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方孝孺的正統思想

作者：呂詩堯（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原道》第35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三月十七日戊子

          耶穌2019年4月21日

內(nei) 容提要：《釋統》和《後正統論》集中反映了方孝孺的正統思想。《後正統論》作於(yu) 宋濂點撥之後，被認為(wei) 是方孝孺的《正統論》的更成熟之作，應該給予重點分析。但是，他的《釋統》也同樣不能忽視。

本文對方孝孺的正統思想形成的前後兩(liang) 個(ge) 階段進行分析，認為(wei) 方孝孺的正統思想建立在反思異族文化的基礎之上，提出以漢、唐、宋為(wei) 正統，使其具有合法性之地位，又參以變統及夷狄、篡臣、賊後，並規定對正、變二統各施異禮異製來達到明褒貶、著勸誡、尊正統、息奸邪、懼夷狄的作用。

盡管史家的學說在帝王的絕對意誌麵前作用不大，但方孝孺的正統論的意義(yi) 以及在史學史上的一席地位，其原因在於(yu) 他的思想超越了具體(ti) 的時代和既成的曆史事實，以一種普遍的正義(yi) 和價(jia) 值，參以道德評價(jia) ，定大公、大義(yi) 於(yu) 世，為(wei) 萬(wan) 世立起勸誡之法，這體(ti) 現的是春秋大義(yi) 的基本精神。

關(guan) 鍵詞：方孝孺；《釋統》；《後正統論》；正統；變統

一、引言

《遜誌齋集》收有《釋統》上、中、下三篇，以及《後正統論》一篇，這四篇文章，是方孝孺闡述自己的正統思想的。對比《釋統》和《後正統論》，可以發現其中的思想前後不一致。

在《釋統》三篇中，他認為(wei) 唐、虞三代之後，隻有漢、唐、宋勉強可以有正統之名，而秦、隋、晉雖然曾經全有天下，但是守之不以仁義(yi) ，戕虐生民，所以，不能給予正統之名。

而在《後正統論》中，他卻說唐虞三代以來，秦、漢、晉、隋、唐、宋皆嚐一統天下，因而，毫無疑問應該給予正統之名。

根據明代張紹謙《方正學先生年譜》記載，《釋統》三篇成文於(yu) 洪武八年，即方孝孺十八歲在濟寧所作，即沒有拜師宋濂之前。而《後正統論》的結尾附有一段類似後記的話，他說，這篇文章隻有他的老師宋濂和胡翰持讚成意見。

宋濂

方孝孺二十歲從(cong) 師宋濂，之後，宋濂帶方孝孺去見了胡翰。從(cong) 內(nei) 容上看，《後正統論》比《釋統》更豐(feng) 富，也更成熟。

即站在中華禮文之美的角度，對夷狄的倫(lun) 理秩序進行了批判。而宋濂親(qin) 眼目睹並且切實地感受著元朝倫(lun) 理秩序的混亂(luan) ，這似乎是《釋統》經過宋濂提點之後所做《後正統論》的證據。

宋濂雖然沒有關(guan) 於(yu) 正統的論述和文章，但是他的同門王褘的正統論，和方孝孺《後正統論》的思想是一致的，認為(wei) 全有天下可以給予正統。因而，作為(wei) 一種推斷，《後正統論》作於(yu) 宋濂點撥之後，被認為(wei) 是方孝孺的《正統論》的更成熟之作，應該給予重點分析。但是，他的《釋統》也同樣不能忽視。

撇開對聖人之言的發揮和對後世的勸誡作用，《釋統》因秦、隋不能以仁義(yi) 對待百姓而不能給予正統，將儒家為(wei) 生民慮的拳拳之心發揮到了極致，很能體(ti) 現出方孝孺的學問以及思想特色。因此，要全麵把握方孝孺的正統思想，需要分前後兩(liang) 個(ge) 階段來進行分析。

