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能政治批判

——新統治階級

作者：海倫(lun) ·安德魯斯 （澳大利亞(ya) 悉尼獨立研究中心的政策分析師）

譯者：吳萬(wan) 偉(wei)  （武漢科技大學外語學院教授）

來源；原載《文史哲》2018年第6期，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廿九日壬申

         耶穌2018年12月6日

摘  要：賢能政治批評家應該質疑賢能政治基本原則的可靠性，並指出在實踐中貫徹選賢使能的不可行性。英國公務員製度的兩(liang) 位改革者於(yu) 1854年撰寫(xie) 的《諾斯科特-特裏維廉報告》引發公眾(zhong) 的兩(liang) 極反應：自由派認為(wei) 競爭(zheng) 性考試是最偉(wei) 大的公共改革之一；保守派則擔心計劃在實踐中行不通，用帶有主觀性的“根據功績來晉升”取代根據資曆晉升，為(wei) 任人唯親(qin) 大開方便之門，將競爭(zheng) 推向社會(hui) 的各個(ge) 角落，可能對公務員係統的社會(hui) 活力和彈性產(chan) 生不良影響，而且違反民主問責原則。賢能政治會(hui) 產(chan) 生一種唯我獨尊的中央集權，造成政府精神的轉變，可能把英國社會(hui) 變成由暴君和奴隸組成的兩(liang) 極世界。封建貴族試圖阻止官僚階級支配國家，卻意外製造出了一個(ge) 新貴族階級，這無疑意味著社會(hui) 之間相互監督製衡的脆弱係統的終結。

關(guan) 鍵詞：賢能政治；公務員製度；競爭(zheng) 性考試；貴族；新統治階級

一、引言

2016年秋天，托比·楊做了一件頗具反諷意味之事。托比的父親(qin) 是英國社會(hui) 學家和工黨(dang) 終身貴族邁克爾·楊，也是賢能政治（meritocracy）這個(ge) 詞的創造者，該詞首次出現在他1958年的諷刺作品《賢能政治的崛起》中。托比是當之無愧的教育改革者，在當記者和傳(chuan) 記作家時就名聲大噪，之後創辦了西倫(lun) 敦自由學校。2016年9月，他在澳大利亞(ya) 一家月刊上發表了一篇8000字的文章，重新探討了由他父親(qin) 創造的這個(ge) 標誌性概念。他寫(xie) 到，父親(qin) 的觀點----賢能政治逐漸創造出一個(ge) 等級森嚴(yan) 和缺乏流動性的社會(hui) ----無疑是正確的，但依靠廢除選拔性教育來解決(jue) 問題的想法卻是錯誤的。“與(yu) 我的父親(qin) 不同，我不是平等論者。”如果賢能政治製造出新的種姓製度，“解決(jue) 辦法應該是讓它的尚賢色彩更濃厚些”。要恢複機會(hui) 平等，他建議應為(wei) “低於(yu) 平均智商”的貧窮父母提供補貼，使其在孕育孩子的過程中就最大程度低提高孩子的智商[①]。 該建議的反諷意味在於(yu) 托比正是因為(wei) 父親(qin) 的緣故，才對世襲遺傳(chuan) 並不重要的觀念擁有特別的洞察力。

托比求助於(yu) 優(you) 生學的古怪之舉(ju) 表明，就像批判賢能政治的所有現代人一樣，他也找不到解決(jue) 辦法。他們(men) 揭露的問題是根本性的，但提出的解決(jue) 方法都不過是微調而已，要麽(me) 稍稍改善製度的效率，要麽(me) 稍稍減弱對窮人的偏見。例如，威廉·德萊塞維茨在《優(you) 秀的綿羊》這本書(shu) 中指責，常春藤名校將一幫惡毒的統治精英強加在國人身上。接著又小心翼翼地建議，名牌大學可以通過在招生錄取時給予社會(hui) 經濟上的弱勢群體(ti) 更大的優(you) 惠，並減弱對申請者“簡曆”的過分關(guan) 注[②]。 拉妮·吉尼爾的《賢能政治的獨裁》，從(cong) 標題看似乎是嚴(yan) 厲的批判，但她的建議暴露了其真實意圖，不過是要我們(men) 學會(hui) “獎勵民主功德而不是獎勵誰更會(hui) 考試”罷了[③]。 克裏斯托弗·海耶斯把他的第一本書(shu) 《精英的黃昏》的副標題確定為(wei) “賢能政治之後的美國”，但他給出的解決(jue) 辦法是如何提高效率而使賢能政治永存[④]。 羅伯特·帕特南在新書(shu) 《我們(men) 的孩子》中證明，美國社會(hui) 的流動性陷入危機之中，但他把希望寄托在住房券和人人都有資格上學前班之類預料之中的騙人花招上[⑤]。

