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漢學的家法觀念辨析

作者：羅檢秋（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來源：原刊《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初六日己酉

         耶穌2018年11月13日

內(nei) 容提要：清中葉以降，漢學的家法觀念逐漸凸顯，且與(yu) 學術評價(jia) 和漢學衍變密切相關(guan) ，但研究者至今對清學的家法觀念仍缺少係統論述。本文梳理了清代漢學家法的本源，分析了清代今、古文家的家法觀念，認為(wei) 古文家注重區分漢、宋，側(ce) 重小學方法或經說師承；而今文家傾(qing) 向於(yu) 區分今、古文經，以“三統”“三世”說為(wei) 家法的核心。清代漢學的家法觀念在清末呈現出淡化之勢。師法、家法曾是中國學術史上的重要理念。家法一詞在清代廣泛使用，隻是清初學者的家法意識還比較淡薄，乾隆年間漢學大興(xing) ，經師推尊漢儒，家法觀念隨之凸顯了。清末以來，許多學者論及漢儒家法，近年論者對此多所注意，並續有闡釋。[1]但是關(guan) 於(yu) 清代漢學的家法觀念，目前仍缺少深入係統的梳理，其源流、內(nei) 容和思想實質仍模糊不清，甚至以訛傳(chuan) 訛。

一 、家法的本源

乾嘉漢學興(xing) 盛之時，一些著名經師都對漢學家法有所論述。晚清漢學相對衰落，而家法仍然是士大夫的學術話語。清代好談家法者既有古文經學家如王鳴盛、錢大昕、孫星衍、江藩，也有今文家陳壽祺、戴望、皮錫瑞，還有一些經學傾(qing) 向不明者如章學誠、蔣湘南等。因學術基礎和語境不同，其家法內(nei) 涵多有差異，關(guan) 於(yu) 漢儒家法的闡釋也是如此。這裏追本溯源，以相關(guan) 問題為(wei) 中心，首先對清人關(guan) 於(yu) 漢儒家法的言論略加梳理，以為(wei) 剖析清代家法觀念的參照。

清人注意到古代師法、家法與(yu) 王官的關(guan) 係，有的認為(wei) 其起源於(yu) 先秦學官。嘉道年間的蔣湘南雲(yun) ：“師法、家法皆本於(yu) 古之官法……儒生之師法仍本在官之師法。”[2]但後來研究者認為(wei) ，師法的提出和確立，不會(hui) 早於(yu) 設置博士弟子員之前。[3]師法起源於(yu) 西漢經學博士，仍與(yu) 官學相關(guan) 。清人胡秉虔說，西漢初年設立博士，“不過取通古今、備顧問而已。自武帝罷黜百家，專(zhuan) 置五經，於(yu) 是博士之選嚴(yan) ，而博士之品日益尊……蓋博士之設，所以崇師法也”[4]。胡氏所說大體(ti) 不差。西漢經師的著述隻能書(shu) 之竹帛，士子得之甚難，訓詁句讀均由經師口授，文字不敢稍有出入，遂有師法之說。

檢索《史記》和前後《漢書(shu) 》正文可見，《史記》沒有師法、家法的記載。班固《漢書(shu) 》也沒有提到家法，卻有9處記載了師法，[5]相關(guan) 人物皆為(wei) 昭、宣、元、成四帝時的經師，但其師法的內(nei) 容也涉及天文、曆法。元帝以後，士大夫可以經術得公卿之位，朝廷則以是否守師法來評騭經師。從(cong) 《漢書(shu) 》可見，師法經朝廷認可，並被提倡。正如漢初經學一樣，西漢末年流行的師法也帶有官方色彩。與(yu) 此同時，《後漢書(shu) 》正文（不包括後人注釋），除《律曆誌》有2處提到曆學師法外，有關(guan) 經學師法、家法的記載12處，其中師法僅(jin) 3處，家法則有9處。[6]《漢書(shu) 》《後漢書(shu) 》均為(wei) 一代正史，其用詞頻率反映出語言的流播情形。故王鳴盛雲(yun) ：“漢人說經重師法……又稱家法，謂守其一家之法，即師法也……蓋前漢多言師法，而後漢多言家法。不改師法，則能修家法矣。”[7]阮元也說：“夫漢人治經，首重家法，家法亦稱師法，前漢多言師法，後漢多言家法。”[8]他們(men) 認為(wei) 師法、家法的內(nei) 容大致相同，隻是前、後漢的說法不同。

光武中興(xing) 後，經學大盛，經學博士增至14人。博士弟子則由漢武帝時50人增至東(dong) 漢數千、甚至幾萬(wan) 人。一位經師授徒常達數百，甚至更多。東(dong) 漢初年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紛歧，於(yu) 是，家法之說流行起來。故乾嘉士人認為(wei) ：“大抵前漢多言師法，而後漢多言家法，有所師乃能成一家之言。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9]他們(men) 視家法為(wei) 原有師法繁衍而成的新師法。至清末，皮錫瑞引申雲(yun) ：“前漢重師法，後漢重家法。先有師法，而後能成一家之言。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師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是師法。施家有張、彭之學，孟有翟、孟、白之學，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是家法。家法從(cong) 師法分出。”[10]皮氏不僅(jin) 注意師法、家法的源流關(guan) 係，而且提示其內(nei) 涵仍有區別，蘊含前後漢經師的觀念差異。

清代以來，關(guan) 於(yu) 漢儒家法內(nei) 涵的認識不一，各有側(ce) 重。阮元在詁經精舍的門生胡縉總結雲(yun) ：“漢儒家法，大略有三：一曰守師說。”“一曰通小學。”“一曰明天人之理。《易》家天學，則如孟喜明卦氣，京房言納甲飛伏，鄭君闡爻辰，虞翻推消息……賈、鄭、何、鄭諸家，尤精是學”。[11]這是胡縉的理解，雖不無道理，卻不夠準確。守師說固然是漢儒家法，但通小學、明天人之理則未必完全適用於(yu) 兩(liang) 漢經師。明天人之理的漢儒隻是少數，而通小學則反映了清代學者的自身長處，並非漢儒治學的必然特征。錢穆強調：“家法即章句也。”“有章句即有家學矣。《易》有施、孟、梁丘三家章句，故雲(yun) 有三家之學。費、高兩(liang) 家治《易》，皆無章句。兩(liang) 家亦未嚐立於(yu) 學官。”[12]章句之學涉及儒經的文本、注疏，自然是漢儒家法的重要內(nei) 容。但漢儒家法不限於(yu) 此，還包括篇卷、經說的異同。在古文經學盛行後，家法異同隱含了今、古文之別。故周予同認為(wei) ：“他們(men) 對經今古文的信仰雖各持一端，但是他們(men) 都非常注重家法。所以今文學家守今文學的門戶，古文學家守古文學的門戶。”直到鄭玄兼治今、古文，“混亂(luan) 一切古、今文的家法，而自創一家之言”[13]。

在經說紛歧的局麵中，厘定章句，提倡家法，便於(yu) 經學傳(chuan) 授，建立學術規範和文化秩序。西漢石渠閣會(hui) 議，東(dong) 漢白虎觀會(hui) 議，都體(ti) 現了朝廷重視師法、倡導家法的取向。不過，漢朝對不守家法者未予追究，而學者自為(wei) 家法的情形已不可避免。東(dong) 漢末年，何休已不講章句，並且譏貶好講章句者。與(yu) 何休對壘的鄭玄更是匯集今、古文經說，超越前人家法。清代譽之者如孫星衍等人稱，“漢儒傳(chuan) 經之功，惟鄭康成尤集其大成”，“十二經注，康成獨綜其全，不止身通六藝”[14]。但批評者如今文家李兆洛、皮錫瑞等人則謂其不守家法。平心而論，經學繁衍之後，嚴(yan) 守家法無疑會(hui) 增加經學的封閉性。東(dong) 漢以後，家法日益繁雜，其實不利於(yu) 經學發展。而鄭玄超越家法，兼治今、古文，適應了經學發展的需要。

清代漢學複興(xing) ，家法一詞隨之流行起來。清代漢學不同於(yu) 兩(liang) 漢經學，清儒所謂家法也與(yu) 漢儒家法不盡相同。首先，漢代家法是在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的紛繁局麵中，朝野士大夫用以確定儒家經、傳(chuan) 、章句及師說的異同，帶有學術規範性，而清代家法意識是學者在究心經學、推尊漢學趨向中的學術自覺。其次，清代家法隻是清儒主張的治學宗旨、途徑和方法，不像漢代家法直接關(guan) 涉官學，並作為(wei) 經師任職的依據，故清代家法沒有直接的利益牽連，主要是經學觀念。清儒關(guan) 於(yu) 家法的具體(ti) 說法多有出入，就其主流來看，仍可從(cong) 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兩(liang) 大流派來分析。

