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一統之製”

——《地球新義(yi) 》與(yu) 廖平的中外形勢論

作者：王銳（華東(dong) 師範大學曆史係）

來源：《浙江學刊》2019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四月初五日丙午

          耶穌2019年5月9日

廖平

摘要

自從(cong) 廖平治學“三變”之後，他開始思考如何在體(ti) 現普遍性的意義(yi) 上表彰儒學，《地球新義(yi) 》與(yu) 相關(guan) 論著就是這一思路的具體(ti) 實踐。它通過論述“大統”、“小統”之別，嚐試從(cong) 儒學的義(yi) 理出發思考全球政治秩序，回應近代西方的全球擴張及其強勢意識形態話語。此外，在它的論述裏，對於(yu) 中國傳(chuan) 統的闡揚並非率由舊章，而是借助儒家的“文質論”，分析近代中國如何向列強取法富強之術，此乃華夏文明自我更生的關(guan) 鍵所在。最後，廖平構想未來的全球秩序，特別強調中亞(ya) 地區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位置，具有極為(wei) 敏銳的戰略眼光，可與(yu) 麥金德在同一時期的“心髒地帶”論相媲美，並且較之後者，更彰顯了儒家“民胞物與(yu) ”的政治理想，為(wei) 世人想象一個(ge) 更為(wei) 理想的世界格局提供了十分豐(feng) 富的思想遺產(chan) 。

關(guan) 鍵詞：廖平；《地球新義(yi) 》；文質論；全球秩序

晚清以降，西學伴著列強的堅船利炮進入中國，對中國傳(chuan) 統的政教體(ti) 製與(yu) 文教實踐造成極大的衝(chong) 擊。1895年，目睹前一年清廷在甲午之戰中慘敗於(yu) 日本的康有為(wei) ，在《上清帝第二書(shu) 》中痛陳：“竊以為(wei) 今之治，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統一垂裳之勢治天下。蓋開創則更新百度，守成則率由舊章。列國並立則爭(zheng) 雄角智，一統垂裳則拱手無為(wei) 。言率由則外變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無為(wei) 而諸國交爭(zheng) ，必至四分五裂。”在此情形之下，“中國大病，首在雍塞，氣鬱生疾，咽塞致死。欲進補劑，宜除噎疾，使血通脈暢，體(ti) 氣自強。今天下事皆文具而無實，吏皆奸詐而營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號而莫達。同此興(xing) 作，並為(wei) 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國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①]正如其言，近代中國麵臨(lin) 的是一種新的“列國並立”形態。而在此之前，中國對待周邊國家有一套行之久遠並日趨於(yu) 成熟的製度體(ti) 係。在此體(ti) 係之下，中國曆代王朝與(yu) 周邊國家進行各種類型的交往，並從(cong) 由這些具體(ti) 政治和經濟實踐中產(chan) 生出來的政治文化，從(cong) 理論層麵對中國與(yu) 周邊國家的關(guan) 係進行論述、定義(yi) 。即便其中有些許製度或實踐方麵的變動，也是在這一套政治文化邏輯之下的變動。換言之，這一體(ti) 現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文化核心意涵懷柔遠人之“道”，其自身合法性並未遇到猛烈而全麵地衝(chong) 擊。

當時的儒者麵對如此形勢，除了要探求現實層麵的富國強兵之道，更需要思考如何在時代變局之下維係儒學的政治與(yu) 文化合法性。在這其中，基本上有兩(liang) 種思路，一種是以西學為(wei) 標準重新裁量儒學，使之成為(wei) 承認西學普遍性之下的一種補充性知識，其基本合法性來自於(yu) 西學的“承認”，這與(yu) 在政治、經濟、法律上成為(wei) 全球資本主義(yi) 體(ti) 係中的一分子是相一致的；而另一種則是堅持儒學自身所蘊含的普遍性，把儒學典籍中的相關(guan) 言說給原理化，使之成為(wei) 一種不局限於(yu) 家庭倫(lun) 理或血緣共同體(ti) 的政治與(yu) 曆史學說，於(yu) 中西交通之世，在儒學的基本視角下重新審視、定義(yi) 世界秩序。[②]就後者而言，廖平無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廖氏治學，一生多變，在第三變中，他有感於(yu) “《王製》、《周禮》，一林二虎，互鬥不休，吾國二千年學術政治，實深受其害，合之兩(liang) 傷(shang) ，甚於(yu) 洪水猛獸(shou) ”，所以認為(wei) “以《王製》治內(nei) ，獨立一尊，並無牽製；而海外全球，所謂三皇五帝之《三墳》、《五典》者，則全以屬之《周禮》，一如虯髯公與(yu) 太原公子，分道揚鑣。”如此一來，“一小一大，一內(nei) 一外，相反相成，各得其所，於(yu) 經學中開此無疆之世界。”[③]《地球新義(yi) 》一書(shu) 於(yu) 是焉生。[④]他希望用這樣的處理方式來重建儒學的普遍性，並且能有效的回應西學的衝(chong) 擊。

此外，當時的中國讀書(shu) 人已經能比較普遍的接觸到較為(wei) 精確的世界地圖，並且當時的一些早期報紙，如《實務報》、《申報》等，也基本上能第一時間報道國際時事新聞，雖然內(nei) 容還比較簡略。這就使中國士人在思考救亡之道時，開始注意到如何構想一個(ge) 有利於(yu) 中國發展的地緣政治環境。固然，他們(men) 接觸到的信息沒有今天豐(feng) 富，但近代的信息與(yu) 今日的信息在內(nei) 容和性質上也有巨大差異，比如關(guan) 於(yu) 19世紀的國際格局與(yu) 政治潮流，當時的中國人或許沒有許多詳盡的了解渠道，然而他們(men) 與(yu) 今人最大的不同，大概就是未受冷戰期間與(yu) 冷戰結束後的全球意識形態話語製約，因此在思想上反而有一些“片段式的洞見”。又比如對於(yu) 近代西方的殖民、擴張、帝國，即便沒有很繁複的理論論證，但卻有一些後來者反而不易體(ti) 會(hui) 到的真實感知，但特別是可以從(cong) 現實出發，察覺到列強的政治與(yu) 經濟邏輯。廖平在《地球新義(yi) 》中就設計了他心目中理想的世界秩序，置諸晚清的曆史語境下，“廖平很可能是中國近代最早最大的地緣政治學家”。[⑤]就此而言，《地球新義(yi) 》與(yu) 廖平在那一時期的其他相關(guan) 論著，值得進行詳盡分析。[⑥]

