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史晨碑》看漢代的孔子地位

作者：劉續兵（孔子研究院副院長、副研究員）

來源：“孔子研究院”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七月廿八日丁酉

          耶穌2019年8月28日

史晨碑，東(dong) 漢靈帝建寧二年（169年）刻。碑分前後兩(liang) 麵，前碑一般稱為(wei) 《史晨前碑》，又名《魯相史晨奏祀孔子廟碑》《魯相史晨祀孔子奏銘》等；後碑一般稱為(wei) 《史晨後碑》，又名《魯相史晨饗孔子廟碑》等。此碑立後一直保存在曲阜闕裏孔子廟，1978年由廟內(nei) 同文門下移至大成殿東(dong) 廡中，1998年移入新建立的漢魏碑刻陳列館保存至今。

《史晨前碑》（碑陽）刻製魯相史晨及長史李謙奏請孔子廟“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的奏文，請求春秋祀孔子由朝廷撥付經費，並有孔子讚詩一首。《史晨後碑》（碑陰）記載了史晨等人祀孔子廟的盛況及修治宅廟和孔子遺跡的功績。

一、漢代的祀孔

漢初推行黃老之術。雖有高祖劉邦以太牢親(qin) 祀孔子，似乎體(ti) 現出他在取得政權前後對儒學態度的某種轉變；亦有武帝劉徹提倡獨尊儒術，也似乎體(ti) 現出治統與(yu) 道統關(guan) 係的某種融合。但終西漢一朝，官方的祀孔一直沒有真正出現，劉邦過魯祭祀孔子，更多是出於(yu) 爭(zheng) 取魯地儒生的考慮，並消除項羽勢力對這一地區的影響。皇家重視的始終是劉氏的宗廟祭祀，關(guan) 心的終歸是一家統治的鞏固。漢宣帝太子認為(wei) 當時的政策“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yu) 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luan) 我家者，太子也”（《漢書(shu) ·元帝紀》）！這種思想與(yu) 儒家的王道追求反差極大，體(ti) 現出統治者欲以治統淩駕於(yu) 道統之上的鮮明訴求。《冊(ce) 府元龜》卷四九《帝王部·崇儒術》記載，連號稱最服膺儒術、為(wei) 太子時受到宣帝訓斥的元帝，也不曾親(qin) 自祭祀孔子，隻是在孔子後裔孔霸的請求下，允許其以家族方式奉祀孔子。漢成帝綏和元年（前8年），經梅福建議，封孔子之世以為(wei) 殷後（《漢書(shu) ·梅福傳(chuan) 》），名義(yi) 上是以“通三統”為(wei) 理由，詔書(shu) 也以此為(wei) 詞，但從(cong) 其奏言中來看，其真實目的是借機抬高孔子的地位。直至王莽當政時，平帝於(yu) 元始元年才封孔子後裔孔均為(wei) 褒成侯，奉其祀，並追祀孔子為(wei) 褒成宣尼公（《漢書(shu) ·平帝紀》）。真正意義(yi) 上的官方祀孔，直到東(dong) 漢才開始真正出現。《孔氏祖庭廣記》卷五雲(yun) ：“後漢光武建武五年，破董憲，還幸魯，使大司空祀先聖。”《漢書(shu) ·光武帝紀》也記載了這次祭祀：“冬十月，還，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漢明帝永平二年（59年）在辟雍行禮，“上始率群臣躬養(yang) 三老五更於(yu) 辟雍，行大射大禮。郡縣道行鄉(xiang) 飲酒於(yu) 學校，皆禮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後漢書(shu) ·禮儀(yi) 誌》）。而《冊(ce) 府元龜》卷四九的記載少異，作“皆祠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太牢，孟冬亦如之。”雖所記祭祀規格不同，但成為(wei) “國學郡縣祀孔子”之始。永平十五年（72年），“三月，……還，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qin) 禦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後漢書(shu) ·明帝紀》）。漢章帝二年三月，“祠孔子於(yu) 闕裏，及七十二弟子”（《後漢書(shu) ·章帝紀》）。