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西方學術界的董仲舒——西文董仲舒研究述評

作者：劉煒華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衡水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三月初四日乙亥

          耶穌2019年4月8日

作者簡介：劉煒華（1981－），又名劉仁子，男，河北饒陽人，澳門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哲學博士。

摘要：自清季春秋公羊學複興(xing) 以來，中華大地上研究董仲舒的學者代不乏人。西方也出現了一些研究董仲舒的學者、著作，以及《春秋繁露》的譯本。西方哲學百科全書(shu) 中對董仲舒的介紹也逐漸豐(feng) 富。通過比較可知，東(dong) 西方學術界的董學研究具有不同的特點：西方更加重視學術本身的價(jia) 值；東(dong) 方更加重視思想的闡發，更易受到社會(hui) 現實的影響。為(wei) 更好地開展董學研究，不但應該加強學者之間、學科之間的交流，更應該加強東(dong) 西方之間的跨國交流。

關(guan) 鍵詞：董仲舒；西方；學術界；董學；研究綜述

自清季春秋公羊學複興(xing) 以來，中華大地上研究董仲舒的學者代不乏人，出現了廖平、康有為(wei) 、蘇輿、鍾肇鵬、周桂鈿等學術大家，他們(men) 前赴後繼，為(wei) 董學的存續和複興(xing) 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除了這些大師的作品外，也出現了大量的文章和專(zhuan) 著從(cong) 不同的角度研究董仲舒及其思想。

回顧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為(wei) 以後的研究提供鏡鑒。對於(yu) 博大精深、體(ti) 量宏富的董學研究更是如此，因此學界有必要對以往研究進行梳理。吳龍燦梳理了一百年以來的董學研究。他總結道：“清民之際內(nei) 憂外患、民族存亡而引發文化自信危機，董仲舒哲學研究因儒家傳(chuan) 統成反思和批判的對象而成為(wei) 熱點。新中國董仲舒哲學研究更具戲劇性變遷。在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中國夢的感召下，曾發揮關(guan) 鍵曆史作用的董仲舒尤其令人矚目。”[1]李宗桂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到1984年的董學研究分為(wei) 20世紀50年代、20世紀60年代和從(cong) 粉碎“四人幫”到1984年三個(ge) 階段，並總結道這些研究論及“董仲舒的哲學思想、美學思想、邏輯思想外，還論及他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心理思想、經濟思想和法律思想”[2]。林昱冰從(cong) 基礎研究、研究亮點、研究深度及研究新視角等方麵回顧了從(cong) 1995年到2015年二十年間中國大陸學術界對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並分析了研究得失，認為(wei) 這些研究廣泛涉及了文學、文獻學、語言學、哲學、曆史學、政治學、社會(hui) 學、醫藥學等多領域，研究內(nei) 容也呈現出多元化、多視角的趨勢[3]。高春菊（2010）則回顧了從(cong) 2000年到2009年的董仲舒研究，她認為(wei) 這十年的研究“呈現出理論觀點愈加具有創見性、視角愈加新穎獨特、選題愈加精細具體(ti) 、領域愈加寬廣的特點，研究者在注重研究曆史問題的同時更加關(guan) 注現實問題,不斷推動董仲舒研究取得新的進展、實現新的突破”[4]。郝建平（2010）則對從(cong) 1997年到2009年的董仲舒思想研究分為(wei) 政治思想、哲學思想、法律思想、倫(lun) 理思想、教育思想、社會(hui) 思想等方麵進行了綜述，發現“研究的深度”“在進一步拓寬”[5]。此外，曹迎春（2014）[6]、王文書(shu) （2015）[7]、王文書(shu) （2016）[8]和郝建平（2016）[9]、王文書(shu) （2017）[10]分別對2013、2014、2015和2016年的董仲舒研究進行了綜述。以上的學術回顧，除了吳龍燦的作品涉及了一些海外的董學研究外，基本隻涵蓋了中國大陸的董仲舒研究。

西方最早對董仲舒研究進行梳理的可能是捷克漢學家鮑格洛（Timoteus Pokora）。早在1965年，他就在捷克斯洛伐克東(dong) 方研究所發行的《東(dong) 方學文獻》（Archiv Orientalni）上發表文章梳理當時中國、日本和西方對董仲舒較新的研究。鮑格洛說：“雖然董仲舒的著作中隻有一小部分被翻譯為(wei) 西方語言，但人們(men) 不能抱怨這位前漢時期的哲學家不被經常研究。”[11]

桂思卓（Sarah A.Queen）的《董仲舒研究：歐洲北美新趨勢》將20世紀中葉到20世紀九十年代歐洲北美的董學研究分成兩(liang) 個(ge) 階段。第一個(ge) 階段是從(cong) 20世紀中葉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歐美出版了幾部中國哲學史，其中包含有對董仲舒及其著作的介紹和評價(jia) ；到七八十年代，董學研究也“由一般性評述發展到了專(zhuan) 題研究”。第二階段是從(cong) 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西方學者“開始重新對傳(chuan) 統上歸於(yu) 董仲舒的史料”進行細致評估，辨其真偽(wei) ，“也著手於(yu) 修正董仲舒在漢代思想形成中所起作用的長期舊有的解釋範式”[12]。但這篇文章很難說是一篇真正的學術述評，它更主要的目的是介紹其著作《從(cong) 編年史到經典：董仲舒的春秋詮釋學》。

