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大家的書(shu) 院記述通論

作者：郝永（貴州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貴州陽明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員，貴陽孔學堂簽約入駐學者）

來源：原載《原道》第34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八月十三日丁巳

          耶穌2018年9月22日

內(nei) 容提要：胡適之先生以書(shu) 院為(wei) 中國千年來演化出來的一種高等教育製度，當代學人朱漢民先生則從(cong) 儒家學統、道統建構的意義(yi) 上來評價(jia) 它。書(shu) 院盡管為(wei) 民間教育機構，但因其經世致用價(jia) 值觀和官方一致，得到官方認可與(yu) 支持。張栻、呂祖謙、朱熹和王陽明等理學大家，既是儒家思想家，也是大教育家。他們(men) 都通過書(shu) 院進行了卓有成效、影響深遠的教育教學活動，且親(qin) 為(wei) 相關(guan) 書(shu) 院作記文。張栻有《潭州重修嶽麓書(shu) 院記》，呂祖謙有《白鹿洞書(shu) 院記》，朱熹有《衡州石鼓書(shu) 院記》，王陽明有《東(dong) 林書(shu) 院記》和《萬(wan) 鬆書(shu) 院記》等。在他們(men) 的論述中，述及書(shu) 院的若幹基本屬性：雖說是民間教育機構，但其修建尤其緝修則實有官方主導的背景；其活動內(nei) 容是研修儒學、傳(chuan) 承明倫(lun) 學統；其辦學動機是補充官學於(yu) 道德人格教育上的不足。在當下書(shu) 院複興(xing) 的背景下，這些書(shu) 院屬性依然具有現實意義(yi) 。

關(guan) 鍵詞：宋明理學；理學家；書(shu) 院；記述；通論；

一、引  言

關(guan) 於(yu) 中國傳(chuan) 統書(shu) 院，胡適之先生曾說：“光緒變政，把一千多年來書(shu) 院製度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學堂代替教育……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複現於(yu) 今日了。”

作為(wei) 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他給予書(shu) 院這麽(me) 高評價(jia) ，是因為(wei) 書(shu) 院代表了千年來的“自動研究精神”，是因為(wei) “書(shu) 院是中國一千年來逐漸演化出來的一種高等教育製度”，是因為(wei) 書(shu) 院是“這一千年來造就人才，研究學問，代表時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機關(guan) ”。[1]

當代學人朱漢民先生則從(cong) 建構理學學統視角闡述南宋時期的理學家力推書(shu) 院的緝修：“南宋時期的理學家有一種強烈建構書(shu) 院學統，以確立書(shu) 院在儒家道統史上的意義(yi) 、地位的精神追求。”[2]二位先生從(cong) 各自學術視角對書(shu) 院意義(yi) 的評價(jia) ，無疑是有道理的。

本文所謂宋明理學大家，指張栻、呂祖謙、朱熹和王陽明等。這些儒家思想家同時還是大教育家，他們(men) 都通過書(shu) 院進行了卓有成效、影響深遠的教育教學活動，且親(qin) 為(wei) 相關(guan) 書(shu) 院作記文。

張栻有《潭州重修嶽麓書(shu) 院記》，呂祖謙有《白鹿洞書(shu) 院記》，朱熹有《衡州石鼓書(shu) 院記》，王陽明有《東(dong) 林書(shu) 院記》和《萬(wan) 鬆書(shu) 院記》等。朱熹還上書(shu) 朝廷、麵見時君以論述重建白鹿洞書(shu) 院的必要性。

通過這些文本，理學大家們(men) 論述了書(shu) 院在辦學動機、教育內(nei) 容和官方背景上的基本屬性。其辦學動機是“匡翼夫學校之不逮”，[3]補充官學教育的不足；教育內(nei) 容上，理學大家們(men) 分別從(cong) 自己的學術主張出發，在“書(shu) 院記”中展開闡述書(shu) 院儒家聖賢之學的本體(ti) 性；而書(shu) 院的官方背景，也在他們(men) 對書(shu) 院建修的記述中。

二、書(shu) 院建修的官方背景性

一般說來，書(shu) 院是唐宋以來的一種民辦教育機構。但是，就宋明理學大家的書(shu) 院記述的名書(shu) 院看來，它們(men) 有的是民間初創，有的在其肇端就有官方背景。民間初創者，如石鼓書(shu) 院是唐元和年間的隱士李寬：“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為(wei) 。”[4]

白鹿洞書(shu) 院始為(wei) 唐人李渤隱居讀書(shu) 之地：“唐李渤之隱居。”[5]東(dong) 林書(shu) 院始為(wei) 宋代楊時講學之所：“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6]而嶽麓書(shu) 院和萬(wan) 鬆書(shu) 院，其初創時即已有官方的背景：嶽麓書(shu) 院是宋代開寶九年（976）“知州事朱洞之所作”；[7]萬(wan) 鬆書(shu) 院則是“弘治初，參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址而改為(wei) 之”。[8]

