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雍的形象是如何豐(feng) 滿起來的
作者:張劍光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一月廿八日庚子
耶穌2019月1月3日
張學鋒先生根據考古資料,結合文獻,撰成《吳國曆史的再思考——以今年來蘇南春秋古城遺址的發掘為(wei) 線索》(刊於(yu) 蘇州博物館編《蘇州文博論叢(cong) 》第二輯),澎湃新聞·私家曆史欄目轉載(2018年12月22日),題作。他認為(wei) 周武王伐紂滅商勝利,尋找逃出關(guan) 中的太伯和仲雍之後,見到周章在吳地稱王,就封虞仲於(yu) 夏虛,虞仲所封之國稱虞國,後被晉國滅亡。在後世的傳(chuan) 說中,因“虞”字的音部為(wei) “吳”,虞、吳二字上古時音同或音近,可以通假,遂將江南的吳王周章附會(hui) 成了虞仲(封於(yu) 虞地的次子)的兄長。他認為(wei) “最終將太伯、仲雍奔吳的故事冠於(yu) 句吳曆史之上的,就目前所知,似乎還是司馬遷”,而司馬遷在撰述《吳太伯世家》時,對史實的考辨並不一定準確。
對仲雍的事跡,我並不完全讚同張學鋒的看法,但還是有一些相近的見解。幾年前曾經寫(xie) 過一篇文章,由於(yu) 怕談的問題比較敏感,對自己的觀點沒有過分地強調。
在文章中,我談到由於(yu) 泰伯和仲雍是兄弟兩(liang) 個(ge) ,而且泰伯是長子,史書(shu) 記載他們(men) 兩(liang) 人的事跡時往往放在一起,這樣造成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泰伯的身上,對泰伯的生平的探討比較豐(feng) 富,但專(zhuan) 門談仲雍的文章卻很少。因而我嚐試對文獻記載中的仲雍生平脈絡進行梳理,最終卻發現今天留給我們(men) 的仲雍形象,其實是曆代學者不斷添加的結果。所以在文章中,我把記載仲雍的資料按時間先後排列,馬上就可以看出仲雍是怎樣的一個(ge) 人。
一、仲雍的早期形象
現存史料中,最早記載古公亶父幾個(ge) 兒(er) 子的資料應該是《詩經》。
在《皇矣》一詩中,提到了太伯和王季:“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sang) ,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漢代鄭玄注解該詩道:“作,為(wei) 也,天為(wei) 邦,謂興(xing) 周國也。作配,謂為(wei) 生明君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時則然矣。太伯讓於(yu) 王季而文王起。”該詩中談到了太伯和王季兩(liang) 人關(guan) 係十分和諧。南宋朱熹在《詩集傳(chuan) 》卷16對詩中提到的這種和諧關(guan) 係加以解釋,認為(wei) :“於(yu) 是既作之邦,又與(yu) 之賢君以嗣其業(ye) ,蓋自基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yu) 是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yu) 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yu) 勉強。”最早的資料談到古公的兩(liang) 個(ge) 兒(er) 子,其中太伯對周族開拓疆土是立下了功勞的,王季對長兄極其友善,用朱熹的話說王季接受了王位,當然一定要表示出友善的樣子。不過這首最早提到太伯兄弟的詩中沒有談到仲雍。
關(guan) 於(yu) 仲雍的記載,是從(cong) 《左傳(chuan) 》開始的。該書(shu) 中共有兩(liang) 條資料談到了仲雍。
《左傳(chuan) 》僖公五年記載,虢國大夫宮子奇說:“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cong) ,是以不用。”大伯即太伯、泰伯,大王就是古公。這裏宮子奇的意思是說,泰伯、虞仲都是太王古公的兒(er) 子,泰伯不從(cong) 父命,未能繼承王位。晉代杜預《春秋經傳(chuan) 集解》卷12的注解說:“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cong) 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這裏的虞仲,不少學者認為(wei) 就是仲雍。按這一句的解釋,我們(men) 知道泰伯、仲雍都是太王古公的兒(er) 子,他們(men) 沒有聽從(cong) 父命,所以把國家讓給了季曆而自己跑到吳地去了。宮子奇說這話的時候,距商末周初已過了四五百年,泰伯、虞仲的故事經常被人們(men) 提及。但奔吳是杜預的說法,宮子奇口裏沒有提到。