如今，距離桂思卓的文章已經過去了二十年。這二十年中，西方世界又出現了一些研究董仲舒的著作。桂思卓當年的文章也沒有涵蓋西方所有的董學研究著作，有的也隻是提到了標題，並沒有對這些著作的內(nei) 容和觀點進行詳盡的介紹。為(wei) 了幫助國內(nei) 學界更好地了解西方世界董學研究的現狀，本文將對以西文出版的董學著作進行介紹。

一、董仲舒著作的翻譯

董仲舒及其著作對中國曆史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周桂鈿將董仲舒與(yu) 孔子、朱熹並列為(wei) 中國曆史上對全社會(hui) 影響最大的三大思想家[13]。然而董仲舒逝世兩(liang) 千年後，其著作才被逐漸翻譯為(wei) 西文。

曾在華傳(chuan) 教二十年，後在牛津大學任中國哲學和宗教教授（Reader）的漢學家修中誠（Ernest Richard Hughes）在1942年編譯了《中國古代哲學》（Chinese Philosophy in Classical Times）。在這本書(shu) 中，修中誠摘譯了《春秋繁露》的第四十二章《五行之義(yi) 》、第二十三章《三代改製質文》、第三十五章《深察名號》、第五十七章《同類相動》和第六十四章《五行五事》[14]。

西方世界最流行的中國哲學文獻選編是由漢學家狄百瑞（DeBary）、陳榮捷（Wing-Tsit Chan）和華茲(zi) 生（Burton Watson）編寫(xie) ，1960年由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學原典》（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和由陳榮捷（Wing-Tsit Chan）編譯，1969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哲學諸源》（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在前一本書(shu) 中，漢學家和翻譯家華茲(zi) 生（Burton Watson）負責的是與(yu) 董仲舒相關(guan) 的第二部分《帝國時代：秦與(yu) 漢》。其中，第八章《帝國秩序》（the Imperial Order）中“皇帝的道德領導”（the Moral Leadership of the Emperor）一節摘譯了《春秋繁露》中第十九章《立元神》、第四十三章《陽尊陰卑》、第四十四章《王道通三》、第三十五章《深察名號》的部分內(nei) 容；第九章《宇宙秩序》（the Universal Order）中“中國曆史的重構”（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History）一節摘譯了《春秋繁露》中第五十八章《五行相生》和第五十九章《五行相勝》；第十章《經濟秩序》（the Economic Order）摘譯了《漢書(shu) 》中董仲舒對漢武帝關(guan) 於(yu) 土地改革的上疏[15]。

在《中國哲學諸源》（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中，陳榮捷將董仲舒的學說稱作“帶有陰陽家特色的儒學”（Yin Yang Confucianism），並且翻譯了《春秋繁露》中第三十五章《深察名號》、第四十二章《五行之義(yi) 》、第五十六章《人副天數》和第五十七章《同類相動》等內(nei) 容[16]。

從(cong) 這三部西方比較流行的中國哲學讀本對董仲舒著作的選編可以看出，這些學者最重視的是《春秋繁露》的第三十五章《深察名號》，其次是第四十二章《五行之義(yi) 》和第五十七章《同類相動》。可見西方學者當時比較重視的是董仲舒的政治倫(lun) 理和宇宙觀，對於(yu) 集中體(ti) 現董仲舒公羊學思想的《春秋繁露》前十七章尚未被翻譯成西方語言。

到了1988年，瑞士蘇黎世大學古漢語專(zhuan) 家高思曼（Robert H.Gassmann）才將《春秋繁露》的前六章翻譯成德文在伯爾尼出版[17]。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正式而專(zhuan) 門地翻譯董仲舒的著作。此書(shu) 得到了Michel[18]和Arbuckle[19,20]的評論。可能是由於(yu) 翻譯者自身的知識結構的問題，這個(ge) 譯本的譯注出現了一些在哲學、史學上的錯誤，某些詞匯翻譯得也不準確。然而由於(yu) 高思曼的篳路藍縷之功，這個(ge) 節譯本在西方董學研究的曆史上還是占有顯耀的位置。

