊洛道學之正傳(chuan) ”取代了呂祖謙所代表的“儒學之正統”。

四、明清學者：“中原文獻之傳(chuan) ”即圖書(shu) 資料

“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概念演變至明代，國家已統一，沒有了正統之爭(zheng) 的外在環境製約。朱子的性理之學也成為(wei) 官方之學，儒學內(nei) 部的道統取代學統成為(wei) 主流。人們(men) 對“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詮釋便褪去了其背後蘊涵的“正統”之爭(zheng) ，回歸了“文獻”一詞的具體(ti) 含義(yi) 。

宋馬端臨(lin) 在《文獻通考序》中曾言：“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曆代會(hui) 要，以及百家傳(chuan) 記之書(shu) ，信而有征者從(cong) 之，乖異傳(chuan) 疑問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凡一話一言，以訂正典故之得失，證史傳(chuan) 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29]

他以經史、百家傳(chuan) 記、曆代會(hui) 要等書(shu) 本記載為(wei) 文，以奏議、評論、燕談、記錄等口傳(chuan) 議論為(wei) 獻。”也即認為(wei) “文獻”是具體(ti) 的圖書(shu) 資料。

最早將“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理解為(wei) 圖書(shu) 資料之傳(chuan) 的是明代學者王鏊。其雲(yun) ：

“自周衰而宗法廢，尊祖合族之義(yi) 不行矣，唐亡而譜牒廢，尊祖合族之義(yi) 不明矣，金元以來文獻蕩然無遺，人貿貿焉莫知身之所自出，於(yu) 斯時也，有能紀載先世而不迷其所自出若滕氏乎。

……京口政聲流聞，亦當嗣書(shu) 之後之人有善焉，亦當嗣書(shu) 之，將不一書(shu) 而已也，然則中原文獻之傳(chuan) ，其不在茲(zi) 乎，不在茲(zi) 乎。”[30]

認為(wei) 金元以來的“文獻蕩然無遺”唯有滕氏記載先世而不迷，因而認為(wei) “中原文獻之傳(chuan) ”在於(yu) 滕氏一族。王鏊的看法在明代並沒有引起較大反響，但到了清代，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對“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詮釋要落實在“文獻”一詞上，其中代表人物是全祖望。

（全祖望）

他在《同穀三先生書(shu) 院記》中雲(yun) ：“深寧論學，蓋亦兼取諸家，然其綜羅文獻，實師法東(dong) 萊，況深寧少師迂齋（樓昉），則明招之傳(chuan) 也。”[31]

在“文獻”之前貫上“綜羅”這個(ge) 動詞，顯然是將文獻看作曆史圖書(shu) 資料之學。

同時，他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亦雲(yun) ：“公以濂洛之統，綜會(hui) 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dong) 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製，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32]亦把文獻單獨列出來，表明他把文獻理解為(wei) 曆史圖書(shu) 資料之學。

除此之外，《宋元學案·範許諸儒學案》認為(wei) 許忻（字子禮）“得中原之文獻，別為(wei) 一家”，[33]亦可為(wei) 其將文獻理解為(wei) 圖書(shu) 資料之學下一個(ge) 注腳。

馮(feng) 雲(yun) 濠在給《許忻本傳(chuan) 》下案語時雲(yun) ：“《複齋學案本傳(chuan) 》雲(yun) ：‘吏部郎，襄陵許忻，直道清節，屏居臨(lin) 川，閉門少所賓接，見複齋，與(yu) 語，凡治體(ti) 之升降，舊章之損益，前輩聞人之律度軌轍，皆亹亹言之。’可以見所得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矣。”[34]

基於(yu) 此，全祖望在《同穀三先生書(shu) 院記》中雲(yun) ：“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為(wei) 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複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yu) 聖人則一也”。[35]

明確將“中原文獻之統”和格物致知的朱學以及明心的陸學區分開來，認為(wei) 東(dong) 萊以實實在在的曆史圖書(shu) 資料為(wei) 依據來潤色陸王之學。

五、現代學人：“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多維視域

自呂祖謙提出“中原文獻之傳(chuan) ”以來，古代學者都根據學術環境和學術建構的需要對其進行詮釋，使得其內(nei) 涵由南宋時人所認同的“儒學之正統”，演變為(wei) 朱子後學狹隘化理解的“伊洛淵源之道學”，再最後複歸到“文獻”一詞本身的含義(yi) ——圖書(shu) 資料。