若作者用十五頁的陳詞濫調或烏(wu) 托邦幻想結束其長達二百頁充滿熱情的長篇大論時，通常被稱為(wei) “最後一章問題”。但是，若每位作者在談到某個(ge) 問題時都不知不覺地陷入迷茫之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這些作者在批判賢能政治時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wei) 他們(men) 的頭腦還困在賢能政治的框架之中，他們(men) 無法想象框架之外的東(dong) 西。本來應該提出質疑的東(dong) 西，他們(men) 卻認為(wei) 理所當然。

但是，若不把賢能政治視為(wei) 理所當然，會(hui) 怎麽(me) 樣呢？我們(men) 應該根據某些值得向往的品質為(wei) 候選官員排序，然後從(cong) 中挑選最優(you) 秀者。這個(ge) 理念似乎不言自明，但它是在不久前才被創造出來，至少在西方是如此。如果回顧它在英語世界首次出現的場合，我們(men) 就會(hui) 發現有一群人反對它，不僅(jin) 因為(wei) 他們(men) 覺得這在實踐中行不通，而且因為(wei) 他們(men) 根本違背了民主的基本原則。賢能政治有開端和過程，還可能有個(ge) 終結。開端就在1854年的《諾斯科特-特裏維廉報告》的第一頁，在那裏作者首先杜撰了這個(ge) 詞[⑥]。

二、兩(liang) 個(ge) 改革者的故事

英國國王喬(qiao) 治三世曾說過，任何一個(ge) 政府職位，我派誰擔任，誰就合適。這就是他那個(ge) 時代的人對任命權製度的理解。這基本上被當作政治事實來接受。政黨(dang) 民主需要政治工作者，如果不能為(wei) 親(qin) 信分配公務員的工作，政黨(dang) 如何能說服人們(men) 為(wei) 其工作？任命權製度現在被視為(wei) 現金捐款：毫無疑問有些聲名狼藉，肯定容易招致腐敗，但這並不違法。本傑明·迪斯雷利可以說是喬(qiao) 治時代的散漫鬆弛與(yu) 維多利亞(ya) 時代的道德正當性之間的過渡人物，他在1858寫(xie) 道：“任命權是權力的外在的、可見的標誌，權力則是內(nei) 在的、精神的恩典。”[⑦]

這種神聖推理對未來時代的新教改革者沒有任何意義(yi) ，對查爾斯·特裏維廉爵士來說當然也沒有意義(yi) 。今天 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被認為(wei) 是傾(qing) 向自由的克拉珀姆教派（Clapham Sect）自我滿足的原型，他甚至認為(wei) 妹夫特裏維廉有些自命清高。兩(liang) 人都在印度時，麥考萊談到特裏維廉時說，“他心裏充滿了改善道德和政治的方案，即使在求愛過程中，他的話題也集中在蒸汽導航、當地人的教育以及糖稅的均衡等問題上”[⑧]。 這並沒有阻止麥考萊利用他的影響力在1840年任命特裏維廉為(wei) 財政部高級常務秘書(shu) ，雖然他從(cong) 來沒有告訴過特裏維廉，他曾經從(cong) 中幹預此事。如果他這樣做了，曆史可能就該重寫(xie) 。其實，特裏維廉一直認為(wei) 自己的晉升是朝廷對其功德的獎勵，回到英國時，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相信尚賢原則了[⑨]。

除了前私人秘書(shu) 斯塔福德·諾思科特爵士（Sir Stafford Northcote）之外，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需要第二位主席來調查公務員體(ti) 製改革時，他首先想到了查爾斯·特裏維廉，認為(wei) 此人是能夠給他答案的可信賴者。當時的共識是公務員製度已經混亂(luan) 不堪，並且效率低下，必須采取措施整頓。這個(ge) 時期查爾斯·狄更斯的小說《小杜麗(li) 》中就出現過泰特·巴納克爾的拖拉衙門“兜三繞四部”。作為(wei) 財政大臣，格萊斯頓特別關(guan) 注的是，為(wei) 黨(dang) 棍和門生謀取工作清閑但報酬優(you) 厚的職位要付出的代價(jia) ，他與(yu) 生俱來的道德謹慎使他傾(qing) 向於(yu) 支持采取競爭(zheng) 性考試，以此剝奪大臣的自由裁量權和腐敗誘惑。

諾思科特和特裏維廉花了將近八個(ge) 月的時間完成了一本隻有二十三頁的報告。幸運的是，報告出現在克裏米亞(ya) 戰爭(zheng) 失敗後引起公眾(zhong) 強烈要求行政改革的關(guan) 鍵時刻（似乎沒有人注意到，作為(wei) 財政部組成部分的軍(jun) 糧係統就在特裏維廉的監督之下）。報告建議，所有新入職的公務員都要接受中央公務員委員會(hui) 的某種考核。最起碼，拚寫(xie) 和算術等資格考試將淘汰掉明顯的不合格者。更理想的是設置大學水平難度的競爭(zheng) 性考試，每年在確定的日期在多個(ge) 地點舉(ju) 行，考試科目包括希臘語和化學等。不需要名家推薦，任何人都可以參加考試。然後，每年公務員職位空缺多少，就按成績排名從(cong) 上到下錄取多少名考生[⑩]。