但是，據這些理學大家的書(shu) 院記述，即使民間創辦的書(shu) 院，其後的重建或者緝修，也均有以地方官主持、參與(yu) 形式表現出來的官方背景。

（一）張栻記嶽麓書(shu) 院

嶽麓書(shu) 院始建於(yu) 宋開寶九年（976），時潭州知府朱洞主持修建。張栻《潭州重修嶽麓書(shu) 院記》曰：“潭州嶽麓書(shu) 院，開寶九年，知州朱洞之所作也。”[9]朱洞之後四十五年，李允則繼任：“後四十有五年，李允則來，為(wei) 請於(yu) 朝，因得賜書(shu) 藏”，即請求中央支持添置圖書(shu) 。

此時的嶽麓書(shu) 院山長是著名的周式：“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yi) 著。”因為(wei) 工作業(ye) 績顯著，周式於(yu) 大中祥符八年（1015）獲得真宗皇帝召見，書(shu) 院也獲賜“嶽麓書(shu) 院”門額：“召見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shu) 院’名，增賜中秘書(shu) ，於(yu) 是書(shu) 院之稱始聞天下。”有了國家最高層的支持，嶽麓書(shu) 院走向第一次鼎盛。後於(yu) 兩(liang) 宋之交遭戰火洗劫。

乾道元年（1165），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劉珙重建嶽麓書(shu) 院，他在安定地方後，“葺學校，訪儒雅，思有以振起”，當地有識之士趁機“合辭以書(shu) 院請”，劉珙清醒認識到重建嶽麓書(shu) 院的重要意義(yi) ：“侯竦然曰：‘是因章聖皇帝所以加惠一方，勸勵長養(yang) 以風天下者，亦可廢乎？’”於(yu) 是“乃命州學教授金華邵穎經紀其事，未半歲而成”，並請名儒張栻主持書(shu) 院。

乾道三年（1167），朱熹來嶽麓書(shu) 院訪問，與(yu) 張栻舉(ju) 行了學術史上有名的朱張會(hui) 講。嶽麓書(shu) 院實現了再一次鼎盛。

（二）呂祖謙記白鹿洞書(shu) 院和朱熹記石鼓書(shu) 院

白鹿洞書(shu) 院為(wei) 朱熹知南康軍(jun) 時，於(yu) 淳熙六年（1179）重建。呂祖謙《白鹿洞書(shu) 院記》錄朱熹語曰：“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yu) 方來乎？”[10]

朱子於(yu) 是“屬軍(jun) 學教授揚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shu) 命某記其成。”朱子又說白鹿洞書(shu) 院曾受到宋太宗的重視：“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ye) 之地也。”他還認為(wei) 宋太宗“於(yu) 汛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仍然“獎勸封殖，如恐弗及”，重視白鹿洞書(shu) 院，是“規摹遠矣”，有更深遠的用意。

據朱熹《衡州石鼓書(shu) 院記》，石鼓書(shu) 院和嶽麓書(shu) 院、白鹿洞書(shu) 院一樣也曾受“皇恩”：“國初時，嚐賜敕額。”[11]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知州潘畤曾複書(shu) 院：“部使者東(dong) 陽潘侯畤德鄜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誌於(yu) 學而不屑於(yu) 課試之業(ye) 者居之。”遺憾卻“未竟而去”。

淳熙十四年（1187）知州宋若水繼之：“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象，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shu) 若幹種若幹卷，而俾郡縣擇遣修士以充入之。”並得到其他地方官響應，他們(men) 或出錢或出地：“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管侯鑒、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齎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落其成焉。”

用時一年有餘(yu) ，書(shu) 院建成，請朱熹作記：“於(yu) 是宋侯以書(shu) 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時朱熹任職江西提點刑獄公事。

（三）王陽明記萬(wan) 鬆書(shu) 院和東(dong) 林書(shu) 院

萬(wan) 鬆書(shu) 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間”。[12]初成於(yu) 弘治初年，主持修建者為(wei) 時浙江省參政周近仁：“參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址而改為(wei) 之，廟貌規製略如學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

改佛家寺廟而為(wei) 儒家書(shu) 院，學宮規製，請孔子後代負責祭祀事宜，主要功能是祭祀孔聖。之後分管官員不斷打理：“有司相繼緝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為(wei) 遊觀之所，而講誦之道未備也。”但也僅(jin) 是遊覽勝地而尚未具備儒學講誦功能。