二 、古文家之家法

在清中期今文經學興(xing) 起之前，好談家法的經師有惠棟、王鳴盛、錢大昕等人，論者謂其“好博尊古，兩(liang) 京壁壘；篤守家法，罔或越軌；清學全盛，此其嚆矢”[15]。後來江藩雲(yun) ：“漢儒解經皆有師法，如鄭之箋《詩》則宗毛為(wei) 主，許著《說文解字》則博采通人，至於(yu) 小大信而有證，即其中今人所視為(wei) 極迂且曲之義(yi) 亦必確有所授，不同臆造。宋儒不然，凡事皆決(jue) 於(yu) 理，理有不合，即舍古訓而妄出以己意。”[16]他立足於(yu) 漢學，重視由訓詁而求義(yi) 理，認為(wei) 漢儒治經有師承，言而有據，故有家法；宋儒則反是，講義(yi) 理而舍古訓，故無家法。江藩的看法未必符合宋學實情，卻代表了清代古文經學家的基本認識。對於(yu) 漢、宋兩(liang) 大經學係統，他們(men) 推崇漢學，貶抑宋學，在家法上獨尊漢儒經說和解經方法，旨在針對宋學而建立漢學壁壘，但尚未凸顯今、古文經學的差異。

就彰顯漢學家法的重要性而言，吳縣惠氏可謂典型。惠有聲、惠周惕、惠士奇、惠棟四世治經，成就卓著。康熙末年，惠氏家學已受朝廷注意，敕命稱惠周惕“令德踐修，義(yi) 方夙著。詩書(shu) 啟後，用彰式榖之風；弓冶傳(chuan) 家，克作教忠之則”[17]。惠士奇中年沉浮官場，兼治經史，晚年尤邃經學，著述豐(feng) 富。其《易》學雜釋卦爻，專(zhuan) 宗漢學，以象為(wei) 主。說《春秋》以禮為(wei) 綱，而緯以史事，言必據典，論必持平。惠士奇生有七子，而以惠棟最能發揚家學。惠棟“夙承門風，篤誌稽古……其一生精力之所萃，則尤在考訂經義(yi) 。於(yu) 兩(liang) 漢撰著諸家，確然有所折衷，必疏通證明而後已”[18]。惠棟沉潛經學數十年，為(wei) 複興(xing) 漢學之關(guan) 鍵。他認為(wei) ：“孔子歿後，至東(dong) 漢末，其間八百年，經師授受，鹹有家法。故兩(liang) 漢諸儒，多識古音。傳(chuan) 至魏、晉，俗師失讀，人用其私。”[19]其獨尊漢學的傾(qing) 向已有鮮明體(ti) 現。當時錢大昕指出：“今士大夫多尊崇漢學，實出先生緒論。”[20]近人章太炎概論清學雲(yun) ：清初漢學尚未成立，閻若璩考證《尚書(shu) 》，“為(wei) 漸成漢學之始，然尚無漢學之名”，惠“士奇《禮說》已近漢學，至棟則純為(wei) 漢學，凡屬漢人語盡采之，非漢人語則盡不采，故漢學實起於(yu) 蘇州惠氏”[21]。在楬櫫漢學，固守家法方麵，惠棟確實與(yu) 清初學者迥然不同。梁啟超稱其“以博聞強記為(wei) 入門，以尊古守家法為(wei) 究竟”[22]。

惠氏的學術中心在於(yu) 《易》，而惠棟《易》學意在接續先秦孔儒，雖重視輯考漢儒《易》說，但不限於(yu) 考稽、編排漢儒舊說，故不能僅(jin) 以輯佚家視之。《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評惠著《易例》雲(yun) ：“棟於(yu) 諸經深窺古義(yi) ，其所據摭，大抵老師宿儒專(zhuan) 門授受之微旨，一字一句具有淵源。”[23]顯然，惠棟領悟的家法不限於(yu) 文字訓詁，並且試圖探索先秦儒經“微旨”。張爾田論雲(yun) ：

  有考據學，有漢學。正音讀，通訓詁，考製度，辨名物，此考據學也。守師說，明家法，實事求是，以蘄契夫先聖之微言，七十子後學之大義(yi) ，此漢學也……而求其真有符夫漢學之實者，則吾必首推定宇惠先生……何也？則以漢儒之師說，漢儒治學之家法，至先生而始明也。[24]

他認為(wei) 考據學與(yu) 漢學不同，後者既重考據，又講求義(yi) 理和家法。惠棟漢學不止於(yu) 考據文字、辨別章句，並且主觀上追求先聖“微言大義(yi) ”，而其內(nei) 涵與(yu) 排斥宋儒《易》學等後世經說分不開。其《易漢學》《九經古義(yi) 》《周易述》《明堂大道錄》《古文尚書(shu) 考》等書(shu) 闡明漢儒經說，貫穿了尊漢抑宋的觀念。劉逢祿則認為(wei) ，乾嘉學者“競守漢師家法，若元和惠棟氏之於(yu) 《易》，歙金榜氏之於(yu) 《禮》，其善學者也”[25]。這裏所謂漢師家法，大致是遵循漢儒經解，而排斥宋儒注釋。

惠棟重視厘清漢儒的經義(yi) 訓詁，排斥宋學，卻非皈依一家經說，其融通漢儒經說的路徑與(yu) 鄭玄並無根本不同。如《易漢學》，書(shu) 凡八卷，所考漢儒孟喜、虞翻、京房、鄭玄、荀爽等人《易》注，疏通漢、魏、晉諸家《易》說，末一卷則發明漢《易》之理，以辨正宋儒《河圖》《洛書(shu) 》，先天、太極之說。其《周易述》以荀爽、虞翻的《易》學為(wei) 主，融會(hui) 鄭玄、幹寶諸說，闡明象數《易》學。顯然，惠棟既重漢儒《易》學家法，又基於(yu) 此而融會(hui) 諸說，自為(wei) 注疏。

綜上，惠棟家法觀念的基本特點，一是獨尊兩(liang) 漢經學；二是考據儒經文字異同，而又兼及義(yi) 理；三是不囿一家經說，而融通漢儒諸說。惠棟倡導漢學，也期望惠氏家法相傳(chuan) 不斷，他說：“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餘(yu) 家四世傳(chuan) 經，鹹通古義(yi) ，守專(zhuan) 室，呻稿簡，日有省也，月有得也，歲有記也。顧念諸兒(er) 尚幼，日久失其讀，有不殖將落之憂。因述家學，作《九經古義(yi) 》一書(shu) 。吾子孫其世傳(chuan) 之，毋隳名家韻也。”[26]惠棟重視家法，擔心其家傳(chuan) 的經學不能傳(chuan) 之後代。實際上，惠氏學術傳(chuan) 人多具有明顯的家法意識。臧庸曾稱譽惠氏弟子江聲：“如先生篤信好古、墨守漢儒家法者，蓋僅(jin) 見也。”[27]在惠棟學術圈中，好談家法者還有王鳴盛、錢大昕、江藩等人。

傳(chuan) 衍惠棟漢學的王鳴盛被後世看作“精研經學，一以漢人為(wei) 師，許、鄭尤所墨守”的學者。[28]王鳴盛“為(wei) 諸生，事長洲沈德潛受詩，後又從(cong) 惠棟問經義(yi) ，遂通古學”[29]。他少入詞館，擅長詩文，而沉潛於(yu) 經學之後，極重家法。檢索王氏所撰《尚書(shu) 後案》《蛾術編》《西莊始存稿》和《十七史商搉》四書(shu) ，其中“家法”一詞竟有81處之多，除了個(ge) 別幾處不涉及學術外，絕大多數都是談論漢學家法。他所謂漢學家法，首先是經學宗漢儒，而排斥魏晉以後經說，尤其是宋學。王鳴盛“嚐言漢人說經，必守家法，亦雲(yun) 師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yi) 疏，而家法亡，宋元豐(feng) 以新經義(yi) 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好古之儒，皆知崇注疏矣！然注疏惟《詩》《三禮》及《公羊傳(chuan) 》猶是漢人家法，它經注疏則出於(yu) 魏晉人，未為(wei) 醇備。故所撰《尚書(shu) 後案》專(zhuan) 宗鄭康成，鄭注亡逸者，采馬、王補之……經營二十餘(yu) 年，自謂存古之功與(yu) 惠氏《周易述》相埒”[30]。他否定唐以後的儒經注疏，而獨尊漢學。他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具體(ti) 言之：“學問之道，首識字，次窮經……文字宜宗許叔重，經義(yi) 宜宗鄭康成。此金科玉條，斷然不可改移者也……夫說經之必有所專(zhuan) 主，此漢經師之所謂家法。予撰《十七史商榷》暨《蛾術編》已備著其說矣。”[31]王鳴盛楬櫫漢學家法，尤其重視以許、鄭為(wei) 象征的經學方法和經說。他斷言：“古者舍五經之外無所謂學，不違失師道謂家法也。”[32]而“許氏引師說，尊之如經……其重家法如此”[33]。他視許慎為(wei) 守師說、也是守家法的典範，對鄭玄更是推崇備至，自稱“餘(yu) 說經以先師漢鄭氏為(wei) 宗”[34]。《蛾術編》也以二卷篇幅考證鄭玄的事跡、著述、世係、師友、學術傳(chuan) 授、軼事、碑碣、崇祀等，鄭玄是其學術偶像。