對此，公眾(zhong) 的反應差別很大。像大多數傾(qing) 向改革的自由主義(yi) 者一樣，約翰·斯圖亞(ya) 特·密爾興(xing) 奮異常，他欣喜地說：“競爭(zheng) 性考試對我來說似乎是最偉(wei) 大的公共改革之一，它的采用將開啟曆史的新時代。”[11] 哈羅公學校長承認，現狀的受益者可能阻撓改革。但是“我不能理解僅(jin) 就其抽象的好處就存在著兩(liang) 種觀點”[12] 。許多英國人還不習(xi) 慣在學校之外的地方還需要考試，（用已故曆史學家的話說）“看起來似乎像外星人闖入政治世界---好像有人向證券交易所提議，要求當天的股票價(jia) 格應該通過禱告和拈鬮來確定”[13]。

特裏維廉依據校長、教授和官員的意見完成了調查報告，引人注目的是所有教育者幾乎全都支持，所有官員則幾乎全都反對。官員們(men) 警告說，該報告精心斟酌後表達的觀點在實踐中可能根本行不通。例如，用帶有主觀性的“根據功績來晉升”取代根據資曆晉升將為(wei) 任人唯親(qin) 大開方便之門。在曾嚐試過資格考試的部門，監督者發現考試讓“填鴨式教學”者的錢包賺得滿滿，對工作效率的提高卻不能產(chan) 生多大作用。在反對者看來，整個(ge) 事件就像是校長的一場陰謀。據我所知，安東(dong) 尼·特羅洛普的《三個(ge) 職員》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諷刺諾思科特和特裏維廉改革的小說，其中以牛津教授和改革支持者本傑明·喬(qiao) 伊為(wei) 原型的人物，幻想有朝一日“英國的每個(ge) 人都必須通過一些考試，蔬菜雜貨店的年輕人除非得到健康檢查的確認，否則不準搬運大白菜”[14]。 特羅洛普本人就是公務員，他懷疑這類考試泛濫隻會(hui) 給考官帶來好處。

也有人擔心將競爭(zheng) 推向社會(hui) 的各個(ge) 角落，可能對公務員係統的社會(hui) 活力和彈性產(chan) 生不良影響。愛德華·羅米利議員警告說：“公務員從(cong) 下層階級招收的人員越多，高層人才報名的就越少。”[15] 這不僅(jin) 僅(jin) 是勢利。如果政府想讓公務員們(men) 勇敢麵對議員、金融家和外國政客，就必須招聘有相當社會(hui) 地位的人。曾擔任格萊斯頓秘書(shu) 的羅伯特·勞在推行諾思科特-特裏維廉改革時做的貢獻比任何人都多，但他認為(wei) 公務員係統應該至少部分維持其貴族氣派，雖然階級不再是賢德的保證，但它產(chan) 生“某種共濟會(hui) 成員的意識，這種感受雖然不容易描述，但人人都能感受到”[16]。 也許羅伯特·勞想到了他在溫切斯特公學讀書(shu) 的時代和1829年著名的“低年級學生反叛”。這次抗議活動的爆發，是因為(wei) 學校決(jue) 定在高年級任命成績最好者作為(wei) 級長，而不是之前任命“運動競技場的英雄”為(wei) 級長的慣常做法[17]。 低年級同學起來反抗，勞（作為(wei) 不擅長運動而被撤職的級長之一）早年得到的教訓之一是，人們(men) 會(hui) 自己決(jue) 定他們(men) 願意承認哪種權威。

其他反對意見更加接近這個(ge) 原則。首先是民主問責問題。公務員們(men) 覺得他們(men) 得到這個(ge) 工作是自己依靠功德得來的，並不欠任何人的人情，因此能保持獨立性，也就是說能在監督和製衡麵前保持鎮靜。即使如此，他們(men) 的權力並不是源於(yu) 民眾(zhong) ，而是源自議會(hui) 庇護者，因為(wei) 民眾(zhong) 離他們(men) 太遙遠了。教育處的拉爾夫·林根請求特裏維廉記住，在選舉(ju) 之後，英國選民常常把教育處當作“戰利品發放點”，“不僅(jin) 因為(wei) 酬金，而且因為(wei) 影響政府管理的能力”[18] 。這幾乎是一種直接民主。

三、轉變政府精神

更大的擔憂是，賢能政治會(hui) 產(chan) 生一種唯我獨尊的中央集權。普魯士的先例讓沃爾特·白芝浩警覺“英國可能第一次真正建立起有組織的官僚機構”[19]。 議員們(men) 在下議院揮舞著帶有托克維爾和蒙塔朗貝爾警告的標語，呼籲不要重蹈法蘭(lan) 西帝國陷入獨裁專(zhuan) 製的覆轍，製造出政治知識分子群體(ti) ，用“腐敗的、馴服的奴性”取代英國的自由精神[20]。 格萊斯頓回答說，這種擔心是“懶散、膽怯和懦弱”的表現，因為(wei) 應該相信議會(hui) 將確保公務員係統保持不變。“在歐洲大陸某些國家，這種改革實驗或許有危險，但在英國，你想讓公務員係統有多強大就能讓它變得有多強大。”[21]

