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獨尊”的“弱者”——論曲阜建教堂事件兼回應秋風先生
作者：劉清平（複旦大學教授）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我不定期收到的“儒家郵報”第141期（標明時間為“共和國61年暨孔子2561年〔耶穌2010年〕陽曆12月28日”）中，刊有熱愛自由之士、又兼知道分子秋風先生的一篇文章，莊嚴宣布：在目前引起熱烈討論的曲阜建教堂一事中，他“站在作為弱者的儒家一邊”。

    作為一位同樣熱愛自由、但遠不夠“知道”級別的淺人，我認為任何人在任何爭論中都有站在任何一邊的自由，同時也有對其他任何人提出批評的自由。因此我想在此也熱愛自由地提出我的一點異議：儒家是“弱者”麽？

    秋風先生給出的理由是：五四時期一些對西方一知半解（因此好像不算“知道分子”？）的大學教師“輕鬆地發動了一場對沉默的傳統的華麗戰爭”，“係統抹黑”了儒家，用充滿暴力的語言和思維方式“不允許人們過自己習慣的生活，……某位先生似乎要求人們把線裝書扔到茅廁裏去”，因此導致儒家“處在絕對的弱勢地位”。 

    盡管對於自由主義肯定不算“知道”，但讀到這話鄙人也“啞然失笑”了：倘若魯迅以及那些大學教師既沒有號召動用國家權力、法律機器、文字獄、敏感詞等迫使儒家人士在那場“華麗戰爭”中“沉默”，也沒有要求動用軍隊武警便衣等強製性地“不允許人們過自己習慣的生活”，而隻是通過言論表達自己“把線裝書扔到茅廁裏去”的願望，隻是在理論上“把中國沒有順利地完成民主憲政製度構造的責任歸咎於儒家”，那麽，哪怕他們確實由此導致了儒家的“絕對弱勢”，他們又有什麽過錯能讓身為熱愛自由之士、又兼知道分子、對西方或許還全知全解的秋風先生如此怨怒呢？難道秋風先生認為，隻有自己才有資格熱愛自由、發表觀點看法，魯迅以及那些大學教師就沒有資格熱愛自由，因此一旦發表觀點看法就屬於“發動華麗戰爭”、“充滿了暴力”？

    當然，身為熱愛自由之士又兼知道分子的秋風先生此外似乎還有“先知”的功能，所以果斷宣布：“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甚至在漫長的百年之中，儒家也絕無獨尊的可能”，並因此主張人們不必對儒家的“獨尊”“保持高度警惕”。

    盡管我對秋風先生的預見能力始終充滿敬意，但還是有一絲懷疑：真的如此麽？

    用秋風先生自己的話說，這次事件的緣由是：“曲阜將在距孔廟3公裏的地方建造一座高達40多米的基督教堂，而孔廟不過20來米高。此事引起一批儒者和研究儒家的學者的憂心，他們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尊重中華文化聖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關於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見書》。”

    那麽，為什麽在距孔廟3公裏的地方就不能建造一座高達40多米的基督教堂呢？那封意見書說的很明白：“孔子者，中華文化之象征；曲阜者，儒教文明之聖地；‘三孔’者，中國五千年文化命脈與道統象征之所在，億萬海內外炎黃子孫心理情感與精神寄托之所係，並為東亞各國政要【請注意，嗬嗬——引者注】與民眾文化朝聖之所宗。” 

    這段話的意思難道不是說：至少在曲阜，儒家或儒教必須保有“惟我獨尊”的神聖道統地位，任何可能“乖乎”、“侮辱”、“對抗”這種地位的東西都絕對不許存在，否則就是“唐突中華文化聖地，傷害儒家文化信眾情感”？

    更引人注目的是，正像儒家郵報喜歡把“共和國61年”與“孔子2561年”“暨”在一起一樣，那封意見書還明白將“立即停建”、“不可容眾三千人”這樣的強製性要求訴諸於國家權力即“曲阜市政府、濟寧市政府、山東省政府、中央政府”，並順便指出了這種訴諸的博大精深：“考索曆史……各級政府皆尊儒家文化為正統，故對其他宗教在曲阜建造道場會予以適當的限製，而對中華文化聖地則予以充分的保護。”

    倘若習慣於如是言說的儒家也是“弱者”，這個世界上還有誰不是“弱者”呢？

    為了顯擺儒家在這方麵是如何地“弱”，愚人在此還想隆重推出進一步的文化資源：

    第一，孔聖人曾在“攝行相事”的時候采取果斷措施“誅少正卯”（見《史記·孔子世家》等），理由據說是他“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荀子·宥坐》），甚至膽敢搶走自己的弟子（見《論衡》），因而“唐突了中華文化聖人，傷害了儒家信眾情感”。

    第二，荀況荀大師曾訴諸國家機器刑法手段幹預“非禮義之中”的言論：“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臨之以勢，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荀子·正名》）同時，在他規定的“聖王之所禁”的“三奸”中，不僅包括“奸事”，而且包括“奸說”，甚至包括“奸心”（《荀子·非十二子》），所以人們不僅會“因言獲罪”，而且還會“因心獲罪”。

    第三，據《漢書》卷五十六記載，董仲舒董大師曾向“當今聖上”上書，要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第四，“真正意義上的唐代儒家知識分子”韓愈韓大師，曾頻繁“通過上書”，要求對外來的佛教以及本土的道家采取“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原道》）的果斷措施；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強迫佛老信徒還俗成家，將佛老之書徹底焚毀，將寺廟、道觀變成老百姓居住的房子……斷除佛老之說賴以存活的社會基礎”，並因此至今還在國家級教科書中受到當今儒者的高度讚揚（見郭齊勇：《中國哲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第234-235頁）。

    用“某位先生”小說裏的話說，“多乎哉？不多也。”然而，聯想到“立即停建”、“不可容眾三千人”的強製性禁令，這些文化資源還不足以讓我們擔憂那些“嫩芽細枝”會很快發展成扼殺自由的獨尊專製麽？

    溫馨提醒一點：爭當“弱者”最近似乎相當流行，不少很是“獨尊”的公務員便有此舉，據說理由之一是麵對網絡上“充滿了暴力”的“語言和思維方式”，他們作為“共和國”的命脈與象征的“聖地”經常受到“唐突”、“情感”經常受到“傷害”、甚至還經常被“係統抹黑”，因此“處在絕對的弱勢地位”。 

    No good sense,弱弱地問一句：秋風先生是不是也打算站在這些“弱者”一邊？
    
    【另見作者博客“劉言非語” https://blog.sina.com.cn/stayingpoor】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