正如鄭玄一樣，王鳴盛雖然講家法，但卻不固守師說，而是兼采眾(zhong) 家，折衷一是。他說:“漢儒說經，各有家法。一人專(zhuan) 一經，一經專(zhuan) 一師。鄭則兼通眾(zhong) 經，會(hui) 合眾(zhong) 師，擇善而從(cong) ，不守家法。”[35]鄭玄“《毛詩箋》既參用《魯詩》，則於(yu) 他經亦皆會(hui) 通眾(zhong) 家，不拘一師。大儒而必守家法,則學散；末流而妄效大儒，則學亂(luan) ”[36]。他認為(wei) “大儒”與(yu) “末流”的治學門徑不同，“大儒”不必拘泥前人家法，而“末流”不能不守家法。換言之，士人最初治經時，必先守家法，宗主一家之說。一旦成為(wei) 大儒，則當注重學術創新。這大概是王鳴盛所謂家法的夫子自道。他師從(cong) 惠棟，卻未沿襲惠氏經學。雖肯定惠棟闡述漢《易》之功，但說：“《周易述》增改經字頗多……（履卦）增‘利貞’二字……惠誤據而增。《係辭》‘作《易》者其知盜乎’？‘作’改‘為(wei) ’，‘死期將至’，‘期’改‘其’。此二條《集解》石經元板皆與(yu) 今本同，惠改亦非”[37]。他並非一味認同惠棟經解，並且也沒有囿於(yu) 鄭學。褚寅亮的《儀(yi) 禮管見》宗主鄭學，而其他經解則博采漢儒之說。王鳴盛評論：褚氏“公聽並觀，其墨守家法與(yu) 擇善而從(cong) ，仍兩(liang) 不相悖也。凡此數者，餘(yu) 皆與(yu) 先生有同誌。若《尚書(shu) 》《毛詩》，則餘(yu) 惟力遵鄭義(yi) ，而先生亦許可之。德不孤，必有鄰”[38]。王氏《尚書(shu) 》學也是既講家法，又不囿於(yu) 一家經說。阮元稱其“守古之法無守古之跡，寖寖乎周、秦、漢、魏之間”[39]。王鳴盛由文人而轉為(wei) 經師，以漢學家法倡導學界，卻無泥古之跡，雖未必能規範後人，但對乾嘉經學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錢大昕肯定“漢儒說經，遵守家法，訓詁傳(chuan) 箋，不失先民之旨”，而批評宋儒“師心自用”，不守家法。[40]他推重顧炎武、閻若璩、惠士奇、臧琳等人以訓詁之學治經，並以此談漢學家法：“夫窮經者必通訓詁，訓詁明而後知義(yi) 理之趣……漢之經師，其訓詁皆有家法，以其去聖人未遠。魏、晉而降，儒生好異求新，注解日多，而經益晦。”[41]錢大昕所謂訓詁，當然不限於(yu) 文字考證。然而，較之惠棟、王鳴盛談論家法時廣涉章句、經解，力排唐、宋經學略有不同，錢大昕強調從(cong) 文字、音韻來解經，尊崇漢儒訓詁。這反映了漢學壁壘建立之後，一些學者的家法觀念由經說轉重小學。戴震及其弟子段玉裁、高郵王氏則為(wei) 代表這一趨向之翹楚。

江藩曾從(cong) 餘(yu) 蕭客、江聲受業(ye) ，為(wei) 惠棟的再傳(chuan) 弟子，被稱為(wei) “學有師法”[42]。他說：“治經首重家法，家法不明即為(wei) 俗學，故《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諸經師必詳所出，不明者不錄。國朝諸老亦然，餘(yu) 所以有《漢學師承》之作，初學切宜確守。”[43]他梳理清代漢學師承，彰顯了家法的重要性，但對家法的理解比較狹窄。在他看來，“家法，即《左雄傳(chuan) 》注所謂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是也。其大旨在守師說，如《易》有施、孟、梁丘、費、高是也；《書(shu) 》有伏、孔，伏之傳(chuan) 下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毛與(yu) 齊、魯、韓；《禮》有二戴、慶氏；《春秋》有左、公、榖，其間文字異同，章句互錯，各守師傳(chuan) ，不相沿襲”[44]。長於(yu) 考史的沈欽韓也主要從(cong) “一家之學”及經文異同來談家法。他述汪喜孫的“受經圖”雲(yun) ：“有專(zhuan) 經則有家法，後焉者以授某，則先焉者受於(yu) 某，故五經之道殊塗同歸。其通儒大師，綴於(yu) 著籍，區別於(yu) 九野，徽幟如六軍(jun) ，要以嚴(yan) 同異之辨，極好樂(le) 之專(zhuan) 而已。”[45]故他認為(wei) ，汪氏家世傳(chuan) 業(ye) ，如同漢之經學傳(chuan) 衍。他們(men) 重視傳(chuan) 承師說，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折射出家法的豐(feng) 富內(nei) 涵。

綜觀之，乾嘉古文家談漢學家法，本質上是通過詮釋漢代經學而重新確立經學宗旨和學術途徑，其言論重心或意在與(yu) 宋儒立異，自建學術壁壘，或側(ce) 重小學方法，或注重經說師承，而漢儒許、鄭是其學術典範。臧庸致函王鳴盛雲(yun) ：“研究經學必以漢儒為(wei) 宗，漢儒之中尤必折中於(yu) 鄭氏。”[46]江藩也說：“何謂漢學？許、鄭諸儒之學也。何謂宋學？程、朱諸儒之學也。”[47]這類言論在惠棟、王鳴盛的學術圈中每每可見。一些學者認為(wei) 許、鄭“精研六籍，集百家之成，而又各自守其師法，不為(wei) 苟同”。許、鄭說經雖異，“此正師說相承，漢經師之家法”[48]。他們(men) 將許、鄭視為(wei) 經學家法的典範，而鄭玄兼采眾(zhong) 家、自創經說的學術門徑也得到肯定。

事實上，有思想的漢學家並不以拘泥師說為(wei) 家法。戴震曾言：“大國手門下，不出大國手；二國手、三國手門下，教得出大國手。”[49]章太炎就此指出：“蓋前者依師以為(wei) 牆壁，後者勤於(yu) 自求故也。然東(dong) 原之門，即有王、段、孔三子，所得乃似過其師者。蓋東(dong) 原但開門徑，未遽以美富示人。”[50]戴氏之意，或許因弟子們(men) 礙於(yu) 名師的權威和師法尊嚴(yan) ，難有學術創造，故並不要求弟子嚴(yan) 守師說。而章太炎認為(wei) ，“大國手”戴震門下仍有著名學者，而經學精深程度甚至青勝於(yu) 藍。朱珪則稱戴震、段玉裁“二人竟如古之師弟子，得孔門漢代之家法也”[51]。總之，他們(men) 所謂師法、家法側(ce) 重於(yu) 以小學為(wei) 基礎的治經方法和樸實學風，而不像江藩、沈欽韓等人重視拘守師說。隨著嘉道今文經學的興(xing) 起，家法觀念又有所更新。

三、今文家之家法

彰顯家法的江藩好說師承，雲(yun) ：“古者傳(chuan) 經多以口相授，故異者滋多。東(dong) 漢白虎觀講五經同異後，許慎著《五經異義(yi) 》，鄭康成有《駁異義(yi) 》，此即辨異同之所自始也。習(xi) 經者當知其同，尤不可不辨其異。約舉(ju) 其例，厥有數端：曰文異，曰義(yi) 異，曰篇異。”[52]師承授受不同，必然產(chan) 生文字、義(yi) 理和篇章的差異。無論經師們(men) 對此是否看重，它們(men) 都是客觀事實。乾隆年間，一些古文家推崇許、鄭之學，推重小學方法，大體(ti) 也認同鄭玄兼治今、古文經的路向。但嘉道今文家需要重釋家法，從(cong) 而確立今文經學的正統性。針對古文家的小學嗜好和專(zhuan) 長，今文家宋翔鳳認為(wei) ：“漢之經師，鹹有家法。唯有小學，義(yi) 在博通。”[53]在他看來，小學偏重博通，與(yu) 經學家法不同。與(yu) 此同時，他還彰顯今、古文經的差異，指出：“西京之世，自朝廷至鄉(xiang) 黨(dang) ，文章議論罔不為(wei) 今文家說。惟司馬遷作《史記》，用孔安國《書(shu) 古文》說及《春秋左氏傳(chuan) 》，然其大體(ti) ，一依今文家法。”至西漢末年，劉歆始“尊古文，獨至王莾柄政，遂用其說”[54]。經學家法的正統性，於(yu) 此不言而喻。隨著今文經學流播漸廣，不治今文者也談今、古文之分。校勘名家顧廣圻好談師法，在其師江聲卒後，頗感困頓荒落，“自懼師法之失”[55]。他所雲(yun) “師法”主要是今、古文經之分，今文家李兆洛撰顧氏墓誌雲(yun) ：君“嚐論經學雲(yun) ：漢人治經最重師法，古文、今文，其說各異，混而一之，則轇轕不勝矣！”[56]以區分今、古文經學為(wei) “師法”，這不僅(jin) 是顧廣圻的看法，而且是李兆洛的主張。