一、小、大之辨

清嘉、道以降，今文經學日漸興(xing) 起。1873年，張之洞出任四川學政，創辦尊經書(shu) 院。1879年，宗尚今文經學的王闓運在時任四川總督丁寶禎的支持下擔任尊經書(shu) 院山長，致使該處學術風氣丕變，今文經學成為(wei) 學術主流。廖平即在此背景下開始思考經學問題。[⑦]他治經之初，強調區分今古。在《今古學考》一書(shu) 中他強調：“今、古之分，全在製度，不在義(yi) 理，以義(yi) 理今、古同也。”[⑧]在製度上，今文經學以《王製》為(wei) 主，古文經學以《周禮》為(wei) 主。在疆域沿革方麵，“如九州之製，《王製》所言共五千裏，《周禮》所言則萬(wan) 裏，此今、古禮製之分也。特二學皆就春秋製度言之，不必通說四代也。”[⑨]在研究方法上，雖然宗尚今文經學，但廖平基本是在繼承乾嘉樸學的治經之法，即通過鉤沉考證古製，以明經學流變大略。這一點甚至被恪守古文經學傳(chuan) 統的章太炎所認可：“餘(yu) 見井研廖平說經，善分別古今文，蓋惠、戴、淩、劉所不能上。”[⑩]但是這種治經方法，雖然可以在經學內(nei) 部樹一新說，但並不能由此來“通經致用”，特別是根據經學義(yi) 理來回應世變，維持經學（儒學）的生命力。治學第三變之後，廖平自己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自言：

今首發明《王製》、《周禮》皇王疆域小大之分，開拓心胸，使知全球三萬(wan) 裏，早在《周禮》經營已久，民胞物與(yu) ，化其種族之偏見，排外之思想。《王製》為(wei) 內(nei) 史所掌之王伯，《周禮》為(wei) 外史所掌之黃帝，一小一大，互相為(wei) 用。王者王五千裏，《周禮》以五千裏為(wei) 一州，故諸公封方五百裏，大於(yu) 《王製》者二十五倍。《周禮》所略，可由《王製》而推，照加倍數；《王製》所闕，亦可借用《周禮》以推補。二者交相為(wei) 用，而不相妨害，務使典製分明，勾心鬥角，易於(yu) 施行。就《地員》以推六方，以求辨方正位、體(ti) 國經野之精意。[11]

《周禮》雲(yun)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ti) 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wei) 民極”。政治製度的建立與(yu) 對疆域版圖的規劃是同步進行的。在廖平看來，這部儒家典籍所設計的職官與(yu) 秩序，絕非僅(jin) 就中國本身而言，而是具有普世性格，儒學“民胞物與(yu) ”的仁政理想在近代中外往還日益頻繁的時代裏反而有真正踐行的可能性。這就需要運用闡釋義(yi) 理而非餖飣名物的方式，於(yu) 經學典籍當中發潛德之幽光。所以他在構想的“新經學宗旨”中強調“以經為(wei) 新經，為(wei) 萬(wan) 世立法，非古人之陳跡”，以此區別於(yu) “舊學”的“專(zhuan) 以史讀經為(wei) 述古”。此外，相較於(yu) “舊學”以“六經為(wei) 中國一隅之舊法”，“新經學”則主張“六經各主一時代，小大深淺各不相同”。[12]《地球新義(yi) 》正是在這樣的方法論基礎上展開論述的。

《地球新義(yi) 》以《王製》與(yu) 《周禮》為(wei) 主，旁及其他儒家典籍與(yu) 經史著作，論證古代《周禮》等典籍所言乃皇帝之疆域，為(wei) “大統”，《王製》等典籍所言乃王伯之疆域，為(wei) “小統”，後者專(zhuan) 就中國內(nei) 部的政治與(yu) 地理秩序而發，前者規劃的是全球政治與(yu) 文化格局。廖平聲稱：“若第就中國言，恐不免重複之嫌，而經文所言中國四方之異氣，更不得其解。今以全球說之，覺難解之結，古今之紛，一旦通釋，值此舟車大通之世，環遊地球一周者不乏其人，當不至以鄒衍談天譏其荒渺也。”[13]率由舊章，僅(jin) 局限於(yu) “小統”來思考經籍之言，將難以明晰聖人微言大義(yi) ，必須放在更為(wei) 廣闊的空間內(nei) 來弘揚聖人之道。如他認為(wei) 《詩經》中的《商頌》篇為(wei) “五帝之遺法，大一統之詩也”。具體(ti) 言之：

《商頌》之大一統，非實指殷商之版土，乃謂百世以後，法帝主商而王，合九大州而大一統之商言也……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治天下者必先治國，治其國者必先齊家，齊其家者必先修身。聖人設教，先諸夏然後夷狄，此其例也。蓋言小球者，中國禹貢之小九州也；言大球者，合大九州言之全地球也。[14]

此外，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曆代對於(yu) “思無邪”的解釋多從(cong) 道德教化的角度切入。廖平則認為(wei) “邪”與(yu) “涯”古字相同，所以“無邪”就是“無涯”；“思”與(yu) 指代疆域範圍的“五服”之“服”同義(yi) ，故“思無邪”意為(wei) “服無涯”，即“中國之外，東(dong) 西南北四海之外，無不歸入版圖，定為(wei) 侯甸”。由此可推，“《詩經》以大一統為(wei) 綱領”。而之所以用詩的形式來表達此意，蓋“《詩》言百世以後大一統之製，無征不信，不能實指明言，故托之於(yu) 《詩》，諷詠比興(xing) ，言在此而意在彼”。推而廣之，“如《公羊》之所謂‘大一統’，莊子之所謂‘遊於(yu) 四海之外’，《中庸》之所謂‘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qin)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學者苟能知此，則於(yu) 詩教思過半矣。”[15]