現代學人如何詮釋“中原文獻之傳(chuan) ”？我們(men) 認為(wei) ，現代學人在沒有係統深入的了解“中原文獻之傳(chuan) ”內(nei) 涵曆史演變的情況下，隻從(cong) 某一方麵或者多個(ge) 方麵雜糅起來詮釋，使得其內(nei) 涵呈現出一種多維視域。

首先，與(yu) 南宋時人持相同觀點的學者，主要有鄧廣銘、蒙文通。鄧廣銘先生言：

“北宋學術分三派，為(wei) 伊洛二程之心性，為(wei) 眉山之文章，為(wei) 王安石之新學。浙東(dong) 之學，實熔性理、經製、文史三事為(wei) 一爐。舊所謂‘浙學得中原文獻之傳(chuan) ’，必如此解釋乃得。若僅(jin) 謂其上接伊洛，是未見得全也。”[36]

蒙文通先生亦認為(wei) ：“北宋之學，洛、蜀、新三派鼎立。浙東(dong) 史學主義(yi) 理，重製度，疑其來源即合北宋三派以治於(yu) 一爐也。”[37]鄧、蒙二先生皆認為(wei) 呂祖謙得北宋儒學文化之正脈，無所偏廢，他們(men) 的見解十分獨到和深刻，可惜並沒有引起學界的特別關(guan) 注。

其次，是沿著朱子後學之詮釋，將中原文獻之傳(chuan) 詮釋為(wei) “伊洛淵源之道學”。最早持這一觀點的是台灣學者劉昭仁。

他說：“呂氏‘習(xi) 典故’‘多識前言往行’其範圍甚廣，大致可分為(wei) 二，一為(wei) 關(guan) 洛之學，一為(wei) 元祐之政。關(guan) 洛之學為(wei) 呂氏義(yi) 理所宗，慶曆元祐之政，為(wei) 其考究國朝治體(ti) 之本。

前者記言，後者著重在製度，而其學問之法，‘不私一門’‘不主一說’，並致意於(yu) 立身處世之辭受進退，與(yu) 義(yi) 理之是非邪正。”征諸東(dong) 萊之著述，則知昔人稱其有中原文獻之統，其意含此二者無疑也。”[38]

明確指出“關(guan) 洛之學是呂氏義(yi) 理所宗，慶曆元祐之政為(wei) 其考究國朝治體(ti) 之本。”大陸學者羅瑩讚成劉氏觀點，認為(wei) “中原文獻”其實就是指以二程和張載為(wei) 代表的嵩洛、關(guan) 輔的儒學或稱理學，以及以慶曆、元祐為(wei) 代表的北宋的典章製度、名臣名儒的事跡言行。[39]

而蔣偉(wei) 勝則進一步將中原文獻之傳(chuan) 落實為(wei) “伊洛淵源之正傳(chuan) ”：“說某人‘得中原文獻之傳(chuan) ’應該是指其人學有淵源，所習(xi) 之業(ye) 與(yu) 北宋中原學術之間存在著授受和傳(chuan) 承的關(guan) 係，其學問是對儒學複興(xing) 以來尤其是慶曆元祐之際學者思想的延續”。[40]

原本蔣偉(wei) 勝的詮釋已經接近中原儒學之正傳(chuan) 了，可他接著又把“所習(xi) 之業(ye) 與(yu) 北宋中原學術之間存在著授受和傳(chuan) 承的關(guan) 係”中的“北宋中原學術”闡釋為(wei) “伊洛淵源之道學”，落入了朱子後學之窠臼。

再次，許多當代學者讚同明清學者的看法，將“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文獻”詮釋為(wei) “圖書(shu) 資料”，其代表人物是大陸較早展開呂祖謙研究的潘富恩教授。

潘先生在與(yu) 徐餘(yu) 慶合著的《呂祖謙評傳(chuan) 》中認為(wei) “中原文獻之傳(chuan) ”指曆史圖書(shu) 資料之傳(chuan) ：“值得說明的是呂氏家族一貫提倡讀書(shu) ，注意對曆史的研究，隨著歲月之流逝，而積累了許多鮮為(wei) 人知的曆史資料，而有‘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美稱。”[41]

黃靈庚教授主編《呂祖謙全集》時亦采納了這一觀點。[42]可見，潘、徐、黃三先生大概把“載之而南”的“載”理解為(wei) 曆史圖書(shu) 資料的運載。此種看法在學界幾乎占據主流地位，乃至國外漢學家也對其予以接受。