對此，《冊(ce) 府元龜》卷四九《帝王部·崇儒術》的記載更為(wei) 詳實：“東(dong) 巡狩，還，過魯，幸闕裏，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le) ，大會(hui) 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蘭(lan) 台，令史孔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hui) 寧於(yu) 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君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qin) 屈萬(wan) 乘，辱臨(lin) 敝裏，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yu) 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cong) 還京師，使校書(shu) 東(dong) 觀。”章帝與(yu) 孔僖的問答，顯示出皇帝祭祀孔子時的優(you) 越感和嬉戲態度，與(yu) 儒門後學堅持追求以道統製約治統的理想，形成鮮明對比。西漢末年時梅福曾說：“仲尼之廟不出闕裏，孔氏子孫不免編戶”（《漢書(shu) ·梅福傳(chuan) 》）。而從(cong) 史晨的話來看，直至東(dong) 漢末年，孔子廟祭祀依然遠非國之大典。當然，同樣從(cong) 《史晨碑》我們(men) 也可知，“辟雍祀孔”已使用“太牢”之禮，“臣伏見臨(lin) 璧雍日，祠孔子以大窂，長吏備爵，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史晨前碑》）。及至漢末桓、靈之際，更是掀起了一場尊崇孔子的熱潮，短短十幾年內(nei) ，皇帝下詔，國相祀廟，設立守廟官吏，增置禮器，一再修繕孔子宅廟，對孔子的尊崇達到了一次新的高峰。從(cong) 上述情況可知，孔子廟器物能夠長期得到保存，並非中央王朝的祭祀傳(chuan) 統使然，更是由孔子後人、弟子與(yu) 孔裏百姓對孔子的敬仰所自發造成。《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死後，“弟子及魯人往從(cong) 塚(zhong) 而家者，百有餘(yu) 室，因命曰孔裏。魯世世相傳(chuan) 以歲時奉祠孔子塚(zhong) ，而諸儒亦講禮鄉(xiang) 飲大射於(yu) 孔子塚(zhong) 。孔子塚(zhong) 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nei) ，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shu) ，至於(yu) 漢二百餘(yu) 年不絕。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cong) 政”。桓譚《新論》中也說：“孔子匹夫耳，而晫然名著，至其塚(zhong) 墓，高者牛羊雞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司馬遷曾親(qin) 至孔子宅廟，受到深刻感動：“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xi) 禮其家。餘(yu) 祇回留之不能去雲(yun) 。君王至於(yu) 賢人眾(zhong) 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chuan) 十餘(yu) 世，學者宗之”（《史記·孔子世家》）。帝王對孔子的重視，顯然與(yu) 孔子後人及民間的崇拜不能相提並論。《史晨後碑》所載祀孔盛況，官吏賢達、泮宮弟子等多至907人，不難想見孔裏鄉(xiang) 親(qin) 也多有頂禮膜拜者。史晨在昌平亭下立“會(hui) 市”，是因“孔瀆、顏母井去市遼遠”，不方便百姓“酤買(mai) ”，可見立“會(hui) 市”之前，雖“去市遼遠”，眾(zhong) 鄉(xiang) 親(qin) 還是常買(mai) “香酒美肉”去孔子出生地祭祀，顯示了當地人民對孔子的尊崇追慕（《史晨前碑》）。