嘉靖四年（1525），巡按禦史潘景哲為(wei) 廣攬人才，“既簡鄉(xiang) 闈，收一省之賢而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為(wei) 憾，思有以大成之”，於(yu) 是增修萬(wan) 鬆書(shu) 院：“乃增修書(shu) 院，益廣樓居齋舍為(wei) 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贍田若幹頃。”

以“白鹿洞書(shu) 院學規”為(wei) 書(shu) 院教學原則，選拔優(you) 秀人才到書(shu) 院讀書(shu) ：“揭白鹿之規，掄彥選俊，肄習(xi) 其間，以倡列郡之士。”並安排專(zhuan) 職人員負責書(shu) 院的增修工作：“而以屬之提學僉(qian) 事萬(wan) 君汝信。”

得到當時浙江各級官吏的讚同：“藩臬諸君鹹讚厥成，使知事嚴(yan) 綱董其役，知府陳力、推官陳篪輩相協經理。”不久即告完工，並請王陽明作記文：“閱月逾旬，工訖事舉(ju) ，乃來請言以記其事。”

東(dong) 林書(shu) 院，據王陽明《東(dong) 林書(shu) 院記》，沒有石鼓、嶽麓、白鹿洞等被“皇恩”的“高貴”。但在明代，其重用、重修也有一定的官方背景。先是成化年間，後官戶部郎中的邵寶為(wei) 舉(ju) 子時曾聚徒講學其中：“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ju) 子複聚徒講誦於(yu) 其間。”[13]

邵寶出仕後，書(shu) 院由其門人華氏打理：“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為(wei) 書(shu) 院，以昭先生之跡，而複龜山之舊。”邵寶請王陽明為(wei) 東(dong) 林書(shu) 院作記文，時無錫縣令高文豸聽說後也來相請：“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zi) 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跡，以風勵士習(xi) ，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何事？爰畢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

此外，王陽明《稽山書(shu) 院尊經閣記》還記述了時郡守南大吉主持並令山陰縣令吳瀛緝修稽山書(shu) 院事：“越城舊有稽山書(shu) 院，在臥龍西岡(gang) ，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yu) 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yu) 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shu) 院而一新之。”

三、書(shu) 院的儒學傳(chuan) 承性

在宋明理學大家的論述中，辦書(shu) 院的動機不是培養(yang) 科舉(ju) 功利之徒，教學的內(nei) 容不是研究辭章之學，而是培養(yang) 德才兼備的經世致用之才，並和出世的道、佛爭(zheng) 奪意識形態陣地的儒學。

自南宋以來的理學大家們(men) ，張栻、呂祖謙、朱熹等，分別站在其學術立場上，在其書(shu) 院論述中，闡發其儒學的主張。

（一）張栻的“求仁”之學

張栻《潭州重修嶽麓書(shu) 院記》論述的是他的“求仁”之學。其入論曰：“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聖賢者出而開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學為(wei) 先務。至於(yu) 孔子，述作大備，遂啟萬(wan) 世無窮之傳(chuan) 。其傳(chuan) 果何與(yu) ？曰：‘仁也。’”[14]

他說，先聖王之政以教學為(wei) 先，孔聖之傳(chuan) ，以“仁”為(wei) 本，綱領性地提出了“仁”的儒家學統核心地位。

張栻之所以認為(wei) 孔聖之傳(chuan) 以“仁”為(wei) 本，因為(wei) “仁”就是“人心”：“仁，人心也。”[15]是萬(wan) 事萬(wan) 物的本體(ti) 與(yu) 主宰：“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萬(wan) 物者也。”是人視聽言動行為(wei) 、日常生活之道：“今夫目視而耳聽，口言而足行，以至於(yu) 食飲起居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wu) 可乎？”

張栻雖然以“仁”為(wei) 日用之道，但又認為(wei) “求仁”難度很大，因為(wei) 天理和人欲同體(ti) ，要艱難且精心於(yu) 學，才能辨明二者之間的細微差別：“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厘之差，霄壤之謬，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yu) 學以明之。”

張栻以孟子為(wei) “求仁”的表率：“孟氏之發仁深切也。齊宣王見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則教之曰：‘是心足以王矣。’……論堯舜之道，本於(yu) 孝弟，則欲其體(ti) 夫徐行疾行之間，指乍見孺子匍匍將入井之時，則曰：側(ce) 隱之心，仁之端也，於(yu) 此焉求之，則不差矣。”

他現身說法，說自己“嚐試察吾事親(qin) 從(cong) 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知其所以然乎”，並進而主張將自己“求仁”的成果擴而充之，則盡管艱難，仍可得其大體(ti) ：“苟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於(yu) 中，則仁之大體(ti) ，豈不可得乎？”

