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liang) 漢童蒙教育何以影響深遠

作者：張小鋒（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馬克思主義(yi) 學院教授）

來源：人民論壇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二月初六日戊申

          耶穌2019年3月12日

核心提示：兩(liang) 漢時期的童蒙教育獲得了曆史性進步，無論是童蒙讀物的數量增加和質量提升，還是童蒙教育的普及廣度和推行深度，都尤為(wei) 突出。兩(liang) 漢時期童蒙教育的發展，對增強民族聚合力、維係漢代社會(hui) 的長治久安發揮了極為(wei) 重要的作用。同時，兩(liang) 漢時期童蒙教育積累的豐(feng) 富實踐經驗，也對後代童蒙教育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

【摘要】兩(liang) 漢時期的童蒙教育獲得了曆史性進步，無論是童蒙讀物的數量增加和質量提升，還是童蒙教育的普及廣度和推行深度，都尤為(wei) 突出。兩(liang) 漢時期童蒙教育的發展，對增強民族聚合力、維係漢代社會(hui) 的長治久安發揮了極為(wei) 重要的作用。同時，兩(liang) 漢時期童蒙教育積累的豐(feng) 富實踐經驗，也對後代童蒙教育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

【關(guan) 鍵詞】兩(liang) 漢時期 童蒙教育 曆史影響

【中圖分類號】K234

【文獻標識碼】A

在中國教育史上，漢代童蒙教育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有學者指出，“兩(liang) 漢蒙學教育在整個(ge) 古代蒙學教育史上具有承前啟後之功”。兩(liang) 漢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hui) 的重要時期，也是持續時間最長的曆史時期。兩(liang) 漢時期不僅(jin) 疆域遼闊、人口蕃息、政治穩定、經濟富足，而且文化遠播、科技發達、軍(jun) 事強盛，整個(ge) 社會(hui) 呈現出勃勃生機和活力。可以說，兩(liang) 漢時期不僅(jin) 創造了飲譽史冊(ce) 的煌煌盛業(ye) ，而且熔鑄了有漢一代乃至垂範百世的民族精神。那麽(me) ，是什麽(me) 原因或力量催生了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賡續400載的兩(liang) 漢這一罕見的曆史時期？是什麽(me) 精神和信念推動著這一曆史時期的人們(men) 創造出如此燦爛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對於(yu) 這些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有兩(liang) 個(ge) 最基本的原因不容忽視：一是漢代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一是漢代文化教育特別是童蒙教育的勃興(xing) 和發展。若舍此二者而去探尋其深層原因，恐怕都難中肯綮。

兩(liang) 漢時期，童蒙讀物的數量增加、質量提升

童蒙教材，或稱之蒙學讀本，是我國封建社會(hui) 對兒(er) 童進行啟蒙教育的主要憑借，也是衡量童蒙教育水平高下的重要標誌。與(yu) 前代相比，兩(liang) 漢時期的童蒙教材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漢書(shu) ·藝文誌》清楚而完整地記載了兩(liang) 漢時期童蒙教材的情況。

一方麵，漢代新誕生的童蒙教材有《倉(cang) 頡篇》《凡將篇》《急就篇》《元尚篇》《訓纂篇》，其中《倉(cang) 頡篇》是對秦代《蒼頡》《爰曆》《博學》三篇的綜合和再創作，《急就篇》則是漢代影響最大、流傳(chuan) 最久的蒙學讀本，“使用至唐代而漸漸衰落”。值得注意的是，漢代蒙學讀本的編纂，均以政府為(wei) 主導，擔綱者均為(wei) 宿儒名士，如《凡將篇》的作者司馬相如博學多識，文采斐然，有“天下文章兩(liang) 司馬”之美譽；《訓纂篇》的作者揚雄也是一代名士，確保了蒙學讀本的質量。

另一方麵，漢代對前代的童蒙教材和文化典籍十分重視，這些童蒙教材和文化典籍也自然而然地扮演了兩(liang) 漢童蒙教材的角色，如《史籀》《論語》《孝經》等。《史籀》是“周時史官教學童書(shu) ”，共15篇，是我國最早的啟蒙讀物；《論語》和《孝經》均是儒家經典，自然也是童蒙學習(xi) 的典範教材。到了東(dong) 漢，蒙學讀物的大家族中又增加了許多新成員，根據《隋書(shu) ·經籍誌》的記載，主要有《滂喜篇》《勸學》《太甲篇》《在昔篇》《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女史篇》《幼學》《始學》等。東(dong) 漢參加編纂蒙學讀物的學者有賈魴、蔡邕、班固、朱育、項峻等人；東(dong) 漢女才子班昭的《女誡》七篇，實質上也是對女子進行啟蒙教育的藍本。

