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商頌》創作年代之爭(zheng)

作者：劉潔（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三月二十日辛卯

          耶穌2019年4月24日

關(guan) 鍵詞：詩經;甲骨文;卜辭

《詩經·商頌》的創作年代問題是我國先秦詩歌研究領域中長期懸而未決(jue) 的重大公案之一。對《商頌》創作年代的爭(zheng) 論從(cong) 漢代開始,延續了兩(liang) 千多年,迄無定論。《國語·魯語下》載:“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yu) 周大師,以《那》為(wei) 首,其輯之亂(luan) 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由於(yu) 對這段材料的理解不同,自西漢起,學者們(men) 就對《商頌》的創作年代持有兩(liang) 種不同看法。

“宋詩說”

該說認為(wei) 《商頌》作於(yu) 春秋時期的宋國。因正考父為(wei) 春秋宋國人,學者們(men) 將《國語·魯語下》中的“正考父校商之名《頌》”解讀為(wei) “獻商之名《頌》”,進而推論出“正考父作商之名《頌》”,“宋詩說”由此而來。《詩經》在漢代分為(wei) 魯、齊、韓、毛四家。魯、齊、韓三家詩以今文傳(chuan) 播,今文家們(men) 多持“宋詩說”。如司馬遷《史記·宋微子世家》:“襄公之時,修行仁義(yi) ,欲為(wei) 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xing) ,作《商頌》。”揚雄《法言》:“正考甫嚐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嚐睎正考甫矣。”李軌注言:“正考甫,宋襄公之臣也。尹吉甫,周宣王之臣也。吉甫作《周頌》,正考甫慕之而作《商頌》。”《禮記·樂(le) 記》鄭玄注曰:“商,宋詩也。”《後漢書(shu) ·曹褒傳(chuan) 》李賢注引《韓詩薛君章句》說:“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司馬遷、揚雄學《魯詩》,鄭玄學《齊詩》,薛漢學《韓詩》。漢代傳(chuan) 習(xi) 三家詩的學者大都持“宋詩說”。由於(yu) 三家詩在漢代逐漸成為(wei) 官學,所以“宋詩說”在漢代占據主流地位。經過唐、宋、元、明的沉寂後,“宋詩說”在清代再度興(xing) 起。魏源《詩古微》專(zhuan) 列十三條證據論證“宋詩說”。其後,皮錫瑞《詩經通論》又提出幾條證據說明“宋詩說”的可靠性。王先謙的《詩三家義(yi) 集疏》肯定了他們(men) 的論證過程:“魏、皮二十證,精確無倫(lun) ,即令起古人於(yu) 九原,當無異議,益歎陋儒墨守,使古籍沉埋為(wei) 可惜也。”

及至近代,甲骨卜辭等出土文獻不斷麵世,為(wei) “宋詩說”的發展提供了新證據。王國維利用甲骨卜辭,撰寫(xie) 《說商頌》(《觀堂集林》,中華書(shu) 局1959年版)的係列文章。他提出:“自其文辭觀之,則殷墟卜辭所紀祭禮與(yu) 製度文物,於(yu) 《商頌》中無一可尋,其所見之人、地名,與(yu) 殷時之稱不類,而反與(yu) 周時之稱相類,所用之成語,並不與(yu) 周初類,而與(yu) 宗周中葉以後相類,此尤不可不察也。”上述觀點開啟了研究《商頌》的新紀元,出土文獻和傳(chuan) 世文獻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逐漸成為(wei) 探索這一論題的新方法。隨後,顧頡剛、郭沫若等人沿著王國維開辟的新路徑,結合甲骨卜辭對“宋詩說”作了後續探索。陸侃如、馮(feng) 沅君的《中國詩史》(大江書(shu) 鋪1931年版)又將《商頌》的作時大致確定至公元前7世紀至公元前8世紀。就當時看,“宋詩說”影響深遠,甚至被采納進文學史的撰述之中(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華書(shu) 局1949年版)。