“求仁”的極致境界，他描述道：“及其至也，與(yu) 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窮，而其初則不遠也。”並說這麽(me) 高妙的境界，其起始卻是日常生活。

概而言之，張栻的“求仁”之學是自日常生活精心體(ti) 察並擴而充之以至無窮，他自己說這是“聖賢所傳(chuan) 之要，從(cong) 事於(yu) 茲(zi) ，終身而後已可也”，可終身而從(cong) 之。並說“求仁”的價(jia) 值不隨出處行藏而改變：“雖若閑居屏處，庸何損於(yu) 我；得時行道，事業(ye) 滿天下，而亦何加於(yu) 我。”

張栻的“求仁”之學，主張天理、人欲並存，但卻沒有“求仁”過程中如何保證不被人欲幹擾而使“求仁”行動始終保持“仁”的純潔性論述。

朱熹在《衡州石鼓書(shu) 院記》中，指出了張栻“求仁”之學於(yu) 實踐層麵的不足：“顧於(yu) 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cong) 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16]並作了補充，強調了實踐的第一性：“然今亦何以他求為(wei) 哉？”

朱熹的理論主張是，在實踐中涵養(yang) 個(ge) 體(ti) 的健全性體(ti) ，體(ti) 察分辨將發之際意識是善念還是惡念：“養(yang) 其全於(yu) 未發之前，察其幾於(yu) 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如此而已矣。”

如果是善念就付諸實踐，如果是惡念就摒除克去。“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就是“存天理，去人欲”。可見，朱熹是以“存天理，去人欲”之法保證“求仁”過程中“仁”的純潔性，嚴(yan) 密了張栻“求仁”之學的邏輯性。

（二）呂祖謙的“史溯”之學

朱熹對呂祖謙之學有經典評價(jia) ：“伯恭於(yu) 史分外仔細，於(yu) 經卻不甚理會(hui) 。”[17]和朱熹、張栻不同，呂祖謙的理學是通過史學建構的，故可謂之史學理學。這也體(ti) 現在他《白鹿洞書(shu) 院記》的理學論述中。

呂祖謙說他聽長輩們(men) 說：“某竊嚐聞之諸公長者。”[18]“諸公長者”為(wei) 誰，沒有明確，這是典型的說史文風。說的內(nei) 容是書(shu) 院的起源：“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阨，學者尚寡。海內(nei) 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間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wei) 尤著，天下所謂四書(shu) 院者也。”

說書(shu) 院起源於(yu) 北宋初年，因為(wei) 當時新經戰亂(luan) ，儒家學者還不夠多，其先行者們(men) 聚集山林，擇地講學，於(yu) 是形成了嵩陽、嶽麓、睢陽、白鹿洞四大書(shu) 院。開國君主崇尚儒術，支持書(shu) 院建設：“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shu) ，命之祿秩，錫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

當此之時，士風質樸，“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yi) 而不偷，守訓故而不鑿”，雖然學術研究尚未深入，“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而質樸恰為(wei) 進德的好材料：“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

到了慶曆、嘉佑年間，儒學實現了從(cong) 量變到質變，得到係統梳理，表現為(wei) 二程、張載等大師並起，儒學統係明確起來：“慶曆、嘉佑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yu) 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yu) 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yu) 是乎可考。”

熙寧初年，程顥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的人才培養(yang) 、考察和推舉(ju) 之法：“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製，教養(yang) 考察，賓興(xing) 之法，綱條甚悉。”可惜因王安石新學興(xing) 起而被擱置：“不幸王氏之學方興(xing) ，其議遂格，有誌之士未嚐不歎息於(yu) 斯焉。”

時至於(yu) 南宋高宗建炎間，朝廷重又尊崇理學，於(yu) 是關(guan) 、洛之學被救起於(yu) 麵臨(lin) 剪滅之際：“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關(guan) 、洛緒言稍出於(yu) 毀棄剪滅之餘(yu) 。”

呂祖謙指出時下青年學子不能遵循程、張理學的路徑，而是好高騖遠走了王安石新學的老路，和白鹿洞書(shu) 院繼承關(guan) 洛之學的宗旨不相一致：“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qin) 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躐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chuan) 習(xi) ，道之者或鮮矣。”

因而呂祖謙勸告白鹿洞書(shu) 院的士子要以此為(wei) 契機，研習(xi) 發揚關(guan) 洛理學，以報答朱熹重建書(shu) 院的良苦用心：“此邦之士，盍相與(yu) 揖先儒淳固愨實之餘(yu) 風，服《大學》‘離經辨誌’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陵[19]開迪樂(le) 育之大德，則於(yu) 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20]