兩(liang) 漢童蒙教育內(nei) 容豐(feng) 富，普及範圍進一步擴大

童蒙教育的年齡，一般認為(wei) 是8至15或16歲，但也有如東(dong) 漢鍾會(hui) 4歲就開始“授《孝經》”的曆史記載。根據《漢書(shu) ·藝文誌》和《漢書(shu) ·食貨誌》的記載，漢代童蒙8歲入小學，主要“學六甲、五方、書(shu) 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15歲入大學，主要是“學先聖禮樂(le) ，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東(dong) 漢人崔寔《四民月令》記載，正月“農(nong) 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學，學《五經》；師法求備，勿讀書(shu) 傳(chuan) 。硯冰釋，命幼童入小學，學篇章。命女紅趣織布”；八月“暑小退，命幼童入小學，如正月焉”；十月“農(nong) 事畢，命成童入大學，如正月焉”；十一月“硯冰凍，命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入小學”。

兩(liang) 漢時期童蒙教育的對象分為(wei) 幼童和成童，二者學習(xi) 內(nei) 容的側(ce) 重點和規定學習(xi) 時間不同。一年四季中，正月、八月、十月、十一月四個(ge) 月為(wei) 明確要求學習(xi) 的時間，其餘(yu) 時節雖未作硬性規定，但對童蒙進行適當的啟蒙教育是必然的。童蒙教育的內(nei) 容十分豐(feng) 富，有書(shu) 寫(xie) 、計算等基本知識，有行為(wei) 規範、道德倫(lun) 理等內(nei) 容；教育者對童蒙的學習(xi) 要求也較為(wei) 嚴(yan) 格，字寫(xie) 得不好，可能也要挨批受罰。如東(dong) 漢大學者王充在《論衡·自紀》中記載自己的求學經曆：“八歲出於(yu) 書(shu) 館，書(shu) 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shu) 醜(chou) 得鞭。”漢代法律也規定，“吏民上書(shu) ，字或不正，輒舉(ju) 劾”，而書(shu) 寫(xie) 端正規範的意識和訓練必然要從(cong) 童蒙抓起。

兩(liang) 漢時期，啟蒙教育的普及範圍進一步擴大，由京師推及地方郡國，甚至直達四周邊郡。在出土於(yu) 西北邊塞烽燧遺址中的漢代簡牘中，有許多簡牘墨跡內(nei) 容為(wei) 《倉(cang) 頡篇》《急就篇》《九九口訣表》，甚至還有《論語》等儒家典籍內(nei) 容。我們(men) 不能單純將這些簡牘蘊含的信息理解為(wei) 西北地區士卒的文化生活，而是應當將其視為(wei) 啟蒙教育遍於(yu) 邊陲的佐證。有學者指出：“至遲在秦漢時期，已有官方頒行的蒙學課本，如秦朝李斯所編《倉(cang) 頡篇》、漢朝史遊所編《急就章》。在清末敦煌漢長城遺址均曾發現殘簡，可知都已普及到邊疆。”

兩(liang) 漢童蒙教育將漢政權主張的主流價(jia) 值觀念內(nei) 化為(wei) 大眾(zhong) 的行為(wei) 規範，對維係社會(hui) 的長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

童蒙教育的成功與(yu) 否關(guan) 係到國家的前途和未來。有學者指出，“任何一個(ge) 國家，要穩定和發展，必須有凝聚全體(ti) 社會(hui) 成員的精神力量，其中包括共同的社會(hui) 理想和道德規範，為(wei) 公眾(zhong) 所認同的價(jia) 值觀等”。凝聚全體(ti) 社會(hui) 成員的精神力量從(cong) 何而來？如何獲得？這是任何政權都必須麵對和回答的重大問題。實踐表明，凝聚全體(ti) 社會(hui) 成員的精神力量不可能自發獲得，也不可能先天養(yang) 成，而是要靠後天的持續培養(yang) ，這就必須高度重視教育，特別是童蒙教育。