二、《釋統》的正統和變統思想

根據《釋統》上、中、下三篇文章和《遜誌齋集》中他的一些論述，結合元末明初士人的言行，將《釋統》的思想歸結為(wei) 以下幾點：

（一）僥(jiao) 幸全有天下不宜謂正統

元朝立國，詔修宋、遼、金史，引發關(guan) 於(yu) 正統的討論，士人紛紛就此提出主張。根據孔子“王者大一統”的思想，王褘認為(wei) 自唐、禹、夏、商、周、秦、漢之後，天下之統四絕而四續。漢建安之後、晉建興(xing) 之亡、唐天佑之亡、宋南渡之後，正統四絕。

晉太始元年、隋開皇九年、宋建隆元年、元至元十三年，正統四續。

可以看出，王褘認為(wei) 唐虞三代之後，秦、漢、晉、隋、唐、宋、元因其全有天下而有正統之名。這和朱熹的看法相同。朱熹之意在於(yu) ，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固不得不與(yu) 之正統。方孝孺不同意這種觀點，原因有二：

1.慎名

方孝孺認為(wei) 隻有漢、唐、宋可以成為(wei) 正統。如果認為(wei) 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內(nei) 就可以為(wei) 正統，那麽(me) ，秦、隋、晉、王莽政權也和漢、唐、宋一樣，都應該給予正統，但是，湯武和秦、隋；唐、宋和王莽顯然不能相提並論。

這種慎名的思想來源於(yu) 孔子，冉求和仲由是有才的臣子，魯國沒人能比，然而當季子然將冉求、仲由為(wei) 大臣的時候，孔子卻慎而不許。因為(wei) ，伊尹、周公才算大臣，冉求、仲由雖然沒有什麽(me) 過錯，但是不能和伊尹、周公相提並論，因而隻能算作具臣。

方孝孺認為(wei) ，以秦、隋和周同為(wei) 正統，就相當於(yu) 將冉求、仲由與(yu) 伊尹、周公同為(wei) 大臣一樣，不能發揚孔子慎名以寓褒貶之意的大義(yi) 。

2.僥(jiao) 幸

對於(yu) 臣下而言，隨著勢力的逐漸增大，地位會(hui) 更高，但同時可能會(hui) 伴隨著更高的風險，似乎隻有更高的位置才能確保他的相對安全。因此而僭越，弑君，改朝換代，後人行天子之禮數百年，而加之以正統之名。

方孝孺認為(wei) 這是不對的，隻要勢力足夠大，就可以隨意僭越，那麽(me) ，其帶來的負麵影響將使人人都發展自己勢力，增長小智，而不務修德。人君的地位之所以尊貴，就在於(yu) 修德。修德才能知禮、義(yi) 、忠、信，才有可能施行仁政。

孔子聖跡圖

在這樣的價(jia) 值觀的影響下，即使有人勢力強大，也因為(wei) 畏懼天下的公議而不敢僭越。

（二）方孝孺的正統說與(yu) 變統說

在批評全有天下即給予正統的觀點後，以人民的利益為(wei) 旨歸，方孝孺提出了他的正統變統說。漢唐宋雖無法和三代聖賢之治相比擬，然而，其人主都有恤民之心，按照朱熹的意思，給予正統之名，無可非議。

為(wei) 了昭明正統之說，方孝孺提出了變統的三種情況。分別是夷狄、篡臣和女後、守之不以仁義(yi) 這三種情況。

他說：“奚為(wei) 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為(wei) 正矣。受之不以仁義(yi) ，戕虐乎生民，如秦與(yu) 隋，使傳(chuan) 數百年，亦不可為(wei) 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後而據天位，治如苻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

朱熹《綱目》之作是為(wei) 了誅暴止亂(luan) ，為(wei) 萬(wan) 世通行的法則，但是，方孝孺認為(wei) 朱熹的正統論不足以盡天下所有的情偽(wei) ，給了小人可乘之機。所以，立正統而參之以變統之說，使奸雄暴君不敢有絲(si) 毫非分之想。