（三）王陽明的“良知”之學

王陽明在《萬(wan) 鬆書(shu) 院記》中引入的則是他的“良知”之學。他先解釋說“古聖賢之學”的“明倫(lun) ”之學，即《尚書(shu) ·大禹謨》中傳(chuan) 統儒學堯、舜相授受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說“斯明倫(lun) 之學矣”。[21]

他進而論述說，“道心”就是真誠之心：“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偽(wei) 矣。”人心則是虛偽(wei) 之心。在沒有受到虛偽(wei) 幹擾的前提下，作為(wei) 本體(ti) 的“道心”自然地表現出來：“不雜於(yu) 人偽(wei) ，率是道心而發之於(yu) 用也。”

其表現為(wei) “情”則是喜怒哀樂(le) ；表現為(wei) 事則為(wei) “中節之和”的“禮”：“以言其事則為(wei) 中節之和，為(wei) 三千三百經曲之禮。”表現為(wei) 倫(lun) 常則是“父子之親(qin) ，君臣之義(yi) ，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王陽明說自然、社會(hui) 之道不外乎此：“而三才之道盡此矣。”

所以“舜使契為(wei) 司徒以教天下”，教的就是“明倫(lun) ”。王陽明將此“明倫(lun) ”之學引導到他的心學的“良知”之學上來，以“道心”為(wei) “良知”：“是固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意，無不知愛其親(qin) 者也。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故而他說：“是明倫(lun) 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他將明倫(lun) 之學視作社會(hui) 安定團結的根本，說“人倫(lun) 明於(yu) 上，小民親(qin) 於(yu) 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故而“明倫(lun) 之外無學矣”。

以有利於(yu) 社會(hui) 安定團結為(wei) 本體(ti) 的“明倫(lun) ”之學為(wei) 正學，以“外此而學者”為(wei) “異端”，“非此而論者”為(wei) “邪說”，“假此而行者”為(wei) “伯（按：霸）術”，“飾此而言者”為(wei) “文辭”，“背此而馳者”為(wei) “功利之徒，亂(luan) 世之政”。

王陽明還說，即使科舉(ju) ，也要以此道德人格修養(yang) 的“明倫(lun) ”為(wei) 前提：“雖今之舉(ju) 業(ye) ，必自此而精之，而謂不愧於(yu) 敷奏明試。”仕進為(wei) 官更要以此為(wei) 前提：“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天忝於(yu) 行義(yi) 達道。”這也是國家、政府官員建書(shu) 院的初心：“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shu) 院以興(xing) 多士之盛心。”

四、對官學道德教育不足的補充性

關(guan) 於(yu) 書(shu) 院的修建動機，王陽明以“匡翼學校之不逮”精辟指出。“匡翼學校之不逮”者，義(yi) 為(wei) 補充政府所辦學校教育之不足。但在其之前，宋代的理學前驅們(men) ，如張栻、朱熹等，就有這一精神的論述。

張栻的《潭州重修嶽麓書(shu) 院記》說嶽麓書(shu) 院重修的目的，既不是把士子們(men) 召集來進行空談、為(wei) 科舉(ju) 考試做準備：“豈特使子群居佚談，但為(wei) 決(jue) 科利祿計乎？”也不是鍛煉文辭的工整：“亦豈使子習(xi) 為(wei) 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而是要培養(yang) 能發揚光大儒家思想的經世濟民之才：“欲成就人才，以傳(chuan) 道而濟斯民。”[22]

（一）朱熹從(cong) 爭(zheng) 奪意識形態陣地出發

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軍(jun) 時，重建白鹿洞書(shu) 院。他重建白鹿洞書(shu) 院的根本動機，也是要發揚光大儒家思想，培養(yang) 經世濟民人才，隻不過他的理論視角在於(yu) 和被視為(wei) 異端邪說的道教、佛教爭(zheng) 奪陣地上。

因為(wei) 道教、佛教教人出世，其培養(yang) “人才”的目的不在於(yu) 經世濟民，故而不利於(yu) 社會(hui) 的安定團結、長治久安。這是朱熹向上申請重修白鹿洞書(shu) 院的文書(shu) 闡明的。

朱熹上書(shu) 中央政府的《申修白鹿洞書(shu) 院狀》說，兵火之後，廬山的百十所佛教寺廟、道教宮觀均已修葺一新：“廬山山水之勝甲於(yu) 東(dong) 南，老佛之居以百十數，中間雖有廢壞，今日鮮不興(xing) 葺。”

而儒家聖學的道場雖“獨此一洞”，卻“廢壞不修至於(yu) 如此”，故而他說這是他作為(wei) 地方行政長官的責任：“長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責。”[23]其《繳納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狀·四》也這樣說：“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兵亂(luan) 之餘(yu) ，次第興(xing) 葺，鮮不複其舊者，獨此儒館莽為(wei) 荊榛。”[24]