二、孔子廟與(yu) 孔子宅

據南宋時孔子後裔孔傳(chuan) 所作《東(dong) 家雜記》記載：“魯哀公十七年（前478年），立廟於(yu) 舊宅。”這是關(guan) 於(yu) 孔子廟建立時間最早的明確記載，後世多從(cong) 其說。清儒陳錦所訂《文廟從(cong) 祀位次考》亦謂哀公十七年即舊宅立廟以祀孔子。但是，這個(ge) 結論遭到了近代一些學者的否定。討論孔子廟祭祀，必須解決(jue) 的問題就是孔子廟的建立時間和位置。我們(men) 以為(wei) ，從(cong) 《史記》的記載來看，“弟子及魯人往從(cong) 塚(zhong) 而家者百有餘(yu) 室，因命曰孔裏。魯世世相傳(chuan) 以歲時奉祠孔子塚(zhong) ，而諸儒亦講禮鄉(xiang) 飲大射於(yu) 孔子塚(zhong) 。孔子塚(zhong) 大一頃”與(yu) “故所居堂、弟子內(nei) ，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shu) ，至於(yu) 漢二百餘(yu) 年不絕”乃兩(liang) 事，不可混為(wei) 一談。司馬遷所謂“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xi) 禮其家”的說法與(yu) “諸儒亦講禮鄉(xiang) 飲大射於(yu) 孔子塚(zhong) ”則應為(wei) 一事，此“孔子塚(zhong) ”或為(wei) “孔子家”之誤。於(yu) 是，一個(ge) 合理的推論就是，“孔子塚(zhong) 大一頃”當為(wei) 錯簡，應在“而諸儒亦講禮鄉(xiang) 飲大射於(yu) 孔子塚(zhong) ”之前，如此，各種矛盾才得以化解。司馬遷所謂“後世因廟”，孔祥林先生以為(wei) ：“可見故居早期隻陳放孔子生前服用的衣冠琴車書(shu) ，是純粹的紀念館，並沒有說明改造為(wei) 孔子廟的時間”（孔祥林：《孔子廟創建時間考》）。並根據“大夫三廟”的禮製，推斷孔子故居改為(wei) 孔子廟的時間當在孔子裔孫子思去世之後，為(wei) 孔子曾孫孔白所建。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司馬遷的記述說：“故所居堂、弟子內(nei) ，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shu) 。”顯然是有廟而後藏諸衣冠等紀念物，而從(cong) “藏孔子衣冠琴車書(shu) ”的記載來看，似乎不會(hui) 太遲，極可能即是孔子弟子或再傳(chuan) 弟子所為(wei) 。《後漢書(shu) ·明帝紀》的一段記載，值得引起重視。永平十五年（72年），“三月，……還，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qin) 禦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這段文字明確顯示出，明帝是在孔子宅祭祀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的，因此，所謂孔子廟不在舊宅的說法就顯得牽強了。而隨後說親(qin) 禦講堂雲(yun) 雲(yun) ，則表明講堂即在孔子宅或其附近。於(yu) 此，我們(men) 可以推論漢高帝過魯“祠孔”、光武帝過魯“祠孔”皆極有可能與(yu) 明帝同，都在“孔子宅”進行。參諸《史晨前碑》，史晨“以建寜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畔宮，畢，複禮孔子宅，拜謁神坐。”又《史晨後碑》載，史晨以“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謁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跽，既至升堂，屏氣拜手。祗肅屑僾，仿佛若在。依依舊宅，神之所安。春秋複禮，稽度玄靈。”可知孔子“神坐（座）”即在孔子宅，“依依舊宅”更明確說明了廟與(yu) 宅的關(guan) 係。需要指出的是，此時的孔子廟，遠非後世可比，恐怕隻是在孔子舊宅中的“居堂”辟為(wei) “廟”予以祭祀而已，所以劉邦、劉秀、劉莊等來曲阜祀孔子，史書(shu) 皆未言“廟”。但卻不能由此得出廟不存在或不在舊宅的結論。盡管當時的“孔廟”，其性質不過是孔子弟子、後學和孔氏後人對其祭祀紀念的場所，不具有後世“孔廟”的官方性質，但可以說，這恰是後世“孔廟”的鼻祖，是孔子廟祭祀的雛形。由於(yu) 闕裏孔子廟祭祀既具備“家廟”的特征，又超出了一般“家廟”的性質，這就是曲阜孔子廟（包括後來的南宗孔子廟）與(yu) 其他各地孔子廟所不同的地方。而作為(wei) 孔子廟的共性，作為(wei) 一種“文化”行為(wei) ，紀念先聖先師的“學統”“道統”意義(yi) ，於(yu) 此已經可以看到萌芽。可以說，闕裏孔子廟的性質是最為(wei) 複雜的，“它既有孔子紀念廟宇的性質，也有孔氏家廟的性質，但還是列入國家祀典的禮製廟宇，作為(wei) 世界上的第一所孔子廟具有特殊的地位”（孔祥林：《孔子廟創建時間考》）。