西漢初年的政論家賈誼認為(wei) ，童蒙教育對一個(ge) 人思想品德、理想信念以及價(jia) 值觀的形成至關(guan) 重要。他說，“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絕惡於(yu) 萌芽，起教於(yu) 微妙”，倡導社會(hui) 要高度重視童蒙教育。

兩(liang) 漢時期的國家主流價(jia) 值理念，不僅(jin) 是推動兩(liang) 漢400年永續發展最深厚、最重要的力量，也是今天我們(men) 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最值得關(guan) 注的、最值得汲取的精神養(yang) 分。大量史實揭示：兩(liang) 漢的教育實踐始終與(yu) 統治者的治國思想相一致。換言之，漢王朝倡導什麽(me) 價(jia) 值觀，兩(liang) 漢的教育就極力塑造什麽(me) 精神；漢政權需要什麽(me) 樣的人才，漢代的官學、私學乃至家庭教育就努力培養(yang) 什麽(me) 樣的人才。

漢代國家政權倡導的主流價(jia) 值理念至少包括：矢誌愛國、先國後家、孝親(qin) 敬老、秉公執法、廉潔自好、勤勞儉(jian) 樸等。出使匈奴被拘留19年而須臾不失漢節、堅貞不屈的蘇武，投筆從(cong) 戎經略西域近30年的班超是矢誌愛國的典型代表；謝絕漢武帝賞賜的豪華府邸，以“匈奴未滅，何以家為(wei) ”為(wei) 己任的霍去病則是漢代“先國後家”的傳(chuan) 神寫(xie) 照。孝親(qin) 敬老、秉公執法、廉潔自好、勤勞儉(jian) 樸既是自天子而及百姓的行為(wei) 規範，也是朝廷辟除官吏的法定標準。

漢以孝治天下，以尊老為(wei) 國策。漢自立國之日起，就大力倡導孝親(qin) 敬老，漢代帝王多有下詔表彰孝行和關(guan) 愛老人之舉(ju) 措。如漢文帝曾下詔雲(yun)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wei) 生之本也；三老，眾(zhong) 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還派遣謁者賞賜和慰勞天下三老、孝、悌、力田、廉吏等人，為(wei) 天下百姓樹立起“身邊的榜樣”和“學習(xi) 的楷模。”作為(wei) 儒家經典和啟蒙讀本的《孝經》，在兩(liang) 漢時期享有崇高的地位，人人都要讀《孝經》，包括兒(er) 童和成人、文士和武夫，甚至包括外國留學生。如司馬遷的父親(qin) 司馬談，在臨(lin) 終前囑咐司馬遷要繼承他未竟的事業(ye) 時說，“餘(yu) 死，汝必為(wei) 太史；為(wei) 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揚名於(yu) 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

兩(liang) 漢時期的主流價(jia) 值理念不僅(jin) 是國家層麵的一種精神指引，更是通過各種途徑化作臣民的行動指南。漢自立國開始，便在最基層的社會(hui) 組織“鄉(xiang) ”中設有三老、有秩、嗇夫、遊徼。其中“三老掌教化”，專(zhuan) 門負責把國家主張變為(wei) 社會(hui) 基層的行動指南，讓國家的主流價(jia) 值觀念深刻滲透到兩(liang) 漢蒙學讀物中，並傳(chuan) 播到基層社會(hui) 的每個(ge) 角落。這些精神理念一旦形成，便以其強大的力量規範和調節著人們(men) 的行為(wei) 方式。

漢文帝時，年僅(jin) 15歲的弱女淳於(yu) 緹縈上書(shu) 文帝，願入官為(wei) 奴以贖父罪，她的勇氣和孝心感動了文帝，最終赦免了其父罪行，並廢除了肉刑。漢武帝時的風雲(yun) 人物張湯，自幼便展現出對法律的喜好和傑出的才幹，一次因老鼠偷食了家裏的肉，便掘洞逮鼠，上演了一場像模像樣的“張湯審鼠”的“審判秀”。桑弘羊年僅(jin) 13歲，以善於(yu) 心算、精於(yu) 運籌受到漢武帝的重視，被任為(wei) 侍中。奇才怪傑東(dong) 方朔13歲“學書(shu) ”、15歲“學擊劍”、16歲“學《詩》《書(shu) 》”、19歲“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東(dong) 漢的開國名臣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ye) 長安”；其孫女和熹皇後鄧綏6歲曉《史書(shu) 》，12歲通《詩》《論語》。哲學家王充6歲便開始讀書(shu) 寫(xie) 字、8歲入小學，隨後“受《論語》《尚書(shu) 》”；在京師洛陽讀書(shu) 時，因家貧無書(shu) ，常常市肆博覽、過目輒誦。《漢書(shu) 》和《封燕然山銘》的作者班固9歲能屬文、誦詩賦。漢明帝時的著名經學家範升9歲能“通《論語》《孝經》”。伏波將軍(jun) 馬援的侄孫馬續聰明好學、博覽群書(shu) 、文武兼修，7歲能通《論語》、13歲明《尚書(shu) 》、16歲治《詩》。諸如此類，不勝枚舉(ju) 。