嘉道以降，今文學者對兼治今、古文的鄭玄不乏批評。李兆洛指出：“今之所謂漢學者，獨奉一康成氏焉耳。而不知康成氏者，漢學之大賊也。西漢經師，大抵各為(wei) 一說，不能相通。就其不相通，而各適於(yu) 道也。此正聖人微言大義(yi) ，殊途同歸之所存也。康成兼治眾(zhong) 家，而必求通之。於(yu) 是望文穿鑿，惟憑私臆，以為(wei) 兩(liang) 全，徒成兩(liang) 敗。此正徐防所謂輕侮道術者也。”[57]這與(yu) 前述吳中學者的家法觀念形成對照，旗幟鮮明地否定了古文學家法。

道光進士迮鶴壽曾在詁經精舍師事王鳴盛，卻有誌發揮今文家的微言大義(yi) ，著《齊詩翼氏學》4卷。他對王氏盲崇鄭學不以為(wei) 然，認為(wei) “專(zhuan) 門家法，蓋指專(zhuan) 守一家之說而言，若康成之會(hui) 通《三傳(chuan) 》，即非家法。乃先生雲(yun) 專(zhuan) 門家法，則當《三傳(chuan) 》並存，竊所不解”[58]。他作《蛾術編》案語雲(yun) ：

鄭氏之學，人人師之，其有以為(wei) 不然者，蓋亦罕矣。先生生平專(zhuan) 守鄭氏一家之言，可謂能得所師。所著《尚書(shu) 後案》三十卷，搜羅宏富，辨證詳明，洵為(wei) 鄭氏功臣。然先生往往自稱獨守鄭氏家法，於(yu) 古今一切訓詁，一切議論，與(yu) 鄭合者則然之，略有異同則黜之，必欲強天下之人悉歸於(yu) 鄭學而後可……先生輒謂恪守家法。夫鄭學之的確不磨者，固宜守之。若其支離未當者，而亦守之，亦安貴此家法哉！[59]

迮鶴壽認為(wei) ，士人不必盡守鄭氏家法，實則對古文家的家法主張提出了挑戰。後來皮錫瑞、廖平也持相似看法，對鄭學有所批評。

今文家並非完全排斥鄭學，或者專(zhuan) 守西漢一家之學。上述言論主要表明，一些經師家法觀念的重心已由區分漢、宋及側(ce) 重小學方法轉向區分今、古文經，這是今文家別開生麵的捷徑。劉逢祿說：“漢人治經，首辨家法，然《易》施、孟、梁丘，《書(shu) 》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師說今皆散佚，十亡二三。世之言經者，於(yu) 先漢則古《詩》毛氏、於(yu) 後漢則今《易》虞氏，文辭稍為(wei) 完具。然毛公詳訓詁而略微言，虞翻精象變而罕大義(yi) 。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則公羊氏在先漢有董仲舒氏，後漢有何劭公氏，子夏傳(chuan) 有鄭康成氏而已。”[60]他認為(wei) ，漢儒師說散佚不存，而今文經學，尤其是《公羊》學較好地傳(chuan) 承了家法，自然是經學正宗。他彰顯今文學家法，從(cong) 而為(wei) 走出偏重考據的古文經學，構建適應社會(hui) 需要的經學係統尋找理論依據。

側(ce) 重今文經的陳壽祺肯定“漢代經師，恪守家法，專(zhuan) 門命氏，顯於(yu) 儒林”[61]。他認為(wei) 漢代今、古文家法殊途同歸，但他談論家法的主旨仍是區分今、古文，故雲(yun) ：“漢儒傳(chuan) 注，有古學、今學之分，必先考其家法，然後異同可辨。”[62]這裏所謂“先考其家法”，即區分今、古文經學。故清末今文家廖平認為(wei) ：“陳氏父子《詩、書(shu) 遺說》，雖未經排纂，頗傷(shang) 繁冗，然獨取‘今文’，力追西漢，魏晉以來，無此識力。”[63]廖平重視區別今、古，其《今古學考》專(zhuan) 論兩(liang) 漢今、古文經學之異，讚同“獨取今文”。以至批評廖平的錢穆認為(wei) ：“晚清言兩(liang) 漢經學，每好分別今古家法，張皇過甚，流衍多失。”[64]其實陳氏父子側(ce) 重今文，卻不是“獨取今文”，對古文經也有涉獵。不過，知“古學、今學之分”確實是清代今文家的家法觀念。

他們(men) 研究今文經的具體(ti) 途徑不盡相同。陳壽祺認為(wei) ：漢代以後，“去古日遠，師法日微，訓詁不明。而九經之文字意旨浸以不得其解……依注家所釋，按之本文，往往有前後不能相通，彼此不能相應者。”[65]他自歎不能寫(xie) 出《經傳(chuan) 釋詞》一類著作，卻有誌於(yu) 校釋經傳(chuan) 的文字異同。他輯考漢、唐以降有關(guan) 伏勝《尚書(shu) 大傳(chuan) 》的文字，辨別真偽(wei) ，以複原書(shu) 之舊，並重定傳(chuan) 文，成《尚書(shu) 大傳(chuan) 定本》3卷。又輯考齊、魯、韓《三家詩》佚文遺說，卻未成書(shu) ，去世前托付其子喬(qiao) 樅雲(yun) ：“吾四十歸田，生平無他嗜，惟以書(shu) 為(wei) 性命，疲於(yu) 文字之役，纂述匆匆未盡就，爾好漢學，治經知師法，他日能成吾誌，九原無憾矣！”[66]他所謂“知師法”的基本內(nei) 涵是區分今、古文經，側(ce) 重輯校經傳(chuan) 遺文，考稽文字異同。陳喬(qiao) 樅繼承父誌，續成父業(ye) 《三家詩遺說考》，於(yu) 漢代以降（尤其是兩(liang) 漢和清代學者）有關(guan) 《三家詩》遺說的文字異同、淵源和歸屬詳加考辨。道光末年，陳喬(qiao) 樅自序《齊詩翼氏學疏證》雲(yun) ：“漢儒說經，最重家學”。文景之際，言《詩》者有魯、齊、韓三家，並立學官。三家之學，“皆家世傳(chuan) 業(ye) ，守其師法”[67]。然而，流傳(chuan) 後世者僅(jin) 有《毛詩》，《三家詩》反而衰絕。他輯考《三家詩》的遺文佚說，梳理漢代經學的授受源流，也彰顯了今文經學的家法。與(yu) 陳氏類似的今文家還有褚寅亮、淩曙、陳立、柳興(xing) 恩等人，他們(men) 注重考證今、古文經傳(chuan) 的文字，疏證其源流。他們(men) 講家法，而與(yu) 偏重微言大義(yi) 的常州莊氏及龔自珍、魏源等人路徑不同。

嘉道年間，一些今文家講求微言大義(yi) ，具體(ti) 內(nei) 容雖有差異，而“三統”“三世”說大抵是其家法的核心。孔廣森的今文學之所以難得“微言大義(yi) 派”認同，很大程度上也緣於(yu) 此。他汲取戴震闡發情理關(guan) 係的思想，講“天道”“王法”“人情”。“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qin) ，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內(nei) 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ti) ”[68]。在後來今文家劉逢祿看來，孔廣森不取“三世”說，乃不明“三科九旨”，而“無三科九旨，則無《公羊》；無《公羊》，則無《春秋》，尚奚微言之與(yu) 有！”[69]治《公羊》學的陳立也認為(wei) ：孔廣森“專(zhuan) 治《公羊》，為(wei) 漢學家專(zhuan) 門之學。然三科九旨，語稍立異，非複劭公之家法矣！”[70]魏源、皮錫瑞等人均持類似看法。梁啟超也說，“戴震弟子孔廣森始著《公羊通義(yi) 》，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學者不宗之”。莊存與(yu) 則為(wei) “今文學啟蒙大師”，專(zhuan) 求“微言大義(yi) ”。[71]他們(men) 認為(wei) ，莊氏的今文學才是正宗家法。