《春秋繁露》的第一個(ge) 西方語言的全譯本直到2015年才出現。這個(ge) 全譯本由康涅狄格學院曆史學教授桂思卓（Sarah A.Queen）和達特茅斯學院東(dong) 亞(ya) 史教授John S.Major合作編譯完成，由紐約的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出版社出版[21]。兩(liang) 位譯者均是著作等身的學者，他們(men) 對於(yu) 中國先秦兩(liang) 漢哲學都有很深的研究，John S.Major還翻譯過《韓非子》一書(shu) 。英國漢學家魯惟一（Michael Loewe）曾發表對這個(ge) 譯本的書(shu) 評[22]。這個(ge) 譯本對書(shu) 籍作者的標注比較嚴(yan) 謹。雖然大部分學者認為(wei)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逝世後逐漸編纂完成的著作，其中有的章節並非董仲舒所作，或認為(wei) 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本書(shu) 全部是董仲舒的作品，但市麵上的大部分書(shu) 籍還是將“董仲舒”標為(wei) 作者，或者封麵上隻寫(xie) 譯注者的名字，根本不提“董仲舒”。而正如桂思卓（Queen）所言，“這個(ge) 文本可能是從(cong) 與(yu) 曆史上的董仲舒有不同程度關(guan) 係的各種各樣的材料匯編而成。那種認為(wei) 此書(shu) 完全出自這位漢代大師之手的說法不應該被接受”[23]。因此，翻譯者既認為(wei) 本書(shu) 與(yu) 董仲舒淵源頗深，又不可能完全由其完成，就采用了一個(ge) 折中而嚴(yan) 謹的提法“歸於(yu) 董仲舒”（Attributed to Dong Zhongshu），類似於(yu) 漢語中經常說的“相傳(chuan) 作者為(wei) 某某”。這個(ge) 譯本的另一個(ge) 特點是，它將文章按照主題分成了八個(ge) 部分：解經編（Exegetical Principles）、人君編（Monarchical Principles）、政製編（Regulatory Principles）、倫(lun) 理編（Ethical Principles）、陰陽編（Yin-Yang Principles）、五行編（Five-Phase Principles）、禮製編（Ritual Principles）、天道編（Heavenly Principles）。因此，嚴(yan) 格意義(yi) 上說，這是一個(ge) 編譯本。

二、關(guan) 於(yu) 董仲舒的研究

（一）哲學百科全書(shu) 中董仲舒的辭條

西方對於(yu) 董仲舒的研究出現在介紹哲學或中國哲學的一些著作中，但這些介紹一般比較粗略。德國漢堡大學的漢學家佛爾克（Alfred Forke）在1934年出版了《中國中古哲學》（Geschichte der Mittelalterlich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一書(shu) ，並對董仲舒的哲學進行了論述[24]。

在1960年出版的《中學原典》中，華茲(zi) 生（Burton Watson）認為(wei) 董仲舒是儒家的領袖，是使儒家經典成為(wei) 官學主體(ti) 的關(guan) 鍵人物。漢帝國之所以接受儒家為(wei) 主流政治學說，是因為(wei) 董仲舒能夠博采眾(zhong) 長，發展出一套更加適合帝國政府官僚係統的學說[15]。

西方第一部大部頭的哲學百科全書(shu) 是1967年由Paul Edwards主編，麥克米蘭(lan) 公司出版的《哲學百科全書(shu)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此書(shu) 收入了由柳亞(ya) 子先生的哲嗣，時任印第安納大學東(dong) 亞(ya) 語文係創係主任的柳無忌（Liu Wu-Chi）撰寫(xie) 的“董仲舒”（Dong Zhongshu）辭條，該辭條中提到了董仲舒的“奉天法古”和“天人感應”思想，認為(wei) 董仲舒的學說有利於(yu) 控製統治者的執政不當。2006年，此書(shu) 再版時，柳無忌（Liu Wu-Chi）撰寫(xie) 的內(nei) 容還一如舊貌[25]。西方另外一部比較重要的哲學百科全書(shu) 是Edward Craig主編，1998年出版的《勞特利奇哲學百科全書(shu)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這部百科全書(shu) 收入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曆史係漢學家戴梅可（Michael Nylan）教授撰寫(xie) 的“董仲舒”（Dong Zhongshu）辭條[26]。

更專(zhuan) 門的McGreal主編的《東(dong) 方大思想家》（Great Thinkers of the Eastern World）中收錄了佐治亞(ya) 大學宗教係柯克蘭(lan) （Russell Kirkland）撰寫(xie) 的“董仲舒”（Tung Chung-shu）條目。柯氏認為(wei) “董仲舒的思想來自於(yu) 某些經典文本概念（scriptural notions）；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董可以被看作是一位宗教理論家”[27]。

另一部更有影響力的是由美國天主教大學哲學家柯雄文（Antonio S.Cua）主編，勞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於(yu) 2003年出版的《中國哲學百科全書(shu)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該書(shu) 收錄了由漢學家安樂(le) 哲（Roger T.Ames）撰寫(xie) 的“董仲舒”（Dong Zhongshu,Tung Chung-shu）辭條。安樂(le) 哲認為(wei) 董仲舒的學說其實是以儒學為(wei) 主幹博采眾(zhong) 長形成的。董仲舒主張的“獨尊儒術”其實是從(cong) 戰國就開始直到秦漢才完成的政治統一（政權）、經濟統一（貨幣、度、量、衡）的曆史大背景之下實現的文化統一。根據董仲舒的觀點，天、地和人三者是一種共生（symbiotic）關(guan) 係，因而才有了“天人感應”。“王道通三”，君王效法天道才能實現天地人的和諧，否則上天就會(hui) 降下災異示警。儒家通過對這些自然現象的解釋可以部分實現對皇權的製約[28]。

