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南方之強”詮說

——兼談孔子的夷夏觀

作者：陳霞（曲阜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2013級博士研究生，中國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黃懷信（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甘肅社會(hui) 科學》，2019年05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月初五日壬寅

          耶穌2019年11月1日

摘要

在《中庸》“子路問強”一章中，孔子對“南方之強”予以稱讚。《論語》《孔子家語》等文獻記載也表明，孔子思想中有明顯推崇“南方”的一麵。孔子所說的南方是周代以來以洛邑為(wei) 中心的地理觀下的江漢流域。這一素來被稱之為(wei) “蠻夷之地”的區域之所以深受孔子推崇，乃由於(yu) 此地在舜、周公、召公等古聖先王的禮樂(le) 教化傳(chuan) 統之下，加之南方溫和多陽的氣候影響，形成了以中和、寬厚為(wei) 特點的德性之強、君子之強。孔子反對氣力之強，推崇德性之強。同時，孔子對“南方之強”的推崇，也體(ti) 現了他以文化而不以地域、種族為(wei) 標準來區分諸夏與(yu) 夷狄的夷夏觀。

在《中庸》“子路問強”一章中，對於(yu) 子路的提問，孔子沒有立即作答，而是反問子路:“南方之強與(yu) ?北方之強與(yu) ?抑而強與(yu) ?”[1]21接下來便指出南、北方所表現出來的“強”特征不同，風格迥異，而從(cong) “君子居之”一語可明顯看出他對“南方之強”的推崇。對於(yu) 此章，漢唐以來的學者多有關(guan) 注，然而對於(yu) 孔子所言“南方”指哪個(ge) 區域?“南方之強”是否是符合孔子“中庸”標準的強?意見並不統一。實際上，這可從(cong) 孔子對“南方”的一貫態度，以及“南方之強”的形成方麵予以考察。

考之儒家經典文獻，孔子在其言談論述中有明顯的推崇“南方”的一麵。《論語》記載孔子非常重視《詩經》“二南”，也曾對說出“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2]119之語的“南人”流露出讚賞之情。此外，在《孔子家語·辯樂(le) 解》中，更有“子路鼓琴”一章，其中，孔子因子路“鼓琴”而引發他對南、北方音樂(le) 的對比，而他亦對“南方”地區的音樂(le) 予以稱讚，稱之為(wei) “君子之音”[3]400。通過這幾處記載，孔子對“南方”的讚賞之情顯而易見。然而，春秋時期，中華文明是以夏、商、周三代統治的核心區域即“中國”地區的華夏文明最先進，“南方”在內(nei) 的其他“四方”，則被視為(wei) 蒙昧落後之地。在這種認識之下，孔子卻對“南方”屢加稱讚。那麽(me) ，“南方”到底具體(ti) 指哪一區域?“南方”緣何如此深受孔子讚賞?本文力圖對此做深入探討，探究其中所蘊含的孔子思想。

一、孔子論“南方之強”

“南方之強”出自《中庸》: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yu) ?北方之強與(yu) ?抑而強與(yu)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1]21

在孔門眾(zhong) 弟子中，子路以“好勇力”著稱，孔子曾評價(jia) 他有“暴虎馮(feng) 河，死而無悔”(《述而》)[2]61之意氣，《中庸》此章之問，符合子路一貫的性情。麵對子路的提問，孔子反問他問的是“南方之強”還是“北方之強”?抑或是子路自己的強?緊接著，孔子重點對比了“南方之強”和“北方之強”。

孔子對南、北之“強”的對比，從(cong) “君子居之”一語來看，孔子讚賞的是“南方之強”。後麵，孔子又連用四個(ge) 排比句，讚歎“君子”所表現出來的“強”的特征。從(cong) 前後句的關(guan) 聯來看，此處的“君子”應該上接“南方之強”一句的“君子”，而四者之強，應該也是一個(ge) 具備了“南方之強”的君子所體(ti) 現出來的強的特征。然而，對於(yu) 此處孔子所由衷讚歎的是否是“南方之強”，曆代學者意見不一。最有影響的觀點，是認為(wei) 孔子所推崇、讚歎的“強”，並非“南方之強”，而是子路所代表的“中國”之強，或子路所當盡力做到的“四者之強”，認為(wei) 它們(men) 才是符合孔子“中庸”思想的強。如鄭玄曰:

強，勇者所好也。言三者所以為(wei) 強者異也。抑，辭也；而之言女也，謂中國也。南方以舒緩為(wei) 強，不報無道，謂犯而不校也。北方以剛猛為(wei) 強[4]3529。

鄭氏此處以“中國”“南方”“北方”三者相列，雖然未明言“中國”之強當為(wei) “強之中”者，但應為(wei) 言之未盡之意。

呂大臨(lin) 曰:

南方之強，不及乎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而強者，汝之所當強者也。南方，中國；北方，狄也。以北對南，故中國所以言南方也。南方雖不及強，然犯而不校，未害為(wei) 君子；北方則過於(yu) 強，尚力用強，故止為(wei) 強者而已，未及君子之中也。得君子之中，乃汝之所當強也[5]87。