（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如美國的漢學家田浩在《朱熹的思維世界》中說：“呂祖謙學派特點是能夠兼容並蓄，而形成這種特色的主要原因是呂家從(cong) 北方帶來很多的中原文獻”。[43]

杜海軍(jun) 先生獨辟蹊徑，他沒有正麵回答什麽(me) 是“中原文獻之傳(chuan) ”，隻是根據呂祖謙《祭林宗丞》一文中的“以廣大為(wei) 心，而陋專(zhuan) 門之暖殊；以踐履為(wei) 實，而刊繁文之枝葉”的說法，總結了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兩(liang) 個(ge) 主要特點：一是以廣大為(wei) 心，二是以踐履為(wei) 實。”[44]且認為(wei) 前者是呂祖謙學術的基本態度，後者是其學術的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學者存在將上述各種對“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理解雜糅在一起的情況。如楊太辛、韓酉生兩(liang) 人將古代學人的三種詮釋雜糅在一起，而王建生、劉玉民除了將古人的詮釋雜糅在一起之外還摻雜了杜海軍(jun) 的觀點。

楊太辛先生一方麵認為(wei) “中原文獻之傳(chuan) ”中的“文”指的是“文章典籍”，“獻”指的是“習(xi) 聞北宋先賢的口耳相傳(chuan) ”；另一方麵又認為(wei) 呂祖謙的文獻之學也是史學與(yu) 事功之學，亦是載道言誌的文章之學。

後來為(wei) 了解釋得更圓融，他索性說：“呂氏博洽文史的中原文獻之學，就其學術的規模容量而言，是義(yi) 理、考據、辭章、經濟合一的道之全量之學，而非一隅之學。簡言之，呂氏的中原文獻之學內(nei) 容涉及經史子集四部，於(yu) 經義(yi) 、史識、辭章、事功等方麵均有創發。”[45]

韓酉山先生將“文獻”詮釋為(wei) “曆史文化典籍和熟悉曆史文化的賢者”。

他認為(wei) “中原文獻之傳(chuan) ”中的“文獻”一詞與(yu) 朱熹注釋《論語·八佾》“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46]中“文獻”一詞的內(nei) 涵毫無二致，

並認為(wei) 之所以特別冠以“中原”二字，一方麵因為(wei) 中原長期作為(wei) 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賢者輩出，學術文化積澱很深，一向被視為(wei) 中華文明的根蒂和命脈；

另一方麵，北宋時期，作為(wei) 主流學術文化思想的新儒學——道學形成於(yu) 此，出現了許多有成就的道學家。南宋政治經濟文化雖南移，但中原文化命脈並沒有就此終結。[47]他們(men) 二人的詮釋顯然是將古代學人的三種詮釋融合在一起。

王建生認為(wei) “中原文獻，既指圖籍、方冊(ce) 、金石等有形的文化載體(ti) ，又指中原文人世代相傳(chuan) 的文化精髓。而後者以師友淵源為(wei) 紐帶，重師承、學養(yang) 、氣格，其核心精神是“以廣大為(wei) 心，而陋專(zhuan) 門之暖殊；以踐履為(wei) 實，而刊繁文之枝葉。”[48]

劉玉民先生亦認為(wei) 對“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解釋應該是內(nei) 涵與(yu) 特點的統一。[49]他認為(wei) 造成學術界對“中原文獻之傳(chuan) ”誤解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對“傳(chuan) ”字的誤讀與(yu) 誤解，他認為(wei) “傳(chuan) ”兼有繼承和傳(chuan) 播兩(liang) 種含義(yi) 。

呂祖謙得“有中原文獻之傳(chuan) ”即呂祖謙對中原文獻有繼承和傳(chuan) 播之意；二是人們(men) 對“文獻”二字的誤解，它包括“文”“獻”兩(liang) 個(ge) 方麵，“文”指北宋中原之學術思想，“獻”指北宋中原學者之著述；

三是人們(men) 忽略了一個(ge) 細節，在《東(dong) 萊學案表》“呂祖謙”名字左上旁有一段不為(wei) 人注意的小字號文字：“呂祖謙，大器子。紫薇從(cong) 孫。白水、玉山、三山、芮氏門人。元城、龜山、譙氏、武夷、橫浦再傳(chuan) 。

涑水、二程、滎陽、了翁、廌山、和靖三傳(chuan)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荊公、橫渠、百源、清敏四傳(chuan) 。高平、廬陵、鄞江、西湖五傳(chuan) 。”[50]