莊存與(yu) 闡釋《公羊傳(chuan) 》及董氏之學，注重分析類例，以辭釋義(yi) ，其三篇《春秋》學論著闡明家法，而所涉範疇極廣。其《春秋舉(ju) 例》從(cong) 技術角度指出《春秋》屬辭比事的十條規則，比如“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擇其重者而譏焉”等。[72]這些“規則”有裨於(yu) 理解《春秋》的“微言大義(yi) ”，但未必確鑿有據，一般學者較難把握。其《春秋要指》又總結出22條《春秋》“書(shu) 法”，實則更寬泛地闡明家法，指示今文經學的途徑，使學者知今、古文經學之別。如雲(yun) ：“《春秋》詳內(nei) 略外，詳尊略卑，詳重略輕，詳近略遠，詳大略小，詳變略常，詳正略否。” “《春秋》非記事之史，不書(shu) 多於(yu) 書(shu) ，以所不書(shu) 知所書(shu) ，以所書(shu) 知所不書(shu) 。”[73]此外，莊氏《春秋正辭》發掘的“微言大義(yi) ”，包括“建五始”“宗文王”“大一統”“通三統”“備四時”“正日月”、“審天命廢興(xing) ”“察五行祥異”“張三世”“俟後聖”等論題。在莊存與(yu) 那裏，這些內(nei) 容均可視為(wei) 《春秋》家法。其主旨既有維護王權和“大一統”的理論，又有蘊含變易、改革因素的“三統”“三世”說，但後來今文家並未一一繼承，而是有所選擇。

從(cong) 劉逢祿、宋翔鳳到魏源、戴望、康有為(wei) 等人，他們(men) 主要以“三統”“三世”說闡明今文家法。如同莊存與(yu) ，他們(men) 推重董仲舒、何休一脈的《公羊》學。劉逢祿稱魏源“治經好求微言大義(yi) ，由《董子書(shu) 》以信《公羊春秋》，由《春秋》以信西漢今文家法……皆足幹城大道，張皇幽眇，申先師敗績失據之謗，箴後漢好異矯誣之疾。”[74]這其實也描述了劉、宋等人的今文學軌跡。劉逢祿主要以公羊學來論今文家法，而不同於(yu) 莊存無分輕重地羅列數十義(yi) 例，其《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將“張三世例”“通三統例”列為(wei) 首卷闡釋，重心鮮明可見。他指出：“《春秋》緣禮義(yi) 以致太平，用乾坤之義(yi) 以述殷道，用夏時之等以觀夏道。等之不著，義(yi) 將安放？故分十二世以為(wei) 三等，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chuan) 聞五世。於(yu) 所見微其詞，於(yu) 所聞痛其禍，於(yu) 所傳(chuan) 聞殺其恩。由是辨內(nei) 外之治，明王化之漸，施詳略之文。”[75]劉氏遵循以辭釋義(yi) 的公羊學路數，也汲取莊述祖研究《夏小正》的見解，將“三統”“三世”說蘊含的進化、變易觀進行了更為(wei) 貫通的闡述。《春秋》既然有微言大義(yi) ，則其他儒經皆為(wei) 孔子所作，當然也不例外，這幾乎是今文家的學術信念。因之，劉逢祿的《論語述何》也是以今文家法闡發《論語》，注重發掘其“三統”“三世”說。

宋翔鳳不僅(jin) 闡明今文家法的正統性，而且也以公羊學闡釋《論語》。其《論語說義(yi) 》釋孔子“言禮之本”雲(yun) ：“孔子於(yu) 《春秋》張三世，至所見世而可致太平，於(yu) 是明禮之本，使先王之禮樂(le) 可行於(yu) 今。遂貶霸術以明其器小。”[76]這種近乎牽強的詮釋體(ti) 現了《春秋》家法與(yu) 《論語》學的融合。他又撰《論語師法表》，將《古論語》《齊論語》《魯論語》及馬融、鄭玄等人的注解比較編排，以明不同文本的源流，並雲(yun) ：“以上五家皆各自名家，《論語》不立博士，故諸家授受之次，不能詳焉。”[77]他沒有詳述《論語》的授受傳(chuan) 衍，卻有其師法所在，“三統”“三世”說仍是其主旨之一。

宋翔鳳的弟子戴望推衍劉、宋之緒，以《公羊》義(yi) 例釋《論語》，闡釋“齊學所遺，邵公所傳(chuan) ”，成《論語注》20卷，被晚清學者稱為(wei) “通知西漢經師家法”。[78]其實，戴望的“家法”也主要是“三統”“三世”說。故釋《論語·為(wei) 政》“多聞闕疑，慎言其餘(yu) ，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yu) ，則寡悔”雲(yun) ：“多聞謂所傳(chuan) 聞世、所聞世也。”“多見，謂所見世也”。[79]他釋同篇“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亦雲(yun) ：“此明通三統之義(yi) ，故舉(ju) 夏、殷、周而不及虞，《春秋》於(yu) 三正皆書(shu) 王是也。”[80]戴氏以公羊家法詮釋《論語》，多有附會(hui) 。同時，他傳(chuan) 承宋翔鳳的今文經學，卻不像宋翔鳳那樣兼容宋學，而是力排宋學，立異於(yu) 兼采宋學的今文學主流。盡管如此，後人也不難了解戴望的家法內(nei) 涵。

清末今文家皮錫瑞極重家法，這是其1903年在湖南師範館講授經學的重點，乃至當代論者稱其講稿為(wei) “經學家法講義(yi) ”[81]。他稍後撰著的《經學曆史》《經學通論》也貫穿了彰顯今文學家法的主旨。他點明“漢人治經各守家法”，而首先強調：“治經必宗漢學，而漢學亦有辨。前漢今文說，專(zhuan) 明大義(yi) 微言；後漢雜古文，多詳章句訓詁。”[82]顯然，他所謂家法，重在區分今、古文經學，講求今文家的微言大義(yi) 。在皮錫瑞看來，“漢時傳(chuan) 今文者，有師授，有家法；傳(chuan) 古文者，無師授，無家法”[83]。區分今、古文是兩(liang) 漢經學的家法所在，“而鄭采今、古文，不複分別，使兩(liang) 漢家法亡不可考，則亦不能無失。故經學至鄭君一變”。“鄭學出而漢學衰，王肅出而鄭學亦衰”[84]。皮錫瑞並不完全排斥古文經，這方麵與(yu) 陳壽祺父子並無大異。他的《今文尚書(shu) 考證》30卷為(wei) 一生學術重心，與(yu) 陳喬(qiao) 樅的《今文尚書(shu) 經說考》疏證體(ti) 例基本相同。但他不讚同陳氏將鄭玄的《尚書(shu) 注》完全納入今文經，而重視經文歧異及授受源流，書(shu) 中論師法雲(yun) ：“先漢經師，必由口授。文字多寡，不名參差。派別三家，經有異本。師法雖無大異，傳(chuan) 習(xi) 不必全符。”[85]與(yu) 此同時，皮錫瑞較之陳氏父子更重通經致用，闡發儒經的微言大義(yi) 。他指出：何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chuan) 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宋氏之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nei) ，是三科也……其說亦無大異，而三科之議，已見董子之書(shu) 。”[86]可見，皮錫瑞像多數今文家一樣，視“三統”“三世”說為(wei) 《春秋》學家法，並基於(yu) 此而融會(hui) 漢、宋。因為(wei) 他關(guan) 心現實社會(hui) 的“改立法製”，故尤其青睞“三世”說，認為(wei) “三科惟張三世之義(yi) ，明見於(yu) 《公羊傳(chuan) 》”[87]。這些論述體(ti) 現了皮錫瑞的經學家法及晚清今文學的傳(chuan) 承。   

四 、家法的學術餘(yu) 波

家法觀念與(yu) 學術流變密切相關(guan) 。清代漢學興(xing) 起之時，在尊漢抑宋、自建壁壘的氛圍中，古文家倡導的家法注重區分漢、宋，側(ce) 重小學方法或經說師承。而嘉道以降，今文家為(wei) 了別開生麵，重視區分今、古文，以“三統”“三世”說為(wei) 今文學的核心，從(cong) 而拉近經學與(yu) 社會(hui) 需要的距離。正如古文家楬櫫家法以排斥宋學一樣，今文家講家法也蘊含排斥古文經學的意味。但其家法觀念仍有相通之處。首先，古文家強調治經必通小學，重考據；今文家則注重區分今、古文章句，講求微言大義(yi) 。但有的古文家也講求義(yi) 理之學，一些今文家也不同程度地從(cong) 事考據訓詁，隻是重心各異。其次，家法包括傳(chuan) 承師說，但無論今文家，還是古文家，均非恪守師說，排斥其它學術資源。