哀公七年,“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wei) 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yu) 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發文身,裸以為(wei) 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子貢這裏的回答談到了春秋時人們(men) 對太伯和仲雍事跡的描繪:太伯是穿戴整齊,用周禮治理剛建立的國家。大伯死後,繼位的仲雍改變治國的方式,不再單純用禮致化,而是入鄉(xiang) 隨俗,效仿當地風氣,斷發文身。《左傳(chuan) 》並沒有談到太伯和仲雍治理的是哪個(ge) 國家,但晉代杜預注雲(yun) :“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曆,俱適荊蠻,遂有民眾(zhong) 。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製宜,以辟災害,非以為(wei) 禮也,端委禮衣也。”杜預認為(wei) 仲雍是將禮與(yu) “吳俗”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他的意思是兄弟兩(liang) 人治理的是吳國。

今本《竹書(shu) 紀年》卷下詳細記載了仲雍三兄弟事情的原委,原來是古公認為(wei) 季曆的兒(er) 子昌有天命,所以想把皇位傳(chuan) 給他,而仲雍和太伯這兩(liang) 個(ge) 哥哥為(wei) 了成全父親(qin) ,也為(wei) 了不影響季曆的即位,來到了江南,最後至死也沒有回到北方:“太王曰:‘吾世當有興(xing) 者,其在昌乎!’季曆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適越,終身不返,弟仲雍從(cong) 之,故季曆為(wei) 嗣及昌。昌為(wei) 西伯,作邑於(yu) 豐(feng) 。”古公明白地表示昌可以使周的基業(ye) 發揚光大,在這種情況下,太伯和仲雍遂讓出位子,離開岐周來到“越”,應該指南方。
《逸周書(shu) •世俘解》雲(yun) :“王不格服,格於(yu) 廟,秉語治庶國,籥人九終,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按這裏的意思,指武王克商後,把太伯、虞仲、伯邑考與(yu) 大王、季曆、文王的神主一起祭祀,向他們(men) 報告了殷人的罪孽,說明太伯、虞仲、伯邑考都曾經有做國君的可能,所以武王把他們(men) 與(yu) 大王、季曆、文王同時祭祀。
稍後的孔子對仲雍也有評論。《論語·微子篇》中談到逸民有伯夷、叔齊、虞仲、夷逸等七人,他評價(jia) 說:“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他認為(wei) 虞仲能逃世隱居,行為(wei) 廉潔,拋棄權術。有人認為(wei) 仲雍兄弟是兩(liang) 人一起逃到南方的,為(wei) 何隻提仲雍是“逸民”而不提泰伯?他們(men) 推測這裏的虞仲不是仲雍,而是另有其人。其實這種推測是沒有依據的,因為(wei) 《論語》中孔子對泰伯有專(zhuan) 門的評價(jia) ,孔子應該是從(cong) 不同的角度來考量兄弟兩(liang) 個(ge) 人在曆史上的功績。《論語·泰伯》中孔子對泰伯有最高的評價(jia)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孔子認為(wei) 泰伯是多次讓王位,所以他的行為(wei) 已達到“至德”的高度。也許在孔子心目中,泰伯放棄了王位的繼承權,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達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至德”,而仲雍隻是跟隨泰伯隱居,他與(yu) 王位關(guan) 係不是很大,最多隻是放棄了繼承王位的一點可能性,但他終身不後悔在落後地區生活,所以是著名的“逸民”,應該說也是了不起的。
附帶一提,《穆天子傳(chuan) 》對泰伯讓王位也有所記載:“赤烏(wu) 氏之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太伯於(yu) 東(dong) 吳,詔以金刃之刑,賄用周室之璧。”這段話中說太王古公亶父統治著西土的周王國,而封他的大兒(er) 子太伯到東(dong) 吳去,給了他財寶和管理的權力。《穆天子傳(chuan) 》中的一些記載不少學者認為(wei) 不可靠,一些人認為(wei) 此書(shu) 是漢代以後人作,但也有人認為(wei) 是戰國時的作品,如吳浩坤先生在《“太伯奔吳說”不宜輕易否定》(《曆史教學問題》1991年第4期)認為(wei) :“按《穆傳(chuan) 》與(yu) 《紀年》等同出汲塚(zhong) ,是戰國時的作品當無疑問。”為(wei) 便於(yu) 比較分析,我們(men) 姑且將這條資料附列於(yu) 此。這大概是最早關(guan) 於(yu) 太伯在東(dong) 吳的資料了,不過其中並沒有談到仲雍。