廖平後來回憶他首次透露上述觀點時，“見者大嘩，以為(wei) 穿鑿附會(hui) ，六經中絕無大地製度，孔子萬(wan) 不能知地球之事，馳書(shu) 相戒者不一而足。”[16]在廖平去世之後，章太炎在為(wei) 他所撰寫(xie) 的墓誌銘中也直言不諱的指出，廖氏“推《周禮》以為(wei) 治地球之書(shu) ，豈未考古今尺度有異耶？”[17]戊戌前後正是西方自然科學在禹域逐漸流行之際，[18]“時新學初興(xing) ，為(wei) 政論者輒以算術物理與(yu) 政事並為(wei) 一談”。[19]用近代實證主義(yi) 式的科學眼光來看，廖平此論自然是“荒誕不經”。但如果考察西方地緣政治與(yu) 政治地理學的流變，就會(hui) 發現廖平的論述自有其意義(yi) 在。政治地理學的興(xing) 起與(yu) 現代民族國家、科層體(ti) 製和統計學的發展息息相關(guan) ，為(wei) 了建立現代的、高效率的行政機製，新興(xing) 的民族國家統治者必需熟知疆域內(nei) 部的土地狀況、城鎮分布、人口數量，於(yu) 是地圖學開始流行。到了19世紀殖民擴張的時代，為(wei) 了有效的治理、規訓殖民地，向本國國民展現殖民地被“文明化”的過程，凸顯本國在世界諸國林立中的位置，近代地理學的作用更凸現出來。[20]更為(wei) 重要的一點是，如果說近代自然科學讓基督教的教義(yi) 黯淡許多，那麽(me) 作為(wei) 近代自然科學直接服務的對象——民族國家，卻與(yu) 看似蒙昧、落後的基督教有著千絲(si) 萬(wan) 縷關(guan) 係。施密特指出，在西洋諸國大航海擴張的時代，代表宗教勢力的教宗往往為(wei) 占領殖民地提供宗教上的合法性論證，並將其作為(wei) 一種“國際法”以確認下來，教區的劃分與(yu) 航海和貿易的界分息息相關(guan) ，“基督教的王侯與(yu) 子民有權從(cong) 教宗那裏受領傳(chuan) 教任務，在傳(chuan) 教的過程中占有非基督教的土地。”因此，“教宗授予的傳(chuan) 教任務實際上就是地理大征服的法律基礎”。[21]這是一個(ge) 充滿鬥爭(zheng) 與(yu) 衝(chong) 突的過程，“地理學本身的中立性未能阻卻一場政治鬥爭(zheng) 的開場，這是一場圍繞地理概念而旋即上演的政治鬥爭(zheng) ”。[22]著名的“子午線”就並非客觀中性的，而是和英國人與(yu) 法國人之間在製海權與(yu) 世界主宰權上的爭(zheng) 奪有關(guan) 。簡單說，宗教在近代史上承擔著為(wei) 民族國家形成與(yu) 殖民擴張背書(shu) 的任務。如果儒學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類似於(yu) 基督教自西方曆史上的地位，那麽(me) 廖平在這一“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下運用儒學典籍中的名詞與(yu) 概念來構想全球秩序，其意義(yi) 就在於(yu) 彰顯了儒學在這一時代變局下仍有話語權與(yu) 解釋權，“民胞物與(yu) ”的理想仍具生命力。

就此而言，為(wei) 了避免儒學沒落，必須回應已然成為(wei) 強勁話語的以歐洲為(wei) 中心的“全球知識”，特別是需要在儒學內(nei) 部發展出容納、解釋這一新的“全球知識”的框架。[23]作為(wei) 長期研究儒學、同時關(guan) 心世變的儒者，廖平十分敏銳的洞察到了這一點。他指出：

如小畜大畜、小過大過、小康大康、小國大國、小球打球、小共大共、小者為(wei) 小九州，大者為(wei) 大九州。每以小加大者，由中以及外，非以小加大，顛倒尊卑之比。知衍說之出於(yu) 大一統，則《禹貢》九州之為(wei) 小一統明矣。且周天三百六十度，今地球度數由中起點，四麵皆九，四九合為(wei) 三百六十，與(yu) 衍說亦同。但由漢至今，說九畿者皆囿於(yu) 中土，自瀛海五洲之論出，儒者震而驚之，以為(wei) 《禹貢》彈丸，未能囊括四海，聖經幅員，未能包舉(ju) 六合，海外諸邦，既不在六藝疆宇之內(nei) ，雖同此覆載，同此照墜，固不妨各尊所聞，各行所知。所有疆域，惟此區區五千裏乃在聖人胞與(yu) 之中，海邦不必自外，聖人已先外之。將來有大一統之日，中國縱不改孔子教，《中庸》所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qin) ”，必無其事。豈六藝之教，有時而窮，聲名洋溢蠻貊，竟成虛語哉？[24]

在這裏，廖平提出一個(ge) 頗為(wei) 尖銳的問題，“瀛海五洲之論出，儒者震而驚之”，近代西方的地理觀念傳(chuan) 入中國，對中國士人造成極大的衝(chong) 擊。既然儒家理想中的政治秩序具有普世性格，就像《尚書(shu) ·大禹謨》中說的“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wei) 天下君”，《禮運》所言“聖人能以天下為(wei) 一家”，那麽(me) 在近代西學麵前，儒學隻淪為(wei) 相較於(yu) 西方文明，用來體(ti) 現中國文明主要特質的“地方性知識”，這就表示儒學的義(yi) 理出現巨大的漏洞，即“六藝之教，有時而窮，聲名洋溢蠻貊，竟成虛語”。因此，能否用儒學的話語與(yu) 視角來解釋世界形勢，就成為(wei) 維係聖人之道的關(guan) 鍵環節。更何況自儒學“民胞物與(yu) ”的觀點視之，西人的殖民與(yu) 擴張行為(wei) 充斥著暴力與(yu) 剝削。在今日中國或許暫時在興(xing) 衰之勢上屈於(yu) 西方之下，但在廖平看來，儒家之道本有“空言”與(yu) “行事”兩(liang) 類，前者“就五帝及百世以後之天下立說，所謂因革損益，百世以俟聖人”。[25]那麽(me) 未來如若中西實力對比發生轉變，則以全球作為(wei) 思考對象的“大統”未嚐沒有實踐的機會(hui) ，在闡釋表彰其微言的過程中，各種典籍皆可左右采獲。總之，廖平相信：“古《周禮》之說者，大一統之嚆矢也。論者因其與(yu) 《周禮》不合，謂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今欲廣大一統之義(yi) ，取鄒衍之說以為(wei) 綱領，即錄其說以為(wei) 節目，發明大統全球製度，雖未足以盡其量，古義(yi) 廢墜，存者無多，披沙檢金，往往見寶，固說大一統不可廢之書(shu) 也。”[26]

二、文質遞嬗

雖然廖平著力論證儒學具有規劃全球秩序的重要意義(yi) ，但當時的現實狀況卻是中國國力遠遠落後於(yu) 西方，包括效法西方而崛起的日本。對此，廖平認為(wei) 從(cong) 長遠的眼光來看，目前的中西強弱之分並非於(yu) 中國完全不利，他說道：

鹹同以來，外強內(nei) 弱，然外夷不強，則五洲不通，不通則孔教隻被腹地，未能波及遠人。天於(yu) 是特使之強，強則能通上邦，聞經義(yi) ，自悟其窮兵黷武之非，翻然改變，歲事來辟，以成大一統之製。是外國日強，即聖經版圖日廓之兆也。西人所著《百年一覺》，窮極美善，屢歎大同。夫大同者，非即《禮運》所言古帝大一統之治哉？化兵革，齊貧富，人不自私，各享樂(le) 利。然則今日之講生聚，鑄槍炮，乃我開通五洲之具。[27]