呂氏在此認為(wei) “南方”相對於(yu) “北方”而言，實際上指的是“中國”；並明確指出，“南方之強，不及乎強”而“北方之強，過乎強”，二者都未得強之“中”，孔子希望子路能盡力去做到。而子路所要做到的強之“中”，就是孔子所讚歎的“四者之強”。持這種意見的還有朱熹，他說:

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yu) 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yu) 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5]89。

可見，基於(yu) 對“中”的理解與(yu) 取舍，學者多認為(wei) “南方之強”代表強之不及者，“北方之強”代表強之太過者，而“四者之強”才是真正符合孔子“中庸”思想的強。這一觀點在曆史上影響很大，最為(wei) 學者們(men) 認可與(yu) 推崇。但這樣理解的話，就存在兩(liang) 個(ge) 難以講通的地方:

第一，孔子在前麵明言“南方之強……君子居之”，並在概括完“北方之強”後，緊接著以“故君子……”起句說明“君子”之“強”的體(ti) 現。從(cong) 前後語句的關(guan) 聯來看，此處的“四者之強”應是具備了“南方之強”的君子所體(ti) 現出來的。然而，如依上述學者所言就割裂了前後語句的關(guan) 聯性。

第二，孔子既已明言“南方之強”為(wei) “君子居之”，如依上述學者所言，具備“四者之強”的“君子”與(yu) 具備“南方之強”的“君子”就存在德性上的差異。然而，對於(yu) 君子，孔子曆來是將其視為(wei) 人的分類中的一等(類)，是一個(ge) 總稱。《孔子家語·五儀(yi) 解》記載孔子將人分為(wei) “五儀(yi) ”(五等)，即庸人、士人、君子、賢人、聖人，並詳述“五儀(yi) ”的不同標準。其中對於(yu) “君子”，孔子說:“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yi) 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zhuan) 。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3]59可見，孔子認為(wei) 君子在人的分類中是道德境界比較高的一等，而且隻有達到一定的道德境界才能稱得上君子。換言之，孔子稱之為(wei) “君子”的人，必然是達到其所認定的道德標準的人。而且從(cong) “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yi) 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zhuan) ”“篤行信道”“自強不息”這些德行特點來看，孔子所認可的“君子”，已然是符合孔子“中庸”思想且具有朱子所說的“持守之力”之人。由此來看，居“南方之強”的君子與(yu) 居“四者之強”的君子，不應該存在德性上的差異，因此“故君子”中的“君子”當指前述具備“南方之強”的君子。

既然如此，上述學者們(men) 在對“子路問強”一章的認識上應該存在偏差。這一偏差的出現，除了基於(yu) 對“中庸”標準、“君子”概念理解的偏頗之外，更重要的，應該是對“南方”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性的認識存在不足。

無獨有偶，在《孔子家語·辯樂(le) 解》中也有一章孔子對南、北方評價(jia) 的記載: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製音也，奏中聲以為(wei) 節，流入於(yu) 南，不歸於(yu) 北。夫南者，生育之鄉(xiang) ；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yang) 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yu) 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yu) 體(ti) 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li) 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yu) 心；溫和之動，不存於(yu) 體(ti) 。夫然者，乃所以為(wei) 亂(luan) 之風。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xing) 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yu) 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為(wei) 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yu) 今，王公大人舉(ju) 以為(wei) 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wei) 天子，荒淫暴亂(luan) ，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yu) 先王之製，而習(xi) 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ti) 哉”[3]400-401?

此段論述與(yu) 《中庸》“子路問強”非常相似。問題的討論也因子路而起，評論主題亦是圍繞南方、北方展開，且僅(jin) 限於(yu) 南方、北方。隻不過，這次討論的重點是針對南、北方不同的音樂(le) 。在對比中，孔子認為(wei) 南、北方存在地理、環境的不同，反映在音樂(le) 上，則南方音樂(le) 是“溫柔居中，以養(yang) 生育之氣”的“君子之音”，屬“治安之風”；北方音樂(le) 則呈現為(wei) “亢麗(li) 微末，以象殺伐之氣”的“小人之音”，屬“為(wei) 亂(luan) 之風”。由此可見，南方音樂(le) 與(yu) 北方音樂(le) 所呈現出來的特征與(yu) 影響非常明顯，而孔子所推崇和讚賞的，顯然是“南方”音樂(le) 。這與(yu) 《中庸》“子路問強”一章孔子對“南方”的認識是一致的。

除此以外，孔子對“南方”的讚賞還體(ti) 現在他對《詩經》“二南”的重視。今本《詩經》賴孔子刪訂整理而流傳(chuan) 下來，已為(wei) 學界所共識。在《詩經》中，《周南》《召南》位列“十五國風”之首，處於(yu) 整部《詩經》的開篇位置，地位不言而喻。除了在《詩經》的編排上，在實際的學習(xi) 生活中，孔子也十分重視“二南”，他曾教育兒(er) 子孔鯉說:“女為(wei) 《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wei) 《周南》《召南》，其猶正牆壁而立也與(yu) ?”(《陽貨》)[2]156認為(wei) 一個(ge) 人不研讀《周南》《召南》，就如同麵對牆壁無法前行一般。