從(cong) 上述先秦各書(shu) 來看,對仲雍這個(ge) 人物的記載沒有係統性,除《竹書(shu) 紀年》外,大多是別人口裏談到的仲雍,並不是直接的史家描述,但大致可以看出仲雍這個(ge) 人是存在的。概括起來有這樣兩(liang) 點:其一,仲雍是古公的兒(er) 子,泰伯讓出王位,帶了仲雍隱逸了起來,而且終身沒有再回到關(guan) 中。讓出王位具有高尚的道德,所以孔子稱為(wei) 至德;而仲雍盡管沒有讓出王位的需求,但他為(wei) 了不拂父意,讓季曆繼承王位不再有任何障礙,也隱居了,同樣得到了孔子的好評。其二,泰伯將古公治周族的禮法搬到了某個(ge) 國家,而仲雍用入鄉(xiang) 隨俗的辦法,改變了治理的方式,對國家政權的鞏固和發展應該發揮出了更大的作用。當然他可能並沒有放棄太伯用周禮治國家的辦法,而隻是調整了治國的方式。至於(yu) 這個(ge) 國家是在南方還是北方,《竹書(shu) 紀年》說是在“越”,《穆天子傳(chuan) 》說是在“東(dong) 吳”。
二、仲雍在西漢的形象豐(feng) 滿
仲雍生平事跡開始變得豐(feng) 滿起來,應該是在西漢時期。目前能夠查到的西漢記錄仲雍的文獻主要有三種,其中《史記》是最早係統記錄仲雍和泰伯事跡的史書(shu) 。
在《史記·吳太伯世家》中,對仲雍和泰伯弟兄的記載明顯較以前的文獻更長,關(guan) 於(yu) 商末期周族的王位變更記載十分詳細:“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曆之兄也。季曆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曆以及昌,於(yu) 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發,示不可用,以避季曆。季曆果立,是為(wei) 王季,而昌為(wei) 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yi) 之,從(cong) 而歸之千餘(yu) 家,立為(wei) 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wei) 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yu) 周之北故夏虛,是為(wei) 虞仲列為(wei) 諸侯……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wei) 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
司馬遷的記載比先秦的文獻增加了不少內(nei) 容,在論述上與(yu) 以前的文獻也有所不同。大略可以歸納為(wei) :(1)太伯和仲雍、季曆是太伯的三個(ge) 兒(er) 子。盡管司馬遷沒有記載這幾個(ge) 兒(er) 子在家裏的排行,但從(cong) 伯、仲、季這些用字的習(xi) 慣中我們(men) 可以大體(ti) 推測清楚。(2)太伯和仲雍為(wei) 了讓出王位,“文身斷發,示不可用”,他們(men) 是不想接王位,所以用文身斷發這荊蠻的習(xi) 俗表示自己不再回來了,這與(yu) 《左傳(chuan) 》的“太伯端委,仲雍斷發”說法上有較大的不同,這一點曆來就有人提出異議。(3)到了荊蠻後,有千餘(yu) 家當地人歸順了他們(men) ,所以他們(men) 建立了勾吳國。太伯沒有兒(er) 子,死後將王位傳(chuan) 給了仲雍。(4)仲雍接吳國王位後,將王位代代相傳(chuan) 。到他的玄孫周章時,周武王派人來到吳國,最後舉(ju) 行了冊(ce) 封,並且將周章弟弟虞仲封到了北方。(5)從(cong) 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太伯和仲雍從(cong) 一開始就是逃到了吳地,並且後來也沒有再回到北方。張學鋒認為(wei) 司馬遷是記載太伯和仲雍奔吳的第一人,的確沒錯,沒有司馬遷,是很難有這樣詳盡的前代曆史的記載。