繼乾嘉古文家之後，晚清肯定鄭玄家法者仍是主流。如調和、兼采漢宋的陳澧認為(wei) ，何休“墨守之學，有宗主而無不同”。許慎“異義(yi) 之學，有不同而無宗主。惟鄭氏家法，兼其所長，無偏無弊也”[88]。故他讚譽鄭氏“家法至善，傳(chuan) 之百世而無弊。又於(yu) 緯候之書(shu) ，曆數律令之學，莫不貫綜，是亦所謂集大成者也”[89]。孫詒讓治《周禮》亦雲(yun) ：“今疏亦唯以尋繹經文、博稽眾(zhong) 家為(wei) 主。注有牾違，輒為(wei) 匡糾，凡所發正數十百事。匪敢破壞家法，於(yu) 康成不曲從(cong) 杜、鄭之意，或無悖爾。”[90]他認為(wei) 不曲從(cong) 前人注疏，正是康成家法。因此，江藩、張之洞等人總結清代學術時，認為(wei) 漢學的開創者顧炎武、毛奇齡、朱彝尊、胡渭、閻若璩等人，乾嘉漢學世家如武進臧氏、吳縣惠氏、武進莊氏、嘉定錢氏、曲阜孔氏、績溪胡氏、高郵王氏、陽湖洪氏、閩縣陳氏、甘泉焦氏、寶應劉氏、朱氏、儀(yi) 征劉氏等，以及其他學者如秦蕙田、戴震、段玉裁、盧文弨、王鳴盛、王昶、程瑤田、邵晉涵、淩曙、龔自珍、張穆、魏源、陳立、鄒漢勳、鄭珍等人，均為(wei) “篤守漢人家法，實事求是，義(yi) 據深通者”[91]。這份名單並非準確無遺，卻可見其家法外延的寬泛性。

清代家法觀念不囿於(yu) 經學，而是廣泛流播於(yu) 其他學術領域。考據史學作為(wei) 漢學的延伸，借用經學方法和觀念也就順理成章了。章學誠論校讎史籍，提出“家法宜辨。校讎之學，與(yu) 著錄相為(wei) 表裏。校讎類例不清，著錄終無原委……家法分明，庶幾條理可貫，而究史學者，可以溯流矣！他若編年故事、職官儀(yi) 注之類，折衷曆代藝文史部子目，以次區分可也”[92]。章氏所謂家法，是指校讎古籍、編纂史書(shu) 的體(ti) 例和方法，含義(yi) 寬泛。家法也是章氏史論、史評的重要標準，如他認為(wei) 通史有二長，“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93]。譜牒之學被漢學家納入史學範疇，故錢大昕也稱譽唐代諸臣奉敕修《氏族誌》，“能修其家法”[94]。

與(yu) 此同時，宗宋學者也不乏家法之說。僅(jin) 以《清史稿》為(wei) 例，書(shu) 中雖無清晰的家法概念，但以家法一詞記載了相關(guan) 學者。其中除了提到阮元、褚寅亮、王鳴盛、金榜、汪家禧、王聘珍、馬瑞辰、陳壽祺、劉逢祿、宋翔鳳、戴望、林伯桐、包世臣等漢學家或傾(qing) 向漢學者有家法、守家法之外，理學人物李光地、王安國、蔡新、曾國藩、朱一新、李顒、黨(dang) 成、童能靈均有相同記載。此外，辭賦文學家也有家法之說。如清初文人施閏章之“祖鴻猷，以儒學著。子姓傳(chuan) 業(ye) 江南，言家法者推施氏”[95]。曾國藩賞識門生張裕釗的文章，“益告以文事利病及唐、宋以來家法，學乃大進”[96]。魯一同之子魯蕡，諸生，“文有家法”[97]。有的書(shu) 畫世家，也講求傳(chuan) 承家法。一些子承父業(ye) 的醫家，也有家法觀念。如著名醫家陸懋修“先世以儒顯，皆通醫。懋修為(wei) 諸生，世其學……後益博通漢以後書(shu) ，恪守仲景家法，於(yu) 有清一代醫家，悉舉(ju) 其得失”[98]。顯然，宋學人物以家法談論儒學傳(chuan) 承，文學家、書(shu) 法家、畫家、醫家也借用該詞，以彰顯學術傳(chuan) 承和規範。《清史稿》之外，相關(guan) 記載在清代文集、詩詞、傳(chuan) 記作品中每每可見，不勝枚舉(ju) 。

宋學人物的家法雖然涉及經學，但主旨是闡發性理，辨明道統，與(yu) 漢學家法差異較大。追本溯源，家法是治經的宗旨和方法，在清代也主要是漢學的基本理念。隨著晚清學術調融、以及今文經學和經世思潮的發展，加之西學東(dong) 漸的深入，注重學術畛域和傳(chuan) 統的家法受到前所未有的衝(chong) 擊。光緒年間，著名經師俞樾的言論頗能折射出這種困境。他認為(wei) ，詁經精舍的宗旨在於(yu) 摒棄俗學，傳(chuan) 承古詁，現在諸生“說經之文，多宗古訓，即詩賦亦古體(ti) 居多，非欲求異時流，蓋不敢失許、鄭兩(liang) 先師之家法”[99]。可見，在他的觀念中，“時流”與(yu) 許、鄭家法其實多有矛盾。事實上，清末漢學家法的危機日趨明顯。一方麵，晚清一些人的家法內(nei) 涵日益抽象而模糊。清末文士譚獻既說臧琳的《經義(yi) 雜記》，“治經以鄭注、《釋文》為(wei) 宗，最得師法之正”；[100]又說陳壽祺“留心漢學，亦有誌之士，而家法不正”[101]。實則譚氏崇奉莊存與(yu) 一係的今文經學，於(yu) 經學家法並無闡述。家法成為(wei) 一些人論學品人的說詞，而具體(ti) 內(nei) 容言人人殊。另一方麵，一些談論家法者未必真有家法。今文家廖平也談家法，注重區分今、古文經，指出：“或以今、古為(wei) 新派。曰：此兩(liang) 漢經師之舊法也。”他批評鄭玄混亂(luan) 今、古文經，而讚賞陳壽祺、陳立那樣“以今古分別禮說”。又作《今古學考》，與(yu) 鄭玄混合今、古相反，創為(wei) 今、古二派，“將其所誤合處，悉為(wei) 分出”，“以複西京之舊”[102]。但廖平並非嚴(yan) 謹的考據家。至少，可謂知家法而不守家法的奇特人物。清末康有為(wei) “喜以經術作政論”，發展公羊家的“三統”“三世”說，彰顯了今文經學的工具價(jia) 值，而學術上多牽強附會(hui) 。其弟子梁啟超雲(yun) ：康有為(wei) 治《公羊》、今文經，與(yu) 廖平“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前人皆言“例”，康氏“則言義(yi) ”。“故藏往而知來。以改製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103]。康氏帶有政治目的經學“家法”，與(yu) 嘉道今文學的家法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在此局麵中，一些正統漢學家、尤其是古文家起而維護家法。吳中學者陳奐以研究《毛詩》著稱，也重視家法。其及門弟子陳倬、張星鑒、戴望等均為(wei) 同光學者，往來書(shu) 信多談經學家法。陳倬認為(wei) ：“竊謂漢儒之學，至嘉道而大明，後賢恪守師承，自可宗風不墜。乃今之學者，輒思突過前人，於(yu) 是馳騖淵博，取徑遂流於(yu) 雜。一倡百和，群然效之，岌乎殆哉！今之時又漢學將衰之候也。”[104]陳倬深感漢學將衰之勢，且歸咎於(yu) 不守家法。這種看法雖然不無偏頗，卻非空穴來風。清末章梫甚至認為(wei) ，乾嘉時期“治漢學者，率以為(wei) 務求其是，不守家法，所以似伏、孔而非伏、孔，似許、鄭而非許、鄭，總之可謂東(dong) 京之學”。故他於(yu) 學術，“欲以清源流，核名實，尚家法，黜遊談為(wei) 先務”[105]。他們(men) 對清代漢學家法的估價(jia) 各不相同，也未必準確，但維護家法的信念在晚清頗具代表性，隻是其實效不能高估了。

事實上，因治學路數和認識角度的差異，晚清學者關(guan) 於(yu) 家法的評論已難有共識。俞樾早年學宋翔鳳治《公羊傳(chuan) 》，中年讀高郵王氏書(shu) ，晚年側(ce) 重古文經學。他不無自謙地說：“仆於(yu) 經學全無師法，於(yu) 詩文亦未克成家，徒以不知妄作，歲久益多，流播人間，旁及海外。”[106]俞氏弟子章太炎亦謂乃師“為(wei) 學無常師，左右采獲，深疾守家法違實錄者”[107]。不過，繆荃孫認為(wei) ，俞樾治經“以高郵王氏為(wei) 宗，其大要在正句讀，審字義(yi) ，通古文假借，由經以及諸子，皆循此法”。所著“謹守家法不苟如此”[108]。俞樾既傳(chuan) 承高郵王氏的小學方法及經、子之學，又基於(yu) 古文經學而兼采今文，學無常師。論者的著眼點不同，看法也有所不同。