（二）研究董仲舒的專(zhuan) 著

西文中較早出版專(zhuan) 門著作介紹董仲舒思想的有德國漢學大師傅蘭(lan) 克（Otto Franke）1920年在漢堡出版的《儒家學說和中國國家宗教的曆史研究：〈春秋〉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的問題》。這是西方研究董仲舒的第一部專(zhuan) 著，幾乎涉及關(guan) 於(yu) 董仲舒和《春秋繁露》的所有重要問題，受到了學界的關(guan) 注和高度讚賞。他認為(wei) 《春秋公羊傳(chuan) 》是董仲舒思想的主要來源。董仲舒的著作在長安和洛陽的動亂(luan) 中散佚了，可能有非董仲舒的文字後來摻入了《春秋繁露》[29]。

1932年，時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吳康（Kang Woo）的法文著作《春秋政治學說》（Les trois théories politiques du Tch'ouen ts'ieou,interprétées par Tong Tchong-chou d'après les principes de l'école de Kong-yang）在巴黎出版。此書(shu) 是吳氏於(yu) 20世紀20年代後期在巴黎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內(nei) 容分為(wei) 兩(liang) 部分：第一部分講述董仲舒的身世、著作及《天人三策》中的政治思想；第二部分討論《春秋繁露》中發揮的春秋公羊政治學說，主要是“三世”“王魯”和“三統”三個(ge) 理論。作者認為(wei) 儒家的政治思想以公羊學為(wei) 大宗，於(yu) 治道有利；“天人感應”是董仲舒政治學說的基礎，但是與(yu) 公羊學說沒什麽(me) 關(guan) 係。吳康還認為(wei) 至少到東(dong) 漢末年，《春秋繁露》尚未成書(shu) 。康有為(wei) 知道《春秋繁露》的個(ge) 別章節在流傳(chuan) 中存在著真偽(wei) 問題，但是某些章節尤其是關(guan) 於(yu) 《春秋公羊傳(chuan) 》的闡釋是反應董仲舒思想的重要證據[30]。政治學家蕭公權（1932）曾在《清華大學學報》上評論此書(shu) ，認為(wei) “天人感應”也體(ti) 現在公羊傳(chuan) 的政治學說裏，但不認可董仲舒的學說中含有“王魯”的思想[31]。魯惟一（Michael Loewe）也沒有在董仲舒的對策和其他著作中發現使用此理論解釋曆史[32]。

西方學術界經過長時間的積澱之後，在世紀之交出版了兩(liang) 部研究董仲舒的力作。其一是1996年，美國桂思卓教授（Sarah A.Queen）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從(cong) 編年史到經典：董仲舒的春秋詮釋學》（From Chronicle to Canon: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according to Tung Chung-shu）[23]。2010年，朱騰對此書(shu) 的譯本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shu) 也成為(wei) 海外董學研究作品中為(wei) 數不多的被翻譯為(wei) 漢語的著作[33]。此書(shu) 原是桂思卓在哈佛大學曆史與(yu) 東(dong) 亞(ya) 研究所的博士論文，其寫(xie) 作得到了史華茲(zi) （Benjamin Schwartz）、杜維明（Tu Wei-ming）和葛培理（William Graham）三位大師的指導。作者指出“董仲舒既是一名學者，又是一位官僚。對其理論體(ti) 係的解讀應當與(yu) 他所遵循的詮釋性傳(chuan) 統一一包含的諸種理想和倫(lun) 理觀一一聯係起來，也應當與(yu) 某種政治人格和政治策略（這種政治人格和政治策略界定了他意欲影響的政治世界）聯係起來”[23]。該書(shu) 甫一出版就得到了奧爾岡(gang) 大學曆史係教授杜潤德（Stephen Durrant）[34]、威斯康星大學中國思想史教授齊思敏（Mark Csikszentmihalyi）[35]、法蘭(lan) 西學院中國思想史教授程艾蘭(lan) （Anne Cheng）[36]、法國遠東(dong) 學院漢學家呂敏（Marianne Bujard）[37]等著名學者的關(guan) 注和評論。

該書(shu) 分為(wei) 兩(liang) 部分。在第一部分，作者從(cong) 董仲舒的生平、董仲舒的著作流傳(chuan) 和《春秋繁露》的作者三個(ge) 視角審視《春秋繁露》的可靠性。為(wei) 了梳理董仲舒的著作，桂思卓不僅(jin) 用了使用比較多的《春秋繁露》《史記》《漢書(shu) 》等材料，而且從(cong) 《藝文類聚》《北堂書(shu) 鈔》《古文苑》《太平禦覽》等文獻中尋找相關(guan) 的隻言片語，然後將這些資料條分縷析，相互質證。為(wei) 了更好地展開研究，她還將每一章每一段落進行編碼、統計字數，計算了重要術語出現的次數。在此基礎上，桂打破了《春秋繁露》的傳(chuan) 統章節次序，將其分為(wei) “解經”“黃老”“陰陽”“五行”和“禮製”五編。作者認為(wei) ，“《春秋繁露》是一部涵蓋多種論調的匯編性著作。第一種論調展示了董仲舒的學說……第二種論調來自於(yu) 董仲舒的後學……第三種論調最為(wei) 輕微，它對董仲舒思想的批判回蕩在《春秋繁露》所收入的諸種駁斥中”。具體(ti) 而言，“黃老編”中有很多特殊詞匯，這些詞匯很少在其餘(yu) 各編中出現。即使再現，意義(yi) 也往往不同。比如此編中的“德”多指道家的能力（potency）概念，而非儒家的道德（moral virtue）概念。並且這部分文本多讚成無為(wei) 而治，反對積極有為(wei) 。不過，正如杜潤德（Durrant）[34]、齊思敏（Csikszentmihalyi）[35]、程艾蘭(lan) （Cheng）[36]的評論中提到的，作者判斷有關(guan) 文本是否真為(wei) 董仲舒著作和將各章化分到各編的根據並沒有給予充分的闡釋。