此外,《史記·周本紀》和上引《吳太伯世家》的記載有不少相互交錯的地方,但各有側(ce) 重,對仲雍的家庭和讓王位事件也有詳細記載:“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薑生少子季曆,季曆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xing) 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曆以傳(chuan) 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發,以讓季曆。古公卒,季曆立,是為(wei) 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yu) 行義(yi) ,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為(wei) 西伯,西伯曰文王。”這裏明確指出了太伯是古公的兒(er) 子,虞仲是次子。太伯有位老婆叫太薑,是季曆的母親(qin) ,一位賢婦人。季曆娶了同樣是賢婦人的太任,生了個(ge) 兒(er) 子昌,昌就是後來的周文王。讓出王位的事情,兩(liang) 處記載基本上是相同的。
與(yu) 以前的記載相比,《史記》的記載可謂十分完備。司馬遷新增了對古公家庭的介紹,使太伯、仲雍禮讓王位的原委更加清晰。古公早早看到了昌的身上有聖瑞,昌就是後來也被孔子稱為(wei) “至德”的周文王,這就說明了太伯兄弟王位讓對了人,讓得極其準確,讓得十分有意義(yi) 。而讓出王位的太伯和仲雍兩(liang) 人在南方十分成功,他們(men) 得到了當地人的擁護,建立了勾吳,而且王位代代傳(chuan) 接十分清晰。顯然,司馬遷的記述對此前的文獻進行了完善和補充,使史實更加清晰,仲雍的生平更加詳實。
先秦文獻中比較簡略的史料,到了司馬遷這裏忽然變得豐(feng) 滿起來,他是否有事實依據?的確有一些學者對司馬遷的記載是帶著懷疑的神態。當然,我們(men) 可以說司馬遷編《史記》時,可資利用的材料十分豐(feng) 富。班固《漢書(shu) ·司馬遷傳(chuan) 》說到他:“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yu) 天漢。……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chuan) ,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金德建先生於(yu) 196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司馬遷所見書(shu) 考》一書(shu) 中曾作過統計,指出《史記》征引的文獻資料至少在一百種以上。司馬遷編書(shu) 時的確博采群籍,“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但於(yu) 太伯、仲雍事跡的依據,至今我們(men) 還是無法知道。
其實,對《史記》的記載並不要驚奇,因為(wei) 和司馬遷同時期的史料也有相應的記載。相傳(chuan) 是景帝時常山太傅韓嬰所作的《韓詩外傳(chuan) 》,同樣提到了仲雍。該書(shu) 卷10較詳細地記載了太伯、仲雍讓位的過程:“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曆。曆有子曰昌。太伯知大王賢昌而欲季為(wei) 後也,太伯去之吳。大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liang) 兄,彼即不來,汝有義(yi) 而安。’大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cong) 季而歸。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yu) 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yang) 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誌,季知父心。故大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誌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sang) ,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吳以為(wei) 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