既然家法變得如此複雜多元，那麽(me) 其負麵效果必然日益顯露。至清末民初，一些言論的家法含義(yi) 也逐漸由褒而貶了。無論是古文家章太炎，還是闡揚今文經學的梁啟超，都不認同惠棟拘守的家法，甚至以“家法結習(xi) ”來貶評他人的學術保守性。因之，清末學者的家法觀念大體(ti) 趨於(yu) 多元和淡化。知家法而不拘於(yu) 家法，這體(ti) 現了清代漢學家的主流觀念，也總結了清代學者踐行家法的有效途徑。                                             

注釋

[1] 例如陳祖武等著《乾嘉學派研究》認為(wei) 惠棟之所以複興(xing) 漢代易學，是因其“近於(yu) 《周易》本來麵貎，且有師法家法傳(chuan) 承”（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2005年，第96頁）；陳居淵《惠棟：標幟漢學的吳派宗師》認為(wei) 惠棟的家法觀念是“重新強調漢儒家法，亦重視貫通諸家家法”（薑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4卷，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10年，上冊(ce) ，第273—284頁）。

[2] [清]蔣湘南：《經師家法說》，《七經樓文鈔》卷一，《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541冊(ce)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5－236頁。

[3] 徐複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徐複觀論經學史二種》，上海，上海書(shu) 店出版社，2002年，第75頁。

[4][清]胡秉虔：《漢西京博士考·序》，《叢(cong) 書(shu) 集成新編》,第99冊(ce) ，台北，新文豐(feng) 出版公司，1985年，第663頁。

[5]這9處分別是《漢書(shu)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62年）卷七四《魏相傳(chuan) 》（第3137頁），卷七五《翼奉傳(chuan) 》（第3170頁）、《李尋傳(chuan) 》（第3179頁），卷二七中之下《五行誌》（第1429頁），卷八一《張禹傳(chuan) 》（第3347頁），卷八八《儒林傳(chuan) 》3處（第3599、3605、3616頁），卷九九下《王莾傳(chuan) 》（第4170頁）。

[6]《後漢書(shu)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65年）提到師法的3處是卷二五《卓茂傳(chuan) 》（第869頁），《魯丕傳(chuan) 》（第884頁），卷二七《吳良傳(chuan) 》（第943頁）；提到家法的9處是卷六《孝順孝衝(chong) 孝質帝紀》（第281頁），卷二五《魯恭傳(chuan) 》（第878頁），卷三十上《楊統傳(chuan) 》（第1047頁），卷三五《鄭玄傳(chuan) 》（第1213頁），卷四四《徐防傳(chuan) 》（第1500頁），卷六一《左雄傳(chuan) 》（第2020頁），卷七八《宦者列傳(chuan) 》（第2513頁），卷七九《儒林列傳(chuan) 》（上、下）2處（第2545、2581頁）。

[7] [清]王鳴盛：《師法》，《十七史商榷》卷二七，《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452冊(ce) ，第322－323頁。

[8] [清]阮元：《王西莊先生全集序》，鄧經元點校：《揅經室集》上冊(ce)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3年 ，第546頁。

[9][清]趙春沂：《兩(liang) 漢經師家法考》，《詁經精舍文集》卷一一，《叢(cong) 書(shu) 集成新編》，第59冊(ce) ，台北，新文豐(feng) 出版公司，1985年，第213頁。

[10][清]皮錫瑞：《經學曆史》，北京，中華書(shu) 局，1959年，第136頁。

[11][清]胡縉：《兩(liang) 漢經師家法考》，《詁經精舍文集》卷一一，《叢(cong) 書(shu) 集成新編》，第59冊(ce) ，第213頁。

[12] 錢穆：《兩(liang) 漢博士家法》，《兩(liang) 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90—191頁。

[13] 周予同：《經今古文學》，《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頁。

[14][清]孫星衍：《增立鄭氏博士議》，《平津館文稿》卷上，《孫淵如先生全集》，《四部叢(cong) 刊初編》，第4頁。

[15] 支偉(wei) 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chuan) ·敘傳(chuan) 》，長沙，嶽麓書(shu) 社，1998年，第360頁。

[16] [清]江藩：《漢宋門戶異同第十五》，《經解入門》卷三，上海，文林書(shu) 局，光緒二十年刊本，第5頁。

[17] [清]惠善旌等纂修：《惠氏宗譜》卷首“恩綸”，光緒二十五年刊本，第2頁。

[18] [清]彭啟豐(feng) ：《惠征士家傳(chuan) 》，《惠氏宗譜》卷四，光緒二十五年刊本，第1—2頁。

[19] [清]惠棟：《韻補序（代）》，《鬆崖文鈔》卷一，劉世珩聚學軒刊本，光緒二十五年，第11頁。

[20] [清] 錢大昕：《古文尚書(shu) 考序》，《潛研堂文集》卷二四，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9冊(ce)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68—369頁。

[21] 章太炎：《清代學術之係統》，《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上》第2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27頁。

[22]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zhuan) 集之三十四，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9年，第23頁。

[23] [清]紀昀等纂：《欽定四庫全書(shu) 總目》上冊(ce)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7年，第68頁。

[24][清]張爾田：《鬆崖讀書(shu) 記序》，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shu) 錄》下冊(ce)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19頁。

[25] [清]劉逢祿：《自序》，《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29冊(ce) ，第458頁。

[26] [清]惠棟：《九經古義(yi) ·九經古義(yi) 述首》，《叢(cong) 書(shu) 集成新編》，第10冊(ce) ，台北，新文豐(feng) 出版公司，1985年，第163頁。

[27] [清]臧庸：《與(yu) 江叔雲(yun) 處士書(shu) 》，《拜經堂文集》卷三，《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491冊(ce) ，第540頁。

[28] [清]李元度：《王西莊先生事略》，《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四，同治五年刊本，第31頁。

[29] [清]錢林：《任啟運附王鳴盛、曹仁虎、趙文哲、吳泰來》，《文獻征存錄》卷四，有嘉樹軒刻本，鹹豐(feng) 八年，第56頁。

[30] 王元增纂修《二十四世·鳴盛》，《續王氏世譜》卷五，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古籍館藏，1925年鉛印本，第1－2頁。

[31] [清]王鳴盛：《序》，[清]褚寅亮：《儀(yi) 禮管見》卷首，《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88冊(ce) ，第373頁。

[32] [清]王鳴盛：《三十而立》，《蛾術編》卷八一，《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151冊(ce) ，第71頁。

[33] [清]王鳴盛：《許氏引師說尊之如經》，《蛾術編》卷一七，《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150冊(ce) ，第187頁。

[34]  [清]王鳴盛：《鄭康成》，《蛾術編》卷五八，《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150冊(ce) ，第560頁。

[35]  [清]王鳴盛：《光被》，《蛾術編》卷四，《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150冊(ce) ，第71頁。

[36]  [清]王鳴盛：《鄭康成說經會(hui) 通眾(zhong) 家不拘一師》，《蛾術編》卷五，《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150冊(ce) ，第79頁。

[37]  [清]王鳴盛：《惠氏易》，《蛾術編》卷三，《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150冊(ce) ，第67頁。

[38]  [清]王鳴盛：《序》，[清]褚寅亮《儀(yi) 禮管見》卷首，《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88冊(ce) ，第373頁。

[39] [清]阮元：《王西莊先生全集序》，《揅經室集》上冊(ce)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3年 ，第546頁。

[40] [清]錢大昕：《經籍籑詁序》，《潛研堂文集》卷二四，《嘉定錢大昕全集》第9冊(ce) ，第377頁。

[41] [清]錢大昕：《左氏傳(chuan) 古注輯存序》，《潛研堂文集》卷二四，《嘉定錢大昕全集》第9冊(ce) ，第371頁。

[42] [清]洪亮吉：《北江詩話》卷四，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第5冊(ce) ，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1年，第2286頁。

[43] [清]江藩：《經解入門凡例》，《經解入門》卷前，上海文林書(shu) 局，光緒二十年刊本，第1頁。

[44][清] 江藩：《說經必先明家法第二十七》，《經解入門》卷四，第18頁。

[45] [清]沈欽韓：《受經圖說》，《幼學堂文稿》卷一，《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499冊(ce) ，第145頁。