在本書(shu) 第二部分，桂思卓探討了對春秋公羊傳(chuan) 的詮釋和經典化問題。桂思卓不同意西方認為(wei) “儒家是缺乏宗教特性的人文傳(chuan) 統”這一觀點，認為(wei) 儒家的主張是“天人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本體(ti) 統一性”。而“經典本身必須被當作一種宗教現象來理解。……神聖的經典隻能在它與(yu) 某個(ge) 特定人類群體(ti) 的關(guan) 係中存續，而這個(ge) 特定群體(ti) 則依托具體(ti) 的曆史背景賦予經典以特定的角色和理念”。《春秋》是比較簡要的作品，但讀者“幾乎擁有無限的權力和創造力”去解釋它。君主應當遵循天道，但天道隻能通過經典和災異示現。而儒家士大夫就可以通過對經典的闡釋而對君主實現一定的製約。《春秋繁露》中說：“天之生民，非為(wei) 王也，而天立王以為(wei) 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le) 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董仲舒將天的宗教權威、《春秋》的經典權威、公羊學的經學權威與(yu) 當時的政治問題聯係起來，並試圖以此改造秦時已泛濫開來的帝國權力的無節製行使。”因此作者認為(wei) 中文的“經”翻譯為(wei) 英文的“scripture”（聖典）比翻譯為(wei) “classics”（經典）更為(wei) 合適。

2011年，劍橋大學著名漢學家魯惟一（Michael Loewe）在荷蘭(lan) 的博睿（Brill）出版社出版了《董仲舒：“儒家”遺產(chan) 與(yu) 〈春秋繁露〉》一書(shu) [32]。2017年9月，香港中華書(shu) 局出版了戚軒銘、王玨和陳顥哲的譯本[38]。此書(shu) 出版後，得到了《春秋繁露》的英譯者之一John S.Major[39]、美國西肯塔基大學哲學宗教學教授方破（Paul Fischer）[40]、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教授Garret Olberding[41]等學者的評論和讚揚。Major預言“將來任何對漢代思想生活的研究都不得不引用此書(shu) ”[39]。本書(shu) 包括兩(liang) 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董仲舒的曆史背景、生平，和董仲舒的著作及其主題；第二部分是介紹了《春秋繁露》的流傳(chuan) 、各章的內(nei) 容、著作的主題和問題，並對《春秋繁露》的第二十三章《三代改製質文》進行了深入探討。

學術界一般認為(wei) ，董仲舒是西漢最重要的思想家，漢武帝就是因為(wei) 聽了他的建議，才采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但是魯惟一經過曆史事實考據、文獻文本梳理和概念命題分析等方法研究董仲舒的生平及其著述，提出了具有顛覆性的觀點。作者認為(wei) ，《春秋繁露》囊括了不同的思想，有的出自董仲舒，有的出自後世學者。“從(cong) 研究古代文獻的普遍標準來看，現在很難再承認董仲舒是整部今本《春秋繁露》的作者”。《太平禦覽》等唐代及後世叢(cong) 書(shu) 在征引時區分了董仲舒之言和《春秋繁露》之言，從(cong) 征引情況看，不足以證明董仲舒是整部書(shu) 的作者。劉向、劉歆父子都沒有提到過《春秋繁露》。但此書(shu) 中，涉及《春秋公羊傳(chuan) 》的部分很可能出自董仲舒之手，或記錄了他的思想。

另外，魯惟一認為(wei) 沒有證據顯示董仲舒是一位足以左右朝廷決(jue) 策的高官重臣，也很難證明他的思想被時人所接受。“一直到清代，將董仲舒譽為(wei) 思想領袖的論調都是極少的。從(cong) 文獻中很難看出人們(men) 已經普遍承認董仲舒具有這樣的學術地位，他隻是一個(ge) 學者，提出了一些觀點而已”，“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太可能是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實行的封建統治政策，儒家也沒有被官方用來削弱其他學派的影響。一直要到東(dong) 漢時，這樣的較完整的國家儒學係統才逐漸建立起來，而儒家學說真正發揮效力至少要等到唐代。至少在西漢的曆史文獻中並不能找到證據證明在董仲舒的時代，“儒學”已經成為(wei) 一種治理百姓的理想或方式，或是壓倒其他各家而取得了“勝利”。

除了這幾部已經公開出版的專(zhuan) 著外，西方高校還有若幹尚未正式出版的研究董仲舒的博士論文。

田則嶽（Tain Tzey-yueh）於(yu) 1974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ya) 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完成了題為(wei) 《董仲舒的思想體(ti) 係：來源和對漢代的影響》（Tung Chung-shu's System of Thought:Its Sources and its Influence on Han）的博士論文。該文研究了董仲舒思想的來源和對漢代的政治影響[42]。