三、碑文中的讖緯思想

如果說兩(liang) 漢帝王的宗廟與(yu) 孔子廟祭祀，從(cong) 本質上體(ti) 現出封建王權從(cong) 治統的角度對道統的壓製，那麽(me) 兩(liang) 漢讖緯也更多從(cong) 本質上體(ti) 現了儒家群體(ti) 從(cong) 道統本位對抗治統的努力，以及依托孔子以自高的政治情結與(yu) 謀略手段。儒家由推崇孔子為(wei) 聖人、“素王”而演變為(wei) 神化孔子，以興(xing) 盛於(yu) 兩(liang) 漢時期的讖緯中為(wei) 多。正如馮(feng) 友蘭(lan) 所說:“孔子在春秋戰國之時，一般人視之，本自隻為(wei) 一時之大師，在《公羊春秋》中，孔子之地位，由師而進為(wei) 王。在讖緯書(shu) 中，孔子更由王而進為(wei) 神”（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首先，漢代統治者對讖緯神化孔子持積極態度。從(cong) 兩(liang) 漢的政治需要出發，皇家托孔子為(wei) 兩(liang) 漢王朝的存在與(yu) 興(xing) 起提供天命依據，將漢帝粉飾為(wei) 符合封建王道理想的聖王，因此在讖緯中充斥著孔子為(wei) 漢帝製法的授命神話。《史晨前碑》中說：“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將孔子說成是天上五帝之一黑帝汁光紀所生。宣稱孔子是天生的“大聖”，以證明其所說皆為(wei) “先驗”。“獲麟趣作，端門見征。血書(shu) 著紀，黃玉響應。主為(wei) 漢製，道審可行。”說的是緯書(shu) 中習(xi) 見的“端門受命”之事。《春秋緯·演孔圖》中說“得麟之後，天下血書(shu) 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dong) 出，秦政起，胡破術，書(shu) 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shu) 飛為(wei) 赤烏(wu) ，化為(wei) 帛書(shu) ，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製法之狀。”又載“孔子論經，有鳥化為(wei) 書(shu) ，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書(shu) 上，化為(wei) 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為(wei) 赤製。’”《春秋緯·說題辭》：“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這一故事完全是漢代儒家編創的，說孔子得到了天命，預知周朝要滅亡，秦朝隻在短時間內(nei) 興(xing) 起，於(yu) 是為(wei) 未來的漢朝製法，故而漢朝的封建統治正體(ti) 現著神聖的孔子之道。這樣一來，就把崇孔尚儒和維護漢朝的合法統治直接聯係起來。神化孔子，歸根結底是為(wei) 了給漢朝封建統治尋找到合法的理論支撐。這也是讖緯之說得到統治者支持而興(xing) 盛於(yu) 兩(liang) 漢的根本原因。其次，從(cong) 另一方麵看，兩(liang) 漢讖緯又是儒生群體(ti) 製衡政治統治的主動行為(wei) 。讖緯創作的主體(ti) 是儒生，是儒學宗教化神學化的必然產(chan) 物，真實反映了治統與(yu) 道統的複雜關(guan) 係。治統必須借助道統以實行其政治統治，道統也必須依托治統以實現其政治理想，這是二者或主動或被動而不得不合作的內(nei) 在動力，也是二者關(guan) 係始終存在緊張性的根本原因。漢代帝王接受孔子為(wei) 漢立法的角色定位,是為(wei) 了最大限度地發掘儒家道統的利用價(jia) 值，使孔子神靈為(wei) 其現實政治統治忠誠效力，故給予儒術以所謂“獨尊”地位。而儒家道統為(wei) 了張揚其在政治上的主導影響，以與(yu) 治統相抗衡，也就處心積慮地創造孔子高踞於(yu) 封建王權之上的神化話語。二者的視野實具本質差異，但不妨礙在實現路徑上的殊途同歸。