這段描述與(yu) 《史記》相比,更是增加了不少新內(nei) 容。一是太伯、仲雍知道太王心思後到了吳地,但大王卻在臨(lin) 死前讓季曆到吳地去找兩(liang) 個(ge) 哥哥,讓位於(yu) 太伯和仲雍。如果兩(liang) 人不回岐山,季曆就可以自己即位,這樣可以“有義(yi) 而安”,道理上講得過去,又能心安理得。從(cong) 這段記載來看,太王的個(ge) 人態度是十分偏向季曆。二是太王死後,季曆到吳地找到了兩(liang) 位哥哥,太伯和仲雍兄弟知道父親(qin) 死的消息,於(yu) 是跟隨季曆回岐山操辦喪(sang) 事,極盡孝道。三是喪(sang) 事辦畢後,有“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等情節,似乎以前是太伯讓位,現在季曆也是在推讓。四是在立季曆的過程,仲雍說出的一通話最後讓季曆接了王位。仲雍認為(wei) 刑有一個(ge) 要義(yi) ,就是要扶助弱小低微的,現在季曆年紀最小,就推他接王位吧。上述這些新內(nei) 容不但在史實上和《史記》不一樣,而且描寫(xie) 上出現了人物較為(wei) 詳細的對話和內(nei) 心矛盾,使仲雍的形象變得生動起來。
上述這些詳細的描寫(xie) 也引起了一些學者的懷疑,仲雍兄弟倆(lia) 到了吳地後,季曆能否想找就找得到他們(men) ?仲雍兄弟倆(lia) 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況下不可能兩(liang) 次入吳,第一次的“去之吳”有人認為(wei) 不可能是很遠的江南,而是離周原不遠的西吳。如葉文憲先生在《從(cong) “吳”到“勾吳”——太伯仲雍奔吳的文字學考察》(《鐵道師院學報》1999年第2期)一文中認為(wei) 太伯、仲雍奔吳後不久就回國奔喪(sang) ,之後再次出走奔入荊蠻,不再返回。商周之際通訊、交通遠不如今天之通達便捷,若以為(wei) 太伯、仲雍一次便從(cong) 關(guan) 中奔到江南,並能千裏迢迢往返自如,實在難以想象。太伯、仲雍首次所奔之地當為(wei) 周原以西距離不遠的西吳,並因兼領當地吳人而得“吳”之名,再次所奔之地才是江南荊蠻所居之地,因為(wei) 太伯、仲雍是舉(ju) 族南遷,所以就把“吳”的地名也帶到了江南,並成為(wei) 姬姓吳人的始祖。
西漢後期劉向的《列女傳(chuan) 》是專(zhuan) 門記錄西漢以前傑出女性的著作,卷1《周室三母》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太薑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太王娶以為(wei) 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導,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yu) 太美。君子謂太薑廣於(yu) 德教。”這段話對《史記》作了補充,因為(wei) 《史記》隻說太薑是季曆的母親(qin) ,現在這裏說三個(ge) 兒(er) 子都是太美生的。以往有學者根據《史記》認為(wei) 太薑是古公的嫡妻,生了季曆,而太伯和仲雍不是嫡妻生的,周朝的王位是立嫡製,所以太伯和仲雍雖為(wei) 長但不是嫡妻生的,沒有資格登上王位,可能猜測的成份較濃重。劉向認為(wei) 三人都是太薑生的,所以太伯和仲雍的讓位更可值得後人的敬重。但同樣我們(men) 不知劉向的依據是什麽(me) 。
結合西漢這幾部記錄仲雍的文獻來看,對仲雍父母兄弟之間關(guan) 係的記載已是十分詳細;對仲雍與(yu) 太伯奔吳的記載雖有不同,但因果原委更加深入;對王位的推讓過程也有詳細敘述,仲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十分醒目。這些記載都沒有見到有什麽(me) 依據,突然之間人物形象的豐(feng) 滿,我們(men) 認為(wei) 或多或少加入了西漢時期人們(men) 主觀創造的成份,在仲雍這個(ge) 人物的基本情況下,人們(men) 加入了越來越多的感情色彩的描寫(xie) 。

三、仲雍在東(dong) 漢時形象的繼續豐(feng) 滿
仲雍這一人物角色的充實和鮮活,在東(dong) 漢時更上了一層樓。這一時期記錄其生平的文獻多了起來,在描述上主要是對前代文獻進行增補,相關(guan) 史事更為(wei) 具體(ti) 。
東(dong) 漢前期班固在《漢書(shu) ·地理誌下》對仲雍和泰伯有一段簡單的描述:“周太王亶父興(xing) 岐梁之地,長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大王欲傳(chuan) 國焉。大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蠻。公季嗣位,至昌為(wei) 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大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大伯初奔荊蠻,荊蠻歸之,號曰句吳。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值得注意的是,班固記載仲雍兄弟倆(lia) 人奔荊蠻時用了一個(ge) 借口,是為(wei) 了采摘藥材,這在西漢及以前的記載中是從(cong) 沒有的。班固的記載相對來說是比較簡單的,他增加的內(nei) 容,是力圖想把泰伯和仲雍南奔的原因說是更為(wei) 合情合理。