現在美國西南大學任教的戴偉(wei) 生教授（Steven Craig Davidson）在著名學者林毓生的指導下，於(yu) 1982年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完成了題為(wei) 《董仲舒和帝國儒學的起源》（Tung Chung-shu and the Origins of Imperial Confucianism）。該文主要論述了帝國儒學的形而上學和認識論，及儒家政治道德哲學，認為(wei) 帝國儒學要將自然機理的新觀念與(yu) 前儒家的目的論，法家的功利主義(yi) 與(yu) 儒家的道義(yi) 建立聯係。作者認為(wei) 作為(wei) 帝國儒學發言人的董仲舒雖然對這幾種觀點已經被證明的相容性有信心，但這幾者之間存在一種脆弱的緊張關(guan) 係，要想達到和諧，並不容易[43]。

曾任台灣美國商會(hui) 會(hui) 長和香港美國商會(hui) 會(hui) 長的魏理庭（Richard R.Vuylsteke）於(yu) 1982年在夏威夷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論文是《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的政治哲學：一個(ge) 批判性論述》（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ung Chung-Shu(179－104 BC):a Critical Exposition）。該研究認為(wei) ，董仲舒的哲學主張一個(ge) 由有限君主統治的穩定社會(hui) 秩序，但也要給個(ge) 人行為(wei) 保留自由的空間，使其可以自主而精致地參與(yu) 社會(hui) 而獲得個(ge) 人創造力[44]。

1991年在加拿大英屬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Gary Arbuckle所作的題為(wei) 《還原董仲舒（公元前195－前115年）：一個(ge) 曆史和哲學的重構實驗》（Restoring Dong Zhongshu(BC195－BC115):an Experiment in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Reconstruction）的論文雖然尚沒有正式出版，但已經被很多人引用，並獲得了較好的口碑。該文分為(wei) 四部分：在第一部分，作者盡可能詳盡地探討了董仲舒的生平，通過確定三次對策的時間來確定董仲舒生平時間表上大部分的時間。在第二部分，作者盡量使用真實可靠的材料，探討了董仲舒的思想。作者發現，董仲舒的曆史循環理論可能對漢朝的統治未必全是好事，因為(wei) 他預示著漢朝必然滅亡的將來。在第三部分，作者追述了何休和董仲舒兩(liang) 大公羊學傳(chuan) 統，並且證明這兩(liang) 支傳(chuan) 統是相互關(guan) 聯的，並且這些思想都影響了後來的王莽及東(dong) 漢朝廷。在第四部分，作者探討了《春秋繁露》的曆史、結構和理念等，認為(wei) 不是所有的內(nei) 容都是董仲舒的作品，但有關(guan) 陰陽、郊祭的部分內(nei) 容很可能來自於(yu) 董仲舒。Arbuckle還為(wei) 拓展董仲舒研究提供了幾個(ge) 有意思的建議，比如研究董仲舒與(yu) 主父偃和公孫弘的關(guan) 係，研究王充對董仲舒的態度，研究公羊思想與(yu) 尚書(shu) 和緯書(shu) 思想的關(guan) 係等[45]。

（三）研究董仲舒的論文

除了以上專(zhuan) 著和對這些專(zhuan) 著的評論外，西方學術界還有幾篇研究董仲舒的專(zhuan) 題論文。

呂敏（Marianne Bujard）的《董仲舒的人生：謎題與(yu) 假說》（La vie de Dong Zhongshu:Énigmes et hypothèses）根據《史記》《漢書(shu) 》和《資治通鑒》等史籍，考證出董仲舒生於(yu) 公元前198年，這時間早於(yu) 中國大部分《中國哲學史》教材中認定的公元前179年；董仲舒在公元前134年對策，在公元前128-前126年間被判死罪，但尚沒有充分證據證明董仲舒逝於(yu) 公元前104年[46]。

關(guan) 於(yu) 《春秋繁露》是否為(wei) 董仲舒所作曆來有很多爭(zheng) 議。即使是蘇輿也不認為(wei) 每一章都是真實的[47]。Arbuckle的《關(guan) 於(yu) 〈春秋繁露〉真實性的一個(ge) 注解：〈春秋繁露〉第七十三篇〈山川頌〉的時間問題》（A Note 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Chunqiu Fanlu春秋繁露:The Date of Chunqiu Fanlu Chapter 73"Shan Chuan Song山川頌"）雖然堅持《春秋繁露》是匯集了不同作者的文章的大雜燴，但通過對《春秋繁露》中《山川頌》與(yu) 劉向《說苑》中有關(guan) 文字進行比較，證明了《山川頌》很大可能出自董仲舒之手[48]。