除此之外，他還分明闡述了正統變統之禮的區別。正統則處以天子之禮，對於(yu) 天子之禮，他這樣說：“何謂天子之禮？正統是也。正統之君始立，則大書(shu) 其國號、諡號、紀年之號。凡其所為(wei) 必書(shu) ，所言必書(shu) ，祀典必書(shu) ，封拜必書(shu) 。

書(shu) 後曰皇後，書(shu) 太子曰皇太子。後及太子歿，皆曰崩，葬必書(shu) 其陵、其諡，有事可紀者紀其事。所措置更革曰詔、曰令、曰製。

兵行曰討、曰征、曰伐。……變統之異於(yu) 正統者，何也？使一天下而正統絕，則書(shu) 甲子，而分注其下，曰是為(wei) 某帝某元年，書(shu) 國號而不書(shu) 大，書(shu) 帝而不書(shu) 皇，書(shu) 名而不著諡。

其所為(wei) ，非大故不書(shu) ，常祀不書(shu) ，或書(shu) 以誌失禮，或誌禮之所從(cong) 變則書(shu) ……天下怨而起兵，惡而起兵，不曰反，……”立正統變統的目的不是因為(wei) 一時的好惡，而是出於(yu) 為(wei) 生民慮的拳拳之心。明確正統，參之以變統之說，目的是達到“褒貶明，勸誡著，正統尊，奸邪息，夷狄懼”的效果。

三、《後正統論》的正統和變統思想

方孝孺根據聖人之言作了《釋統》，從(cong) 師宋濂以後，他的思想發生了變化，依據《春秋》“王者大一統”、“春秋大居正”的原則做了《後正統論》。

正統思想肇始於(yu) 《春秋》。周王室東(dong) 遷後，王室衰微，列國僭越天子之製，孔子擔憂天下人不知道正統之所在，而作《春秋》。正統之君稱作天王，僭越之列國則降而為(wei) 子，寓褒貶之義(yi) 於(yu) 敘述史事之中，其大義(yi) 就在於(yu) 以曆史認同推動國家認同，推動倫(lun) 理建設。

《春秋》作為(wei) 史，有通過記事而揚善彰惡的傳(chuan) 統。對於(yu) 史家來說，就應當本著聖人之道，立天下大公於(yu) 世。

而司馬遷在《武王伐紂》當中說，武王攻入朝哥，三次射殺紂王，以示憤怒。武王伐紂的戰爭(zheng) 雖然是出自正義(yi) ，但是紂王是君王。司馬遷的記載有可能為(wei) 那些心存僭越之心的臣子留下把柄，有害於(yu) 君臣大義(yi) 。

因此，方孝孺認為(wei) ，司馬遷有失聖人之意，所謂“善紀事而不知統，有良史之才而不達君子之道”。

根據《春秋》中“王者大一統”的原則，方孝孺重新整合了自己的思想。認為(wei) ，周以後，秦、漢、晉、隋、唐、宋皆因全有天下而不得不加以正統之名。但是，他的正統思想的依據並沒有僅(jin) 僅(jin) 停留於(yu) “王者大一統”的原則，結合當時的風氣，他將《春秋》中的君臣大義(yi) 和華夷之分提上了日程。

《春秋左傳(chuan) 》

因為(wei) ，按照“王者大一統”的原則，元朝的異族統治也是應該被賦予正統之名的，但是，元朝將生民陷入了夷狄禽獸(shou) 不講禮節的風俗中去，禍害甚重，元末明初王褘等人就是本著“王者大一統”的原則，認為(wei) 元朝可以加以正統之名的。

根據《春秋》君臣之等、華夷之分的原則，漢、晉、宋三代雖然或發生過篡弑之事，或為(wei) 夷狄所虐辱，或屈而為(wei) 臣，但是，漢代的正統必至於(yu) 炎興(xing) 元年，晉必至於(yu) 元興(xing) 三年，宋必至於(yu) 祥興(xing) 二年後天命才絕。