綜觀以上文獻記載，在孔子思想中有明顯的認同、推崇“南方”的一麵。而且，在《孔子家語·辯樂(le) 解》“子路鼓琴”一章的南、北對比中，孔子明確讚賞南方音樂(le) ，認為(wei) 南方音樂(le) 承繼“先王”所製之音，“奏中聲以為(wei) 節”，加之南方特有的溫厚、柔和之風，所以南方音樂(le) 就體(ti) 現出“溫柔居中”的特點。南方音樂(le) 顯然是符合孔子“中庸”思想的“君子之音”。基於(yu) 這些認識，以及前述“子路問強”語句的關(guan) 聯性考慮，《中庸》中的“四者之強”說的就是“南方之強”。與(yu) 以氣力取勝的“北方之強”相比，“南方之強”體(ti) 現為(wei) 寬厚柔和、明理豁達，這是一種雖柔卻剛的德性之強，擁有了這樣的強，才會(hui) 隨和而不隨波逐流，中立而不攀附，不輕易改變操守與(yu) 誌向，才更自主自立、堅韌持久。所以，孔子讚賞“南方之強”是符合“中”的強。

二、“南方”的具體(ti) 區域

對於(yu) 《中庸》“子路問強”中的“南方”和“北方”，曆代學者多有注釋。其中，對於(yu) “北方”，學者們(men) 的意見比較一致，認為(wei) 大體(ti) 指中原以北、少數民族所居住的北方地區。對於(yu) “南方”則分歧較大，如孔穎達注曰:“南方謂荊揚之南，其地多陽，陽氣疏散，人情寬緩和柔。”[4]3529認為(wei) “南方”是指古代九州之荊州、揚州之南，即長江中下遊的大片區域。而呂大臨(lin) 和司馬光則認為(wei) “南方”指的是“中國”:“南方，中國；北方，狄也。以北對南，故中國所以言南方也。”[5]87、89認為(wei) 相比於(yu) 北方來說，中原地區可稱之為(wei) “南方”。可見，對於(yu) “南方”，學者看法不同。那麽(me) ，孔子所言“南方”到底是指哪裏呢?

孔子作為(wei) 春秋時人，他的地理觀念，應該是與(yu) 西周以來周人以洛邑為(wei) 天下之中的地理觀念一致的。周人先祖偏處西北，東(dong) 北接近紂都朝歌，西北迫於(yu) 戎狄。至文王居豐(feng) (今陝西長安縣西南)、武王都鎬(即宗周，今陝西長安縣東(dong) 南)，仍偏居西隅。這一地理位置，顯然不利於(yu) 周克殷之後對東(dong) 方地區的管理。因此，將政治中心東(dong) 移是周初政治家用心考慮的問題。根據《尚書(shu) 》《史記》及出土銅器銘文等記載，武王伐紂途徑洛邑時，認為(wei) 此地居天下之中，決(jue) 定統一天下後即遷都於(yu) 此。滅商第二年武王病逝，攝政的周公旦乃遵武王遺誌營建洛邑。《史記·周本紀》對此記載曰:“成王在豐(feng) ，使召公複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複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裏均。’”[6]133洛邑自西周初年建成之後，便成為(wei) 周朝統治天下四方的政治中心。《左傳(chuan) 》昭公九年記載周景王之言曰:“我自夏以後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dong) 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7]1307-1308此東(dong) 、西、南、北，正是以洛邑為(wei) 中心而言的。其中，“南土”為(wei) 巴、濮、楚、鄧各諸侯國所轄區域。對於(yu) 此四國，楊伯峻先生注曰:“巴，疑即巴人之巴，或雲(yun) 今四川重慶市。濮，即文王十六年《傳(chuan) 》之百濮，今湖北石首縣一帶。楚，即楚都，今湖北江陵縣。鄧，今河南鄧縣。”[7]1308可見，周初以來，即形成了以洛邑為(wei) 中心、四周封建諸侯的政治格局，周人的地理觀念也由此確立。在這一地理觀念之下，“南方”即相對於(yu) “中國”而言，應指洛邑以南的地區，主要是巴、濮、楚、鄧等南方諸侯國所在的江漢流域。

對此，也可從(cong) 西周、春秋時人對“南方”的認識來考察。《國語·鄭語》記載鄭桓公懼於(yu) 周王室的衰敗與(yu) 混亂(luan) ，曾問史伯:“王室多故，餘(yu) 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給他詳細分析了當時各方諸侯的情況，並提出自己的建議。鄭桓公又問:“南方不可乎?”史伯對曰:

夫荊子熊嚴(yan) 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難於(yu) 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啟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啟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為(wei) 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8]。

