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yu) 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紀念陳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作者：劉克敵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九月十一日己卯

          耶穌2019年10月9日

2019年，是陳寅恪先生，這位20世紀中國優(you) 秀知識分子的標誌性人物、20世紀中國文化大師逝世五十周年。

五十年在人類曆史上不過一瞬，五十年來中國社會(hui) 發生的事情，不少已被世人遺忘，至於(yu) 陳寅恪及其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或許很多人並不了解。然而，如果說到20世紀中國曆史上不應被忘卻的人物，當然應有陳寅恪。

陳寅恪先生的一生雖然短暫，卻有幾個(ge) 影響其命運的關(guan) 鍵點，且來看他一生中幾個(ge) 重要的逢“九”之年：

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之時，陳寅恪正留學美國，試圖為(wei) 中國文化的複興(xing) ，從(cong) 西方文化發展曆史中尋求有別於(yu) 陳獨秀、胡適等人的新途徑。時至今日，人們(men) 發現他和吳宓、梅光迪等人的意見不僅(jin) 沒有過時，而且對當下中國社會(hui) 發展，有深刻的現實指導意義(yi) 。

1929年，陳寅恪在所作《清華大學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銘》中首先提出著名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十字真言”，從(cong) 此，這成為(wei) 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畢生追求和遵循的學術精神與(yu) 價(jia) 值取向。

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聘請陳寅恪為(wei) 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hui) 研究員稱號，是該校曆史上第一次聘請中國學者為(wei) 漢學教授，在當時是很高的榮譽。隻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被迫滯留香港，後任教於(yu) 香港大學中文係。日寇占領香港後，他拒絕日人的威逼利誘，設法返回內(nei) 地，在極度艱苦狀況下繼續教書(shu) 治學。

1949年，神州大地正處於(yu) 天翻地覆之易代時節，陳寅恪雖然在1948年底同胡適乘機離開北平，卻沒有遠走海外，在1949年1月留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

1959年，該年年初，陳寅恪的《論再生緣》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一時引起海外軒然大波，隨後引起郭沫若的注意，一年內(nei) 連寫(xie) 多篇文章與(yu) 陳寅恪商榷《再生緣》。其實該書(shu) 早在數年前就已完成並由陳寅恪自費以油印方式出版，因印數很少僅(jin) 供陳寅恪贈與(yu) 友人，並未在國內(nei) 產(chan) 生影響，直到香港出版該書(shu) ，其影響和價(jia) 值才為(wei) 國內(nei) 文化界所知。

1969年，步入晚年的陳寅恪已是“盲目臏足”，一生經曆太多事變的他不忍再看華夏之亂(luan) 象，於(yu) 該年10月7日一瞑不視。

所謂“花落春仍在”，是清代學術大師俞曲園的詩句，當年他參加科舉(ju) 複試，其中詩歌試題為(wei) “淡煙疏雨落花天”。中國古詩中以“落花”為(wei) 主題者極多，但大都不出“傷(shang) 春悲秋”範圍。而俞曲園此詩開頭就是“花落春仍在，天時尚豔陽”，於(yu) 蕭瑟中窺見希望，可謂樂(le) 觀闊達之思，暗喻中國文化雖有衰落之日，但定有再次繁榮複興(xing) 之時。複試考官之一是曾國藩，對俞曲園此詩極為(wei) 欣賞，遂力排眾(zhong) 議，把俞樾列為(wei) 複試第一名。俞樾為(wei) 此終生感激老師，並把自己書(shu) 房命名為(wei) “春在堂”，也是一段佳話。

倘若中國文化是一株參天大樹，則千年以來常有花落，也必有春意盎然。而1969年秋天陳寅恪的離世，不過是此株大樹的又一朵落花，悄無聲息地回歸大地，而已。但是我們(men) 作為(wei) 後人，不能也不該忘記這朵曾經絢麗(li) 而璀璨的落花——隻因他，是中國文化的卓越代表之一，亦是中國文化的守護神。

要理解陳寅恪，自然就該知道陳寅恪究竟為(wei) 我們(men) 、為(wei) 現代中國文化建設，留下了什麽(me) ？

首先，是他對中國曆史與(yu) 文化的清醒認知與(yu) 把握，對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交流大趨勢、途徑及其所遇問題的闡釋，都達到極深刻的層次。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的一些意見和觀點，雖然有別於(yu) 彼時主流的思想傾(qing) 向，但經過曆史的檢驗，已經證明他的正確。此外就是他對中國文化未來發展的信心——雖然悲觀，但不絕望，在對中國文化和民族性理解的深度和廣度上，竊以為(wei) 陳寅恪不下於(yu) 魯迅。其實他們(men) 雖一主學術、一主創作，但殊途同歸，所作所為(wei) 都是基於(yu) 中國知識分子的神聖使命，都是試圖為(wei) 十九世紀以來走向衰落的中國文化，找到切實可行的複興(xing) 之路。