也是根據這個(ge) 宗旨，方孝孺提出了有天下而不能成其為(wei) 正統，也即變統的三種情況，分別是篡臣、賊後、夷狄。關(guan) 於(yu) 賊後不能有正統之名，其原因在於(yu) 《易》。關(guan) 於(yu) 夷狄和篡臣，涉及的內(nei) 容比較複雜。因為(wei) 他關(guan) 於(yu) 夷狄和篡臣的全部思想，不僅(jin) 僅(jin) 體(ti) 現在《正統論》中。

隻有結合《遜誌齋集》中其他地方的敘述，才可以全麵的把握他的這兩(liang) 方麵的思想。所以，辟兩(liang) 部分專(zhuan) 門論述：

1.華夷之分

華夷之分涉及到三部分內(nei) 容，一是，方孝孺對夷狄的政治倫(lun) 理秩序的反思；二是，生處元朝統治的元末士人如何以行動詮釋對異族統治的認同問題；三是，方孝孺認為(wei) 生處異族統治該如何作為(wei) 的問題。

夷狄不能給予正統，是因為(wei) 文化的原因。中華之所以貴為(wei) 中華，是因為(wei) 先王之道不僅(jin) 包含了君臣、父子、長幼、夫婦的倫(lun) 理秩序，而且還包含了服飾、吉凶、交際等的禮文之美以及均田、薄賦等的養(yang) 民之法。

先王之所以將夷狄視為(wei) 禽獸(shou) ，就是因為(wei) 夷狄沒有父子相讓，群臣人倫(lun) 上下之等和衣冠禮文之美。方孝孺批評明初社會(hui) 上殘留的混亂(luan) 倫(lun) 理秩序：“今北方之民，父子兄婦同室而寢，汙穢褻(xie) 狎殆無人理。”

“世之相遠二百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同甫而見之，當何如哉？”儒家對夷狄輕視的傳(chuan) 統，本源於(yu) 《尚書(shu) 》和《詩經》。“《書(shu) 》曰：‘蠻夷猾夏，寇賊奸宄。’以蠻夷與(yu) 寇賊並言之。《詩》曰：‘戎狄是膺’。

《孟子》曰：‘禹遏洪水，驅蛇龍，周公膺戎狄。以戎狄與(yu) 蛇蟲洪水並言之。禮之言戎狄詳矣。’”孔子歌頌管仲的功勞時說：“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袵矣”，“如其仁”。管仲之所以被孔子張揚，就是因為(wei) 在攘夷狄方麵有功勞。

如何看待元朝異族統治，這是身處元末明初的儒者所麵臨(lin) 的時代問題。這個(ge) 問題與(yu) 個(ge) 人的生活息息相關(guan) ，直接關(guan) 涉到如何安身立命的問題。元朝立國，詔修金、遼史，朝廷的這種需要和當時士人麵臨(lin) 的時代問題共同推蕩，興(xing) 起了一股研究《春秋》的熱潮。

因此，《春秋》不但是那個(ge) 時代諸老先生授徒的內(nei) 容，也成為(wei) 許多士人借以及第或成名當世所憑借的學問。從(cong) 當時士人們(men) 的言行舉(ju) 行來看，他們(men) 基本認同元朝的異族統治。這體(ti) 現在急言時弊、配合朝廷剿匪、積極出仕上。

周鼎是宋濂的朋友，承平之際卻敏感地覺察到邊事的隱患。王褘是宋濂的同門，也曾經上書(shu) 朝廷拯救時弊的辦法：“當元之季，嚐草書(shu) 數千言，將上於(yu) 朝，以救闕失，知事不可為(wei) ，乃歸休於(yu) 家，欲以文辭名後世。”起義(yi) 爆發後，一部分人加入到朝廷剿匪的武裝運動中。

有的士人看不慣政治秩序的混亂(luan) ，屢次拒絕做官，但卻有憂世閔民的情懷。宋濂隱居龍門山期間所做的《龍門子凝道記》裏麵，流露出這種情懷。當人們(men) 在一定的社會(hui) 風俗中不停繁衍，往往歲熏月染，化入流俗而不以為(wei) 異。