“荊子熊嚴(yan) ”是西周時期楚國的國君，羋姓，熊氏，名嚴(yan) ，為(wei) 祝融之後。熊嚴(yan) 及其後代治國實行仁德，逐漸發展強大，史伯認為(wei) 楚國在周衰之後將會(hui) 興(xing) 盛。顯然，此處的“南方”，指的是楚國統轄下的荊楚之地。

另外，《左傳(chuan) 》成公九年記載晉侯在視察軍(jun) 用倉(cang) 庫時，見捆綁囚禁著一個(ge) 人，便問:“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回答說:“鄭人所獻楚囚也。”[7]844此人是楚國鍾儀(yi) ，於(yu) 成公二年(前510年)在楚鄭之戰中被俘，被鄭國獻給了晉國。另外，成公十六年(前524年)，晉、楚兩(liang) 軍(jun) 在鄢陵相遇，各自擺開陣勢。晉侯讓太史於(yu) 戰前占筮。太史占筮得“複卦”，認為(wei) 吉利，並解釋卦辭說:“南國，射其元王，中厥目。、王傷(shang) ，不敗，何待?”[7]885在此亦徑稱楚國為(wei) “南國”。

除此以外，《論語·子路》曾記載孔子提到過“南人”一詞:“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2]5《禮記·緇衣》也有一段基本相同的文字:“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wei) 卜筮。……’《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4]935對於(yu) 孔子所說的“南人”，有學者進行了考證，來可泓先生說是吳、楚之人[9]，饒宗頤先生說是楚人[10]，孫以楷先生則具體(ti) 考證為(wei) 老子，並說:“老子為(wei) 宋之相人。……(相)夾在吳楚之間。……此地距城父僅(jin) 幾十裏，公元前512—500，城父已屬楚，此地，很可能也已屬楚，所以老子也可以說是楚相縣人。”[11]以上諸位先生的考證，無論具體(ti) 與(yu) 否，都不離楚地一帶。

綜上所述，中國的地理觀在周初即已大體(ti) 確定，“南”“南方”作為(wei) 一個(ge) 區域名詞，指的是“中國”即洛邑以南的廣大區域。隻是，到春秋時期，由於(yu) 楚國崛起為(wei) 南方的大國，並且不斷向四麵八方擴張，逐漸將南方諸小國納為(wei) 自己的附庸國，所以春秋時人提到“南”“南方”，多指“楚國”，或楚國所統治下的南方地區。既然如此，孔子所說的“南方”並不像一些學者所認為(wei) 的那樣，指的是有著燦爛禮樂(le) 文明的“中國”地區。那麽(me) ，被孔子認為(wei) 有著“君子之強”“君子之音”的南方文明是如何在落後的荊蠻之地產(chan) 生的呢?

三、“南方之強”形成的原因

“南方之強”的形成，固然與(yu) 地理、環境、氣候等自然條件密切相關(guan) ，但實際上，還有更深層的原因。

前述《孔子家語·辯樂(le) 解》“子路鼓琴”一章記曰:“夫先王之製音也，奏中聲以為(wei) 節，流入於(yu) 南，不歸於(yu) 北。”在這裏孔子指出，先王創製的禮樂(le) 有一個(ge) “南流”的過程。有著“中聲”之節的音樂(le) 流入南方地區，為(wei) 南方人所接受，加之南方人因多陽、溫暖的氣候而形成的溫厚、柔和的性情，便融匯、形成了“溫柔居中”的“君子之音”。在“君子之音”的陶冶教化之下，“憂愁之感，不加於(yu) 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yu) 體(ti) 也”，人們(men) 性情寬厚溫和，心情愉悅歡暢，從(cong) 而國治民安。

禮樂(le) 教化是古聖先王治國理政、化民成俗的重要手段，深受孔子推崇。從(cong) 《孔子家語》上述記載來看，“寬柔以教，不報無道”的“南方之強”的形成，以及孔子屢屢推崇“南方”，似乎都與(yu) 先王的禮樂(le) 教化密不可分。而考查文獻記載，南方的確存在著悠久的禮樂(le) 教化傳(chuan) 統。

這一傳(chuan) 統，可以追溯到傳(chuan) 說中的帝舜時期。舜是崛起於(yu) 中原地區的帝王，但文獻記載他在位時曾南服三苗和巡守江南，並崩葬於(yu) 蒼梧。“三苗”，亦稱“有苗”“苗民”。《史記·五帝本紀》正義(yi) 記曰:“吳起雲(yun) ‘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黎’，……今之江州、鄂州、嶽州是也。”[6]29可見，“三苗”是活動於(yu) 長江中遊以南地區的古代部落。帝堯時期，“三苗”壯大，“在江淮、荊州數為(wei) 亂(luan) ”，堯曾發起多次征戰以圖征服三苗，但未能如願，最終隻是在舜的幫助下，“遷三苗於(yu) 三危，以變西戎”[6]28，取得南方的暫時安寧。舜統治時期，殘存南方的三苗又卷土來犯，在武力征服不下的情況下，舜改變策略，“修政偃兵，執幹戚而舞之”[12]，采取偃兵修教、行德易俗的方式來治理三苗。如此，“行德三年，而三苗服”(《上德》)[13]241。