廖平相信從(cong) 長期的曆史進程來看，近代西方“窮兵黷武”的內(nei) 外政策終有出現弊病的一天，那時就體(ti) 現出儒學“民胞物與(yu) ”理想的優(you) 越性，如果沒有堅船利炮作為(wei) 後盾，西方諸國也難以與(yu) 中國發生較為(wei) 密切的關(guan) 係。就此而言，中西衝(chong) 突其實是傳(chuan) 播儒學的契機。

但回到現實，麵對中國國勢衰微的局麵，以儒家文明擔當者自居的廖平，自然不忍坐視作為(wei) 儒家文明誕生地的中國一步一步走向淪亡。為(wei) 了振衰起微，就必須正視近代西方得以富強的幾大要素——武器、技術、具有高效組織與(yu) 動員能力的法政製度。為(wei) 了論證這一點，廖平想起了儒家的“文質”論。《漢書(shu) ·嚴(yan) 安傳(chuan) 》雲(yun) ：“政教文質者，所以雲(yun) 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也。”《白虎通義(yi) ·文質篇》雲(yun) ：“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借“文質”遞嬗以言世運更替和救政教體(ti) 製之弊乃儒家論政之要義(yi) 。

在初次刊刻《地球新義(yi) 》的戊戌（1898）年，廖平發表了《改文從(cong) 質說》一文。他宣稱：“中國由秦漢以至今日仍一尊尊之治法，二千餘(yu) 年，積重弊生，別求一質家救其弊者而不可得”。[28]這透露出來的是在近代變局之下，於(yu) 中國政治傳(chuan) 統內(nei) 部尋找“質”的因素已經非常困難，所以必須把“文質”論的涵蓋範圍擴大，在全球範圍內(nei) 尋找新的“質家”。因此他認為(wei) ：“質家者何？今之泰西諸國是也”。[29]參照《地球新義(yi) 》中的“大九州”、“小九州”之說，整個(ge) 世界屬於(yu) “大九州”的範圍，“中國為(wei) 黃帝所司之中央之極，方萬(wan) 二千裏，則四帝四極之地不皆在海外乎？”[30]如此這般，象征世運更替的文質遞嬗，在內(nei) 容上就不再局限於(yu) 古人所謂的“法夏”還是“法周”了。廖平指出：

中國尊君，以上治下，西人多主民政，貴賤平等；中國妻為(wei) 夫義(yi) 不二斬，西人男婦平等、彼此自由；中國天子郊天，統於(yu) 所尊，西人上下同祭，人各父天；中國坐次以遠於(yu) 主人為(wei) 尊，西國尚親(qin) ，則以近者為(wei) 貴；中國內(nei) 外有別，女絕交遊，西人則主婦陪賓，攜手入坐；中國冠履之分別最嚴(yan) ，西人則手足視同一律；中國以青為(wei) 吉、白為(wei) 凶，西人則以白為(wei) 吉、青為(wei) 凶……孔子論質之弊曰野，野者鄙陋，與(yu) 都士相反。泰西不重倫(lun) 常，絕於(yu) 名教，極古今中外之變，而求一與(yu) 文相反之質，非泰西而何？文弊不指東(dong) 周，則質之不主春秋明矣。[31]

在這裏，廖平並不掩飾西方文明與(yu) 中國之間的巨大差別，而是將這種差別涵蓋於(yu) 文質遞嬗的理論當中。這樣當中國處於(yu) “文弊”之時，引入“質”的因素來調節、中和，此乃勢所必至之事，這與(yu) “夏”之道救周“文”之弊一樣。可見，廖平在《地球新義(yi) 》中闡釋的小、大之辨，不但張揚了儒學的普世性格，還成為(wei) 一種為(wei) “自改革”進行合法性論證的富有調適性與(yu) 自洽性的學說。[32]

在那一時期，認識到中國須向西方取法的議論其實已經不少了，一些士人甚至將英美的政治比作古之三代，中國反而成為(wei) 了夷狄。但是在廖平的視域裏，用質救文絕非喪(sang) 失中國文明的主體(ti) 性。孔子說：“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在性質上，“質”雖有糾偏之用，但並非居於(yu) 正位，“文”才是政教體(ti) 製的根本所在。而中國采納西學中的富強之術以救“文”弊，在另一方麵來看，也是在用中國的“文”去消解西方重“質”之失：

今遽以華夏自居，屏西人於(yu) 門牆之外，是猶方一登岸，遂絕後來之問津；我既果腹，遂禦外人之學稼，可乎？天心仁愛，五行缺一不可，黃種先生元子，聖教遍中國，而忍使泰西數千萬(wan) 之生靈不入聖國，長為(wei) 不教之民乎？其來也，天啟之；天又不使其輕易得聞聖教也，使之講格致，謀資生，課農(nong) 工，治戰守，合海外諸國男女老幼竭精殫思，前後相繼考求，始得一定之法，以投贄於(yu) 中國，束脩之儀(yi) 不可謂不厚。中國文弊已深，不能不改，又不能自創，而仰給於(yu) 外人；亦如西人災患已平，飽暖已極，自新無術，而內(nei) 向中國。中取其形下之器，西取我形上之道。日中為(wei) 市，交易得所而退，文質彬彬，合乎君子。此文質合通，百世損益之大綱也。[33]

廖平認為(wei) ，中國需要借鑒西方的是“講格致，謀資生，課農(nong) 工，治戰守”，即讓中國走向國富民強的物質基礎與(yu) 軍(jun) 事技術。正如論者所言，廖平的“文質”之論所隱含的一個(ge) 意思就是，中國與(yu) 西方，由誰來主導這些致富強之術，是讓中國的“民胞物與(yu) ”式的仁政理想，還是西方以武力征服與(yu) 殖民擴張為(wei) 手段的帝國主義(yi) 政策？[34]將中國視為(wei) “文”，西方視為(wei) “質”，從(cong) 長遠的角度看，同樣是在用“文”來製約“質”，守住華夏文明的基本底線，不至於(yu) 讓“質”破壞“文”所蘊含的政治美德。