劉先生的詮釋十分精到，論據也較充分，深化了人們(men) 對“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認識。由呂祖謙的師承關(guan) 係可知，呂祖謙幾乎為(wei) 北宋眾(zhong) 多名家碩儒的傳(chuan) 人，他既繼承了伊洛淵源之道學，亦繼承了廬陵歐陽修的文章之學、鄞江王致的事功之學、王安石的新學、司馬光的史學。

因而，如果僅(jin) 僅(jin) 把“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內(nei) 涵理解為(wei) “伊洛淵源之道學”，顯然是窄化了其外延。

六、結論

根據伽達默爾解釋的現實性原則，解釋者總是會(hui) 用自己的思想視界、經驗框架消化解釋對象。

但是，這有一個(ge) 前提條件，即解釋對象首先必須是一種“有意義(yi) 的形式”，它具有某種獨立自主的精神價(jia) 值，隻有這樣，才能通過解釋以達到充實提高解釋者自身精神的目的。[51]

（伽達默爾）

呂祖謙所提出的“中原文獻之傳(chuan) ”便是這樣一種“有意義(yi) 的形式”，人們(men) 對“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詮釋便在效果曆史中演進。

南宋時期，在宋金文化對峙的外部環境下，中原儒學之士呂祖謙旗幟鮮明的提出了“中原文獻之傳(chuan) ”與(yu) 自命為(wei) 文化正統的金朝相抗衡，其高揚宋儒對中原正統儒家文化的傳(chuan) 承，強調中原文化命脈並沒有隨著宋朝的南移而斷滅的做法得到了南宋時人的認同。

但隨著儒學內(nei) 部的自我更新與(yu) 發展，朱子重建道統譜係，將道學從(cong) 儒學中抽離出來以及朱子後學之建構，使朱子道學順利取代儒學成為(wei) 官方正統，人們(men) 理所當然的把儒學的正統窄化為(wei) “伊洛淵源之道學”。

但至明末清初，學者們(men) 對朱子學進行反思，朱學式微，樸學興(xing) 盛，學者們(men) 對“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詮釋剝離了外在因素，複歸“文獻”一詞的本來含義(yi) ，將其詮釋為(wei) 圖書(shu) 資料。

此即是“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內(nei) 涵在古代由儒學之正統嬗遞為(wei) 伊洛之道學再演變為(wei) “圖書(shu) 資料之學”的內(nei) 在理路。當今學者站在古今視域融合的角度，多方麵、多層次、曆史的展現了“中原文獻之傳(chuan) ”內(nei) 涵的豐(feng) 富性與(yu) 延展性。

他們(men) 對“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詮釋，無論是從(cong) 內(nei) 涵還是從(cong) 特點出發，都將古代的詮釋融入其中，或者讚同古人某一方麵的詮釋，或者將古人的三種詮釋雜糅在一起，或者將至今為(wei) 止的所有詮釋進行一個(ge) 大總結，都豐(feng) 富和發展了“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詮釋史。

通觀“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詮釋史，可以發現在南北宋之交的儒學發展史上，既存在著南宋與(yu) 金朝何為(wei) 儒學正統的爭(zheng) 議，也存在儒學內(nei) 部學統與(yu) 道統何為(wei) 正統的較量，宋元之際儒學的發展其實經曆了一個(ge) 由學統到道統的轉變過程。

這一過程不容小覷，它深刻的影響了南宋以後學者們(men) 對宋明理學的認識，導致現有的理學史都是照著道統脈絡來撰寫(xie) ，而不是照著宋明理學學統脈絡來撰寫(xie) 。

可貴的是，已有學者在這方麵進行了深入的反思，認為(wei) “應該照著儒學學統重寫(xie) 理學史，還原理學產(chan) 生、成型、衍化的曆史，重新建構一個(ge) 囊括義(yi) 理之學、經濟之學、考據之學、辭章之學等完整知識與(yu) 價(jia) 值的新理學史。”[52]

總之，透過“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詮釋史，不僅(jin) 折射出宋以後儒學經曆了從(cong) 學統到道統再複歸學統的曆史演進過程；而且亦表明了推動儒學發展的動因，除了外部動因，更多的還是儒學內(nei) 部自我更新與(yu) 發展的訴求占主導地位。

注釋：

[①]《祭林宗丞文》，《呂祖謙全集》第1冊(ce)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頁。

[②]呂祖儉(jian) ：《壙記》，《呂祖謙全集》第1冊(ce)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50頁。