聽到這種言辭，羅伯特·塞西爾（即已故的薩爾斯堡勳爵）說：“他並不認為(wei) 那種恐懼像右邊可敬的紳士認為(wei) 的那樣毫無根據和異想天開。”[22] 薩爾斯堡反對諾思科特-特裏維廉改革的立場，被格萊斯頓的傳(chuan) 記作者約翰·莫萊當作“男人都大同小異的懶惰教條”而不屑一顧。毫無疑問，這是薩爾斯堡的出發點[23]。 除了確保候選人會(hui) 輪替和增加之外，他認為(wei) ，選擇你所能找到的最聰明者不僅(jin) 不必要，甚至是有害的。這種人可能傲慢自大，爭(zheng) 強好勝，並將“認為(wei) 自己被大材小用，大好才華被埋沒了”。這不僅(jin) 是純粹的猜測，而是他擔任考試部門主管的親(qin) 身經曆。薩爾斯堡引用一位憤憤不平的海關(guan) 官員對其下屬的抱怨予以證明：“自負、傲慢，因為(wei) 通過了考試而有高人一等的優(you) 越感，渴望搞文學創作，卻不得不做海關(guan) 檢查的工作。”薩爾斯堡認為(wei) ，這種傲慢在機關(guan) 辦公室裏已經夠糟糕的了，若蔓延至公眾(zhong) 事務，將會(hui) 對公民的自由造成威脅[24]。

更籠統地說，薩爾斯堡預測，競爭(zheng) 性考試將危險地改變政府的精神。在他看來，改革者尋求一種使政治藝術自動化的方式，“明白無誤地表露出對我們(men) 天性中最常見的東(dong) 西而非最糟糕情感的深惡痛絕”。在滔滔不絕地說出沃爾特·司各特爵士、塞繆爾·約翰遜、羅伯特·皮爾栽培他人的多個(ge) 例子後，薩爾斯堡問到，僅(jin) 僅(jin) 為(wei) 了保留一群頭腦遲鈍的模仿者就值得讓我們(men) 放棄這樣的行為(wei) 嗎？“為(wei) 什麽(me) 應該把私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恩惠、友誼、善良和感恩統統排除在公共事務之外？”在努力消除濫用權力的種種可能性之後，人類還保留哪些其他品質？仁慈？靈活性？對國家的忠誠？政治家可以依靠數學公式管理國家的概念實在危險得很，這是變態的觀念[25]。

薩爾斯堡是保守派，他對任何進步都從(cong) 來不會(hui) 用一個(ge) 好詞來形容。另一個(ge) 激烈反對“公開競爭(zheng) ”的詹姆斯·斯蒂芬爵士也是如此。他是可靠的自由派，也是天才的管理者。長期在白廳工作的經驗使他像薩爾斯堡一樣相信，“在考試中成績居中的人比考試成績名列前茅的人更有可能成為(wei) 優(you) 秀公務員，不是一樣好而是更好”[26]。 政府工作並不能為(wei) 成績優(you) 異者提供發揮才能和實現野心的足夠空間，也不應該提供這樣的空間。像薩爾斯堡一樣的人會(hui) 補充說，不就是政府部門的小職員而已嗎？

但是，像維多利亞(ya) 時代的自由派一樣，斯蒂芬主要是基於(yu) 人道主義(yi) 立場提出反對意見。按照英國的諾思科特-特裏維廉報告，公務員係統作為(wei) 殘疾人、失明者、耳聾者、體(ti) 弱多病者的庇護所的名聲當之無愧（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他們(men) 中的有些人非常能幹，完全有能力勝任工作）。斯蒂芬自豪地承認這種指控。他在寫(xie) 給特裏維廉的信中說，“基於(yu) 裙帶關(guan) 係的任命權就是要為(wei) 弱者和自己人中的無助者提供避難所，那些天性強悍和受到良好訓練的人自然能夠自立。斯蒂芬懷疑，更糟糕的是，如果尚賢原則被廣泛采用，大多數人會(hui) 驚訝地發現，他們(men) 與(yu) 少數精英的關(guan) 係就像殘疾人和聾啞人與(yu) 他們(men) 自己的關(guan) 係一樣，有尊卑貴賤之別。“我想，尚賢世界（detur digniori）是暴君和奴隸組成的世界。”[27]