既不會(hui) 對自己的言行舉(ju) 止進行反思，反而會(hui) 對大談風俗不古的驚世駭俗之人加以嘲笑，這就是風俗對人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即便如此，身為(wei) 士人，也不能甘做一個(ge) 麻木的人或顧慮一時的毀譽，而混入流俗；而應該站在道統的高度，為(wei) 後人、百世計劃。這就是賢人君子慮事先於(yu) 眾(zhong) 人的表現。

方孝孺說：“雖大亂(luan) 之世，斯道未嚐亡，國可以滅而道不可以滅也。”同時，這也是正人君子身處異族統治自處的方式，不能像叔齊、伯夷那樣恥食周粟，以極端的方式抵製自認為(wei) 不合理的政權。他說：“潔身自遠斯可已矣，何乃恥食周粟，獨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斯皆過乎中者也。

廉頑立懦，足可為(wei) 百世師，過中失正，恐未臻乎堯舜禹之道。”真正醇乎堯舜禹之道，能秉持中庸原則的君子，應該對夷狄不尊、不親(qin) ，而寄希望於(yu) 正統的恢複。

2.君臣大義(yi)

先王之道裏麵構建了儒家理想中的社會(hui) 政治秩序，確立了基本的道德倫(lun) 理原則，明確了每個(ge) 人在倫(lun) 理關(guan) 係等級中的義(yi) 務和名分，君是這個(ge) 倫(lun) 理關(guan) 係等級中最高層的代表，他不是指擁有皇位的某個(ge) 具體(ti) 的人，而是指象征文化的君道。

因此，忠君不是忠誠於(yu) 全有天下的具體(ti) 的人，而是超越了忠誠於(yu) 君主的個(ge) 人權威，忠誠於(yu) 君主製秩序和文化象征的君道。荀子“從(cong) 道不從(cong) 君”的原則，說的就是這個(ge) 道理。有的人認為(wei) 方孝孺的死是殉於(yu) 建文帝，這是僅(jin) 從(cong) 倫(lun) 理的角度，以“人臣不侍二主”的原則來理解和解釋方孝孺事件。

士人是儒家所構想的政治秩序的信仰承擔者，君是士人信仰政治秩序或政治體(ti) 製的落腳點。朱元璋仁義(yi) 而王，是正統的君，方孝孺的父親(qin) 遭到誣陷以致喪(sang) 命，之後他屢遭家難，老師宋濂因政治事件的牽連而被貶，最終喪(sang) 命。

我們(men) 能體(ti) 會(hui) 出他內(nei) 心的痛苦、起伏甚至矛盾，但他最終能在信仰和現實中找到平衡點，沒有像韓愈那樣在文字中嘲諷政治人情的黑暗，也沒有像王艮那樣成為(wei) 一個(ge) 狂者而鄙視世俗，也沒有像他的朋友那樣，被朱元璋接見時，直言上諫，表達抗議，而是堅持著聖賢之道中君臣大義(yi) 的原則，謹慎從(cong) 容麵對；

本著對道統原則的擔當意識和對聖賢之道的信仰，不被重用後，始終克己、修身，時刻準備著得君行道以實現政治理想。建文帝也是正統的君，因而，朱棣篡位之時，方孝孺拒絕草詔即位詔書(shu) ，大書(shu) “篡賊”二字，就是在維護先王之道所構建的那套秩序。

朱棣的篡位，顛覆了儒家所構想的這套體(ti) 製，也顛覆了士人對這套體(ti) 製的信仰，而殺方孝孺一事，顛覆了這套政治體(ti) 製的倫(lun) 理保障，方孝孺一死，士人們(men) 就不知道忠君為(wei) 何物。晉文公不殺詹伯就是站在構建信仰共同體(ti) 的角度，不能顛覆政治秩序的倫(lun) 理保障，待之以厚禮而送他回鄭國。