顧炎武曾有言：“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匹夫之賤與(yu) 有責焉耳矣”。明末清初的“易代”之變，對顧炎武等一代文人不啻為(wei) 最沉重的打擊，顧炎武之後，對中國文化步入危機有清醒認識者還有很多，龔自珍就是其中一位。這位鴉片戰爭(zheng) 前就已去世的天才預言家，雖然生活在乾嘉盛世，卻以特有的天才的敏感，意識到彼時中國社會(hui) 的危機已經出現，而他因種種原因，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龔自珍不無悲哀地發現，社會(hui) 產(chan) 生危機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士大夫階層整體(ti) 性的墮落。龔自珍以為(wei) ，可以容忍社會(hui) 其他階層的平庸和墮落，卻不能容忍文人階層如此，因為(wei) 隻有他們(men) 才是拯救一個(ge) 時代的最後希望。然而他對此竟然無能為(wei) 力、無事可做，悲夫！無奈之餘(yu) 的龔自珍，唯有在詩文中抒發滿腔的悲涼情懷：“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誰分蒼涼歸棹後，萬(wan) 千哀樂(le) 集今朝。”

同為(wei) 先知先覺者，對龔自珍的感受和上述觀點，陳寅恪非常理解且有切身體(ti) 會(hui) ，而且辛亥革命以來的社會(hui) 動蕩和中國知識分子的坎坷命運、特別是他自己家族的命運及王國維的自殺等事件，早已給陳寅恪留下沉痛的記憶。至於(yu) 龔自珍對陳寅恪的直接影響，除卻在陳氏詩歌中可以發見龔自珍的影子外，更有陳寅恪自己的詩作為(wei) 證：“定庵當日感蹉跎，青史青山入夢多。猶是北都全盛世，儻(tang) 逢今日定如何。”而龔自珍帶給陳寅恪最深切之影響，大概就是龔自珍對他所處時代開始衰落的天才把握及由此生發的無奈與(yu) 悲涼。

雖然魯迅沒有在公開發表論著中提及陳寅恪，雖然陳寅恪也沒有提及魯迅——盡管陳寅恪與(yu) 長兄陳衡恪當年曾和魯迅同船赴日本留學，陳衡恪和魯迅又是交往多年的同事兼好友，隻是限於(yu) 年齡差異，陳寅恪和魯迅的直接交往很少。不過，他們(men) 的精神世界乃至學術研究等有很多方麵相通，甚至會(hui) 有“惺惺相惜”之感。所以魯迅曾經對吳宓給予辛辣的嘲諷，甚至對同鄉(xiang) 王國維也有批評，卻對陳寅恪之国际1946伟德一直保持沉默——或許這不置一詞本身就是一種態度。

其次，是他和王國維等一代大師一樣，既堅持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和純潔性，更堅持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20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文脈和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譜係，因他們(men) 這些大師得以延續。

1904年初，清政府頒布由張之洞主持起草的《奏定學堂章程》，又稱“癸卯學製”。對此王國維於(yu) 1906年作《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shu) 後》，批評《奏定學堂章程》所製定大學製度的根本錯誤，在於(yu) 缺少哲學一科。王國維高度評價(jia) 哲學的學科價(jia) 值：“天下有最神聖最尊貴而無與(yu) 於(yu) 當世之用者，哲學與(yu) 美術是已。……夫哲學與(yu) 美術之所誌者，真理也。”“以功用論哲學，則哲學之價(jia) 值失。哲學之所以有價(jia) 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範圍故也。”如果從(cong) 間接角度看則“世所號為(wei) 最有用之學，如教育學等，非有哲學之預備，殆不能解其真意。”王國維以“庸詎知無用之用，有勝於(yu) 有用之用者乎？”的質問，總結出哲學及文藝學科的“無用之用”價(jia) 值及發展規律，其背後彰顯出的，就是要謀求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和自主自覺性。

這一“無用之用”思想和學術獨立精神，在陳寅恪那裏得到進一步拓展。相比王國維，陳寅恪由於(yu) 留學時間更長和外語能力突出，在接觸和把握西方文化特征和現代學術理念方麵，有著更深層次的理解。同時，自幼受到的傳(chuan) 統文化教育，也有益於(yu) 他更加清醒地認識中國曆代文人治學的特色和缺陷。20世紀20年代中國社會(hui) 急劇動蕩對他和王國維等人產(chan) 生的強烈衝(chong) 擊，使他對盡快建構中國現代學術體(ti) 係和謀求中國知識分子獨立地位有了整體(ti) 性的構想，並在王國維自盡後破繭而出，提出了那著名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且讓我們(men) 再次溫習(xi) 這一經典論述：“士之讀書(shu) 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yu) 俗諦之桎梏，真理固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同殉之精義(yi) ，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yu) 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xing) 亡。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wan) 世，與(yu) 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學術獨立和自由思想，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前者為(wei) 學人追求之目的，後者為(wei) 實現前者之保證。縱觀陳寅恪一生，始終堅持他所提出的這一“十字方針”，其所作所為(wei) 沒有辜負王國維的“文化托命”。