四、舊貴族離去，新貴族到來

那麽(me) ，在賢能政治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究竟誰正確呢？支持者們(men) 除了堅稱在一般情況下，在更理性的基礎上選拔的人將更優(you) 秀之外，做出的具體(ti) 預測驚人地少。因此，很難判斷基於(yu) 功德的任命是否滿足了他們(men) 的期望。一位費邊主義(yi) 進步派在1908年曾經反思說，“1870采取的公開競爭(zheng) 似乎消除了更進一步考慮選拔任命官員方法的必要性，而且也毀掉了他們(men) 工作的體(ti) 係”。競爭(zheng) 性的考試“像維多利亞(ya) 時代中期小說中的婚禮那樣，意味著故事的結束”[28]。

毫無疑問，政府的規模迅速擴大。公務員隊伍在50年內(nei) 增加了3倍，在接下來的10年內(nei) 又翻了一番，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已經高達281,000人。顯然，這主要是因為(wei) 政府的工作量越來越大，還有一個(ge) 原因是公眾(zhong) 開始相信政府很多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麽(me) 。在從(cong) 前假公濟私的糟糕時代也絕對不能容忍的幹涉，現在有了合理性，因為(wei) 熱衷神秘性的全國性政府（很大程度上華而不實）認定它是智慧之源。一直熱情支持競爭(zheng) 的赫伯特·斯賓塞抱怨說，在競爭(zheng) 激烈的考試中，“本來可能強烈譴責官僚主義(yi) 泛濫成災的人即便不是積極支持，至少可能采用一種寬容的態度來看待它”[29]。 官僚係統是自我延續的動態體(ti) 係，像戴維·勞合·喬(qiao) 治的複雜預算，實施起來比維多利亞(ya) 時代直截了當計算的稅收製度需要更多的智慧。既然聘請了一幫聰明人，為(wei) 什麽(me) 不最大限度地使用他們(men) 呢？

白芝浩曾經警告說，公開競爭(zheng) 誘捕的聰明年輕人，“到了公共部門必然會(hui) 陷入悶悶不樂(le) 、逐漸萎縮和褻(xie) 瀆神聖的境地”[30]。 但願他是對的。可是，白芝浩忘了，厭煩工作的聰明人隻要有可能也會(hui) 竭力讓工作變得有趣，公務員做事未必都是為(wei) 了公共利益。內(nei) 政部開始到處尋找需要解決(jue) 的問題，根本不管是否有人需要他們(men) 的解決(jue) 辦法。殖民部開始頻頻幹預當地官員的決(jue) 定。下麵分部的官員任何時候打電報到總部反映分歧，總部都從(cong) 各個(ge) 角度研究這個(ge) 問題，搜尋先例，並小聲嘟囔：“真有趣！”同時，在現場的人迫不及待地做出決(jue) 定，任何決(jue) 定都行，根本不管它是否與(yu) 1885年西帕德總督治下的貝專(zhuan) 納蘭(lan) 的做法相一致。

殖民部由於(yu) 其特別專(zhuan) 橫跋扈而臭名昭著，可能是因為(wei) 它所監督的那些強悍和活躍的人，在很多情況下都是因為(wei) 在國內(nei) 看不到發展機會(hui) 才到國外闖天下的。常務秘書(shu) 長羅伯特·米德在1892年的評論中提到，殖民地總督往往都是很“低賤的人”[31]。 但是，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並非地主貴族的傲慢自大（米德本人是並無耀眼背景的尚賢支持者）。諾思科特-特裏維廉時代有關(guan) 公開競爭(zheng) 是否有助於(yu) 中產(chan) 階級或上層階級的辯論早已結束。格萊斯頓和特裏維廉都認為(wei) 改革對他們(men) 有利。其實，辯論的任何一方都不正確。賢能政治創造了全新的階級，部分來自舊貴族階級，部分來自新商業(ye) 階級，但他們(men) 並不忠誠於(yu) 任何一方。在1870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個(ge) 新階級攫取了舊貴族權力的所有支柱，不僅(jin) 僅(jin) 是公務員係統，還有軍(jun) 隊、司法、地方政府、政黨(dang) 組織和教會(hui) 的權力。

這是諾思科特-特裏維廉報告的意義(yi) 。賢能原則就像是英國政治代碼中的病毒，它創建的階級早就設計好要掃蕩眼前的一切。就像宗教狂熱者和民族主義(yi) 者有時會(hui) 戰勝僅(jin) 僅(jin) 有信仰激情的普通士兵一樣，賢能政治支持者贏得勝利是因為(wei) 他們(men) 比舊貴族更堅信自己的優(you) 越性，“托天之福”（deo gratiasnonsense）的話語根本無法讓他們(men) 變得謙恭一些。賢能政治支持者的另一個(ge) 戰場優(you) 勢是流動性。判斷他們(men) 接管國家政治權力程度的很好方式是觀察出生在他們(men) 選區的農(nong) 村議員的百分比－－－柴郡的數字從(cong) 70%（1832–1885）急劇下降到25%（1885–1918）並不罕見。大衛·坎納丁在 《英國貴族的衰落》中寫(xie) 到，新人主要是“外來者、專(zhuan) 業(ye) 人士、工會(hui) 領袖、在本地社區沒有廣泛人脈和優(you) 越地位的人”[32]。