文獻記載舜出身於(yu) 音樂(le) 世家，他的父親(qin) 瞽叟是一位盲樂(le) 師，他本人也精通音樂(le) 。史籍中有不少關(guan) 於(yu) 舜與(yu) 樂(le) 的記載，例如，“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製樂(le) ，以賞諸侯”(《樂(le) 記》)[4]677。“昔者舜欲以樂(le) 傳(chuan) 教於(yu) 天下，乃令重黎舉(ju) 夔於(yu) 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wei) 樂(le) 正。夔於(yu) 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察傳(chuan) 》)[13]294可見，舜不僅(jin) 精通音樂(le) 、會(hui) 製作樂(le) 器，還注重發揮音樂(le) 的教化功能，他任用夔為(wei) 樂(le) 正，創製音樂(le) ，並“以樂(le) 傳(chuan) 教於(yu) 天下”，由此“天下大服”。對於(yu) 此，《尚書(shu) ·舜典》亦記載:“帝曰:‘夔!命汝典樂(le) ，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lun) ，神人以和。’”[14]46這段記載，曆來被認為(wei) 是中國古代詩樂(le) 教化的源頭，其中不僅(jin) 記舜任命夔典樂(le) 以教胄子，並且提出了樂(le) 教的具體(ti) 方式與(yu) 目標，既體(ti) 現了帝舜對音樂(le) 的精通與(yu) 把握，又顯示出他以社會(hui) 治理為(wei) 最終目標的“聖王”情懷。

有鑒於(yu) 帝舜的音樂(le) 素養(yang) 與(yu) 社會(hui) 治理之職責，可以想見，他在征服“三苗”、安撫南方民眾(zhong) 時，也必然推行禮樂(le) 教化。前述引文提到舜“修政偃兵執幹戚而舞之”，其中“幹”是盾牌，“戚”是斧頭，兩(liang) 者既是古代兵器，同時又是跳舞時手中所執的器具。古代詩、樂(le) 、舞三位一體(ti) ，樂(le) 由歌唱、舞蹈共同組成，所以《禮記·樂(le) 記》中說:“比音而樂(le) 之，及幹戚羽旄謂之樂(le) 。”[4]662可見，“執幹戚而舞之”，既是兵士民眾(zhong) 為(wei) 戰爭(zheng) 停止、得以回歸正常生活而表現出的興(xing) 奮之情，同時也是古代樂(le) 舞演習(xi) 與(yu) 教化的具體(ti) 體(ti) 現。

此外，前述《孔子家語·辯樂(le) 解》也提到“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有學者指出，舜所歌之《南風》的出現應該不是偶然的，它屬於(yu) 舜帝教化思想的體(ti) 現[15]。我們(men) 結合舜服三苗，且注重對南方地區進行詩樂(le) 教化來看，《南風》之詩或許就是舜在推德懷遠、喻教於(yu) 南時期所作。“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3]400，這句式整齊的歌辭，既是對南風的歌頌，又寄寓了舜帝對民眾(zhong) 、民生的關(guan) 切。所以《史記·樂(le) 書(shu) 》中說:“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le) 好之，樂(le) 於(yu) 天地同意，得萬(wan) 國之歡心，故天下治也。”[6]1235正是通過這樣的詩樂(le) 教化，舜帝獲得民眾(zhong) 的愛戴與(yu) 政治的成功。同時，也開啟了南方禮樂(le) 教化的源頭。

帝舜之後，更有周公、召公以“文王之教”德化於(yu) 南方。對於(yu) 《詩經》“二南”之“南”，曆史上有南化說、南音說、南國說、南土說等不同的認識，這些認識主要是從(cong) 地域和詩體(ti) 兩(liang) 方麵來理解的。而無論是地域還是詩體(ti) ，“二南”都與(yu) “南方”密不可分。有學者考證，《周南》的11篇作品，“大約產(chan) 生於(yu) 周王室東(dong) 遷前後，其地區包括今陝西西南及漢水中上遊一帶”，《召南》共24篇作品，“大約產(chan) 生於(yu) 周王室東(dong) 遷前後，其地區包括今陝西西南及漢水中上遊一帶”[16]。實際上，“二南”是以西周鎬京和洛邑為(wei) 核心，向南以漢水流域為(wei) 軸心的這樣一個(ge) 廣大地域內(nei) 的詩歌[17]。即使從(cong) 詩體(ti) 上來看，“南”也與(yu) “南方”密不可分，如崔述說:“‘南’者乃詩之一體(ti) ……本起於(yu) 南方，北人效之，亦名以南。”[18]而“二南”之命名，又與(yu) 周初統治者周公、召公密切相關(guan) 。鄭玄《詩譜序·周南召南譜》中說:“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周、召之地，為(wei) 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19]7朱熹在《詩集傳(chuan) 》中則說:“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nei) ，岐山之陽。後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甫始居其地，傳(chuan) 子王季曆。至孫文王昌，辟國寖廣。於(yu) 是遷都於(yu) 豐(feng) ，而分岐周故地以為(wei) 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為(wei) 政於(yu) 國中，而召公宣布於(yu) 諸侯。”[20]1王夫之在《詩經稗疏》中也說:“蓋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各以其治登其國風。則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國；召南者，召公所治之南國也。北界河雒，南踰楚塞，以陝州為(wei) 中線，而兩(liang) 分之。”[21]15可見，曆史上學者多認同《周南》《召南》是分別采自於(yu) 周公、召公采邑中的詩歌。而根據文獻記載，周公、召公的與(yu) “南方”關(guan) 係密切。如出土於(yu) 清光緒年間的太保玉戈，李學勤先生考釋其銘文為(wei) :“六月丙寅，王在豐(feng) ，令太保省南國，帥漢，遂殷南，令厲候辟，用鼄走百人。”並言“戈銘‘太保’必為(wei) 召公”，銘文記載了周初成王命召公南下省察南國的史實，而且認為(wei) “周人的影響從(cong) 文王時已南及江漢，以至武王、成王時，召公在其間起了較大的作用”[22]。