猶有進者，19世紀西方的全球擴張，除了堅船利炮與(yu) 資本主義(yi) ，在意識形態上主要借助“文明論”，即將全球按照西方的標準劃分為(wei) “文明”、“半文明”、“不文明”三個(ge) 地區。非基督教與(yu) 非歐洲國家，隻能處於(yu) 後兩(liang) 者的位置。而所謂“國際法”在這個(ge) 時代麵臨(lin) 的主要問題，就是判斷這些地區是否是“自由的”與(yu) 無政府的，那些處於(yu) 文明論視野中低等級地位的人民，是否應當成為(wei) 身處高等級地位之人的附屬。[35]清末以降，源自近代西方的“文明論”話語經日本傳(chuan) 入中國，許多士人漸漸接受西方列強對中國所貼的“半文明”標簽，希望以後者為(wei) 樣板，躋身文明之列。[36]在這個(ge) 背景下，廖平的觀點就顯得極具時代意義(yi) 。他把西方在中國的擴張視為(wei) “投贄於(yu) 中國”，把“講格致，謀資生，課農(nong) 工，治戰守”視為(wei) 西方為(wei) 了認識中國的聖人之道而給予中國的“束脩”。言下之意，從(cong) “大統”的眼光觀之，中西之間的互動就不是按照“文明論”敘事展開的，而是中華文明自身通過用質救文來達到自我更生。敘事方式的扭轉，其現實意涵在於(yu) 審視寰宇形勢的立足點與(yu) 標準發生變化。一言以蔽之，對中國而言，主動權仍操之在我。

廖平此番論說，絕非昧於(yu) 時勢的自我安慰。在他看來，中西之間的“文質交易”，“彼處其難，我處其易；彼得者少，我得者多；彼得者虛，我得者實。彼之所得，我應之也裕如；我之所得，皆其曆困苦焦勞而始獲者也。”[37]他堅信中國的政教體(ti) 製與(yu) 政治理想自有其優(you) 越性在，所缺者隻是近代西方的富強之術，而西方立國淵源本與(yu) 中國不同，那麽(me) 即便中西之間有“交易”，中國所獲皆應時救世之物，西方卻難以真正理解中國的聖人之道。按照“文質”論的循環，質勝文則野，位於(yu) “質”的階段的西方，已經發展到了“自新無術”的階段，如果不能及時引入“文”的因素來調節，那麽(me) 不久之後也會(hui) 變成和當下的中國一樣出現各種弊端。因此廖平展望未來，相信久而久之“我日臻於(yu) 實用，彼日肆於(yu) 虛文；我既日以強，彼必日以弱。外強內(nei) 弱之天下，變而用強幹弱枝之天下，轉移之機，要在彼此相師耳。”[38]今天大概很難用實證的方式去考察廖平究竟通過哪些渠道來獲取關(guan) 於(yu) 近代西方的信息。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他寫(xie) 下這些話近20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更是象征19世紀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麵臨(lin) 巨大危機，維持19世紀世界秩序的維也納體(ti) 係壽終正寢。而在這之前，象征著頹廢、荒誕、無望的“世紀末”思潮與(yu) 強調文明沒落的曆史哲學在西方頗為(wei) 流行，這也是對先前充滿樂(le) 觀心態的進步主義(yi) 的抗拒與(yu) 捉弄。[39]反觀近代中國，一直以富國強兵為(wei) 目標，時至今日已然徹底扭轉了晚清以降的頹勢。而這背後的主要精神動力，不正是中國數千年文教傳(chuan) 統所孕育出來的政治德性麽(me) ？

三、全球秩序

正是由於(yu) 廖平對中華文明充滿信心，因此他不但著眼於(yu) 論證其優(you) 越性與(yu) 合法性，並且嚐試從(cong) 中國的視角出發，勾勒出一幅不同於(yu) 近代西方的全球政治版圖，於(yu) 此基礎上論述新的全球秩序。他在《治學大綱》中指出：

皇帝王伯之分，由疆域大小而出，欲明三五大同之學，不得不先言輿地，蓋風土政治皆由輿地而出；欲明皇帝之學，不得不先考疆域，與(yu) 王伯大小之不同。此學人用功本末次第之級。皇帝政教，調和陰陽，化育萬(wan) 物，其說多為(wei) 師儒所詫怪，惟地球既通，世界之說言皆征實，先考定皇帝疆域，然後政教之說有所附麗(li) ，此經傳(chuan) 子緯所以於(yu) 此門獨詳。[40]

清代道光年間，由於(yu) 感到俄國對中國邊疆地區的巨大壓力，西北史地之學興(xing) 起，不少士人或是實地勘察，或是考定舊籍，研究西北地區的疆域沿革與(yu) 地貌狀況，探索治理該地區、解決(jue) 邊疆危機的對策。[41]此後，隨著西學東(dong) 漸，以近代西方為(wei) 標準的世界地理知識傳(chuan) 入中國，使中國士人在分析政治問題時具有了基本的全球政治地理概念，並且借由對世界政治地理的初步認識，進一步認識到中國處於(yu) 頗為(wei) 險惡的國際環境。廖平在這裏所謂的“風土政治皆由輿地而出”，從(cong) 思想史的角度看是處在這樣的脈絡之下的。

不過問題在於(yu) ，如果按照近代西方的政治地理版圖規劃，中國其實處於(yu) 非常尷尬的地位：要麽(me) 淪於(yu) 被列強瓜分，喪(sang) 失主權；要麽(me) 努力成為(wei) 列強所希望的樣子，勉強進入由後者所主導的國際體(ti) 係。但正如瑞典著名地緣政治學家契倫(lun) 所說，近代國際法體(ti) 係並無新來者的地位，因為(wei) “已建立起來的製度，擁有靈巧的分配和細致平衡的法律體(ti) 係，但終究必須重新安排，以騰出空間給新來者。在國際法和國際輿論的眼中，每個(ge) 新國家的誕生顯然是一種醜(chou) 聞，在國際法的登記冊(ce) 中，這個(ge) 新生兒(er) 將被視為(wei) 一個(ge) 私生子。”[42]晚清被視為(wei) 開新之人的鍾天緯也觀察到：“所謂《公法》者，本視國之強弱為(wei) 斷，而並非以理之曲直為(wei) 斷也。夫仁義(yi) 與(yu) 富強，本不判為(wei) 兩(liang) 事。國富且強，則仁義(yi) 歸之，莊子所謂竊國者王，而侯之門仁義(yi) 存也；國貧且弱，則外侮加之，《書(shu) 》所謂兼弱攻昧，孔子所謂天下之惡歸之也。”[43]所以說，中國無論怎麽(me) 主動“融入”列強所主導的世界體(ti) 係，其實都要以喪(sang) 失自身權益為(wei) 代價(jia) ，或者說，一個(ge) 真正獨立富強的中國絕非列強所樂(le) 見。清末民初的許多中外交涉，歸根結底都可以在這個(ge) 邏輯之下來理解。