再次，是他在多個(ge) 學術領域做出的開拓性貢獻，很多迄今仍然具有典範性和啟示性。欲觀照20世紀中國學術體(ti) 係的建立和發展，必須注意到19世紀以來西方文化進入和傳(chuan) 統文化日趨衰落的大背景，注意到曆史賦予中國知識分子之民族救亡和文化啟蒙的雙重使命。僅(jin) 就現代學術體(ti) 係的建構而言，如果說嚴(yan) 複、林紓、王國維等主要從(cong) 事紹介西方文化並試圖運用西方學術理念解釋中國問題的話，則陳寅恪由於(yu) 受到更為(wei) 嚴(yan) 格的學術訓練以及對西方文化更加深刻的理解與(yu) 認識，他的貢獻就是在此基礎上的深化和拓展。這裏不妨套用一句彼時人們(men) 常說的，嚴(yan) 複、王國維等人要做的是“發現”——新材料的發現、新方法的發現以及新學科的發現；而陳寅恪等要做的更多是“發明”——材料可能還是舊有或常見，但由於(yu) 視角轉換或綜合運用新的研究理念，卻能得出新的觀點和意見。也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黃侃認為(wei) “發明”比“發現”更難也更可貴。

誠然，“發現”和“發明”之異同絕非如此簡單，而現代中國學術體(ti) 係的建構與(yu) 發展也非一日之功。直到20世紀三十年代，陳寅恪還在紀念清華大學成立二十周年的文章中批評彼時的中國學術幾乎一無是處，語言雖然尖銳，卻是事實。敢於(yu) 對彼時幾乎全部學術領域發表苛評者，大概惟陳寅恪一人，其他學者要麽(me) 不能，要麽(me) 不願，當然也有不敢。而陳寅恪敢於(yu) 如此，不僅(jin) 表明他有底氣，而且也可證明彼時他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和影響。

至於(yu) 陳寅恪對20世紀中國學術的貢獻，自然不是本文所能概括，這裏隻需指出他在敦煌學、語言學、曆史研究、宗教研究和文學研究等領域，均做出了第一流的成果和貢獻，而且很多觀點在今天仍然未被超越。此外，尚需注意陳寅恪繼承和發揚了王國維等一代學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在此基礎上實行了一係列行之有效的現代學術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理念和模式，諸如“詩史互證”“了解之同情”、古典文學研究中的“今典”和“古典”問題等等，都極大影響了後來者的研究。特別是他提出並在晚年傾(qing) 其全力進行的“紅妝研究”，更是把知識分子問題研究和女性命運研究結合起來，進而達到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進行綜合性梳理和總結的高度，其思考成果最終體(ti) 現在《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chuan) 》等傑出著作中。而對於(yu) 這些著作的深入解讀，至今尚未完成。

最後，就是其感人的人格魅力抑或深邃的精神世界，以及那種寓樂(le) 觀於(yu) 悲觀的處世態度。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陳寅恪”一詞已經成為(wei) 一個(ge) 文化符號，一個(ge) 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象征和代表，陳寅恪這一形象的被宣傳(chuan) 和普及，很大程度上恢複了知識分子的自信，迫使他們(men) 在內(nei) 心自審自問，並再次喚醒了他們(men) 的使命感——即為(wei) 中國文化的複興(xing) 而不懈地努力，並真正要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這個(ge) 意義(yi) 上，“陳寅恪”這一形象所蘊含的意義(yi) 早已超出學術研究範圍和中國知識界、文化界範圍，而是在一定意義(yi) 上和“魯迅”一樣泛化為(wei) 現代中國文化複興(xing) 的符號和象征。與(yu) 此相比，那些為(wei) 了個(ge) 人私利而苟且、而奴顏婢膝者，不僅(jin) 受到魯迅的辛辣嘲諷，也可以在陳寅恪著作中找到毫不留情的批判：“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yu) 道德標準及社會(hui) 風習(xi) 之變遷有關(guan) 。當其新舊蛻嬗之間際，常呈一紛紜綜錯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yu) 舊道德標準，新社會(hui) 風習(xi) 與(yu) 舊社會(hui) 風習(xi) 並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hui) 風習(xi) 紛亂(luan) 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yu) 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le) ，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說魯迅和陳寅恪本來就是同道者和舊時代的批判者是十分正確的。

五十年彈指一揮間，陳寅恪雖然早已離開這個(ge) 世界，但他的思想和學說仍在，倘若不願辜負他的希望，我們(men) 就該繼續抬起頭來，負重前行。韓愈曾在其詩中表達對“李杜”的思念，或許可以移來此時我們(men) 對陳寅恪的懷念和敬意：“伊我生其後，舉(ju) 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