周公、召公作為(wei) 周初曆史舞台上重要的人物，在政治治理上注重實施禮樂(le) 教化，以德服人。他們(men) 對南方的經略，應該也以此為(wei) 重。因此，對於(yu) “二南”，自漢代以來學者多主張“南化說”，如《毛詩序》:“《關(guan) 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係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係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19]19朱熹《詩集傳(chuan) 》在敘述周、召分封之後也說:“於(yu) 是德化大成於(yu) 內(nei) 。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cong) 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於(yu) 鎬，遂克商而有天下。”[20]1周公、召公在其所轄南方地區推行文王德行，實施禮樂(le) 教化，應該有一定的道理。孔穎達《尚書(shu) 正義(yi) 》記載，當武王伐紂觀兵孟津時，有“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辭，不謀同時”[14]151，另外《牧誓》也記載，接受武王統帥，參加牧野決(jue) 戰的，除眾(zhong) 諸侯之師外，還有分布在今四川、湖北一帶的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個(ge) 少數民族的軍(jun) 事力量[14]158。這些情況，應該是南方諸侯之國“莫不從(cong) 化”的具體(ti) 體(ti) 現。

綜觀以上，南方自古以來即存在著“先王”禮樂(le) 南流、進而進行禮樂(le) 教化的傳(chuan) 統。而且這個(ge) 傳(chuan) 統與(yu) 孔子所推崇的舜、文王、武王、周公等古代聖王息息相關(guan) 。正是在這些聖王的禮樂(le) 教化之下，加之獨特的地理氣候的影響，南方地區逐漸形成了寬厚、溫柔、中和的“南方之強”。顯然，“南方之強”不同於(yu) 以氣力相爭(zheng) 的“北方之強”，而是以閃爍著仁、禮等道德光芒的“德性”之強。不僅(jin) 如此，從(cong) 上述古代帝王服化南方的史實也可以看出，“德性”之強是獲得最終勝利的關(guan) 鍵，是真正的強。

四、孔子的夷夏觀

孔子對“南方之強”和“南方之音”的推崇和讚賞，既體(ti) 現了孔子素來所主張的“王道”“德治”思想，也顯示了他以文化而不以地域、血緣來區分、評判諸夏與(yu) 夷狄的夷夏觀。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ge) 多民族的國家，據學者研究，早在原始時期，就形成了華夏、東(dong) 夷、南蠻、西戎、北狄五大集團[23]，也即《禮記·王製》所說的“五方之民”。其中，“華夏”居於(yu) “中國”，“四夷”分居東(dong) 、西、南、北四方。受地理條件、經濟發展等因素的影響，華夏族與(yu) “四夷”呈現出不同的習(xi) 俗與(yu) 文明形態。春秋以前，雖然華夏族群與(yu) 周邊少數民族衝(chong) 突不斷，但並沒有形成顯著的夏尊夷卑、“華夷之辨”的觀念。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諸侯霸起，中原內(nei) 亂(luan) 不已，周邊少數民族伺機侵入，對中原諸國造成很大侵擾，甚至出現“南夷與(yu) 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24]203的危急局麵。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中原華夏族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空前增強，在政治上形成了春秋霸主們(men) “尊王”“攘夷”、同仇敵愾的合力之勢。同時，在思想上，“夷”“夏”對立，“夏”尊“夷”卑的夷夏觀，華夷之辨觀念亦漸趨形成。在時人眼裏，夷狄被視為(wei) “豺狼”“禽獸(shou) ”“異類”，如《左傳(chuan) 》閔公元年記:“狄人伐刑。管敬仲言於(yu) 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qin) 暱，不可棄也。’”[7]256《左傳(chuan) 》襄公四年記:“晉侯曰:‘戎狄無親(qin) 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戎，禽獸(shou) 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7]936《左傳(chuan) 》成公四年:“秋……(魯)欲求成於(yu) 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史佚之《誌》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7]818從(cong) 這些稱謂與(yu) 評價(jia) 中，可見當時諸夏對夷狄極度的敵視與(yu) 歧視。