[46] [清]臧庸：《上王鳳喈光祿書(shu) 》，《拜經堂文集》卷三，《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491冊(ce) ，第539頁。

[47] [清]江藩：《漢宋門戶異同第十五》，《經解入門》卷三，第5頁。

[48] [清]陸堯春：《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liang) 先師記》，《詁經精舍文集》卷三，《叢(cong) 書(shu) 集成新編》，第59冊(ce) ，第148頁。

[49] [清]段玉裁：《戴東(dong) 原先生年譜》，《北京圖書(shu) 館珍本年譜叢(cong) 刊》第104冊(ce) ，北京，北京圖書(shu) 館出版社，1998年，第669頁。

[50] 章太炎：《菿漢閑話》，《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續編》第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0頁。

[51]  [清]段玉裁：《戴東(dong) 原先生年譜》，《北京圖書(shu) 館珍本年譜叢(cong) 刊》第104冊(ce) ，第610頁。

[52]  [清]江藩：《群經辨異第三》，《經解入門》卷一，第6頁。

[53] [清]宋翔鳳：《小爾雅訓纂序》，《樸學齋文錄》卷二，嘉慶二十五年刊本，第10頁。

[54]  [清]宋翔鳳：《漢學今文古文考》，《樸學齋文錄》卷三，第9頁。

[55] [清]顧廣圻：《題江艮庭先師遺劄冊(ce) 後》，《思適齋集》卷一五，《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491冊(ce) ，第128頁。

[56] [清]李兆洛：《顧君墓誌銘》，顧廣圻:《思適齋集》卷首，《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491冊(ce) ，第3頁。

[57] [清]李兆洛：《序》，張金吾：《兩(liang) 漢五經博士考》卷首，《叢(cong) 書(shu) 集成新編》，第30冊(ce) ，台北，新文豐(feng) 出版公司，1985年，第268頁。

[58] [清] 王鳴盛：《左氏論斷多謬》，《蛾術編》卷七“迮鶴壽案語”， 《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150冊(ce) ，第101頁。

[59] [清]王鳴盛：《鄭康成》，《蛾術編》卷五十八“迮鶴壽案語”， 《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150冊(ce) ，第560—561頁。

[60] [清]劉逢祿：《春秋公羊解詁箋序》，《劉禮部集》卷三，《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501冊(ce) ，第62頁。

[61] [清] 陳壽祺：《上儀(yi) 征阮夫子請定經郛義(yi) 例書(shu) 》，《左海文集》卷四，《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496冊(ce) ，第135頁。

[62] [清]陳壽祺：《經郛條例》，《左海文集》卷四，《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496冊(ce) ，第141頁。

[63] 廖平：《知聖篇》，《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廖平蒙文通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0頁。

[64] 錢穆：《兩(liang) 漢博士家法》，《兩(liang) 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53頁。

[65] 陳壽祺：《答王伯申侍郎書(shu) 》，《左海文集》卷四下，《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496冊(ce) ，第166頁。

[66] [清]謝章鋌：《左海後人樸園陳先生墓誌銘》，《賭棋山莊文集》卷七，光緒十年福州刊本，第5頁。

[67] [清]陳喬(qiao) 樅：《齊詩翼氏學疏證自敘》，《齊詩翼氏學疏證》卷前，《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75冊(ce) ，第39頁。

[68] [清]孔廣森：《公羊春秋經傳(chuan) 通義(yi) 敘》，《公羊春秋經傳(chuan) 通義(yi) 》卷一二，見《顨軒孔氏所著書(shu) 》，嘉慶年間刊本，第1頁，

[69]  [清]劉逢祿：《春秋論下》，《劉禮部集》卷三，《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501冊(ce) ，第58頁。

[70] [清]陳立：《上劉孟瞻先生書(shu) 》，劉師培：《跋陳卓人上劉孟瞻先生書(shu) 》，《左盦題跋》，《劉申叔先生遺書(shu) 》第62冊(ce) ，寧武南氏，1936年刊本，第28頁。

[71]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zhuan) 集之三十四，第54頁。

[72]  [清]莊存與(yu) ：《春秋舉(ju) 例》，道光年間味經齋遺書(shu) 刊本，第1—4頁。

[73]  [清]莊存與(yu) ：《春秋要指》，道光年間味經齋遺書(shu) 刊本，第1—2頁。

[74]  [清]劉逢祿：《詩古微序》，《劉禮部集》卷九，《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501冊(ce) ，第170頁。

[75]  [清]劉逢祿：《張三世例弟一》，《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卷一，《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29冊(ce) ，第461頁。

[76]  [清]宋翔鳳：《論語說義(yi) 》卷二，光緒十四年南菁書(shu) 院刊本，第19頁。

[77]  [清]宋翔鳳：《論語師法表》，《叢(cong) 書(shu) 集成續編》第15冊(ce) ，台北，新文豐(feng) 出版公司，1989年，第641頁。

[78]  [清]劉師培：《戴望傳(chuan) 》，見戴望：《謫麐堂遺集》卷首，宣統三年刊本，第1頁。

[79] [清]戴望著，郭曉東(dong) 校疏：《戴氏注論語小疏》，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58頁。

[80] [清]戴望著，郭曉東(dong) 校疏：《戴氏注論語小疏》，第62頁。

[81] 詳見吳仰湘、姚茂軍(jun) 《皮錫瑞〈經學家法講義(yi) 〉稿本的內(nei) 容及其價(jia) 值》，《湖南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

[82] 皮錫瑞：《經學曆史》，第89頁。

[83] 皮錫瑞：《論以傳(chuan) 附經始於(yu) 費直》，《經學通論》（一），北京，中華書(shu) 局，1954年，第26頁。

[84] 皮錫瑞：《經學曆史》，第149、155頁。

[85] 皮錫瑞：《凡例》，《今文尚書(shu) 考證》卷前，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9年，第7頁。

[86] 皮錫瑞：《論存三統明見董子書(shu) 並不始於(yu) 何休》，《經學通論》（四），第6頁。

[87] 皮錫瑞：《論異外內(nei) 之義(yi) 與(yu) 張三世相通》，《經學通論》（四），第8頁。

[88] [清] 陳澧：《鄭學》，《東(dong) 塾讀書(shu) 記》卷十五，光緒年刊本，第2頁。

[89] [清]陳澧：《鄭氏全書(shu) 序》，《東(dong) 塾集》卷三，光緒十八年菊坡精舍刊本，第9頁。

[90] [清]孫詒讓：《周禮正義(yi) •凡例》，《周禮正義(yi) 》卷首，《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82冊(ce) ，第4頁。

[91] [清] 張之洞：《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張之洞全集》第12冊(ce)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976－9978頁。

[92] [清] 章學誠：《論修史籍考要略》，《校讎通義(yi) 》卷四，《章氏遺書(shu) 》，劉氏嘉業(ye) 堂刊本，1922年，第34－35頁。

[93] [清]章學誠：《釋通》，葉瑛校注：《文史通義(yi) 校注》上冊(ce)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4年，第375頁。

[94] [清]錢大昕：《吳興(xing) 閔氏家乘序》，《潛研堂文集》卷二六，《嘉定錢大昕全集》，第9冊(ce) ，第428頁。

[95] 《清史稿》卷四八四《施閏章傳(chuan) 》，第44冊(ce)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77年，第13328頁。

[96] 《清史稿》卷四八六《張裕釗傳(chuan) 》，第44冊(ce) ，第13442頁。

[97] 《清史稿》卷四八六《魯一同傳(chuan) 》，第44冊(ce) ，第13432頁。

[98] 《清史稿》卷五0二《陸懋修傳(chuan) 》，第46冊(ce) ，第13881頁。

[99] [清]俞樾：《詁經精舍四集序》，《春在堂雜文六編》卷七，光緒二十五年《春在堂全書(shu) 》本，第2頁。

[100] [清]譚獻著，範旭侖(lun) ，牟曉朋整理：《譚獻日記》，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3年，第42頁。

[101] 譚獻：《譚獻日記》，第192頁。

[102] 廖平：《今古學考》，《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廖平蒙文通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6、58頁。

[103]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9頁。

[104] [清]陳倬：《陳倬致張星鑒》，陳烈主編：《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shu) 劄(修訂本）》下冊(ce) ，北京，人民      

文學出版社，2014年，第818—819頁。

[105] [清]章梫：《複王子莊先生書(shu) 》，《一山文存》卷七，《近代中國史料叢(cong) 刊初編》，第33輯第329冊(ce) ，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322、324頁。

[106]  [清]俞樾：《致金武祥》，《俞樾函劄輯證》（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年，第132頁。

[107] 章太炎：《俞先生傳(chuan) 》，《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7頁。

[108] [清]繆荃孫：《俞先生行狀》，《藝風堂文續集》卷二，《續修四庫全書(shu) 》，第1574冊(ce) ，第180頁。

責任編輯：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