因此，廖平所謂的“考定皇帝之疆域”，按照“大統”、“小統”的思路，就必須從(cong) 儒家“民胞物與(yu) ”的政治理想出發，重新思考、規劃全球秩序。依他之見：“夫治經者貴通其意，帝王不相沿襲，製度典章在於(yu) 潤色，固不必過拘成文，特其中有當隨時損益者，有百世不變者。”[44]因此，從(cong) 經籍中可以運用其基本義(yi) 理來推論、設計未來的政治製度。他指出：

有王者起，以中國作留京，如周之西京，《乾》之“潛龍”是也。以阿富汗地作行京，如周之東(dong) 都，所謂《坤》之“黃裳”也。由孔子起數，前之遠者帝，近者王。由後而推，近者王，遠者帝。即《論語》“其或繼周，百世可知”之說也。今時與(yu) 古折算，正當帝運，正當大九州。將來以阿富汗為(wei) 行京，就亞(ya) 洲分兩(liang) 京，如周東(dong) 西通畿之故事。中國為(wei) 居，為(wei) 上，為(wei) 天，為(wei) 衣，為(wei) 玄；阿富汗為(wei) 行，為(wei) 下，為(wei) 地，為(wei) 裳，為(wei) 黃；俄為(wei) 北，為(wei) 黑，為(wei) 恒；歐與(yu) 北美為(wei) 西，為(wei) 白，為(wei) 華；非與(yu) 南美為(wei) 南，為(wei) 赤，為(wei) 衡；澳與(yu) 中國為(wei) 東(dong) ，為(wei) 青，為(wei) 泰。《覲禮》：王者朝諸侯，設方明，上玄下黃，東(dong) 青南赤，西白北黑，合兩(liang) 京四嶽為(wei) 六合。方明之製，即地球也。[45]

在另一處，他又詳細說道：

中國據薛京卿日記，東(dong) 南以海為(wei) 界，西北以瀚海為(wei) 界，其地在赤道北四十餘(yu) 度，寒燠適中，抗渤海之利權，擅亞(ya) 洲之清淑，商務為(wei) 五洲之最，礦產(chan) 甲地球之中，論稼穡則先開，論人倫(lun) 為(wei) 創始，言王道則源於(yu) 堯舜湯文，言教化則宗乎仲尼、孟子。父子君臣，秩然不紊，貞廉孝弟，朗若列星。雖富強不及他人，而民心固於(yu) 磐石。詩雲(yun) :“邦畿千裏，惟民所止。”傳(chuan) 者引為(wei) 止至善之喻。言中國當為(wei) 邦畿，其教化常為(wei) 六合之民所共止也。下文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亦即此意。聖人複起，以中國為(wei) 留，必無疑也。阿富汗為(wei) 行地，東(dong) 連英屬，西接波斯，北控西域回部，南北相距千四百四十餘(yu) 裏，東(dong) 西千五百裏。他日金輪鐵軌，遍於(yu) 環區，朝會(hui) 諸侯，莫便於(yu) 此。[46]

此外，廖平按照經籍中所言的“四嶽”、“八伯”、“十二牧”，將歐洲、美洲、非洲、地中海地區、西伯利亞(ya) 地區紛紛納入其中，賦予相應的名稱。他設想這樣規劃全球秩序，將會(hui) “兵革不興(xing) ，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47]當然，在廖平的這個(ge) 設計裏，尤為(wei) 引人矚目的是所謂“兩(liang) 京”的規劃。他將阿富汗定為(wei) “行京”，按照他的解釋，“行京”的性質乃“地宜居中，為(wei) 朝會(hui) 之所，所言‘中天下而立’者以此”。[48]

很明顯，在廖平看來，阿富汗的地理位置正好在全球的中部，“東(dong) 連英屬，西接波斯，北控西域回部，南北相距千四百四十餘(yu) 裏，東(dong) 西千五百裏”，具有極高的地緣政治價(jia) 值，它恰好與(yu) 中國廣袤的西部地區毗鄰。如果說近代西方的擴張是以海洋為(wei) 憑借的話，那麽(me) 廖平的視角則是以中國的腹地作為(wei) 基本立足點，輻射周邊地區思考全球秩序。如果中國日後能擺脫頹勢，走向富強，那麽(me) 阿富汗所在的中亞(ya) 地區的重要戰略意義(yi) 就凸顯出來了，即成為(wei) “朝會(hui) 諸侯”——與(yu) 東(dong) 西兩(liang) 方麵建立政治、經濟、文化聯係的樞紐。其實早在清中葉，龔自珍就已經意識到這一地區對於(yu) 中國的重要性了。他指出：“西域者，釋典以為(wei) 地中央，而古近謂之為(wei) 西域矣。”從(cong) 西域來看四周，一旦“開拓西邊”，則“天將遂通西海乎？”[49]其地緣政治的意義(yi) 便是，在作為(wei) 與(yu) 近代西方列強接觸的最前哨的東(dong) 南沿海之外，很可能又尋找到一條通向海洋的道路，處於(yu) 溝通西海（印度洋）與(yu) 東(dong) 海（太平洋）的核心地位，啟示世人以西域為(wei) 出發點，觀察時代變遷，思考未來方略。[50]而往後來看，據長期從(cong) 事外交工作的耿飆回憶，1950年代新中國遭遇以美國為(wei) 首的帝國主義(yi) 國家的全球封鎖，美國一手策動了“東(dong) 南亞(ya) 條約組織”與(yu) “巴格達條約組織”，試圖在中國的西麵與(yu) 南麵形成一個(ge) 弧形的軍(jun) 事包圍圈。當時毛澤東(dong) 就敏銳的觀察到，與(yu) 阿富汗大致處於(yu) 同一地理位置的巴基斯坦在地緣政治上十分重要，“它連接西亞(ya) 和東(dong) 南亞(ya) ，因此，帝國主義(yi) 把它作為(wei) 對我國實行軍(jun) 事包圍的重要環節，而中巴友誼則有助於(yu) 打破這個(ge) 反華軍(jun) 事包圍圈。”[51]由此可見，從(cong) 龔自珍、廖平到毛澤東(dong) ，他們(men) 對於(yu) 這一片地區戰略意義(yi) 的思考，雖然所麵對的具體(ti) 曆史語境不同，但實有一脈相承之處。