東(dong) 漢初年,趙曄編了一本專(zhuan) 門記載春秋末期吳越兩(liang) 國爭(zheng) 霸曆史的《吳越春秋》。此書(shu) 約編於(yu) 公元80年之後,漢章帝朝的後期,多少受到《漢書(shu) 》等書(shu) 的影響。在這本書(shu) 中,關(guan) 於(yu) 吳國的起源追溯到第一任國王泰伯和第二任國王仲雍。書(shu) 中的記載,不僅(jin) 與(yu) 《史記》能互為(wei) 印證,且描寫(xie) 更為(wei) 詳盡:“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吳仲,少曰季曆。季曆娶妻大任氏,生子昌。昌有聖瑞,古公知昌聖,欲傳(chuan) 國以及昌。曰:‘興(xing) 王業(ye) 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曆。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曆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藥於(yu) 衡山。遂之荊蠻,斷發文身,為(wei) 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sang) 畢,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為(wei) 勾吳。吳人或問:‘何像而為(wei) 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勾吳,非其方乎?’荊蠻義(yi) 之,從(cong) 而歸之者千有餘(yu) 家,共立以為(wei) 勾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yu) 荊蠻,故太伯起城,周三裏二百步,外郭三百餘(yu) 裏,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季曆讓國於(yu) 太伯,而三讓不受。故雲(yun) :‘太伯三以天下讓。’於(yu) 是季曆蒞政,……太子發立……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諡古公為(wei) 大王,追封太伯於(yu) 吳。太伯祖卒,葬於(yu) 梅裏平墟。仲雍立,是為(wei) 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簡子叔達,達子周章。”
這段描寫(xie) 遠比《史記》和《漢書(shu) 》要細致,其中增加的內(nei) 容有這樣幾處:一是仲雍兄弟倆(lia) 理解了父意“望風知指”後有一句對話,“曆者,適也”,認為(wei) 父親(qin) 的選擇是對的。二是古公生病後兄弟倆(lia) 認為(wei) 他的壽命差不多了,於(yu) 是找了個(ge) 借口,以替父采藥為(wei) 名到了衡山,然後再到荊蠻之地。三是與(yu) 《竹書(shu) 紀年》的記述相差不多地說兄弟倆(lia) 在父親(qin) 死後回家辦了喪(sang) 事,不過兩(liang) 人回到南方後就建立了吳國,自號勾吳。有人問他“憑什麽(me) 稱為(wei) 勾吳呢”,泰伯說:“我排行老大應該繼承君位,卻沒有兒(er) 子能繼承我的位子,看來應該受封的是吳仲,所以我把自己的住地稱為(wei) 勾吳,這不是比較合適的比喻。”講清了“勾吳”這一概念的真實來源。四是泰伯兄弟倆(lia) 之所以能得到人們(men) 的尊敬和擁護,與(yu) 他們(men) 建立的勾吳發展較快有關(guan) 。同時期北方周代商,戰爭(zheng) 不斷,而南方的吳國卻建立起了龐大的城市,依托城牆,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得到保障。顯然,這裏突出了仲雍和泰伯倆(lia) 人不但人品風格較高,而且更為(wei) 主要的是在南方建立了吳國,發展了農(nong) 業(ye) ,建立了城市,為(wei) 南方的開發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就現有資料而言,這是關(guan) 於(yu) 仲雍最為(wei) 係統最為(wei) 詳細的記載。