朱棣

姚廣孝和王夫子都說，“一殺孝孺，天下讀書(shu) 種子絕矣。”也是站在這個(ge) 角度。

儒家忠君，貶斥篡弑的傳(chuan) 統來自《春秋》。崔杼弑殺齊簡公，孔子請求討伐，季氏驅逐魯昭公，孔子說“公在乾侯”，“公在乾侯”。

元朝大臣不知為(wei) 臣之道，對下欺壓百姓，對上不守君臣大義(yi) ，弑君禍亂(luan) 屢屢發生，方孝孺申述為(wei) 臣之道，他說：“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仕君，不為(wei) 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為(wei) 難繼之事以駭世。

順其常不徼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jiao) 幸以圖誌之於(yu) 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ju) ，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cong) ，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lin) 之以兵，脅之以威而劫其君哉？……先王立為(wei) 上下尊卑之分，俾為(wei) 臣者嚴(yan) 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luan) 也。”

群臣上下不知守自己的本分，因為(wei) 朝廷的教化不明，而在法律規範方麵，也是混亂(luan) 不堪，對這種無法可守的狀況，方孝孺搬出《春秋》作為(wei) 依據的原則，他說：“《春秋》聖人用刑之書(shu) 也，而一本乎禮。

酌乎禮之中，參乎其事之輕重，斷以聖人書(shu) 法之繁簡，則《春秋》之旨可識，而天下難處之變可處矣。故《春秋》之法，罪輕而不悖乎禮者，不以公義(yi) 廢私恩，惡大而為(wei) 天下所不容者，不以私恩廢公義(yi) 。

能權事物之輕重，然後可以用《春秋》，不然其不受誅於(yu) 《春秋》者鮮矣。”以道事君是儒家所堅持的為(wei) 臣之道，但是，不同的人對以道事君卻各有不同的理解。荀子認為(wei) ，伊尹、比幹、平原君、信陵君四種人的忠君方式雖然不同，但都可以稱為(wei) 以道事君。

方孝孺嚴(yan) 守《春秋》大義(yi) 、聖人之言，對他認為(wei) 不符合為(wei) 臣之道的事例進行了批評，這體(ti) 現出他一貫的保守的思想特色。他認為(wei) ，人君不講道義(yi) ，做出危害國家和人民的事，身為(wei) 大臣，像伊尹、箕子那樣，對君主進行勸諫，多次勸諫不被聽取，可以退隱，是可以的。

但是，上諫後不被聽取，不能強迫甚至要挾君主，“或謂君為(wei) 非義(yi) ，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為(wei) 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為(wei) 權哉？

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wu) 可行權而誶父乎？……箕子、微子終不忍刼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yu) 社稷也。”

人君做出危害社稷的事，人臣像平原君、信陵君那樣要挾或者抗旨，雖然有利於(yu) 社稷的安危，使君主轉危為(wei) 安，也是不行的。因為(wei) ，這會(hui) 給篡弑者留下借口，這種想法的根據就來源於(yu) 春秋大義(yi) 。

他說：“激於(yu) 小忠而不知大義(yi) 者也。君子之予奪，人將以法戒於(yu) 後世，不可苟也。劫其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luan) 賊，欲行篡弑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像比幹、子婿那樣以死相諫，方孝孺認為(wei) 也未達聖賢之意。

他說：“生為(wei) 名臣，死為(wei) 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wei) 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yu) 未亂(luan) 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yu) 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可以看出，對於(yu) 以道事君，荀子所理解的道，是國家社稷的安危。方孝孺理解的道，是百世後世的勸誡大義(yi) 。

除此之外，方孝孺的君臣大義(yi) ，還包括以義(yi) 處身的內(nei) 涵。在一己之身和君臣之義(yi) 的兩(liang) 端，既愛護自己的身體(ti) ，也要維護君臣之義(yi) 。但是，兩(liang) 者發生矛盾時，應當以義(yi) 為(wei) 先。於(yu) 是，有人說方孝孺因為(wei) 維護道統而賠上十族的性命，是不尊重生命。但是，方孝孺卻說：“故人有殺身而徇君親(qin) 者，非不愛身也。