地方政府的變化也類似，因為(wei) 對於(yu) 擁有本職工作而僅(jin) 在業(ye) 餘(yu) 時間為(wei) 市民服務的市長和地方紳士官員來說，政府的責任沉重得令他們(men) 難以招架，他們(men) 不得不引進大批專(zhuan) 業(ye) 人士來幫忙。康納丁解釋說，“正如最初一直擔心的那樣，縣議會(hui) 的貴族議員並沒有遭到下層階級的民主派的破壞，而是遭到官僚新貴的破壞”[33]。 這就是故事的本質所在。在他們(men) 的心中，舊貴族的使命是一方麵扮演著抗衡經濟寡頭的角色，另一方麵則控製普通群眾(zhong) 的反抗衝(chong) 動。結果證明，貴族應該更加擔心的是官僚階層而不是其他階層。貴族試圖阻止官僚階級支配國家，但他們(men) 徹底失敗了。這次失敗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統治階級被另一個(ge) 統治階級所取代，而且是社會(hui) 之間相互監督製衡的脆弱係統的終結，之前君主和憲章主義(yi) 者都沒有能動搖這個(ge) 體(ti) 係。這使得英國尚賢製的勝利比後來美國的勝利令人印象更加深刻也更全麵。

五、熱烈擁抱貴族製

賢能政治從(cong) 摧毀貴族開始，最終卻創建了一個(ge) 新的貴族階級。美國反賢能政治文獻的幾乎每一本書(shu) 都提出這樣的控訴，這通常都出現在擁有實證性數據支撐的章節。社會(hui) 流動性下降的統計數據多得很。1985年，名牌大學的學生中有不足一半的學生來自收入在最高四分位的家庭；到了2010年，這個(ge) 比例達到67%[34] 。那些大膽引用查理斯·默裏《分崩離析》中的證據的作者發現，該書(shu) 用實證性的數據記錄了一種越來越明顯的趨勢：美國的知識精英成員相互通婚、共同居住在“最富有、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區”，把孩子送到同樣的名牌學校讀書(shu) ，因而走上同一條世人眼中的成功之路[35]。 德萊塞維茨直截了當地將其描述為(wei) 對民主衝(chong) 動的背叛：“我們(men) 新的多種族的、性別中立的尚賢製已經找到了一條通向精英世襲製的道路。”[36]

問題大量湧現，但解決(jue) 方案永遠滿足不了需求。批判賢能政治的作家們(men) 用螺絲(si) 刀而不是大錘來攻擊賢能政治機器，他們(men) 的差別僅(jin) 僅(jin) 在於(yu) 想調節哪個(ge) 閥門而已。有些人認為(wei) 解決(jue) 辦法是為(wei) 弱勢群體(ti) 的孩子提供優(you) 惠，以使其躋身精英的門檻，但這樣做可能令情況變得更糟糕。如果更多的人開始爭(zheng) 奪數量有限的崗位，精英家庭的孩子擁有的微弱優(you) 勢將變得更加明顯。工人階級家庭被迫卷入他們(men) 並不感興(xing) 趣的狂熱的成功競爭(zheng) ，有誰關(guan) 心過這樣的問題嗎？

其他人讚成更激進的解決(jue) 方案，即重新確定“賢能”的定義(yi) ，通常是用一種淡化吉尼爾所說的“衡量卓越與(yu) 否的偽(wei) 科學標準”[37]。 她的頭腦中已經有了一個(ge) 替代品，用搭積木的方式測試“比亞(ya) 爾-戴爾大學適應性指數”。這可能比玩弄機會(hui) 平等的遊戲更不靠譜。一方麵，願意不惜任何代價(jia) 也要把孩子送進哈佛大學讀書(shu) 的家庭仍然會(hui) 設法抓住一切機會(hui) 。他們(men) 之前就根據錄取標準做了準備，一旦標準更改，他們(men) 再做準備重新適應。此外，除非廢除家庭，否則成功的父母總會(hui) 把優(you) 勢傳(chuan) 遞給孩子，這將使每一代人都享有這種優(you) 勢。賢能如何定義(yi) 並不重要；賢能政治的動態運作都是一樣的，其操作過程不可避免。

我的解決(jue) 方案完全不同。賢能政治已經僵化成了世襲貴族製，那就由它去吧。人類曆史上的每個(ge) 社會(hui) 都有精英。貴族是什麽(me) ？不就是努力將自己呈現為(wei) 社會(hui) 精英的精英分子嗎？允許創造這個(ge) 貴族群體(ti) 的社會(hui) 力量繼續工作，並擁抱這個(ge) 標簽。無論如何，這個(ge) 種姓會(hui) 吸收很多新的賢才，隻要他們(men) 覺得有助於(yu) 維持群體(ti) 的連續性。對每個(ge) 統治階級來說，新人才就像新發行的貨幣一樣都是必要的，無論是否尚賢。如果種族平衡對賢能政治支持者來說是重要的，他們(men) 應該將這個(ge) 考慮納入係統中。如果他們(men) 覺得地理上的多樣性很重要，就應該確保它的存在。最理想的是，在大量搜羅美國本土人才時，清醒意識到其中的危險。他們(men) 必須放棄任何幻想，不要以為(wei) 這樣的修補能夠使其成為(wei) 他們(men) 所統治的這個(ge) 國家的代表。他們(men) 是獨立的群體(ti) ，其價(jia) 值觀非常狹隘，其責任很獨特，這正是使其成為(wei) 貴族的標誌。