麵對民族意識空前高漲，孔子也思考諸夏與(yu) 夷狄的區別，並在其身體(ti) 力行、言談述作中表達他的夷夏觀。

首先，作為(wei) “華夏”民族的一員，麵對“四夷交侵，中國微矣”[19]357的危機局麵，孔子也嚴(yan) “華夷之防”，強調要慎重對待華、夷之間的交往。他提出一個(ge) 重要原則，即“裔不謀夏，夷不亂(luan) 華”(《定公十年》)[7]1578，認為(wei) 邊遠的裔夷不能圖謀中原，不能侵擾華夏。為(wei) 了守衛“中國”，保護“華夏”，對於(yu) 那些以武力侵擾中原的夷狄，中原各國應當共同討伐。因此，孔子對有“救中國而攘夷狄”(《僖公四年》)[24]203之功的齊桓公多次稱讚，同時也稱讚輔佐齊桓公的管仲:“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yu) 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憲問》)[2]126-127認為(wei) 此君臣二人拯救了中原，使華夏人民避免了淪落為(wei) “被發左衽”的落後民族的境地。這體(ti) 現了孔子“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成公十五年》)[24]417的思想認識，以諸夏為(wei) 內(nei) ，以夷狄為(wei) 外，華夏與(yu) 少數民族應當互不侵擾，嚴(yan) 守禮法規則相處。

其次，在華、夷的辨別與(yu) 區分上，孔子堅持以文化作為(wei) 評判的標準。孔子認為(wei) ，華夏民族與(yu) 夷狄等少數民族之間存在差別，但這差別主要體(ti) 現為(wei) 由地理位置、經濟發展、風俗習(xi) 慣等引起的文化表現形式、文明發展程度上的差別，而非由於(yu) 地域、種族、血緣的不同而產(chan) 生“人性”的不同。因此，當子張向孔子請教自己如何行通於(yu) 世時，孔子回答他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衛靈公》)[2]137當樊遲向他請教如何是“仁”時，他說:“居處恭，執事敬，與(yu) 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路》)[2]118顯然，孔子認為(wei) 即使是蠻貊之邦的少數民族，也有著同中原人一樣的“人性”，亦具有人之為(wei) 人的道德追求與(yu) 價(jia) 值判斷，所以華夏族群所推崇的忠、信、恭、敬等德行品格，也會(hui) 為(wei) 夷狄所認同與(yu) 接受。

不僅(jin) 如此，孔子由其所見所聞，也進一步感受到中原以外的“夷狄”也知禮義(yi) 、行禮義(yi) ，與(yu) 中原禮樂(le) 文明有相通之處，甚至有些方麵比中原做得更好。例如，《論語·八佾》記載孔子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朱熹《四書(shu) 章句集注》引程子注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luan) ，反無上下之分也。”[1]62孔子在此稱讚夷狄之國的君臣有上下之分，而中原諸夏則禮崩樂(le) 壞、社會(hui) 失序。另外，孔子在周遊列國時南至陳楚之境，也聽聞、見識到不少關(guan) 於(yu) 楚人的事跡，例如，《史記·陳杞世家》記載陳成公元年(前598年)冬，楚莊王因陳國大夫夏征舒弑殺陳靈公而率諸侯伐陳，並殺了夏征舒，占有了陳國。這時大臣申叔時勸諫說:“今王以征舒為(wei) 賊弑君，故征兵諸侯，以義(yi) 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yu) 天下!”楚莊王讚同申叔時的話，於(yu) 是“迎陳靈公太子午於(yu) 晉而立之，複君陳如故”。[6]1580《孔子家語·好生》記載孔子讀到這一段曆史時，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yi) ，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3]109認為(wei) 正是申叔時的“信”和楚莊王的“賢”促成了“複陳”這一道義(yi) 之舉(ju) 。另外，《史記·楚世家》記載楚昭王二十七年(前489年)春，吳伐陳，楚昭王親(qin) 自帶兵救陳。行軍(jun) 途中，楚昭王患病，但他拒不接受將病轉移到左右大臣身上的建議，也嚴(yan) 守“祭不越望”的禮製，不去祭祀不屬於(yu) 本國的山川。孔子這時在陳國，聽說後稱讚道:“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6]1717顯然，這些見聞使孔子真切地感受到中原之外的國家也有通情達理、知仁守義(yi) 的一麵。

