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山】保持中國文化“道德性人文主義”的特色——反對在曲阜孔廟附近建造耶教大教堂

保持中國文化“道德性人文主義”的特色
——反對在曲阜孔廟附近建造耶教大教堂
作者：李存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

來源：作者賜稿

時間：西曆2011年1月5日

    我一直認為，儒家文化雖然有一定程度的“宗教性”，但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文化在本質上——如徐複觀先生所說——是“道德性的人文主義”。它不同於古希臘的“以智力為基點的人文主義”，更不同於西方中世紀的基督教宗教文化（以及古印度的婆羅門教、佛教等宗教文化）。在中國曆史上，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文化，雖然可以容納多元的宗教，但總是把宗教的發展限製在一定程度之內；如果某種宗教的發展超過了一定的限度，就會出現“法難”等等，從而保持多元宗教之間的平衡，更主要的是保持以“道德性的人文主義”為主、以多元宗教為輔的平衡。

    近代以來，中國文化雖然吸收了一些新的因素，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我最近撰有一長文即《反思經學與哲學的關係》，認為這些重大變化除了經濟方麵的轉型外，主要是在製度上以共和製取代了君主製，以現代教育製度取代了科舉製，在思想觀念上則是以“哲學”學科的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精神取代了儒家經學的權威真理的地位），但中國文化的前途仍會保持其“道德性人文主義”的特色，“道德”仍會是中國文化的最高價值，此即“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太上有立德”是也。

    我在今年發表的一篇短文《東南闕裏：中國文化生生不息的一個象征》中說：

    孔子由一介布衣之士，到成為“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都要尊禮的“至聖”，這是對孔子的偉大文化貢獻的肯定。……孔子被曆代王朝所尊崇，孔門後裔被封為“衍聖公”，曲阜的孔府、孔廟和孔林成為中國文化的“聖地”……這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一種現象，它實際上成為中國文化生生不息的一個象征，成為華夏兒女民族認同的一個標誌。

    如今，南、北孔廟都已成為紀念孔子誕辰、祭祀中國文化史上的“至聖先師”、研討孔子和儒家思想，以弘揚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建設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的聖地。

正是因為曲阜和衢州是北、南孔廟的所在地，它們具有中國文化的“象征”、“標誌”和“聖地”的意義，所以在曲阜孔廟附近“建造一高達四十餘米、容眾三千餘人的哥特式耶教大教堂”是十分不妥的。我和許多學者一樣，堅決予以反對！

    我同意十位學者在《關於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見書》中所說：“文明之間的和而不同，首要的原則是不同文明之間彼此尊重”。儒、耶之間可以對話，應該對話，但“對話”要有適當的場所和適當的形式，而不能“反客為主、喧賓奪主”。如果在曲阜孔廟附近建造一座大規模的耶教教堂，那麽這不是“對話”，而是在中國文化的“象征”之地，製造另一個“象征”，以與之“分庭抗禮”。一旦這座耶教大教堂聳立起來，它就會成為一個與曲阜孔廟“分庭抗禮”的標誌。無論從保持曲阜城市建築的風格，還是從保持中國文化的特色來說，這都不是“和諧”，而是“衝突”與“對抗”。

    文明之間的對話，可以尋求一些“重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也可以相互吸收對方的一些文化因素，但在一些文化基點上，對話隻能是相互尊重各自的不同，而不可能通過對話就可以使不同的文化基點“重疊”在一起。因此，對話的雙方都應保持對自己文化特色的主體性的自覺，並且尊重對方的文化特色，如此才可望達到“和而不同”；反之，則隻能引起“（求）同而不和”的衝突。

    成中英先生在就此事件發表的《公開信》中說：“未愛人，焉得愛上帝？”此句式同於孔子所說：“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實際上，是以“愛人”為先，還是以“愛上帝”為先，正是儒、耶分歧的一個基本點。“仁”無疑是儒家文化的最高價值（所謂“孔子貴仁”），而“仁”之基本涵義就是“愛人”（所謂“仁也者，仁乎其類也”），近代的康有為亦曾說：“仁者無不愛，而愛同類之人為先。……蓋博愛之謂仁。孔子言仁萬殊，而此以‘愛人’言仁，實為仁之本義也。”對於儒家經書中的“天”或“上帝”，儒家當然也是敬畏的，但我請諸君遍查古書，儒家可曾說過“愛天”或“愛上帝”？其“尊天”、“敬天”、“畏天”亦不過教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而已。這也正是《易傳》所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基督教初傳中國，利瑪竇等傳教士就要“補儒易佛”。其“易佛”就是要排斥中國本土的宗教，而“補儒”就是要在儒家仁學的最高層次“補”上對於“上帝”的愛。故而利瑪竇在《二十五言》中說：“夫仁之大端，在於恭愛上帝。”在《天主實義》中也說：“仁也者，乃愛天主，與夫愛人者，崇其宗原而不遺其枝派……人之中，雖親若父母，比於天主者，猶為外焉。”在基督教文化中，“愛上帝”是宗源，而“愛人”是支派，“雖親若父母”，比之於“愛上帝”，“猶為外焉”。這也正是《聖經•馬太福音》載耶穌所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

    儒、耶之間，“愛人如己”可以是“重疊共識”；但在“仁者愛人”與“仁之大端，在於恭愛上帝”這一分歧上，兩家隻能各自尊重彼此文化基點的不同。這種不同不是通過“對話”就可以化異為同的。即便是利瑪竇的傳教方式不被耶教內部的“禮儀之爭”所打斷，儒、耶分歧也不會消泯。我們能通過“對話”改變耶教的第一個“誡命”嗎？不可能（如果改變了，也就不是耶教了）。耶教可以將儒家的“仁者愛人”改變為首先是“恭愛上帝”嗎？在中國隻能是少數人接受這一改變，而如果多數人接受了，那就是中國文化自身特色的喪失。

    當曲阜孔廟附近聳立起一座耶教大教堂時，它就是首先“恭愛上帝”與儒家的“仁者愛人”相分歧、相衝突的一個象征。在中國文化的“聖地”，以這樣一種“分庭抗禮”的方式展開所謂的“對話”，其凶多吉少，有害無益。

    中國文化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多元宗教共生共存，我認為，其原因正在於中國文化是以“仁者愛人”為主導的“以人為本”的文化（此即“道德性的人文主義”）。因為以“仁者愛人”為最高價值，所以無論是信仰“三清”，還是追求“涅槃”，還是“恭愛上帝”，隻要不對“愛人”造成危害，就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存在和發展。中國世俗文化的功利性也促成了對多種宗教的多神崇拜。但是，如果中國文化成為一種以宗教文化為主導的文化，那麽多種宗教之間勢必會有排他性的衝突。在西方文化中，隻是近現代有了“政教分離”的民主政體之後才有了一定程度的“宗教寬容”，但天主教、基督教仍是西方的主要宗教。在中國，如果“賦予儒教與佛道回耶等宗教平等的身份”，那麽，我認為這不是中國文化的特色；而若使“儒教”成為“國教”，則其與民主政體的信仰自由相違（蔡元培當年提出“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就是反對使“孔教”成為“國教”）。當今，“儒教”可以有一部分儒者作為宗教來信仰，但我認為儒家文化中真正應該弘揚的是其“道德性人文主義”的傳統，這種傳統仍應是中國文化的主流和特色。職此之故，我對十位學者《意見書》中的個別表述，認識有所不同；而我仍反對在曲阜孔廟附近建造耶教大教堂，因為它有損於曲阜作為中國文化“道德性人文主義”特色的一個象征。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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