[③]杜海軍(jun) ：《呂祖謙年譜》，中華書(shu) 局2007年版，第319頁。

[④]趙矢元、馮(feng) 興(xing) 盛：《新編中國通史綱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524頁。

[⑤]董迪：《論金代政治文化勃興(xing) 》，《江海學刊》2005年第3期。

[⑥]紀昀等編：《欽定四庫全書(shu) 總數目》，中華書(shu) 局1997年版，第2658頁。

[⑦]《祭林宗丞文》，《呂祖謙全集》第1冊(ce)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頁。

[⑧]《東(dong) 萊公家傳(chuan) 》，《呂祖謙全集》第1冊(ce)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頁。

[⑨]《東(dong) 萊公家傳(chuan) 》，《呂祖謙全集》第1冊(ce)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20頁。

[⑩]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中華書(shu) 局1986年版，第1231頁。

[11]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中華書(shu) 局1986年版，第1234頁。

[12]《祭汪端明文》，《呂祖謙全集》第1冊(ce)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頁。

[13]舒大剛：《宋集珍本叢(cong) 刊》，線裝書(shu) 局2004年版，第53頁。

[14]《祭呂伯恭著作文》，《朱子全書(shu) 》第24冊(ce)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083頁。

[15]《門人鞏豐(feng) 》，《呂祖謙全集》第1冊(ce)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11頁。

[16]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中華書(shu) 局1986年版，第2526頁。

[17]王雲(yun) 五等編：《叢(cong) 書(shu) 集成初編》，商務印書(shu) 館1936年版，第379頁。

[18]陳傅良：《陳傅良先生文集》，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頁。

[19]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中華書(shu) 局1986年版，第2387頁。

[20]《陸遊集》，中華書(shu) 局1976年版，第2100頁。

[21]曾棗莊、劉琳：《全宋文》，上海辭書(shu) 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頁。

[22]趙孟頫：《鬆雪齋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第230頁。

[23]徐永明：《文臣之首——宋濂傳(chuan)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頁。

[24]餘(yu) 英時：《朱熹的曆史世界》，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04年版，第175頁。

[25]黃榦：《朱子行狀》，《朱子全書(shu)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59頁。

[26]吳懷祺：《中國史學思想通論》，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頁。

[27]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中華書(shu) 局1986年版，第2845頁。

[28]蘇天爵：《滋溪文稿》，中華書(shu) 局1997年版，第134頁。

[29]鄺士元：《中國學術思想史》，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4年版，第454頁。

[30]王鏊：《震澤集》卷十四《東(dong) 萊滕氏族譜序》，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31]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中華書(shu) 局1986年版，第2859頁。

[32]全祖望：《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頁。

[33]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中華書(shu) 局1986年版，第1438頁。

[34]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中華書(shu) 局1986年版，第1446頁。

[35]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中華書(shu) 局1986年版，第7頁。

[36]鄧廣銘：《浙東(dong) 學術探源——兼評何炳鬆<浙東(dong) 學術探源>》，《益世報》1935年8月29日。

[37]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頁。

[38]劉昭仁：《呂東(dong) 萊之文學與(yu) 史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頁。

[39]羅瑩：《論宋代東(dong) 萊呂氏家族與(yu) “中原文獻之傳(chuan) ”》，《唐都學刊》2016年第9期。

[40]蔣偉(wei) 勝：《合內(nei) 外之道——呂祖謙哲學研究》，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頁。

[41]潘富恩、徐餘(yu) 慶：《呂祖謙評傳(chuan) 》，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頁。

[42]黃靈庚：《呂祖謙全集前言》，《呂祖謙全集》第1冊(ce)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頁。

[43]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頁。

[44]杜海軍(jun) ：《呂祖謙年譜》，中華書(shu) 局2007年版，第3頁。

[45]楊太辛：《呂祖謙的博洽文史的中原文獻之學》，《江南文化研究》2006年第1輯。

[46]何晏：《論語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頁。

[47]韓酉山：《呂本中與(yu) “中原文獻之傳(chuan) ”》，《江淮論壇》2009年第6期。

[48]王建生：《呂本中與(yu) 中原文獻南傳(chuan) 》，《語文知識》2010年第11期。

[49]劉玉民：《呂祖謙與(yu) 南宋學術交流——以呂祖謙書(shu) 信為(wei) 中心的考察》，華中師範大學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第33頁。

[50]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中華書(shu) 局1986年版，第1649頁。

[51]朱漢民：《湖湘學派史論》，湖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頁。

[52]朱漢民：《照著儒學學統重寫(xie) 理學史》，《複旦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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