基於(yu) 人性、文化的相通，孔子認為(wei) 諸夏文化與(yu) 夷狄文化是可以交流、相容甚至轉化的。《論語·子罕》記:“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朱熹注曰:“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1]113“九夷”之地固然落後、不開化，但具有先進禮樂(le) 文明的君子去居住，其一舉(ju) 一動、一言一行，必然會(hui) 對夷人的風俗習(xi) 慣產(chan) 生影響，進而變落後為(wei) 文明，削弱夷夏之別。這是先進的中原文明對落後的夷狄文化的改進與(yu) 提升。反過來，如果中原諸夏學夷俗、行夷禮，則其就會(hui) 失去諸夏身份，被視之為(wei) 夷狄。這在寄寓孔子“微言大義(yi) ”的《春秋》一書(shu) 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因而韓愈在其《原道》一文中評價(jia) 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yu) 中國，則中國之。”[25]指出孔子在《春秋》中以禮文化來區分華、夷，即中原諸侯如果為(wei) 夷禮所化，舉(ju) 止行為(wei) 按夷禮而動，孔子往往將他們(men) 視之為(wei) 夷；而那些原本是夷狄之國，但其親(qin) 近、學習(xi) 中原文化，文化程度與(yu) 習(xi) 俗禮儀(yi) 都漸趨於(yu) 與(yu) 中原一致，那孔子就將他們(men) 視之為(wei) 中原之國。

綜觀以上，在春秋時期民族矛盾突出、激烈的情勢之下，孔子尚能保持冷靜，采取比較客觀、理性的態度來對待諸夏以外的少數民族。這並非表明孔子沒有內(nei) 外之別，沒有民族意識，而是他基於(yu) “性相近也，習(xi) 相遠也”的人性認識，並根據自己對夷狄的所見所聞作出的客觀評價(jia) 。除此以外，孔子的夷夏觀，應該還與(yu) 上古以來，尤其是春秋時期中原禮樂(le) 文化向周圍地區傳(chuan) 播，進而對少數民族產(chan) 生影響教化這一曆史事實密切相關(guan) 。

由前述“南方之強”與(yu) “南方之音”可知，早在堯、舜、文、武等古聖先王時期，中原與(yu) 周邊少數民族之間就有文化、文明的互動與(yu) 交流，且實現了中原先進的禮樂(le) 文明對落後的少數民族的改進與(yu) 提升。到了春秋時期，禮壞樂(le) 崩，天子失官，周代禮樂(le) 文化不僅(jin) 流出“王官”下移至民間，而且還流向中原之外的“四夷”。《論語·微子》所記“大師摯適齊，亞(ya) 飯幹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yu) 河，播鞀武入於(yu) 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yu) 海”[2]167，正是對“王官之學”下移、外流現象的具體(ti) 描述。此外，《孔子家語·辯物》記東(dong) 夷小國郯國的國君前來朝魯，魯人問其先祖少昊氏為(wei) 何以鳥名官，郯子予以詳細解答。孔子聽說後，就前去拜謁郯子並向他請教，二人進行了一番交流。回去之後，孔子就向人感歎:“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3]198可見，春秋時期，中原禮樂(le) 文明以空前的規模流向周邊夷狄地區，並作為(wei) 當時文化的先進者，被夷狄接受並保存。文化的交融，尤其是中原禮樂(le) 文明對周邊少數民族的影響與(yu) 提升，使得諸夏與(yu) 夷狄的差別逐漸減弱；加之春秋時期戰爭(zheng) 的頻繁，民族遷徙交流不斷，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漸趨形成。孔子從(cong) 文化的角度，敏銳地捕捉到這一民族融合、天下大同的趨勢，因此，對“華夷之辨”提出以文化而不以地域、種族來評判的觀點。孔子的這一觀點，對此後中國曆史上的民族融合以及華夏民族的形成，都產(chan) 生重要影響。

結語

孔子生於(yu) “禮壞樂(le) 崩”、人竟以氣力之強爭(zheng) 霸的無道亂(luan) 世，他心所向往的是堯、舜、文、武、周公等古聖先王治理下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社會(hui) 。因此，其思想言論不離“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所推崇不外“王道”“德治”。將《中庸》中的“南方之強”，放到孔子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下考察，我們(men) 就可發現，孔子所論，仍不離其思想主旨。而“南方之強”，與(yu) 其說是南方地區的強，毋寧說是孔子所推崇的古聖先王之強。古聖先王在南方實施禮樂(le) 教化的足跡，以及推行禮樂(le) 教化、以德治國所獲得的社會(hui) 治理的成功，正是孔子儒家所推崇的“王道”政治的典型體(ti) 現。同時，孔子對“南方之強”“南方之音”的稱讚，也體(ti) 現了孔子以文化而不以地域、血緣為(wei) 標準來區別、評判華夏與(yu) 夷狄的夷夏觀。孔子的這一觀念，對後世中國產(chan) 生重要影響。在由漢至清兩(liang) 千多年的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原地區多次遭遇少數民族的入侵，鮮卑、蒙古、滿等一些少數民族甚至建立政權，但基於(yu) 孔子所確立的以文化來區別夷、夏的夷夏觀，這些文化落後的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後多注重親(qin) 近中原文化，采用“漢法”治國理政，由此使得中國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始終保持統一發展。不僅(jin) 如此，在文化認同與(yu) 文化的交流與(yu) 融合中，中國的各民族最終形成了以漢族為(wei) 主體(ti) 的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成為(wei) 當今世界偉(wei) 大的民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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