我很清楚，這個主張很難贏得他人的認可。並不是辛辛那提社會的統治精英強烈否認他們與貴族有任何相似之處。經濟結構慫恿精英產生一種幻想，因為有錢人更有可能從就業而不是從資本中賺錢，因此他們更容易認為自己是上班族[38]。 作為文化消費者，他們謹慎地表現出蔑視鄉村音樂之外的一切東西。下層階級的各種消費如說唱、拉丁美肥皂劇、華夫餅烏（Waffle House）都受到精英的追捧，被·拉赫曼·可汗稱為精英們的“雜食性多樣化”。“新精英們似乎在說，‘你瞧！我們可不是排外性的俱樂部。可以說，我們是最民主的群體。’”[39]

可汗的《特權：聖保羅中學精英教育的幕後》是很吸引人的著作，在返回他從(cong) 前的寄宿學校教了一年書(shu) 之後，他發現了令他吃驚的變化。可汗的祖父母是愛爾蘭(lan) 人和巴基斯坦農(nong) 民。可汗先後畢業(ye) 於(yu) 聖保羅中學和哈弗福德學院，經過一路打拚，如今成為(wei) 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社會(hui) 學教授。所以，他認為(wei) 自己知道尚賢者的模樣，但是今天的精英讓他感到吃驚。首先，他們(men) 是心中充滿仇恨的人。想想他們(men) 是如何談論可汗提到的名為(wei) “蔡斯·阿伯特”的同學的家世背景的吧。

在看到我和一位很親(qin) 近的男孩兒(er) 蔡斯聊天後，彼得表達了其他許多人一再表現出的想法：“如果不是家庭背景，這家夥(huo) 根本不可能來這裏讀書(shu) ……我不明白為(wei) 什麽(me) 學校仍然這樣做。他並沒有給這裏帶來任何東(dong) 西。”彼得似乎對我和蔡斯交談感到十分惱火。在得知我來聖保羅中學是要考察學校的變化後，彼得明確無誤地告訴我，蔡斯並不真正屬於(yu) 這裏……全體(ti) 教師也對學校招收像蔡斯這種學生公開表示遺憾。[40]

這種仇恨與(yu) 蔡斯仍然對這種學校的推崇完全不成比例，其實，它的威力幾乎不值一提。可汗發現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清教徒後裔的某些遺產(chan) ，這些學生集中住在單獨的宿舍裏麵，就像他自己在此讀書(shu) 時的“特殊宿舍”，甚至校友“指出招收像蔡斯這樣的學生就是說明聖保羅中學出了毛病的例子”[41]。 絕非如此。他們(men) 對蔡斯這樣的學生充滿仇恨，讓人覺得更像是意識到自己的某種令人討厭的相似性而竭力劃清界限。如果了解到彼得的父母是在哈佛讀書(shu) 時認識的，你肯定不會(hui) 覺得吃驚。

當然，彼得到聖保羅讀書(shu) 並不是因為(wei) 他的父母畢業(ye) 於(yu) 哈佛；他明確告訴可汗，他之所以在那裏讀書(shu) 是因為(wei) 他的刻苦學習(xi) 和成績優(you) 異。在這裏，我們(men) 看到了最需要打破的賢能政治幻想：那種認為(wei) 精英都是特別聰明之人的觀念。實則，他們(men) 並不聰明----按照民主觀念所提供的標準，即我們(men) 都是聰明人，隻不過聰明的方式不同，聰明的農(nong) 民並不比聰明的學者低人一等。即使以精英自己的聰明標準來判斷，大部分精英也是非常愚蠢的。考試成績灌水膨脹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首先在常春藤學校出現，不是沒有原因的。耶魯大學教授大衛·格勒恩特爾已經注意到：“今天的學生…太無知了，很難接受他們(men) 是多麽(me) 無知…[我]很難理解，和你說話的人這麽(me) 聰明、善於(yu) 表達、容易接受勸告、興(xing) 趣濃厚，卻根本不知道貝多芬是誰。回顧20世紀的曆史，他們(men) 一臉茫然，頭腦空空。”[42] 卡米拉·帕格利亞(ya) 曾經在英語研討班上布置了精神探索的閱讀作業(ye) ----福克納的小說《去吧，摩西》，結果她驚恐地發現“全班二十五名學生中，隻有兩(liang) 人似乎認出“摩西”的名字……但他們(men) 不知道摩西是誰”[43]。