慶鬆光雄[49]和戴君仁[50]都不認為(wei) 《春秋繁露》中關(guan) 於(yu) 五行的各篇文章是董仲舒所做。1993年，Arbuckle在《五帝還是一皇帝？董仲舒材料中一個(ge) 有問題的段落》（Five Divine Lords or One(Human)Emperor?A Problematic Passage in the Material on Dong Zhongshu）一文中通過對《漢舊儀(yi) 》中一個(ge) 關(guan) 於(yu) “求雨”的段落與(yu) 其他古籍的對比分析，證明這段話存在文字錯誤，與(yu) “五帝”無關(guan) ，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慶鬆光雄和戴君仁的觀點，當然這段話也證明了董仲舒在他逝世後仍然存在巨大影響力[51]。

陰陽思想是中國哲學的重要思想。美國羅耀拉·瑪麗(li) 蒙特大學（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的哲學教授王蓉蓉（Robin R.Wang）在《董仲舒對“陰陽”理論的轉型與(yu) 性別認同的論爭(zheng) 》（Dong Zhongshu's Transformation of"Yin-Yang"Theory and Contesting of Gender Identity）一文中認為(wei) ，董仲舒是第一個(ge) 將陰陽理論整合入儒學的重要思想家。董仲舒將中國傳(chuan) 統哲學中陰陽的“和”（harmony）關(guan) 係轉型成了“合”（unity）的關(guan) 係，這也造成了陰陽之間對“序”（order）的需要。同時，董仲舒也是第一個(ge) 將人性與(yu) 陰陽結合起來的哲學家。人的“性”（human nature）和“仁”（benevolence）屬於(yu) “陽”，而人的“情”（emotion）和“貪”（greed）則屬於(yu) “陰”。對陰陽這種本體(ti) 論的解釋，也就要求陰陽不可能有平等的地位，也就決(jue) 定了女性要服從(cong) 於(yu) 男性[52]。

Arbuckle的《不可避免的背叛：董仲舒的曆史循環理論和使漢朝天命失效的早期嚐試》（Inevitable Treason:Dong Zhongshu's Theory of Historical Cycles and Early Attempts to Invalidate the Han Mandate）一文認為(wei) 董仲舒試圖通過援引上天的力量來限製漢朝的統治者。作者將董仲舒的“三統”（黑、白、赤）、“三教”（忠、敬、文）和“四法”（文、質、夏、商）整合成一個(ge) 兩(liang) 階段、六部分的曆史周期論。根據這個(ge) 理論，漢朝能代替前朝，也一定會(hui) 被後朝所代替[53]。

董仲舒對中國法製思想的重要貢獻是其春秋決(jue) 獄的思想，但不幸的是有關(guan) 著作已經散佚了。魯惟一（Loewe）在《作為(wei) 顧問的董仲舒》（Dong Zhongshu as a Consultant）一文中對這些佚文及其在法律文件中的地位等問題進行了梳理。作者除了梳理了有關(guan) 曆史文獻外，還梳理了新近考古中發現的法律文書(shu) ，並詳細探討了九條法律意見是否出自董仲舒[54]。田納西大學曆史係教授陳立強（Charles Sanft）的《反思董仲舒的春秋決(jue) 獄：論作為(wei) 更早實踐發展的主觀狀態下的法律利益和親(qin) 親(qin) 相隱的特權》（Dong Zhongshu's Chunqiu Jueyu Reconsidered:On the Legal Interest in Subjective States and the Privilege of Hiding Family Members'Crimes as Developments from Earlier Practice）一文則考察了漢代法律決(jue) 定的主觀因素和對親(qin) 親(qin) 相隱特權的尊重。作者認為(wei) 這兩(liang) 條其實是從(cong) 秦代的法律實踐繼承而來，並非出自董仲舒的影響[55]。

三、東(dong) 西方董學研究的不同特點與(yu) 學術交流

通過閱讀東(dong) 西方的董學著作可以發現，東(dong) 西方的學術研究存在著明顯不同的特點。不同特點的存在使得東(dong) 西方的董學研究有相互交流的必要。

學術研究基本可以分為(wei) 學問和思想兩(liang) 塊。西方學者往往比較重視學問，不會(hui) 輕易提出思想，而中國學者則存在重思想輕學問的明顯偏好。西方學者做學問，往往是從(cong) 古到今、上天入地，隻要是有關(guan) 的材料都要搜集到。著作之後往往列出長長的參考文獻，頁腳有很多注釋。在堅實的材料基礎上，再條分縷析，一步步得出自己的結論。在分析材料的時候，還往往采用編碼、計數等比較科學的方法。這種踏實研究得出的結果往往比較可靠。而很多中國學者做學問往往提出一大堆的思想觀點，卻常常缺乏材料支持和邏輯論證。結果就是，我們(men) 出的文章世界第一，但很多文章寫(xie) 完了就死了，發表後基本沒有人引用。而西方學者寫(xie) 的著作，至少是已經發表的研究董仲舒的著作都被引用過。

影響學術研究的還有社會(hui) 現實。董仲舒的學說首先是為(wei) 了應對漢初的社會(hui) 政治問題。他最重要的學問春秋公羊學之所以在清末民初複興(xing) ，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國麵臨(lin) 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知識分子希望能在傳(chuan) 統智慧中尋找救國之道。這種關(guan) 注現實的精神是中國學者的優(you) 良品質。而西方學者則往往是為(wei) 學問而學問，很少關(guan) 注社會(hui) 現實。公羊學和儒學對於(yu) 他們(men) 來講也就成了客觀的研究對象，跟用福爾馬林泡的屍體(ti) 沒有區別。等他們(men) 走出書(shu) 齋，董仲舒也就跟沒存在過一樣。