近年,仍有學者不斷運用新思路,對“宋詩說”進行開拓。如李山的《〈商頌〉作於(yu) “宗周中葉”說》(《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以史書(shu) 記載和金文為(wei) 依托,以《商頌》內(nei) 容為(wei) 印證,提出:“《商頌》應為(wei) 西周中期的作品。西周昭王時王朝與(yu) 淮水、漢水地區的淮夷、荊楚進行過連年戰爭(zheng) ……宋國在這場戰爭(zheng) 中是為(wei) 周朝效過力的,因此宋國才真正受到‘二王之後’的特殊待遇。《商頌》的創作正以此為(wei) 契機。”

“商詩說”

此說主張《商頌》作於(yu) 商朝。早期偏向這一觀點的是漢代古文學派《毛詩》學者,其曰:“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yu) 周之大師,以《那》為(wei) 首。”這裏將《國語》中的“校”改為(wei) “得”,一字之差卻將《國語》裏的語焉不詳解讀為(wei) “商詩說”。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雲(yun) :“《毛詩·商頌序》雲(yun) :正考父於(yu) 周之太師得《商頌》十二篇,以《那》為(wei) 首。《國語》亦同此說。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祀樂(le) 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耳。”宋代歐陽修《詩本義(yi) 》、朱熹《詩集傳(chuan) 》、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等都認同“商詩說”。

清代,此問題爭(zheng) 鳴尤盛。馬瑞辰《毛詩傳(chuan) 箋通釋》認為(wei) :“《國語》言‘校’,則宋必猶有存者,但殘缺失次,須考校於(yu) 周大師耳。”姚際恒《詩經通論》言:“妄夫以為(wei) 春秋時人作,又不足置辨。虞廷賡歌,每句用韻,《商頌》多為(wei) 此體(ti) ,正見去古未遠處。”方玉潤、賀貽孫等人也對“商詩說”予以支持。

20世紀50年代後期,楊公驥和張鬆如合作撰寫(xie) 《論商頌》(《文學遺產(chan) 增刊》第二輯,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對“宋詩說”的觀點逐一做了反駁。楊公驥又發表《商頌考》(收於(yu) 《中國文學》,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對王國維提出的新證據進行了批判。隨後,張鬆如的《商頌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問世,駁斥了商頌美宋襄公說、商頌為(wei) 正考父所作說等八種觀點。該書(shu)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張氏借鑒了“二重證據法”,通過在甲骨卜辭中找尋證據,反駁了王國維的相關(guan) 論據,正式將出土文獻納入“商詩說”的研究視域。到了80年代,學者們(men) 循著前人足跡,不斷為(wei) “商詩說”找尋力證。陳子展的《詩經直解》(複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對《商頌》的作時和性質作了討論,還對魏源與(yu) 皮錫瑞二人提出的三十條證據進行了詳細批駁。

進入21世紀以來,“商詩說”研究有了較大進展。陳煒湛發表《商代甲骨文金文詞匯與(yu) 〈詩·商頌〉的比較》(《中山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一文,他將甲骨文和金文詞語與(yu) 商頌進行比較後提出:“《商頌》五篇中那些不見於(yu) 甲骨文及同期金文的詞語主要是語氣詞、象聲詞、形容詞、副詞,關(guan) 鍵性的名詞、動詞較少。”他認為(wei) 《商頌》當為(wei) 商詩無疑。隨後,江林昌的《甲骨文與(yu) 〈商頌〉》(《福州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一文,繼續借助甲骨文考察《商頌》提及的族名、王名、地名,並將甲骨文與(yu) 《商頌》作了比對,得出主幹詞匯一致的結論,肯定了“商詩說”。

當下,較之“宋詩說”,“商詩說”更為(wei) 流行。就研究成果數量、論據可靠性與(yu) 客觀性,以及不斷出土的新材料來看,未來“商詩說”可能仍占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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