可汗讓聖保羅中學的學生發言時，他再次發現了解釋這種現象的線索：

一位校友在哈佛讀完一年後告訴我，“我知道的真的不多，我的意思是，好吧，我不知道該怎麽(me) 說。在課堂上，坐在我旁邊的孩子知道的都比我多，比如內(nei) 戰發生的確切日期，或者法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做了什麽(me) 。我不知道這些東(dong) 西。但我知道他們(men) 不知道的東(dong) 西，不是事實而是如何思考。這是我在人文學科學到的東(dong) 西。”我問，“你說的‘如何思考’是什麽(me) 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學會(hui) 了如何思考大問題。哈佛的其他人都知道內(nei) 戰，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何明白他們(men) 對內(nei) 戰的了解並拿來應用。所以他們(men) 知道很多具體(ti) 的東(dong) 西，而我知道如何思考一切。”[44]

“如何思考大問題”的確是統治階級應該具備的優(you) 良品質，但是這個(ge) 年輕人上當受騙了，如果他的老師試圖把思考能力當作孤立的技能且不需要學習(xi) “具體(ti) 內(nei) 容”來培養(yang) 的話。這是走向愚昧之路的賢能政治意識形態。麵向所有人開放，以智慧作為(wei) 唯一標準，這意味著像聖保羅中學這樣的學校不能將任何特定的知識作為(wei) 必修課程，以免隨意性地排除掉學生所熟悉的文化傳(chuan) 統。可以預測，這將培養(yang) 出一代沒有具體(ti) 知識體(ti) 係的人，他們(men) 甚至“不知道內(nei) 戰到底發生了什麽(me) ”。

不同於(yu) 尚賢製，貴族製可以把真實內(nei) 容納入課程體(ti) 係－－不僅(jin) 在學術上而且在道德上。每個(ge) 貴族都有一種精神氣質和好的習(xi) 性，用以平衡貴族容易犯下的道德錯誤。在20世紀構成美國“統治精英”的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清教徒後裔的上層階級非常富有，所以他們(men) 給孩子們(men) 灌輸的是清教徒禁欲主義(yi) 精神。作為(wei) 禁欲主義(yi) 對立麵的18世紀英國輝格黨(dang) 貴族則培育了一種實用主義(yi) 精神，用以抗衡其懶惰傾(qing) 向。當今精英最令人頭疼的罪惡是他們(men) 的傲慢自大，無論在道德上還是在智慧上都是如此。其次是缺乏幽默感。要解決(jue) 第一個(ge) 問題，培養(yang) 精英的大學應該特別強調謙恭的重要性，他們(men) 或許會(hui) 發現學會(hui) 自嘲是獲得這種美德的途徑之一。

這裏有個(ge) 令人傷(shang) 心的故事，耶魯大學前校長金曼·布魯斯特在創立現代尚賢製機構方麵比其他任何人做得都多。雖然出身於(yu) 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清教徒精英，但他對這個(ge) 群體(ti) 的打擊可謂不遺餘(yu) 力。出於(yu) 反精英的理由，他關(guan) 閉了精英社團骷髏會(hui) （Skull and Bones）。然後，急急忙忙去向他的導師、20年前擔任耶魯校長的惠特尼·格列斯伍德誇耀他的立場。此人也出身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清教徒精英家庭，但熱心改革。結果，格列斯伍德非但沒有對這個(ge) 舉(ju) 措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根本沒有在家裏接待他，人家穿過小鎮前往自己的秘密社團“狼首會(hui) ”（Wolf’s Head）參加守夜儀(yi) 式去了[45]。 故事的辛酸之處在於(yu) ，布魯斯特雖然意識到他出身於(yu) “五月花號”貴族世家，卻根本不明白他的舉(ju) 措可能毀掉這個(ge) 階級。回想起來，依靠老耶魯的現有美德、為(wei) 公眾(zhong) 服務和公平競爭(zheng) 的意識等，布魯斯特似乎本來可能實現他的願望－－更加多元化的學生團體(ti) 、更嚴(yan) 謹的課程體(ti) 係、更自由的學術氛圍。不幸的是，他對這些美德視而不見，卻做了蔑視者能做的唯一事情：摧毀了這個(ge) 階級。

改造當今精英的任務應該托付給對它有好感的人。該精英群體(ti) 盡管有種種缺陷，但也仍然有許多美德。其道德嚴(yan) 肅性與(yu) 前幾代精英的輕浮形成鮮明對比，其實用主義(yi) 意識有時候可能有所減弱，所有這些都有令人欽佩的活躍性和實幹精神。我們(men) 需要的是有人能描繪出尚賢精英的最佳自我，並呼籲他人向這些典範學習(xi) 。但是，這個(ge) 過程隻有在新統治階級證明自己是名副其實的精英，並贏得當之無愧的尊重之後才會(hui) 開始。

譯自：The New Ruling Class by Helen Andrews

         The Hedgehog Review: Summer 2016 (Volume 18 | Issue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