《延和奏劄七》是朱熹麵奏孝宗的劄子。他當麵就時人的疑慮和譏笑，“然竊意有司所以不能無疑於(yu) 臣之請，固未必皆如譏笑者之言，殆必以為(wei) 州縣已有學校，不必更為(wei) 煩費耳”，向時君作解釋，重申看重建白鹿洞書(shu) 院，與(yu) 道、佛爭(zheng) 奪意識形態陣地的陳情，“如其果然，則臣請有以質之”：“夫先王禮義(yi) 之官與(yu) 異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

三綱五常之教與(yu) 無君無父之說，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宮遍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已。至於(yu) 學校，則一郡一縣僅(jin) 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複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於(yu) 如此，則於(yu) 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

他的論據是量上的比較，和道教宮觀、佛教寺廟相比，以儒家聖學為(wei) 指導思想的官學，在縣的層麵是以一敵十，在州郡層麵則以一敵千矣！故而其結論為(wei) ：“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於(yu) 如此。則於(yu) 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25]

可見，在朱熹這裏，他從(cong) 爭(zheng) 奪意識形態陣地出發，論證了修白鹿洞書(shu) 院動機上對官學的補充作用。此外，他還從(cong) “為(wei) 己之學”出發，論證了書(shu) 院對官學的補充，這在其所作《衡州石鼓書(shu) 院記》中。

（二）朱熹從(cong) “為(wei) 己之學”出發

淳熙十四年（1187）四月，朱熹作《衡州石鼓書(shu) 院記》，從(cong) “為(wei) 己之學”出發，論述了建立書(shu) 院的補充官學之不足的動機。“為(wei) 己之學”典出《論語·憲問》：“古之學者為(wei) 己，今之學者為(wei) 人。”[26]

“為(wei) 己之學”即為(wei) 學的目的在於(yu) 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yang) ，“為(wei) 人之學”即為(wei) 學的目的在於(yu) 外在功利的獲取。在傳(chuan) 統儒家這裏，“為(wei) 己之學”的修德動機顯然高於(yu) “為(wei) 人之學”的功利動機。

朱熹說前代書(shu) 院建立的原因是政府不辦官學，有誌向的儒士不得已，而隻好自發建立書(shu) 院、研修儒學：“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yu) 學，往往相與(yu) 擇勝地，立精舍，以為(wei) 群居講習(xi) 之所。”[27]

因為(wei) 儒學的經世致用性，這些書(shu) 院，石鼓、嶽麓、白鹿洞等，受到政府的褒揚：“而為(wei) 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時至宋朝前中期的慶曆、熙寧時，遍布全國的官學體(ti) 製完備：“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遍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跡之蕪廢，亦其勢然也。”

書(shu) 院也失去了存在的價(jia) 值而舊跡荒蕪，僅(jin) 隻作為(wei) “文物”被保存：“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但是到了當下，官學的性質發生了褪變，其考核師生不再重視道德品行：“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嚐考其德行、道藝之素。”

教學內(nei) 容是“世俗之書(shu) ，進取之業(ye) ”，培養(yang) 出來的是功利之徒：“使人見利而不見義(yi) 。”重視道德修養(yang) 者以之為(wei) 羞：“士之有誌於(yu) 為(wei) 己者，蓋羞言之。”避之唯恐不及，“常欲別求燕閑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石鼓書(shu) 院之修建，恰是對道德教育需求的正麵回應：“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yu) 斯役而不敢憚其煩。”

所以朱熹說他作此文有兩(liang) 個(ge) 目的：一是告知後人，石鼓書(shu) 院的辦學目的是培養(yang) 為(wei) 己之學的道德人才，“毋以今日學校科舉(ju) 之意亂(luan) 焉”；二是提醒政府職能部門，官學的實際已經違背了其初心，其科舉(ju) 之教，已經培養(yang) 不出德才兼備的人才，而隻能培養(yang) 出唯利是圖的功利之徒，“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ju) 之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為(wei) 適然而莫之救也”。

總體(ti) 而言，朱熹認為(wei) ，辦書(shu) 院不同於(yu) 官學的科舉(ju) 之教的功利動機，而是“為(wei) 己”之學的道德修養(yang) 動機。對此，張栻在《嶽麓書(shu) 院記》評價(jia) 道：“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張栻之論見上文）。

（三）王陽明“匡翼夫學校之不逮”的提出

嘉靖四年（1525），王陽明作《萬(wan) 鬆書(shu) 院記》。在辦書(shu) 院的目的和動機上，王陽明論述得最為(wei) 明白，即提出“匡翼學校之不逮”之說並展開論述。