此外，在廖平撰寫(xie) 《地球新義(yi) 》的大致同一時間，1904年麥金德發表了著名的“曆史的地理樞紐”的演講。他將廣袤的亞(ya) 洲內(nei) 陸（包括在廖平眼裏位置極其重要的阿富汗）視為(wei) 地球的“心髒地帶”，“歐亞(ya) 大陸上那一片廣大的、船舶不能到達、但在古代卻任憑騎馬遊牧民縱橫馳騁，而今天又即將布滿鐵路的地區，不是世界政治的一個(ge) 樞紐區域嗎？那裏從(cong) 古到今，一直擁有適合一種具有深遠影響而又局限性質的軍(jun) 事和經濟力量的機動性的各種條件。”[52]在他看來，如果能控製這一片區域，就能夠進而控製全世界。他的這個(ge) 觀點，無疑改變了長期以來英國人重視海洋而輕視陸地的戰略思維，背後顯示出的是對俄國崛起的巨大危機感。從(cong) 英國的立場出發，他擔憂“現在俄國取代了蒙古帝國。它對芬蘭(lan) 、斯堪的納維亞(ya) 、波蘭(lan) 、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國的壓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攻擊。”[53]由此可見，1900年前後，廖平與(yu) 麥金德分別從(cong) 不同的政治視角出發，看到了這一片地區重要的戰略價(jia) 值，認為(wei) 一旦本國影響力輻射到這一片地區，就有可能改變全球的政治形勢，形成新的全球秩序。隻是不同之處在於(yu) ，麥金德認為(wei) 人類的曆史充滿為(wei) 生存而進行的鬥爭(zheng) 。他說：“正是在外來野蠻人的壓力下，歐洲才實現它的文明。”“在非常真實的意義(yi) 上說，歐洲文明是反對亞(ya) 洲人入侵的長期鬥爭(zheng) 的結果。”[54]可以說，正是因為(wei) 在每一個(ge) 時期都有具體(ti) 的敵人存在，歐洲文明才得以確立自我的形象與(yu) 內(nei) 容。這種“敵我關(guan) 係論”致使在麥金德的視域裏，全球秩序無非就是為(wei) 控製“心髒地帶”而展開的鬥爭(zheng) 與(yu) 角逐。反觀廖平，他借助儒家的文質論來敘述不同文明之間的消長與(yu) 交流，所謂“文質交易”、“文質合通”，並非一個(ge) 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而是一個(ge) 彼此“損益”對方之所長，不斷自我更生的過程。這個(ge) 過程的主導思想便是儒家的“民胞物與(yu) ”，其最終目的是為(wei) 了實現“兵革不興(xing) ，天下一家”。從(cong) 實踐層麵來看，以廖平與(yu) 麥金德為(wei) 代表的這兩(liang) 種中西之間截然不同的全球秩序思維，在20世紀的全球政治史中具有十分明顯的差別。

四、結語

在發表於(yu) 1907年的《三五學會(hui) 宗旨》一文裏，廖平指出：“經傳(chuan) 政治，有為(wei) 今日中外所以通行者，有必須數千百年乃能見之行事”，“六經非一國一時之私書(shu) ，乃天下萬(wan) 世之政治。舊專(zhuan) 就中國一隅言六藝，所謂未睹宗廟之美，百官之富。”[55]自從(cong) 他治學“三變”之後，他就在思考如何在體(ti) 現普遍性的意義(yi) 上表彰儒學，《地球新義(yi) 》與(yu) 相關(guan) 論著就是這一思路的具體(ti) 實踐。廖平通過論述“大統”、“小統”之別，嚐試從(cong) 儒學的義(yi) 理出發思考全球政治秩序，回應近代西方的全球擴張及其強勢意識形態話語。此外，在廖平的論述裏，對於(yu) 中國傳(chuan) 統的闡揚並非率由舊章，而是借助儒家的“文質”論，分析近代中國如何向列強取法富強之術，此乃華夏文明自我更生的關(guan) 鍵所在。最後，廖平構想未來的全球秩序，特別強調中亞(ya) 地區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位置，具有極為(wei) 敏銳的戰略眼光，可與(yu) 麥金德在同一時期的“心髒地帶”論相媲美，並且較之後者，更彰顯了儒家“民胞物與(yu) ”的政治理想，為(wei) 世人想象一個(ge) 更為(wei) 理想的世界格局提供了十分豐(feng) 富的思想遺產(chan) 。

必須指出的是，廖平的這些政治思考是在儒學的話語之下進行的。如若按照簡單的新舊之分與(yu) 所謂實證主義(yi) 的視角來看，廖平的學說自然顯得“荒誕不經”，更與(yu) 現代意義(yi) 上的國際關(guan) 係學、國際關(guan) 係史的表述方式格格不入。但這些標準化的學科之誕生，也是源於(yu) 特定的政治與(yu) 經濟背景，體(ti) 現著近代西方對於(yu) 如何支配、控製全球的相關(guan) 構想。[56]如果把它們(men) 看成一種意識形態話語的話，自然可以進而分析其論述方式與(yu) 思考邏輯，衡量其得失，可一旦將其視為(wei) 天經地義(yi) 、亙(gen) 古不變、具有權威性的“學科範式”，當成衡量一切前人思考的標準，那麽(me) 就失之遠矣。當然必須承認，廖平的觀察在當時很難有實踐的可能，所用的名詞也與(yu) 今天的習(xi) 慣用語相隔很大，但他的觀點之意義(yi) 在於(yu) 提供了一種視野，可以思考中國近代思想史更為(wei) 複雜的麵向，以及近現代中國人認識國際關(guan) 係問題時一些有延續性，但一直隱而不彰的內(nei) 容，更為(wei) 重要的是，可以打開更多的中國近代史敘事之可能性。因此在今天中國與(yu) 世界格局都發生深刻變化的時代裏，打破簡單的中西新舊之分，從(cong) 曆史與(yu) 現實的實踐出發，挖掘、闡釋前人嚴(yan) 肅、深刻的政治思考，擯棄一種將其視為(wei) “博物館”裏文物的心態，進而形成新的曆史敘事與(yu) 政治敘事，使之成為(wei) 思考中國未來發展的理論資源，這是一件十分迫切也十分有意義(yi) 的時代課題。

注釋

[①]康有為(wei) ：《上清帝第二書(shu) 》，載薑義(yi) 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wei) 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集第37、44頁。

[②]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xing) 起》，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8年版，下卷第1部，第378頁。

[③]廖平：《經學六變記》，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卷第889頁。

[④]《地球新義(yi) 》最早於(yu) 1898（戊戌）年出版，1900（乙亥）年又出版了一個(ge) 版本。但這兩(liang) 個(ge) 版本在編次與(yu) 文字校勘上皆有不少問題。1936年廖平嫡孫廖宗澤將兩(liang) 個(ge) 版本合一，重新加以校對出版，堪稱《地球新義(yi) 》的定本，世稱“丙子本”。本文所征引的《地球新義(yi) 》，以“丙子本”為(wei) 準。關(guan) 於(yu) 《地球新義(yi) 》的成書(shu) 過程與(yu) 各版本之間的具體(ti) 差別，參見劉繼元：《廖平<地球新義(yi) >成書(shu) 研究》，《蜀學》第9輯（2014年版），第239—244頁。