同時期還有一些文獻談到了泰伯和仲雍讓位的事跡。如同樣編於(yu) 漢章帝時期王充的《論衡》,在卷3《初稟篇》中雲(yun) :“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曆。季曆生文王昌。昌在繈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世當有興(xing) 者,其在昌乎!’於(yu) 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身斷發,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為(wei) 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充主要是強調王季的兒(er) 子昌很小的時候就受命於(yu) 天,因此泰伯和仲雍隻能不去爭(zheng) 王位。卷14《譴告篇》中雖沒有專(zhuan) 門談到仲雍,卻提出太伯是以采藥為(wei) 名以避王季的,之後在吳立國:“且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為(wei) 曆。曆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吳越采藥,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複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這裏的“曆者,適也”和到吳越的采藥,我們(men) 可以看到與(yu) 《吳越春秋》上的記載特別相像。如果說這段話《論衡》不是來源於(yu) 《吳越春秋》,那麽(me) 也可以說它與(yu) 《吳越春秋》采用了同一來源的材料。又卷23《四諱篇》雲(yun) :“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采藥,斷發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發文身,吾刑餘(yu) 之人,不可為(wei) 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為(wei) 主之義(yi) 也。是謂祭祀不可,非謂柩當葬,身不送也。”《史記》說太伯“文身斷發,示不可用”,這裏王充進行了深入闡述,認為(wei) 太伯因為(wei) 斷發了,就說自己是“刑餘(yu) 之人,不可為(wei) 宗廟社稷之主”。這通話其他的文獻未見描述,隻是出於(yu) 王充的筆下。
此外如王符《潛夫論》卷9雲(yun) :“太伯君吳,端垂衣裳,以治周禮。仲雍嗣立,斷發文身,倮以為(wei) 飾。”他將《左傳(chuan) 》的“端委以治周禮”,解釋成“端垂衣裳,以治周禮”,雖不一定完全準確,但似乎更符合東(dong) 漢人的看法。
大體(ti) 而言,至東(dong) 漢,關(guan) 於(yu) 仲雍生平的描寫(xie) 已達到一個(ge) 高峰,人們(men) 在不斷地發掘和提煉仲雍和泰伯資料的過程中,漸漸地對兩(liang) 位聖人加以美化,細節描寫(xie) 增多,人物的心理活動不斷豐(feng) 富,個(ge) 性越來越生動,對話變得詳細。關(guan) 於(yu) 仲雍的基本事實,東(dong) 漢的文獻都是認同的,所以主體(ti) 的部分沒有太大的變化,但在細節上卻更加充實,使一個(ge) 本該遠去的人物卻隨著時間的推移反而變得越來越清晰,人物形象越來越豐(feng) 滿。這種層層疊加的堆積,必然不可避免地會(hui) 使後人擔心起關(guan) 於(yu) 仲雍史實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通過對不同曆史階段文獻中仲雍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到仲雍這個(ge) 人在曆史上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否奔吳,先秦的文獻中並沒有肯定的說法。其次,隨著時間的推移,兩(liang) 漢時期記錄仲雍的生平資料越來越詳細,內(nei) 中免不了有學者憑空創造的成分,但同時我們(men) 也應該看到,各種文獻關(guan) 於(yu) 仲雍的基本史實都是有依據的,所以他們(men) 述說的仲雍事跡還是可以參考和引用的。文獻對仲雍的記載,可以使我們(men) 發現,仲雍的形象從(cong) 模糊變得清晰起來。由於(yu) 仲雍與(yu) 泰伯讓國奔吳的行為(wei) ,符合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禮讓、孝恕的道德標準,長期以來一直受到人們(men) 的敬仰和稱頌,因而關(guan) 於(yu) 他的形象就在不斷堆積。大體(ti) 而言,漢代以後文獻記載中的仲雍,已不再是仲雍原本生平的敘述,而是兩(liang) 漢時期人們(men) 需要的仲雍。他們(men) 需要對仲雍在曆史上的作用進行推崇,對仲雍的道德和思想加以放大。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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