四、漢碑意境與(yu) 中庸之美

雄奇飛動之壯美與(yu) 肅括渾穆之靜美，是以《史晨碑》等為(wei) 代表的漢碑意境中兩(liang) 個(ge) 最重要的方麵。這種美妙意境，毫無疑問是從(cong) 漢代興(xing) 盛的經學和儒家人格的融匯中攝取出來的。可以說，儒家的中庸之道成為(wei) 漢碑所涵泳的至高精蘊。成公綏《隸勢》曰“蟲篆既繁，草槁近偽(wei) ，適之中庸，莫尚於(yu) 隸”（《太平禦覽》）。漢碑文字既無蟲篆結構之極繁，又無草書(shu) 行文之特簡，獨得簡繁之中庸；既無蟲篆運筆之鈍遲，又無草書(shu) 揮灑之疾速，獨得遲速之中庸；既無蟲篆規矩之森然，又無草書(shu) 章法之不羈，獨得法度之中庸；既無蟲篆力度之深藏，又無草書(shu) 氣勢之外露，獨得含顯之中庸；蟲篆草書(shu) 書(shu) 寫(xie) 條件狹而受限，隸書(shu) 則可廣為(wei) 應用，亦得用途之中庸。漢隸結體(ti) 構造也顯示出中庸之妙，波挑翩然而又重心下移，左右開張而又中心緊結，上下俯仰而又內(nei) 部穩固，又是動靜得宜之中庸。漢碑文字中結體(ti) 的方正沉厚、動靜得宜，正是從(cong) 儒家的理想人格中提煉出來的審美意象。《論語·子張篇》:“君子有三變，望之儼(yan) 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君子之儼(yan) 、溫、厲的穆穆之風，給漢代書(shu) 家以無限的想象和創造空間，氣宇充和，容止雍穆，古雅樸拙，如盛德君子之美。

五、結論

由上述情況可知，從(cong) 西漢獨尊儒術開始，孔子的地位已經開始直線上升，從(cong) 性質上區別於(yu) 其他諸子百家而取得主流學術地位，並影響於(yu) 政治、學術、信仰、藝術等社會(hui) 生活的方方麵麵。但是，這種地位的上升不是一蹴而就的，並一直處於(yu) 治統與(yu) 道統的融合與(yu) 鬥爭(zheng) 中。而民間的孔子崇拜並不遜於(yu) 甚至更強於(yu) 官方的推揚。在曆史上，孔子思想和儒學也並非完全作為(wei) 政治統治者的附庸而存在，並非隻是順從(cong) 權勢，為(wei) 統治者服務的。孔子儒學中“以道抗勢”的思想，激勵著後世的儒家優(you) 秀分子用儒家理想抗拒權勢；孔子思想中限製君權的思想，也一定程度上使中國政治避免走上完全專(zhuan) 製。盡管，儒家沒有從(cong) 根本上改變中國政治的體(ti) 製與(yu) 本質，但發揮了其不可或缺的作用。漢代初年，賈誼作《過秦論》，提出秦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在於(yu) “仁義(yi) 不施”，這對於(yu) 漢及以後曆代王朝的統治政策都有深遠的借鑒意義(yi) 。正如林存光先生所說：“不管是製度化的關(guan) 聯，還是所謂的政教相維、政教相通，乃至所謂的政教合一，都決(jue) 不意味著以孔子為(wei) 中心的儒教與(yu) 以王權為(wei) 中心的國家政權之間的完全重合一體(ti) 化，甚至可以說，以追求實現孔子之道為(wei) 目標的儒家和以追求一家一姓一己永遠私自把持天下為(wei) 目標的帝王之間的關(guan) 係始終存在著無法消除的某種程度的緊張性”（林存光：《曆史上的孔子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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