西方學者如此不問世事的確不好，但研究太受社會(hui) 現實和個(ge) 人情感影響也未必是好事。與(yu) 董仲舒相關(guan) 發行量最大的作品是河北景縣董故莊大隊黨(dang) 支部1974年在《紅旗》雜誌上發表的《林彪和董仲舒是一個(ge) 窩裏的蠍子》，中國任何一個(ge) 鄉(xiang) 鎮級別以上的黨(dang) 政機關(guan) 都會(hui) 收到這篇文章[56]。文章的作者可能根本不懂董仲舒，既然可以抓住這個(ge) 機會(hui) 跟上“批林批孔”的大潮，那就批批吧。再來看當今洶湧澎湃的“國學”複興(xing) 浪潮，又有多少人是從(cong) 心裏真的喜歡，又有多少人是為(wei) 了不同的利益跟風而進？《林彪和董仲舒是一個(ge) 窩裏的蠍子》之類的文章在曆朝曆代都有，但能流傳(chuan) 後世受到千秋稱頌的又有多少？

雖然做學術研究，對研究對象有一定的情感是不可避免的，但這種情感不能泛濫。在當前這個(ge) “國學”大盛的新時代，有的學者對所謂的“聖賢”或“聖賢”的話已經失去了客觀分析的能力。王蓉蓉（Wang）[52]、陳立強（Sanft）[55]、魯惟一（Loewe）[32]的著作雖然尚有可探討之處，但當代學人能有如此清醒、理性頭腦之人卻沒有多少。

因為(wei) 不同學者的背景不同，看問題的視角就會(hui) 不同。為(wei) 了形成對研究對象的全麵認識，就需要進行交流。學術交流分成三個(ge) 層次。其一，學者個(ge) 人層麵的交流。學者之間的交流主要靠書(shu) 評、文獻綜述和評論來進行。西方關(guan) 於(yu) 董仲舒的專(zhuan) 著出版後都有很多書(shu) 評跟著刊出。書(shu) 評的作者往往並非等閑之輩，比如程艾蘭(lan) （Cheng）[36]、許敏（Bujard）[37]、魯惟一（Loewe）[22]等。學者交流貴在以誠相待。這些評論往往很細很深，甚至一些翻譯錯誤也會(hui) 提出，比如鮑格洛（Pokora）[11]、Arbuckle[19,20]、程艾蘭(lan) （Cheng）[36]、魯惟一（Loewe）[22]等。這些深入而客觀的批評探討在中文的書(shu) 評中並不多見。相當一部分中文書(shu) 評跟廣告差不多，內(nei) 容往往一大半是歌功頌德的詞句。這種風氣不利於(yu) 中國學術水平的提升。

學術交流的第二個(ge) 層次是學科之間的交流。研究董仲舒的西方學者往往是漢學係、東(dong) 方語言係、哲學係、曆史係的教授，基本沒有研究西方主流現實問題的學者參與(yu) ，學科的界限可能會(hui) 限製研究的廣度。而中國的董學研究者則來自四麵八方，不僅(jin) 有傳(chuan) 統的文史哲的學者，還有政治學、行政學、經濟學、管理學、教育學、醫學等不同學科的學者參與(yu) 進來。雖然我們(men) 研究的深度可能需要提高，但我們(men) 研究的廣度值得讚賞，因為(wei) 研究廣度和跨學科研究可能蘊含新的學術增長點。

學術交流的第三個(ge) 層次是跨國交流。我們(men) 可以看到海外研究董仲舒的學者雖然不多，但廣泛分布在日本、法國、德國、瑞士、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可以說董學研究已經成為(wei) 一門“跨國學科”。但時至目前，尚未見過一篇文章對西方的董仲舒研究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元研究，這恰恰說明東(dong) 西方董學研究跨國交流的缺乏。西方學者對中國董學研究著作的引用集中於(yu) 那幾位大師身上。西方學者中除了桂思卓（Queen）的作品[16]在中國有十幾次引用外，基本沒有被關(guan) 注過。但我們(men) 可以看出，傅蘭(lan) 克（Franke）[29]、吳康（Woo）[30]、田則嶽（Tain）[42]、戴偉(wei) 生（Davidson）[43]和Arbuckle[45]的作品都至少達到了中國當前的出版標準。我們(men) 完全可以做一個(ge) 《海外董學叢(cong) 書(shu) 》將這些著作翻譯成漢語以西中文對照的方式，或以純漢語出版。當然桂思卓（Queen）[23]和魯惟一（Loewe）[32]的作品已經有了漢譯本，如果收入這個(ge) 叢(cong) 書(shu) 還需要聯係漢語版權的問題。而本文中所列的關(guan) 於(yu) 董仲舒的西文論文也可以翻譯成漢語，結集成《海外董學叢(cong) 書(shu) 》的一冊(ce) 《西方董學研究文匯》出版。當然，這套叢(cong) 書(shu) 也可以收入一些日文、朝鮮文和越南文等文字的董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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