王陽明說盡管當時自上而下已經建立了完備的官學體(ti) 製：“惟我皇明，自國都至於(yu) 郡邑鹹建廟學，群士之秀，專(zhuan) 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yu) 學校之製，可謂詳且備矣。”[28]

但是在“名區勝地，往往複有書(shu) 院之設”，是因為(wei) 書(shu) 院可以補充學校教育的不足：“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具體(ti) 是補充官學道德教育的缺失。

他說，自古以來教育的第一目的是道德倫(lun) 常，即“明倫(lun) ”教育：“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lun) 。”這也是官學的核心精神：“今之學宮皆以‘明倫(lun) ’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嚐非三代意也。”

但是由於(yu) 要應付科舉(ju) 考試，官學教育以辭章之學為(wei) 主，道德教育名存實亡：“科舉(ju) 功名利祿的追去，然自科舉(ju) 之業(ye) 盛，士皆馳鶩於(yu) 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sang) 分惑其心，於(yu) 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複知有明倫(lun) 之意矣。”有識之士看到了問題，“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複之”，於(yu) 是有了“書(shu) 院之設”。

王陽明又以入書(shu) 院就學的士子口吻自設問答，闡明書(shu) 院的道德教育動機：“士之來集於(yu) 此者，其必相與(yu) 思之曰：‘既進我於(yu) 學校矣，而複優(you) 我於(yu) 是，何為(wei) 乎？寧獨以精吾之舉(ju) 業(ye) 而已乎？便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嚐不可以精吾之業(ye) 。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於(yu) 人之從(cong) 而趨之也。是必有進於(yu) 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

換言之，王陽明認為(wei) ，書(shu) 院不是以應付科舉(ju) 考試的辭章之學的精益求精為(wei) 目的，因為(wei) 這個(ge) 在官學即可做到；也不是以激勵士子的進取精神為(wei) 目的，因為(wei) 士子們(men) 本來已經有很強的進取心；書(shu) 院是超越辭章技能、進取精神而通過研修“古聖賢之學”的道德人格修養(yang) 教育。他說所謂的“古聖賢之學”就是“明倫(lun) ”：“古聖賢之學，明倫(lun) 而已。”

由上可見，在辦書(shu) 院動機的“匡翼學校之不逮”上，宋明理學大家，張栻、朱熹和王陽明的論述是一致的。在出發點上，有與(yu) 道、佛爭(zheng) 奪意識形態陣地和“為(wei) 己之學”的兩(liang) 個(ge) 層麵。這也體(ti) 現在王陽明正德八年（1513）作的《東(dong) 林書(shu) 院記》中。

東(dong) 林書(shu) 院址無錫，北宋大儒楊時講學之地。楊時去世後，“其地化為(wei) 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於(yu) 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29]王陽明感歎道，如果其後有楊時這樣的大儒相繼講學於(yu) 其中，則“豈遂淪入於(yu) 老佛詞章”。

退一步說，即使沒有如楊時般大儒講學其中，而其後學能夠經常修葺書(shu) 院以備問道之用，則“亦何至淪沒於(yu) 四百年之久”。再退一步說，即使沒有楊時後學打理書(shu) 院，若地方官能夠履行自己風化一方的責任而對書(shu) 院善加維護，則“書(shu) 院將無因而圮，又何至化為(wei) 浮屠之居而蕩為(wei) 草莽之野”。

五、結語

中國傳(chuan) 統書(shu) 院盡管為(wei) 民間教育機構，但因其儒家經世致用價(jia) 值觀和官方一致，得到官方認可與(yu) 支持，特別宋代，所謂的四大書(shu) 院均得最高“皇恩”禮遇。書(shu) 院以成人為(wei) 教育對象，以傳(chuan) 統儒學的聖賢君子人格修養(yang) 為(wei) 研習(xi) 內(nei) 容，彌補官學重科舉(ju) 考試所需辭章的技能教育而於(yu) 道德人格教育的不足。

就書(shu) 院的當下意義(yi) 來說，“隨著中國教育界對現代高等教育係統的功能及價(jia) 值反思的不斷深入，對書(shu) 院的價(jia) 值及其在當代複興(xing) 的意義(yi) 也不可避免地會(hui) 進行重新思考，其必要性顯而易見”。[30]

還有專(zhuan) 家指出，討論書(shu) 院：“並非完全否定現代大學製度。麵向二十一世紀，毫無疑問，現代大學仍是主流。問題在於(yu) ，傳(chuan) 統的書(shu) 院教育，是否能為(wei) 我們(men) 提供某種思想資源?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31]可見，當下學界仍然對書(shu) 院在補充官學道德於(yu) 人格修養(yang) 教育上的不足功能持肯定態度。