愛其身甚，而欲納之於(yu) 禮儀(yi) ，其為(wei) 慮甚遠矣。寧死而不肯以非義(yi) 食，知禮之重於(yu) 死也。寧無後而不敢以非禮娶，知失禮之重於(yu) 無後也。僥(jiao) 幸苟冒於(yu) 一時，而萌垢被汙於(yu) 萬(wan) 世。”人臣以義(yi) 處身，以道事君，不幸而遭誣陷、被貶，甚至賠上性命，也不能埋怨。

對於(yu) 元朝異族統治和篡臣的政權，元代很多士人有出仕的經曆，方孝孺以聖賢之道為(wei) 準則，認為(wei) 不能事變統之君。

四、結語

政權合法性的問題是史學問題，涉及評價(jia) 問題，學者多有探討，而且爭(zheng) 論比較激烈，但卻沒有取得一致的定論，甚至有人從(cong) 根本上反對立此正統之說。

其中有人認為(wei) 正統之名造成名實的混淆，禍害甚大；也有人認為(wei) 史家關(guan) 於(yu) 政權的合法性的論證，是將天下視為(wei) 某人之私產(chan) ，並為(wei) 他進行辯護，不僅(jin) 是史家自己的奴隸根性在作祟，而且煽動了後人的奴隸性。

這就涉及到關(guan) 於(yu) 政權合法性之討論的價(jia) 值問題。饒宗頤認為(wei) ，自漢以來，史家致力於(yu) 正統問題的探討，表麵看來，似是重床疊屋，仔細體(ti) 察則精義(yi) 紛披，理而董之，可以窺見中國史學精神之真精神。

孔子作《春秋》，寓褒貶之義(yi) 於(yu) 正閏之辯，通過對曆史的認同推動倫(lun) 理的建設，這就是春秋大義(yi) 的基本精神，也即饒先生所說史學的基本精神所在。

每個(ge) 思想家的思想都不會(hui) 脫離當時的時代環境，明初在經曆了蒙元一百年的洗禮後，社會(hui) 上仍然存在元朝的流風遺俗，方孝孺的正統思想即建立在反思異族文化的基礎之上，提出以漢、唐、宋為(wei) 正統，使其具有合法性之地位，又參以變統，夷狄、篡臣、賊後，並規定對正、變二統各施異禮異製來達到明褒貶、著勸誡、尊正統、息奸邪、懼夷狄的作用。

或許史家的學說在帝王的絕對意誌麵前作用不大，朱棣就曾經以自己的利益顛覆了政治秩序，並且誅殺了方孝孺的全族。

但方孝孺的正統論的意義(yi) 以及在史學史上的一席地位，就在於(yu) 他的思想超越了具體(ti) 的時代和既成的曆史事實，以一種普遍的正義(yi) 和價(jia) 值，參以道德評價(jia) ，定大公、大義(yi) 於(yu) 世，為(wei) 萬(wan) 世立起勸誡之法，這體(ti) 現的是春秋大義(yi) 的基本精神。

方孝孺：《黙庵記》

除宋濂、胡翰之外，清代學者葉燮和當代學者饒宗頤也對其褒揚有嘉，饒宗頤說：“正學統論，亦如水之有源，浩乎有沛然莫之能禦之氣，未可等閑視之。”

蕭公權認為(wei) 方孝孺的民族思想之透辟，為(wei) 千古所罕見。民本、民族之觀念是明代政論特點之一，上承先秦古學，下開近世風氣。他提出的變統思想，又被許多學者繼承和發展。正統論是方孝孺對待民族問題的看法，是他政治思想的一部分。

“劉基論政舍民族而專(zhuan) 闡民本，方孝孺則兼明二義(yi) ，而其攘夷言論之激揚深切，殆為(wei) 前此之所未有。”他的民本思想即關(guan) 係到他的齊家、治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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