[⑤]劉小楓：《重思“中國與(yu) 世界”的關(guan) 係》，載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主辦：《中國政治學（第二輯）》，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39頁。

[⑥]崔海亮認為(wei) 《地球新義(yi) 》是在近代中西文化衝(chong) 突背景下一種非常激越的民族主義(yi) 思想之表現，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這一解釋似乎過於(yu) 浮泛，未能深入探究此書(shu) 的意蘊。參見崔海亮：《中西衝(chong) 突背景下傳(chuan) 統經學的困境——以廖平的<地球新義(yi) >為(wei) 中心》，《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11年第4期，第27—31頁。魏彩瑩分析了廖平如何從(cong) 經學義(yi) 理出發，構想以中國為(wei) 中心的世界藍圖，這些論述在經學史上有何意義(yi) ，其觀點頗具啟發性。參見魏彩瑩：《經典秩序的重構：廖平的世界觀與(yu) 經學之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8年版。

[⑦]晚清蜀學的整體(ti) 風氣變遷，參見傅正：《今古之辨：蜀學今文學與(yu) 近代革命》，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4—42頁。

[⑧]廖平：《今古學考》，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卷第60頁。

[⑨]廖平：《今古學考》，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卷第69頁。

[⑩]章太炎：《程師》，載《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冊(ce) 第139頁。

[11]廖平：《群經總義(yi) 講義(yi) 》，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2卷第779頁。

[12]廖平：《經學改良表》，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1卷第812頁。

[13]廖平：《地球新義(yi) （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185頁。

[14]廖平：《地球新義(yi) （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97、98頁。

[15]廖平：《地球新義(yi) （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209、210、211頁。

[16]廖平：《經學六變記》，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2卷第888頁。

[17]章太炎：《清故龍安府學教授廖君墓誌銘》，載《章太炎全集》，第5冊(ce) 第298頁。

[18]關(guan) 於(yu) 晚清科學知識的流行狀況，參見（美）艾爾曼著，原祖傑等譯：《科學在中國（1550—1900）》，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05—444頁。

[19]章太炎：《太炎先生自訂年譜》，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6頁。

[20]克拉瓦爾著，鄭勝華等譯：《地理學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2—54、89—90頁。

[21]施米特著，劉毅、張陳果譯：《大地的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1、83頁。

[22]施米特著，劉毅、張陳果譯：《大地的法》，第57頁。

[23]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xing) 起》，下卷第1部，第743頁。

[24]廖平：《地球新義(yi) （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143—144頁。

[25]廖平：《地球新義(yi) （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144頁。

[26]廖平：《地球新義(yi) （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119—120頁。

[27]廖平：《地球新義(yi) （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146頁。

[28]廖平：《改文從(cong) 質說》，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1卷第522頁。

[29]廖平：《改文從(cong) 質說》，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1卷第522頁。

[30]廖平：《改文從(cong) 質說》，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1卷第524頁。

[31]廖平：《改文從(cong) 質說》，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1卷第522—523頁。

[32]這裏的“自改革”借用龔自珍的說法。其詳情參見龔自珍：《乙丙之際箸議七》，載樊克政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龔自珍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頁。

[33]廖平：《改文從(cong) 質說》，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1卷第524頁。

[34]劉小楓：《“詩言誌”的內(nei) 傳(chuan) 理解——廖平的<詩緯>新解與(yu) 中國的現代性問題》，《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18年第3期，第23頁。

[35]施米特著，劉毅、張陳果譯：《大地的法》，第113頁。

[36]關(guan) 於(yu) 近代西方“文明論”的真實意涵與(yu) 政治目的，參見唐曉峰：《地理大發現、文明論、國家疆域》，載劉禾主編：《世界秩序與(yu) 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北京：三聯書(shu) 店2016年版，第15—42頁。

[37]廖平：《改文從(cong) 質說》，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1卷第525頁。

[38]廖平：《改文從(cong) 質說》，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1卷第525—526頁。

[39]孫隆基：《“世紀末“的魯迅》，載《曆史學家的經線》，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78—190頁。

[40]廖平：《治學大綱》，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1卷第628頁。

[41]關(guan) 於(yu) 西北史地之學的經世意涵，參見郭麗(li) 萍：《異域與(yu) 絕學：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研究》，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7年版。

[42]霍倫(lun) ：《作為(wei) 生命形式的國家》，轉引自圖南德著，方旭譯：《為(wei) 了新世紀的瑞典—德國地緣政治學——契倫(lun) 的<作為(wei) 生命形式的國家>》，載婁林主編：《經典與(yu) 解釋：地緣政治學的曆史片段》，北京：華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49頁。

[43]鍾天緯：《公法不足恃論》，載薛毓良、劉暉楨編校：《鍾天緯集》，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41頁。

[44]廖平：《地球新義(yi) （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113頁。

[45]廖平：《地球新義(yi) （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99頁。

[46]廖平：《地球新義(yi) （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149頁。

[47]廖平：《地球新義(yi) （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150頁。

[48]廖平：《地球新義(yi) （丙子本）》，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0卷第148頁。

[49]龔自珍：《西域置行省議》，載樊克政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龔自珍卷》，第66頁。

[50]汪暉：《兩(liang) 洋之間的文明（上）》，《經濟導刊》2015年第8期，第13—18頁。

[51]耿飆：《耿飆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下冊(ce) 第74頁。

[52]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曆史的地理樞紐》，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6年版，第67—68頁。

[53]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曆史的地理樞紐》，第68頁。關(guan) 於(yu) 麥金德戰略構想的具體(ti) 意涵，參見強世功：《地緣政治戰略與(yu) 世界帝國的興(xing) 衰——從(cong) “壯年麥金德”到“老年麥金德”》，載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主辦：《中國政治學（第二輯）》，第65—114頁。

[54]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曆史的地理樞紐》，第52頁。

[55]廖平：《三五學會(hui) 宗旨》，廖平：《改文從(cong) 質說》，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1卷第766頁。

[56]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的政治學。雖然它長期宣稱自己具有“客觀性”，但其實在不同曆史時期它與(yu) 美國的國家安全部門關(guan) 係緊密，根據國情需要，不斷地論述、尋找美國的敵人，進而宣揚美式政治體(ti) 製的合法性。參見奧倫(lun) 著，唐小鬆等譯：《美國和美國的敵人：美國的對手與(yu) 美國政治學的形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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