“少年若天性，習(xi) 慣如自然。”如此眾(zhong) 多的有為(wei) 少年，其睿智多知、誌向遠大，如果不是接受了良好的童蒙教育，便不會(hui) 有如此卓越的表現。

兩(liang) 漢童蒙教育對後世影響深遠

曆史上最享盛名的童蒙讀本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其中以《三字經》為(wei) 甚。在《三字經》不大的篇幅中，引用了21位人物的事跡，其中6位為(wei) 兩(liang) 漢人物，這足以反映出兩(liang) 漢童蒙教育對後世的深遠影響。

《三字經》中說：“香九齡，能溫席。孝於(yu) 親(qin) ，所當執。”“融四歲，能讓梨。弟於(yu) 長，宜先知。”“披蒲編，削竹簡。彼無書(shu) ，且知勉。”“如負薪，如掛角。身雖勞，猶苦卓。”“蔡文姬，能辨琴。謝道韞，能詠吟。”

《三字經》中的“香九齡”是指東(dong) 漢江夏人黃香，以至孝稱於(yu) 鄉(xiang) 裏，九歲喪(sang) 母，思慕憔悴，家境寒微，對父親(qin) 躬執苦勤，盡心奉養(yang) ，後博學經典，究精道術，善著文章，京師稱讚他為(wei) “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後終成國之棟梁，官拜尚書(shu) 令之職；而“黃香孝親(qin) ”的事跡也被選入《二十四孝》故事。“融四歲”是指東(dong) 漢大學者孔融；“披蒲編”是指西漢名臣路溫舒；“削竹簡”是指西漢布衣卿相公孫弘；“如負薪”是指西漢名臣朱買(mai) 臣；“蔡文姬”是東(dong) 漢末期名臣蔡邕之女，才華斐然。《三字經》選取的這六位兩(liang) 漢人物，均為(wei) 孝親(qin) 敬老、勤學不輟的典範，他們(men) 品德高尚、積極進取、富有才幹、效命國家，不僅(jin) 是漢代朝廷倡導和樹立的典型人物，而且穿越了時空界限，對任何時代和政權而言，都極富教育意義(yi) 。

總體(ti) 來看，兩(liang) 漢童蒙教育在將漢政權主張的主流價(jia) 值觀念化為(wei) 大眾(zhong) 的行為(wei) 規範、思想觀念方麵發揮了難以替代的作用，有效維護了漢政權穩固和漢代社會(hui) 的長治久安。正是意識到童蒙教育的獨特作用，漢政權對包括童蒙教育在內(nei) 的文教事業(ye) 高度重視。一方麵，漢朝廷不僅(jin) “立太學以教於(yu) 國，設庠序以化於(yu) 邑”，建立了一套遍及全國的童蒙教育體(ti) 係；而且“勸學興(xing) 禮，崇化厲賢”，努力營造“尊師而重傅”的社會(hui) 環境。另一方麵，漢朝對童蒙讀本的編撰和童蒙教育的實施極為(wei) 重視。童蒙讀本基本都是由當世一流的名士大儒擔綱，其編寫(xie) 的讀本內(nei) 容正確，體(ti) 現了國家意誌，符合童蒙的學習(xi) 特點和成長規律。同時，漢朝還設置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專(zhuan) 門機構和人員，持之以恒地負責教化施行，確保了童蒙教育的廣度、深度和實際效果。這些有益做法和實踐探索，對後世開展基礎教育和素質教育、鑄造民族精神不無啟發意義(yi) 。

【注：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童蒙文化史研究”（項目編號：16ZDA121）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王子今：《秦漢兒(er) 童的世界》，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8年。

②喬(qiao) 衛平、程培傑：《中國古代幼兒(er) 教育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③徐梓：《中華蒙學讀物通論》，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4年。

④張小鋒：《秦皇漢武》，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0年。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