可以說，在宋代理學大家，張栻、呂祖謙、朱熹的書(shu) 院記述那裏，側(ce) 重聖賢君子人格修養(yang) 於(yu) 科舉(ju) 技能的超越性，而多未及於(yu) 二者之間關(guan) 係的正價(jia) 值論述，倒是王陽明於(yu) 此有“聖學無妨於(yu) 舉(ju) 業(ye) ”[32]之論。這應試對時人在書(shu) 院研習(xi) 儒家聖學，是否會(hui) 影響科舉(ju) 考試，或者說對科舉(ju) 考試有害的疑問的回答。

王陽明說聖賢之學不惟對科舉(ju) 考試沒有害處，不會(hui) 影響科舉(ju) 考試取得好成績，並且還會(hui) 大有益處：“豈特無妨，乃大益耳！”

因為(wei) 王陽明是將在書(shu) 院中研習(xi) 而得，以其“良知”之學為(wei) 內(nei) 核的傳(chuan) 統儒學的聖賢人格修養(yang) ，以及經世致用價(jia) 值觀，用在官學中訓練出來的辭章之學表現出來，以實現科舉(ju) 應試之作的文質彬彬，將是書(shu) 院“匡翼學校之不逮”，補充官學於(yu) 道德人格教育上的不足的最有價(jia) 值實現。

這可由史實，嘉靖四年（1525），王陽明的兩(liang) 個(ge) 門人，稽山書(shu) 院的錢楩與(yu) 魏良政“並發解江、浙”，分別舉(ju) 江蘇、浙江鄉(xiang) 試的證。

注釋：

[1]季蒙、謝冰：《胡適論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頁。

[2]朱漢民：《南宋書(shu) 院的學祠與(yu) 學統》，《湖南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5年第2期。

[3]《萬(wan) 鬆書(shu) 院記》，《王陽明全集》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53頁。

[4]《衡州石鼓書(shu) 院記》，《朱子全書(shu) 》第24冊(ce)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2頁。

[5]《白鹿洞書(shu) 院記》，《呂祖謙全集》第1冊(ce)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頁。

[6]《東(dong) 林書(shu) 院記》，《王陽明全集》卷2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98頁。

[7]《潭州重修嶽麓書(shu) 院記》，《宋集珍本叢(cong) 刊》第60冊(ce) ，線裝書(shu) 局2004年版，第76頁。

[8]王陽明：《萬(wan) 鬆書(shu) 院記》，第252頁。

[9]本段引文均見張栻：《潭州重修嶽麓書(shu) 院記》，第76頁。

[10]本段引文均見呂祖謙：《白鹿洞書(shu) 院記》，第99頁。

[11]本段引文均見朱熹：《衡州石鼓書(shu) 院記》，第3782-3784頁。

[12]本段引文均見王陽明：《萬(wan) 鬆書(shu) 院記》，第252頁。

[13]本段引文均見王陽明：《東(dong) 林書(shu) 院記》，第898頁。

[14]張栻：《潭州重修嶽麓書(shu) 院記》，第76頁。

[15]本段引文均見張栻：《潭州重修嶽麓書(shu) 院記》，第76頁。

[16]本段引文均見朱熹：《衡州石鼓書(shu) 院記》，第3783-3784頁。

[17]《朱子語類》卷122，中華書(shu) 局1986年版，第2951頁。

[18]本段引文均見呂祖謙：《白鹿洞書(shu) 院記》，第99-100頁。

[19]熙陵，即永熙陵，宋太宗陵寢名，代指宋太宗。

[20]呂祖謙：《白鹿洞書(shu) 院記，第100頁。

[21]本節引文均見王陽明：《萬(wan) 鬆書(shu) 院記》，第253-254頁。

[22]張栻：《潭州重修嶽麓書(shu) 院記》第76頁。

[23]《申修白鹿洞書(shu) 院狀》，《朱子全書(shu) 》第21冊(ce)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05頁。

[24]《繳納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狀·四》，《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757頁。

[25]朱熹：《延和奏劄七》，《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53-654頁。

[26]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shu) 局1980年版，第154頁。

[27]本段引文均見朱熹：《衡州石鼓書(shu) 院記》第3783頁。

[28]本節引文均見王陽明：《萬(wan) 鬆書(shu) 院記》，第252-253頁。

[29]本段引文均見王陽明：《東(dong) 林書(shu) 院記》，第898頁。

[30]程方平，王豔芳：《中國書(shu) 院複興(xing) 的當代價(jia) 值》，《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6年第5期。

[31]陳平原：《大學何為(wei)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0頁。

[32]本段引文均見《年譜三》，《王陽明全集》卷35，第1291-1292頁。

責任編輯：劉君